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副部长解读六中全会 回应外界关切[大全5篇]

第一篇：中宣部副部长解读六中全会 回应外界关切

中宣部副部长解读六中全会 回应外界关切

中新社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 郭金超)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晓晖24日在北京表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并不是进行文化扩张，根本目的是对内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对外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王晓晖在当天召开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专题吹风会上作上述表示。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为使国际社会准确理解全会，中联部就此为各国驻华使节举行专题吹风会。

王晓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但总体上与当前经济发展还不完全适应，文化领域面临着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现代传播技术发展等所带来的挑战。

他表示，为加强新形势下中国的文化建设，需要召开一次全会专门研究文化改革问题，以创新的思路和更有效的政策举措来推动文化的发展。

王晓晖指出，全会的突出亮点和重大贡献是首次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阐述了这条道路的科学内涵，并提出了使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基本要求。

他透露，文化建设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考虑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会议并没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

谈及文化产业，王晓晖表示，中国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是企业。下一步中国将培养和打造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并推进与其他国家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交流。“我们认为推进文化交流既要请进来又要走出去，既要加强政府和民间交流也要加强对外文化贸易。”王晓晖说。

此次吹风会是中联部围绕中共和中国发展建设重大问题举办的系列专题吹风会之一，共有100多个国家的130多位外交官出席。与会的外交官表示，吹风会内容权威，通过参与此次会议，对全会以文化体制改革为议题的意义和影响，对中共今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与举措有了深入了解。

社科学者谈六中全会：抓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历史机遇

紧紧抓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历史性机遇 ——社科学者畅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新华网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王茜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表示，这将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深刻和深远的影响，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和自觉履行光荣的职责使命。

在战略高度重视和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繁荣

关于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黄晓勇认为，这次全会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必将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

黄晓勇说，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撑与引领作用，进一步明确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使教育科研机构成为文化产品的重要生产者和创造者，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传播者。

“文化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同时更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发展水平，体现着国家的‘软实力’。目前，相对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我国的文化繁荣程度还不够，整体文化实力与经济实力及国际影响力不相适应。尤其在全球化加剧的今天，国际文化交流碰撞更加直接，竞争日趋激烈，强大的文化就是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凸显。”黄晓勇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认为，当今世界，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从提高综合国力、参与国际思想文化竞争和提升国家形象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和精心策划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民族语言文化学专家朝克表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成为我们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自然也成为丰富我国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我们应该抓住文化建设和发展这一历史性机遇，更加努力地为我国各族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

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弘扬中华文化

全会提出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认为，这充分说明中央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这也是对现时期中华文化发展走向的概括与要求。当前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都必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

他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我们国家和民族长期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积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凡是继承这份珍贵遗产的历史时期，政治、社会与文化就会进步与繁荣。

卜宪群说，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需要。

在应对挑战中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陈光金认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战略部署，特别是指出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对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深远。陈光金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也不断丰富。然而，应当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过程，既是一个经济社会现代转型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现代转型的过程。随着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关系格局深刻调整，以及全球化因素的影响日益广泛深入，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不断多样化，传统社会文化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化价值重新整合和发展成为时代要求。

“如何更好地实现人际的关怀、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对全面发展的追求，成为中国社会越来越普遍的关注，归结起来，就是对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人文精神的建构的急切期盼。”陈光金这样表示。

为此，陈光金认为应从三个层面入手。从政府层面来看，坚持“以人为本”，确保公民的主体价值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充分实现。从企业等各种市场主体层面来看，无论是物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还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都要切实贯彻以消费者的生命、尊严、价值为圭臬的理念，打造诚信文化品性，自觉地履行社会责任。从公民层面来看，就是要努力塑造相互关怀、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平等相待、危困相扶、守望相助等现代人的道德品格。

瞭望：十七届六中全会意义堪比延安文艺座谈会

书写“中国史诗”新篇章

十七届六中全会聚集文化议题，其意义堪比当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文化发展将进入新阶段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韩冰

2011年的北京，让权威受访专家感觉到类似1942年延安的气息。在其看来，日前在京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聚集文化议题，其意义堪比当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文化发展将进入新阶段。

此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将“文化命题”作为全会议题，也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央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

通观10月18日发布的全会公报，在多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研究者看来，其最大亮点是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文化立于时代潮头

回顾新时期历届中央全会，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说，其主题多次涉及经济、政治建设的会议，也包括社会建设内容。文化方面涉及核心内容即精神文明、道德作风专题的也曾有两三次，但把文化作为生产力来做专题系统研究讨论的，这次六中全会是第一次，意义非凡。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作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决策。

2007年，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明确提出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

此次六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齐勇锋对本刊记者说，此次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使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更加丰富，目标更加清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方面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既符合和谐社会、和谐文化、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同时也顺应了改革开放新阶段公民日益追求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热切期盼。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经济规模达到世界第二位，“世界一流发展规模的经济，客观上要求创造世界一流的文化。”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说，世界经济发展中心，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研究。一是经济发展，另一是火车头，是“牵引机”，“牵引”世界经济发展，二是发生“牵引”影响的是文化。中国迎接世界经济发展中心转移，就遇到了一个文化强国的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清泉也表示，经济文化全球化冲击、高新科技日新月异、文化软实力竞争加剧的严酷现实，已经容不得中国在文化发展建设方面固步自封、稍有迟疑。

在张希贤看来，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只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推进经济社会建设的同时，着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国人民就一定能够在21世纪的人类文明殿堂中，书写出最壮丽最辉煌的“中国史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未雨绸缪。

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徐清泉表示，本次全会亮点纷呈，首次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科学命题；明确提出要把文化发展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地方政府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再次突出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命题。

在齐勇锋看来，“文化强国”至少应包括如下标准：

全社会的文化创新活力充分激活，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繁荣，涌现出一批有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广泛传播的文化艺术作品和精品节目。

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大幅提升，文化产业增加值在GDP中占8%～10%，形成一批世界级、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文化传媒产业集团，在世界文化产业发展中引领潮流，在世界舆论的竞争中掌握话语权。

文化艺术人才辈出，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结构合理的宏大文化人才队伍，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大师和文化产业领军人物，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流派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发展创新的生动活泼局面。

文化贸易特别是版权贸易从净进口转变为净出口。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我国版权贸易逆差严重的尴尬局面，实现从国际文化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

文化软实力大幅度提高，能够提出引领国际经济社会发展潮流的各项议题，在构建国际新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以前述标准衡量，目前现实尚不容乐观。联合国发布的《2010创意经济报告》中指出，中国创意经济产品出口在近些年来一直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在创意经济服务业出口方面没能排进全球前十。

“中国已经是文化资源大国和文化产业大国，但还不是文化强国。”齐勇锋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对本刊记者说，中国建设文化强国具有多项优势，一是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适合文化发展的经济环境比较成熟，经济转型过程中对文化的需求比较大；二是文化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发展的资源条件比较好；三是改革开放以来摸索出了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改革发展经验，也可以应用于文化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分析，中国的文化资源丰富，但资源不是生产力，转化成文化产品需要经过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变和创新，使之能为全世界广泛接受。“一个文化强国应该具有吸引全世界按其文化理念自觉遵循的吸引力，为世界树立楷模，在文化的关键领域作出贡献。”

“中国文化产品的创新能力还不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尚在构建之中，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刚刚起步，我们还应构建起一个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够被全世界接受的核心价值体系。这都是建设文化强国面临的挑战。”张晓明说。

文化探索前期经验

受访专家认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发展道路上取得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成果，这为本次全会开启的新局奠定了基础。

齐勇锋表示，十六大提出文化既有社会属性，又有商品属性，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分开，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依据。经营性文化产业进入市场，公共文化加大投入，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取得的成就告诉我们，这样的探索非常有价值，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突破。”

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齐勇锋说，据此，在文化领域推动管办分离，在影视制作，发行、院线、演出、新媒体、娱乐业等行业开放准入门槛，调动了全社会参与文化发展的积极性，形成了文化社会化发展的生动活泼局面。

近年探索经验还包括，在文化管理方面，适应文化融合化发展的要求，逐渐打破了条条管理、资源分割的局面，很多地方把文化局、出版局、广电局甚至体育局、旅游局合署办公，组成一个大文化部门，有效解决了多头管理的问题。

在文化投融资方面，过去文化主要靠政府投资，现在要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引导和鼓励有竞争力的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做大做强。文化企业开始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措施加快推进公共文化建设，初步改变了过去文化建设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文化基础设施欠账过多的问题。

从2004年起，中国的文化产业年均增长率达15%以上，高于GDP年均增长5～7个百分点。2009年，尽管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的文化产业逆势增长，文化产业全年产业增加值达到8400亿元左右，比2008年增长10%。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增长20%左右，电影业主流院线的票房收入同比增幅达42.96%。

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目前，中国已有20多个省、区、市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目标。2010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湖南、云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超过5%，有的甚至达到7%。

走向文化自觉与自信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认为，此次全会对于中国文化事业乃至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强大力量，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更加重视文化的推动力量。

张希贤说，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从传统中华民族到现代中华民族的转型，从中国传统文化到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最少需要200年。前100年，是1840年至1949年，后100年是1949年至21世纪中叶。“面对两百年的文化建设任务，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金元浦说，历史上，西方大国往往通过军事和经济上的征服取得大国地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要通过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让文化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以中国式的文化发展塑造中国特色文化大国形象。

六中全会提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金元浦说，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向西方学习，文化自信不足，这是国家落后、被动挨打造成的。今天，中国人要找到自信，以更豁达、开明、宽容的心态，更开阔的视野面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要深入发掘和研究中国自己的文化，在深刻了解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文化自觉，站在更高的角度对世界文化作出贡献。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乃至文化强国、文化自强的科学命题的提出，对于我们从根本上纠正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重树民族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徐清泉强调，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大力推进文化发展建设、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客观上与激发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强和树立文化自信具有一种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自觉、自信尽管可以激发培育，但更需要依托于实现了文化强国目标的文化自强。”

10月16日，日本《朝日新闻》题为《中国目标直指“文化强国”》的报道说，中国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旨在通过提升软实力增强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张希贤认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铸建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不断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必须遵循综合国力和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第一点是综合国力的国际文化影响力，第二点是民生建设的国际文化影响力，第三点是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第四点是制度文明的国际影响力和穿透力。

全会提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在张晓明看来，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中外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张国祚：文化强国事关兴衰 须落实八条内容

文化强国势在必行 如果物质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而如果文化软实力不行，则可能不打自败

文/张国祚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重大战略目标郑重提出，这是一项高瞻远瞩的文化强国战略决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化强国事关兴衰

任何国家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物质硬实力，一是文化软实力。一个国家如果物质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而如果文化软实力不行，则可能不打自败。

苏联解体就是不打自败的例证。当时，苏联的军事实力可以和美国叫板，常令西方寝食不安；其经济规模、工业基础、科技基础、基础设施等在当时的世界也算是比较先进的。苏联的解体不是因为物质硬实力不行，而是因为文化软实力大厦的坍塌、意识形态防线崩溃、主流价值观已被扭曲或失落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战略，所运用的主要手段就是思想文化的渗透。

近代以来，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偌大的中国急剧衰败、不堪一击。为什么？追根溯源，首先还是思想文化的落后。西方经过文艺复兴，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心胸大开阔、精神大振奋，资产阶级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有了科技大跨越、地理大发现、世界市场大开拓、军事实力大扩张。而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到19世纪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僵化，致使中国社会越来越封闭、越来越落后，乃至龚自珍才有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如此沉闷、保守、僵化、封闭的国家，尽管经济总量仍然排在世界前列，但它是无法战胜文化先进、野心勃勃、锐意进取的西方列强，不得不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结局，乃至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瓜分、践踏；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忧国忧民之士担心中国在20世纪会亡国灭族。

20世纪过去了，中国不但没有亡国灭族，反而逐步走向富强。为什么？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断结合新的实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精神风貌。由此，没有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强国任务紧迫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国家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风险挑战。面对中国经济长期、高速的发展壮大，国际社会羡慕者有之，高兴者有之，嫉妒者有之，担忧者有之，想搭顺风船者有之，想制造麻烦者有之，想围堵遏制者也有之。如何制定明智的国际战略、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有效地应对危机、化解风险、广交朋友，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亟需做大做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占领国际话语权的制高点。

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平均在10%左右，美国文化产业产值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占到了25%，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所占份额达43%左右。有研究者统计，美国广播和收费电视的收入，占世界同类文化产业收入约56%，其收费电视的收入占世界同类文化产业收入约85%，其电影票房的收入占世界电影业的收入大约55%。美国文化产业的收入，早已超过了它发达的军火工业收入。如此强大的文化产业，必然为传播美国的思想文化提供强大的载体和平台，使美国硬实力和软实力双双获益。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还不到4%，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所占份额不足3%，同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地位非常不相称。无论我们的思想文化多么博大精深，它的传播和影响都会很受局限。这就使得抵御西方思想文化渗透、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从国内情况来看，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如何制定和实施恰到好处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更好地激发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使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健康丰富，必须抓住和用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

面临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浩繁的国内改革攻坚，没有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我国综合国力就不可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文化强国自信在我

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应该有高度的自信。这自信，一是源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根。受历史和科技水平的局限，中国传统文化难免有糟粕和迷信杂质，但其主体内容确实博大精深，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软实力要素，其哲理智慧、理性价值和人文精神，有很多内容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生命力之光。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讲仁义、倡忠勇、敬孝悌、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合和、求大同等思想，以及“养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等，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这些思想情操是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统一的文化血脉。

这自信，也是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魂。正是在这个魂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起步于四分五裂、积贫积弱、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战胜国际敌对势力的封锁、围堵、绞杀，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举足轻重的社会主义大国并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又走上了蓬勃发展的改革开放富民强国之路，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为大力发展中国文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特别是，这个魂为我们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锐利的思想武器，可以使我们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正确地辨是非、权利弊、明善恶、察优劣、分主次、导思潮、御谬误、扬正气、振精神、择战略、制规划、统全局、不断开拓新境。同时，这个魂可以帮助我们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商品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关系、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等。

这自信，还得益于改革开放为我们更广泛更充分地学习借鉴别国优秀文化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世界各国虽然受政治制度的左右和价值观的影响，对中国的认识和所取态度各不相同。但是各国文化都有自己的优长。任何先进民族都是善于学习的民族，任何发达国家都是善于借鉴别国经验的国家。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都是以善于学习而著称的。作为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理应有更宽阔的胸襟、更高远的目光，敢于宽容差异、包容多样，善于兼收并蓄别国之优长并进行创新超越。

总之，文化强国的自信，是源于对“根”的尊重和扬弃、对“魂”的坚守和创新、对外国文化的包容和借鉴。

文化强国志在必得

如下八条落实之日，就是文化强国实现之时：

一是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需把它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使其水乳交融地渗透进思想理论、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是切实搞好宣传思想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着力推进以科学理论武装人、大力繁荣发展人文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能；着力推进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使各种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协调、相映成辉，报道真理、揭示真相、稳定社会、凝聚人心、引领正风；着力推进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立足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激发文化创作生产活力，提高文化产品质量，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三是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弘扬主旋律的前提下，不断做大做强文化产业。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扩大文化消费。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不断开辟文化产业的国内外市场，不断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四是不断加大对文化软实力平台、载体、传媒、产业的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含量，占领科技制高点，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能力。

五是加强国际战略和中国国家形象的设计，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贯彻落实的措施，使热爱祖国、勤劳勇敢、独立自强、正直守信、尊重人权、文明睿智、热爱和平、崇尚和谐等优秀品格成为中国形象的指代词。

六是加强文化软实力研究，制定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总体规划。要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外交战略的需求，及时组织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重大课题攻关，并从战略层面、组织层面、学术层面、管理层面、技术层面、操作层面等全方位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

七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只有经济蓬勃发展，才能为之提供充足的资金，以便更好地建设队伍、开展研究、更新平台、提升科技水平、增强和扩大影响力；只有各项政策都能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才能使文化理论主张、理想信念、核心价值、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精神宣传为大多数人所认同、所欢迎。

八是要把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去思考去部署，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坚持以人为本、本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统筹兼顾的方法。协调文化建设内部的各个环节、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同时又要使文化发展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国防建设、生态建设相协调

刘海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含四大基本要素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文/刘海涛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个论断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所谓“价值”，系指“意义”或“积极作用”。社会主义价值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的集中概括。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作为判断事物的价值尺度，洞察世界大势，把握时代脉搏，以社会主义实践为客观依据，认识到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制度的价值。从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中，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中，中国人民从内心深处由衷地作出了“社会主义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价值判断，并成为一种信念和追求。

社会主义价值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表现在方方面面，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归纳。但是，只有“核心价值”才是决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具体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素。围绕“核心价值”形成的各种观念构成了“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目的在于增强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形成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与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加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支柱。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视野内，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人类解放。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其具体化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从事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得以形成和展开的事实基础。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发挥的实现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作用，使社会主义从一种思想和运动凝结成一种文明和价值。

四大基本要素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大基本要素。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基础。在“战争与革命”的岁月，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领导人民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实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的历史任务。在“和平与发展”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又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社会主义的理想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人坚信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识到共产主义将是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只有在它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近代以来百多年的探索，使人民切身感到，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

当代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因此，需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搭起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桥梁。于是也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的现代化目标，既反映了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同时也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以此作为共同理想，必将产生激发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但不否认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巨大能动作用。列宁甚至说，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前面冠以“中国特色”，说明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高度统一。

中华民族在“最危险的时候”，能够克服艰难险阻，排除内忧外患，其内在动力源自数千年来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从“地方史”逐步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也使中华民族精神从人类文明的宝库中汲取了营养，获得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在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环境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将有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避免“全盘西化”引发社会动荡；开发和展示时代精神将有助于跟上时代步伐，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构筑的精神家园中，社会主义才能生根开花结果。

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的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行为规范，道德要解决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奉献与索取的关系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现阶段社会主义道德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这一道德不仅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且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中，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社会主义道德必须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准则，回答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什么是荣，什么是辱；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耻。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道德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基本要求。反过来，只有透过社会成员的言谈举止，才能体察其内心深处的荣辱观；通过荣辱观，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着力提高人的素质

说到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社会主义社会要由全新的人构成，因此，人的素质是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程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指标。

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种革命的实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是培养工人阶级彻底革命的意识。

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体现在文化建设方面，就是十七届六中全会所要求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才会产生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真正被人们所理解和掌握并发挥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转化为良好的社会风尚，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才会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高度一致。

进入新世纪，中国已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步伐的新的征程。在这个发展时期，挑战与机遇并存，国际间“文化”、“价值”之间的竞争较量也日趋激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着诸多困难。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破解难题，需要党的坚强领导，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也需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提供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意义必将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作者为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专家解读六中全会公报：“建文化强国”是最大亮点 专家解读六中全会公报关键词 前所未有重视文化创新创造 中新社记者 张蔚然 周兆军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于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此间专家分析，这是指导中国文化改革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新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建设文化强国长远战略是公报最大亮点，同时字里行间体现出对文化创新创造的前所未有的重视。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继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决策，2005年底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十二五”规划纲要从加快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入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对文化体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以来，中共对文化体制改革所做的又一次国家层面重要战略部署，标志着中共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高层在文化理论创新与实践方面正逐渐走向成熟。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表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相关表述是公报最大亮点，将国家重大战略推向新的高度，并细化了部署。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但文化发展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国际影响力却不相称，全会做出的部署意味着中国强化了文化在国际竞争中重要性的自我意识，理清了以经济强国推动成为文化强国、经济与文化发展并重的思路。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认为，从公报内容分析，文化对社会政治经济提供思想支撑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赖于全面提升民族素质、塑造高尚人格，就文艺创作来讲，不应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而应创造更多反映真善美的文艺作品。

公报对文化创造、文化创新的强调非常突出，文化创造有关表述在文中出现7次，包括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的新局面，要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性，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文化创造的良好氛围，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等。

有关文化创新的表述在公报中出现5次，包括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等。

陈少峰分析，公报对文化创新与创造前所未有的重视，说明在“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的国际形势下，中共高层认识到释放普通民众文化创造力的重要性，文化的供给不应局限于行政部门与文化事业单位，而应该通过创新与创造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重视文化资源的深度发掘，使当前的文化市场产品更丰富、更具竞争力，这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公报突出对人力资源的重视，强调文化发展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思想”，这与追求文化创新创造的思路相互印证，相互推进。

陈少峰注意到，与以往相比，公报关于文化领域相关理念的表述更准确，指向更明确。如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相关概念虽不是第一次出现，但表达更准确。又如公报提出“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这意味着今后的文化产业发展将更加重视市场和企业发挥作用，机制更加灵活。

何亮亮：文化的建设依赖于良好的价值体系

何亮亮：中共的六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之前，海外的媒体都非常关注。其实海外媒体更多关注的可能还不是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而是这样的一些问题。一个是作为中共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委员会他们是如何看待当前的形势的，还有就是明年的18大召开的问题。关于18大这个召开，其实过去中共就已经宣布了，就是明年秋天会召开18大。今天这个全会的公报里面只谈到明年下半年，明年下半年是一个相当笼统的概念，从明年7月1日到明年的12月31日，这个半年里面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会谈的公报倒是没有给出一个很明确的说法，我想这个海外的媒体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没有具体的时间。另外对于当前的形势，公报里面在最后有一个很简要的这样的表述，说全会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强调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等等，都是这样的一些比较原则性的话。

这次全会根据发表的公报，显然发展文化或者说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改革文化体制是这次全会的一个研究的焦点，重点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其实中共的全会把这些意识形态文化的这个问题提出来作为一个重点来讨论，上一次已经是十五年之前了，当时的这个全会提出的是以德治国，现在又提出了一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个问题。我在想，这个文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全会的公报对此也有一个表述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但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中国传统文化它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它和普世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又为何，是否定呢还是吸取呢还是包容，我想这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大家都看到的可以说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的这个国力迅速增强，社会在迅速地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的核心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到底是什么，中国人有没有一个很坚定的信仰。我说的这个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信仰，是对于一套良好的价值体系的信仰。现在中国社会上这种人心的冷漠，这种道德的低落已经到了令人吃惊，到了令人震惊，乃至于到了让人麻木的这个地步。就像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个，一个两岁的幼童两次被汽车碾压，走过的18个人没有一个人加以援手，活脱脱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写照。国际的媒体对于在一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一个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中国，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都觉得非常震惊，而且这也正好是在六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要发展文化，它的问题就不仅仅是用金钱来解决的问题了。

俄罗斯媒体有这样非常精彩的阐述，他们认为中国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强大的国家机器所以能够建设强大的经济。强大的国家机器是不是也能够建设强大的先进的文化，让全体人民的文明素质民主的素质都有所提升呢，我想这也是全会要试图要解决的问题。

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首提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昨日发表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约4000字，对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纲领性部署，并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的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这是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以来，“文化”命题首次成为中央全会的议题，也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

公报最大的亮点在于，首次提出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并首次提出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并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分析，以前我国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基本停留在探索阶段，思路和方式都欠成熟，政府的主动性也有待提升。此次中央全会召开意味着，中央层面将大规模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更好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公报摘要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解读

陈少峰（文化部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提出“文化强国”的概念，说明今后我国有两个工作中心：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双中心”。文化建设也因此成为政治任务，这将引领社会工作重点的转移，意味着相关资源的配置将会更加完善来进行文化建设。

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前所遇到问题包括3个：从经济角度看，我国经济发展正缺乏文化支撑，国外很多经济表现形式都通过文化产业和文化企业的国际经济竞争来实现的。

从国家角度看，强国要以综合实力为主，只有发展文化产业，才能支撑从大国到强国迈进。一国竞争力很大程度也取决于文化软实力表现。从国内社会发展角度看，此前我国着重经济发展，现在需要解决文化的丰富性、创造力、调整文化关系来处理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徐清泉（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对文化的综合考量，不仅是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总量、规模、形态甚至质量上的提升，还涵盖了对文化凝聚力、感召力、传播力、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等一系列直接关系国家软实力提升的追求。

目前的差距是：我们以往只是局限于对文化事业产业做大做强方面的数字指标的追求，对于做大做强的同时是否能够直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是否可以直接带动全面思想道德素养的提升却缺乏深度的联动考虑。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公报摘要

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担负起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治责任，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把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

●解读

张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从目前看，文化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能转变还差得很远。应该改变党对文化的领导方式，由党领导各个文化管理部门，各部门执行职能管理市场，由市场去支配企业行为。

张希贤（中央党校教授）：政府职能需要转变，目前主要问题是不按照文化发展规律干涉文化发展，而是按照传统的权力支配规律管理。既然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是政治责任，说明需要按照文化发展规律制定政策，并为文化产业做好服务，而不是不按市场规律进行干涉。

政府需要从控制走向服务，但并非完全放手，需要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建立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和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创造文化创新的社会环境。陈少峰：之所以提高到政治责任的高度，是因为文化体制改革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务。文化如果没有竞争力和影响力，国际政治地位就必然受到影响。文化要重视竞争，一方面要开放市场，同时加大文化走出去力度。

此前，我国的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以经济和环保为主，现在纳入文化元素，说明对文化发展的重视程度大幅提升。但此举并非忽视经济，而是并驾齐驱。目前我国文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但各个领域都需要建立具体的考核标准来深化改革。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艰巨 公报摘要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

●解读

陈少峰：强调文化安全是近年大势所趋。近年来，中国在文化知识产权和贸易中处于逆差状态，而此前，我们国家很少意识到文化涉及主权和影响力。我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在文化竞争中是否具有自主性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多种价值观中能否形成核心价值观的能力。

郭建宁（北京大学社会与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当今的冲突不再是军事进犯或意识形态冲突，而是文化和文明的冲突。现在的“文化帝国主义”不是传统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占领领土，而是一种文化的渗透，即价值观、思想、理论等的渗透。文化安全说到底就是要保持文化主体性，不能让外来的价值观消解了自己的文化，对自身文化前进方向要有清醒的认识，保留主体性和话语权。

张希贤：现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重大。目前存在几个问题：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部分西方国家和对中国持不同意见的势力和力量，对中国提出了“松土工程”，试图用西方宗教文化给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松土”。其次，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也有所影响，社会和党内极个别腐败分子偏向西方政治文化，可能危及社会动荡和稳定。再次，西方文化影响下，容易产生中国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首先需要维护政治文化独立，因政治文化涉及执政地位和社会稳定。其次要增强文化凝聚力。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创新文化管理体制 公报摘要

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要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完善政策保障机制。

●解读

张晓明：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主要是指正在进行的转企改制，这需要转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为实现转企改制，打造市场主体，政府应该从办文化转为管文化，就是把企业放开，切断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要从管体制内的文化走向管社会的全部的文化，就要把所有的文化机构一视同仁，用市场规则去要求。政府要约束行政执法行为，才能给企业发展空间。此外还要完善相关文化政策。

徐清泉：转企改制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它必然会给转企改制的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带来内部调整、消化、磨合的阵痛，期望这些单位马上产生经济奇迹，肯定不现实。单位转企改制后如何搞好投融资，如何实现成功上市，这的确需要获得金融领域的大力支持。在国家目前鼓励发展文化金融业、鼓励跨区域跨行业重组的利好背景下，这些单位更需要拓宽发展战略思路。

统筹：南都记者彭美采写：南都记者葛倩刘苗彭美发自北京 5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 公报摘要 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扩大文化消费。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解读

陈少峰：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要求以市场竞争为主，具有创新力、创造力，利用新技术。目前我国已形成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雏形，文化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但内容方面仍缺乏品牌、龙头企业和核心竞争力。

徐清泉：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个任务繁重的系统工程。单凭体制内文化条块分割，很难适应现代文化产业营造跨界融合式生态环境、打造全能化产业链的实际需求，只有适时破解文化与非文化之间、国营与民营之间的体制机制壁垒，形成文化发展的联动合力，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才有望逐渐建构成型。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公报摘要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解读

郭建宁：文化自觉是指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固有文化、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短处，也要正确意识到外来文化的长处与短处。要正确认识西方文化，既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而是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正确理解传统文化，既不要盲目自大，也不要过分自卑。自觉看待我们在当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以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为基础，吸收西方外来的优秀的文化，体现时代性，保证民族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国民教育 公报摘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

●解读

郭建宁：中央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要用它来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现在各种思想交融交流交锋，这时就需要一个核心价值体系来凝聚人心，成为全国13亿人56个民族的共同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精神旗帜，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

新京报：公共文化服务是文化大发展的根基

六中全会提出，要“把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纳入考核评价体系”，也就是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将成为政府和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不得缺少的内容，这必将督促和激励政府及其官员对文化改革发展的高度重视。

昨日，十七届六中全会在京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也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等历史命题，全会此时提出文化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

全会将文化建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提出“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建设“文化强国”、“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等提法，也令人耳目一新。

尤其是全会提出，“坚持政府主导，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进一步明确了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从根本上离不开国民文化素质的整体提高；而这不可能单纯靠市场化的方式来完成，政府有责任向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等文化场所早已免费向市民开放，公共文化服务也已经开始深入街道社区。据《新京报》此前报道，西城区鲍家街甲2号是胡同深处的一处大院，百年前那里是醇亲王府(南府)，经过修缮，2006年底挂牌成为金融街社区教育学校，成为社区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

今年年初，文化部、财政部联合下发文件，要求2011年底之前国家级、省级美术馆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全部免费开放，所提供的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这都是惠及民众的好事。

民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国民文化素质才能提升，文化消费市场才能扩大，文化精品才有诞生的深厚根基，也才能为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强大的价值支撑。

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着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比如，公共文化服务不均等既表现于城乡，也呈现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文化经费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仍然偏低，近年来文化经费投入虽有较快增长，却一直在0.4%的低位徘徊；如何引导、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文化服务的热情，也需要有完善的措施。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一些基层政府，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向民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从而积累了大量历史欠账，这些“文化欠账”都需要尽快弥补。

六中全会提出，要“把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纳入考核评价体系”，也就是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将成为政府和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不得缺少的内容。因此，“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和种类”、“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等问题，也需要进一步通过制度配套予以明确或量化，并和地方官员的政绩与前途挂钩，这必将督促和激励政府及其官员对文化改革发展的高度重视，而这，将成为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推动力。

文化名人热议全会公报：“世界看中国 文化是窗口” 每个城市至少有一座美术馆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

范迪安：“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项政策鼓舞人心。这几年，一大批文化功能性建筑落成，很多城市的博物馆和艺术馆向普通大众开放，满足了民众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努力。以美术馆为例，很多省会城市没有美术馆，美术文化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座城市至少应该有一座美术馆。

近年来，艺术品市场兴盛，艺术品大量流向民间。公立美术馆往往受收藏经费制约，藏品数量和质量受到影响。因此，国家需要加大对公立美术馆藏品的积累和收藏经费的投入。

透过艺术能感知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现在世界迫切想了解中国，文化就是一个窗口。我们需要把兼具中国当代特色和文化传统的艺术作品传播到世界上，加大与各国的文化交流。本报记者刘雅婧

文化产业需要更多政策扶持 尤小刚（著名导演）

尤小刚：文化大发展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改革开放已经让我们的经济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的地位、未来和它的思想文化发展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也到了必须要大力发展文化的时候。

目前，我们的创意产业发展还不够。从人类发展的新角度上说，中国作为一个有5000多年历史的多民族文化大国，它的文化对于人类新文化发展也起到非常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文化上的优势和目前的缺口。

目前，文化需求也变成增加中国人精神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文化在整个道德水准上的提高也是重要元素。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应该像对待其他制造业，因为文化产业是不能量化的，属于创意产业，因此需要国家更多的政策扶持。文化队伍人才的培养很重要，大量作品中真正有文化含量的并不多，这和这个行业从业者的素质不高有关。因此，首先要从行业从业者自身素质培养做起。高度商业化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有害的。

要把国内流行文化推出去 魏明（歌华莱恩文化公司总经理）

魏明：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

我觉得，演出行业下一步不仅要把海外艺人引进来，更要把国内的流行文化推出去，用本土的艺人和国外的制作团队打造国际级的演唱会，让老外为我们打工。事实上，这也是最近的趋势之一。

这两年，我们公司想要做的一个目标是把北京打造成为国际知名艺人巡演的中国首演地。这个目标是可以把控的，如今北京已经拥有华语地区文化的辐射力。明年的北京演出市场无疑会更繁荣，因为更多的海外艺人和经纪公司都看准了中国市场的消费力和接受程度。本报记者康沛

期盼新政促传世名作现身 辛广伟（人民出版社代总编辑）

辛广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前所未有地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这对于我们民族未来的发展，显然会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也是一个更好的开端。

对于出版产业来说，尤其是在内容方面，中央的做法更有利于出版一些传世的、对整个民族和世界产生更大影响的作品。其次，我们国家的文化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进行的报刊体制改革肯定会产生很大的推动。另外，中央的政策，对于规范民营出版业，使他们依法经营，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发挥应有的作用，也会有很大的推动。第三产业应重点发展文化 朱幼棣（著名记者、作家）

朱幼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文化实力是不够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时候，不能全部靠经济，美国文化的输出仅凭好莱坞就能风行世界，而我们的文化发展远远落后。因此，文化单位的改革被当做重点。

社会越发达，第三产业的比重越大。文化在第三产业中占了很大比例，第三产业不能光是依靠旅游、吃饭的产业来构成，重要的还是要发展文化。这几年，大环境有好转，重视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儒释道。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准备后，整个社会重视、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已经形成。比如，这几年来国学热流行、《论语》、老子学说风靡。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有大的环境，也需要有重点突破。事业单位改为企业，是一种突破，对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有很大好处。本报记者朱桂英

让中国电影进入全球体系 于冬（博纳影业集团董事局主席）

于冬：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发展十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现在已经达到月产700部的产量，今年全年总票房有望达到130亿，中国电影产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的良好局面。但是，现在我们虽然是电影大国，却不是电影强国。

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中国电影应该在四个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第一，实现中国电影本土票房在内地、港澳台等华语地区全面超过好莱坞，在市场占有率上取得绝对的优势；第二，提高中国电影的制作质量和技术手段，我们不能否认，在这个环节上我们与好莱坞电影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这一点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电影能否扩大海外电影的发行力；第三，利用一切国际影展和平台推广中国电影，让中国电影成为海外买家竞争购买的抢手产品；第四，通过合拍的方式，跟好莱坞等领先的电影大公司合拍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进入到全球电影的商业发行体系，更广泛地传播中国文化和精神内涵。事业产业分开“解放生产力” 王长田（光线传媒总裁）

王长田：十七届六中全会在理论上提出创新，将公益性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分开，主要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具有很大的意义。原来，我们一直在这两方面混淆不清。如果这次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后能形成一个标准，将会带来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产业机构的活力会得到释放，为社会资本介入到国有文化产业提供机会。

理论上的问题解决后，具体怎样实施则是我们更应该关心的问题。我希望会议提出的新思路能很好的贯彻执行。目前，电影市场依然面临一些问题，如题材开发限制、类型单一，希望相关部门能有一个相应的跟进，让电影更多地回归商业产品的特色。本报记者孙琳琳

推进传统文化教育进课堂 李岩（中华书局总经理）

李岩：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对于培养国民文化素质，对提升整个文化产业来说都是利好。

中央重视提升文化的自尊自信，这对于以传统文化出版为主的中华书局来说，意义就更为重大。这些年来，中华书局一直在积极探索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借着这一股东风，我们有信心把这些工作做大做强。

在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播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事，而且准备把这些工作推向深入，比如，传统文化教育进课堂，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等等。

第二篇：创新舆论监督 回应群众关切

创新舆论监督 回应群众关切

对于当下的媒体舆论监督，无论受众还是从业者都有一种乏味之感。不开展舆论监督，主流媒体的作用被弱化，难以适应新格局下受众的需求；而开展舆论监督，又缺乏行之有效的举措。《浙江日报》积极探索，创新舆论监督的方式和方法，尤其近两年来，为落实浙江省委、省政府“三改一拆”（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和拆除违法建筑）、“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对如何充分发挥省委机关报在舆论中的主力军作用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收到明显成效，受到读者广泛好评，有力提升了《浙江日报》主流媒体的地位。

细心查访 有的放矢

批评性报道关注的人多，敏感性强，不但务求事实准确，不出差错，而且必须有的放矢，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批评才有力量，才能让人心服口服，所以找准“的”很重要。在报道推出前，该报内部精心策划，明确提出，本次督查就是去“挑刺”，经验性、表扬性报道一律不发。而且因为是督查地方工作，所以要找那些“顽疾”“顽症”开刀，全面了解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找出问题症结所在。

“的”树起来了，接下来就看记者手中有没有“矢”了。在采访小分队出发前，明确要求各路记者一定要深入到现场，不光要眼见为实，还要深挖现场背后看不到的原因，倾听群众呼声。

如浙报集团所属《浙江法制报》记者陈普阳是一名新闻界的新兵，也是第一次参与集团“作战”。他与第22督查组抵达龙游县时，在与当地官员的晚饭闲聊中得知，“盘踞”在城市中心福泰隆广场上的小吃摊已经有六七年历史，附近居民意见很大。第二天中午，天空飘着细雨，陈普阳向组长请了假，一个人到福泰隆广场实地了解情况。当周围的人都回避这个话题时，陈普阳走进附近的小区，挨家挨户敲门了解情况，终于掌握了“小区业委会默许经营，以确保物业收支”导致违规摊位长期得不到治理等相关情况，当天就写出了《繁华广场烙补丁》的批评报道。

正是因为既抓主要矛盾，又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所以，《治水拆违大查访》栏目报道了许多典型案例，没有一例因失实引起投诉，保证了活动顺利开展，树立了党报的威信。

亮出观点 当好参谋

建设性批评报道的目的不是为了“揭丑”，而是为了解决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更好地推动工作开展。所以，记者不能当旁观者，而要主动融入，当好参谋。

随着时间的推移，采访的深入，年轻记者开始认识到“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工作的复杂性。最初的兴奋劲过去后，报社采编人员开始思考，该如何更好地做好报道，以配合、推进“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工作。

在第一阶段，记者的报道以追求气势、“挑刺”为主，那接下来的报道，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浙江日报》专设了《查访札记》栏目，将记者在“治水拆违大查访”过程中的感受、感知、感悟，用个性化的语言呈现出来，与大家分享，以期总结经验、指出问题、亮明观点，为进一步推动省内“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督查工作建言献策。

同时，《浙江日报》还以主题专版的形式，陆续推出101期《五水共治 百城擂台》治水系列特别报道，运用形象直观的图解新闻等形式，晒一晒各地市、各县（市、区）“五水共治”的总目标、路线图、时间表等，营造各地全力治水、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这组报道推出后引起广泛反响。

为发动更多群众参与“治水拆违”工作，该报《治水拆违大查访》栏目推出“治水红黑榜”，并通过微信公众号征集线索，实现了与受众的紧密联系。

随时互动 创新报道

《治水拆违大查访》是《浙江日报》一次全媒体融合报道的尝试。事实证明，这种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的重大事件采访报道，非常适合集团全媒体融合作战，报道效果好，也锻炼了记者队伍。

在大督查期间，记者们不仅动起笔头，还拿起手机、相机拍照片、短视频，一路上边走边发稿。各采访小分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通过微博、微信、视频、APP等多种平台进行传播，持续地在浙报集团所属各媒体刊播对督查工作进行全媒体、立体式报道。《浙江日报》、浙江在线、《浙江法制报》专设《治水拆违大查访》栏目，并设立投诉台，为督查工作提供线索。

如“治水红黑榜”推出后，在报纸和公众号同步推送，《浙江日报》地方新闻中心又发动部门采编人员，把这一活动策划通过微信群、朋友圈、QQ群等渠道推送出去。没多久，各地的网友和粉丝就行动起来，不管是景观河道，还是脏臭水浜，都拿起手机拍下来，通过公众号平台发送过来。

在地方新闻中心“老家”微信公众号平台，每次“治水红黑榜”发出，都会吸引一大批粉丝转发、点赞，进而吸引了大量网友向“老家”投稿。经过《浙江日报》刊登报道的“黑榜河”，都会将信息反馈给浙江省“五水共治”办，督促当地及时整改。实践证明，登上“黑河榜”的河流，当地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出反馈意见，列出整改措施。

在浙江全省推进“五水共治”的大背景下，“治水红黑榜”开辟了一个网友举报、报纸版面及新媒体监督、地方政府整改的三方互动平台，得到各方高度肯定。

此外，大督查也锻炼了记者队伍。以督查组的名义下基层，以记者名义访民情，所见所闻可谓大相径庭。以记者名义采访，大多围绕中心直奔主题，采够稿件所需素材即可。而以督查组成员身份扎根基层，就一项工作深入调研、刨根问底，与通过采访“管窥”大不相同。大督查，让采编人员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基层。

第三篇：完善人大制度回应时代关切

完善人大制度回应时代关切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实现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

人大工作必须紧跟时代前进步伐，积极回应时代关切，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坚持科学民主立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会议上，张德江指出，提高立法质量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提高立法质量，根本途径在于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目前，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推进，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从源头上切实保障立法质量已显得尤为关键。立法如果先天不足，存在偏私，法的实施就难免出现问题，甚至引起不良后果。因此，应通过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进一步完善立法体制和立法机制，统筹立法资源，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端，使立法更充分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党的主张，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防止立法腐败。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明确提出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落实税收权从政策上作了导向性规定，我国薄弱的税收法律体系建设有望得到进一步加强。对照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还需要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梳理，通过法律法规的立改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完整，使立法在引领、推动和保障改革方面，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选举任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是我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根据我国宪法、组织法等有关规定，上至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下至乡镇长，都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任命产生。法律赋予人大此项权力，体现的是“由谁产生，对谁负责”的政治学原理，最终是为了实现向人民负责这一人大制度建构的价值理念。因此，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任免权反映了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的主从关系，体现了人民政权人民性的政治理念。实践中，各级人大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许多地方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建立和完善任前考试和谈话、答复询问、供职发言、就职宣誓等制度，增强了任免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但不可否认，实践中，人大任免权的行使还存在许多不规范、不到位的地方。比如，一些地方人大任免权的行使流于形式，一些地方干部刚由人大选举产生便调往别处，等等，不仅有损于法律的尊严，更有损于人大的权威。因此，选举的严肃性、任期的稳定性，是各级人大在行使任免权过程中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此外，“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后，如何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包括负责的内容和形式、监督的方式和后果，等等，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规范。

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重大事项决定权是我国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法定权力。在1954年宪法草案说明中，刘少奇专门指出：我们国家的大事不是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来决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既规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切重大问题就都应当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因此，代表民意决定国家或本地区重大事项，体现了主权在民的价值理念。目前，我国已有28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地方性法规，许多地级市人大常委会也出台了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的规定或文件，但实践中，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尽如人意。与人大的其他职权相比，重大事项决定权往往被认为是一项软权力。实践中，将其长期虚置者有之，偶尔行使却敷衍者有之，致使这一职权在实践中远远没有发挥应有的功效。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不力，既有认识不足等主观原因，也

有法律规定不明晰等客观因素。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要向本级人大报告。这就需要人大切实履行职责，从主观、客观等方面解决职权行使障碍，真正将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落到实处。

加强人大监督职能，增强监督实效。监督权是各国议会极为重要的一项权力，议会产生之初，其职权就始于对政府财政的监督。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最高层次的监督，其监督的目的，在于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行政权和司法权得到正确行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保障。伴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和地方相关监督条例的出台，我国各级人大的监督职能进一步落实，但仍存在监督程序不够细化和规范化等问题。目前，各级人大对政府财政的监督还很薄弱。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这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履行好职责，就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推进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建设。目前，我国有各级人大代表270多万。他们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体现了中国式民主的特点。实践中，应通过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加强人大常委会同代表的联系，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同时，应逐步完善人大工作机制，通过座谈、听证、评估、公布法律草案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014年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60周年。60年一甲子，如何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仍然是我国人大制度建设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第四篇：如何回应社会关切之二 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

如何回应社会关切之二 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

每一起突发事件，处理不好会成为损伤政府公信的消极因素，应对得当则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的契机。真诚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提振政府公信，自觉维护“无形资产”，是每个党政干部的政治责任。

相对于经济发展成就、社会财富积累等“有形资产”，公信力属于“无形资产”。如同有形资产的建树需要集腋成裘，无形资产的聚集也靠点滴积攒。不同的是，政府“无形资产”的流失，却要容易得多、迅速得多。在近年来诸多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上，各级政府的不同回应，见证了“无形资产”的消长变化。

还记得2009年成都公交大火惨剧发生之后，信息公开的主动、及时，不仅消解了种种疑问、猜想，也使公众和政府“站在一起”去共同面对。而最近的深圳大运会，面对公众对“禁止农民工集体讨薪”的质疑，住建部门追回禁令并公开道歉，不仅呈现了特区的城市精神，也有效地维护了地方的形象。

每一起突发事件，处理不好会成为损伤政府公信的消极因素，应对得当则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的契机。如果事情出现后不是衔恨披露信息者“瞎捅娄子”，而是尽力促成政府与民众的顺畅互动；事态激化后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着力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化危为机的“双赢局面”——政府提升了公共管理的水平与公信力，百姓实现了正当的诉求和利益的公平。

我们有的干部，常误以为虚心听取批评、积极回应质疑，就会失了身份、丢了面子，甚至会削弱权威、消减威信。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正确，任何治理也不可能万无一失，出现批评质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矛盾拖延塞责，一错再错。一些突发事件发生发酵的路线图表明，回应失当、进退失据，才是公信受损的症结所在，也才会陷入动辄得咎的“信任困境”：做好事和做坏事一样会受到批评，说真话和说假话一样会被质疑。

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我们应充分理解治国理政的各种艰难，了解地方政府承担的发展责任，体会广大领导干部面临的现实挑战。但越是这种时候，就越需恪守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宗旨，越需增强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越需坚定对人心向背的清醒认识：政府公信的“无形资产”，远比经济成就等“有形资产”更为重要。不能让一些地方建起了气派摩登的高楼大厦，却在违规的强拆中离散了人心；构建了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却因工程腐败蚕食了信任；创造了引以为傲的GDP，却让子孙在不断蔓延的污染中承受痛楚。一边建树“有形政绩”，一边流失“无形资产”，这样的发展，这样的行为，怎能不降低“信任指数”？

人民信任方可载舟。纵观90年风雨历程，我们党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走向全国执政，正是因为“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始终是我们党不变的信念和不懈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中央一再告诫党政干部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当前又特别提出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维护群众利益，政府才能赢得人民信任，才能获得奋发作为的价值保障。

民心是最根本的执政资源。真诚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提振政府公信，自觉维护“无形资产”，是每个党政干部的政治责任。只要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并身体力行，就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同心协力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第五篇：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必须回应社会关切

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必须回应社会关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在部署2010年主要工作任务时，在明显靠前的第二部分明确提出，尤其要抓紧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这在结构和基调上与以往的中纪委报告显然不同。以前的中纪委报告，在安排部署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时，基本是按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纠正不正之风、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执法监察、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次序和框架展开的。今年的报告，从上述项目中筛选疏理出了6项重点工作，作为当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求抓紧解决，以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成效取信于民。这种改变，不单是同一类工作报告在篇章结构上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把回应社会关切摆到特别突出的位置。这对于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性、有效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回应社会关切，顺应了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建设的迫切愿望。近年来，广大干部群众对加大惩处腐败分子和整治消极腐败问题力度、通过实行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整治奢靡之风、集中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和“小金库”、推进党务公开、引入网络反腐等反腐败措施呼声很高，充满期待。同时也说明，这些方面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亟需进一步加强的环节。将解决这些突出问题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工作，是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紧紧依靠广大群众支持和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充分体现。回应社会关切，着力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做到反腐败组织领导意图与人民群众意愿的合拍共振、同力同向，将极大地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参与和支持反腐败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回应社会关切，有利于统筹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统筹兼顾，把当前工作与长远部署结合起来，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是在反腐倡廉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我们都知道，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这就决定必须抓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从体制机制制度上堵塞漏洞，不断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但这是一个逐步实现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抓紧解决当前多发易发、影响恶劣、危害深远的腐败问题，让全党全国人民真真切切地看到我们反腐败的实际效果。这对于增强全党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赢得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支持和拥护都是极其重要的。

回应社会关切，为地方和基层创造性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广阔空间。腐败现象在不同地方、不同部门表现形式不同，易发多发的部位和环节也有不同。这就需要反腐败在不同地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回应社会关切，根据当地干部群众的普遍反映和强烈呼声确定反腐败工作重点，将使反腐倡廉建设更具针对性、实效性。同时，各地在回应社会关切中尊从人民群众愿望、汲取人民群众智慧，将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创造出许多成功做法和新鲜经验。经总结提高推广后，将极大地提高我们党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