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的几点思考（合集五篇）

第一篇：对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的几点思考

对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的几点思考

对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的几点思考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产生于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基本确立、市场经济有较大发展的九十年代初期。十余年来，政府法律援助体系构建初步完成（建立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有一支专职队伍，经费保障机制基本建立，颁布实施了《法律援助条例》），法律援助理论研究逐步发展），法律援助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与政府法律援助相伴而生，相随而长的还有一支正在成长的力量，这就是社会法律援助组织。

我国法律援助参与者具有多样性、广泛性的特点

我国法律援助参与者主体多样性和广泛性的特点是由我国目前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的现状和特点决定的。首先，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突出。一方面，我国的人口数量较大，法律援助对象众多，并且公民法律普及的程度不高，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大。

法律援助对象不仅要求得到专业的诉讼代理和辩护，也需要得到专业的法律咨询，非诉讼的法律事务的指导和代理等其他形式的法律援助服务。另一方面，专业法律服务人员缺少，全国注册的执业律师不到13万人，平均每一万人不足一名律师。同时，律师分布不均衡，70％左右的律师集中在大中城市,只有30％的律师在为农村服务。基层法律工作者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服务人员正是为了弥补律师数量上的不足和分布的不均衡应运而生的，目前全国基层法律工作者也仅有10万人左右。法律服务从业者的数量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需求。

因此，在我国，社会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与法律援助供给能力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法牵援助工作中来，共同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其次，法律援助服务的成本主要是人力资源成本。从降低和节约人力资源成本出发，应该对不同的法律援助案件或事项配置不同援助人力资源，合理调配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和其他参与者的力量，为有不同需求的法律援助对象服务，实现法律援助人力资源的最充分地发挥，防止人力资源的浪费，也是解决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的有效途径。

基于上述原因，在法律援助参与者的范围和对象上，我国的法律法规作出了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方面通过《 刑事诉讼法》、《 律师法》、《 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司法部《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确定了由专职法律援助律师、社会职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共同组成的义务主体；另一方面对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作出了灵活的、倡导性的规定。《条例》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一些法律援助的地方立法也对此作出了规定。如《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 法律援助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

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存在的问题 经费困难。除个别经编制部门批准的法律援助组织外，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设在各社会团体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站点情况相对好一些。这些站点虽然没有专项经费支持，但是由于其设在各社会团体内部，其办公经费一般都会从其所属部门开支。但是这些组织能利用的办公经费有限，所以其业务活动受到很大影响，有的形同虚设，很少开展活动。与上述组织相比，民间组织则困难更大，它们没有正常稳定的经费来源，有些组织因争取到境外资金而成立，后因为境外资金收缩或停止而遇到了生存困难。

社会法律援助组织人员的身份不明确，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较为艰难。社会法律援助组织中具有律师资格的工作人员由于受到执业场所的限制不能取得法律服务执业证书，他们在法律援助活动中的身份经常受到质疑，得不到法院、仲裁机构的相应支持，在协调处理纠纷及办案取证等等活动中，办理案件的工作人员也受到许多限制。由于经费及专业服务资质等原因，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活动范围很窄，与法律援助机构的受理案件范围很多是相同的，没有成为政府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补充。

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目前，对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还缺乏具体的规定，针对社会组织踊跃但无序地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情况，有些地方的司法行政部门已经开始关注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情况。但是目前仅仅是与经其批准设立的组织保持着经常性的工作联系；而对未经其审查、批准成立的社会法律援助组织，可以说是基本上不了解其从事法律援助活动方面的具体情况，更谈不上管理和监督。收费问题仍然存在。仅从了解到的情况看，曾经发生有些社会组织因法律服务方面的收费引起纠纷被投诉到司法行政部门的情况。

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定位思考不够。主要表现在：一是虽然挂了法律援助牌子，但工作仍处在权益维护的老模式上，对怎样开展法律援助思考不够；二是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视为维护社团成员利益的渠道，在工作开展中因依赖政府法律援助而失去 自治品格 ；三是致力于建立

一套与政府法律援助相仿的工作体制，独立于政府外开展的却是与政府法律援助重合的工作。法律援助机构履行职能的主动性和效率有待提高。是否能够切实有效地为困难群众提供及时、便捷、合格的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资源使用效率的高低，都与法律援助机构职能发挥的好坏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些法律援助机构重办案轻管理，疏于履行组织实施法律援助的职责，影响了整个法律援助的工作效率。如何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法律援助 明确参与法律援助的指导思想 我们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目标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对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监督和管理，我们要坚持：社会法律援助组织与政府法律援助协调互补；多元化发展；不从事有偿法律服务。严格保证质量。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以社会法律援助组织自律为主的内部治理机制。为保证提供合格的法律援助服务，对社会组织要实行准入制度，明确监管的标准和责任。加强政府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 立法方面，加大力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体系。首先要求中央政府对外加大对国际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和交流力度，把握世界各国法律援助的发展趋势和成熟经验，对内则应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结合各地法律援助工作实践，制定详细的统一标准和规范性指导文件，形成以《 条例》 为基础，各种配套法律、法规为辅，相互衔接，多层次、综合性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确保法律援助事业协调有序发展。对于地方各级政府而言，则应依据《条例》并结合本行政区域财政、法制状况，制定符合本地特点的具体实施标准，要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援助细则，并随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时做相应调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向中央政府提出立法建议，使公民的法律援助权利真正具有可靠的法律保障。资金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首先，必须加大国家财政拨款数额，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其次，建立政府性法律援助基金。从实践上看，这种基金是一个很有发展潜质的资金筹集途径。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法律援助政府性基金可采用以下筹集方式：一是每年由政府从律师行业收取的营业税及个人所得税中按一定比例返还给法律援助机构，用做法律援助经费；二是从福利彩票、募捐扶贫济困等各项公用资金中提取法律援助基金；三是政府将部分罚没款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基金；四是依法收取应由受援人承担的合理费用，同时从败诉的非受援方交纳的诉讼费用中也可提取一定的比例，作为法律援助基金。完善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加强对法律援助机构、社会组织等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的监督管理，严格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中的工作纪律，明确法律援助转移支付专项经费专款专用，定期予以监督检查。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要加强考核，无论是办案数量还是办案质量都应达到一定标准，对于能力素质不达标的人员要坚决调离法律援助队伍。加强培训和信息交流，注重专业特色，加强业务培训，提高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服务技能和服务水平。动员、挖掘具有“维权性质”的社团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横向延展覆盖触角。吸纳社会各界支持参与法律援助，更好地维护困难群体合法权益，是法律援助事业深入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对法律援助受众人群和服务实施主体分析发现，工、青、妇、残、老等社团组织工作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其社团成员的合法权益，其机构具有的维权特性与法律援助为困难群众依法维权的本质高度契合，且具有周密的组织网络体系，人员、编制和经费保障稳定，如果能够参与到法律援助中来，则是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有益补充。发展专业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完善维权网络，活跃工作局面。充分吸收社会律师作为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律师激励机制。截至 2013 年 11月，全国共有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行了法律援助条例，其中仅安徽、福建、江苏等 12 个省份规定“对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此，一是要继续扩大激励机制的覆盖范围，在其余的省份中建立奖励和表彰的激励机制，以提升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同时，激励机制应当以义务和职责的形式明确化，具体到条文表述中宜规定为 “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突出强调 “应当”二字，更有利于保障激励机制的有效实现。二是要增强激励机制的含金量。激励机制的实现形式主要为奖励和表彰。一方面，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成绩突出的律师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大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表彰力度，加强对先进典型、先进事迹的学习、宣传，通过授予荣誉、提高社会美誉度的方式来增强广大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自豪感和内心动力，激发其热情和积极性。积极吸纳院校学生为志愿者从事法律援助活动。各地区可以与当地大学法学院合作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组织在校学生到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接待咨询、承办案件，法律援助机构成为了学生们的“实践课堂”，既为法律援助带来活力，也储备了人才。（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法院 张小秀 邓金华）参考资料：

1、宫晓冰: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20xx 年，第 3 页。

2、白春花: 《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责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xx 年第 2 期。

3、张苏云 马生广 《论政府在法律援助制度中的责任》，《兰州学刊》2 0 0 6年 第 4 期）

第二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调研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情况调研报告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与社会参与性，基于该特点，广泛的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是有效的实现矫正效果确保矫正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手段，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优势，可以有效地改善矫正工作人员不足，专业水平较低的情况。

一、社区矫正工作基本情况

从调研情况看，全县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社区矫正工作的有关规定，紧紧围绕工作大局，积极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建设，认真落实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社会适应性帮扶三项工作，为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闽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11年以来，全县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2776人，在矫389人，重新犯罪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没有出现脱漏管现象。

（一）强化社区矫正保障工作。

加强组织保障。闽侯县于2010年2月开始试点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立足实情、创新思路，于2011年8月在县司法局增设社区矫正科，为闽侯县辖区内的社区服刑人员提供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服务。并在甘蔗校园路130号投资200万元改建县级社区矫正中心。加强队伍保障。在全县15个乡镇（街道）司法所配备了1名以上的司法助理员。同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组织6次招聘，现在册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为88人。从总体上看我县现有专职社工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年轻。全县专职社工中，35岁以下占95%，一大批年轻人进入基层司法行政部门，为基层司法所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二是学历高。全县88名社工中，学历普遍是在职大专以上。三是专业强。专职社工中有法律专业人才，也有具备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专业特长的人才，具有良好的多学科、交叉学科专业素养。四是素质好。我县招考时全部经过严格的笔试面试，品行良好，文字能力、口头表达强，适应工作快，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每年上下半年对全县司法工作人员开展一次社区矫正工作专业培训，有效提高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业务素质。同时吸纳德高望重、责任心强、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职工、村干部、律师担任社区矫正志愿者，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县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不足。加强经费保障。闽侯县按规定将社区矫正经费列入县财政预算，一定程度保障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加强律师参与社区矫正，我县已落实“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各基层司法所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选派政治素质高、业务水平好、职业经验丰富的律师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切实做好组织协调和业务指导工作，充分发挥律师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职能优势，扎扎实实地推动我县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强化社区矫正的惩戒作用。

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应的新型刑罚执行方式，各级都能准确把握其刑罚的实质，加强监管工作，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惩戒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制定下发了社区矫正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社区服刑人员外出请假管理办法、社区服刑人员居住地变更管辖争议处理办法、社区矫正重大事项报告工作实施意见等一系列制度，进一步规范了矫正对象的接收、日常管理、迁居、请销假、解矫等事项，完善了定期排查、跟踪管理、重点对象管理、信息通报、责任追究等一系列管理监督的配套工作制度。加强信息管理。通过司法所对社区服刑人员实行“一人一档”，及时记录矫正人员监管过程形成的个人基本情况报告、走访记录、教育学习、社区服务、请销假、考核、解矫等个人信息，及时、完整、准确地将相应信息录入到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加强监管力度。认真做好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评估、接收、宣告、请销假审批、奖惩等环节，细化报告、核查、走访等日常管理要求。实施分类管理，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的犯罪类型、矫正期限、认罪悔罪态度、日常表现等情况，按照宽管、普管、严管三个级别进行管理。突出管理重点，加强行政司法部门与公、检、法等部门的联动，严防社区矫正人员脱离监管、参与群体性事件、暴力犯罪等突发性事件的发生。

(三)强化社区矫正的改造功能。

加强道德法制教育。针对不同社区服刑人员制定个性矫正方案，因人施教，加强思想、法制和道德教育，通过开展读报讲报、集中训诫等方式，增强教育效果。同时，认真做好社区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心理咨询、心理测评等手段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加强社会适应性帮扶。通过司法行政部门与民政、人社、教育等部门沟通，协调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就业、就学、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社会保险等问题。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为生活特别困难的社区服刑人员提供临时救济和落实低保政策，促使其顺利融入社会。全县还建立了24个社区服务基地，并通过定期组织开展社区服务，有效增强了社区服刑人员的劳动观念，修复其社会关系。加大辅助干预力度。

（四）发挥区位优势

福州大学城位于闽侯县上街镇，我县依托大学城高等院校的师生资源联合地方其他院校，建立起志愿者团队，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打造了法治品牌项目--闽侯县检察院福州大学城检察室，依托其已建成的青少年维权警示教育基地，闽侯县司法局与检察院、教育局联合当地实验中学、荆溪中学、闽侯四中、祥谦中学、虎峰中学、东南学校、上街实验学校、闽侯八中、大湖中学、小箬中学、廷坪中学、洋里中学、竹岐中学、鸿尾中学、良存中学，通过内容和模式复制，形成法制教育网络。同时与团县委联合出台社工介入未成年人帮教、社会调查、心理咨询等活动相关制度文件，落实青年司法社工介入涉案未成年人帮教工作。促进丰富的教师，学生，心理咨询师、法律援助工作者等各领域专业性人才均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来，发挥专业人才团队化优势，在社区服刑人员心理辅导、普法宣传、法律援助、就业培训和指导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断提升教育矫正工作品质。

二、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一)工作衔接缺乏有效机制。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法律文书的传递、社区服刑人员的交接、监督管理等衔接工作，还出现不到位、不合拍等情况，影响了刑罚执行效果。司法行政机关与公、检、法、监狱间的配合协作、信息互通、共享平台以及工作对接、反馈的长效工作机制还没有建立，司法、行政资源未能有效整合、统筹。

(二)队伍建设急需进一步加强。近年来我县社区服刑人数每年不断递增，监管任务十分繁重，但目前有些社区矫正专门机构和乡镇(街道)司法所都只配备2至3名工作人员，司法所聘用的协理员因待遇低很不稳定，队伍力量跟不上工作需求。社区矫正法律性、政策性、专业性要求高，目前司法所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不具备开展工作所需要的法学、教育学、社会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社会志愿者自发参与，目前我国志愿者参与矫正工作的法律规范空白，大多数志愿者缺乏工作经验，并且人员流动性大，不能提供长期稳定的服务，而且志愿者提供服务完全为自愿性质，没有任何经济补偿，缺乏激励机制和资金保障，此外还存在参与人员少程度低，专业水平不高等制约因素，这些都导致志愿者服务流于形式，无法深入人心，难以形成规模。

(三)工作保障经费偏低。7年来我县社区服刑人员人数不断增加，办案费用大幅增长，但矫正经费财政预算并未随之增加,社区服刑人员矫正经费年人均1500元，难以满足工作需要。现有的经费既要用于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业务指导管理，又要用于司法所的日常管理工作经费，而村（居）委会参与社区矫正的工作经费却为零，无法充分发挥村、居委会的作用。

(四)管控教育手段不足。矫正机关主要通过定位手机来掌握矫正对象的行踪，但定位手机与社区服刑人员不能有效捆绑，人机分离现象时有发生，在监管上存在掌握社区服刑人员实际行踪滞后的状况。司法行政机关缺乏强制手段，不能对社区服刑人员心理形成强大的震慑作用，在入户走访调查、收集证据时难以得到群众的认同和有关部门的配合，阻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意见和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社会认知度。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识，增强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紧迫性和使命感。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利用各种载体，加大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宣传工作力度，使人民群众充分了解社区矫正工作的内涵、意义和相关规定，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认知度，消除人民群众对社区矫正工作和社区矫正人员的偏见与误解。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其形成良好的家庭社会责任感，实现感化、帮扶、教育的目的。

(二)强化责任意识，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要着力建立和完善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所具体实施、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并进一步完善领导责任制、部门责任制、目标管理责任制和奖惩机制，把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责任逐级落实到位。要进一步加强部门配合，切实做好对社区矫正人员教育矫正、监督管理和帮困扶助工作的无缝对接，充分发挥民政、财政等部门作用，帮助解决矫正人员的就业、就学、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社会保险等实际困难，切实提高社区矫正服刑人员教育改造积极性;完善社区矫正工作信息化管理平台、社区矫正人员信息库等，加强与监狱及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相关网络平台之间的联接和资源共享，最大限度防止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要进一步完善矫正衔接、监督管理、教育矫正、适应性帮扶、制度流程、解除矫正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制度，规范工作流程，细化工作标准;强化日常监管，完善回访帮教制度，定期对矫正人员的思想、学习、工作、生活情况进行跟踪了解，及时掌握矫正人员的动态信息，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矫治和人文关怀，增强社区矫正的工作实效。

(三)强化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综合素质。要下大力充实基层社区矫正工作力量，着力建立专群结合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一方面，要配齐配强矫正机构专职工作人员，以适应日益繁重的工作需要;进一步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招聘社区矫正辅助工作人员，引进具有法律知识和心理咨询知识的专业人才，并切实提高其工作待遇，确保队伍稳定;进一步壮大社会志愿者队伍，尽量招募一些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离退休干部、青年学生、村(居)社干部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引导志愿者从事社区矫正志愿工作，从而形成以司法机关执法工作者为核心、社会工作者为辅助、社会志愿者为补充的“三位一体”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同时，要加大业务培训力度，建立一整套的培训和教育机制，切实提高教育管理人员在法律知识、矫正监管、心理疏导、危机管理、突发事件预防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四)强化保障机制，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保证。要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保障制度，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经费、行政运行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等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以社区矫正人员数量核定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给予必要的监管经费，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实际工作需要建立社区矫正经费动态增长机制。要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加快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充分运用GPS等科技信息化手段，提高技防能力，把人防和技防结合起来，建立信息化管理长效机制。建立相应的奖励政策。对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社工、志愿者及其他人员，给予就业、上学、晋升等方面的倾斜政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录取和提拔，并对有关人员给予表彰和物质奖励。

四、前景展望

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以来，各地始终坚持紧紧依靠基层组织，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从实际出发，积极研究探索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充实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发展壮大社会工作者、志愿者队伍，专群结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我县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还存在着制度不健全、政策不完善、规模范围小、人员力量不足等问题，与社区矫正工作全面推进的要求相比尚不适应。新形势下，进一步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是完善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的客观需要；是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进社区服刑人员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客观需要；是创新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客观需要。我们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从政策制度上研究采取措施，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积极作用。

第三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为认真贯彻落实六部委《关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近年来，为进一步提高我市社区矫正工作水平，在不断配齐配强专职执法队伍的基础上，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形成了专业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矫正小组、群众组织等多股社会力量参与格局，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承接社区矫正服务。全市各级民政与司法行政部门积极培育发展承接社区矫正服务的社会组织，建立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的机制和渠道，并围绕社区矫正任务，探索开发专业服务岗位和项目，通过多种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矫正服务。自去年以来，各地通过组建司法行政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并借助孵化基地的平台功能，先后成立5家社区矫正工作协会、1个阳光社会事务所和1个“阳光中途之家”。

积极引导社会工作者开展社区矫正服务。充分运用社会管理理念，将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帮教工作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给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各级司法行政机构坚持从社会上通过考试、面试层层选拔的方式，从应聘者中公开录取文化程度高、精神面貌好、奉献意识牢、专业对口的优秀人员进入专职社工队伍。如我市沭阳县及时抓住教师转岗的有利时机，将教学经验丰富、收入稳定的45名教师充实到社区矫正岗位上，各地还吸纳一定数量的大学生村官充实到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岗位。目前，全市在职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213人。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业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社区矫正的概念、社区矫正的适用人员、社区服刑人员的交付接收程序、社区矫正小组成员的组成及矫正小组成员的职责、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具体监管措施等方面，措施灵活、效果明显，达到以执法监管保稳定，以帮扶互动促和谐，以教育感化显真情的目的。

积极鼓励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积极引导志愿者参与到社区服刑人员帮教工作中，全市注册志愿者达到了2200余名。一是吸收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志愿者建立专业帮教志愿者队伍，开展心理测试、风险评估、心理辅导、心理危机干预等，如沭阳县积极发挥县脑科医院和县心理咨询协会的人才资源，定期让经验丰富的老专家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调适，并根据测试结果，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辅导，在心理调适的同时进行行为矫治。自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共接待社区服刑人员心理咨询和心理调适120人次，为80名咨询对象解开了心理疙瘩，使他们能够以健康、平和、积极的心态接受教育管理，最终顺利回归社会、融入社会。泗洪县邀请聋哑学校老师对聋哑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教育，先后为36人次上课140余课时，解决了聋哑社区服刑人员管理教育难题。二是组建社区矫正大学生村官志愿者队伍，依托专业特长，发挥大学生文化素养高、沟通表达强、活动方式新等优势，运用“朋辈教育”模式，通过个案帮教、心理辅导等形式参与青少年矫正人员帮扶教育。三是突出发挥“五老”志愿者的作用，通过实施挂钩结对帮教，采取生活上不嫌弃、思想上不放弃、政策上不歧视的原则，实施“一对一”、“多对一”的帮扶，大力加强对高风险和生活贫困等重点社区服刑人员的帮扶工作，确保每名重点人员都有人帮扶。如沭阳县社区服刑人员张某因犯滥伐林木罪被社区矫正。在刘集镇“五老”志愿者吴克贵、潘松立等人的“包带”帮教下，自主创建了旋板厂，现有工人24 人，固定资产80多万元，年创产值达170万元。据统计，近2年全市“五老志愿者” 对社区服刑人员实施“包带”帮教率达 87.5%，为有效促进社区服刑人员思想转化、顺利回归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

积极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积极整合村居（社区）等基层组织资源和社会力量，广泛开展村居（社区）司法行政服务站建设。工作站负责人从村居（社区）妇委会、调委会等组织和人员中确定，主要承担工作站的日常事务及配合协助乡镇（街道）社区矫正机构做好本辖区内社区服刑人员的帮教与帮扶工作。如：协助社区矫正机构了解本辖区内社区服刑人员思想、工作、生活，活动范围、社会交往等情况。目前，实现全市1467个村居（社区）矫正工作站全面覆盖，承担本地的社区矫正社区服务等活动。此外，通过搭建社区服刑人员与社区、社会不同人群间的互动交流平台，组织系列社区活动，让社区服刑人员走进社区，参与文艺表演、管理现场、维持秩序、发放礼品等活动，从而逐步熏陶社区服刑人员感悟人生，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归属感。

积极引进企业、社会组织等提供培训、帮扶等服务。利用全市100余家爱心企业把社区服刑人员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再就业培训体系，定期公布就业和培训信息，组织有接受能力和实际需求的社区服刑人员免费参加技能培训和专场用工招聘会，为有就业愿望的社区服刑人员和用人单位提供洽谈平台。如泗洪县联合县人社局、泗洪中等职业学校对全县部分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网络技能培训，共培训5期680多人次，有30人多名社区服刑人员到相关企业和单位当了网络管理员，有20多人开办网店。沭阳县司法局与该县虞美人瓜果专业合作社共同成立特殊人群过渡性安置基地，自基地成立以来，已为80余名“三无”等特殊人群解决临时就业问题。此外，还积极鼓励企业提供临时救助、过渡安置等服务，如宿豫区司法局在2011年和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成立的“阳光中途之家”，先后为8名社区服刑人员通过了临时救助、过渡性安置等服务。

一是借助青年志愿者力量，提升监管效率。建立由机关单位青年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等13人组成的“社区矫正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协助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落实日常监管措施，参与社区矫正人员的调查评估、信息录入、信息核查、档案整理等工作，提升社区矫正监督管理效率，推动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

二是借助社会工作者力量，保证帮教质量。建立由4名社会工作者组成的“社区矫正社工服务队”，协助开展教育矫正，参与社区矫正人员心理矫治、制定矫正方案等工作。积极开展社区服务，对生活困难的社区服刑人员、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开展发放生活物资、一对一心理辅导等帮扶活动。

三是借助义务工作者力量，开展公益活动。建立由社会义务工作者和社区服刑人员等12人组成的“社区矫正义工服务队”，协助开展社会适应性帮扶工作。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开展社会公益活动，邀请有多年慈善事业经验的老义工谈经历、说感受，激发社区服刑人员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主动性。

四是借助社区矫正协理员力量，进行结对帮扶。创新实施社区矫正协理员制度，广泛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聘任社区内热心社区矫正工作、具备较高政治素质和较强群众工作能力的人，从事社区矫正辅助工作。目前共选聘社区矫正协理员109名，每名社区矫正协理员协助管理1-3名社区服刑人员，实现社区协理员村级全覆盖。

一是借力社会工作者力量，提升训诫教育水平。浦江县矫正办邀请监狱、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等相关部门具有丰富专业工作经验的优秀人才组成社区矫正教育团，负责每月一期社区矫正集中训诫教育的授课。教育团成员需协助司法局制作符合社区服刑人员需求的学习教育课件，不定期应邀到司法所开展集中教育活动，并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纠正行为偏差、修复与家庭和社区关系等服务项目。邀请心理咨询师、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人力资源专家等组成社区矫正个性化服务团，针对社区服刑人员个性差异，主要在心理辅导、社会认知教育、法律服务、就业指导等方面开展“一帮一”、“多帮一”等个性化帮教服务。目前集中训诫教育已开展2期，集中教育开展45次，共760人次受教；开展法律服务157人次，指导就业65人次，提供心理咨询20人次。二是借力社会培训平台，拓展就业帮扶渠道。争取县委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的支持，已将社区服刑人员和归正人员“两类特殊群体”就业技能培训纳入县“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培训工程”计划，为其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目前共有450余人次完成了技能培训工作。联合县民政局等职能部门为想要自主创业的刑释解教人员提供经商渠道的政策和信息支持，切实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到目前，共有340余名刑释解教人员通过帮助实现就业创业。同时，在全县共建立15个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基地，主要为生活困难、需要就业帮助的刑释解教人员安排过渡性就业，共安排过渡性就业400余人次。

三是借力社会志愿者队伍，提高矫正监管效果。扩大志愿者队伍的选聘范围，积极动员组织青少年工作者、调解员、“五老”人员、妇女主任、村干部、新居民协管员等参与到社会志愿者队伍中，不断充实社区矫正工作站力量，目前全县共有社区矫正志愿者1180名。制定下发《浦江县社区矫正志愿者管理办法（试行）》，对社区矫正志愿者的基本条件、工作职责、应终止社区矫正志愿者帮教协议的六种情形进行了细化规定。年底对优秀社区矫正志愿者根据上级相关文件规定按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一定奖励，不断激发其工作积极性。

始终坚持“衔接好、监督好、引导好”每一名社区矫正对象为工作思路，既加强专职执法队伍建设，也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形成了专业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矫正小组、群众组织等多股社会力量参与的格局，杜绝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现象发生。

一是借力基层自治组织发挥本地优势。积极整合村（居）等基层组织资源和社会力量。村委会配合协助司法所做好本辖区内社区服刑人员的帮教与帮扶工作；

二是成立社区矫正小组实施个性化矫正方案。对每一个矫正人员及时成立矫正小组。明确并细化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社区民警、社区服刑人员家属、村干部社会管理网格成员各自的职责，充分发挥矫正小组网络化监管作用。及时掌握社区服刑人员详实动态，并制定或调整矫正计划和方案，确保方案同步、措施灵活、效果明显，达到以执法监管保稳定，以帮扶互动促和谐，以教育感化显真情的目的；

三是把社区矫正帮扶工作落到实处。日常管理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要不定时地入村到户，深入家访。与社区服刑人员面对面谈话，掌握其思想动向，妥善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引导帮助社区矫正人员减少压力，增强信心；

四是动员企事业单位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对在职在岗的社区矫正人员，在社会调查评估时首先必须与单位有关领导、同事进行座谈，调查情况，征求社区矫正意见，且至少有一名领导必须作为矫正对象保证人，单位同意协助司法所进行监管教育，做到互相配合，互通信息。

一直以来，社区矫正面临人手少、任务重、专业力量薄弱等瓶颈。近日，北仑区政法委牵头，区司法局等多部门协同，在北仑新碶街道探索特殊人群服务机制改革，率先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并由政府购买此项服务。经过3个月试点运行，目前颇有成效。

去“标签化”

被矫正人员，往往被贴上罪犯标签，要顺利地融入社会，比常人更为艰难。

1990年出生的小王是一个河南到北仑打工的小伙子，学历不高，在一次纠纷中他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最近，他按时参加新碶街道“红领之家”社会服务工作室组织的法制教育、心理知识等讲座。他说：“上课后，受到了不少教育，让我受益最大的就是面对现实接受矫正。”如今，他开了一家汽配店，一家人共同经营，生活步入正轨。

新碶街道“红领之家”一直从事公益事业，在北仑当地有较高的知名度。今年9月，成立“红领之家”社会服务工作室，配合司法所对社区服刑人员每月进行法制教育和组织公益劳动。作为试点区域，目前新碶街道共有社区矫正对象122名。

“红领之家”负责人陈军浩表示，以社会志愿组织的形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社区服刑人员是平等的主动的，可淡化由政府组织的强制特征，更大程度传递正能量。

由“管”到“帮” 在以往的社区矫正中，“管”的成分往往占得比较大，被矫正人员也容易产生逆反情绪。为此，北仑试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参与矫正工作，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协议中，“红领之家”社会服务工作室需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开展每人每月2小时以上法制学习教育活动，开展每人每月2小时以上社区服务活动和社会公益劳动，以及落实每名社区服刑人员与两名志愿者结对，志愿者可采取“一对多”等多种帮扶方式。

今年18岁的小金因偷盗手机被判拘役五个月，缓刑八个月，被学校开除后，他显得更为孤僻。芝兰社区党总支书记黄伟君主动对他及家长开展心理辅导。每次帮教谈话，黄伟君刻意营造轻松、融洽的氛围，以友善、尊重、真诚的态度跟小金及他母亲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经过几次辅导，小金开始学会与人正常交往。

北仑区司法局副局长刘德方认为，社区矫正人员、归正人员、吸毒人员、重性精神病人等四类特殊人群是比较容易影响社会稳定的敏感人群，也是需要给予特殊关爱的重点人群。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力量，可以使得社区矫正由单纯的“管制”，到量身定做的“帮扶”，帮助矫正人员走出阴影，在阳光下生活。

培养感恩社会之心 日前，“红领之家”提出项目菜单式服务，激发主动性，每月制订活动、学习菜单，特殊人群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时间安排等，进行自主选择、申报活动；同时，把特殊人群的义务劳动融入敬老、护绿等志愿服务活动中，逐渐培养他们感恩社会、回报社会之心。

有关法律人士认为，社区矫正，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需要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比如，社会组织具有心理、教育等方面专业人才优势，他们以兼职的形式参与活动，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可大大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北仑区司法局副局长刘德方表示，民间组织本身就设立在民间，组织的成员大多来自社区，相对于官方组织而言，他们更易接近群众，使大家产生认同感。据悉，下一步，北仑区司法局将积极配合“红领之家”社会服务工作室推进归正人员的服务工作，逐步完善“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的格局。

第四篇：社会力量参与消防事业调研报告

社会力量参与消防事业调研报告

社会力量参与消防事业，有助于发挥其自身优势，弥补国家消防力量不足，形成消防安全共治格局。《消防法》第7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开展消防公益活动，为社会力量参与消防事业提供了法律依据。通过评估发现，当前社会力量在消防事业中已有相当程序的参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体制机制等制约，社会力量参与消防工作尚存不足，亟待改善。

一、社会力量参与消防事业的现状

调研发现，目前社会力量参与消防事业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参与消防检查。

部分社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消防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后向被监督对象提出警示或整改意见，具体有三种形式：一是部分行业协会对会员企业开展消防检查，发现问题后要求会员企业整改；二是部分政府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企事业单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三是部分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消防救援机构组织的联合执法检查。社会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等参与消防检查有其特殊优势，因为其与相关领域企业关系密切，更了解其中的”潜规则”，更能识别风险隐患。正如部分政府部门反映，受制于自身专业能力，如果没有第三方机构参与，自己根本发现不了问题。

二是参与消防宣传。

部分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消防安全的宣传教育工作，如部分行业协会和志愿者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向公众宣传消防知识。社会组织参与消防宣传的优势有二，一方面其与群众联系更加密切，更容易得到认可；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往往行动能力更强，能够弥补科层制的政府体系效率上的不足。

三是参与消防评估。

部分社会力量参与了消防设施、场所或行为的安全评估工作。例如，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将建筑工程的消防验收职责由消防救援机构转交住建部门行使，但住建部门由于人员不足和专业知识制约，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通常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建筑工程的消防安全进行评估，并根据其估结果做出行政决定。因此，第三方机构评估的专业水平，直接影响着对建筑工程消防安全监管的质量。

四是参与消防救援。

部分社会组织参与灭火救援或者其他应急救援活动，减轻了国家综合性消防队伍和政府专职消防队的压力。志愿性的社会应急救援队伍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凭借其掌握的一定救援技能和专业的设施设备，协助消防救援机构进行先期处置，对受灾群众实施救援救助、紧急疏散、转移救护，并及时与政府的消防救援队伍对接，为其提供现场信息，为灭火和其他应急救援工作提供了有力帮助。

二、社会力量参与消防事业面临的问题

由于体制机制原因，目前社会力量对消防事业虽有一定程度参与，初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面临着诸多问题。

第一，保障和激励机制明显不足。应急救援工作繁重且危险，完善的保障和激励机制才能更好激发参与者的积极性。但是，现行法律对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的保障明显不足。一是专职和志愿消防队伍的装备和资金不足，队伍稳定性差，无法承担较大的应急救援任务。二是国家对于专职和志愿消防队伍因参与应急救援而导致的人员伤亡缺乏相应保障。部分地方反映，国家综合性消防队伍的人员因应急救援出现伤亡的，国家有一系列保障措施，但对于专职和志愿消防队伍的人员则没有相应保障，这严重影响后者的工作积极性和岗位认同感。三是部分社会组织参与火灾等应急救援都是自掏腰包，成本较大又得不到相应补偿，可持续性差。

第二，社会力量参与消防工作的深度和范围有待扩展。当前社会力量参与消防事业仍然是浅层次的，主要是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消防检查、宣传、评估和救援等工作，社会力量的巨大潜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一是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主要仍来源于财政资金，并未有效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二是大多数地区并未建立消防公益基金，公益慈善力量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三是社会化消防治理模式还未成型，消防工作主要还是依靠消防救援机构，中介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消防工作的渠道和途径相对狭窄。

第三，社会力量和政府的应急响应联动不佳、协同不畅。政府部门与社会力量的协同联动是应急管理领域共治的基础，但目前两者之间的协同联动机制并不顺畅。一是政府部门和社会救援队伍之间还缺乏健全、稳定、持续的信息共享和协调联动机制，两者在应急救援中因沟通不畅、信息不对称等造成的问题还比较多。二是尚未建立政府消防队伍和社会救援队伍在训练、演练方面的合作模式，影响了两者在应急救援中的统一指挥、协同作战。

第四，社会力量在消防行动中存在一些失信失范现象。一是部分中介组织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参与消防评估和监督检查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如第三方评估机构违法出具消防验收报告。二是部分参与消防工作的社会组织不够专业，能力不足。除了由退役军人、退伍消防战士和专业技术人员等组成的社会救援队伍外，其他参与消防工作的社会力量大多仅凭一腔热情自发行动，缺乏专业设施设备，日常训练不足，难以发挥实际作用，有时因其无序参与还会加重灾害损失，甚至引发”二次灾害”。

三、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消防事业的建议

第一，在《消防法》上为社会参与提供更加充分的依据和保障。目前，《消防法》仅原则性地规定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开展消防公益活动，但一方面缺乏具体的制度保障，相关工作推进没有明确依据，另一方面则限制了社会资本参与消防工作的范围和空间。建议将来修改《消防法》时增加如下内容：一是规定社会力量参与消防工作的具体领域和保障措施；二是规定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消防事业的原则和措施，为社会资本参与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和部分消防工作的市场化运营提供制度空间；三是规定社会力量参与消防工作时的义务和责任。

第二，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消防事业的激励机制。一是加大对社会力量参与消防事业的表彰奖励力度，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都可探索设立”消防贡献奖”，为消防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提供奖励。二是出台消防事业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对于投资公共消防事业的企业、团体和个人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优惠。三是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消防事业，包括消防基础设施、消防救援队伍建设和消防培训等事项，都可以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四是鼓励社会力量捐赠消防事业，探索建立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消防基金。设立消防基金能够使民间投入产生规模效应，为推动消防事业社会化发挥更大作用。五是各级政府应探索建立补偿机制，对参与消防事业的社会力量在津贴补助、伤害保险、购装免税等方面提供保障性优待。六是建立上升机制，将贡献突出、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消防救援人员吸收进入国家综合性消防队伍。

第三，搭建社会力量和政府部门的应急救援协调联动机制。一是各级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强化其引导、支持、监督社会应急救援力量的职能，明确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快速动员、应急响应、装备调用等机制和方式，真正从架构上、制度上把其纳入国家应急救援体系。二是强化社会力量在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先期处置、救援协助等方面的能力，逐步实现对参与消防工作社会力量的统一调度指挥，提升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的效率。三是建立权威性、实用性、专业性的消防宣传协同机制，利用社会力量开展多层次、多内容、多形式的消防知识宣传活动。四是强化信息化的技术支撑，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手段，升级消防救援指挥平台，把社会力量的数据接入指挥平台，强化力量部署、资源调配、应急指挥等信息的联通共享，为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提供有力技术支撑。五是强化实战化的共训共演，各级政府按照专业领域、专业水平、装备水平建立吸收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参与的训练、演练机制，逐步实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各类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等政府应急力量与社会应急力量共同训练演练，提高这些队伍的应急救援协同能力。

第四，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消防工作的监督机制。针对某些社会力量参与消防工作时的失信失范行为，有必要完善相关监督机制。一是民政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加强对涉消防事务社会组织的监督；二是消防救援机构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监督管理，建立严格的准入机制，对有失信违法行为的机构进行查处并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三是建立针对中介机构的评估分级制度，使其中介服务受到实质性约束；四是健全对各类社会应急救援组织的培训教育机制，提高其参与应急救援的实际能力。

第五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中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在迅速发展。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涌现出来，需要加以探讨。本文探讨关于如何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这方面的探讨将有利于完善中国社区矫正制度，能够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一、引言

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讨论有关问题之前，首先应当对“社会力量”进行界定。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所说的“社会力量”，是指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可以利用的社会人力、组织和设施、技术、资金等总称。社会力量也可以称为“社会资源”。

在这些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中，社会人力具有核心的地位。社会人力是比其他任何社会力量都重要的社会资源，他们虽然不具有执法者的身份，不是社区矫正机构的公务员，但是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被低估的。

从目前社区矫正的现状及社区矫正的未来发展考虑，可以将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有关人员统称为“社区矫正工作者”，他们包括两大部分：

1．社区矫正执法人员。也可以称为“社区矫正官员”或者“社区矫正官”。他们是在社区矫正中承担执法职能的国家工作人员。

2．社区矫正辅助人员。也可以称为“社会人员”。他们是辅助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

除了社会人力之外，在社区矫正工作中，也应当重视利用其他社会力量或者社会资源。

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

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无论是对于国家和社会，还是对于社区服刑人员和他们所在的社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

从国家和社会来看，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1）体现社区矫正的特点

社区矫正的本质特点之一，就是在社区中对服刑人员开展管理和改造工作，即所谓的“社区参与性”。⑴在这个特点之中，当然地蕴含着利用社区中的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的含义。也就是说，要充分利用服刑人员所在社区中的各种资源，共同进行服刑人员的管理，促进服刑人员的改造。如果在社区矫正中不重视研究和利用当地的社会力量，而把社区矫正孤立成为社区矫正机构自己的工作，那么，就不能体现社区矫正的本质特点，也会增加社区矫正机构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困难性和成本。因此，在社区矫正中有效利用社会力量，是体现社区矫正本质特点的重要方面。

2）节省刑罚执行的资源

利用现有的教学机构对服刑人员进行教育工作，可以大大节省新建教学机构的费用，也不必招募专门的教学人员；利用现有的技术设施和成熟的技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不仅可以节省新增技术设施的资金，还可以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技术水平。

3）提高社区矫正的效率

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过程中，社区矫正机构要对服刑人员进行多方面的控制和帮助活动。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如果重视利用社会力量，可以大大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例如，在开展服刑人员的控制活动时，如果利用现有的技术资源，包括信息技术、心理测量技术等，就可以提高控制服刑人员的效率。司法所工作人员通过电话了解服刑人员的情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省面对面接触所要花费的资源。通过心理测量技术了解服刑人员的情况，并且在对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实行分类管理，对高危险性服刑人员

进行重点监控，对低危险性服刑人员实行宽松管理，可以大大节省平均使用监管力量所造成的资源浪费。

同时，在对服刑人员进行帮助活动时，如果利用现有的一些技术，也可以提高帮助服刑人员的效率。例如，由社会上现有的专职心理咨询人员利用成熟的心理咨询技术对服刑人员开展相关工作，可以更加有效地解决服刑人员的心理、情绪和行为等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些专业人员在从事这些活动中积累的经验、拥有的专业技能等，都远远胜过社区矫正工作人员。

2．对社区服刑人员的重要性

对于社区服刑人员来说，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1）能够获得有效的帮助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利用社会力量，可以使服刑人员获得有效的帮助。

（2）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

（3）能够减弱标定的效果

3．对社区发展的重要性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对于社区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促进当地的社区建设

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是对社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控制功能的一种发展，同时，也可以促进社区的社会化功能、社会福利保障功能和社会参与等功能的发展，这些都会促进当地社区的建设。

（2）提高社区的凝聚力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可以提高社区居民的凝聚力。社区不仅意味着一定的地域空间，更意味着这个地域空间内居民之间的密切关系，而社区居民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区参与来实现的。吸收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可以让社区居民更多地了解社区中的事务，更广地参与社区中的活动。这种认识与活动，不仅可以密切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而且也可以提高社区的凝聚力，增强社区整合，使社区居民把社区建设看成是自己的重要责任，更好地组织和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解决社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社区的建设和发展。社区居民的这种变化和状态，又会进一步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

（3）增进社区的安全感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可以增进社区的安全感。这是因为，通过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利用社会力量多方面地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可以有效地解决社区服刑人员遇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可能引发他们进行社会危害行为的问题。这会大大地减少甚至消除社区服刑人员产生社会危害行为的因素，从而减弱社区服刑人员的社会危险性，预防他们可能在社区中进行的社会危害行为，使社区变得更加安全，使社区居民获得更大的安全感。

（4）增强社区的建设性

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原则

1．广泛利用社会力量的原则

首先，从社会人力来讲，要研究、发掘和利用社会上各种可能的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在这方面，不仅要研究和利用过去习惯使用的社会人员，例如，各种具有专业技能的专业人员、离退休人员等，也要研究和利用过去不习惯使用的社会人员，例如，失业人员、刑释人员、解教人员等，恰当利用他们的优势和特长，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其次，从社会组织和设施来讲，要研究、发掘和利用周围社区中各种社会组织和设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在这方面，不仅要研究和利用家庭、学校和社区组织及其设施，利用它

们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还要注意研究和利用其他社会团体和组织及其相关的设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再次，从社会技术来讲，要重视利用社会上已经成熟和普遍使用的技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机构要关注社会上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与应用状况，注意它们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联系，充分利用有关的技术为社区矫正工作服务。

最后，从社会资金来讲，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的主要资金应当由政府财政负担，但是，也应当充分重视利用社会资金的问题，通过争取社会捐助等形式，利用社会资金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积极有效地利用社会资金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不仅可以节省国家的刑罚执行资源，而且也是体现社会参与性的重要方面，是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途径。

2．科学利用社会力量的原则

在社区矫正中，要尽可能科学地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但是，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达到有效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目的。在科学地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方面，尤其要重视下列问题：

（1）恰当选择。要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和当地社区中社会人员的情况，挑选最符合社区矫正工作需要的社会人员，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如果偏重一面而忽视另一面，都不可能恰当地利用社会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2）分工合理。要认识社会人员的特点和优势，在社会人员与社区矫正官员之间进行合理的工作分工，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充分发挥社会人员的特长。

（3）岗前培训。在选择了恰当的社会人员之后，要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岗前培训，让他们了解社区矫正工作的特点，尤其是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身份和职责，明确自己在工作中的任务，掌握必要的工作技能。

（4）平等对待。在利用社会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方面，要充分尊重社会人员的人格和感情，在人格和感情方面平等地对待他们。社会人员虽然在法律地位、专业知识等方面都与社区矫正官员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他们在人格和感情上，应该与社区矫正官员是平等的，社区矫正官员不能歧视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人员。

3．有偿利用社会力量的原则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既要重视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必要性，又要认识无偿利用社会力量的局限性，确立有偿利用社会力量的原则。这个原则意味着，要区分不同情况，有偿使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四、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关键——建立科学有效的机制

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长期需要。为了保证这方面工作的顺利进行，就需要确立一套恰当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机制。这是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