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进程中的理性思考

第一篇：司法改革进程中的理性思考

司法改革进程中的理性思考————审判组织改革之定位

[ 单华东 ]——(2004-5-2)/ 已阅11311次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民法院所承担的调整、规范、裁决人们在民商事、知识产权、刑事、行政等方面关系的职能与作用越来越突出。与其相适应，社会公众追求司法公开、公正、民主的要求也更加强烈。党的十六大对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和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审判组织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经过前一阶段改革，审判组织已不断趋向完善。但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前的人民法院审判组织设置及做法仍然有许多亟待改进之处，理论界和司法界存在不少争论，笔者认为审判组织改革的思路要进行准确定位，以期有利于改革的不断发展。

一、审判组织改革的目标定位

司法体制改革首先应该是审判组织改革，从体制上保障审判组织能够依法独立办案，独立行使审判权，减少和克服来自法院内部和外部的过度干预，确保审判独立、司法公正，最终实现法官独立，走向法官负责制，当然这是法律的理想状态，也是改革的最终目标。然而任何改革必须结合实际，考虑时间性和地域性，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的审判组织改革应该有步骤、分阶段的进行才能取得成效，实现最终目标，如果要想一步到位，则欲速不达。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逐步改革有碍于实现目标的有关制度，以及一些传统的习惯做法。笔者以为，中国现行的审判组织形式不能完全抛弃，其有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司法基础，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完善，充分运用好，使其发挥最佳作用，为实现法官独立——法官负责制准备条件。

我国现行审判组织存在的必要有以下五点：

其一，现行审判组织体现了我国政治体制的一项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贯穿了一个民主、监督、制约的思想，以合议制、集体讨论的方式决定问题往往比单个人或数量较少的人讨论决定问题要可靠得多，尤其是在现行的整体司法体制下，加之法官整体素质偏低，独立执法能力较差，由具有一定数量的群体充分发挥各自的智慧与见解来讨论决定问题，弥补法官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执法能力的不足，其优点更为明显。

其二，有利于保持司法体制的完整性。现行的司法权是在人大监督下行使，各级法院的人、财、物均由同级的党委、政府管理和支配，法官行使审判权不仅受到同级人大的监督，而且受到同级党委、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同时还受到同级检察机关的法定监督，这种体制下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地位得不到保障，法官更难于完全独立，因此在对法院、法官的管理模式与运作未有质的改变的现有司法体制下，只有保留现有的审判组织形式，与社会发展同步。

其三，现代司法理念还未深入人心，社会接受程度还不够，法院的司法权威和司法威信严重不足。我们在理念上要维护司法权威，树立司法公信力是至高无上的，法院的各种裁判不容否认，正如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位大法官说过：“我的判决之所以是不可推翻的，不是因为我的判决是正确的，恰恰相反，我的判决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我的判决不可推翻”。但是实践中我们大部分的法官素质与职业化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业务水平还不高，其判决在不同部门及单位的监督下，还不能保证具有不可争论，不能保证其判决的完全正确性，当然，诉讼制度上的不足对之也有较大影响，种种因素造成了司法缺乏权威性。

其四，法官的经济状况，与其责任、义务不相对等。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应尽量避免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因而不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薪金是其唯一的收入来源，国家应保证法官享有相对优厚的待遇。但长期以来，法官没有自已的工资序列，参照的是公务员序列，不具有具体可操作性，而且党委、政府的各种摊派导致有的基层法院的工资待遇不能保证，而法官作为纠纷的最后裁判者，审判行为作为一种复杂劳动，本身具有的责任特别重大，负担较重，而与其相对应的律师工作则比较轻松，收入水平比法官高得多，同是法律职业，对比显明，“法官下岗当律师”这一本未倒置现象在中国产生就不足为奇。虽然培养法官的廉洁作风不能只凭高收入来保证，但实行高薪制，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保持法官队伍稳定，同时保证法官的权利、义务相对等，毕竟中国的法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不能被神化。其五，审判组织改革必须在现有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决不能违背法律规定或脱离法律另搞一套，甚至做出与法律规定相矛盾、相冲突的行为。作为司法机关，忠与和遵守法律是其基本特征和关键性的价值取向，不能有法不依，随心所欲，为一种实用价值来牺牲国家法律的尊严与价值。首先在法院干警心中要有法律至上的观念，即使有误的法律，在没有修改之前，也要遵守，法官必须服从于法律，这也是一种司法理念。

要实现法官负责制的目标，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目前还做不到，由于上述原因，如果放任法官个体独立，脱离了制约与监督，在各种内外压力下，法官的司法公正较难实现，冤假错案会不断出现，而案件的反复会加重法院的诉累和当事人的诉讼负担，还不如现在加强监督，减少错案发生，须知好的制度在不相适应的环境下也会变成恶的制度，还不如不断完善现行的具有一定优势和存在依据的组织形式和制度。

二、审判组织的权力定位

目前司法机关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再加上法院的行政管理制度，从而侵蚀了审判工作制度，行政管理职能与审判职能相融合，滋生了许多弊端，影响了审判独立。就法院与外部关系面言，现行法院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一府两院”的基本框架内自上而下建立了四级法院体制，地方法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司法管辖与行政区划重合，地方各级法院除受上级法院指导外，还受地方同级党委的领导和同级人大的监督，同时又由于人、财、物独立性的欠缺，客观上还受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制约，法院自身没有人事权，干部由地方党政部门产生，又没有财权，利益与地方紧密相连，法院实质上相同于政府的一个部门，造成了法院只能对地方党政领导负责，而不是纯粹对法律负责。就法院内部而言，审判人员与庭、院长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关系，审判管理是按行政机关的管理模式运行的，法官的职级、职务的变化也是依照行政方式来确定的，形成了严格的法官位阶体制，造成“法官不带长，说话也不响”的行政“官本位”。笔者以为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审判权力定位。

其一，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要立即实现法院单独序列，进行直管，人、财、物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实难做到，只能要求在法院用人、经费上法定化、程序化。法院干警职级、职务的落实，缺少一个法定程序，弹性很大，往往要法院花精力去与地方党委、政府协调。笔者认为法院要实事求是的列出一个建议，提请全国人大或地方人大通过，以正式法律或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出台，法律或地方性法规中应包含：明确的法官晋升晋级、福利待遇的标准及程序，当法官达到条件时就依法定的程序提出晋升，没有特定的情况不得否决，缩小地方党委、政府的弹性幅度；按法院人数和每年的案件数明确各级法院应该的财政预算，各级法院每年按法律或地方性法规制定财政预算报人大批准后，就当然应从财政部门支取，财政部门行使的只是一些原则的核实程序，而非决定程序，不得随意克扣预算资金，保证经费流通的合法、公正，摆脱地方对司法权的控制。

其二，对于法院审判管理的行政化我们可以通过审判管理程序化，内部用人程序法定化，强化合议庭权力，明确合议庭与院、庭长的权力定位。一是全面落实合议庭负责制。合议庭一经成立非依法定事由或正当理由不得改变，合议庭对案件负责，除少数上审委会的案件外，合议庭应当“拍板”定夺，院、庭长个人对案件的裁判意见不能随意干预，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行使监督权。二是实行行政管理职能与司法职能分离。院、庭长在行政事务上与普通法官是行政领导关系，但对案件审理上，仅能是管理、监督、指导关系，可以对重大疑难案件，亲自参加庭审担任审判长，由直接审理取代听取汇报所起的把关作用；对确有错误的裁决，可依法定程序启动再审程序；通过旁听庭审、检查法律文书、诉讼卷宗等方式，了解审判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意见等等。三是建立法定的内部用人机制。规范司法行政权的决策机制，防止司法行政中的随意性，增强法院行政决策中的民主性，在法院内部实行以法官为中心的制度，可以在内部设立由法官选举产生的法官会议，行使某些重大司法行政权，如内部用人权等等，使法官的晋升不受行政领导的左右，杜绝法官为了满足自身晋升的需要，视司法公正、维护正义为次要目的，在审判时片面考虑行政领导的思想影响，迎合领导的权力欲。

三、审判组织的职能定位

审判组织的职能就是“审”与“判”的内在关联性所决定的，审理权与裁判权应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审判工作的内在规律决定了不允许只审不判和只判不审的行为存在，但是实践中各种主体对审判主体审判权的侵蚀，审理权与裁权的分离，审判人员的责任心削弱或丧失，非理性意见对裁判结果的支配，影响了司法公正。审判主体独立裁判权的丧失、审判权的分散及多个裁判主体间的重复劳动，使案件不能及时审结，降低了审判效率，加大了诉讼成本。有必要对各个审判组织之间、审判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职能定位。

依照《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合议庭的主要职能是审判普通第一审案件、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独任审判的职能是审判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审判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1）总结审判工作经验，通过调查、研究，收集审判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掌握审判工作态势，分析其原因，提出对策、意见，指导审判实践；探索各项审判工作规律，建章立制，使审判工作更加科学、合理、规范；通过归类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使带有共性的同类案件的特点和审判经验得到提炼和升华，上升为审判理论，用以指导审判实践。（2）决定民事、行政案件是否再审，发挥其审判监督作用。（3）讨论决定重大的或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直接参与案件审判活动。

审判长选任制后，院、庭长放权与合议庭，明确了院、庭长的职能是通过担任审判长，发挥示范、指导作用；可以提请复议，发挥管理、监督作用；可以启动再审程序，发挥其审判监督作用；对庭、院内的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职能。现在存在的主要是合议庭的案件审委会研究比较随意，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之间讨论决定案件缺少合理划分和平衡，两者之间存在一个职能定位问题。

笔者以为，在现有的体制下，必须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的审判指导与监督职能，明确和限制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范围，还权与合议庭。首先，否定审判委员会只讨论刑事案件的观点，明确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不仅仅是刑事案件，而且包括民事、行政案件，传统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刑事法律制度，具有重大影响的也仅是刑事案件，民事、行政案件只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存在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性质，故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没有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规定，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不断完善，经济建设上升为主要内容，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领域的新类型案件、疑难复杂案件不断增多，可以适用《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原则精神，组织审判委员会讨论此类案件。其次，界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范围，可采取列举式界定：

1、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2、重大的涉外案件；

3、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

4、上级法院指定下级法院审判的案件；

5、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

6、可能被宣告无罪的案件；

7、法律规定不明或无明文规定的新类型案件；

8、合议庭对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件。要明确审委会讨论这些案件并不纯粹是决定案件的定罪量刑，而是为总结审判经验、研究执法问题和审判规律奠定基础。另外，要充分发挥审判案例指导作用，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必须予以公布或编订成册下发给辖区内的法院，作为此类案件定罪、量刑的参考，决定此类案件不再提提交、不允许提交各级审判委员会讨论，为以后的此类审判工作提出规范性的指导意见。院、庭长的职能、审委会的职能定位了，侵蚀合议庭审判职能的基础消失了，合议庭的职能自然会得以强化。

四、审判组织行使职能的程序定位

合议庭由法官或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成员都应参与案件的审理和评议，都应发表自已独立的见解，在表决案件审理结果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各合议庭成员都有一票表决权。但是，在现行合议庭审理案件中，合议庭成员参与庭审意识不强、评议案件无独立见解，名义上是合议庭审理案件，实际上是由承办人一人审判，合议庭评议案件往往是承办人的意见占主导地位，其他成员只是原则上表态或者在合议庭笔录上签字，有的甚至是承办人先作出裁决，然后再向其他合议庭成员分别通气，形成了实质上的“合而不议”、“议而不审”的局面。其原因是：合议庭工作实绩的考核及追究责任只针对承办人一人进行，其他成员没有成绩也没有责任，导致其他成员对不是自已主审的案件莫不关心，既缺乏积极性，又没有应有的责任心。

笔者以为，合议庭行使职能的程序必须定位。一是改变承办人为唯一办案主体的错误理念。承办人只是合议庭内部负责处理具体诉讼事务的成员，其工作职责是合议庭内部的不同分工而矣，承办人以合议庭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对合议庭负责，没有经合议庭的讨论决定，不得私自行事，其行为后果也应由合议庭承担。二是完善合议程序。庭前要合议，案件分配到合议庭后，要进行合议，按各自专业特点确定由哪一个成员承办及对其他成员进行具体分工，共同制定庭审提纲和要点；庭上要合议，主持庭审的审判长要通过传递纸条、交头接耳或微机联网交流等方式，征求其他成员的意见；庭后要合议，合议庭成员各负其责地就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发表意见。三是完善裁判文书签名核稿程序。裁判文书由分工负责的成员拟好后，合议庭每位成员必须认真审核，确保裁判文书上表述认定的事实证据与庭审认定的事实证据一致，同时必须在裁判文书上签名，对裁判文书的内容负责。四是建立科学的工作实绩考评和责任追究机制。对合议庭成员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所付出的劳动予以确认，在平均分配的基础上，给审判长和承办人适当的加分补偿，对其多付出的劳动予以肯定。同时在合议庭内部合理分配责任，实行责任自负原则，在评议时发表正确的意见不承担责任，发表错误意见导致案件错判的多数成员应分别承担相应责任。五是要充分发挥审判长在合议庭审理案件中的指挥、调度作用。在审判长选任制的基础上形成了固定了合议庭，由审判长主持合议庭工作，包括主持庭审、主持合议、在其他成员审核裁判文书后，最后审核、签发裁判文书，但并不是审判长负责制，所的的工作必须由合议庭决定，审判长并不能决定，其仅起组织作用，实质是合议庭负责制。

在司法界和法学理论界要求取消审判委员会的呼声越来越高，笔者以为，由于现有的法律框架没有变，只有在不脱离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完善审判委员会行使职能的程序，最大限度的保证司法公正。

一是审判委员会只对案件的定性、责任分担及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因其没有参与庭审，没有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辩论，对案件的证据、事实的认定，没有听审的基础，不予讨论，由合议庭完成，在事实、证据认定的基础上对其他问题的讨论就仅是法律理论运用方面指导决定。

二是合议庭通过庭审对事实、证据难以作出认定的案件，本身就说明了其复杂性，此类案件值得总结和探索，从案件审理的实践中积累经验，可以在开庭时说明此案情重大、复杂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由审判委员会重新组成合议庭，严格按合议庭程序进行审判。

三是严格讨论案件的程序。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合议庭必须在讨论前3—7天内把详细的审理报告发给委员，给予委员充分的时间进行分析与思考；审判委员会委员必须对审理报告进行认真审阅，并形成书面形式的发言，对案件的定性、责任分担及法律适用提出独立的见解及明确的意见，在讨论时可以进行修改；委员的发言顺序也要有限制，院长作为委员发言必须在最后，承办案件合议庭的庭领导和分管院领导作为委员的，不能先发言，必须在最后院长发言之前进行；审委会结束后，委员必须将其书面发言签名后交会议秘书备案，同时作为工作业绩考核和追究责任的依据。

四是确定由合议庭汇报案件制度。具体可由审判长代表合议庭汇报，全体合议庭成员参与补充汇报，其本身也是汇报主体，这样可以使审判委员会全面了解案情，又尊重了合议庭成员的劳动，同时防止汇报人汇报不全面。

五是逐步形成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专业化，吸收业务尖子进入审判委员会队伍，确保审判委员会职能的充分发挥，否则程序定位越好，对委员的要求越高，案件讨论的质量就越差。

五、对审判组织的监督定位

目前，对审判组织监督的主体很多，有党委、人大、检察机关、人民群众等等，这里主要探讨法院内部监督的定位。审判长选任制后，强化了合议庭职能，完全放权于合议庭，案件质量有所下降，各个合议庭之间判决不平衡，影响了司法公正，有必要对合议庭采取合法的、适当的程序性监督，同时注意内部监督、指导的规范化、制度化，减少监督的随意性。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监督，一是院、庭长享有判后监督权，认为裁判确有错误的可依照法定程序发动再审程序；二是院、庭长在合议庭评议时，可以列席，期间也可以提出个人意见，但该意见对合议庭不具有约束力，当合议庭意见一致，而院、庭长意见与合议庭意见不一致时，院长可以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而庭长没有此权力，但应该明确庭长提请审判委员会的建议权；三是院、庭长可以通过旁听开庭、检查裁判文书、诉讼卷宗等方式，了解合议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对存在的问题要有记载，同时对审限临近的案件进行督促；四是院、庭长下放裁判文书签发权，只是表明其对合议庭决定案件没有干预权，并不代表其不可以签发裁判文书，为了保证裁判文书的质量，院、庭长可以在审判长签发后，对裁判文书的撰写格式及文字表述进行最后把关，但不改变合议庭对案件的审理判决结果。

第二篇：司法改革的二元进程

司法改革的二元进程—外部机制与内部机制的双重变革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写入宪法后，围绕“依法治国”对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进行深入的改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假如我们不仅仅是在口号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组，那么一些重大的更为具体的问题就应得到更为认真的重视和研究。所谓依法，究竟依怎样的“法”，这就存在着对法的理解问题；其次，使用怎样的机制实现“治”的过程，也是一个亟待讨论的课题。前者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法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名家论说，卷帙浩繁，这里不再涉及。后者也是一个相当广泛的问题，既包括司法体系自身的改革，也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引起国家权力利益分配与重组。

一、司法机关的独立——权利均衡与制约的外部机制依照宪法，我国的国家体制是全国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体制。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由它产生，受它监督，对它负责。从宪法的规定上最高人民法院应直接由全国人大领导，各级法院由各级人大领导，同时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上、下级法院之向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因此，从理论上的制度规定看，能够对法院工作产生影响力的机关应是两个，即人大和上级法院。然而，从实际上运行看似乎并非如此的简单。首先，是各级政府的影响力。宪法规定的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度，规定了政府与法院、检察院的平行地位。但实践中，政府干涉司法工作的事情，似乎已不是屡见不鲜能形容的，可以说不受政府制约的独立的法院在中国还不存在。问题何在，经费、财力受人操秉，不得不然。目前法院的各项经费开支，包括人员的工资，均由各级地方政府拨出，仅此一项就可以让法院的独立性大打折扣，从各级法院院长的行政级别比同级政府首长低半级，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关于法官套用行政级别这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将在下文详述）。其次是各级党委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领导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现代化建设，这是由党的性质、目的和宗旨决定的。法院作为国家的机关之一，接受党的领导，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依法治国也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五大报告就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各级党委的政法委是党对法院直接领导部门。各级党委如能正确、切实地贯彻党中央十五大的宗旨与精神，那么依法治国的战略可以很好地实现，法治的工作也能顺利地开展，也为法院工作向着正确地方向发展提供了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保障。但如果党委或政法委未能有效贯彻党中央的政策，法院正常地工作受到非正常妨碍地，司法公正地干预司法机关将如何应付。从目前的体制看，只能有赖于上级党委或党中央的监督与纠正。再次，各级人大对司法机关的影响力。法院由人大产生，受它监督，对它负责。人大对法院工作的监督与指导，本是应然之意，无可厚非。加强对司法的民意监督当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法院司法工作，提高司法机关的工作质量。但另一方面，由非法律专业人员的人大代表在缺乏严格的司法程序制约的条件下对具体案件进行干预和审批，也会造成一些严重的负面效果，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也为地方势力干预司法活动提供了新的途径。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仍处在相当边缘化的地位。（《法治之路上的四个“拦路虎”》贺卫方，法制日报2000年12月26日）在我们的权力格局中，法院以及检察院至今仍在夹缝中求生存，司法机关在俗称“人财物”等重要的生存环节上依赖于同级党政权力，某些地方人大可以无视立法与司法的界限，进行所谓的“个案监督”。只有改变这种现状，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司法独立。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法院的独立存在本身就是对政府的制约，它将民众对政会的不满列入法律规范中加以解决，并通过司法活动重示了社会秩序与正义的准则。法院通过独立而公正解决各种纠纷而使得社会中的冤情和抑郁得以释放，从而为社会的安定团结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法庭上，获得正义的人们不会上梁山，甚至可以说，司法独立是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威望得到提高和维持的重要保障。想想面对十六年牢狱之苦的陈希同，死于非命的王宝森，假如有特别检察官和独立的司法体系，当陈王之类刚刚开始腐败行为，便毫不迟疑地立案调查，就不会有日后的警钟长鸣。实行司法改革就要改变司法机关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边缘化的地位，要使司法机关居于社会关系调整过程中的核心地位。首先要实现法院在“人财物”上的独立地位。财权和人事权力的地方化是导致司法机构依附于地方党政机构导致司法和地方化的两个重要根源。所谓司法机构地方法，是指设在地方的国家司法机关。在行政国家司法权力的过程，受到地方党政权力机关的不当影响，干部乃至控制，不能独立行使其权力，以致司法公正难以实现，国家的法制统一不能得到保证。（谁的法院？谁

第三篇：司法改革的二元进程

二、法官地位的优越——管理与职能司法化的内部机制如果说司法机关独立是外部机制的改革，那么司法机关本身的改革则是内部机制的整合。司法机关的司法不能得到合理运用和有效监督，那么司法公正就不能实现。而司法的腐败则比一切其它腐败更为可怕，因为它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司法机构中法官应当处于独立和核心地位。但目前司法行政化的现状却恰恰抹杀了这种独立性与核心地位。观察我们法院的内部管理，首先表现出的就是法官之间的等级制度，当然无论是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还是在日本、台湾地区，法官仍有级别之分。我国也实行了法官等级制，从首席大法官、大法官至最基层的法官共分十二个等级。但这种级别的划分不论从外部的一般民众到法院系统内部法官自己来讲都未得到认同，它既不反映法官的政治地位，也不与法官的待遇挂钩。相反行政体系内部所使用的等级模式却被法官系统完全植入，决定着一名法官地位高下与待遇优劣。例如省高级法院的院长属副省级官员，副院长有厅局级和副厅局级的不同定级。各庭庭长属处级、副庭长副处级。在法官之间建立等级制度便利了对于法院流动的控制和管理，然而这种控制和管理却完全是行政化的，这与法官流动的浓重的个人化色彩是相违背的。作为与行政机关管理模式完全不同的法官管理方式，每个法官都是独立的，不受任何人的领导，只是对自己对于法律条文的意义和准则的理解负责。法官之间不存在上下级的分别，院长也好，庭长也好，他们只行使一种纯粹司法性的职能，他们是所谓“平等无产者是中的平等的一员”。法官之间的平等，不仅表现在对同一法院的内部，不同级别法院的法官之间也是平等的。虽然由于审级的原因，上级法院的法官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但这只能理解为分工上的一种差异，并不意识着审理上诉的法官地位高于一审法院的法官。导致司法行政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外部制度和社会性因素，像上文所述党级机关的干涉和不合理的权力分配，更重要的从内部来说在于法院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审判制度在职能上的混淆。法院作为司法机关，行使审判职能是其应然之意，作为一种组织机构，进行行政管理是必要的。法院都是由人组成，有财政核算和支出，还必然有其他办公室的工作，因此总是会有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事务。如美国联邦首席大法官，除了要负责最高法院案件的上诉状清单，主持最高法院的会议、讨论案件，把握时间，以及当其属于多数意见派之际，有权分配法院意见的撰写这类与司法有关但显然具有行政性的事务之外，他还要负责最高法院其它行政管理。但目前我国法院行政管理制度对审判制度的侵入、侵蚀却造成了审判制度的变形。长期以来，在法院内部没有行政职务的法官都习惯于认为自己是在法院院长、副院长、业务庭的庭长、副庭长的领导下工作，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上，无论是审判或非审判的事务，都习惯性地要向领导请示汇报，因此即使是独任审判并无疑难或合议庭意见一致从作出初步判断的案件，都会逐级上报庭长、分管副院长。审批有疑难或争议经业务庭长、主管副院长的干预后仍没有解决的案件，最后上报院长，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甚至院长可以直接依据有关法律或在某些情况下依据具体行政管理的职权直接干预案件审理。可见，树立法官在司法机关中的独立地位，排斥行政管理对其过分的干预，确立起法官的权威地位是司法机构内部改革的中心。将司法审判制度作为法院工作的中心，使法官在法院中不仅对审判工作有决定权，对行政管理也要有监督权，在人员设置上，要明确只有从事审判事务的人员才具有法官资格，法官要成为名符其实的法官。目前，我国法院正在酝酿法院内部人员序列改革，即将法院分为法官、司法警察，书记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四个序列。只有法官序列的人员具有法官资格，其它三个序列的人员不应具有法官资格，也不能调入法官序列成为法官。在工资收入法官序列也应与其它三个序列形成差别。确立法官在法院中的优越地位，需要制度设置上的保障，以对法官的要求是从律师中选拔出来的，被选拔的律师都人从业年限的要求。因此，能成为法官的人大多已四、五十岁，三十几岁就能成为法官的已是极为少见，而二十几岁就成为法官的几乎没有可能。这与我国现在倡导的法官年轻化形成鲜明反差。当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四、五十岁一批的老法官大多未受过系统的法官教育，现有的法学理论水平，大多不能跟上现在司法工作的要求，从中、青年中选拔出一批受过系统法学等教育的从事审判工作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以此认为法官的年轻化就是司法改革的措施之一，不能将应时之策作为长期方针来对待，实际上，法律作为社会公正的天平，如何操作这台天平需要极为广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法律的理解包含了对社会、对人际关系、对人性的理解，而这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法官要成为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因此与其说是制度确立了法官的优越地位，还不如说是法官自身的水平和素质确立了其优越地位。今年我国实行统一司法考试为严格选拔法官走出的第一步，以后应当逐渐从法官以外的法律职业者、法学研究者特别是从律师中选拔法官，要使法官成法律职业中最优秀的职业，成为社会中优秀的阶层。法律认识的转变与理念的提高是对法官

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如果说律师是将法律作为职业来对待，那么法官就应把法律当作是一项事业，作为社会公正与公义标准的判定的执行者，法官不应仅仅将法律看出是一项游戏规则。社会的天平总是摇摆不定的，需要法官去不断地修正，在民法学中自义务本位至权利本位再到社会本位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修正过程。让我们感到惋惜的是现在中国绝大多数法官仅将其职业看成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的思想还远未形成。相反由于在政治地位，生活待遇上的不高，使的很多法官还有自增和对法官职业悲欢失望的态度。一个对自身都缺乏信心的人又如何能确立起自己的优越地位？法院管理的行政化直接损害法官的地位，而法院行使司法的行政化过程也间接地使法官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法院何以成为法院？有三个质特征：第一法院行使职能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必须有纠纷的存在，即许多事务不属它的管辖范围。第二法院对于纠纷的处理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立法机构可以积极地推动某些领域立法的发展，行政机构应当主动地行为完成立法行所赋予的使命，但是法院却只能以消极主义的方式行事；第三是司法程序的公开性，这是司法制度自身的内在要求，司法者不应通过暗箱作业来确立司法的结果。回顾近年来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司法改革之路，为了改变司法机关在社会权力中的边缘地位，改革的先行者们一直采取的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方式，竭尽所能以张显法院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上山下乡院内院外从生产到生活。扮演着一种全能型的角色。《人民法院报》近几年的新闻报道就可见一斑。我们看到，在最近的十多年间，我国法院为积极司法的行为有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动因，即就是力求通过扩大管辖事务的范围，以主动积极的活动方式，从而力争自身地位的提高和利益的最大化。“为人民服务”、“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已成为法院工作的时髦口号，从裁判者到守夜人的角色的转变使法院工作丧失了独立性，也使法官的独立地位日渐衰落，正确地给法院以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是社会秩序的形成者还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是一个能让人引发诸多思考的问题。行文至此，我们深感中国司法改革工程的庞大与复杂，艰辛与困难，朱容基总理在上任之初曾说过：“不管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我将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显出了一个改革者的改革决心和义无反顾精神。

第四篇：司法改革中

司法改革中“人”的因素再探

内容摘要:司法改革的进程中,作为执行和运作法律的人,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更何况中国从古代就有重视人的因素的传统.因此本文通过古代“法官”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反思今天“法官”在法治进程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并对此提出几点完善“法官”自身建设的建议.关键词:法官独立清官意识法官培训高薪养廉媒体监督

前言：司法改革是近年来一大热门话题,此话题的提出正是因为当前我们司法领域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司法改革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包含者众多方面的内容：有人认为当前司法效率不高，有人认为司法过程不公，另有人认为司法人员素质底下，还有人认为司法体制设置不当等等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包含在司法改革这个大的框架之下的。但我认为，解决问题既要有轻重缓急只分又要把握主次矛盾差别。加之我能力所限，对于司法改革所涉及的诸方面问题不易作泛泛而谈。相比之下我觉得所有问题解决的落脚点都最终在人身上。因为我觉得执行和运做法律的人更重要，而且在法和人的关系上，中国从古代就有重视人的因素的传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着重讨论的司法改革中人的因素具有必要性。当然在此“人”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我们的法官了。一，中国古代法官对社会的影响。

中国古代法官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官自然不同。古代将“法司”中任职的官吏称法官，但是法司却不同于现在的法院。其中各个法司间分工并不象今天对其总结的那样有明确的划分。以唐代为例：虽然中央一级审判机构为大理寺，但如果需要，刑部御史台官员可以直接参审，有时对特殊案件进行三法司会审。此外，中书门下两省也可参审。可见，古代审判并非法司及法官独有的权力。同时，地方行政司法合一或司法从属于行政，典型的就是古代地方行政长官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断狱”。（1）正因为中国古代是一个权力高度同意于皇帝的社会，无论皇帝对法司法官表现的如何重视，也只是为了加强其皇权。这一点使人们忽视法司以及法官的特殊性。法司只是行政机关一部分，没有什么独立性可言，法官也是行政官员的一种。这种观念在人们心中形成定式直影响到今天。

另外，由于历史上有秦王朝短暂的统治，使的人们在观念深处留下“法治”是涂炭百姓的暴政。所以，人们对于法官的认识也产生了隔膜。以至不敢把寻找公正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法官身上了。这在客观上也是古代“人治”思想产生的根源。一般百姓对法官畏之有余敬之不足，就连古代官吏也不会以法官职业为荣。正是这些观念在今天仍成为人们正确理解对待法官的障碍。再次，中国古代“人治”思想产生的一个遗产就是清官意思。如历史上的包青天，海青天等等。这些人们心中的清官正是人们寄希望于圣明君主王法的表现。而清官真是圣主的代表，对清官的信任也是对王法的信任。虽然这种过分寄希望于某个清官而忽视上层法制作用的意识与现代法治不合拍。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积极的一面，比如人们对清官的赞扬正是对贪官批判，这有利于净化社会空气，促使法官廉洁自爱，公正审判，起到监督作用。

最后，在选拔法官方面，从古到今，断狱审判和行政事务还是不同的，其中精通法律是对法官的基本要求。各朝对法官还有特殊选拔规定。

二，透过古代“法官”及其影响提示并完善现代法官。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古代对现代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对我们今天也提供了很多借鉴意义。

第一，确立法官独立地位。司法改革的一个重点或核心就是司法独立。而事项司法独立的关键就是先让法官独立。为此，可以从三个方面确立法官独立地位。首先，法官意识必须独立，不可否认，我们的法官独立意识不强，一些法院的法官主观上不自觉的成为一种附庸，对地方政治事务参与性太强工具主义太浓，中立观念不强；其次，法官身份要独立，确保法官不受政府干涉，其职位条件及任期要适当保障；还有就是法官在执行职务时除受法律和良知约束外，不受任何外来干涉。（2）

第二，提高法官社会地位，建立高素质法官队伍，完善司法体制。根据我们宪法，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有立法权，法院和检察院是司法机关有司法权。现实操作中应严格遵守宪法的权力分工，人大只对司法人事任免监督，行政机关也不可干涉司法，保障司法权威和法官权威。建立高素质法官队伍必须完善法官选任机制。如我们国家目前实施的司法考试制度。另外，要规范法官培训制度。（3）一方面针对在职法官进行培训，注重在造就法官过程中的实践和经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要强化职业指向或特色。对于法院财政一有全国人大财政预算统一支配，保障法官工资收入，改革法院与行政区划一致的现状，这方面可以学习外国设立跨省跨地区的法院，（4）防止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防止司法官员腐败，高薪养廉。当前虽然存在地区差异及不同审判庭的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说法官收入不高。甚至不如同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收入高。而法官不是神而是人他们也需要生活和发展，所以有些腐败现象无法制止。我们提倡法官收入提高不是说法官收入必须达到很高水平。只是为了突出法官获得整个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标志。我觉得可以借鉴国外防止政府官员腐败的一种制度即高薪养廉。这样可以减少灰色收入，因为有些现实本就是制度不合理造成的，而不可对人的主观性寄于太高期望。显然那些为了生活发展而为的腐败行为是不合法的但有时候合理。我们应该把对现实的判断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上，并坚信“凡是合理的应该成为现实”。

第四，完善监督，重视媒体作用。由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要防止就必须对权力加以制约。当然我们可以靠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机构互相制约和监督以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同时也要加强媒体监督作用，将法庭和社会进行连接。要知道新闻自由是当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对司法活动的自由报道对监督起重要作用，可以使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

结尾：“法的形成和适用是一种艺术，这种法的艺术的表现为什么形式取决于谁是艺术家。”（5）艺术家决定我们法律的质量。对于要法治不要人治这一真理中包含的对人的作用的看法，常被理解成法治运行过程中排斥人的因素。但是这两种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反对树立人的权威不是反对树立法官的权威，因为法官不是普通的人，起码是具备了一定资质的人。只要充分重视“人”的因素，才能促进司法改革的进程。

参考文献:（1）参马小红〈〈试析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法官’〉〉一文转引自〈〈公法〉〉第三卷信春鹰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2版 120页

（2）1982年10月22在新德里国际律师协会19届双年全会上通过的〈〈司法独立最低标准〉〉中第一条第二项第三项内容

（3）参张志铭在〈〈对我国法官培训的两个角度的思考〉〉一文转引自〈〈公法〉〉第三卷信春鹰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2版

（4）王家福在“司法独立与问责制国际研讨会”上的观点（5）德国法学家来因斯坦语转引自日本大本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264 6

第五篇：关于我国改革进程中的司法鉴定制度的思考

【摘要】本文首先对近年来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进程进行了简要回顾．然后主要针对《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提}}：了一些问题并加以探讨，并在文章的最后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粗浅见解。

【关键词】司法鉴定；改革；权力

【中图分类号】d918．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7—

9297(2005)03—0163—0

4人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①尤其是司

法鉴定体制亟须改革，目前也正处于改革进程中。但

对于如何进行改革，各方态度却很不一致。对于这种

状况。司法部法规教育司刘一杰司长曾有过这样一段

比较精辟的概括：“⋯ ⋯对于现状的不满意。现状必须

改革已经成为众口一词。但是以什么样的理念来主导

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未来的司法鉴定体制是一

种什么样的模式。却是众口百议⋯ ⋯”。②

下文中。笔者将针对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司法鉴定制度问题展开粗浅探讨

一、关于近年来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进程的简

要回顾

应当说，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主要起始于国

家对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其主导力量是我国司法

部。其标志性举措应当是2000年的3部规范性文件@的颁布和实施．其主要目的是试图在我国建立起统一的司法鉴定的行业管理和资格准人制度，等等。

但是人们也普遍看到，自2000年起的四五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似无甚实质性进

展。比如2000年的《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鉴定人管理办法》)中第l6条、第l7条对于建立“全

国统一的司法鉴定人职业资格考试”制度进行过较明

确的规定，但直到2003年9月23日。湖北省还在“首

次”举行司法鉴定人职业资格考试。来自该省公安、检

察、司法行政、国家安全等政法部门和城建、质监、物

价等行业主管部门以及社会鉴定机构的报考人员共

333人参加了该次考试。④时至今日，这种全国统一的、类似于“司法考试”的司法鉴定人职业资格考试也

还没有举办过。

此间。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对我国的司法鉴定体制

和程序性制度这两方面的改革做过努力。

对于我国的司法鉴定程序性制度，最高人民法院

曾颁布、实施过两部重要的诉讼证据方面的司法解

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001年)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

题的规定》(2002年)。两部司法解释对“司法鉴定程序

[作者简介]窦树亮(1970一)，男，汉，大学本科，助理1二程师，研究方向：物证技术。

① 对于司法鉴定制度所包括的内容，我国学者的观点不完全一致，有观点认为司法鉴定制度包括了司法鉴定的管理制度、司法鉴

定的人事制度和司法鉴定的程序制度(何家弘：《司法鉴定导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9月版．88页)：也有观点认为司法鉴定制

度主要包括司法鉴定管理制度、司法鉴定协调机制、司法鉴定机构制度、司法鉴定人制度、司法鉴定启动制度、司法鉴定程序制

度、司法鉴定质证制度和司法鉴定认证制度等内容(参见：杜志淳、霍宪丹，《中国司法鉴定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

4月版，l1页)；等等。笔者为了便于本文的叙述，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将司法鉴定制度的内容分为两大方面：司法鉴定组织管

理性的制度(具体包括机构设置、人员管理等内容，近似于本文中所说的“司法鉴定体制”)和司法鉴定程序性的制度(具体包括

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和采信等内容)

② 引自：《司法鉴定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4月第l版。序l页。

③ 2000年8月14 13的《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和2000年l1月29 13的《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

(试行)》。

④ 见中国普法网2003年10月8 13消息，http：／／www.xiexiebang.com。

③ 如我国湖南省发生的“黄静死因不明案”

④ 这也是该《决定》引起社会最为关注的亮点，即：彻底取缔了“鉴审合一”或“自审自鉴”。

⑤ 引自：邹明理，《司法鉴定》，法律出版社，2000年1月版．43页。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年第12卷(第3期)

制度的贯彻执行必须依赖它们所创造的司法大环境。

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证据制度正在不断走向完善，因而对司法鉴定工作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⑨

看来的确如此，在我国的诉讼制度不断完善的过

程中，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重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动性也日益明显，“当

事人主义”的倾向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种情况下，必然对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司法鉴定结论的质

证与司法鉴定结论证据的可采性等等司法鉴定程序

性制度问题提出完善或改革的要求。而如何对司法鉴

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组织管理，显然不是这些要

求最迫切关心的，更不可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所

在。①

(二)《决定》倾向于建立何种模式的司法鉴定体

制?

我国司法鉴定体制的模式一直是个饱受非议的话题，至于应当建立何种模式的体制，也一直是个备

受争议的话题。②

显然，《决定》实施后的司法鉴定体制肯定了“一

元多极”构想@的观点。因为：一方面，从横向上来说，虽然彻底取消了司法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所属的司

法鉴定机构，但侦查机关所属的司法鉴定机构依然存

在，尤其是公安机关，无论从技术力量还是人员数量，哪方面在原先的公检法司4系统中都是最强大的。即

原先的“公检法司四足鼎立”的局面将变成“公、检、社

会3部分”。也就是说，至少在刑事诉讼中，人们原先

所认为的、由于司法鉴定体制不合理所造成的种种问

题，④在理论上应当不会因为《决定》的实施而有所缓

解。而从纵向上来看，至少在笔者看来，《决定》第8条

所说的“各鉴定机构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不会对侦查

机关所属司法鉴定机构的现有工作运转机制造成什

么有意义的影响。所以《决定》显然容许了以前为学者

们所指出的“多极化”模式的存在。另一方面，《决定》

又充分肯定了司法行政部门对全国司法鉴定工作的统一的行业管理职能，而这恰恰是“一元多极”论的一

· 165-

个最重要的构想。

相信不久的将来，“司法鉴定人资格考试”会与现

今的“司法考试”一样火爆，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可能也

会有些许相似。而在如何具体设计考试的问题上，恐

怕会比“司法考试”更加有难度。

(三)“鉴定人名册”如何使用?

首先必须说明，《决定》实施后，省级人民政府司

法行政部门是编造、公布“司法鉴定人名册”(以下简

称“名册”)的合法主体，其具体实施办法也将由国务

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见《决定》第3条、第l6条)。

笔者认为，如果要探讨《决定》实施后，在具体使

用“名册”中可能会发生的种种问题，必须针对使用

“名册”的不同主体分别来加以探讨

首先是对于仲裁机构。

《决定》第1条即规定了“司法鉴定”的法定含义，其中明确排除了“仲裁”活动。由于笔者并不打算对

“司法鉴定”的概念再展开讨论，故而对于如何解决在仲裁活动中所遇到的专业性问题，本文不再展开讨

论。当然具体到“名册”的使用问题，估计今后很可能的情况是“比照使用”。

其次是对于侦查机关

《决定》第7条不允许这类机关所属的司法鉴定

机构面向社会服务，但并未禁止侦查机关在诉讼中委

托列入“名册”的鉴定人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即该《决

定》第9条之规定。④

那么，如果a县公安机关向a市公安机关所属司

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人(已列入“名册”的)委托司

法鉴定是否可以呢?回答也许是“可以”，因为这属于

公安系统内部协作；但如果是a县人民检察院向我国

公安部所属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人(已列入“名

册”的)委托司法鉴定是否可以呢? 当然回答也许是

“收费就不可以”，⑤抑或其他；但如果某个公安机关所

属的司法鉴定机构的某项司法鉴定业务水平在国内

是首屈一指的，也不允许其“面向社会服务”吗?总之

① 即：应当采用集中型、分散型还是混合型的司法鉴定体制模式，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之间没有什么

必然联系。在这个问题上，“他山之石未必可以攻玉”。参见，徐景和：“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之比较”，《司法鉴定立法研究》，法

律出版社，2002年4月版，378页。

② 类似观点非常多。例见：杜志淳、霍宪丹，《巾国司法鉴定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4月版，56～7l页，等等。

③ 比如：“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等问题，改革后的司法鉴定部门其实依然是“林立”的。但是，笔者恰恰不认为“司法鉴定部门林

立”是导致“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但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不再对该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

④ 《决定》第9条规定，在诉讼中，对本决定第2条所规定的鉴定事项发生争议，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列入鉴定人名册的鉴定人进

行鉴定⋯ ⋯

⑤ 因为根据<机构管理办法》第2条之规定，收取费用可能有“面向社会服务”的嫌疑。

· l66 ·

这些疑问恐怕还需有关方面予以解释。

再次是对于审判机关。

显然我们必须承认，今后所建立起来的“名册”主

要是为审判机关在诉讼中(尤其是民事诉讼中)来使

用的。随着《决定》的实施，前文中所提到的人民法院

系统根据《规定》所建立起来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人

名册”之地位就比较尴尬了。

如果保留现有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人名册”，则

会与根据《决定》所产生的“名册”并列存在，这不仅明

显违反了《决定》的相关规定，而且从法理上也讲不

通，从实践操作层面讲更是不便．故而此法不足取。

如果废止“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人名册”．强制各级

审判机关使用根据《决定》所产生的“名册”，恐怕也有

不妥之处。因为“司法鉴定人员从业资格”与“司法鉴

定人员的实际业务能力”这是两回事。司法行政机关

一般只能通过考试、培训、检验报告书甚至不定

期的业务考察来确定“司法鉴定人员从业资格”；而人

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在审判过程中所需要的．其实是

“司法鉴定人员的实际业务能力”，“考试、培训、

检验报告书甚至不定期的业务考察”虽然也能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司法鉴定人的业务能力．但这还远远不

够。更多的．其实还是审判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的“切实

感受”．其实这是一种“内心确信”．不是仅仅依靠通过

“名册”而赋予其“法定的专业权威性”就能够树立起

来的!尽管这种方式有不足之处，但这似乎是一种比

较现实可行的做法。当然，笔者坚信在今后的实践工

作中，审判机关肯定能够通过某种变通方式弥补这一

缺陷。

如果允许人民法院在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对“名

册”进行删减，似乎是个在情在理的办法。可这种做法

说到根本依然不合法— — 实际上还是存在两个“名

册”— — “一大一小”，其不合理性笔者在前文已作过

分析，不赘述。

看来，《决定》在确定编制、公布“名册”的合法主

体时，没有给其实际使用者留有必要的、发表意见的空间。

最后也许有人会认为笔者没有讨论当事人(包括

其代理人、辩护人)的相关情况。对此，笔者的观点是：

在司法鉴定程序启动制度没有改革以前．讨论这个问

题不具有实际意义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年第l2卷(第3期)

三、结语

总之．主要针对司法鉴定管理的新一轮司法鉴定

制度改革已经展开。尽管笔者在前文中提出了这样或

者那样的质疑，①但在笔者看来，这都不构成我们嘲笑

那些战斗在实务工作第一线的立法者、司法者和执法

者的理由．相反他们应当是值得充分尊敬的!因为正

是他们正在以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我国的司法鉴定制

度的完善和发展做着实实在在的贡献。

因此本文中笔者并不想也不一定有能力提出解

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换一种稍微体面些的说法就是

“笔者将在其他合适的场合予以探讨，留此存照”。

但是也应当看到，至少在笔者看来，这次改革的背后没有太多的理论争论或者学术理念的支持，这其

实是一项国家权力的重新调整工作。随着《决定》的颁

布和实施，或许关于司法鉴定管理的权力调整工作可

以暂告结束，但或许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

若干年后我们肯定会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眼光

来回顾这个《决定》，那时可能会发现，《决定》对我国

司法鉴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也可能不会。

不过无论如何．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终将建立和

完善起来。此情此景，笔者不禁想起一篇经典文章，作

者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 至少在这一制度的发生

中，传统的法哲学或法理学教科书上最为津津乐道的道德或正义所起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尽

管法学家经常并仍然这样告诉人们。在这里．起源似

乎并不重要，制度实际发生的作用和意义并不会因为

起源的神圣而增加．也不因起源的卑贱而减少。制度

在发生学上的伟大意义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构

建起来的，在后来者的总体历史观的关照下和理性塑

造下才带上了神圣的光环⋯⋯ ”②

参考文献

[1] 何家弘．司法鉴定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 杜志淳，霍宪丹．中国司法鉴定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

社．2002

[3] 司法部法规教育司．司法鉴定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4] 邹明理．司法鉴定．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5] 朱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 关于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故事

[j]．比较法研究，1998，(1)

[6] 徐景和．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之比较[a]．见：司法部法规教育

司．司法鉴定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收稿：2005--03—27)

司法改革进程中的理性思考

第一篇：司法改革进程中的理性思考

第二篇：司法改革的二元进程

第三篇：司法改革的二元进程

第四篇：司法改革中

第五篇：关于我国改革进程中的司法鉴定制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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