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与路径

第一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与路径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与路径

2012年11月22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继勇 胡艺

全球经济在过去二十多年间以一种持续失衡的状态运行着，由此，全球经济再平衡将成为未来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最主要的任务。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新趋势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经济失衡获得暂时性休整。随着各国对经济失衡循环机制的不断思考，全球经济逐渐显现出再平衡的新趋势。

经济再平衡目标从单纯的贸易再平衡扩大到各国间的平衡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直将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目标，定义为美国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及产油国之间的经常项目再平衡。但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扩散表明，全球经济失衡不只是贸易失衡，还涉及全球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失衡。

G20成为世界最突出的失衡治理机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将获得更多话语权。G20不仅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对话平台，还为G20内的11个新兴经济体的分歧和差异提供了更好的协调对话平台。通过G20，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功实现了IMF投票份额的改革，获得了全球经济治理中更多的话语权。

以全球经济再平衡为名的国际经贸冲突将日益增多。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求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承担起更多的全球经济治理义务，从而以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名义实施新的贸易保护，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因此重新抬头，国际经贸冲突将不断增多。

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将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举措之一。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和制造业转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面对国内“产业空心化”，美国在2011年提出要在其国内实现“再工业化”，它并不是将外移工业再转回来，而是要在国内发展更为高端和先进的制造业。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总体战略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也在不断增强。同时，作为主要贸易顺差方，无论从本国经济发展还是从负责任大国形象考虑，中国都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力量。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力量虽有所削弱，但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地位没有动摇，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主导者必将在各方面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中美经贸关系将受到新的挑战与考验。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自身还面临着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全球经济失衡不可能仅通过中国的调整而得以解决。因此，中国在制定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战略时，必须遵循以我为主、互利共赢、内外兼顾、有效参与的原则，综合把握再平衡的方向、速度和程度，以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安全为前提，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目标不能仅停留在实现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上，而应紧盯更为深远的目标。一是通过调整失衡的内外经济结构，变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为消费拉动，变资源投入驱动经济为创新驱动；二是通过积极参与G20等峰会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发挥发展中大国的独特作用，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三是通过创造消费需求，渐进平衡进出口，实现经贸伙伴的互利共赢，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国须坚持的战略要点是：刺激国内个人消费，实现储蓄与投资的双向平衡；通过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环节升级，实现商品出口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及G20等框架下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内外路径

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失衡双方的内外结构失衡和国际协调不力。因此，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必须内外并举。中国唯有内外联动，才能在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真正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从而为全球经济再平衡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内部路径方面：一是通过机会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刺激国内个人消费，平衡储蓄和投资，在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加农民实际收入等政策上，强化教育、就业、创业和公共服务，稳步推进遗产税、赠与税的征收，适时适度减免民众实际税赋，提高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实现个人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二是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环节升级，降低“转嫁性”盈余水平，进一步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真正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三是提高虚拟经济效率，优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中国应加快深化银行业改革，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和监管力度，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有效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

在外部路径方面：一是积极推动G20等国际协调机制的制度化。中国可联合新兴经济体，推动G20机制的制度化建设，参与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二是加强与美欧的经济协调，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经贸关系。为增强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降低失衡方向的集中度，中国要逐步改变对欧美市场的高度依赖，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同时，还应不断扩大进口，为他国提供新的出口市场，增强他国与中国经济的黏合度，实现互利共赢。三是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提升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位置的先决条件，但人民币的国际化应遵循渐进、稳步和可控的原则。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的加快，中国政府和企业亟待提高应对浮动汇率制下的风险管理能力。

（作者陈继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与路径研究”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胡艺、刘威为课题组成员、武汉大学副教授）

第二篇：全球经济再平衡—新华社社长 李从军

这是继2011年6月《华尔街日报》刊载《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一文后，美国主流大报再次发表新华社社长署名文章。

【美国《纽约时报》7月18日文章】题：全球经济再平衡（作者李从军）

中国近几年流行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中国老妇和一个美国老妇在天堂里相遇了。中国老妇说：“我到临死前终于攒够钱买一套房子了。”美国老妇则说：“我临死前才终于把房子贷款还清了。”

这则笑话基于美国人喜欢挥霍而中国人习惯节俭的成见，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失衡的世界经济如何失去方向。

这次危机在两个方面区别于过去的经济动荡，同时也解释了它持久不愈的原因。第一个是信贷悖论：它在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破坏稳定。全球金融的扩张及其支配地位为更快的资本积累和物质丰富打开大门，但与此同时也播下危机的种子。在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神秘的金融操纵让消费者能够轻易享受到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汽车和更长的假期，即便他们根本没有储蓄。

美国等富裕国家的信用过剩导致中国和巴西等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兴国家生产过剩。这种不平衡对双方都产生消极影响。在西方，几十年来，实业家们纷纷将生产转到劳动力、设备和材料都更廉价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本国的制造业不断被掏空。此外，中产阶级也萎缩了，原因是金融驱动型经济产生的收益都到了“肥猫”手里，他们操控着信贷杠杆。在新兴经济体，城市化和工业化使无数人摆脱贫困，但也给环境带来很大影响。

危机的第二个特点是相互关联性。如今世界不再是平的了，它更像一个迅速收缩的鱼缸。全球化解释了为什么占欧洲经济产值2.3%的希腊这条小鱼的蹦跳挣扎威胁到整个欧洲大陆的沉浮。它也解释了我在安徽一个偏远山区了解到的一家养鹅农户面临的困境。在危机之前，一只鹅的鹅绒可以卖13元人民币（约合2美元）；但在危机之后，同样数量的鹅绒只能卖不到7元。这个农民在城里打工的儿子也因为大量海外订单取消而下了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和印度等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经济改革，信息技术也给生产和销售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但是，由此带来的高增长和低通胀的全球繁荣不可复制。自从互联网泡沫2000年破裂之后，世界经济就再没有找到新的推动力。相反，金融机构、政府和个人消费者试图通过无节制的借贷---其中很多用于房地产---来实现经济繁荣。现在，日益提高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持续增加的通胀压力和数额巨大的主权债务已经让财政和货币政策杠杆不再那么有效。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首先，我们不能期待通过新自由主义--包括私有化、解除管制和自由贸易--来振兴经济。信贷悖论从狭义上说是一种金融危机--更广义上说它是一种信仰危机，它呼唤我们从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资本本身去自律。要防止它抵押掉人类的未来，各国政府必须改变对市场的放任态度。政府需要用“看得见的手”来管理市场，修补监管制度，约束不计后果的行为。政府应鼓励私有企业投资真正的经济，推动技术创新和就业，而不是投机和牟取暴利。

其次，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即美国、中国和欧盟，必须增进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合作，避免保护主义倾向。

第三，必须恢复平衡，包括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平衡、内需与外需的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衡。中国已经行动起来，鼓励国内消费，而不是一味依赖出口。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航空、核能和太空探索领域的革命。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出现了一次信息技术的革命。只有科技领域的进一步创新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并引领世界最终走出当前的危机。

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推动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两国还需要在贸易、投资、金融、基础设施和技术等领域加强合作。中美两大经济体彼此已经高度依赖：去年，双边贸易超过4500亿美元。

摩擦难以避免，但重要的是双方通过基于平等和相互理解的协调合作来处理分歧。只有承认我们对彼此的极度依赖，我们才能让“鱼缸效应”服务于人类的福祉，而不是产生负面影响。（李从军是新华通讯社社长，新华通讯社是中国的官方通讯社---《纽约时报》注）

第三篇：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之危与机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之危与机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原因

(一)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确保美国的绝对安全、保持美国的绝对优势。在亚太地区争当霸主，显示美国的存在，不允许在亚太地区出现一个排美的政治、经济、安全力量格局。

（二）搭上亚太高速发展的顺风车

搭亚太高速发展的顺风车，解决国内经济困境。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境况下，与陷入欧债危机的欧洲相比较，亚太地区成为引领全球经济提速的引擎，美国对外投资和贸易的一半以上都在亚太地区，因此，美国的战略重心必然要朝亚太地区倾斜。

（三）在亚太地区重新找回存在感

在亚太地区拉帮结派，给美国的小伙计吃定心丸。美国在亚太地区有五大军事同盟，最近，美国又与一些南海声索国加强了军事联系。美国此举的目的之一就是向他们传递一个信号，尽管美国大幅消减军费，但美国对他们的安全承诺不会降低。

（四）重返亚太，遏制中国崛起

在亚太地区提前布局谋势，遏制中国崛起。尽管一些美国政要“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宣称此举不是针对中国，但这只是欲盖弥彰。放眼看去，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化与五大军事同盟的关系，调整五大军事基地群的部署，在中国周边寻求更多的军事基地准入权，开发更多可资利用的战略伙伴和资源，加强针对中国的战略侦察和联合军事演习，谁能相信你不是针对中国？特别是，美国最近刚刚颁布的“海空一体”战略，提出要应对中国的“反介入”能力。试问，你凭什么介入？你如果不介入，哪里来的“反介入”？因此，美国重返亚太实际上就是试图军事强行介入亚太，就是霸权重返亚太，就是冷战思维回归。美国想的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

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具体方面

（一）军事上重返亚太—“五三二一”战略

“五”指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有五大军事同盟、五大军事基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五大军事同盟是美日、美韩、美菲、美泰、美澳。现在美国加紧和这些军事同盟进行军事演习。跟泰国搞过“金色眼镜蛇”演习，和菲律宾搞“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和韩国进行“秃鹫”联合军事演习。可见，美国是要强化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关系。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五大军事基地：一是东北亚军事基地群。它主要控制宗谷、津轻、对马三个海峡，封住中国北部门户。由此，美国可封死我国海军从东海走出西太平洋的战略通道。二是东南亚军事基地群。它主要控制马六甲海峡，封住中国南部门户，以封死我国海军从太平洋西出印度洋这条南向的战略通道。三是关岛军事基地群。美国提出要把驻日、驻韩的部分美军撤往关岛。关岛的战略地位非常适中，它距离朝鲜半岛、台湾、南海各三千公里。这好比是美国回缩的两个拳头，随时准备出击。四是澳新军事基地群。美国提出要加强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澳大利亚有两个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第一，它是美国信息战的一个中心。美国打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时，从空中接收的信息情报都是从澳大利亚分派出去的。第二，澳大利亚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达尔文港的北面就是印度尼西亚，中间隔了巽他海峡。如果美国封死了马六甲海峡，我们的海军还可以从巽他海峡西出印度洋。美国一旦控制住巽他海峡，我国根本无法走向印度洋。五是夏威夷基地群。它是美军太平洋战区指挥中心和太平洋航线上的航空战略枢纽。“三”指美国在亚太地区形成的三个岛链，即三道封锁线。第一岛链指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的链形岛屿带。在第一岛链，美军重点是提高驻韩美军战略机动能力，加快美日军事一体化进程。亚太地区有五大军事同盟，其中美日、美韩、美菲三大军事同盟部署在第一岛链。中间隔了一个台湾，虽然台湾不是美国的军事同盟，但是美国的重大军事盟友。由此形成美国军事盟友围堵我国第一岛链的局面。第二岛链由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和美国的马利亚纳群岛等岛屿组成。在第二岛链，美军重点是提高驻关岛美军的战略威慑和打击能力。美国驻关岛的战略轰炸机可以在4小时内飞抵我国东南沿海，美国的攻击核潜艇可在40小时内直抵台海备战作战。美国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驻有美国最先进的F22战斗机。美国共有135架F22战斗机，其中60架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国在关岛的战略轰炸机中队常年处于战备执勤状态，B52、B1、B2战略轰炸机中队每4个月换防一次。美国在关岛还部署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其飞行半径达到1300英里，已经可以深入到我国的腹地。第三岛链就是夏威夷群岛。在第三岛链，美国主要是要强化驻夏威夷美军的指挥、控制机能，增强战略投送与保障力量。美国把亚太总部设在了夏威夷。

“二”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有两大战略支撑点。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南北“双锚”。“北锚”指日本，“南锚”指澳大利亚。现在美国以朝鲜发射卫星为借口，要在我国周边部署反导体系。这个反导体系的两个支撑点分别就是日本和澳大利亚。

“一”是指美国对中国形成的满月形包围圈。美国在我国周边像下围棋一样在摆子布局。

（二）经济上重返亚太—宣布加入TPP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发起国：新西兰、新加坡、智利、文莱（2002发起，2005年签约）

（三）政治上重返亚太—参加东亚峰会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之危与机

（一）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的挑战

毋庸讳言，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对中国形成了重大外部压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美国对华军事压力增大。2012年1月5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名为《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先优势：21世纪国防的优先事项》的新版美国国防战略评估指南，其核心内容是“削减军费”“重点投入”“战略转型”与“保持优势”。这份新军事战略指南中曾3次提到中国，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在亚太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和安全等许多方面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并且指出中国的军事发展对美国安全构成了挑战。因而，新军事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列为美国军事上的一个重要挑战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高强度军事布局显然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军事防范力度的增强，这必然给中国造成较大军事压力以及增加了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系数。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正在寻求打造亚太地区联盟战略的升级版，即加强美澳日三边合作。2014年8月1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发表关于美国亚太政策的演讲中就表示，美国与澳大利亚“同意扩大我们同日本的三边合作，这将让我们能在应对更加广泛的一系列安全挑战的过程中进一步使美日同盟关系现代化”。

二是中国的周边环境更加复杂。近期，部分与中国存有领土、领海争议的邻国借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机向中国发难，影响到中国周边的安全和秩序。其中，中日钓鱼岛问题，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南海问题升级，其背后都可见到美国的身影。2014年4月21日，奥巴马总统在访问日本之前接受《读卖新闻》专访时明确表示，他“赞赏安倍首相加强日本防卫力量和深化我们两国军事合作的努力，包括修改目前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禁令”。25日，白宫网站上发布的《美国和日本：塑造亚太及其他地区未来》的美日联合声明中，美国的这一立场再次得到了确认与强调。

三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受到挑战。近年来，中国通过参加亚太地区的各种机制建设，如东盟10+

3、中日韩首脑峰会、中国—东盟自贸区、东亚峰会等合作机制，提升了中国在地区制度建设中的影响力。但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的之一便是恢复其在亚太地区的制度塑造力，从而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构成挑战。2009年7月，美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11月举行了首届美国—东盟峰会。2011年11月19日第六届东亚峰会召开，美国作为正式成员国首次参加这次会议。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表示，奥巴马总统“将成为出席东亚峰会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期同样关注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介入，并重申对该地区机制的支持。2014年8月，美澳两国外长与防长在举行“2+2”会议期间共同撰文表示：“我们与东盟（ASEAN）密切努力，倡导新型合作、坦诚对话以及针对一系列挑战的务实协作，如海上安全和坚定国际准则的不扩散努力，以及确保所有各方的公平竞争。东亚峰会作为这一地区的首要领导论坛，对确定这一地区的战略远景具有关键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也受到了重大影响。实际上，中国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仅以中美缅关系为例。自2010年底缅甸政治转型之后，尤其是在吴登盛政府执政以后，中国在缅投资遭遇一系列挫折。中缅关系迎来了新的挑战，自此进入一个微妙的调整期。这与缅甸政府外交政策“向西看”有很大关联，也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对缅外交施压与利诱有关。近几年内，美缅关系迅速解冻、升温，并日益成为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成就与支撑力量。2011年11月30日，希拉里访问缅甸，这是50多年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缅甸。2012年5月，美国决定向缅甸派驻大使，恢复与缅甸的大使级外交关系。2012年11月19日，奥巴马总统与希拉里国务卿一道访问缅甸。2013年5月中旬，缅甸总统吴登盛访问美国，成为自1966年以来首位访美的缅甸领导人。2014年8月9日，美国国务卿克里率团对缅甸展开正式访问，其间出席第21届东盟地区论坛外，还与缅甸总统吴登盛、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等举行了会面。克里表示，缅甸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奥巴马政府将继续与缅甸政府“携手鼓励政治和司法改革”。

四是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奥巴马政府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价值观利益”是美国的一项持久利益，而其重点区域之一便是亚太地区。2014年7月10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财长雅各布·卢在参加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中美两国之间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分歧，“美国将继续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念，倡导普世人权以及所有人都应享有的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对稳定与繁荣极其重要”。可见，美国对华进行价值观渗透的可能性明显增加。

综上，我们在考察与评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效用之时需要冷静与全面。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牢固的国内政治基础，同时也有着现实的经济利益诉求与战略利益考虑。从效果上来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确实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机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明显的中国指向性，并在中国周边安全、政治影响力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存在着内在缺陷与外在制约，其可持续性仍然值得进一步观察。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战略定力与战略耐心。

二、中国军事发展获得重大战略机遇期：

（一）美国重返亚太使中国有了大力发展军力的理由和契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军力发展出现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象，甚至在个别领域出现落后于周边国家的趋势。而某些国家为了遏制中国军力发展，大造“中国军事威胁论”，在舆论上制约和遏制中国军力的发展，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美国重返亚太是中国大力发展军力的最佳时机。

（二）美国重返亚太使中国有机会实现力量格局的调整。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成长史都是在大动荡的国际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并实现了国际力量格局的重构。目前美国重返亚太其实是亚太地区力量进行格局重构的一个外在表现。中国应该以自己的主张和行动来确立其在亚太力量格局中的新地位。

（三）美国重返亚太使中国有机会展示影响力。时势造英雄，美国重返亚太使亚洲出现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应以自身的实力为后盾，积极争取扩大自己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四）美国重返亚太促使中国更加积极地去解决与周边国家存在的矛盾。人们都不赞同鸵鸟面对问题的做法。当今，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与冲突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和平环境”下完全解决的。美国重返亚太为中国与周边国家解决“问题”提供了契机。中国是不害怕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应抓住美国重返亚太提供的机会，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与冲突问题的解决。

第四篇：2011年12月1日 全球经济再平衡背景下的旅游经济论坛感想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坛（2011·经济学）——第十二届中国宏观经济

运行与政策论坛

主题：全球经济再平衡背景下的旅游经济（2011-12-01）

会后感想和疑问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背景下探讨旅游经济，旅游经济是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以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为切入点对旅游经济给予新的定位。论坛聚焦点，我的理解是，把旅游作为平衡全球经济的一种重要产业，通过大力发展旅游，调整产业结构，拉动经济增长，以致平衡经济格局。

各位嘉宾的发言使我受益匪浅，感触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一、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的一句话：“我们旅游业，期待被研究已经很久了！”

当我听到这句话时，十分震惊！作为国家旅游业的主管部门的领导发出这样的感言，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旅游业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或者不足于指导目前旅游业的发展，虽然我们国家的旅游业正发展的如火如荼，但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对杜一力局长的这句话进行深思:纵览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旅游业在短短三十几年间得到飞速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愈加显赫，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来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从国家政策制定的角度剖析，我们目前的旅游研究成果是否足以支撑和指导未来甚至是现在爆炸式发展的旅游业，如果如

杜一力局长所说，“我们旅游业，期待被研究已经很久了”，我们是否要转变研究方法和视角，以及怎样转变，才能跟好地与时俱进地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

二、有关旅游的四个泡沫

魏小安老师从旅游规划投资的角度提出要关注并避免旅游增长的“四个泡沫”即市场泡沫、政府泡沫、投资泡沫、工作泡沫。市场泡沫是指是否能实现“十二五规划”旅游经济每年20%的增长速度，这其中是否存在泡沫等。政府泡沫是指政府对土地的充分利用，比如，由于旅游项目的发展，获得的开发土地是之前的10倍或者20倍甚至更多，对于一个县级市而言，因此可能会转变成一个地级市。投资泡沫是指现在我们的旅游项目少则几十亿甚至上百亿上千亿，在一年内，魏小安老师讲，他在一年之内主持或者参加评审或者参与的项目总工加起来，投资金额可以达到5000亿，这里面是否具有泡沫~我还无法判断。海南的烂尾楼足足让其消化了十年，可见投资的泡沫一旦破裂后果不堪设想，魏老师还指出，要竟可能的让投资资金尽早到位，让资金产品化。工作泡沫是指。。。

三、从汉字阐释“休闲”

刘德谦教授从汉字层面并结合中国古典著作和国外相关文件对其“休闲”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休闲新的概念。休闲是闲暇时间的一部分，闲暇不总是旅游，闲暇包括休闲，旅游与休闲交叉时休闲旅游。“闲暇”主要界定的是人们的时间，而“休闲”却使人们度过这段时间所采取的状态。刘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对

于某些定义比如“休闲”，总能从我们伟大的五千年文化中找到其根源。如《庄子·》中就有皇帝“閒居三月”的记载，而皇帝闲居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得“至道至精”；有句谚语“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

四、新休闲、新文化——技术指导下的观念革命

这是社科院财政与经济贸易研究所的进准博士的发言主题。他对新休闲，新文化的阐述，以及新的思想观念让我耳目一新。怎样利用技术下的休闲，传播文化。人们旅游之后带走的不是中国景而是中国文字，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是艺术的载体，所以一种文化的传播应该是从文字的传播开始的。从一开始外国人读像中国字那是日本吸引了他们，以及后来读几近是中国字的繁体字那是台湾对其影响，现在我们要让他们看着中国字，在网上找油条，而不是肯德基和麦当劳，那是我们的文化就是就是世界的文化。文化的传播，意识的传播，理念的传播，是中国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金博士提出了了许多新领域值得我们去研究如:新休闲与核心价值观；新休闲与产业、事业两分法；新休闲与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新休闲与文明激荡、文化赤字；休闲障碍与服务均等化等。

会后感悟：听完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我的视野，似乎是明白了做研究，不能以狭隘的眼观看待问题，要结合时代背景，在大的宏观环境下进行研究。更加坚定了我对旅游与文化的认识：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当我们把旅游资源分为人文旅游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时，可能觉得山山水水没有文化内涵，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总可

以从现实生活亦或是古代文化中给予自然景观以新的文化内涵，产品导向衍生的主题公园，都是以文化资源作为载体进行开发或者总能找到其特殊的地方文化内涵。同时，也引发了我对文化旅游的研究兴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文化虽丰富，但人们的文化意识却逐渐淡化。所以我想就“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以唤醒民族文化意识为出发点”写篇文章，主题是要写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但究竟从哪个角度出发，因为准备不够，是从新技术的融合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还是为了更有利与文化的传播使“文化产品化”，抑或是其他我还没想好，这仅仅是参加会议结束后自己的一点感想。

问题一：王老师您是怎样理解“我们旅游业，期待被研究已经很久了”？

问题二：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在会上说，旅游只有在宏观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才有其意义，我对此很不解，王老师您是否认同他的观点呢？

第五篇：中国港口产业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与对策

中国港口产业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与对策

2003年12月3日至4日，由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和深圳商报社主办，《港口经济》杂志社和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协办的“2003年中国港口经济论坛——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港口产业发展面临的机会和挑战”在中国脑库金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参加本次论坛的有国家有关部门、港口城市领导及深圳市有关领导，港航业主管部门领导，参加“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大会”的经济学家、研究港口和港口经济的专家学者，港口管理、营运、投资企业的代表约200人。

本次论坛的宗旨主要是讨论和研究如何增强港口经济整体推动力，提升港口经济国际竞争力，以参与港口经济全球一体化；进一步认识港口经济与国家战略、区域整合的关系，剖析中国港口产业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与对策，推动中国港口业在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健康发展并发挥越来越强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

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中国经济在全球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现代港口经济已成为支持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际港航业市场逐渐融为一体，中国港口在全球资源流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新的定位和作用是什么，全球制造业中心与国际枢纽港的关系，港口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如何，港口经济如何对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参加国际竞争将应对什么样的挑战等都是与会代表关注的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互相促进的趋势正日益明显。我国正是在加入WTO那一年，同时提出和东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中国为与亚洲地区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珠江三角洲、大珠江三角洲包括香港、澳门跟东盟关系更加密切，这些地区的港口所起的枢纽作用也就非常大。尤其是内地与香港、澳门CEPA之签署，珠江三角洲港口及港口城市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任务，如何使这一地区包括港、澳地区尽快形成开放度更大、各种壁垒更小的自由贸易区架构事关重大。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郭克莎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面对的是一个开放和竞争的世界，既可以利用全球资源和国际市场，又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港口经济在工业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一个国家或地区港口经济的发展和竞争力，越来越影响着其制造业的发展和竞争力。区域工业与临港工业的联动性在增强。工业化进程快的国家或地区，港口经济扩张迅速，而港口经济发展快，也对工业化起促进作用，我国许多港口城市包括沿海地区为什么发展得快，和这个问题有很大关系。吴敬琏指出，21世纪的竞争将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综合物流迅速发展，“交通”与“流通”相联系，无疑使港口城市成为综合物流的中心，世界物流网络的中心。港口、海运、集装箱运输等这些流通枢纽点和流通形式，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需要我们用更多的力量去研究它，以加快港口经济的发展。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事理长兼秘书长李罗力认为，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港口已成为我国许多地区和城市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港口的建设与发展，港口经济的繁荣与活跃日益成为国家和地区关注的热点。贸易的自由化和我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为我国的国际性港口城市和港口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改革与创新问题需要解决。与会专家认为，发展港口经济对国家整体经济和地方经济发

展的意义是重大的。面对经济全球化，在宏观上使港口业取得一个有利的竞争地位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提高我国出口竞争力的需要，增强对外资吸引力的需要，也是加工贸易提高附加值的需要。港口经济说到底也是区域发展问题，以港定市，以港兴市是重点。

在讨论我国港口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问题时，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港口和港口群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理由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无论从出口还是进口而言在未来都有很大的发展。郭克莎认为，我国制造业的扩张无疑给港口经济带来机遇。全方位开放下的制造业扩张，世界制造业基地形成的过程，必将对海运和港口业产生巨大的需求（目前海运占外贸运输的85％），与其他运输方式和基础设施相比，海运和港口业的发展，会获得更大的机遇。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制成品出口的高速增长带动了集装箱吞吐量的高速增长，港口泊位超负荷运作，说明港口业有很大的扩展空间。新的重化工业化进程也将推动港口经济高速扩张，因此，港口业需要提高超前发展系数，同时区域性临港工业的扩张也将促进港口经济的发展。总之，新环境和新需求将促使我国港口经济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隆国强在分析全球化之所以给中国港口经济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时指出，一是东亚地区跨国投资和产业转移方兴未艾，中国从1993年开始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近三年是全球第二，截至今年10月底累计有400多亿，由此带来大量新制造业活动；二是我国大量的外商投资是出口导向型的，因此对国际物流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亚洲特别是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很突出，由改革开放之初全球第32位贸易国家，跃至去年的第5位，今年有可能变成第3位贸易大国。贸易的发展带来我国港口经济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基地还会继续发展，与此同时，大型跨国公司又开始把中国作为国际物流中心，所有这些都必然导致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港口经济必将面临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新时期港口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表现在我国加入WTO后，随着外资可以从事海运服务和港口服务和合资港口码头的中方控股规定被取消，跨国公司的进入对我国港口经济发展的冲击将是明显的，同时外资的进入也会影响或者改变我国港口之间的竞争格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可以利用我们港口之间的竞争，来实施它的投资和经营战略。中国港口面临最重要的挑战就是东亚其他港口的竞争，比如釜山、高雄、神户是我们要成为国际枢纽港的竞争对手。在货流大量增长的时候，正是改变格局的关键时候。而当某一个地方成为国际枢纽大港以后，一旦分工格局固化下来，就很难改变。最大的挑战还在于由于我们体制的障碍。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内陆的几个大港还不能称之为国际枢纽大港。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航运战场，国际竞争非常激烈。此同，我们还存在着内耗，在谁能成为枢纽港和干线港的问题上不能光凭主观愿望，而要科学规划，准确定位，避免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

交通部水运司副司长张国发指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集装箱发展也提出了一些新要求：一是有接纳大型化船舶的优良深水码头，二是高效率的集装箱港内周转，三是完善的公路、铁路、内河、沿海运输系统，四是便利的分拨设施和配送仓库，五是良好的社区环境，六是便捷的通关环境。为了满足上述要求，中国的港口亟需进行体制改革、费收改革，港口功能调整，产权结构调整和加快运输网络系统建设。另外港口的公共安全和环保问题也应备加关注。

中国港口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及其解决思路

中国港口群雄并起，港口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我国的港口经济已经有了长

足的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政策、体制、机制、结构和整体素质等方面仍有待完善和改革调整，如何加快这一进程，使港口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国港口行业的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上海海运学院刘伟教授认为，中国港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规模经济，而港口规模经济不像一般生产企业，它是生产经济规模和经营经济规模的统一。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港口规模经济是必然趋势，因为国际海运生产运输的特点造成了国际航运的船舶大型化、集装箱化，国际港口就呈现了枢纽化、深水化。港口业正从单一服务功能向综合物流服务拓展，港口在全球范围内调动资源配置，发挥枢纽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港口所造成的影响对于国际经济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与港口规模经济相对的主要问题是“小、散、乱、差”，港口各自为政、财力、物力、人力分散，他建议：1.发展集装箱运输，提高规模经济效益。2.建设国际枢纽港，但不是大家都来建设，那样反而不经济。3.加强港间合作和联盟，使之竞争有序，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协调。4.拓展港口物流功能。5.协调港珠一体化发展。6.强化港口社会效益最大化理念。21世纪全球化环境下港口规模经济的主题是环保、安全和人性化。7.与货主、船东和相关企业结成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8.发挥港口经营规模经济优势，“以港建港”。

上海海运学院宗蓓华教授在分析中国港口产业竞争力时指出，中国港口产业的竞争力虽然在运输服务业方面竞争力较强，但总体竞争力还是不够强。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第三、四代港口，我国港口大致处于成熟的第二代。影响我国港口业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产业管理体制与政策问题，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比如偏向主业，忽视其他商业基础，经营观念上的偏差，港口人才缺乏等。要想形成和发展我国港口产业竞争力，其基本思路应当依托港口现有的资源优势，以拓展港口功能为起点，逐步形成与国家、区域、城市产业相适应、功能齐全、结构合理的现代港口产业。具体说来，要有四个“一致性”：即港口产业发展定位与国家／区域／城市产业发展战略的一致性、港口产业发展与城市产业布局、结构和发展时序的一致性、港口产业发展与港口发展总体战略的一致性、港口产业发展与港口功能拓展保持一致性。郭克莎指出，加快港口经济发展，一要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二要有综合性战略思路，比如多种形式利用外资，多种角度发挥民营资本作用，调整和改革港口业投资经营机制，提高港口内部和港口之间的竞争程度，减弱自然垄断尤其是行政垄断的影响；三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重视港口经济的结构调整，优化资源的配置。大连海运学院杨赞教授就中国港口布局规划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几年我国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但却存在资源短缺与资源过剩并存、重复建设等现象，港口间的过度竞争，导致设施利用率不断下降，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很多港口在负债经营。从区域角度看，港口的建设看似优化、合理，但从整个国家的运输体系来说，系统是劣化的，大量占用土地，浪费国家资源，造成国家经济负担，这种区域经济的发展需求与港口经济网络系统优化的矛盾、个体主张与整体优化的矛盾，供给资源的规模利用与需求资源分散的矛盾，最终将导致我国形不成国际枢纽港的后果。他提出：1.强化港口布局规模的宏观调整。2.建设科学的港口布局规模评价体系。3.建立港口建设国家监督机制。4.增加国家投入，但不是乱序投资。5.促进港口间的资本合作、避免港口间的盲目建设。6.港口建设与港口业务经营剥离，7.港口竞争市场监督。

上海海运学院水经所副所长寿建敏就集装箱港口费收价格和竞争策略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无序的价格竞争，靠减少相关费用吸引船舶的挂靠，其后果是严重的。一定要处理好竞争与规制的关系，要从

有利于企业发展作出合理的改革。

如何加快港口改革的步代，增强中国港口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与会专家纷纷献计献策。中银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教授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海运集装箱化所带来的港口业的转型，全球港口业发展趋势为：港口生产的市场化、港口服务的多样化、港口运行的高效化、港口管理的科学化、港口规模的大型化、港口作用的民营化、港口企业的国际化。经济全球化首要挑战的就是港口业，港口的发展将是全国共同发展的一个重点，港口发展需要投资多元化，优化中国港口业投融资体制，选择最佳的投融资方案，则显得非常重要。他提出，从多种融资方式来比较，混合融资即结合股本和债券融资方式是最佳选择，因为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这种融资方式，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资本成本。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中就中国港口业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保障作了剖析。他认为这种制度保障应该是：一是开放性的而不是封闭性的；二是高效性的而不是寻租性的；三是全面性而不是局部性的；四是文明性而不是原始性的；五是自由性而不是障碍性的。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林凌教授认为，中国港口下一轮改革应该是向自由港的方向发展，尤其是枢纽港，在上海港、深圳港、厦门港、大连港这4个港口中，他主张应该在深圳先进行自由港的试点。国务院研究室工业司原司长郭振英认为，在深圳发展自由港区不会影响香港港口的发展，因为香港、深圳和广州的港口，都处于珠江三角洲这个大经济圈里面，应当是大经济圈发展会推动港口的发展，港口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带动大经济圈的发展。

中国港口业的整合及其国际竞争策略

如何加快中国港口业的重组和集约化发展，增强中国港口的核心竞争力，怎样改革和完善有利于中国港口健康发展并能提高投资效益的管理体制，如何制订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战略及其对策，与会专家既借鉴国际经验，又结合从国内港口的调研案例作了精辟的阐述。

交通部四航院原总工程师王志明从定量研究盐田港对深圳地区的经济贡献度，进一步论证“城以港兴，港为城用”的观点，说明港口经济与城市经济、地区经济之间相互依存、互联互动的关系。大珠三角经济腹地腾飞已经或正在形成以香港为国际海运中心，以深圳港为东部干线港，将来南沙港有可能发展成为西部干线港，广州港作为喂给港的珠三角集装箱运输格局，彼此之间形成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组合港关系，这就是集装箱港口的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的矛盾统一。相信香港、深圳和今后的南沙港、珠海港都会在竞争中越做越大，优势互补，共同繁荣，形成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中的组合港口群。来自荷兰国家航运政策研究公司的项目经理顾德孟还介绍了他们研发的盐田港国际经济贡献的评估模式，对盐田港的经济贡献和一些策略影响作了全面的定量分析。国家开发银行评审局翁克勤指出，集装箱港口按集装箱规模、航线、航班、停港船舶的大小，分为喂给港、干线港、支线港，港口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各腹地内集装箱的生成量和运输条件、运输费用。正确认识各个港口的不同经营规模，有利于港口的定位，并在竞争中最终形成大大小小的集装箱港口和专业化、多用途泊位相协调的集装箱港口，逐步实现集装箱港口资源配置的优化，共同承担集装箱运输。所以，在集装箱港口的区域规划中一定要把握好各个港口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任务和前景，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去把握集装箱大港的发展进程，领导和部署集装箱港口的分期建设。

武汉理工大学王少梅教授就如何提高我国集装箱港口国际竞争力提出：1.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港口

及航道的基础设施建设，首先形成规模，进而求取规模效益。2.推动内支线及内贸运输的发展，发展集装箱公共内支线运输，促进专业化的内支线和内贸运输码头的建设。3.鼓励以科技进步实施对旧系统的改造，研究和开发专用的船型系统，提高船舶技术水平，促进集装箱多式联运特别是向铁海联运发展，以优化运输结构，向中西部方向扩大港口腹地范围。4.进一步改善口岸环境，提高通关效率，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集装箱运输市场的监督，培育和规范港口市场。5.利用现有港口资源，在做大做强主业的基础上，开拓有特色的物流增值服务，促进港口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就港口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政府规制及运作创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港口的可持续发展一个是外部条件（政府规制），一个是内部条件，实际上就是理念、机制、运作，说到底是“文化决定竞争力”。国家的《港口法》主要不是管什么，而是要处理好港口和市民之间的关系。我们还要有一个地方的港口条例，但港口条例并不是港口管理条例，管理条例实际上是强化政府的权力。再就是要有与港口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机构。像深圳这样一个国际化港口城市，应该从战略上认识港口，政府机构有些该撤并，有些要增设，比如设立港口委员会（可内设战略局、规划局、统计局、情报局）、设立港口顾问委员会；建议设立深圳市港口大学，或者在深大设立港口学院，港口研修学院、港口协会等。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物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文认为，在全球物流的环境下中国港口资源如何整合，从战略上说，首先应从产业发展或者经济发展的角度来预测需求是多少，怎么把产业的增长变成物流的现实需求。其次，在一个港口群里，并不是每一个港口都需要成为枢纽港。再次，港口战略要考虑外部环境，在考虑港口成本战略时，不仅要考虑需求定位，还要考虑金融、体制等配套的外部条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理事长马洪在书面发言中指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经济全球化推动现代物流产业大发展的环境下，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依照党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实现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我国港口发展的战略应沿着优化港口资源配置，集中发展重点港口，提高枢纽港口国际竞争力的思路展开。国家应从全局利益出发，对港口建设进行宏观调控，避免出现重复建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应将港口发展纳入地方发展战略的轨道，港口城市应当努力优化港口企业的经营环境与投资环境，使港口与城市共同繁荣。还应当积极开展通过港口经济聚集的辐射功能实现对腹地经济发展带动作用的研究，为中国港口经济的发展，为中国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