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房屋拆迁法律问题的理性思考(张更全)

第一篇：城市化进程中房屋拆迁法律问题的理性思考(张更全)

城市化进程中房屋拆迁法律问题的理性思考

张更全

上传时间:2006-6-2

4内容摘要：房屋拆迁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热点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房屋拆迁问题直接影响到城市化进程能否顺利进行，应该摆正政府在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的位置，保护公民的私人财产权利，完善相关拆迁法律制度，确保城市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关键词：城市化房屋拆迁私权保护

一、引论

当前的城市建设过程就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其中必然会出现相关的法律问题，房屋拆迁便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如何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建设和公民私人财产权保护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拆迁问题能否很好地解决直接关系到城市化的建设能否顺利进行，避免出现因为房屋拆迁而引发的群众不满、社会动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拆迁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政府在拆迁法律关系中的定位入手，提出应该保护公民的私人财产权，并提出相关的法律建议，以期确保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

二、房屋拆迁活动法律性质解析

房屋拆迁法律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行政法律关系，即行政主管部门向拆迁人颁发拆迁许可证的法律关系。在这一个法律关系中，政府履行的是行政管理职能，双方当事人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是一个行政法律关系；第二是民事法律关系，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平等的法律关系。“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被拆迁人和拆迁人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双方只要符合拆迁法规的规定，就可以进行，所以，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1]我们平时所讨论的主要集中在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民事法律关系领域。在现实中出现纠纷最多的也是集中在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所以我们认为拆迁活动主要是一个民事活动，或者说是民事活动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认为所谓拆迁，是指拆迁人依法将建筑物予以拆除，并对被拆除建筑的使用人予以迁移安置，对被拆除建筑的所有人予以经济补偿的民事法律行为。

（一）确认拆迁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优越性分析

1． 有利于双方处于平等的对话地位

众所周知，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在经济实力，资源占有等方面均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拆迁人一般是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大企业，拥有大量的资金，拥有专业的处理纠纷的法律人才，拥有信息资源的优先占有权，更重要的是拥有政府部门的潜在支持。政府为了招商以资、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更为甚者为了个人的政绩往往对拆迁人持大力支持的态度。而被拆迁人一般都是普通公民，无论从财力还是资源占有率上讲都处于弱势地位，根本无法与拆迁人抗衡，只能是任人摆布。在这种状况下，要实现社会整体公平正义，必须从立法、司法和执法多个层面确认拆迁行为的法律性质为民事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处于平等的对话地位，我们认为任何一项涉及双方的制度要想顺利实行，平等的对话机制都是最好的途径。当前的拆迁纠纷之所以层出不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拆迁双方没有处于平等的对话地位，1

双方没有很好的沟通，只是矛盾冲突不断。

2． 有利于对被拆迁人利益的保护

当前社会在承认合法的财产进取心的同时，必须注意到弱势群体，有效控制贫富过分差距。弱势群体并不是天生打下了烙印，而是在某一个具体的社会关系当中才体现出来。在拆迁关系当中，被拆迁人就是弱势群体。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不断遭到侵害。首先，由于拆迁的公共目的和商业目的的模糊导致很多本来是出于商业目的的拆迁征收，却披上了公共目的的外衣，导致拆迁补偿费用很低，使得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利遭到巨大损害；其次，补偿标准不合理，本来是被拆迁人世代居住的房屋，具有很大的综合价值。但是拆迁人却将其作为一般的建筑拆除，并给与不合理的补偿，被拆迁人无法用这点补偿费用再买新居；最后，在拆迁过程中的粗暴、野蛮行为极大的损害了别拆迁人的人身权利。拆迁人用钉子户的称谓侮辱了别拆迁人，将被拆迁人争当合法维护自己财产权利的行为视为阻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行为。据此对被拆迁人的人身进行攻击，甚至利用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对被拆迁人进行人身迫害。出现这些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认为拆迁就是一个服从的关系，被拆迁人只能无条件服从。确认拆迁为一个民事法律行为，将双方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给与被拆迁人众多的民事救济途径，有利于被拆迁人利益的保护。

3．有利于建立法治政府

在拆迁活动中，政府的不当地位，不当作用一定程度上为拆迁人的违法行为提供了保护伞，进而容易产生腐败现象。因为在政府的权威下实施拆迁，减少补偿费用进而能够节省巨大的成本，但是政府已是一个“经济人”，政府也不会凭空的为拆迁人服务。这样就容易产生拆迁人贿赂政府官员，产生腐败。如果确认了拆迁是一个民事行为，那麽所有的拆迁行为都要按照民事规范来进行，政府也不能违反这些民事规则，否则也要受到相关的制裁。民事规则是市场规则，一切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权力在民事规则的规范下只有很小生存空间。我们要建立法治政府，就是要让政府的权力“有所为，有所不为”，该由市场来调节的政府不要轻易干预，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我们必须抛弃万能政府的想法，建立法治政府。

4．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近些年，城市化进程加快了速度，社会矛盾也呈上升之势。我们不断地看到群体性上访事件，数百名被拆迁人围住政府大门抗议，我们也看到被拆迁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不惜伤害自己的生命。这一幕幕令人心寒的情景与我们的和谐社会是多麽的不和谐，长此以往必将造成社会动荡，这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要知道“财产对于人来说是多麽的重要，人为了维护自己的财产是会失去理智的。”党中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解决这些不和谐的因素，确认拆迁是民事行为将有益于社会的稳定与持续发展。

（二）拆迁行为在现实中的悖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了确认拆迁行为是民事行为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现实是不会轻易按照学者预设的轨道发展的。在现实中，政府、拆迁人更乐于将拆迁行为定性为行政行为。

1．政府更乐于将拆迁行为定性为行政行为

政府倾向于将拆迁行为定性为行政行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1）当今的政府还没有完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中摆脱出来，对于“管一切”仍然

乐此不疲

拆迁事关城市经济建设，政府不可能作壁上观，这种大家长作风变体现出来了，为了社会的稳定，必须一切尽在掌握中。而且政府不相信或者说是不愿相信人们的自主能力，不相信人们能够处理好自己的事务。政府认为如果赋予人们自治能力，政府的存在作用就会大大减少。其实这些担心都是不必要的，西方现在就本着有限政府的理念管理国家，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的政府必须抛弃传统的家长观念，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建立法治政府。

（2）政府官员追求政绩工程，谋求升官发财

在改革开放建设更加深入的今天，政府官员也有着很大的压力，各级政府必须跟上进度。这样就容易产生一些不良现象。为了在自己的任期内追求政绩工程，政府官员必须大力招商引资，加快城市建设。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国的大多数城市都存在一个财力不足的问题。怎麽样能使自己任期内城市建设成绩辉煌，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希望为自己的仕途增添光彩，‘政府经营城市’给许多城市的领导带来了曙光，很快便成了燎原之势，成了全国许多城市的领导们所推崇的流行理念和工作手段。”[2]

（3）政府官员捞取私利

在拆迁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权钱交易，政府官员从开发商手中获取巨额利润。对于拆迁人来说政府关于手中的权力是其获得暴利的最合算、最有效的工具。为了获得这个工具，拆迁人必然贿赂官员，获得政府的支持，从而节省了拆迁过程中本应支付的高额代价，并且这种行为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2．拆迁人更乐于将拆迁行为定性为行政行为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将拆迁行为定性为行政行为，将有利于拆迁人成本的减少，拆迁人作为一个希望获得暴利的经济人，他们宁愿给官员送礼，因为这些礼金与拆迁应支费用比起来就是九牛之一毛。

三、政府在拆迁法律关系中的应然定位

政府参与拆迁法律关系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政府在实践中的定位不准确导致矛盾不断出现。我们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拆迁本应该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事情，但是一旦矛盾出现，被拆迁人不去找拆迁人而是去找政府，去堵政府的大门口。这一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是不是我们的政府发挥职能有所偏差呢？国务院出台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第5条规定“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从中可以看出条例将政府部门定位于一个监督管理的身份，而不是直接参与者。但是在现实中，政府不但作为拆迁人的保护伞、权力后盾，更有甚者代替拆迁人履行拆迁职责。公民的权利在政府的权力面前总是显得软弱无能，本来是平等的权利关系由于政府的不当介入转换成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性质完全发生了变化。

笔者认为政府在拆迁活动中应该扮演一个监督者、旁观者和保护者的身份。首先，颁发拆迁许可证等行政行为是其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体现，对于拆迁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对其违法行为给与处罚，监督拆迁活动的正常顺利进行；其次，政府不应作为拆迁活动的直接参加者。《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0条明确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拆迁委托。”政府如果直接参与到拆迁活动中，必然会利用其权力对公民的权利造成损害，还会腐败等社会问题。所以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之后不得随意进入拆迁活动，应

该作为一个旁观者；最后，政府应该还是一个保护者，一个公民权利的保护者。由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地位实质不平等，被拆迁人处于弱势地位，政府应该更多的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会符合社会正义，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这也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所在。

所以，笔者认为政府在房屋拆迁过程中应该扮演一个融监督者、旁观者和保护者三种身份于一身的角色。

四、房屋拆迁过程中的私权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私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法治社会应该是一个充分确认私权和保护私权的社会。中国长期以来义务本位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人民只有服从的义务。但是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是充分认同和尊重私权利的经济。我们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对私权利的保护也愈加重要了。要保护人民的追求财产的进取心，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每个人都赋予了，国家才算真正的富裕。在房屋拆迁过程中就涉及到了私权保护问题，当前拆迁纠纷不断，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对公民私权利的保护不到位。我们已经论述了房屋拆迁活动实质上是民事活动，拆迁双方当事人应该完全根据平等、自愿的原则进行民事活动。但是由于政府职能的不当行使让平等的民事关系权力化、政治化了，所以政府应该转变理念，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充分尊重和保护人们的私权利。

笔者认为在房屋拆迁过程中对私权的保护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合理界定公共利益

在当前的房屋拆迁纠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确所引起的。房屋拆迁的目的主要分为两种：一个是出于公共利益需要；一个是出于商业目的需要。在现实中这两种常常混淆不清，开发商往往买通政府官员，打着公共利益的需要拆迁，付出极小的成本，而实质上是用于商业目的，给公民的财产造成极大地损害。因此有必要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不能使公共利益成为拆迁人获取暴利的幌子，更不能使公共利益成为公民私权利遭到侵害的祸根。笔者认为，应该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公共利益的界定存在许多现实的困难，“公共利益是一个高度抽象、弹性极大的概念,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间、特定条件下和特定问题上的重大或根本利益所在,是一国法律规范的安全阀，其实质是一种对整个法律秩序起调控作用的手段。”[3]但是笔者认为公共利益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涵：

1．公共利益理应是合理合法并且公共受益的财产权利是公民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只有在法定条件下才可以考虑加以限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共利益还应该考虑到合理性的问题，尤其在拆迁中不能只考虑到政府或者国家的利益，公民的利益也应该考虑进来，公民的房屋居住了几辈子，突然之间要拆掉无论从感情上还是物质上都是不好接受的。尤其当前拆迁补偿不到位，过于牺牲私人利益来维护所谓国家社会利益对于被拆迁人来说是不合理的。

2．公共利益应该使公民有充分的参与权

涉及到人们私权利的时候，尤其是对人们的私权利加以剥夺或限制的时候必须给与利害相关人充分的表达的途径和权利，让利害关系人充分参与到其中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拆迁的整个过程不能有政府和拆迁人完全主导，被拆迁人必须有充分的参与权，对于拆迁范围，补偿标准等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

3．公共利益应该使权力具有制约性，达到权责统一

政府利用权力，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和限制私权利，很容易造成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紧张、对抗。尤其是在公权力滥用公共利益的时候，监督与制约显得尤为重要。必须使权力处于阳光状态之下，通过违宪审查、司法审查、社会监督等多种手段来制约政府权力的行使。如果权力的行使者没有受到制约，那任何一个人都会滥用权力，必须建立权力的权责统一机制，是由权力的人在滥用权力的时候要受到法律的严重制裁，包括法律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等，使其付出相应的代价。

（二）明确正当的法律程序

“无论是公益性拆迁还是商业性拆迁,正当的法律程序都是保证拆迁合法、公正、有序的必要前提。”［４］正义要被人们看到，并且真实的感受到，必须要有正当的程序，只有有了正当的程序才会防治暗箱操作，防止人们的私权利不会被轻易的剥夺和限制。拆迁活动涉及到许多程序问题，比如说拆迁许可证的批准、拆迁范围的确定、补偿标准的确定等。笔者认为采取听证会的行使是确保程序正当，人们私权利不被侵害的有效途径。当前拆迁纠纷不断有很大的原因是拆迁各方的沟通不够，拆迁程序不够透明。首先，缺乏沟通容易造成各方当事人的不信任和误解；其次，程序不透明容易造成暗箱操作。当事人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将自己的私权利拱手让与他人，这是不公平的。举行听证会就能够克服这些缺陷，使拆迁达到相对公平。

（三）合理公平的拆迁补偿

当前拆迁纠纷主要集中在补偿不合理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公共利益掩盖商业目的，压低补偿费用。；第二，拆迁人利用其优势地位降低补偿标准。我们必须用法律的手段确定补偿标准，给与被拆迁人合理公平的补偿。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补偿范围、补偿标准方面进行科学的界定，给与被拆迁人充分的合理的补偿，已达到社会之公正。

五、结语

城市化进程是我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也应该时刻要记住经济要想跨越式发展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必须重新定位，在城市化进程中体现出一个法治政府的姿态。时刻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固有调节方式，不要过多的用政治手段调控经济的运行。我们的政府还要克服发展速度的追求和社会稳定的协调，不要搞政绩工程。在追求速度的同时要注意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的政府坚持法治，转变执政理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一定会取得巨大成功。

注释:

[1]张翔、李军：《房屋拆迁法律理论与实务》，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版，第37页

[2]王才亮：《房屋拆迁纠纷焦点释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3]侯雪梅：“房屋拆迁中私人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载《法学论坛》2004年9月第5期，第48页

[4] 侯雪梅：“房屋拆迁中私人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载《法学论坛》2004年9月第5期，第50页

第二篇：房屋拆迁中的法律问题.

房屋拆迁中的法律问题

[摘要]2001年修订后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1991年旧条例相比，内容更加完备。但其中有关办理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规定与《土地管理法》相冲突，有关拆迁诉讼中的先予执行与《民事诉讼法》相冲突，由于法律冲突引发《条例》执行的法律问题。

案例：2005年9月，某县人民政府决定将某片旧城区列人旧城改造范围。甲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通过竞标取得该旧城改造项月的开发资格。随后，甲公司就开始着手制定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进行调查核实，办理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手续，并陆续于2005年11月下旬与被拆迁人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直到12月中旬，某县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即某县城乡规划建设局）才向甲公司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之后，被拆迁人乙拒不搬迁。2006年2月，甲公司以被拆迁人乙已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却拒不搬迁为由，将乙诉之法院，并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法院以先予执行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由，不予先予执行。同时还指出，先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后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做法违法。某县建设局解释说，国土局以甲公司不是土地使用权人，要求甲公司签订90％以上的协议才审批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因而导致先签订协议后发房屋拆迁许可证。

【评析】

一、法院能否受理并准许甲公司的先予执行的申请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巧条规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第16条也规定“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这两条都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赋予了拆迁人在民事诉讼期间向人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的权利以及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期间先予强制执行的权利。然而，法院却以拆迁人的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的规定以及省高院的内部规定为由，不准许拆迁人先予执行的申请。

先予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在终局判决之前，为解决权利人生活或生产经营的急需，依法裁定义务人预先履行义务的制度。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先予适用的案件范围是：第一，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第二，追索劳动报酬的；第三，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以执行的。这里指的主要是需要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需要立即制止某项行为的；需要立即返还用于购置生产原料、生产工具的货款的；追索恢复生产、经营急需的保险理赔费的。同时，先予执行应符合两个条件：第一，案件事实清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的，不先予执行将会造成更大的损失；第二，被申请人有给付、返还或者赔偿的义务，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的。而且，人民法院先予执行的裁定，应当由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并经开庭审理后在终审判决前作出。

笔者认为，法院不宜准许拆迁申请人的先予执行申请。首先，在拆迁诉讼中申请先予执行是不能满足先予执行的实质要件的。从本案来说，房屋拆迁显然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第一、二种追索费用或报酬的范围，也不符合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第三种情形。本案中的拆迁协议中虽已明确了被拆迁人乙选择了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补偿方式、由乙自行解决临时安置过渡房问题，又明确规定了被拆迁人的具体搬迁时间。拆迁人有能力提供拆迁安置周转房，被拆迁人也有履行搬迁的能力。但本案的关键问题是不准许先予执行虽严重影响了拆迁人的生产经营，也造成了拆迁人更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使广大其他被拆迁人的利益受到损失。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达到使不先予执行造成“无法弥补或无法挽救的损失”，达到情况紧急的标准。比如，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受到重伤住院，如不及时进行手术治疗会造成受害人死亡或终生残疾，情况紧急，急需医疗费，而受害人又无经济能力负担这笔医疗费，因此他对交通事故肇事者提起诉讼的同时提出先予执行的申请是符合先予执行条件的。其次，从法的阶位来说，有关先予执行的下位法规定违反了上位法规定。民事诉讼法及人民法院组织法是基本的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务院及最高人民法院均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人大负责；而《条例》则由国务院制定，与《民事诉讼法》相比是下位法，下位法关于先予执行的规定与上位法相冲突，冲突部分规定的当然无效。换句话说，国务院没有权力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级法院应当履行先予执行的义务或在拆迁诉讼中拥有先予执行的权利。最后，先予执行不利于社会稳定。从法的严肃性来看，如果未经判决被执行人败诉并责令搬迁就先予执行，就剥夺了被上诉人在法庭上陈述、申辩甚至上诉的权利，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树立法律的权威。从上文有关追索抚养费和劳动报酬等先予执行的其他规定来说，主要是涉及到金钱方面的执行，如果这两类先予执行发生错误，还可以采取执行回转，以修正错误。而先予执行房屋拆迁，万一发生先予执行错误，将房屋拆除，就不能执行回转，无法恢复原状。综上，笔者认为，在城市房屋拆迁诉讼中，有关人民法院先予执行的规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是不符合司法实践的。

当然，也有人提出：《条例》第15条规定的只是在达成的协议不履行的民事诉讼中拆迁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而具体是否符合先予执行条件、是否准许申请要由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确认。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一项制度的设立如果无法得到执行，倒不如不设立这项制度为好，新（（条例》实施近5年来的司法实践中，也鲜闻在拆迁民事诉讼中法院采取先予执行措施的。有的人还提出，《条例》第16条规定的在裁决不服行政诉讼的先予执行时，可参照行政处罚的规定，即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笔者认为，行政裁决毕竟不同于行政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0条规定，对于行政裁决的执行申请条件是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也就是期满不行使司法救济权利才可申请执行。而《条例》第16条规定的先予强制执行却剥夺了被拆迁人在3个月的诉讼期间内依法享有的抗辩权，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二、房屋拆迁许可证与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的矛盾问题

《条例》第6条规定“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第7条规定“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本案中，甲公司一取得拆迁资格就着手准备资料、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但国土局却认为：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在房屋拆迁当中，甲公司作为拆迁人没有完全取得所拆迁土地的所有权，不能向甲公司发放国有土地使用权审批文件，要求与全体被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后方可审批。后经协商，将全部签订的门槛降至90％以上签订，才能够批准土地使用权。这就出现了先签安置协议后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事实，而根据规定尚未取得拆迁许可证就不能实施拆迁，就不能与被拆迁人签订安置协议，两者产生矛盾，法律与行政法规之间再次产生冲突。

在拆迁前，国有土地使用权属是明确的，也就是属全体被拆迁人所有。而在拆迁后，被拆迁人可选择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拆迁补偿方式，选择货币补偿的被拆迁人丧失了旧房的土地使用权，而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被拆迁人仍拥有旧房所处的土地使用权。因此，旧城改迁后，原先属被拆迁人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就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仍属被拆迁人所有，另一部分随商品房由拆迁人出卖给他人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拆迁人与全体被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才能确定拆迁前的土地使用权在拆迁后的土地归属情况，即分属被拆迁人和拆迁人的土地使用权比例，确定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假设国土局在拆迁人未与被拆迁人签订协议前就将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归拆迁人使用，拆迁人既已取得土地使用权，在法律上就拥有对该片土地使用权的处分权，就可对土地使用权任意处分。因而，国土局的做法不是没有道理。但由于《条例》第7条规定与《土地管理法》规定产生冲突，只好采取本案这种先签订协议后审批拆迁证的折中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三、如何解决两个冲突问题

笔者认为，对于先予执行与民诉法规定冲突的问题，因为先予执行的规定既不合法，又不合理，更难以操作，无法取得实际效果，负面影响较大，建议在修订《条例》时予以废止。在拆迁当中适用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的先予执行制度，最大限度地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至于申领房屋拆迁许可证与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之间的冲突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审批制度，在《条例》修订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改为国有土地使用权预登记制度，即根据被拆迁人原有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情况和该地块土地出让金的价格，以土地出让金为基数确定一定比例的风险金，责令拆迁人在取得拆迁许可证前交纳土地审批风险金，然后再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待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完成拆迁计划后视安置被拆迁人的具体情况退还。这样既可以做到先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后实施拆迁工作，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展，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篇：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以北京酒仙桥拆迁案为例

胡锦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 王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城市房屋拆迁/公共利益/公民投票/平等权

内容提要: 城市房屋拆迁的性质是国家收回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本质上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强制取得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因此，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其定位为一种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关系，是存在合宪性争议的。同时，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并非处于“配角”的地位，政府应当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承担不作为义务和保护义务。北京酒仙桥拆迁案中所首创的“公民投票决定拆迁”和“同步拆迁杜绝钉子户”的措施，前者是对直接民主的迷信，公民投票并不能完全体现理性，而且容易对少数人的权益构成打压；后者的“一刀切”则容易侵犯被拆迁人的平等权，所以，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并非一两个创新措施就能解决，需要从根本上突破制度的“瓶颈”。

关键词: 城市房屋拆迁/公共利益/公民投票/平等权

内容提要: 城市房屋拆迁的性质是国家收回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本质上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强制取得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因此，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其定位为一种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关系，是存在合宪性争议的。同时，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并非处于“配角”的地位，政府应当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承担不作为义务和保护义务。北京酒仙桥拆迁案中所首创的“公民投票决定拆迁”和“同步拆迁杜绝钉子户”的措施，前者是对直接民主的迷信，公民投票并不能完全体现理性，而且容易对少数人的权益构成打压；后者的“一刀切”则容易侵犯被拆迁人的平等权，所以，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并非一两个创新措施就能解决，需要从根本上突破制度的“瓶颈”。

2007年6月发生在北京的酒仙桥拆迁案是近年来中国诸多城市房屋拆迁案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件。这个案件中所反映出来的诸多问题，既有与其他拆迁案件一样的共性问题，比如城市房屋拆迁的性质、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的角色定位，也有这个案件本身的一些特色问题，比如这个案件中所采用的“公民投票决定拆迁”、“同步拆迁杜绝钉子户”的“创新方法”，这些都着实值得我们深思。

一、城市房屋拆迁的性质如何？ 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城市房屋拆迁是一种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在基于合意的基础上的不动产的移转。而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只是对拆迁过程进行监督管理，从而“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1]由此来看，城市房屋拆迁似乎成为一种私人之间的民事行为。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表面。由于我国实行土地与房屋的分开管理，而根据宪法第10条第1款，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所以，被拆迁人虽然对房屋享有所有权，但却是在使用国有的土地。由此，房屋拆迁实际上变成了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的改变，即从原来的被拆迁人变更为拆迁人。但是，这个改变不是由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自行决定的，而是通过国家先从被拆迁人处收回土地的使用权，然后再转移给拆迁人来完成的。这也就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拆迁人在拆迁之前必须向国家申请拆迁许可证的原因，所谓国家许可拆迁就是国家同意了将该块土地的使用权人从被拆迁人变更为拆迁人。

那么，国家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性质如何？它与宪法第13条第2款规定的国家的征收或征用行为有什么联系呢？从《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来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对此，笔者认为，既然被拆迁人之前曾经合法地取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并且可以通过对该土地的使用来获取经济利益，比如将自己的房屋出租给他人，那么，这个土地的使用权就应当成为被拆迁人的私有财产权的一部分，因为根据财产权的定义，一切具有经济利益或者财产价值的权利都可以属于财产权。如此，国家收回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就是对被拆迁人的财产权的侵害。那么，这种侵害究竟是对被拆迁人的私有财产的征收还是征用呢？根据王兆国副委员长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对征收、征用的解释为：征收主要是所有权的转移，征用只是使用权的转移。然而，这种对征收、征用的定义无法涵盖所有的在当事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国家强制取得私有财产权的情形。因为无论是所有权还是使用权，都是针对物权而言的，只有物权才有所谓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而对于物权之外的其他财产权甚至物权之下的某个“子物权”，都很难区分所有权和使用权。[2]比如，我们无法说债权的所有权和债权的使用权，同样，我们也不可能说收回当事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剥夺了当事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所有权还是剥夺了他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使用权。[3]因此，根据现行宪法的对征收和征用的定义是很难说清楚国家收回当事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性质的，估计这也是《土地管理法》对此“模棱两可”的原因。对此，笔者认为，要么取消征收或征用的划分，将其统一为一种行为，比如征用（当然这需要修改宪法，实现起来难度很大），要么对征收或征用作扩大解释，将其扩充到一切在当事人没有过错的情形下，国家强制取得私有财产权的行为。

二、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公共利益在哪里？

诚如前述，既然城市房屋拆迁本质上仍是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征收或征用，那么，根据宪法第13条，国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进行。虽然，《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没有出现任何公共利益的字眼，但是，根据《土地管理法》第58条，国家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条件是：（1）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2）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3）土地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4）因单位撤销、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原划拨的国有土地的；（5）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经核准报废的。这其中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但是，令人疑惑的是，该条将“公共利益”与“旧城改造”并列，且分别规定，似乎旧城改造并不属于公共利益。但如果旧城改造不属于公共利益，在当事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国家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合宪性就很值得怀疑。所以，为了维护城市房屋拆迁的正当性，对于《土地管理法》第58条中的公共利益，立法者最好进行具体解释。[4] 况且，我国的危房改造往往与土地的商业开发联系在一起，即除将危房改造后腾出的土地一部分用作原来居民的回迁房外，其余的则进入土地交易市场用于商业目的。比如，酒仙桥拆迁案中，在实际改造的84万余平方米中，其中58万余平方米用于回迁及配套规划面积，占69％；入市交易的土地面积为25万余平方米，占31％。[5]那么，即使危房改造属于公共利益，而对于危房改造所遗留的土地的商业开发，能否因为危房改造也一并取得收回这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正当目的呢？ ?

三、能否通过公投的方式决定拆迁？

酒仙桥拆迁案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对拆迁人提出的补偿方案的“全民公投”，有人认为，这是拆迁迈向民主化的进步。这是否属于进步？仍然需要细致的分析。所谓公民投票是指由官方举办的，由公民直接对“事”，而非对“人”，以投票的方式表达其接受与否的意见。[6]由于公民可以通过投票决定的“事”有很多，这就导致了公民投票的内涵非常的丰富。首先，公民投票有涉及主权建立而具有国际法意义的投票或为制定宪法而进行的投票和单纯涉及体制内公共事务，只有国内法意义的投票。前者由于尚未建立国家，所以严格地讲，并非公民投票而是住民投票。[7]其次，对于体制内的投票，又可以分为创制和复决。创制就是公民从无到有的创设，而复决是指公民对已有决定的同意。当然，根据提起复决的主体的不同，又可分为主动的复决和被动的复决。前者是由公民自己发动，自己复决；后者是由国家机关发动，“丢”给公民复决。再次，根据公民投票的效力，又可分为有拘束力的公民投票和咨询性的公民投票两种。[8]前者具有法律效力，决策机关必须遵守；而后者的目的只是就公投的主题探寻民意的看法，以作为决策机关的施政参考。最后，以公民投票有无法律依据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有法律依据的公民投票和无法律依据的公民投票。前者是制度化的、可重复进行的投票，后者则是在“机缘巧合”时，一时发生的投票。体制内的公民投票多属于前者，而咨询性的公民投票多属于后者。[9] 如果根据上述定义与分类来看待酒仙桥拆迁案中的公民投票，并不完全符合公民投票的定义。盖因为公民投票一般都是由官方举办的，而本案中的公民投票则是由拆迁人——北京电控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组织的，当地政府只是负责协助维持投票的秩序和相关的安全稳定事宜。[10]同时，从该次公民投票的性质来看，应属于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咨询性投票。因为根据投票的组织者的说法，“我们只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全面了解居民的真实意愿，随后再召开一次决策会商定最后的方案”。[11]虽然咨询性投票不对决策者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但由此所带给决策者巨大的民意压力，成为一种事实上的拘束力。即决策者不得不根据民意来调整自己的决定。所以，世界各国仍然对咨询性投票给与法律上的规范。以德国为例，对咨询性投票的合法性，通说持反对的态度。理由主要在于：（1）咨询性的投票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在事实上有如此强烈的政治压力，国家机关皆不敢违背，这种现象不符合国民主权和法治国家的原理；（2）咨询性的投票容易为了赢得支持所设计的问卷调查而变质，因此危险的是，问卷的设计是为了特定的答案所作的诱导性的提问，然而，执政党最后并不用为了承担政治责任的问题而道歉，因为可以以公民意见普查的中的多数也希望如此的结果去推脱责任。（3）咨询性的投票容易使得参与普查的公民陷于个人偶发利益的表白与应负政治责任之间的分裂，所以不适合对此进行的意见普查。（4）任何一种由国家组织所发动的咨询性投票具有代议机关成员下达指令的意义，这种指令根据宪法原理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种结果在政治道德上的拘束力几乎无法和宪法拘束力区别。[12] 采用公民投票这种直接民主的方式来决定拆迁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直接民主的迷信，认为直接民主即多数决具有超越一切的正当性。但根据学者的研究，直接民主是否真正优越于间接民主是有疑问的。首先，公民投票容易形成对少数人权益的打压。即使在酒仙桥拆迁案中有44％的居民同意拆迁的情况下，仍有人发出疑问：“为什么要让我的邻居决定我的房子拆不拆？” [13]公民投票的程序设计有可能侵害少数者的权利。比如，公民投票下的个人，由于无法预知何时和何种议题会再度被交付公民投票，因此失去在投票行为中与其他人进行交换支持的动机，同时秘密投票的运用也使其无法判断对方是否信守诺言。这种情况下，个别投票行为人便会根据自己对此单一议题的偏好做投票决定，问题在于，多数决可能出现多数人微弱的赞成无关紧要的利害关系胜过少数人强烈的反对、事关重大的权益损害的情形。[14]再比如，公民投票中往往将问题简化为二选一，让投票者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如此怎能解决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这不仅失去多种结果的可能性，并且使问题被压缩为两种答案，妨碍少数人的言论自由的表达。[15]其次，公民投票具有非理性。有学者研究证明，在对人选举和对事决定方面，个人的理性是不同的。对人选举时，往往个人利益变得无足轻重，选贤能成为唯一的要求，因此，选民不从本性的我出发，而从较好的我出发去作决定。相反，如果公民在对事作决定，并且询问的事情没有任何拘束力时，所作出的决定往往是扩大的自私，且投票的结果有随着情绪而定的危险。[16]再次，破坏正常决策的持续性，使决策者推脱责任。公民投票的存在使代议机关中的少数往往动辄借助公民投票来反对代议机关的决定。但是民意多变，如果完全要求代议机关的决策与民意保持同步的话，必然会损害代议机关本身决策的形成与持续性。同时也容易养成代议机关为了避免得罪任何选民，将那些高度争议性的烫手山芋丢给公民，从而使代议机关正常的决策能力逐渐退化。最后，并非对任何议题都适合公民投票。现代社会的政策议题复杂而充满技术性，透过人数不多但比较专业的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员的充分的论辩、协商，可以较好地保障决策的品质，对此专业性的问题，公民是否有能力作出深思熟虑的判断，令人生疑。再比如，对于预算、租税、薪俸等具有财政效果的决策，一般认为选民比较容易受自利的心态所左右，而导致输出不理性的结果，所以即使承认公民投票的国家也往往将其排除在公投议题之外。[17] 鉴于公民投票的种种缺点，有学者提出了实施公民投票的几大原则，值得我们思考：（1）补充原则。公民投票只能作为弥补正常决策的不足，而不是直接阻扰或取代正常的决策。所以，只有在正常决策通道无法进行，比如代议机关的立法怠惰，或者系争事物非常重大且分歧严重，代议机关无法作有效的决定，才能进行。（2）少数人权益尊重原则。对于单纯涉及特定区域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等事项的决定，原则应由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人来进行，不能由事不关己，或利害根本相冲突的其他民众以公投的方式来决定，否则势必造成多数人的暴力。（3）专业问题排除原则。专业问题、技术性较强的问题应尊重专家的决定。比如哪些药品应列为剧毒性药品、辐射安全标准等如何制定，都需要专业的、科学的认定，不适合简单地通过多数决来决定。[18]（4）合法性原则。笔者认为，公民投票也必须合法，对于法律规定的强制性的事项，除非执行其将会导致极度的不公正，否则不能通过公民投票来反对之。比如，在酒仙桥拆迁案中，如果该处居民居住的的确是危房，符合危房改造的标准，并且危房改造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那么对其拆迁就是必需的，不可能通过公民投票的多数决来反对该项规定的执行。否则，法律的权威何在？我们的法律还如何贯彻实施？而针对法律中的任意性规定，比如本案中的补偿标准问题，既然法律允许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协商，那么，通过公民投票来咨询民意才是可以的。?

四、同步拆迁是否侵犯被拆迁人的平等权？

酒仙桥拆迁案的另一个创新之处在于首次采用了同步拆迁方法。所谓同步拆迁，与其他拆迁方法不同的是，为有效杜绝“钉子户”，拆迁并非采取签一户搬一户的方式，而是居民中达到一定比例的人都签订补偿协议后，才实行搬迁，从而避免了越到最后拿到的补偿越多的现象。[19] 钉子户也是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的“顽疾”，[20]在政府与被拆迁人的关系中，要么政府居于强势地位（常态如此），可能对被拆迁人进行强制拆迁，甚至野蛮拆迁。[21]要么被拆迁人“占据上风”，成为政府无可奈何的钉子户，向政府索取高额的补偿款。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总是在这两种力量的较量中“左右摇摆”。

但是，笔者认为，这两种极端状态都是不合法的。在没有充分补偿甚至不符合拆迁条件的情形下，政府对被拆迁人进行强制拆迁违反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所规定的维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另一方面，在符合拆迁条件或者应当拆迁的情形下，通过索要高于同等条件的被拆迁人的补偿款来阻碍拆迁是抗法行为，政府不能一味迁就，应当强制执行的必须强制执行。否则就是政府的不作为。当然，对于钉子户，我们必须区别对待，钉子户本身要求高于同等条件的被拆迁人的补偿款，如果满足，构成对其他被拆迁人的不平等对待；反之，如果钉子户的确具备不同于其他被拆迁人的特殊困难，那么，也需要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对其给与不同于其他被拆迁人的补偿。所以，钉子户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府如何平等对待的问题。

酒仙桥拆迁案中所采取的同步拆迁制度在杜绝第一种不平等——同等条件的被拆迁人被不同对待的问题上确实会起到有益的作用，但反过来，却可能造成第二种不平等——不同条件的被拆迁人被同等对待。即如果强行要求所有的居民都赞成同样的补偿标准，这对于一些有特殊情形的被拆迁人来说又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因此，笔者不主张任何形式的“一刀切”，比如本案中的同步拆迁方法，政府在拆迁补偿问题上，必须区别情况，同等条件的同等对待，不同条件的不同对待，当然后者需要政府充分地说明理由，即基于被拆迁人之间合理的差别。[22] ? ?

五、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虽然在整个酒仙桥拆迁案中，政府始终处在一个“配角”的地位上（这恐怕是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最大特色，即政府努力逃避与被拆迁人进行直接接触，从而防止 “惹火烧身”），但实际上，通过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城市房屋拆迁处处体现着政府与被拆迁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首先，根本上，由于我国实行土地和房屋的双重管理，那么，如果房屋使用的是国有的土地，要拆迁该房屋，就必然要收回被拆迁人对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诚如前述，这种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属于一种行政行为，而收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又以有价出让或划拨的方式提供给拆迁人，这仍然是行政行为。所以，在拆迁中的关键——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阶段，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尚不存在法律关系，而只有政府与被拆迁人、政府与拆迁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其次，拆迁人在获得被拆迁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之后，紧接着就要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房屋拆迁许可证。这虽然是行政机关向拆迁人作出的一种行政许可，但由于涉及到被拆迁人的财产权，被拆迁人成为该行政许可的利害关系人。

再次，在具体的拆迁过程中，虽然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表面上是一种合同关系，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又规定，如果双方达不成协议的，可以申请建设行政部门裁决，房地产管理部门的裁决是一种行政裁决，双方当事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样，这种民事关系又进入了行政领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告知当事人向有关部门申请裁决。由此可见，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并非一种单纯的民事关系，因为他们有关拆迁补偿协议的争议无法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而是必须通过行政途径来解决。

由此可见，虽然立法者极力想将房屋拆迁关系定性为一种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关系，但实际上，由于房屋拆迁属于一种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强制剥夺，没有公权力的参与，私人根本无法进行。所以，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是无法逃避责任。政府不仅不能逃避责任，而应当勇于承担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政府针对公民宪法上享有的私有财产权的不作为义务和保护义务。一方面，政府本身不能作出对被拆迁人的财产权进行非法侵害的行为，[23]另一方面，政府应当主动保护被拆迁人的财产权，防止其受到拆迁人行为的侵害。[24] 诚如笔者在一篇有关公共利益的文章所说，我们当前的房屋拆迁（包括土地的征用、征收）并非单纯的法律不完善问题，而是有很深的制度难题。[25]就城市房屋拆迁来说，由于土地与房屋的分离，房屋拆迁本质上是国家在收回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而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收回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如果基于公共利益收回，公共利益包括哪些？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等，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任何的有创意的措施也只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

注释:

[1] 参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条。

[2] 从德、日等国对征收或征用的定义来看，都笼统地针对财产权，并不区分所有权和使用权。比如，德国学者通称公用征收，是指对作为财产保护的具有财产价值的法律地位的全部或者部分地剥夺，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第683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日本学者通称为公用收用，是指为了公共公共事业之用，而强制地取得私人的特定财产权的活动或制度。参见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第471页，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3] 我国民法学者马俊驹、梅夏英将其称为“物权的物权的怪圈”，参见马俊驹、梅夏英：《财产权制度的历史评析和现实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4] 公共利益是否真的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难以具体化，笔者认为不然：首先，公共利益是宪法委托。宪法固然可以对公共利益作概括规定，但这既是出于宪法本身的特点所决定，也代表了立宪者对立法者的一种立法的委托，即寄希望于立法者续其未竟之志，而为一定之作为。因此，假如宪法并未对该内容确定之，而该内容又是必须规定者，则由立法制定执行性质法律，来贯彻宪法，不仅是权限，亦是一种义务。立法者违反这种义务，将承担立法不作为的责任。其次，从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在普通立法中对公共利益进行列举是普遍做法。比如德国、日本。

[5] 《北京酒仙桥危改多数居民赞成 公证人员全程监督》，资料来源：http://news.sohu.com/20070610/n250483608.shtml。

[6] 许宗力：《宪法与公民投票——公投的合宪性分析与公投法的建制》，载氏著《宪法与法治国行政》第56页，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

[7] 苏永钦：《创制复决与咨询性公投——从民主理论与宪法的角度探讨》，载《宪政时代》第27卷第2期。

[8] 曲兆祥著《公民投票理论与台湾的实践》第70－71页，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

[9] 苏永钦：《创制复决与咨询性公投——从民主理论与宪法的角度探讨》，载《宪政时代》第27卷第2期。

[10] 《北京酒仙桥危改多数居民赞成 公证人员全程监督》，资料来源：http://news.sohu.com/20070610/n250483608.shtml。2007年6月26日访问。

[11] 同上。

[12] 陈英淙：《以德国为例探讨直接民主的可能性及可行性》，载《宪政时代》第24卷第4期。

[13] 《北京酒仙桥危改项目投票民主试验再陷僵局》，资料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07-06-10/041013193109.shtml。2007年6月26日访问。

[14] 许宗力：《宪法与公民投票——公投的合宪性分析与公投法的建制》，载氏著《宪法与法治国行政》第57页，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

[15] 在酒仙桥拆迁案中，即出现这样的情况。投反对票的人中多数实际上并不反对拆迁，而是对补偿不满意，但由于议题的二选一，不得不投出整个的反对票。

[16] 陈英淙：《以德国为例探讨直接民主的可能性及可行性》，载《宪政时代》第24卷第4期。

[17] 许宗力：《宪法与公民投票——公投的合宪性分析与公投法的建制》，载氏著《宪法与法治国行政》第83页，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

[18] 上述三个原则参考了台湾学者许宗力的论述，参见同上，许宗力文，第81－84页。

[19] 《北京酒仙桥危改多数居民赞成 公证人员全程监督》，资料来源：http://news.sohu.com/20070610/n250483608.shtml。2007年6月26日访问。

[20] 参见此前引起广泛报道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资料来源：http://news.sina.com.cn/s/2007-03-09/032512468160.shtml。2007年6月26日访问。

[21] 参见此前的江苏“铁本事件”、湖南“嘉禾事件”报道。参见何禹钦、陈芳：《铁本之乱》，载《财经》2004年第10期；曾鹏宇：《嘉禾拆迁事件，谁在撒谎》，载《北京青年报》2004年5月22日。

[22]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些学者主张的逐个协商的方式反而是值得推广的（参见《北京酒仙桥危改项目投票民主试验再陷僵局》，资料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07-06-10/041013193109.shtml，2007年7月1日访问）。当然有同志可能会说，这种方式太浪费时间，会拖延拆迁的进行。对此，笔者认为，首先，由于房屋拆迁影响到许多被拆迁人的生存，不能一味以效率来牺牲公平；其次，制度上的适当设计可以提高逐个协商的效率，比如，对具有相同条件的被拆迁人进行分类，对属于同一类别的被拆迁人进行集体协商，而在不同类别的被拆迁人之间进行个别协商，这种集体协商与个别协商相结合的方式相信会兼顾效率与公平。

[23] 这就是所谓的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是指公民可以根据基本权利规定，请求国家不作出非法侵害其基本权利的行为。

[24] 这就是所谓的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功能，是指公民可以根据基本权利规定，向国家请求保护其基本权利所保障的法益免受其他人民的侵害。参见张嘉尹：《论“价值秩序”作为宪法学的基本概念》，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0卷第5期。

[25] 参见胡锦光、王锴：《我国宪法上“公共利益”的界定》，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

第四篇：解读农村房屋拆迁中的法律问题

法眼看经济:解读农村房屋拆迁中的法律问题

2011年04月14日 15:38 来源：中国经济网

栏目名称：法眼看经济

主 题：解读农村房屋拆迁中的法律问题 嘉宾律师：王优银律师 本期介绍：

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呈逐年上升趋势，房屋拆迁补偿问题越来越被社会所关注，房屋拆除后能获得哪些补偿成为人们急需了解的法律热点。近日来，法邦网接到了很多网友有关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的法律咨询。

为此，本期《法眼看经济》就网友关心的一些问题采访了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的王优银律师。访谈内容：

【法眼看经济】王优银律师您好！首先，欢迎您做客《法眼看经济》。在我们的访谈正式开始之前，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王优银律师】大家好，我是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拆迁首席律师王优银。【法眼看经济】访谈开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农村宅基地？宅基地房屋所有权该如何确定？请王律师为大家做个简要的介绍。

【王优银律师】农村宅基地一般是指仅限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符合规定的成员，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标准享受使用，用于建造自己居住房屋的农村土地。宅基地的所有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属集体所有，农民只拥有使用权。

【法眼看经济】近几年，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主要表现为直接暴力冲突、群体上访和失地农民的大量出现。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您认为引发宅基地征收纠纷白热化的根本原因有哪些？

【王优银律师】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是现有的法律体制对农民权益保护不周全，以致相关基层政府利用行政强制权利产生侵害百姓被征收权益的行为屡屡发生。

第二点就是各地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非常大，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压低对农民拆迁补偿的支出。第三点基层政府普遍存在政绩观不正确的问题，为了相互攀比，不顾实际情况大拆大建，在实际操作中作风粗暴。

第四点就是有法不依，在拆迁中有关政府或公安机关纵容黑恶势力对“不听话”的被拆迁人进行打击报复，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法眼看经济】农村房屋拆迁和城市房屋拆迁有哪些不同之处？不少网友对此都很迷惑，请您给大家简单的讲讲。

【王优银律师】农村房屋拆迁与城市房屋拆迁的不同之处主要有：

一、法律依据不同。农村房屋拆迁一般依据《土地管理法》及配套法规执行；城市房屋拆迁一般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规进行；

二、补偿标准不同，农村房屋拆迁一般只补偿成本重置价，标准较低；城市房屋拆迁一般按市场评估价补偿；

三、拆迁程序不同，农村房屋拆迁一般是由市县国土资源部门进行；城市房屋拆迁一般是由政府委托的拆迁公司等进行。

【法眼看经济】目前我国法律对农村宅基地拆迁补偿方式和标准都有哪些具体规定？您认为有哪些地方还需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王优银律师】目前我国法律对农村宅基地拆迁补偿方式一般有货币补偿和房屋安置两种，其标准各地差别非常大，不一而足，但总的原则还是相当低的。

立法完善的地方主要有确立先补偿后拆迁原则，明确拆迁主体和拆迁程序、拆迁评估机构的选择以及评估方法，以及完善被拆迁人的权利保护程序。【法眼看经济】农村宅基地拆迁补偿款由哪几部分构成？农村宅基地自建房有没有房产证，在拆迁补偿上是否有区别？

【王优银律师】宅基地拆迁补偿一般分为地上物的补偿和宅基地使用权补偿两部分。

对农村宅基地上没有房产证的自建房是否补偿各地政策略有不同，有的全额补偿有的折价补偿，有的甚至不予补偿。对于专业律师来讲，我们认为拆迁人应尊重历史，在拆迁中应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对于因为地方政府政策原则不能办理或补办产权证件的自建房应予完全补偿。

【法眼看经济】对于宅基地上未建房的空地，在拆迁时能否得到补偿？目前国家法律对这块是如何规定的？

【王优银律师】对于此点国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征收宅基地使用权，如非属于被征收人原因造成没有建房，应对宅基地使用权做适当补偿。

【法眼看经济】我们都知道，现在流动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那么进城务工人员和户籍在外的学生能否获征地补偿？

【王优银律师】这个主要看户籍是否在被征收范围内，如果户口在被拆迁房屋内，应当享有拆迁补偿的权利。学生和服兵役的现役军人等特殊情况将户口临时迁移的人员也应享有补偿的权利。

【法眼看经济】近期，我们接到一名网友的咨询，他本人是城镇居民，几年前购买了一处农民的自建房，现在房屋面临拆迁，但却被告知房屋拆迁款不归他，而是归房屋宅基地的产权人所有。像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请王优银律师帮我们这位网友解答一下。

【王优银律师】现行的法律是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村的宅基地上的房屋的。司法实践中一般都认定此类买卖协议无效，对于因合同无效造成购买人的损失，卖方应负一定的赔偿责任。

【法眼看经济】最近的一则新闻引起了较多网友的关注，因国家修建公路，河北某村需被占地拆迁，而被拆迁村民反映拆迁前后的补偿标准大幅“缩水”。被拆迁户相信政府的“口头协议”承诺，拆除了自己的房屋，但拆迁后镇政府“变脸”让村民似乎有苦难言。对此，您是怎么看的？被拆迁的村民该如何维权？

【王优银律师】对于有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确实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屡屡的失信不仅失信于民还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对于被拆迁人来讲在拆迁中一定要注意保留书面证据，及时索要对方签字盖章后的补偿安置协议文本。只有保留书面证据才最有可能保护自身权益。对于此类被忽悠的村民应及时拿起法律武器，收集证据以维护自身权益。

【法眼看经济】被征地农民享有哪些知情权？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意见该怎么办？

【王优银律师】被征地农民享有征地范围、征地用途、位置征地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等知情权。对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意见有提出听证的权利。

【法眼看经济】在面临农村宅基地拆迁时，需重点注意哪些事项？作为律师您能否为大家提个醒。【王优银律师】第一要及时收集、保留与征地拆迁有关证据；

第二要学会与拆迁方进行科学谈判的技巧，拆迁人一般身经百战，比被拆迁人拥有更多的谈判技巧，要想不吃亏一定要多注意学习。

第三要及时维权，如果存在权益被侵害的情况要及时维权，行政复议的时效是60天，行政诉讼的时效是三个月，如果超过时效，主张权利一般不会被支持。

第四维权时一定要聘请专业律师进行，征地拆迁维权专业性和实战性特别强，一个好的专业律师往往会挽狂澜与既倒，反败为胜，最终帮助被拆迁人实现理想的补偿。

【法眼看经济】对于今天的话题，您还有需要补充的吗？

【王优银律师】在拆迁中广大被拆迁人一定要以法律为底线，做到“维权不违法”，依法维权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万不可以违法为代价，否则不仅不利于实现自身合法权益，还容易造成自己被打击而致维权失败。也希望地方政府能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在拆迁中能造福与民，而不是与民争利。最后祝广大被拆迁人都能得到一个满意的补偿。

【法眼看经济】再次感谢王优银律师的参与。在此，也希望您对我们节目提一些意见或者建议，以促进我们更好的为律师和公众服务。

【王优银律师】这个节目能够贴近民生，能够反映社会的热点问题与网民互动，这一点非常好。也希望节目越办越好，反映弱势的百姓心声的专题越来越多。谢谢大家。（法邦网）（责任编辑：何欣）

靖江失地农民也可享受社保待遇

记者从泰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获悉，靖江出台被征地农民参保新政策，被征地农民可以享受和城市居民、城镇企业职工一样的社会保障。

据了解，靖江市为解决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和劳动就业问题，曾在２００４年９月出台《靖江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实施细则》，对征地补偿、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作出政策保障，动员被征地农民人人参保。但由于多种原因，被征地农民选择领取一次性补偿安置费，“以土地换保障”的积极性不高。从维护农民切身利益的角度出发，靖江市着力改变被征地农民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现象，经过反复调研，日前又出台了补充规定。新政策最大的亮点是，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市居民管理和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范围。此举在苏中、苏北地区开了先河。

据靖江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符平介绍，从今年１０月１日起，该市经济开发区各园区、江苏江阴──靖江工业园区、滨江新区、生态园区规划区内的被征地农民参保后，直接置换“城保”，参加“医保”，符合条件的家庭享受“城市低保”以及就业扶持等多项城市居民和城镇企业职工待遇。他说，与原政策比起来，新政策在养老金发放方面更能调动被征地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这次，靖江首次将１６周岁以上的被征地农民纳入“城保”范围，参保时能同时实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置换，即一次性置换１５年的养老保险费，到退休年龄时和城镇企业职工一样计发养老金，并享受正常调资待遇。例如，今年已到退休年龄（女性５５周岁以上，男性６０周岁以上）的被征地农民参保时一次性置换１５年后，可每月领到３７０元左右养老金。同时，被征地农民退休后，也统一被纳入靖江市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体系。被征地农民可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享受相应待遇。被征地农民家庭符合城市居民低保条件的，统一纳入“靖江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据了解，靖江市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以来已经领取一次性补偿安置费的被征地农民，也可参保，享受“补充规定”带来的实惠。《靖江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实施细则》补充规定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06]29号）、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意见》（苏发[2006]1号）、《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江苏省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规定〉的规定》（省政府第139号令）和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意见》（泰政发[2006]5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对《靖江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实施细则》（靖政发[2004]107号）作出补充规定。

第二条靖江经济开发区各园区、江苏江阴—靖江工业园区、滨江新区、生态园区规划区内的被征地农民，适用本补充规定。

第三条被征地农民纳入城市居民管理和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范围。

第四条补偿安置。对第一年龄段16周岁以下（不含16周岁）人员实行补偿安置，一次性领取生活补助费标准由每人4000元提高到13000元。

第五条基本生活保障与基本养老保险置换。

（一）第二、三年龄段人员，按月发放生活补助费，发放标准由原来三类地区提高到二类地区标准，即第二年龄段人员每人每月由120元提高到140元，第三年龄段人员每人每月由100元提高到120元，发放年限仍按《靖江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执行。被征地农民家庭符合城市居民低保条件的，由民政部门按靖江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有关规定执行。

（二）第二、三、四年龄段人员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保）范围，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置换。

置换标准：以征地时上本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缴费基数，按20%的缴费比例，计算置换基本养老保险年缴费标准(即一年的置换费)。

置换年限：15年（城镇企业职工退休按月享受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

（三）基本生活保障与基本养老保险置换所需资金：80%的土地补偿费、全部安置补助费、政府补贴。置换费和生活补助费由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专户一次性划拨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资金出现不足的，先由20%的土地补偿费解决，仍出现不足的，差额部分由市财政负担80%，园区（镇、办事处）负担20%；有结余的，可按28%的缴费比例和上本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100%为缴费基数置换缴费年限，提高退休待遇，仍有结余的，由园区（镇、办事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处理。

（四）第二、三年龄段人员就业后，按城保政策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每缴一年基本养老保险费，退一年用于置换缴费年限的补偿安置费本息，直至退完为止。如被征地农民不愿退，可按前款规定置换，增加缴费年限，提高退休待遇，但置换的起始缴费年限不得超过法定的就业年龄（16周岁）。

第六条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一）第二、三年龄段人员置换城保后，享受城保待遇。参保期间死亡的，丧葬抚恤费按城镇企业职工有关规定执行，并将用于置换缴费年限的补偿安置费部分一次性退给其受益人或合法继承人。

（二）第四年龄段人员从置换次月起办理退休手续，并按城保规定计发养老金。在领取养老金期间死亡的，丧葬抚恤费按城镇企业退休人员有关规定执行，用于置换缴费年限的补偿安置费部分扣除已领取的养老金，余额一次性退给其受益人或合法继承人。

（三）第二、三年龄段未就业人员和第四年龄段人员，退休后纳入社会化管理，并免收每人一次性1500元的社会化管理服务代办费。

第七条相关问题的处理。

（一）特殊人群的补偿安置费的处理。

征地时已参加养老保险（指参加事业保险、城保、新农保、外地参保和已按国家政策规定退休）的纳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被征地农民，享受80%的土地补偿费，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发放给个人。

（二）部分征地有关问题的处理。

一次性征地所得土地补偿、安置费足够安置和置换的村民小组，按第四、五条规定安置和置换城保。剩余费用和再次征地所得土地补偿、安置费，可按28%的缴费比例和上本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100%置换缴费年限，提高退休待遇,或由园区（镇、办事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处理。

部分征地后，人均耕地面积在0.4亩以上，一次性征地所得土地补偿、安置费不足以安置和置换的村民小组，80%的土地补偿费和全部安置补助费，暂由园区（镇、办事处）代管，不得分配，待再次征地所得土地补偿、安置费累积足够置换，按第四、五条规定安置和置换城保。

部分征地后,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4亩的村民小组，视同全部耕地被征用，按第四、五条规定安置和置换城保，置换费不足部分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向社保经办机构出具欠条，园区（镇、办事处）担保、市财政认可，再次征地时偿还。全部耕地被征用后，置换费仍不足的，差额部分由市财政负担80%，园区（镇、办事处）财政负担20%。

（三）本补充规定执行时间之前征地问题的处理。

2004年7月1日以后至本补充规定执行时，补偿安置费未分配的村民小组，被征地农民按本补充规定第四、五条安置和置换；补偿安置费已被分配的村民小组，被征地农民可按本补充规定第四、五条置换城保。不愿意置换的，不纳入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及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等管理范围。

2004年7月1日以前征地的，另行处理。

第八条第二、第三年龄段人员，未就业的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也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享受相应待遇；已就业的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享受其待遇。

第九条第四年龄段人员可选择下列办法之一参加医疗保险（保费由个人缴纳），并享受相应待遇：

（一）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二）参加住院统筹医疗保险的人员，不建立个人账户，缴费标准按参保时上本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5%，一次性缴纳医保费，缴费年限由15年减为10年；

（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缴费标准按参保时上本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9%，一次性缴纳医保费，缴费年限由15年减为10年。

第十条对第二、三年龄段人员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但未能就业的，发放《就业登记证》，享受相关就业扶持优惠政策。

第十一条对第二、三年龄段人员有就业培训愿望的，进行免费就业培训，并提供相应就业岗位供其选择。

第十二条适当提高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筹集标准。

年7月1日以后至本补充规定执行时征用土地的，均按每亩9000元标准提取。

本补充规定执行后，在本补充规定第二条范围内新征用土地的，经营性用地提取标准由每亩9000元提高到每亩18000元；工业、公益性用地仍按每亩9000元标准提取。

第十三条市政府成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市政府办公室、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国土局、公安局、民政局、农工办、各园区和相关镇、办事处为成员单位，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各相关部门明确专人负责协调处理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各园区和相关镇、办事处及被征地的村组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征地程序开始启动后，市国土、劳动和社会保障、公安等部门，以及园区和相关镇、办事处等应及时介入，将保障工作与征地拆迁工作一起部署、一起宣传、同步实施，确保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顺利开展。

第十四条本补充规定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财政等行政部门负责解释，原有政策规定与本补充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补充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本补充规定自2006年10月1日起执行。

第五篇：司法改革进程中的理性思考

司法改革进程中的理性思考————审判组织改革之定位

[ 单华东 ]——(2004-5-2)/ 已阅11311次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民法院所承担的调整、规范、裁决人们在民商事、知识产权、刑事、行政等方面关系的职能与作用越来越突出。与其相适应，社会公众追求司法公开、公正、民主的要求也更加强烈。党的十六大对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和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审判组织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经过前一阶段改革，审判组织已不断趋向完善。但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前的人民法院审判组织设置及做法仍然有许多亟待改进之处，理论界和司法界存在不少争论，笔者认为审判组织改革的思路要进行准确定位，以期有利于改革的不断发展。

一、审判组织改革的目标定位

司法体制改革首先应该是审判组织改革，从体制上保障审判组织能够依法独立办案，独立行使审判权，减少和克服来自法院内部和外部的过度干预，确保审判独立、司法公正，最终实现法官独立，走向法官负责制，当然这是法律的理想状态，也是改革的最终目标。然而任何改革必须结合实际，考虑时间性和地域性，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的审判组织改革应该有步骤、分阶段的进行才能取得成效，实现最终目标，如果要想一步到位，则欲速不达。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逐步改革有碍于实现目标的有关制度，以及一些传统的习惯做法。笔者以为，中国现行的审判组织形式不能完全抛弃，其有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司法基础，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完善，充分运用好，使其发挥最佳作用，为实现法官独立——法官负责制准备条件。

我国现行审判组织存在的必要有以下五点：

其一，现行审判组织体现了我国政治体制的一项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贯穿了一个民主、监督、制约的思想，以合议制、集体讨论的方式决定问题往往比单个人或数量较少的人讨论决定问题要可靠得多，尤其是在现行的整体司法体制下，加之法官整体素质偏低，独立执法能力较差，由具有一定数量的群体充分发挥各自的智慧与见解来讨论决定问题，弥补法官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执法能力的不足，其优点更为明显。

其二，有利于保持司法体制的完整性。现行的司法权是在人大监督下行使，各级法院的人、财、物均由同级的党委、政府管理和支配，法官行使审判权不仅受到同级人大的监督，而且受到同级党委、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同时还受到同级检察机关的法定监督，这种体制下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地位得不到保障，法官更难于完全独立，因此在对法院、法官的管理模式与运作未有质的改变的现有司法体制下，只有保留现有的审判组织形式，与社会发展同步。

其三，现代司法理念还未深入人心，社会接受程度还不够，法院的司法权威和司法威信严重不足。我们在理念上要维护司法权威，树立司法公信力是至高无上的，法院的各种裁判不容否认，正如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位大法官说过：“我的判决之所以是不可推翻的，不是因为我的判决是正确的，恰恰相反，我的判决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我的判决不可推翻”。但是实践中我们大部分的法官素质与职业化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业务水平还不高，其判决在不同部门及单位的监督下，还不能保证具有不可争论，不能保证其判决的完全正确性，当然，诉讼制度上的不足对之也有较大影响，种种因素造成了司法缺乏权威性。

其四，法官的经济状况，与其责任、义务不相对等。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应尽量避免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因而不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薪金是其唯一的收入来源，国家应保证法官享有相对优厚的待遇。但长期以来，法官没有自已的工资序列，参照的是公务员序列，不具有具体可操作性，而且党委、政府的各种摊派导致有的基层法院的工资待遇不能保证，而法官作为纠纷的最后裁判者，审判行为作为一种复杂劳动，本身具有的责任特别重大，负担较重，而与其相对应的律师工作则比较轻松，收入水平比法官高得多，同是法律职业，对比显明，“法官下岗当律师”这一本未倒置现象在中国产生就不足为奇。虽然培养法官的廉洁作风不能只凭高收入来保证，但实行高薪制，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保持法官队伍稳定，同时保证法官的权利、义务相对等，毕竟中国的法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不能被神化。其五，审判组织改革必须在现有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决不能违背法律规定或脱离法律另搞一套，甚至做出与法律规定相矛盾、相冲突的行为。作为司法机关，忠与和遵守法律是其基本特征和关键性的价值取向，不能有法不依，随心所欲，为一种实用价值来牺牲国家法律的尊严与价值。首先在法院干警心中要有法律至上的观念，即使有误的法律，在没有修改之前，也要遵守，法官必须服从于法律，这也是一种司法理念。

要实现法官负责制的目标，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目前还做不到，由于上述原因，如果放任法官个体独立，脱离了制约与监督，在各种内外压力下，法官的司法公正较难实现，冤假错案会不断出现，而案件的反复会加重法院的诉累和当事人的诉讼负担，还不如现在加强监督，减少错案发生，须知好的制度在不相适应的环境下也会变成恶的制度，还不如不断完善现行的具有一定优势和存在依据的组织形式和制度。

二、审判组织的权力定位

目前司法机关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再加上法院的行政管理制度，从而侵蚀了审判工作制度，行政管理职能与审判职能相融合，滋生了许多弊端，影响了审判独立。就法院与外部关系面言，现行法院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一府两院”的基本框架内自上而下建立了四级法院体制，地方法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司法管辖与行政区划重合，地方各级法院除受上级法院指导外，还受地方同级党委的领导和同级人大的监督，同时又由于人、财、物独立性的欠缺，客观上还受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制约，法院自身没有人事权，干部由地方党政部门产生，又没有财权，利益与地方紧密相连，法院实质上相同于政府的一个部门，造成了法院只能对地方党政领导负责，而不是纯粹对法律负责。就法院内部而言，审判人员与庭、院长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关系，审判管理是按行政机关的管理模式运行的，法官的职级、职务的变化也是依照行政方式来确定的，形成了严格的法官位阶体制，造成“法官不带长，说话也不响”的行政“官本位”。笔者以为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审判权力定位。

其一，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要立即实现法院单独序列，进行直管，人、财、物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实难做到，只能要求在法院用人、经费上法定化、程序化。法院干警职级、职务的落实，缺少一个法定程序，弹性很大，往往要法院花精力去与地方党委、政府协调。笔者认为法院要实事求是的列出一个建议，提请全国人大或地方人大通过，以正式法律或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出台，法律或地方性法规中应包含：明确的法官晋升晋级、福利待遇的标准及程序，当法官达到条件时就依法定的程序提出晋升，没有特定的情况不得否决，缩小地方党委、政府的弹性幅度；按法院人数和每年的案件数明确各级法院应该的财政预算，各级法院每年按法律或地方性法规制定财政预算报人大批准后，就当然应从财政部门支取，财政部门行使的只是一些原则的核实程序，而非决定程序，不得随意克扣预算资金，保证经费流通的合法、公正，摆脱地方对司法权的控制。

其二，对于法院审判管理的行政化我们可以通过审判管理程序化，内部用人程序法定化，强化合议庭权力，明确合议庭与院、庭长的权力定位。一是全面落实合议庭负责制。合议庭一经成立非依法定事由或正当理由不得改变，合议庭对案件负责，除少数上审委会的案件外，合议庭应当“拍板”定夺，院、庭长个人对案件的裁判意见不能随意干预，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行使监督权。二是实行行政管理职能与司法职能分离。院、庭长在行政事务上与普通法官是行政领导关系，但对案件审理上，仅能是管理、监督、指导关系，可以对重大疑难案件，亲自参加庭审担任审判长，由直接审理取代听取汇报所起的把关作用；对确有错误的裁决，可依法定程序启动再审程序；通过旁听庭审、检查法律文书、诉讼卷宗等方式，了解审判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意见等等。三是建立法定的内部用人机制。规范司法行政权的决策机制，防止司法行政中的随意性，增强法院行政决策中的民主性，在法院内部实行以法官为中心的制度，可以在内部设立由法官选举产生的法官会议，行使某些重大司法行政权，如内部用人权等等，使法官的晋升不受行政领导的左右，杜绝法官为了满足自身晋升的需要，视司法公正、维护正义为次要目的，在审判时片面考虑行政领导的思想影响，迎合领导的权力欲。

三、审判组织的职能定位

审判组织的职能就是“审”与“判”的内在关联性所决定的，审理权与裁判权应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审判工作的内在规律决定了不允许只审不判和只判不审的行为存在，但是实践中各种主体对审判主体审判权的侵蚀，审理权与裁权的分离，审判人员的责任心削弱或丧失，非理性意见对裁判结果的支配，影响了司法公正。审判主体独立裁判权的丧失、审判权的分散及多个裁判主体间的重复劳动，使案件不能及时审结，降低了审判效率，加大了诉讼成本。有必要对各个审判组织之间、审判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职能定位。

依照《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合议庭的主要职能是审判普通第一审案件、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独任审判的职能是审判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审判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1）总结审判工作经验，通过调查、研究，收集审判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掌握审判工作态势，分析其原因，提出对策、意见，指导审判实践；探索各项审判工作规律，建章立制，使审判工作更加科学、合理、规范；通过归类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使带有共性的同类案件的特点和审判经验得到提炼和升华，上升为审判理论，用以指导审判实践。（2）决定民事、行政案件是否再审，发挥其审判监督作用。（3）讨论决定重大的或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直接参与案件审判活动。

审判长选任制后，院、庭长放权与合议庭，明确了院、庭长的职能是通过担任审判长，发挥示范、指导作用；可以提请复议，发挥管理、监督作用；可以启动再审程序，发挥其审判监督作用；对庭、院内的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职能。现在存在的主要是合议庭的案件审委会研究比较随意，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之间讨论决定案件缺少合理划分和平衡，两者之间存在一个职能定位问题。

笔者以为，在现有的体制下，必须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的审判指导与监督职能，明确和限制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范围，还权与合议庭。首先，否定审判委员会只讨论刑事案件的观点，明确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不仅仅是刑事案件，而且包括民事、行政案件，传统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刑事法律制度，具有重大影响的也仅是刑事案件，民事、行政案件只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存在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性质，故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没有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规定，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不断完善，经济建设上升为主要内容，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领域的新类型案件、疑难复杂案件不断增多，可以适用《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原则精神，组织审判委员会讨论此类案件。其次，界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范围，可采取列举式界定：

1、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2、重大的涉外案件；

3、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

4、上级法院指定下级法院审判的案件；

5、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

6、可能被宣告无罪的案件；

7、法律规定不明或无明文规定的新类型案件；

8、合议庭对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件。要明确审委会讨论这些案件并不纯粹是决定案件的定罪量刑，而是为总结审判经验、研究执法问题和审判规律奠定基础。另外，要充分发挥审判案例指导作用，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必须予以公布或编订成册下发给辖区内的法院，作为此类案件定罪、量刑的参考，决定此类案件不再提提交、不允许提交各级审判委员会讨论，为以后的此类审判工作提出规范性的指导意见。院、庭长的职能、审委会的职能定位了，侵蚀合议庭审判职能的基础消失了，合议庭的职能自然会得以强化。

四、审判组织行使职能的程序定位

合议庭由法官或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成员都应参与案件的审理和评议，都应发表自已独立的见解，在表决案件审理结果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各合议庭成员都有一票表决权。但是，在现行合议庭审理案件中，合议庭成员参与庭审意识不强、评议案件无独立见解，名义上是合议庭审理案件，实际上是由承办人一人审判，合议庭评议案件往往是承办人的意见占主导地位，其他成员只是原则上表态或者在合议庭笔录上签字，有的甚至是承办人先作出裁决，然后再向其他合议庭成员分别通气，形成了实质上的“合而不议”、“议而不审”的局面。其原因是：合议庭工作实绩的考核及追究责任只针对承办人一人进行，其他成员没有成绩也没有责任，导致其他成员对不是自已主审的案件莫不关心，既缺乏积极性，又没有应有的责任心。

笔者以为，合议庭行使职能的程序必须定位。一是改变承办人为唯一办案主体的错误理念。承办人只是合议庭内部负责处理具体诉讼事务的成员，其工作职责是合议庭内部的不同分工而矣，承办人以合议庭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对合议庭负责，没有经合议庭的讨论决定，不得私自行事，其行为后果也应由合议庭承担。二是完善合议程序。庭前要合议，案件分配到合议庭后，要进行合议，按各自专业特点确定由哪一个成员承办及对其他成员进行具体分工，共同制定庭审提纲和要点；庭上要合议，主持庭审的审判长要通过传递纸条、交头接耳或微机联网交流等方式，征求其他成员的意见；庭后要合议，合议庭成员各负其责地就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发表意见。三是完善裁判文书签名核稿程序。裁判文书由分工负责的成员拟好后，合议庭每位成员必须认真审核，确保裁判文书上表述认定的事实证据与庭审认定的事实证据一致，同时必须在裁判文书上签名，对裁判文书的内容负责。四是建立科学的工作实绩考评和责任追究机制。对合议庭成员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所付出的劳动予以确认，在平均分配的基础上，给审判长和承办人适当的加分补偿，对其多付出的劳动予以肯定。同时在合议庭内部合理分配责任，实行责任自负原则，在评议时发表正确的意见不承担责任，发表错误意见导致案件错判的多数成员应分别承担相应责任。五是要充分发挥审判长在合议庭审理案件中的指挥、调度作用。在审判长选任制的基础上形成了固定了合议庭，由审判长主持合议庭工作，包括主持庭审、主持合议、在其他成员审核裁判文书后，最后审核、签发裁判文书，但并不是审判长负责制，所的的工作必须由合议庭决定，审判长并不能决定，其仅起组织作用，实质是合议庭负责制。

在司法界和法学理论界要求取消审判委员会的呼声越来越高，笔者以为，由于现有的法律框架没有变，只有在不脱离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完善审判委员会行使职能的程序，最大限度的保证司法公正。

一是审判委员会只对案件的定性、责任分担及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因其没有参与庭审，没有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辩论，对案件的证据、事实的认定，没有听审的基础，不予讨论，由合议庭完成，在事实、证据认定的基础上对其他问题的讨论就仅是法律理论运用方面指导决定。

二是合议庭通过庭审对事实、证据难以作出认定的案件，本身就说明了其复杂性，此类案件值得总结和探索，从案件审理的实践中积累经验，可以在开庭时说明此案情重大、复杂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由审判委员会重新组成合议庭，严格按合议庭程序进行审判。

三是严格讨论案件的程序。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合议庭必须在讨论前3—7天内把详细的审理报告发给委员，给予委员充分的时间进行分析与思考；审判委员会委员必须对审理报告进行认真审阅，并形成书面形式的发言，对案件的定性、责任分担及法律适用提出独立的见解及明确的意见，在讨论时可以进行修改；委员的发言顺序也要有限制，院长作为委员发言必须在最后，承办案件合议庭的庭领导和分管院领导作为委员的，不能先发言，必须在最后院长发言之前进行；审委会结束后，委员必须将其书面发言签名后交会议秘书备案，同时作为工作业绩考核和追究责任的依据。

四是确定由合议庭汇报案件制度。具体可由审判长代表合议庭汇报，全体合议庭成员参与补充汇报，其本身也是汇报主体，这样可以使审判委员会全面了解案情，又尊重了合议庭成员的劳动，同时防止汇报人汇报不全面。

五是逐步形成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专业化，吸收业务尖子进入审判委员会队伍，确保审判委员会职能的充分发挥，否则程序定位越好，对委员的要求越高，案件讨论的质量就越差。

五、对审判组织的监督定位

目前，对审判组织监督的主体很多，有党委、人大、检察机关、人民群众等等，这里主要探讨法院内部监督的定位。审判长选任制后，强化了合议庭职能，完全放权于合议庭，案件质量有所下降，各个合议庭之间判决不平衡，影响了司法公正，有必要对合议庭采取合法的、适当的程序性监督，同时注意内部监督、指导的规范化、制度化，减少监督的随意性。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监督，一是院、庭长享有判后监督权，认为裁判确有错误的可依照法定程序发动再审程序；二是院、庭长在合议庭评议时，可以列席，期间也可以提出个人意见，但该意见对合议庭不具有约束力，当合议庭意见一致，而院、庭长意见与合议庭意见不一致时，院长可以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而庭长没有此权力，但应该明确庭长提请审判委员会的建议权；三是院、庭长可以通过旁听开庭、检查裁判文书、诉讼卷宗等方式，了解合议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对存在的问题要有记载，同时对审限临近的案件进行督促；四是院、庭长下放裁判文书签发权，只是表明其对合议庭决定案件没有干预权，并不代表其不可以签发裁判文书，为了保证裁判文书的质量，院、庭长可以在审判长签发后，对裁判文书的撰写格式及文字表述进行最后把关，但不改变合议庭对案件的审理判决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