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废之我见

第一篇：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废之我见

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废之我见

我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应当保存，但需要对其进行改革！

审判委员会制度最早源于新民主主义时期，于1955年正式在全国各地成立。他是新中国司法改革以及数千年封建司法制度的产物，同时它的设置又参考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司法制度。

在其成立初期，符合新中国法律意识淡薄以及法律人才极度缺乏的国情，取得了很多成就：

1.在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者疑难案件和解决其他有关审判工作问题等方面成就巨大；

2.由于审判委员会采取的是集体评议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相对抑制了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

3．在其总结经验的指导下有利于同类案件的审判，提供了类似于司法判例的作用，避免了很多同罪不同罚的问题；

4.监督案件审判，集体决策，保证了案件质量，提高很多“法盲”式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

1.与公开审判的原则相违悖；

2.由于其组成人员的名单不公开，导致原被告人请求回避的权利被架空；

3.由于审而不判，判而不审，单方面听取报告判案，易出现司法武断，导致最终结论的片面性，同时由于集体判案，也不利于“错案追究制度”；

4.多人开会决定，而且是对于自己不精通的法律案件作出决定，易产生程序延迟，降低司法效率；

5.由于对于重大疑难案件等没有设立一个合理标准，容易导致法官懈怠，作为推卸责任的挡风墙。

在我个人看来，尽管中国的司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公民法律意识淡薄，司法不公等现象在未来依然长期存在，因此审判委员会仍旧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但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以便更好的奉献于我国的法治事业。

第一，将审判权归还合议庭，由法官独自审判案件，些许由审判委员会判决的重

大疑难案件需由审判委员会成员集体参与案件的审判（以陪审团形式陪审或直接主导审判工作），严格执行审判一致原则；

第二，对于重大疑难案件设立统一规定的标准，如只有法定刑为死刑，8年以上

有期徒刑的案件，涉及同级国家机关的案件，贪污受贿金额达千万元人民币这些案件由审判委员会审判；

第三，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需要向外界公开，不得违反回避制度；

第四，审判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总结案件审判经验，指导案件审判和审判人员组

织等，将同类案件进行归纳，作为同类案件的量刑参考；

第五，取消审判委员会的行政化，实现其组成人员的专业化；

第六，遵循议事公开原则，强化指导功能，弱化对判决的决定功能。

第七，对于影响力大，社会危害性大的案件也需要集体参与庭审，确定审判委员

会组成人员的规模，由审判委员会审判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追究集体责任，要求集体辞职，降职等。

我相信改革后的审判委员会能够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法治事业！

第二篇：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

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

发布时间：2009-03-31 21:39:35

一、为完善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规范审判委员会工作秩序，切实发挥审判委员会职能作用，制定本制度。

二、审判委员会的职责。

1、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下列案件：

（1）刑事、民事、行政、执行案件中法律政策依据不明确的案件；重大疑难、新类型案件；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涉众、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的案件；

（2）院长发现本院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再审的案件；

（3）对不合格案件、违法审判案件的确认。由审判委员会委员采取无计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票决。案件的范围包括上级法院发改、再审的案件，本院院长提起再审改判的案件，国家赔偿案件及本院评查中发现的不合格案件；

（4）院长认为有必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其它案件。

2、审判委员会讨论下列有关审判工作问题：

（1）总结审判工作经验，分析问题，研究对策，指导全局工作；

（2）研究本院审判工作的计划、安排和工作思路；

（3）审议批准审判工作制度和规范；

（4）对当事人申请本院院长回避作出决定；

（5）对各庭局的有关法律问题的请示进行研究；

（6）院长认为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其它审判问题。

三、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院长因故不能参加时，委托副院长主持。

四、经院长决定，有关审判人员可以列席审判委员会，介绍情况，回答询问。

五、审判委员会就案件审理报告中认定的事实、证据、适用法律进行研究，因主审人应报告而没有报告的案件事实、证据，或主审人不如实汇报案情，而导致案件裁判不公的，由主审人承担错案责任。

六、审判委员会成员对研究的案件，如有诉讼法规定回避情形的，应当自行提出回避申请，是否准许由院长决定。

七、与会人员必须严格保守审判委员会机密。

八、承办人对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至迟在2/3法定审限内将案件审理报告及卷宗交所在庭（局）长，庭（局）长在三日内阅卷审查后交分管院长审查，分管院长在五日内审查决定是否交案件审查组审查。

九、案件审查组审查成员审查案件，应当阅卷并出具书面审查意见，审查组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报院长批准。审查组每位成员阅卷时间为三日。

十、审判业务庭对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须在审判委员会例会前三日按委员人数向研究室呈送案件审理报告。

十一、会议结束后除研究室留一份存档外，一律收回销毁。

十二、审判委员会会议记录由研究室保管，年终交档案室归档。

十三、本制度由研究室具体负责落实。

第三篇：劳动教养制度存废争议

背景资料：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自萌芽、发展到成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解放初期至1956年

这一阶段是新中国初始建立的时期，政府着重改造社会“渣滓”和旧社会妇女，被收容的对象大都是旧社会遗留下的散兵游勇、乞丐、灾难民以及小偷、妓女和贩毒或吸毒者及惯偷和诈骗者。

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暗娼，成为当时转化妓女工作的主要指导方针政策。以1951年11月到1958年的上海为例，7513名妓女和街头暗娼先后接受了教育改造，她们全部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旧上海的娼妓制度被铲除。

第二阶段：1956年至1957年

1956年，党中央清查出暗藏在企事业单位中的反革命分子10800多名，对其中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留用的人员处理成了难题——放到社会上会增加失业人口；继续留用又有风险。为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于是将他们集中在一个场所，进行改造教育，由国家发给一定工资。此阶段的劳动教养对象是根据政治需要，确定什么样的人应该被劳教。

1956年，党中央专门就劳动教养发出指示，要求各省市立即筹办一个相当规模的劳动教养机构，此后，各省市陆续建立了劳动教养机构，办起了劳动教养。

第三阶段：1957年至今

195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劳动教养制度正式成立。当时的法制环境是国家没有出台《刑法》，因此刑事政策上需要一个对应性的措施；劳动教养对象单一，仍主要限于内部肃反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只有轻罪不够判刑的其他坏分子。

1979年，国务院公布《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0年国务院公布《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1982年转发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之后的1991年到1993年，司法部陆续发布了一些关于劳动教养管理、教育工作的专门性规章。劳动教养职能由安置就业向强化处罚转变。此后，立法又将强制戒毒后的复吸人员、卖淫人员等归为劳动教养的对象。

正文：

收容遣送制度继多年的争论终于在2003年被废止之后，劳动教养制度的存与废又空前活跃地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继200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127名代表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劳动教养立法》的议案，2004年3月7日，《违法行为矫治法》被明确表示已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劳动教养制度的变革序曲正式奏响。

变革动因

1957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至今已有47年，仍然在调整着今天的社会生活。47年来，劳动教养制度基本沿用了最初的设计思路，未做大的变动。

“高墙林立，如同监狱。”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劳教管理系主任、副教授高莹形容他曾在东北某地劳动教养所实地考察时的感受，“从这样的执行方式上看，很难找到劳动教养与监管改造罪犯刑罚执行模式的区分。”

劳动教养制度对被教养人员的执行方式以限制其人身自由作为核心，这成为截至目前，劳动教养制度最为人诟病的症结之一。我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只能由法律规定。法律的概念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而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出自于国务院，其效力相比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要低，无权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这一点，使劳动教养限制人身自由的执行方式自2000年7月1日《立法法》生效之日起，突然陷入了不合法的窘境。

限制人身自由的执行方式使劳动教养制度损害了法制的严肃性，在事实上造成了：一些被劳动教养的人失去人身自由的时间，甚至会长于因犯罪被法院判处实刑的犯罪分子，违反了惩罚理论中的刑罚与罪行相适应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仁文博士指出，这会造成“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给人造成逻辑上的混乱。

劳动教养制度另一个为人诟病的症结在于：在很多地方的实践中，公安机关既是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又是劳动教养的复查机关，缺乏应有的监督。“这种机制不仅不利于保证劳动教养案件的审判质量，更容易损害到劳动教养人员的基本权益。”刘仁文一直在思考劳动教养制度，他认为公安机关在劳动教养上拥有过大的权力，使劳动教养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混乱性。

“有些案件有罪的证据不充分，公安机关为避免被检察机关退回，就干脆不移送检察机关，而送去劳动教养；还有的案件，检察机关已经做出不起诉的决定，按照新的刑事诉讼法就应当立即释放，但公安机关有时不但不放人，反而送去劳动教养！”刘仁文将此现象归结为劳动教养的制度弊端，“劳动教养成了一个筐，什么人都可以往里装。”

作为执行劳动教养制度的最高机构，司法部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了劳动教养制度的走向问题，并将此作为程序法重点课题研究项目予以立项。2001年，有学者承接了这个项目，开始进行劳动教养制度变革走向的研究。

两派主张

“劳动教养制度需要找到一种既公正、又合理的解释，明确其应有的法律地位。”抱着这样的目的，高莹与其他学者一起，投入了司法部关于劳动教养制度走向的这一课题。

毋庸置疑的是，劳动教养制度的变革已迫在眉睫。争论在于，是创新还是废止？创新派主张在原有的劳动教养制度的基础上，保持基本框架不动，做适当的修改，使之更加符合时代的内涵；废止派则主张废除现有的劳动教养制度，重新设立一套适用于矫治轻罪者行为的体系，或者用一套新的体系来完全取代现有的劳动教养制度。

高莹似乎应被归为创新派，在他看来，劳动教养制度还应继续存在下去，它需要的是与时俱进而非完全废止。

“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实施了47年，在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共有340个劳动教养管理所，规模上可以容纳30余万名劳教人员。”高莹强调，劳动教养制度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不应被抹杀，而创新可以改变其制度的弊端，“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我国就已经着手对劳动教养的执行模式进行改革了。”

山东省第一劳教所于1984年开始探索试行“开放式”的劳教执行方式，广东省广州市潭港劳教所自2001年尝试对本地劳动教养人员实施周末放假，对外埠劳动教养人员实行在劳教所区域内自由休假的执行方式，每周一天劳教所全方位开放，接受各种调查和访问，力图探索通过创新劳动教养的执行模式推动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

当然，这种尝试是否可以被大范围推广，高莹持谨慎态度，“一些被劳教人员在某种程度上仍对社会具有潜在的社会危害。”然而这种求变的努力始终未断。

据记者了解，作为劳动教养制度的执行部门，司法部将于今年就劳动教养的执行模式召开专门的研究会议，力图在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上有更大突破。国际刑法学协会北京分会会议也将在今年探讨刑事诉讼原则在纪律处分中的运用，其中涉及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

对于应该怎么创新，高莹认为，在保留现有劳动教养制度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劳教人员的违法事实、改造表现和身心状况等条件，尝试把管理分为封闭式、半开放式和开放式三个阶段，分别体现不同的强制和民主管理程度。进入开放式阶段的劳教人员可享受法定假日、回家住宿、外出学习劳动等待遇，甚至可以让他们在劳教所附近地区参加社会公益性活动。

“还要为劳动教养人员提供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以劳教人员劳动贡献为主要依据，可以实行计时制和计件制，适当提高报酬标准，特别是将学习与劳动结合起来，使劳教人员掌握一技之长，为他们回归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刘仁文的主张似乎应被归为废止派，但他更强调自己观点中的“取代”二字，他认为自己坚持的这种取代是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大改”——以一种全新的模式完全取代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

“取代的模式应该更类似于国际上通行的„保安处分‟，”刘仁文对记者阐述了他的观点，“这种模式不是一种刑罚，也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应当是一种介于刑罚和行政处罚之间独立的行为，是对刑罚和行政处罚的补充。”

对于这种“取代”如何实现，刘仁文设想的步骤是：首先应该将其类型化、法定化，在程序上应当由法官对这种处分进行中立裁判，“这就类似于国外的„轻罪审判‟。”

未来走向

在刘仁文看来，将《违法行为矫治法》纳入立法规划的潜台词是：劳动教养制度将被取代。

“它强调违法行为矫正治疗，强化了对违法行为的感化和教育作用，从这点来说，这部法律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能更加充分地保障违法行为人的人身权益。”刘仁文对记者说，“这将是一部取代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从效力上高于以往的行政法规，剔除了教养以强迫劳动为主要形式的特点，既突出了法律的效力，同时与国际接轨，又能更好地涵盖今后

对于违法行为的处置。”刘仁文认为，必须要以一种新的以人为本的模式，来取代现有的劳动教养。

而高莹的看法显然与刘仁文不同，“行为矫治事实上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而劳动教养是一个综合的范畴，除行为矫治和心理矫治外，还包含相应的思想教育、社会人文知识教育以及社会规范教育及法治教育等。行为矫治只是劳动教养制度中的一部分。”

高莹认为，《违法行为矫治法》不足以涵盖整个劳动教养制度的变革，单纯强调矫治效果只能是本末倒置。

在“创新”的主旨和保留劳教制度的前提下，高莹对劳动教养制度今后的立法走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今后的劳动教养模式应改变现在的单

一、封闭、强制为主的传统形式，广泛与医疗救护、教育辅导、行为矫治、社会化规范等多种模式结合。在这种大方向下，我个人认为，劳教制度改革的重点应该向„设置法‟发展，针对不同劳教人员的不同设施，分别进行立法。”

他以日本“辅导院”为例，“日本的„辅导院‟专门把„辅导处分‟(类似于我国的劳动教养)的对象在法律上进行了明确的限定，只适用于„对劝诱卖淫等罪暂缓实行徒刑及监禁的，20岁以上的妇女‟。”

而实际上，这种“设置法”在我国也有了相应的实践，如湖南省新开铺劳教管理所对强制戒毒的劳教人员采取了国际上通行的TC戒毒模式，针对特定的劳教对象设立了特定的劳教模式。“„设置法‟的设想应是对这些特别教养场所的设置和执行分别做出详细的规定。”高莹补充说。

针对普通劳教对象，高莹则建议立法中更突出“教育”的模式，“应该向职业教育方向转变，促进劳教人员再社会化。”高莹认为，可以广泛采用现有的网络远程教学和电视教育进行这项职业教育，在劳教所里建立教育平台，这样不仅节省了有效的社会教育资源，而且变劳教期为学习期，强化矫正过程中受矫正人员的职业教育意识，培养他们的一技之长。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利荣则认为，并非所有的制度立法都将在社会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尤其目前的劳教制度不过是社会被迫采用的一种法律形式，无论劳动教养制度是创新或者废止，调整的方式仍是以社会治安需要为主轴线。

“可以在改革的基本思路下，保留劳动教养的运作。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就是除强制治疗和戒毒教养外，其他的教养形式会被逐渐淡化，甚至被搁置。”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相信不是坏事，因为这表明了整个社会具备了自身预防犯罪、净化社会治安的强大能力，自身足以应对犯罪风险，再不必继续付出昂贵的制度代价了。”王利荣说。(本文由《方圆》杂志提供/记者 赵 磊 特约记者 徐敢利)

第四篇：之刍议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

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之刍议

王毅

提要: 审委会是我国司法制度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长期以来他为维护公平和正义，确保司法公正发挥了积极地作用。但是，这种制度存在一些不合理的问题，缺乏公开性、监督性，不利于专业化建设等。在实践中亟需加以完善。作者认为:审委会必须实行专业化管理，由专职审判人员组成，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开原则，维护司法公正。

法院审判委员制度是司法审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是一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最高审判组织。多年来，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运行着，审委员的组成人员由院级领导和部分业务庭的负责人员构成，按照“一州管三县”的方式，统辖刑事、民商事、行政、执行等各类案件，在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的管理和监督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与这种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发展，审委会制度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在注重诉讼活动的民主、注重对当事人的同等尊重、注重裁判过程的公开和透明的新的司法理念日趋形成的情况下，无论是从增强审判工作的透明度、还是从专业化要求上，审委会制度的不足和缺陷已彰明较著的确需要进一步补缺和完善。藉此简述自己对法院审委会制度完善之建议，与同仁商榷。

一、审委会制度存在的弊端

审委会制度存在的不足也就是存在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委会讨论案件太多，没有充分发挥合议庭职能作用，滋长合议庭将矛盾上交之弊。《人民法院组织法》对审委会职能作了明确规定，主要是讨论决定拟判处死刑、死缓、无期徒刑;重大、疑难、复杂或新类型的案件;合议庭在适用法律上有重大意见分歧的。其它案件均无需报审委会讨论，使审委会有充分的时间总结和研究审判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对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进行有效的指导和监督，提高法院法官的整体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水平。但是，长期以来，大多数审委会都是以讨论案件为

主，其数量一直居高不下，使审委会根本无暇顾及对法院全局性工作的宏观指导和监督。而合议庭的审判职能作用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合议庭能敲定的案件也不作结论，而是报请审委会讨论决定。如有的合议庭成员在评议案件时，明知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规定明确，但碍于各种因素，不能坚持原则，将矛盾转移;有的合议庭对案件大小事项，有意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以“慎重”之名，行“推卸责任”之实，且造成了重复劳动;还有的合议庭把关不严，把一些事实不清的案件也报请审委会决定，事倍功半，久拖不决等等。审委会受理案件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合议庭则成为一个“过场”和形式。究其原因，一是审委会把关不严，没有相关配套制度进行必要的管理和限制，使审委会全面履行自己的职责造成“困难”。特别这几年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受执法环境的影响，审委会把一切工作的重点都放在个案的审理上，这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审委会忽视管理，不能不讲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二是业务部门负责人管理不严，责任心不强，每年把大量的合议庭能够决定的案件，都报审委会讨论决定，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造成目前现状的重要原因。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业务庭负责人和办案人员的工作责任心淡化了，而且使合议庭的审判职能、作用降低了，久而久之，使审判人员在思想上“患”上了“矛盾上交”之弊。

(二)、同一法律关系的案件，几经审委会讨论决定，但是却得不出相同的结果，使审委会面临尴尬境地。对同一法律关系的案件，经原审和终审审判监督程序后，判决结果经常出现不一致，而这些案件又都是经过法院审委会讨论决定的，这种现象是否正常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二审程序对原审判决的维持或改判或发回重审，再审程序维持或改判终审判决，审监程序对原审、终审判决的改判或维持、撤销，这在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审理，在案件事实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就是不正常的。许多案件的判决往往是原审判决张三“对”，终审判决又是李四“对”，审判监督程序又改判是张三“对”。改来改去，没有结论，七判八判，莫衷一是。有一个当事人因析产纠纷整整在法院打了十三年的官司，上级法院审监程序作出的最后的一份判决，却维持了基层法院原审判决的内容，令人十分费解。十三年对一个自然人来讲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其愤怒和辛酸难以言表。这说明各级法院审委会运行中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不仅使广大公民对法院的公信力失去“信心”，也使人民法院应有的公正、高效、严谨的形象受到极大损害，使当事人从怨气逐步走向对立，甚至经常发生谩骂围堵法院机关的事件，给社会稳定造成不利

影响，也使审委会处于“难堪”的境地。在此情况下审委会将做出如何选择，审委会新的决议总是对上次决议的否定，那么被否定的决议，其法律责任应由谁承担，说来道去还是由审委会承担。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这种情况的发生就证明了这个问题。同时 也说明了存在于法院内部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故意“炒”作案件。如果说社会上有“官倒”、“商倒”，法院是否也有“法倒”，办“人情案、关系案”。长期以来审委会对此却无能为力而处于尴尬之地。

(三)、审委会成员多为庭长兼任，在审委会讨论决定时，有先入为主之弊。长期以来，各级法院审委会委员均由院长、副院长以及有关业务庭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做为有关业务庭主要负责人为审委会委员的，在以审委会委员身份表决本庭案件时，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1、合议庭是法院的内设机构，按照分工承担着不同的审判任务。由于其负责人既是审委会委员又是该机构的庭长，在审委会讨论本庭案件时，其身份是庭长还是委员说不清道不明。

2、业务庭庭长为审委会委员，对其本庭报请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必然带有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如果其意见并不正确，与合议庭意见存在分歧。但在审委会讨论时，由于其特定的委员身份对该案件决议的形成和坚持自己的意见自然形成了有效的一张支持票，不利于审委会公正处理案件。有先入为主不利公正审理案件之弊。

(四)、当事人对审委会委员无法行使法律规定的申请回避权，有引发不廉之风之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中，规定了审判人员自行回避权和当事人回避请求权，一旦某个委员和当事人行使了回避权，当事委员就应当回避而不能参与案件的表决。但是，审委会对委员的自行回避从来没有或很少有实例。委员对回避制度也是讲的多，落实少。甚至有的委员错误地认为当事人主张回避权，是对自己人格的不尊重，尽管法律规定非常明确也不屑一顾。当事人也很少行使请求委员回避的实例，即使当事人主张回避权，常因证据不足或其他原因被轻易驳回。总之，审委会活动对实施回避制度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仅反映了审委会制度本身给当事人行使回避权所带来的困难，也反映了这个制度容易使委员产生潜在的特权思想，最终导致不正之风的滋长蔓延，有引发腐败问题发生之弊。

(五)、审委会成员“统管”刑、民、行、执等各类案件，有不利于专业化管理之弊。刑、民、行、执等各类案件，是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形成的，各类案件都有其各自的专项法律规定和特点，尽管在运用法律方面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毕竟是不同类型的案件。而审委会成员的业务知识或能力仅能侧重某一类型的案件，或刑事、或民事、或行政、或执行，不可能面面俱到。然而，不论研究什么类型的案件，都是这些审委会成员，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虽然审委会采取的少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度原则，但实际上采纳的却是个别审委会成员的意见。如刑事案件就以从事刑事的审委会委员的意见为决议意见，其它委员仅仅是表表态而已。这种决议议程既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又违背了集体讨论决定案件的原则，很难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要求。有不利于专业化建设之弊。

(六)、院领导参加审委会过多，影响了院领导对其主管事务的全面顾及，有顾此失彼之弊。法院现行的审委会组成人员主要由院长、副院长以及个别业务庭的一把手组成。每周工作日为五天，其中三天在参加审委会会议，有时时间更长。而其它重要的管理工作很难顾及，这些工作都是院级领导必须考虑和抓到位的工作，如政务、行政、队伍建设和纪律教育等方面工作，无法有充足的力量和时间认真地抓好。当选为审委会委员的各业务庭一把手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每周有多少时间 来抓同样重要的其它工作。工作任务是个不可变量，已经安排的工作任务都必须完成。而人的能量也是不可变的，在同一时间不可能同时处理两件事情。这种“疲劳作战”，难免不在工作中出现顾此失彼之弊。

(七)、审委会制度本身之弊。

1、审委会制度违背了公开审理的原则。对案件公开进行审理是审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做了明确规定，除第二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不予公开审理外，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必须坚持依法公开审判制度，做到公开开庭，公开举证、质证，公开宣判。但是，审委会在讨论案件时，并非是对当事人和合议庭其他成员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仅要求案件承办人和负责承办该案的相关负责人列席参加，由案件承办人向审委会汇报和解释合议庭意见，相关负责人或庭长对案件情况进行补充汇报。而合议庭其他成员与此无关，审委会怎么决定就怎么判决。同时，委员们在讨论中，案件承办人和列席的相关负责人，对审委会委员发表的意见正确与否不能发表不同的申辩意见。当事人侧更是无奈，既不能面对审委会讨论过程，也不能了解审委会 的讨论情况，更不能行使开庭时的抗辩权。这种“暗箱操作”的方式难免不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其次，“暗箱操作”救济程序艰难，一旦发生不公正判决，当事人只能通过上诉审程序或申诉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寻求公正判决，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这几年当事人上访数量不断增加，与此项制度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关系。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增加了法院的业务负担，影响了法院的公信力。

2、审委会制度造成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不合理现象，不符合逻辑规律和审判工作的实践。审判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对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是一个复杂的劳动过程，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承办法官审理了几十天的案件，然而在审委会做决定时仅凭一个审理报告就能定案，难免不出差错或不够全面，有些案件反复审理、反复判决正是源出于此。它违背了审判工作直接判决的法律规定和客观要求。

3、审委会制度有行政化倾向。审委会讨论案件时各委员先发表意见，最后以主持人的总结结论定案，似乎各委员发表的意见仅为主持人形成最终结论的参考意见，而实际是按首长负责制由主持人说了算的讨论决定形式，这种讨论方式给人以强烈的行政感觉。

二、对现行审委会职责应当进行改革。对现行审委会制度立即予以否定，至少目前条件还不够成熟，但是进行必要的改进和完善却十分必要。根据审委会工作的实践，本人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和改进：(一)、审委会实行院审委会和审委会专业审核组相结合的办法，院审委会讨论案件为特别，审委会专业审核组讨论案件为一般，分流案件，体现专业化。法院拟对现行审委会制度进行改革，各级法院将其审委会分为院审委会和审委会专业审核组两个层面。对于通过某项涉及全省法院适用法律方面和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的决定，拟判处死刑以及、复杂、重大或新类型案件可召开院审委会讨论为特别，由院长主持进行，不分案件类型，只要符合重大、疑难案件条件的，均可以报请审委会讨论。审委会专业审核组实行刑事、民商事、行政、执行、赔偿专业审核制为一般，由主管院长主持进行。审委会专业审核组实行以案件类型为主的专题专案会议，可分为刑事组、民事组、行执组。平时审委会活动一般均以各专业审核组活动为主，每组成员以奇数5至7人编制(包括主持人)。各组编目和排序以各组案件类型编目号，如审

委会刑字第×号、审委会民字第×号、审委会执字第×号、审委会行字第×号。增强专业化管理，提高案件质量和效率。

(二)、设专职审委会委员，取消各业务庭庭长兼职审委会委员的旧的做法，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审委会是一级法院内部依据法律规定，按照级别管辖审理案件的最高审判组织，并没有对其委员在行政职务上有要求。因此，专职搞好本职工作是做好审判工作的客观要求。因此，院审委会、院审委专业审核组的成员不应当由有关业务庭庭长兼任，而应由从事审判工作时间长资历经验丰富，法律理论功底深厚的审判人员专职组成。由于审委会委员都是来自各审判庭，因此在审委会讨论本庭案件时，一般不能参加审委会活动。如果需要列席参加，不能以委员身份行使表决权。充分发挥审委会对合议庭的有效监督，切实实现两者之间的监督关系。以加强审判工作专业化建设，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三)、建立审委会成员回避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对审判人员应当回避的情形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但是还不够全面，在目前有关业务庭负责人“双重身份”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建立相关具有针对性的回避制度。该庭负责人为审委会委员的，在审委会讨论本庭审理的案件时应当自行回避，不能行使表决权，确保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公正性。如果实行审委会成员由审判人员组成的新制度也应建立这种机制，意在加强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乱行使监督权则是更危险的权力。回避制度本身就是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审判权监督，二是对监督权的监督。因此，只有坚持审委会的回避制度，才能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否则，他不仅使国家法律的公信力和人民法院公信力大打折扣，也容易引发“官司已进门，两边都找人”的负面影响，执法部门的公信力就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支持，就会造成“不信法律信后门，不信法律信关系”的不良后果。(四)、审委会应当加强对审判工作总结和指导，充分发挥合议庭审判职能。审委会应当把总结审判工作经验和指导审判工作及讨论重大疑难案件作为第一要务，如制度建设、审判经验总结、案例选编等方面，从宏观上加大对审判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减少对个案的管理。充分发挥合议庭的审判职能，加大对合议庭的监督力度。

(五)、建立审委会报案审查和提审制度。合议庭审委会应当由专门的审判人员组成，级法院决定案件处理结果的最高权力决策组织。审委会与合议庭并非是行政隶属关系，而是法律规定的不同层次的相互独

立的审判监督关系。如果合议庭意见统一或者院长未提交监督决定，合议庭不能上报审委会讨论决定。审委会主要实行提审制度，对合议庭上报的案件应当进行审查。为了防止错案的发生，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办理。对当事人反应强烈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一级法院发现下一级法院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本级法院院长发现本院做出生效法律文书确有错误的，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通过提审制度有效地监督合议庭的审判活动和执行活动，提高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六)、汇报案件取消只由案件承办人单独汇报的做法由合议庭全体成员参加。审委会讨论案件在目前还无法对当事人公开的情况下，应当先予合议庭公开。一来体现公开原则，二来有利于审委会对合议庭分歧意见能够直接完整的了解。案件汇报材料应注明合议庭成员姓名和案件承办人姓名，合议庭成员直接听取审委会对本合议庭案件讨论的情况，有利于正确理解和贯彻审委会决议精神，公正处理案件。(七)、审委会应加强合议庭职能作用，提高其工作质量和效率。审委会应重视合议庭的工作，从督促和监督两个方面进行管理，达到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的目的。合议庭是最基本的审判组织，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讨论原则履行其审判职能，它既具有独立性又受审委员的监督，其审判职能作用不容忽视。

1、合议庭成员固定化，这是案件得到公正审判和执行的组织保证。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做了明确规定，合议庭成员的变更应当报请院长或庭长决定，并及时告知当事人。合议庭成员固定化有利于成员了解和掌握案件事实，有利于把握案件进展情况，有利于发表自己对案件认识和处理意见。合议庭以案件定成员，在案件未审结和执结前成员不得变更，院长或庭长也绝不能随意更换和调整(因回避而需要调整的除外)，相互公开、相互监督过程中。

2、议庭评议意见记录必须记载完整，包括案件承办人陈述案件情况基本清楚，评议人意见完整，决议主文明确。

3、合议庭评议意见有分歧须报审委会决议的，其提交委会的案件报告定稿合议庭成员都必须过目并签字署名，案件承办人个人单方所写的报告未经其他成员同意，不能作为提交委会的案件报告，所产生的任何责任亦由案件承办人承担。审委会在受理时亦应予以审查，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总之，如何完善审委会制度已是完善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审委会如何实施公开化和专业化以及健全相关制度，规范审委会活动议程和行为，消除行政管理倾向，使之在一级法院充分发挥其审判职能，提高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质量和效率十分必要。

第五篇：审判委员会工作制度

审判委员会工作制度

为规范审判委员会工作程序，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根据法院组织法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院审判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审判委员会是本院审判业务的最高决策机构，指导和监督全院审判工作。

第二条审判委员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案。

第三条 审判委员会要不断总结审判经验，制定司法改革方案，讨论解决审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四条依照法律规定，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下列性质的案件：

1、本院重大或疑难的各类案件；

2、本辖区内影响较大、案情复杂的案件；

3、合议庭在适用法律上有疑难的案件；

4、合议庭成员对案件的事实、证据的认定及裁判意见存在分歧的案件；

5、分管院长、庭长与合议庭处理意见有分歧的案件；

6、行政机关败诉的行政案件、破产案件及新型案件；

7、生效法律文书确有错误，需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 1

案件；

8、错案追究需要做出处理的；

9、其他需要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的案件和研究解决的问题。

第五条各审判庭需要报请审判委员会研究的案件，必须具有下列条件：

1、案件已经开庭审理；

2、案件法律事实已经查清；

3、合议庭已经评议，并定出处理意见。

第六条报审判委员会研究的案件须本庭庭长报分管院长批准，法庭报审判委员会研究的案件必须经民一庭研究审核后，由民庭庭长报分管院长批准，分管院长及民一庭庭长接受后应及时办理。

第七条审判委员会由审委办负责组织召集，院长主持，院长不能出席会议的由其授权的副院长主持。会议必须有超过半数的委员出席才能举行。

第八条审判委员会召开会议时，各委员除因病、出差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参加外，均应准时出席会议。委员因故不能参加，应向院长或主持会议的副院长请假，同时报审委办。

第九条审判委员会委员遇到有关法律规定应当回避的案件，必须声明，经院长决定回避。

第十条审判委员会会议原则上在每周五下午进行，如有变动随时通知。需要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业务庭原则上在每周三前向审委办报告，并按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人数提交案件审理报告。审委办应及时将审理报告送交审判委员会委员，各委员会前应详阅审理报告，熟悉案情。

第十一条案件审理报告的内容必须全面、客观，按照最高法院制作审理报告的要求撰写，要写明：（1）、承办单位、承办人；（2）、立案时间、案号及案由；（3）、当事人情况；（4）、查明的案情和认定事实的依据及适用的法律；（5）、争议焦点；

（6）、合议庭处理意见；（7）、庭长、分管院长的审核意见；（8）、需要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决定的问题（是定性问题、实体处理问题还是法律适用问题等）；（9）、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十二条审委办要按照各业务庭报送的需研究讨论案件的情况，排出汇报顺序号码，按序汇报。为避免泄密，实行“一案一研究”，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案件时，只能由汇报人、汇报庭室负责人、记录人出席。根据案件需要，合议庭人员也可以共同出席。其他庭室等待汇报的人员不能进入审判委员会会议室。

第十三条审判委员会会议召开的程序，按下列顺序进行：

1、由主持人说明会议研究的主题；

2、由承办人汇报案件的审理情况，主要是案件事实、认定的依据、适用的法律、分歧意见、处理的结果及理由，以及需要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的问题等；

3、合议庭其他成员和合议庭所在庭的庭长（法庭审理的案件还须经民庭庭长）、分管院长可以就案件的有关情况作出说明和补充并发表意见；

4、审判委员会在详细听取案情汇报的基础上，结合对案件审理报告的分析，针对案件的事实是否查清，证据是否确实，适用法律是否全面准确，判案的理由是否充足，处理结果是否得当，定性是否正确，应当分别发表各自的意见，并说明理由；

5、对案情有疑问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可以就具体的问题向承办人或合议庭成员询问，承办人或合议庭成员应当认真的回答提出的问题；

6、审判委员会委员分别发表意见后，院长（或主持人）就案件的总体情况和各委员发表的意见进行归纳和总结。

第十四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事项，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少数服从多数，所讨论的事项需到会委员的半数以上同意方可通过，允许少数人保留意见。

第十五条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如果有新的事实和理由需要提请复议的，可提请审判委员会复议。

第十六条合议庭应当在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后的五日内，拟写出裁判文书。需要向上级法院提请的，应当在五日内

写出请示报告，经院长同意后再行请示。上级法院有答复和结果的，合议庭应及时报院长和审判委员会委员。

第十七条负责会议记录的书记员，应当将会议的情况详细、全面、客观地记录在案。

第十八条书记员应当在三日内整理好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记录。审判委员会委员对记录应当进行核对并签名。书记员待各位委员签字后将记录交案件承办人存卷。

第十九条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其他人员应当严守纪律，严格执行保密的有关规定，泄密造成不良后果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第二十条本制度自公布之日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