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惩处强度及其相关因素分析[推荐阅读]

第一篇：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惩处强度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惩处强度及其相关因素分析——基于1 60例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分析。

2013-08-14

一、引言

自从2008年9月“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以后，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国家打击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的力度也不断加强。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了《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明确指出，将“始终把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摆在突出位置，始终保持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并要求各级法院“高度重视、审慎审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避免重罪轻判”。2011年，最高法院再次发布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大力度，依法从重处罚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与此对应，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频发生：“双汇瘦肉精”、“地沟油”、“上海染色馒头”、“牛肉膏”每一起食品安全事件的出现都在社会上引来轩然大波，不断动摇着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信心。根据最高法院统计，2008年以来，全国法院审结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案件数量和生效判决人数大幅上升。2011年，全国法院受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件367件，审结333件，较2010年增长180%，判决人数410人，较2010年增长153%。④目前，多数针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法理学的视角阐释对犯罪行为应当设置的刑事处罚规制（田禾，2009；牙韩选，2011；刘仁文，2012）。而很少有研究在犯罪案件的基础上说明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惩处力度。实证性研究的缺乏很可能导致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宏观判断出现偏差，不利于有效地预防和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分析犯罪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也一直是经济学、法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热点。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当犯罪行为获取的预期收益带来的正效用大于预期惩罚带来的负效用时，犯罪行为发生（Becker，G.S.，1968；Polinsky，A.M.&Shavell，S.，1984）。犯罪成本通常包含了刑事处罚、罚金和名誉损失等。然而，由于数据资料的缺乏，尚没有研究分析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决定或影响因素。那么，在食品安全问题备受重视和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快速上升的背景下，我国针对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活动惩处强度究竟如何，是否“不断加强”？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处强度又与哪些因素相关？本文在收集了160例食品安全犯罪审结判决书的基础上，通过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的方法分析上述问题。①相关案例资料来源于“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和中国法院网案例库。案例搜寻主要依据案由与关键词进行。首先选择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②”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全部案例，并根据是否涉及食品安全问题选择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经营罪”等案由中的部分案例。随后，删除部分资料过于缺失的案件，共收集160例有效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

以下，本文第二部分简单说明我国《刑法》规定的针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不同罪名及其刑事处罚强度，第三部分在案例基础上描述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惩处强度，第四部分分析不同因素与惩处强度之间的相关关系，第五部分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我国食品安全犯罪惩处的法律依据

我国《刑法》针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两则直接的食品安全犯罪：（1）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2）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两个罪名都归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指违反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法规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行为。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指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规，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

此外，与食品生产经营者相关的食品安全犯罪还包括：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归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行为。

非法经营罪归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扰乱市场秩序罪，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归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毒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①

《刑法》对上述主要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处罚如表1所示。

三、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的惩处强度

从罪名来看，我国绝大多数食品安全犯罪的判处罪名为直接的食品安全犯罪罪名。如图1所示④，约68%的案件判处罪名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约11%的案件判处罪名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此外，“非法经营罪”的案件比例约为8%，“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案件比例约为6%，“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案件比例仅有约1%。

从刑事责任的判刑期分布来看，绝大多数食品安全犯罪的判刑期较短。如图2所示，判刑期在1年以内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共74例，占总案例数量的46.3%；从2年到5年刑期的案例数量递减；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比例约为2.9%；无期徒刑和死刑的案件仅有4.1%。此外，根据笔者统计，在所有案例中，对食品安全犯罪主犯判处缓刑的案例共38例，约占案例总数的23%。

由表1可知，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判刑期的规定在“3年”和“5年”处存在截断点。由图2可知，刑期5年以内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例数量随刑期的增长而减少，刑期5年以上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例数量也随刑期的增长而减少。据此可以判断，在《刑法》规定的自由量刑区间内，目前，对我国食品安全犯罪采取的处罚程度普遍偏轻，主要集中在自由量刑区间的较低量刑区。

通过不同年份之间的比较可知，尽管我国近年来审结的食品安全案件数量快速增长，然而，平均判刑期却呈下降趋势。由于2008年以前的案例数量相对较少，可能仅有重特大案例才会作为典型案例进入数据库。但尽管如此，从2010年至2012年问，我国审结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判刑期明显递减，且标准差也在

逐步减小；即刑事处罚强度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从民事处罚的强度来看，案例库中共有154起食品安全犯罪案例追究了民事责任，占刑事处罚案例数的96.25%。对食品安全犯罪主体的民事处罚强度主要集中在5万元以下的水平。如图3所示，处罚5千元以下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比例约为37%，处罚5千到5万元之间的案件比例约为42%，处罚30万元以上的案件比例约为7%。

进一步分析食品安全犯罪案例中不同性质处罚的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罪名与消费者刑事处罚强度之间显著地不相独立，说明不同罪名下对犯罪主体的刑事处罚强度具有显著差异。由交叉分析的结果可以判断，在直接的食品安全犯罪罪名下，对犯罪主体的判刑期通常比较短，约50%的案例中，判刑期均在1年以内；而其他罪名下，对食品安全犯罪主体的判刑期则相对较长。

从刑事处罚与罚金的分析结果来看，交叉分析的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相关分析的结果并不显著，说明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非线性相关。而从总体上判断，刑事处罚强度越低的案例中，民事处罚强度也越低。为了进一步判断刑事处罚与民事处罚之间的相关关系，分别在不同罪名下对两者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4中的分析结果可知，在所有的单项罪名下，对食品安全犯罪主体的判刑期与罚金都在1%或5%的统计水平上呈高度的线性相关，且相关系数较高。由此说明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处罚与民事处罚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这与《刑法》的处罚规定相一致。

从刑期长短与是否缓刑的分析结果来看，两者也显著的不相独立。根据交叉分析的结果，判刑期较短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例中，判缓刑的比例也相对较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刑期长短与是否缓刑从处罚强度上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四、我国食品安全犯罪惩处强度的相关因素

分别从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主体特征、犯罪对象特征、犯罪危害特征和审判过程特征几个维度分析不同特征因素与食品安全犯罪刑事处罚强度之间的相关性。其交叉分析和相关分析的结果如表5所示。

从犯罪主体特征来看，性别因素与刑事处罚的强度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男性与女性的刑事处罚强度呈现明显的趋同性。年龄与刑事处罚的强度显著相关，但未表现出线性的相关关系。根据交叉分析的结果来看，针对3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罪犯，判刑期相对较短；而年龄介于30岁和50岁之间的罪犯，判刑期相对较长。犯罪人数与刑事处罚强度之间存在高度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犯罪人数越多，判刑期越长。上述结论说明，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处罚针对中年罪犯和团伙作案的罪犯处罚强度更高。

从犯罪对象特征来看，食品供应链中的犯罪环节与刑事处罚的强度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但比较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来看，针对生产环节犯罪的刑事处罚强度弱于销售环节犯罪。食品对象与刑事处罚强度显著的不相独立，相关性主要表现为：针对肉禽类和水产品类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处罚强度相对弱于粮食类、豆类和乳类食品安全犯罪。犯罪主体的非法获利与刑事处罚强度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非法获利越多，刑事处罚的强度也越强。

从犯罪危害的特征来看，凡造成消费者中毒或死亡的食品安全犯罪，其判刑期显著地高于其他食品安全犯罪。造成消费者中毒或死亡的案例通常属于《刑法》中规定的“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因此，相应的处罚强度都会较高。

从审判过程的特征来看，犯罪故意与刑事处罚强度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绝大多数食品安全犯罪都表现为犯罪主体“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本文的案例库中，仅有9例食品安全犯罪不存在犯罪故意。由二审终审的食品安全犯罪，其对犯罪主体刑事处罚强度显著高于由一审终审的案例。此外，具有自首情节或者在审判过程中具有认罪、悔罪情节的案例，其刑事处罚强度显著的弱于无该类情节的案例。

此外，媒体具有相关报道的案例，其刑事处罚强度显著高于没有媒体报道的案例。由于媒体通常倾向于报导重大食品安全案件，因此不能确定媒体报导是否会影响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处罚强度。

进一步分析民事处罚与犯罪违法所得之间的关系。我国《刑法》在不同的罪名下具体规定了针对附带民事责任的处罚金额。例如，对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刑法》规定“并处或单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等。此类的罚金规定以“销售金额”或“违法所得”为裁量基础。从经济学意义上讲，“销售金额”或“违法所得”均属于“总收入”的概念，不属于“利润”的概念。然而，犯罪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往往通过权衡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决定是否发生犯罪行为；其中，“销售金额”和“违法所得”并不代表犯罪收益，而只有“违法获利”才能代表犯罪收益。

从“销售金额”和“违法所得”的角度考虑，对所有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判决都必然在《刑法》规定的量刑范围内，本文不再详细讨论。表6中，本文针对有“非法获利”数据的相关案例进行了统计，并比较其罚金与获利的关系。

从表6统计的16个案件来看，在所有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中，罚金额度都显著地高于非法获利。但罚金与获利的比值在不同的案件中表现出了高度的差异。在部分案件中，这一比值超过了100，超过50%的案件中这一比值小于4，甚至在个别案例中这～比重不足2。也就是说，仅就民事处罚而言，如果侦破并且立案的比率为25%的话，就会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案件实际上其犯罪的期望收益将大于犯罪惩罚带来的预期成本。

上述结论意味着，在犯罪行为被侦破的概率既定时，犯罪主体在进行犯罪的成本收益比较时面f临着较高的不确定性。犯罪主体为了避免这种不确定性，必然会对犯罪行为进行逆向选择。结合《刑法》对罚金数额的规定，针对利润率较高的食品安全犯罪，获利与罚金的比值可能远远高于侦破率，犯罪行为就是有利可图的；反之，针对利润率较低的食品安全犯罪，获利与罚金的比值则可能远远小于侦破率，犯罪行为就无利可图。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160例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判决书基础上，描述统计了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处罚与民事处罚强度，重点讨论了刑事与民事处罚强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惩处强度与犯罪主体特征、对象特征、危害特征和审判过程特征的相关关系。根据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目前，我国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处罚强度普遍偏低。首先，在《刑法》规定的自由量刑区间内，绝大多数的食品安全犯罪处罚集中在自由量刑区间的较低量刑区；将近50%的案例判刑期在1年以内。其次，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判刑期呈明显的下降趋势；2010年审结的案例平均判刑期为2.42年，2011年为2.30年，2012年则仅有2.10年。

2.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处罚强度与民事处罚强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特征因素而言，针对中年罪犯和团伙作案的罪犯处罚强度相对较高；针对肉禽及水产类食品和生产环节发生的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罚强度较低；非法获利越多的犯罪处罚强度越高；造成消费者中毒和死亡的犯罪处罚强度更高。由二审终审的犯罪判刑期高于由一审终审的犯罪；有自首情节或审判过程中有认罪、悔罪情节的犯罪判刑期相对较短；媒体报与判刑期显著的正相关。

3.相对于犯罪的非法营利，对食品安全犯罪附带民事处罚的力度过轻。有超过96%的案件附带追究了民事责任，处罚5千元以下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比例约为37%，处罚5千到5万元之间的案件比例约为42%。罚金与获利的比值在不同的案例中表现出了高度的差异。仅就民事处罚而言，多数案件的犯罪期望收益大于民事处罚带来的预期成本。

根据本文以上结论，可以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切实加强对食品安全犯罪主体的刑事处罚强度。

虽然从立法的角度，我们已经对食品安全犯罪规定了较为严厉的刑事处罚强度，但是司法实践的统计分析表明，我国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处罚从总体上看呈现出偏低的倾向。因此，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该通过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的办法，指导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审判，切实加大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

度。司法机关应当加强对审结案例的调查分析，从而对审判工作依法作出修正和调整；在此基础上，切实加强对食品安全犯罪主体的刑事处罚强度，避免重罪轻判。

2.以“非法获利”为基础，修正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民事处罚的司法解释。

《刑法》基于“销售金额”或“违法所得”设定罚金的规定虽然在操作层面上简单易行，但不仅会导致对犯罪行为的判罚缺乏科学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犯罪主体有选择地发生投机性犯罪行为。针对利润率较高的食品安全犯罪，获利与罚金的比值可能远远高于侦破率，犯罪行为就是有利可图的；反之，针对利润率较低的食品安全犯罪，获利与罚金的比值则可能远远小于侦破率，犯罪行为就无利可图。

因此，针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民事处罚的司法解释，应当基于犯罪“非法获利”的侦破数据进行修正，不能仅仅考虑食品安全犯罪的“销售金额”，还要根据食品安全犯罪可能获得暴利的特殊情况，尽可能地考虑“非法获利”的数额，以保证处罚金额与“非法获利”之间具有相对稳定的比值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得食品安全犯罪成为无利可图的行为。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全世文 曾寅初 来源：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4期

第二篇：食品安全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食品安全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各类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探究食品安全影响因素，并具体探究事物本质，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方面。总体来说，制约食品安全的因素主要有种植养殖遗留食物安全隐患、食品经营者败德行为、消费者消费心理以及政府监管失效等。

[关键词]食品安全;消费;监管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4-0321-01

一、种植养殖遗留食物安全隐患

在产品种植和养殖过程中，易遗留食品安全隐患。不难理解，在种植养殖过程中，人为或者非人为的使食物携带对人体，易给人造成健康或者亚健康的伤害，引发的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可忽视。在种植过程中，农户为经济利益，使用廉价催熟剂和有毒有害的肥料，将农产品快速催熟。一些打着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招牌的农户或者不法商贩，公然滥用催熟剂，这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潜在威胁和影响。比如廉价的“座果灵”就可以催熟大量的果实，而催熟剂是国家允许生产的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如若使用不当，则很可能对人体造成健康威胁。比如过量使用催熟剂，就会使有毒物质残留在果实中，食用后对人体造成健康隐患。

在养殖环节，抗生素滥用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并不少见。然而畜牧行业抗生素的使用增加的趋势比较明显，猪、鸡鸭、奶牛等大型养殖场抗生素的使用都比较普遍。因为现代养殖业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快速培育出体积大的猪禽等，需要供给大量的蛋白质，这就需要给猪禽等动物注射抗生素，以防动物生病。简而言之，养殖场为了快速牟利，减少成本，就在动物饲养过程中使用抗生素，引致细菌产生耐药性，这种耐药性随即通过环境、食用养殖的动物肉制品等方式传播至人体，从而给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危害。

二、食品经营者败德行为加大食品安全风险

截至2015年12月末，全国规模以上食品企业仅仅有3.9万余家，中小型食品企业特别多，有些企业虽然取得了生产和经营许可，但质量差，有的企业违法经营成本较低，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而在食品生产环节的食品安全风险是不可低估的，但是，由于目前对于中小企业的监管仍存在粗放性特点，对于违法企业的惩罚力度不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自律性对于确保食品安全供给就显得尤为关键。而现实情况是，很多食品企业，特别是小型食品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遵守《食品安全法》意识薄弱，未切实将食品安全摆在生产经营的第一位，公然生产经营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假劣食品。这种食品经营者的败德行为加大了食品安全风险。在乡村，食品经营者就更倾向于经营品质低劣的食品，以低价销售，这也在农村形成了良好的市场供求状态。塑料米、老鼠羊肉串、化学豆腐、甲醛鸭血、掺假蜂蜜、被污染的瓶装水、烂米粉、瘦肉精等假劣食品，曾经长期被消费者食用，食品经营者为了个人私利，在明知假劣食品对人体会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情况下，仍然制售这样的食品，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有些黑心厂商地址比较隐蔽，也存在一定的流动性，对其监管存在较大难度。

三、消费者消费心理与消费过程影响食品安全

消费者消费心理使食品安全问题的存在成为常态。普通消费者在无法辨别食品安全性的情况下，存在购买廉价食品的倾向。特别是在农村，农民食品安全意识薄弱，缺乏食品安全知识，对“三无”食品不但不抗拒，而是图便宜，更无暇了解食品法律法规和食品卫生知识。尽管如今网络、电视等媒体宣传食品安全知识，相关部门也对农村食品安全乱象进行了整治，关闭了一批农村违法食品小型企业和小作坊然而，农村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很严重。

消费者消费过程中维权越来越难。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的出台，表面上是对消费者的维权越来越有利，但实际情况是，消费者因为取证和食品检测难以攻克技术难题，无法有效维权。比如对于食品中非法添加的情况，消费者维权需要找到相关专业机构进行鉴定，一旦鉴定结果是食品不存在安全问题，那么消费者就会增加了维权成本。加上在消费者维权过程中，经营者没有举证责任，在消费者维权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维权就很难实现。

四、监管失效与监管盲区并存影响食品安全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多头管理模式，多头交叉的管理格局必然导致全责错位、资源配置低，而新的监管体制并不能在短期内很好地调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受旧体制的制约，人员、权限、机构等各要素的调整和优化也难以一步到位。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在实际的监管过程中的监管失效。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决定了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着分段监管，各个部门各负其责实际上就暴露出食品安全监管过程的漏洞和监管盲区。各监管部门各管一段也容易造成其职能错位，进而造成监管盲区。这种分段监管的模式最终导致整个监管失效。特别是在广大农村，随着网络的普及，农村在享受发达的现代网络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同时承担着由此带来的不安全风险。网络食品安全监管这一块原本就属于较薄弱环节，山寨食品更是在农村泛滥成灾。囿于监管资源有限，农村食品安全取证难，对其监管更是难上加难。总的来说，监管体制的不完善，监管力量薄弱以及监管能力差导致监管失效的现象经常存在。这是影响食品安全的比较关键的因素之一。

针对以上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拟通过加强政府监管、培养企业社会责任、消费者个人消费维权以及加强社会监督等角度，保障食品安全。具体来说，监管要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无缝监管，在种植过程的监管应该强化;针对性消费者维权难的问题，有关部门应为消费者提供取证和食品安全监测等服务;企业要自觉尚德守法，主动承担主体责任，树立良好相信，打造精良品牌，供给优质产品;消费者维护自身健康权益，消费过程中应有主动保留维权证据的意识;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监督，特别是要针对农村监管盲区，加强社会监管力度，以逐步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

本文作为辽宁社科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辽宁省食品安全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编号：L14BGL022）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王淑娟（1979―），女，辽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公共管理。

第三篇：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分析

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分析

摘要：食品安全目前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简要介绍了我国目前食品安全的基本情况，并分析了产生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提出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预警预报机制，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社会信用体系、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改善检测设备，提高检测能力，确保我国食品的安全。

关键词：食品安全；对策措施

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政府和国家的形象。食品安全已成为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社会管理水平和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体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l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1.1食品安全的内涵

对于食品安全的概念，学术界至今尚末形成一个明确而统一的定义。美国学者Jones曾建议把食品的安全区分为绝对安全和相对安全。其中，绝对安全是指确保不可能因食用某种食品而危及健康或造成伤害的一种承诺。相对安全被定义为一种食物或成分在合理食用和正常食量的情况下不会导致对人体健康损害的实际确定性［1］。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食品安全界定为“对食品按其原定用途进行制作、食用时不会使消费者健康受到损害的一种担保”。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国际社会对“食品安全”已经基本形成如下共识：是指食品（食物）的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活动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和要求，不存在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以导致消费者病亡或者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的隐患。我国法律将食品安全的基本要求规定为：食品应当无毒、无害，符合人体必需的营养要求，具有相应的色、香、味、形等感官性状［2］。

1.2我国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虽然我国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但“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产业链条依然危机四伏。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更趋严重，频频见诸媒体和走进公众视野的如广东“毒大米”案件、“瘦肉精”猪肉中毒事件、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苏丹红一号事件”等。此外，涉及到因食品添加违禁物质造成的食物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在种植、养殖等生产环节污染问题严重。我国农产品生产多以农户为单位，由于农村技术水平整体较低，在单纯追求高产量、低成本的观念趋使下，违规使用农药和违禁药物现象较常见。二是加工领域安全状况不容乐观。我国食品生产企业多、规模偏小，在目前100多万家食品企业中约70%是10人以下的家庭作坊式企业，大多缺乏生产合格食品的必备条件［3］。而相对较具规模的食品企业，由于体制等多种原因，在质量管理、产品开发、市场经营等方面观念滞后，产品质量不容乐观。三是食品流通领域秩序混乱。全国食品经营企业大多为个体工商户，缺乏必要的食品储运设施，缺乏有效的安全检测手段和质量控制措施，使造假者有机可乘，甚至有些不法企业贪图私利，蓄意出售过期或变质食品［4］。

1.3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其原因是多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法律监管体系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目前我国在食品安全领域的立法包括《产品质量法》、《农业法》、《商检法》等近20部法律、40余部行政法规、150余个部颁规章、几千个食品标准，已初步形成一个由国家、部门、行业和地方制定颁发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

规章制度体系。但因我国实行分段立法，法律法规条款相对分散，单个法律法规调整范围较窄，一些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和宽泛，缺乏清晰准确的定义和限制，留下执法空隙；对同一食品安全问题根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处理结果差别较大。

二是食品安全监管缺乏威慑力。目前我国对于违反食品卫生规定而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处罚力度不够，缺乏应有的威慑力。例如在《食品卫生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食源性疾患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销毁导致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显然，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极其严厉的惩罚力度甚至倾家荡产的违法成本而言，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的威慑力多么的微不足道。正因如此，我国制假售假之风屡禁不止，低劣产品充斥市场。

三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职能不清，监管不力。由于食品安全的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的相关政府部门多、范围广。我国目前涉及到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有农业部、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但各个部门之间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甚至有的相掣肘，造成食品安全监管乏力和监管资源分散，没有形成合力，也没有建立起长效监管机制。另外越权执法、违规执法、消极执法、执政不作为等，严重影响了监督管理的执法效果。

四是食品安全标准技术含量低、不统一、不完善。据统计，我国共有食品标准约3500项，其中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标准约2600多项，已基本形成了一个由基础标准、产品标准、行为标准、检验方法标准等组成的较为完善的食品监督管理标准体系，但这些标准还没有真正充分发挥作用。原因在于一是标准分散于多个部门，使食品安全标准既有交叉重复，又有空白。二是标准不配套，不仅表现在标准个体之间，更表现在从生产到流通过程中。三是标准技术含量低，特别是与国际现行标准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国家标准只有40%等同或等效采用国际标准，行业标准更是只有14.63%［5］，覆盖面远远不够。

2国外食品安全体系建设的经验［6～9］

2.1建立适合本国特点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推行“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管理

食品安全监管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行业、多领域、多环节，需要建立分工合理、制度严明、管理协调和发展配套的管理体制，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管理与控制。从目前情况来看，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在通行的国际规则下，已经建立了一套适合本国特点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例如美国，负责食品安全管理的机构主要有三个，一是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主要负责除肉类和家禽产品外美国国内和进口的食品安全；二是农业部（USDA），主要负责肉类、家禽及相关产品和蛋类加工产品的监管；三是国家环境保护署（FPA），主要监管饮用水和杀虫剂。此外为加强各机构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美国还先后成立了“食品传染疾病发生反应协调组”和总统食品安全委员会。

2.2注重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食品安全信用管理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世界各国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的根本保障。为此，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把加强立法、严格执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强化食品安全信用管理。一是加强立法，如美国既有《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等综合性法规，也有《联邦肉类检查法》、《禽产品检查法》等非常具体的专门性法律，这些法律法规几乎覆盖了所有食品；二是严格执法，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食品安全的违法者不仅要承担对受害者的民事赔偿，而且还要受到刑事制裁。通过这些严厉措施，确保

有关法令、标准能得到严格遵守。三是强化信用管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建立了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对食品安全情况进行跟踪监测，逐步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和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承诺和召回制度。

2.3不断完善标准、检测与危险性评价体系，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

当前，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完善食品安全标准、检测与评价体系，以此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一是不断制定和完善食品质量标准，把基于健康保护为目的的食品安全标准作为标准化战略的重点领域。二是通过投入巨资研制大型精密检测仪器，开发快速检测方法，建立严格的检验检测体系。如在农药残留检测方面，美国FDA的多残留方法可检测360多种农药，德国可检测325种农药，加拿大可检测251种农药。三是建立危险性评价体系，加强监督检查，确保有关法令、标准得到严格遵守。

2.4重视食品安全预防措施，强调食品安全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多数国家都强调对风险的全面防范与管理，并充分保障公众对食品安全状况的知情权。一方面强化对食品中是否含有对人类健康不利因素的研究，分析可能带来风险因素的特征与性质、影响范围、时间、人群和程度，并采取各种措施来防范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另一方面通过增强食品安全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程度，让社会公众参与其中，可使相关制度更加完善、管理更为有效，同时也能增强公众对食品安全管理的信心。3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对策措施

3.1制定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根据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情况，可考虑制定完整统一的《食品安全法》，尽快出台和完善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对现有涉及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进行认真清理、补充和完善，将散存于各法律法规中有关食品安全的内容加以整合，尽可能减少和避免立法上的相互冲突，解决法律体系的混乱，保持法制的统一性和完整性。《食品安全法》应当成为食品安全基本法，确立起我国食品安全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基本体制。基本原则可以包括：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对食品安全承担首要责任的原则；充分依靠科技不断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原则；广泛开展食品安全国际交流与合作原则；以监管为中心，监帮促相结合的原则等。基本体制可包括：综合监管与具体监管相结合的体制，部门执法与综合执法相结合的体制等。基本制度包括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各项重要制度。总之，《食品安全法》应当体现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的统一，权利与权力辩证关系的有机互动，监管与服务基本要素的合理配置。

3.2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改善检测设备，提高检测能力

一是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尽快弥补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不规范、不够严密的缺陷，加速建立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并参照《国际食品法典》，从食品安全的全程监控着手，把标准和规程落实在食品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完善食品质量标准体系，及时清理和修订过时的农业标准，抓紧制定急需的食品质量标准，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加快与国际标准接轨。

二是加快认证体系建设。将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认证工作纳入法制轨道，明确各类认证的法律地位，理顺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行GMP（良好农业规范）、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认证。

三是改善检测设备。加大资金投入，积极引进和研制先进的检测设备，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检验检疫硬件方面的差距。

四是提高检测能力。尽快建立独立的、公正的、权威的食品安全公共实验室，为食品安全管理提供科学的、严谨的技术支撑。要提高食品安全领域的科技水平，重点在关键检测技术、危险性评估技术、关键控制技术和食品安全标准等方面组织科技攻关研究。

3.3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预警预报机制

根据我国目前食品安全的严峻现势，政府应通过建立快速高效的预警预报体系，以确保局势得到控制。一是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制。通过启动食品安全风险评价体系建设工作，就风险评估技术及有关数据资料与发达国家加强交流，及时获取来自其他国家的危险性评价资料。并就我国一些具有特色的食品加工技术、影响因素开展前瞻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价，以便对可能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做出及时有效的预报和处置。二是建立统一协调的食品安全信息平台。通过建立统一协调的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逐步形成统一、科学的食品安全信息评估和预警预报指标体系，及时研究分析食品安全形势，对食品安全事故和隐患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整治、早解决，把突发的、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降到最小，以全面提升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效率。

3.4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社会信用体系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曾经提出“要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在这两个大背景下，我国食品安全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是大势所趋。国务院提出，从2003年起，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社会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食品安全社会信用体系是以完善的食品安全社会信用制度为保障，以真实的食品安全信用信息为基础，以科学的食品安全信用风险分析为依据，以公正的食品安全信用服务机构为依托，以食品安全问题记录为重要参考而形成的信用评估评级、信用报告、信用披露等企业外部食品安全信用管理体系。我国应当加紧在质检总局的统一安排下，建立起以企业质量档案为基础的较为完善的质量信用监管体系，以及包括查询系统、评价系统和反馈系统等科学的服务系统，以促进我国食品市场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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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卫生法制，2005，3.［9］王铁军，等.食品安全国家控制模式的浅析.中国食品卫

生杂志，2005，3.

第四篇：影响烧结矿强度的因素分析及改进措施

烧结矿强度攻关组

烧结强度攻关分析

一、影响烧结矿强度的因素分析

1、烧结矿中FeO含量：过高直接还原增加，过低强度不好；碳高时容易还原生成FeO，形成强度很好但还原性很差的铁橄榄石和钙铁橄榄石，因此生产时既要保证有一定的还原性，又要保证机械强度。

2、烧结矿化学成份：MgO、Al2O3的影响。

3、烧结混合料混匀程度：圆筒混合机中的三种运动状态——翻动、滚动、滑动，其中滑动对混料是没有效果的，需要控制；混合后碳粒的存在形式有三种——被矿粉包裹在中心形成的颗粒、与矿粉一起包裹在核表面形成的颗粒、单独存在的颗粒，因此要防止

烧结矿强度攻关组

状，具有一定的强度但发脆，此种物质还原性很差。该物质生成温度高，需配碳也多，也起烧结燃烧带变宽，阻力增大，影响烧结机台时产量提高。同时由于生成温度高，因而燃料消耗也多，据日本试验和生产的经验数据统计，烧结矿FeO 增减1%，影响固体燃料消耗增减2~5kg/t。对高炉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根据生产统计数据和经验数据表明，FeO 波动1%，影响高炉焦比1~1.5%，影响产1~1.5%。因此在保证烧结矿强度的情况下，应尽量降低烧结矿FeO。现在我国重点厂烧结矿FeO在10%左右，有个别厂达到7%。

三、攻关措施

1）、提高熔剂和燃料质量，对保供焦粉筛加强检查，焦粉量进行控制，保证粒度，这是保证烧好烧透的基础。2）、稳定混合料固定碳，及时调整碳。

3）、控制返矿平衡，减小混合料水碳波动，建立制度，加强考核。

4）、提高配料准确性：进行配料计算培训，加强配料指导；加强计量检查，采用跑盘检验并记录；加强矿和焦粉水份的检测（根据天气变化）。5）、稳定烧结矿碱度在1.6~1.8间。

6）、在保证机械强度的基础上，降低FeO含量，控制合理的FeO在8~12间。7）、分析研究烧结矿自然粉化的原因。8）、进一步加强打水制粒，改进烧结工艺。

第五篇：老年人犯罪与精神障碍的相关因素分析

【摘要】 目的探讨老年人犯罪与精神障碍的相关因素； 方法对北京市安康医院十年间司法鉴定中

有关老年人犯罪的39件案例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老年人犯罪年龄集中在60-69岁之间，男性多于女性，以文化程度和社会层次偏低的人群为主，诸多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对老年人犯罪起着重要的影响。在本组杀

人案件中，尤为突出的是受嫉妒

妄想支配的犯罪动机。鉴定诊断与国外报道不符； 结论加强对老年人的监护更为重要。

【关键词】老年人，犯罪，司法鉴定

【中图分类号】13919．3；r749．1 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03)01—0047—0

3the interrelate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lict of the aged and mental disorder．zhu ming-xia，beijing ankang

hospital，10005

5【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nterrelated factor associated with delict of the aged and mental disor—

der． method 39 judicial cas(~related delict of the aged in recent decade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in beijing

an kang hospita1． result criminals age was largely at 60～ 69 years old person．the male was more than the fe—

male．the n~jority of them was in the state of 1ow educated level and social leve1．it has important effect that multi

—complicated social psychological problem to crime in the aged ．in homicide case group，the crime motivation were

mainly controlled by envy an d deliria。the critical diagnosis is different from alien reports． conclusion it is im—

po rtan t to strengthen guard the aged ．

【key words】the aged，crime，judicial expertise

老龄是当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世界人口中

老年人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愈来愈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

展的一个因素。随着社会老龄化的进展，老年人的身心健

康已逐渐受到重视，老年人的异常心理因素影响导致的肇

事肇祸行为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因此准确科

学地认识老年人犯罪与精神障碍的关系是一重大课题。我国卫生统计规定70岁以上为老年，但过去和退休年龄尚为

60岁，故我们即将前期老年合并，从60岁开始统计分析。

我院自1989年至1999年10年间共接受涉及精神疾病鉴

定中有关老年人的案件39例，占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总数的1。57％。本文试通过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中遇到的老年人违

法犯罪与精神障碍的相关问题，探讨老年人犯罪的社会、心

理特点以及与精神疾病的关系。

资料与分析

1．研究对象的年龄分布：最小6o岁，最大85岁，平均

66。13岁。

各年龄段分布：60～69岁30人，70～79岁7人，80岁

以上2人。

2．研究对象的性别差异：男性25例，女性14例，男：女

：1．78：1。(见表1)

表1 性别与案情的关系

table l relation of sex and case detail

此表显示杀人者以男性居多，扰乱社会治安者女性稍多。婚姻状况：已婚24例，丧偶13例，离婚2例。文化程度与职业分布(见表2)：

表2 文化程度与职业分布

table 2 degree ofeducationan d occupations

按职业统计，以农民17例居首位，占43．60％，其次是

· 48-

工人12例，占30．77％，无业人员仅占7．6％

。按文化程度

划分，小学和文盲共30例，占76．92％，高中以上文化仅占

5．13％。

5．家庭及社会背景：既往为农民或无业者多数闲居家

中，原有职业者亦皆退休在家，未谋取新的职业。

家庭居住状况：独居者9人，占23．08％，与配偶同住

14人，占35．90％，两代同住10人，占25．64％

，三代以上同

住6人，占15．38％。

6．案发前应激事件：与家人吵架15例，占38．44％，邻

里纠纷6例，占15．38％，被打4例，占10．26％，亲人受到

伤害3例，占7．69％，亲人死亡2例，占5．13％，饮酒1例，占2．56％。

7．案由与精神疾病诊断的关系(见表3)

由表3可见以扰乱社会治安案居多，计16例，占41．

03％。杀人案其次，计13例，占33．33％。其中患有精神分

裂症10例，占25．64％，脑器质性精神障碍8例，占20．

51％，老年性精神病6例，占15．38％，癔症、颅脑外伤性精

神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及人格障碍各3例，各占7．69％，神

经症2例，占5．13％，情感性精神障碍1例，占2．56％。

8．案由与犯罪动机(主导精神症状)的关系(见表4)

表3 与精神疾病诊断的关系

table 3 relations of e_~se main points and mental

disorder diagnose

疾病 杀人盗窃强奸伤害诈骗纵火篓 萎总计

表4 与犯罪动机i主导精神症状)的关系

table 4 relation of case main points an d crime motive

动 机 杀人盗窃强奸伤害诈骗纵火鍪

210

0

0

o

0

0

0

338

0

o

i6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3年第1o卷(第1期)

由表中可见，被害妄想13例，居首位，其次是嫉妒妄

想、幻觉、关系妄想。

9．疾病诊断与责任能力的评定见下表：(见表5)

表5 疾病诊断与责任能力的评定

table 5 mental disorder diagnose an d criminal respo nsibility

1o．医法学评价：鉴定结论中无责任能力24例，限定责

任能力9例，完全责任能力6例。其中精神分裂症7例处

于疾病发作期，直接受病理症状支配，评定为无责任能力，3例处于不全缓解期，为限定责任能力者。脑器质性精神障

碍6例受病态思维影响，为无责任能力，2例无辨认障碍，行

为时控制能力减低，评定为限定责任能力。6例老年性精

神病和3例偏执性精神病患者皆受病理性思维支配，存在辨认障碍，属于无责任能力范畴。1例癔症患者处于妄想

状态实施违法行为，无责任能力，2例为现实动机的行为，则具有责任能力。人格障碍者的行为冲动，影响控制能力的则为限定责任能力。2例神经症患者实施盗窃行为是正

常动机作案，有完全责任能力。1例情感性精神障碍者实

施纵火时处于疾病期，评定为无责任能力。颅脑外伤性精

神障碍患者，其中2例表现为控制能力减低，评定为限定责

任能力。

讨论

本资料以60岁以上的老年人犯罪为研究对象，符合入

组标准的39例，占同期鉴定案例总数的1．57％，他们的年

龄集中在60~69岁之间，年龄越大犯罪率越低，笔者认为

老年人由于机体衰老及脑功能的衰退，各种生理功能及躯

体状况减退，反应事物能力差，活动能力迟钝后，会影响精

神疾病的活跃程度，对其实施违法行为有所限制的缘故。

本组犯罪人男性多于女性，男性以暴力犯罪居多，而女

性以扰乱社会治安为主，显示出性别的差异性。从职业上

看，犯罪以农民和工人等社会层次偏低的人群较多，占74．

37％，文化程度以小学和文盲为主，占76．92％。与国外

roser_l j等报道相符。在39件案例中，离婚和丧偶15人。占

38．46％，合并各种躯体障碍者24例，占61．54％，39例犯

罪时皆无业或退职闲赋，案发前伴有应激事件31例，占79．

49％，他们的家庭背景往往是独居或数代同居，家庭成员关

系紧张，诸多复杂因素影响着老年人的思维、情感和处理问

题的方法。

外源性不良因素常造成老年人的孤独与寂寞，个人经

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会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一种无用或不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3年第10卷(第1期)

参与社会活动的感觉会进一步加强老年人的悲观和若有所

失的情绪；内源性因素，如老年人丧失了活动能力和脏器功

能的衰退可造成抑郁和显著的多疑，伴有衰老本身的许多

模糊的难以协调的感觉，意识到身体状况的萎缩、时间流逝的迅速以及死亡临近等，呈恐惧担忧，这是发生于老年人身

上最常见的因素。

由于老年人适应新事物的能力下降，可塑性大大减退，固执任性、敏感多疑，使老年人对意外应激反应耐受性差，极易促发或诱发精神疾患，进而会发生系列的暴力行为。

由此可见，上述因素在本组人犯罪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在39例案例中，从犯罪种类上看，刑事案件23例，占

58．97％，依次为杀人、盗窃、纵火、诈骗，而据yors ton[2j报

道依次为性犯罪、盗窃、凶杀，并且认为老年人由于体弱多

病或不能得到凶器导致凶杀率低，大约占犯罪类型的1％

～ 4％。本文杀人占犯罪类型的33．33％，与其报道相差悬

殊。主要见于精神分裂症、脑器质性精神障碍和老年性精

神病，12例杀人行为受精神症状支配(嫉妒妄想10例，被害

妄想2例)。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老年人的杀人行为中由嫉

妒妄想直接支配较为突出，由于老年人本身性欲的减低，也

使其敏感性增加，是为病理性动机影响下的行为；民事案件

以扰乱社会治安尤为突出，是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的一种不

· 49 ·

良因素。精神分裂症、脑器质性精神障碍、颅脑外伤性精神

障碍、人格障碍及偏执性精神病各3例，幻觉、被害妄想、嫉

妒妄想是主导症状。从诊断来看，国外报道老年人犯罪依

次为痴呆、精神分裂症、抑郁症、酒精中毒、人格障碍，而本

组研究报告却是精神分裂症占首位，其次是脑器质性精神

障碍、老年性精神病，无一例痴呆、酒精中毒及抑郁症患者，偏执性精神病及人格障碍各3例，这可能与本院接受民事

鉴定相对较少有关。

我们发现在上述精神病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家

属并不了解他们的病情，已患病数年却不曾诊治，有的虽然

经过治疗，但是不系统、不正规，导致疾病久治不愈；有的病

人无人看管，这些情况都是老年人发生肇事肇祸行为的潜

在隐患。故而加强对老年人的监护，减少应激因素，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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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2002—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