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论文

第一篇：法理论文

从个人权利到社会责任

——关于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法理思考

2011级 法学（经济法）3班 郑海华 摘要：造成巨大社会损害的“三鹿”事件及由此催生的《食品安全法》对既有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健全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有效保障，而监管制度的价值定位直接关系到其是否具有合法性基础。本文认为，公民的基本生命健康权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核心价值基础，而秩序、安全、效益价值也从合理性、科学性的角度保障了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正常运行，共同构成了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完善的价值体系。关键词：社会责任 公民权利 法律制度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食品安全涉及人类最基本权利的保障，因此一贯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总有一些不法之徒受利益的驱动，冒天下之大不韪，置人民的生命健康于不顾，制假、售假，坑害群众。一段时期以来，食品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福寿螺、苏丹红、毒火腿、瘦肉精、毛发酱油、黑心月饼„„，直至2008年9月份曝光的“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一起起怵目惊心，轻者致病，重者要命。国人为之惊恐、为之愤怒。“食品安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须切实监管，严厉惩治。”下面就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我国关于食品的不法现象及其引发的社会价值问题。

首先从近几年的案例窥视我国的司法现状：

——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虎头蛇尾。2004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在全国引起轰动，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婴儿12人，轻、中度营养不良的婴儿189人，重度营养不良患儿28人。虽涉案20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但是最终主要被告人生产商池长板只是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罚金5万元，销售商的最高刑也只有八年，罚金2万元，这与该案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显得不太相称，与民众期望相去甚远。

——没有记者暗访，“毒火腿”案何去何从？浙江金华火腿全国闻名。2003年10月底，因记者暗访发现永泰火腿食品厂曹锡平、曹锡洪兄弟用兑入“敌敌畏”农药的水浸泡火腿，而致曹氏兄弟因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获刑。“毒火腿”真的是记者暗访偶然所得？真的只有永泰火腿食品厂这一家生产？这些问题很难得到肯定的回答。但是为何之前对此无人问津？虽然内情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由此判断，曹锡平、曹锡洪兄弟因300只未销售出的“毒火腿”而领刑，只是代人受过而已。

——广州苏丹红“元凶”罚人未惩企业。2002年4月至2005年3月，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生产、销售含有“苏丹红”成分食品添加剂数量为23万余公斤，销售金额400余万元，谭伟棠、冯永华作为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十年，并处罚金，应该是咎由自取。但是，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该案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的经营行为，同样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理应受到刑事追究，可本案并未涉及公司。

——多数食品安全事件不了了之。冠生园“陈馅月饼”和“毛发酱油”事件在“报道是否属实”的争执中“消化”；北京蜀国演义酒楼用福寿螺替换海螺，致70多人引发广州管圆线虫病，以酒楼民事赔偿宣告结束。„„ 食品安全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害，从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米、面、盐、油到各种中高档食品，几乎无一幸免，但是真正能够追究责任人刑事责任的却寥寥无几。

——三鹿案件的查处，彰显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决心与力度，但罪名的适用却引起各界争鸣。2009年3月，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的三鹿系列刑事案宣告平息：张玉军、耿金平、田文华等人分获重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亦被判处罚金。该案的查处，昭示了司法机关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但对同一犯罪事实根据不同的参与环节，分别适用三个罪名引起争议。特别是对三鹿总裁田文华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存有疑问，有的同志认为“三聚氰胺虽非剧毒，但根据研究，也具有微毒性质，起码是非食品有害物质。这样，三鹿高管完全应该适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田文华的辩护律师梁子侃则认为，三鹿案发后，无论是调查组还是媒体，都称之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如果田文华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可能更妥当。

通过以上事实，不难看到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已不容忽视。那么造成问题变得如此严重的原因是什么呢？

1.由于相关部门对食品安全生产的操作监管不力，使得中国食品行业严重违规、违法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的现象屡禁不止。中国的食品监管一直采取分段管理为主、品种管理为辅的方法，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各职能部门之间要么会出现争着监管、重复执法的现象，要么会出现争着不管、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这就给某些食品行业违法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提供了可乘之机。

从法理学的角度，法律监督即护法，从广义上讲是指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各种法律活动的监督；从狭义上讲，指由特别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立法、执法、司法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但无论从哪个层面，它都有义务对现行社会问题及法律进行监督和管制。现今我国的监督体系分为两种。一是以国家为代表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人民检察院；二是社会上的团体、政党、大众媒体、公民和舆论宣传。不难看出，我国的监督体系还是比较健全的，问题是，该怎样使相关部门尽其义务、负其责任。

2.中国关于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中存在着诸多弊端和问题，为不少问题食品的产生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中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条文规定的过于笼统，难以操作，并且这些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严重滞后，现有的一些食品安全的标准水平规定偏低，许多指标远远低于国际标准，许多重要的标准至今还尚未制定出来，这就为那些不法厂商、企业违法生产超低标准、不合标准的食品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严重危害了我国人权。

从法理学讲，人权是贯穿人类社会进步的一条主线。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的思想的提出，又推动了人权保障事业的进步，并被各国写入宪法，成为人权保障的基石。而在人权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人的生命健康权，对生命健康权的保障程度也成为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标志。而生命权主要包含两项主要权利，一是生存权。其中，生命健康权是各国立法予以保障的当然内容，而现代科技的进步，在带给人类福利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后果，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资料——食品安全受到侵害。因此从保障公民的权利来讲，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给予法律保障。

3.消费者缺乏食品方面的常识，也可能会引起食物安全问题的产生。首先，消费者缺乏购买安全食品的常识。中国众多的消费者由于收入水平低下，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加上缺乏相应的常识，所以在购买食品时安全意识淡漠，往往只图便宜，不顾及食品的质量、卫生问题。还有一些消费者在购买便宜食品、特价食品、无质量保证食品时，总是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大家都在买，并且别人过去多年吃这些便宜食品也没吃出什么问题，现在再吃也不会有事，在消费者这种心理的支持下，就为问题食品的销售打开了门路。其次，很多消费者缺乏科学食用食物的常识，由此可能会引发一些疾病的产生，甚至导致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例如，在2009年8—10月，北京市丰台区已经连续发生4起扁豆中毒事件，发病人数达64人。据调查表明，中毒的主要原因是烹饪者未将扁豆煮熟、炒熟。其实像扁豆、豌豆、四季豆这三种蔬菜，其本身含有天然毒素，如果对它们加热不完全就被人们食用，则可能会引起人们的食物中毒。人们在炒菜时如果事先了解了这些基本常识，就可以避免这类食物中毒事情的发生。

问题既然出现了，就应该去解决，从而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实现真正为人民服务。下面就从法学角度，提出几个对策：

1.政府应当切实履行好其监管职责，加强对食品质量的安全监管。加强食品质量的安全监管应当成为政府的头等大事，这就要求政府：要加强对食品的准入市场管制，提高食品的准入市场门槛，严防“三无”食品流入市场；要有效规范食品生产者的生产、经营行为，坚决取缔无证生产、无证加工食品的行为；要整合食品安全监督、检测资源，更新检测装备，加强对食品质量安全的监测，对食品从生产、加工、管理、贮运、包装到销售的全过程都要进行严格的监控；要全面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劣食品和不合格食品的违法犯罪活动；要规范食品采购渠道，从源头上控制不安全、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

2.完善中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首先，应当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安全标准系统。对此，我们可以借鉴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进一步细化和规范食品安全生产领域内的法律制度，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食品安全方面的具体标准。比如，在美国就会实行食品召回。在美国联邦的法律体系中，食品召回的方式，即主动召回，联邦政府并没有强制性或责令性的食品召回权力。主动或自愿召回制度无法适应现代食品安全的挑战与需要，为了保障公共健康，政府应该拥有责令性召回的权力。

同时，要提高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使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相接轨。其次，要加强法律法规对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惩罚力度。中国的《食品卫生法》规定，对违法企业只能是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或者处以额度不高的罚款（一般都是在3万元以下），只有“情节严重”才会被“吊销卫生许可证”。可见，中国法律中对食品犯罪的处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都要轻得多。这样轻的处罚，使生产经营者的违法成本比守法成本还要低，所以这对于打击制造低劣、伪冒食品者几乎起不到威慑作用。我们更可以借鉴国外的巨额赔偿制度，对生产和销售质量不合格、不安全食品的厂商处以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应当加重追究其刑事责任，以达到足以震慑其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作用。

3.向广大消费者宣传、普及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通过加大对消费者进行食品安全方面的宣传教育，使消费者了解更多的食品安全常识和健康饮食知识，使消费者增强食品安全意识，提高辨别问题食品的能力，自觉抵制“问题食品”，把食用不合格食品杜绝于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之外。对此，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电视、报纸、杂志、广播等工具，定期组织健康饮食宣传活动，有计划地报道食品安全知识，并且要及时曝光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的一些不法厂商及其商品，披露最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以保障消费者的消费知情权。

随着人们健康需求的日益增长，加快食品安全立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呼声日益高涨。为适应社会新形势、顺应群众新要求，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并于2009年6月1日起开始执行。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部针对食品安全保障的法律，充分显示出党和政府治理食品市场、惩治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信心和决心。

保障食品安全，我们任重而道远。但是我们必须负起这个责任，利用法律这一武器保障公民权利，稳定社会秩序，为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社会而共同奋斗！

第二篇：法理学期末论文（定稿）

自然法与国家政权理论

【摘要】自然法与国家政权关系的理论，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近代自然法从自然理性转向自然权利，认为国家是由人的理性创造的，而国家有机体理论的代表们则认为国家建立在历史有机体的理论上，这种国家有机体理论是对理性创造理论的否定。关于国家政权的理论之所以有这种演变过程，是由它们不同的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分析方法所共同形成的。本文旨在对其进行简明扼要的梳理。

【关键词】自然法；理性；国家有机体

一、自然法与国家政权关系的理论演变

近代自然法学者在理性、契约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性创造国家的理论。他们不再像中世纪所说的那样，认为国家是“至善的共同体”，他们的理论完全取消了国家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否定了人的历史。事实上，这种否定源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基督教神学认为，世界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而是由上帝创造的，历史从上帝开始，由上帝创造。这种神学观实质上也否认了国家是历史形成的这一观点。

自然法学派的代表霍布斯认为，人进入政治生活是基于人的生活经验，是生活需要所迫，否定了人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社会契约论的集大成者卢梭也认为，人本质上是反社会的。他们都对亚里士多德以及托马斯·阿奎那所坚持的国家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理论进行了否定。而英国伯克、法国孟德斯鸠，以及德国的浪漫派、历史学派等对亚里士多德的社会性、城邦生活、政治动物等观点进行吸收、采纳，对理性创造国家理论进行了批判①。国家有机体理论认为国家是有生命的机体，不是自然有机物，而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民族使然。

二、国家有机体理论与理性创造理论的区别

关于自然法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的不同理论在第一部分已作了大致阐述，尤其是国家有机体理论和理性创造国家理论针锋相对。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很多原因，本部分将从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分析方法对理论的形成作进一步的探讨。①(英)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1

（一）历史背景17、18世纪的近代自然法学家们开始从理性转向自然权利，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强调人的本性。这个时期的自然法侧重于从理性出发，推导出具体自然法则，强调理性的力量，从人类社会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建构令人满意的法律体系。近代自然法学说是世俗的，传统上基于自由的德性被否定，颠覆了传统道德。此时，人的正确理性不再是自然理性，也不再是上帝的理性，而是由人的激情、欲望激发的理性。人性中的神性部分退化，而动物性上升。人在实际上退化了、堕落了，而世俗的欲望被正当化了。

于是18世纪产生了国家机械论，机械论建立在西方近代自然法理论之上，将自然有机理论简单化为一种人造的机器。霍布斯在《利维坦》引言中提到，人的创造是模仿上帝，从而创造出人的创造物。①他把生命看作是一种简单的运动，即使是齿轮等自动运行机械也可以被认定为生命。所以说，利维坦也是人造的生命，国家是一个机械，是由人的艺术模仿上帝创造的人造的人，就像机械运行着的钟表。机械论是理解霍布斯政治哲学的核心，政治是一种构建机制，国家是一种发明创造。

而国家有机体理论产生的背景是19世纪国家公法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反启蒙、反理性主义、反机械论的思潮。正如赫尔德所说，“理性不可以理解生命，理性只能创造无生命的概念。”②他们要求严格维持历史的传承，历史才能显现个性，而国家的个性只能在历史当中得以呈现，国家是历史形成的，绝不是人为艺术所创作的机器。德国历史学派也提出，国家不是合约的产物，不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产物，不是一种恶，国家是一种精神本质。在萨维尼看来，国家是通过个体的意志、合意形成的机械论的观点，是一种变态的国家观。③

（二）理论基础

国家有机体理论和理性创造理论针锋相对，主要的原因是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它们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西方18世纪的机械论是建立在近代的自然法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的自然法关注自然权利，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强烈的革命色彩。而19世纪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建立在历史有机论基础上，通①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25页。②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9页。③里奇拉克：《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许泽民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过描述、回顾历史，来认识国家的有机本性。下面通过简单阐述两个的代表人物霍布斯、伯伦知理的理论，来对两种理论进行比较。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不是一个事实存在的状态。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狼与狼之间的关系”，此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保全自己的本性，人的恐惧这种激情激发了人的理性，期望摆脱恐惧，结束人人自危的战争状态。霍布斯认为要想确保和平，人们必须达成一致并同意将自己全部的权利和力量让渡给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因而设定出一个主权者，它凌驾于众人之上，称为利维坦。在霍布斯眼里，国家不再是中世纪所称的上帝创造的艺术，而将它看作人造机器，它是冰冷的，没有历史的，逻辑的产物。

伯伦知理的理论建立在对霍布斯机械论批判的基础之上，阐述了国家有机体理论。他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的思路，主要观点可以如下概括：（1）国家是被模仿的有机体。伯伦知理从词源学上论证了国家是一个统一体，它也是人模仿上帝的创造，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所说的人创造物，他认为是人创造人；（2）国家是人。他主张国家是人的图像，是生物意义上的有机体；

（3）国家是男人。相对于阴性的教会来说，国家是阳性，因为国家和男人一样能感觉自身的存在；（4）国家是人格意义上的人。国家是真实的人格体，可根据意志采取行动。①

（三）分析方法

简单说来，由于西方近代自然法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较大，理性创造派则是以自然科学实验确认的方法，分析、演绎进行研究，认为国家是没有历史的，是人的逻辑的产物；而国家有机派采用的是一种历史的、有机的研究方法，认为国家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国家有机体理论使“主权在君还是主权在民”这一理论问题得以解决，在他们看来主权既不在君也不在民，而在国家，由君主和臣民共同构成。君主有地位臣民也有尊严，组成一个健康的国家。国家有机体理论把人民、国家、民族结合成国家这一整体，也使德国的国家与民族分离状况得以解决。

① [德]伯伦知理著《国家论》卷3，见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清议报》，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六年影印版，第25册，总第1645页。

参考文献：

[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 黄颂.自然法观念考[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1.[3](法)孔德.实证精神[M].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美)列奥.斯特劳斯,(美)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M],李天然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5](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6](英)罗宾·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M],吴国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7](德)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8](德)伯伦知理.国家论[M](卷3).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六年影印版,第25册,总第1645页.[9](英)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姚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0](美)里奇拉克.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M].许泽民等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第三篇：法理中的法治论文

当我们看到什么是法治时，我们可能想到的是什么是法律。我在刚开始接触法律的时候，老师曾经给我讲过，古罗马的西塞罗在其著名《法律篇》中提起的，被后人广为流传和采纳的名言——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以下是“法理中的法治论文”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经过了法学本科的学习，我慢慢的明白，法律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保护人民的福祉。而法治，特别是我国的依法治国是增加人民福祉的最好的载体。

一、什么是法治

（一）法律至上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从侧面也反映出了法治的首要内容，法律至上，即法律应该是治理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公权力来自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而宪法和法律应高于公权力。所以我们在回归柯克的那句话，法律即国王是错误的，相反在法治国家，法律是国王，而非国王是法律。

（二）法治应该是良法之治

我们知道，制定法律的最终目的是实施法律，是为了人民遵守法律，而人民遵守法律的前提是，该法律是一部良法，所谓的良法就是：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社会得公平正义。

（三）保障人权

我国《宪法》明确将尊重与保障人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中，一个国家的主权是一个国家最高的权利，而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人的人权是一个人的最高权利。只有保障人权才能让人民真真切切感受到存在感，价值感，体会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四）司法公正与权威

就像霍姆斯所说：“我们要将纸面上的法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法，否则再好的法律也是形同虚设。我们古人也曾经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必须运用到实践中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于我想法治不仅应该是良法，保障人权，还应当保持司法的公正。这使我想到了于兆波老师在法理课堂上讲到的一句话。“快的错误的裁判，有时要比正确的慢的裁判要好。”我是反对这句话的，虽然可能包含了法理中的时间成本。但我想到是公正与效率。如果我们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我们就可能就会转变，司法的公正远远要比效率珍贵的多。这里面更多的包含了人民对法律的信仰。一旦打破人民对这种法律的信仰时，那么司法公正将很难实施。

二、法治的核心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强调主权在民。然而如何实现法治的核心。这使我想到了于老师上课讲的，程序正义，这不仅使我想到了《苏格拉底之死》这个故事：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主张无神论和言论自由，而被诬陷引诱青年，亵渎神圣，最后被判处服毒自尽。而当他的弟子都劝他往国外逃跑时，均遭到他严正的拒绝。他当着弟子的面从容的服下了毒药。在苏格拉底死之前，阐述了他作为联邦公民的想法，他认为虽然判决的实体性结论是错误的，但据以做出的结果却是合法的。因此他作为联邦的公民必须遵守法律。这也从反面让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公民的法律意识和遵守法律程序的意识对一个城邦和国家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二者不可偏废，但我们要实现法治，首先要注重程序正义，并且这种程序的正义要以看的见得方式。然而我们也知道程序正义并不一定代表着结果正义。例如生活中的“同案不同判可能也从侧面反映了这点。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单行法为数众多，彼此之间相互重复。并且众多的单行法将使法官在寻找裁判依据时无从下手，判查询成本较高。

我想我们在谈到法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联想到，上课老师所讲的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法治与社会自治，法治与德治，法治与人情，以及法治是值得人信仰的。以及老师所讲的，天理，国法，人情。所谓的天理是一种自然地权利，自然地秩序。中国所讲的天理与西方所讲的自然法相似。而国法相当于西方人所讲的制定法。在我们古代社会，道家认为法之无法，法乎天然。法是从道中演化而来的。所以法要符合天理。法治追求公平正义，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天理就是公平正义。公平与善乃是法律之法律，这句话是最好的写照。无论法律如何变，法律的目的和裁判的目的永远不会变。我们现在在司法中习惯于用案结事了，但我们如果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来看，真正的公平正义不仅仅是指案结事了。因为司法最终的目的是公正而不是了事。而人情本意是指人的七情六欲，现在我们的理解是人情是指人文关怀。在司法的实践中我们要抛弃导致不公的私情，但是法律又不是冰冷冷的法条，我们更要体会对民众的关怀，特别是对弱者的关怀。在我国，法官要对民众有关怀的情怀，有对弱者的关怀，更要充分考虑社会相对弱势群体一方的利益和诉求。给予相对弱势一方充分表达自己意思的途径。充分尊重其人格尊严，保护其合法利益。唯有秉持这样的情怀，才能拉近法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所讲的天理，法律的意味着法官要始终以一种正义的信念，来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公平。所谓的国法就是要嚴格的依法裁判，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就像周五我们听的讲座中主讲老师给我们所讲的，一份好的判决书，一定要符合法律，富有人情味。坚持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

三、法治思维

我们之所以没有认真对待法治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缺乏一种法治的思维方式。中国这个熟人的社会，因情而生成事，也因情而坏事。而现代中国的法治思维，并不那么可观。所以现阶段的任务之一是建立法治思维的规则，那么必须强调法律的地位与作用。尊重法律的安定性与普遍性的特征。只有法律明确确定，才能给人们提供一种行动的指南。

四、结语

总而言之，法治更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点滴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让我们用法治的思维去解决法律的纠纷，用法治的思维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最后将法理，国情，天理有机统一起来。

第四篇：法理论文 王权(终稿)

法律视角下的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以山东省诸城市枳沟镇为例

王 权 1211240066 摘要: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状日趋突出明显化，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农村养老制度已越来越不能满足我国农村养老的需求,老年人口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国家与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支持力度太小，保障水平与覆盖面偏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地位缺失及管理效率低下和农村农民自身的认识落后性与思想的传统保守性是致使这个严重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①

随着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战略目标,2009年9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称《指导意见》），标志着全国新农保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同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高度重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提出按照政府补贴、集体补助、个人缴费相结合的原则要求来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1月发表的《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道路》中指出，我国已按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原则搭建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框架，但城乡社会养老保障水平②仍然存在巨大差距。

一、出现的问题

山东省诸城市枳沟镇在贯彻落实建设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按照“政府补贴、集体补助、个人缴费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向农民收取社会养老保险金具体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值得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一）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排斥并拒绝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的情况。文化程度不高，参保意识有待增强，大部分农民简单地认为只要拥有土地和家庭，就有了基本生活保障，不需要社会保障，“养子防老，积谷防饥”的思想根深蒂固致使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养老是国家的事，应该由国家财政统一负责，再就是由于缺少相关部门的合理及时的解释为什么2011年收取的社会养老保险金是每人50元人民币，而2012年收取的社会养老保险金竟是每人100元人民币，本来收入就很低，基本上没有积蓄，具有强烈小农思想的农民私底下就开始启动自己的“小九九”得出是不是日后每年收取的保险金越来越多，照如此下去岂不是没完没了，因此农民参保时拒绝缴纳保险金。还有一部分农民思想很狭隘，并抱有及时行乐的人生观，没能充分认识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真实意义所在，考虑到领取养老保险金年限是如此的遥远，自己有极大活不到那一天的可能性，所以宁可在日常生活中消费掉应该 ① 李乐平：《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研究》,载《商业研究》，2012年4月，总第420期，第194页

② 严万能：《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以曲靖师宗县为例》，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7-0069-02 缴纳保险金的那部分钱来改善生活享受生活也不缴纳保险金。其中不乏一些中青年农民认为养老问题离自己还很遥远，对参保关心程度低，存在观望心理。

（二）由于政府财政资金的不充裕，政府补贴、集体补助、个人缴费相结合的设想与原则很难被予以贯彻，最终转变成农民自己为自己的养老而提前储蓄而已。负责收取农民社会养老保险金的机关单位及其相关行政人员迫于完成对上级部门下达的社会养老保险金收取指标，在一开始时按照自愿原则向农民进行保险金的收取，之后采取对农民进行比较有耐心的说服和劝导，直到最后不得不直接采取一些不合理的方法（其中不排除一些非法）向“钉子户”农民强迫收取保险金，如采取对不按期足额缴纳保险金的农民进行拘留或不予办理一切类似为学生助学贷款开具相关证明等手段。总之，基于对参保率的片面追求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由此可想而知，如此极端的做法不仅激化了农民对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的厌恶感，不利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相反可能会致使农民对政府的强烈不满与抱怨程度进一步升温，就此形成一个既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又不利于农民养老保险的恶性循序。

（三）由于各项制度的不完善与不健全，体现不出社会保险的根本属性。致使农民很难在现实生活中真真切切的体会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自己的好处与实惠；缺少相关的监督机制，致使在收取社会养老保险金的过程中的各项行为很难得到很好的监督与规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也没有行政法规，影响了政策落实的效果和执法监督的力度；缺失涉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相关立法，实施制度仅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加之政策缺少连贯性，因此在具体实施中就带有随意性，致使农民的相关权利很难得不到法律上的维护与保障。更重要的是社会保险的基本特征是国家立法、政府强制组织实施，正在实施的《基本方案》规定政府组织、引导与农民自愿相结合，没有体现社会保险的强制性特征，难以形成制度。

二、对策与意见

鉴于以上出现的现状与问题，笔者总结出一下几点对策和意见：

(一)把大力宣传新农保作为加快其发展的重要手段，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调动农民的保积极性。对广大农民来说，新农保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新事物，要允许他们有一个理解过程。政府应当作为主要的宣传角色，在养老保险的推进对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积极的宣传，耐心地向民进行讲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好处，使这项重大惠农政策深入人心，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在理解的基础上自觉自愿地参保缴费。并且要大力宣传政府对养老金的让利、让税、补贴等优惠政策，以吸引广大农民参保。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媒体的作用，通过媒体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宣传，对相关问题进行详细的解释。新农保是为农民谋福利的，要让农民见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养老保险要到未来才受益，交了钱要到规定的年龄后才能领到养老金，这个时间差往往会使许多农民心里不踏实。对已经年满60岁的农民，只要他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参保缴费，就可以直接享受最低标准的基础养老金。这个立竿见影的做法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①

(二)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立法工作。公民权利的充分享有和实现，① 段赵清：《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载《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03期，总第149期，第100-102页 需要制定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有的放矢地对权利享有给予制度性的确认、支持和保护。纵观国外的农村社会养老体系建设，大都是相关立法先行出台，如日本的农民养老基金法、德国的农民养老保障法，全面推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体系建设，首先要解决的是立法问题，加快立法进程成为推进新农保试点与实施的根本保证。建议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同时，制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条例》等与之配套的法规性文件，而且要把农民普惠制养老金制度写进条例中，以法律的强制性保证这项惠农政策的稳定性、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各地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定地方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尽快将农村社会化养老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①

(三)完善和加强农村养老金的管理与监督，确保其保值、增值②，同时对农村养老金的来源进行改革，以减轻农民的负担。改革农村养老金的来源，加强政府对农民的自主，以减轻农民的负担。现行的农村养老金主要有农民个人存入款作为个人账户的来源，这种方式突现不出政府、集体对农村新型养老保险的补贴，非但吸引不了农民参保，还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因此政府应推行优惠政策，对农村养老金实行让利、让税、补贴等一系列政策，加强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信任度。对极其贫困地区，由于农民连自身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政府或社会团体可以举行募捐，将募捐所得部分作为他们的养老基金，以保证其老年生活。

(四)把加强政府新农保服务工作、提高农民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作为加快新农保发展的重要依托。实证研究表明，农民对政府新农保服务工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不高是其对养老保险参与度不足的重要因素。要提高我国农民对养老保险的信任度和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政府必须加强新农保的信息化建设、服务网点建设等工作，进一步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从而增强农民的满意度和信任度。③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需遵循强制性原则。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强制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必须以法律的形式进行强制性规定，以保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稳定的财政基础；并且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分担比例、运用以及管理也要用法律进行规制；二是对农村社会保障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④

(五)把提高农民收入、不断提高新农保的保障水平和完善相关制度作为加快新农保发展的重要前提。尽管在实证结果中农民的家庭纯收入对参保意愿是负相关的，但这是由于新农保刚刚开始实施、缴费设计还不完善、保障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造成的。收入较低的农民没有能力支付参保费用;经济发展水平高、收入相对较高的地区，现有的养老保障水平没有吸引力。因此，只有更多地增加农民收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才能进一步提高;只有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才能

⑤吸引农民选择更高的参保缴费档次，保证新农保发展的可持续性。

① 许建苏：《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研究》，载《河北法学》，2012年1月，第30卷第1期，第196-199页

② 许佳佳，刘鑫桥《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及问题研究评述》，载《商业经济》，2012年，第3期（总第394期），第23-25页

③ 杨丽，王明钢《影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的主要因素研究———基于昆明农村的调查与分析》，载《经济问题》，2012年第6期，第25-29页

④ 吴传玉，张朝强，赵有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践与问题反思———基于山东省临沂市的调查研究》，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53-54页

⑤ 严万能：《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以曲靖师宗县为例》，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7-0069-02

第五篇：法理论文推荐及各导师研究方向

法理论文推荐及各导师研究方向

说明：该书单源自**教授法理学课程安排，部分文章未公开发行，不在本版本中列出。原书单中注明为某专著的部分章节的，在本书单中仅列出书名（一部分进行了如此处理）。

胡玉鸿：“人的模式构造与法理学研究”《中外法学》2000年5期

刘进田：“人性预设与法律文化”《司法部直属院校“八五”期间优秀论文集》法律出版社1996年

里赞：“人性恶与法治——一个形而上学的视角”《现代法学》2001年6期

拉德布鲁赫：“法律上的人”见该氏《法律智慧警句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

施密特：“合法性与正当性”见《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从2》政法大学2000年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中华书局1985年

**：《说法活法立法》增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法律信仰》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

於兴中：“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载清华法治论衡（大概是一）清华大学2001 朱苏力：“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载《学问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师界》三联书店

任群先：“执行为什么难”《人民法院报》2004年2月4日

周旺生：“论法之难行之源”《中外法学》2001年6期

**：“法律：民族精神与现代性”载《中外法学》2001年6期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三联书店2001年

**：“以法律为业——关于近代中国语境下的法律公民与法律理性的思考”《金陵法律评论》（南京大学的）2003年春季卷 **：“论法律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1期

**：“书生视野 无限江山——关于近世中国五代法学家及志业的一个学术史研究”见《法学家的智慧——关于法律的知识品格与人文类型》**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郑戈：“韦伯论西方法律的独特性”载《韦伯：法律与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朱景文：《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第六章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

王伯琦：《王伯琦法学论著集》三民书局1999年

孔祥俊： “法官载法律规范冲突中的选择适用权”《法制日报》2003年11月27日

德沃金：《法律帝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孙晓楼：《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199年

贺卫方：“中国法律教育之路》政法大学1999年

罗伯特·斯蒂文斯《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沈宗灵：“批判法学在美国的兴起”载《比较法研究》1989年2期

吴玉章：“论美国的批判法学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5期

季卫东：《法制秩序的建构》政法大学2000年

吕世伦：《美国女权主义法学论述》载《法律科学》1998年1期

信春鹰：《后现代法学：为法治探索未来》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5期

清华法理学教师主要有：高鸿钧、**、王晨光、高其才、江山等五位。其中

高鸿钧老师关注的主题（不考虑彼此包涵关系，下同）主要有：法治、比较法、法律共同体等，参考资料主要为：由他主编的《清华法治论衡》（一～四辑）；K·茨威格特, H·克茨著《比较法总论》；由他与贺卫方等人合译的《法律与革命》；由他与贺卫方主持的比较法译丛书；由法学院同仁合著的《法治：理念与制度》他在各种法学期刊发表的重要论文（以下老师的论文都应当重视，此项不再列出）。

**老师关注的主题主要是：历史法学、法的民族精神，参考资料主要为：本人专著：《说法、活法、立法》；萨维尼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著《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由舒国滢与许主持的“西方法哲学文库”；由许主编的《清华法学》第一～四卷。

王晨光老师关注的主题主要是：比较法、法律推理与法理解释，参考资料主要为：哈特《法律的概念》；德沃金《法律帝国》；刘星《法律是什么》。

高其才老师关注的主题主要是：习惯法，参考资料主要为：《中国习惯法论》等。

江山老师关注的主题主要为：中国背景下、跨越时代的法秩序重构，参考资料主要为：江山法学著作系列《法的自然精神导论》、《互助与互足》、《中国法理念》、《人际同构的法哲学》等。

需要强调一点，本院诸位教授在各种重要法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绝对不能忽视，本院教授对中国传统的法理学基本不持追随之态度，答题时应考虑历史、文化、哲学、法律学派等足以展示你的才华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