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新移民研究

第一篇：美国华人新移民研究

美国华人新移民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对美国华人新移民的人口变化、政治侨团、经济以及文化适应的分析，旨在全面剖析美国华人新移民的变化和现况，进而阐述了中国移民对美国所起的重要作用。从华人移居到社区的形成，进而出现了政治侨团，华人新移民在美国经济站稳脚和文化适应，作者阐述着美国华人新移民的变化。

关键字：美国

华人

新移民

唐人街

侨团

经济

文化适应

（一）战后的华人新移民主要分布在北美、西欧和澳洲等地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北美洲。这个地区原来的华人并不多，二战后，由于大量华人新移民的涌入，使该地区的华人人口在战后四十多间猛然地增长起来，其中又以美国华人的数量增长得最快。1940年，美国华人总共有77504人，1950年增至117629人，1960年再增至237292, 1970年剧增到435062人，1980年又跃增到806027人，现在则已达125万人①。战后40年间，华人人口增加了12倍之多，几乎每十年就翻一番。在之前西方各国都有排华法律，二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1943年，出于共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美国总统罗斯福率先废除了排华法律，把严闭了数十年的国门重新向中国移民打开，每年允许105名华人进入美国。以后，移民对象逐渐扩大，名额也逐年增多。1956年，美国颁布新的移民法，使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每年可向美国移民2万多，以后又增加到大陆和台湾各2万名，香港5千名。接着，各国也纷纷效仿促使大量的华人向这些国家进行移民。不仅如此，向美国这种疆域辽阔。人口稀少的国家，还对外来移民采取欢迎的态度。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学历和技能的技术移民，以及那些拥有资本，可在移居国进行投资的商业移民更是欢迎。美国等国家企望通过吸收外来移民来改变劳动力不足，资金缺乏的状况，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美国华人新移民是相对于华人老移民而言的。中国大陆关于华人新移民的定义,比较有 代表性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移居国外的我国公民” ②或“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大陆移居国外 者”。③上述定义对中国大陆而言是符合事实的,因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这段时间,中国大陆的国际移民活动基本上停止了。1978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大批公 派留学生、自费留学生以及其他合法、非法的海外移民。中国台湾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派出大批留学生,许多留学生学成以后滞留在所在国,成为新移民。推此外,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华人移民与之前的华人移民有很大的不同,之前的华人移民主要以劳工为主,而在此之后的华人移民则以留学、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为主,且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这与当代国际移民的流向相一致。因此,庄国土把“华人新移民”界定为“20世纪后期跨国移居的华人(指种族、文化意义上的华人,英文对EthnicChinese)”。④同理,美国的华人新移民是指20世纪50年代开始移居美国的华人移民,分别来自中国的大、台湾、香港、澳门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二）华人新移民促使美国华人社区扩大

唐人街是华人集中居住的社区。就现在分布于美国各地的唐人街而言，旧金山和纽约的唐人街规模最大，而旧金山唐人街的历史比纽约唐人街的历史更早，早期和现在的许多侨团总部都设在旧金山；就华人而言，纽约唐人街总数已超过了旧金山。早期华人来美国，大多在天使岛登陆。

从华人祖籍来看，不同的地区的唐人街分布着不同的祖籍的华人。就像是广东人一般就居住在旧金山唐人街。而随着福州来的新移民的涌入，在曼哈顿唐人街随处能听到亲切的中国福州话的。台湾人却大部分居住于法拉盛华华人社区，温州人则是选择了布鲁克林第八道的华人社区。从华人的职业来看，洛杉矶的华人多是开商店，孟德雷·帕克的的华人打工和开公司的居多，然而在圣加夫列尔的华人则是以获得正式工作的白领阶层居多。

因为唐人聚居在唐人街，不易被美国主流社会同化；又因为唐人街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唐人街成为学术界争议的焦点。有的学者认为唐人街是充满经济活力的华人社区，有的学者认为唐人街是脏、乱和充满暴力的地方。彼得·帕克着重描述了唐人街存在的问题，他指出 唐人街的雇主们能剥削劳动者，因为他们可以不顾最低的劳动标准，而又不必担心征服强制行为。然而就是这样，华人在美国这种社区还是受到一定的剥削，这就是唐人街的一个现状，美国华人的一个现状。

（三）新移民引发华人政治侨团的变化

随着华人新移民的增多，华人社区的扩大，同样也引发华人侨团的变化。美国华人侨团也是多种的，但是在关春如在他的《美国华侨团体的组成》比较详细地作了分类，分为以下几种：华人地区性侨团；华侨宗族性团体；华人职业性团体；华人堂会主体；“堂”是秘密结社的称谓；其他侨团，包括宗教组织和政治组织。华人新移民也是按地域、宗教、职业和政治等组建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政治团体和职业团体的组建。下面就政治团体说一说侨团的变化。

美国华侨最早组织的政治团体是什么呢？——是“洪门致公堂”。它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却并没有采取过实际行动。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来美组建“保皇会”，以保救光绪皇帝。民国以后，改为“中国民主宪政党”。1930年孙中山在旧金山组建“兴中会”进行革命活动，又于1909年先后在美国东、中、西部设立“同盟会”，民国后改组为“国民党”。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华人参政议政，成立了华裔民主党协会等组织。

由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对立以及地域的差异，美国约25万台湾闽裔所成立的侨团自成系统。、（五）新移民的文化适应

早期美国华人习惯于一种复杂结构的社会秩序和家庭制度。但是他们的后代思想并不僵硬，慢慢倾向于接受和模仿美国人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久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问题并引发冲突。文化适应时常被描述成一种单向的过程，认为不同肤色的各种种族群体被迫放弃自身的文化。然而年轻的华人并不是这样的。正如钱宁指出：在海外长期生活的华人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穿衣打扮，但就像改变不了自己的肤色一样，他们难以改变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

中国人过去不喜欢美国人的许多特点，但现在却不同了，进取，易动、努力自治自我满足、对孩子的放纵等美国人观念已为华人接受。因为他们认识到，为了获得成功，必须适应美国人的习惯和价值。这就是新移民必须要做的，文化适应 ① 参见陈依范《美国华人》，工人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310页。② 参见全国政协办公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移居海外情况的调查报告》第51号文件，1996年，第3页 ③ 评论员文章：《重视对新移民的工作》，载《侨务工作研究》，1996年第一期。④ 庄国土：《华人华侨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0页。

第二篇：福州新移民调查报告

福州新移民调查报告

福州新移民在改革开放后开始涌现，改革开放以来,福州出现了新一轮的出国潮。影响这一轮移民潮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背景,居住国的移民政策和地方移民传统。在这次社会调查报告中以闽侯县的上街村和厚美村为主要对象，进行访问。通过介绍和提问问题等手段了解移民的动向

改革开放以来,闽侯县出现了新一轮的出国潮。影响这一轮移民潮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背景,居住国的移民政策和地方移民传统。闽侯县归国华侨联合会会长林先生介绍这几个村移民的一些共性:移民规模增长较快,居住模式上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迁移方式以家庭团聚和合法移居为主。其中以上街村增长最为迅猛,移民规模最大有3567人;厚美村增长趋势减弱,规模一般。移民流向更具多样性,上街的移民以北美、日本、澳洲和东南亚为主要目的地。厚美村则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台湾，澳门。

通过2天的实地深入考察，终于知道闽侯县有个上街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侨联）刚开始也不清楚它的职能，有木有作用，给不给力？对于对它的认识也是通过林先生的介绍：闽侯县是重点侨乡之一，所以侨联的成立跟他是紧密相关的，主要用于服务县内的归国华侨，侨眷，海外侨胞。也包括对贫困华侨的帮助，今年来相继开展了侨联“四大”品牌活动，即：“扶贫、帮困、助学、敬老”活动。根据林先生的说词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第一代侨民和二，三代侨民对中国的认同感在逐渐消失，我推测是由于接受了外国文化思想的侵蚀造成的。从称呼上可以明显的体现出来，比如第三代桥民（在外国土生土长的这类人），称呼自己家乡人为大陆人，中国人，台湾人……丝毫没有任何感情包含在内，遗憾的是由于只有2天的时间使我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够深，不够全面，并且拘于表面现象，以后调查的报告我会放在经济上，文化上，以此为重点研究亲疏大陆的表现和原因后果。在实践过程中也发现了近年来闽侯县归国华侨联合会拓宽海外联谊渠道，在“请进来”的同时，争取多“走出去”，并在传统节日期间加强联络，加深感情。

本次实践的重点主要放在侨民对于家乡的贡献，捐资为主。积极引导侨港胞兴办公益事业，助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厚美村被捐资修建的有厚美中小学，道教场所，张氏祠堂，乡村公路，老人卫6所，张睦公陵墓。上街村有县医院，公路，祠堂，幼儿园，中小学，敬老院。单单07年闽侯县共接受海外三胞捐资农村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46项，共计1591.3万元人民币，其中捐资者多为闽侯县归国华侨联合会的境外主席、名誉主席、副主席、常委及委员，如侨联宋忠官主席捐资100万元用于闽侯三中的教学楼建设，捐资105万元用于南屿镇忠官公园的建设；名誉主席黄永本先生为南通镇洲头村小学教学楼、村中水改工程、水泥路等捐资174万元；林明海副主席为青口镇西台小学、洋下小学、辅翼小学等捐资98万元，林祥华副主席为尚干中学、祥谦岐尾村水泥路、洋里长基村水泥路等捐资计72万元。

第三篇：澳洲新移民文化身份

澳洲新移民文化身份--前言

【大洋洲作协】日期:2009-06-04 17:36:41 阅读:207 来源:大洋洲作协

前言

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研究正在逐渐兴起，而在这片文化研究的热潮中，对民族和文化身份问题的考察又是其中的热门话题。“文化身份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于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着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对于两种有着直接的联系，例如，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探讨具有某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是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也是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理论课题。”1饶芃子也曾多次强调，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应将文化研究与比较研究作为文本的研究方法，当中也就包括要重视探索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化身份，或者说要重视对他们的‘身份’批评和研究”。2由此可见，从“身份批评”角度切入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是可能和可行的。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已经不可能不借助于文化研究，而从文化研究中文化身份的角度来分析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也不失为一种较为新颖且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饶芃子在《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中指出：“从文化身份切入研究海外华文作家的角色及其转换，以及由此带来的作家创作上的特色问题，等等，是极具潜力和张力的。”3这也是本文写作的着眼点所在。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常被译为“文化认同”，对文化身份的界定，历来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认为文化身份是天生固定的，静止不变的；一种是极端相对主义，认为文化身份是无法界定的。爱德华•赛义德反对静止的文化身份观，认为文化身份是历史的建构，“自我身份或者‘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4本文赞成爱德华•赛义德的观点，反对把文化身份看成是单一构成的本质主义观念，因为“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也许，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成是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5同样，极端相对主义观念也是不合理的。文化身份是非常复杂的，因语境的不同，它会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层面：民族或国家的层面、种族层面、性别层面、阶级层面等。当不同民族、种族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时，首先涉及到的便是文化身份的民族或国家层面；而当谈到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谈到男权对女性的歧视以及男女之间关系时，涉及到的便是文化身份的性别层面。正是由于文化身份层面的复杂性，有人认为文化身份是无法界定的，其实，尽管语境的不同，我们所指的文化身份层面不同，但这并不是说文化身份不能确定，只是语境没有确定，只要确定了具体的语境，也就确定了具体的文化身份。如果对文化身份不特别加以限制，一般情况是指民族或国家层面的文化身份。本文中的文化身份就是指民族或国家层面的文化身份。

1848年第一批中国劳工被运抵澳大利亚后，就不断有中国人去澳大利亚定居生存，构成了中国人移居澳洲的第一次浪潮。此后，由于澳大利亚实行的“白澳政策”，中国人成为了主要的限制和攻击对象，20世纪初期澳洲境内的华人移民开始锐减。文革结束后，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禁锢太久的中国人大批地踏出国门，中国境内升腾起了一股“出国热”。随着澳大利亚国内社会环境的逐渐改变和“教育出口”政策的实行，于是，继美、欧、日移民热之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大陆移民蜂拥而入澳大利亚，构成了中国人移居澳洲的第二次浪潮。在19世纪中期，大批移民是迫于生计不得不走出国门，这些人大多是体力劳动者；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批移民者却是自己主动选择出国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留学生。由于社会环境和移民文化知识的差异，澳洲华文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不尽相同。澳洲华文文学于20世纪初开始萌芽，当时悉尼、墨尔本有多份中文报纸并有副刊，但大多是旅澳的中国文人学者之间应酬的诗文联句或游记。在20世纪30至70年代，由于白澳主义在澳洲的盛行，华人难以生存，人口稀少，中文报刊几乎绝迹，诗文联句也失去地盘。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大批东亚华裔难民的涌入，香港、台湾移民的增多以及大陆留学生潮的出现，新的澳洲华文文学才开始应运而生。特别是大陆留学生潮的出现，他们大大更新了澳大利亚华人移民的背景地图，“他们带来了华人世界自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分化的、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且，也是由于他们从‘留学生’演变成为国际移民的曲折经历，在他们中间留下了区别于其他移民——至少是其他来源地的华人移民——的独特记忆。”6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陆留学生潮为澳洲带去了四万多留学生，这四万多的留学生先后在澳洲取得永居身份，他们为澳洲华文文坛增加了一支强劲的生力军。他们中有的在澳洲居留了七、八年，有的五、六年，说是留学，实则打工为主。事实上，这些留学生早就离开了学校，成为了新一代的移民，他们的到来丰富了在这之前的澳洲华文文学，按照目前华文文学界的界定，他们的文学创作被称为新移民文学。所谓新移民，是特指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出于各种目的（如留学、陪读、打工、经商、投资等等），由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人士；于是，新移民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手段而创作的，反映其移居国外期间生活境遇、心态等诸方面状况的文学作品便被称为新移民文学。7这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一般认为，澳华文坛真正成型到现在不过十年时间。在这期间，澳华文学以1989年前后赴澳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所创作的所谓‘留学生’文学（或称‘大陆新移民文学’或‘新华人文学’）为主体。”8由此可见，澳洲新移民文学在澳洲华文文坛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澳洲新移民文学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篇幅短小、便于抒情写意的诗歌、散文尤其受到作家们的青睐，而需要付诸匠心经营的小说创作却只受到一部分作家的重视。在他们的努力耕耘下，出现了不少可读性文本，一些作家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表现方面已经颇见功底，如刘熙让、林达、王世彦、毕熙燕、袁玮等等。虽然澳洲华文文坛小说数量不多，但澳华文学比较沉实且艺术色彩较浓的却是小说，它们在反映生活的深度、艺术表现的力度上，都比一般的散文、杂文来得扎实。因此，蕴含内容更为丰富的小说作品成为了极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对‘身份’（我国文献有时也译为‘认同’）的关切，是海外华人文学存在的主要支柱，因而是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中心议题。”9基于身份问题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就主要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澳洲华文文学中新移民文学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的考察，来研究文化身份的探寻与建构是如何在澳洲新移民作家身上体现的。张奥列是澳洲华文文坛著名作家和评论家，他曾这样说过：“澳华文学的灵魂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华裔移民在异域生存中的文化认同，包括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对西方文化的切身体验，对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审视与理解，对多元文化中人的生存行为的选择，以及移民生存的归宿感。这里面有焦虑、困惑、痛苦，有思念、乡恋、怀旧，也有感悟、挣扎与奋进。正是这种文化认同的内核，使澳华文学多姿多彩，呈现出南半球大陆的包容色彩，展现了澳华文学的艺术风貌。”10由此可见，从文化认同、身份角度研究澳洲文学的重要性。但综观澳洲华文文学，无论是华人整体写作史，还是单个作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力度都很微弱，从身份角度着眼的论著和论文虽有一些但数量极少。可以说，对澳洲华文文学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新近开辟、尚处于起步阶段的领域。相关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两部，一部是深圳大学钱超英教授的《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另一部是钱超英编的《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前一部著作从身份研究的角度入手，对澳洲新华人（即澳洲新移民）文学进行了深刻剖析。论文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代表性的：钱超英的《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论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文化意义》（《暨南学报》2000年4月），旅澳华人作家何与怀的《“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试谈澳华小说的认同关切》（《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4月），旅澳华人作家张奥列的《澳华文学十年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4月），以及旅澳华人作家庄伟杰的《崛起于边缘的跨文化风景——澳洲华文文学如是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4月）和《边缘族群与“第三文化”空间——以多元文化背景中的澳洲华文文学参照》（《 华文文学》2003年5月）等等。其中前四篇论文都涉及到了对澳洲华文文学身份问题的研究。从身份角度入手去研究澳洲华文文学论文著作比较少，因此，本文就选取了这一角度作为研究澳洲新移民文学的突破点。

刘熙让是澳洲新移民作家中的一员，是澳大利亚作协会会员，常用笔名刘澳或刘奥，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原为《北京日报》的新闻记者和专栏主编，1989年赴澳留学后，他开始致力于用长篇小说的方式去反映新移民的生活。在积累了几十万字的日记和生活素材后，1994年二十二万字的《云断澳洲路》终于完成。同年，该小说先在大陆《四海》海外华文文学杂志上发表，第二年就由群众出版社出版。1996年在台湾举办的“华文著述奖”中一举夺魁，荣获小说类头奖。接下去，刘熙让在墨尔本理工大学读书之余，又花了四年的心血创作了长达三十三万字的第二本长篇小说《蹦极澳洲》。《蹦极澳洲》出版的同年，又被台湾的专家学者评定为1999“华文著述奖”佳作。为了能用英语进行创作，刘熙让以一位非英语背景的华文作家，从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职业写作”的研究生班顺利毕业。他是这个研究生班里惟一一位出身在海外的人，惟一的双语作家。接着，他与一位澳洲人合作，将自己的《云断澳洲路》翻译成了英语，而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澳洲黄金梦》就是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同时创作的。2004年出版的《澳洲黄金梦》更是荣获2004台湾“华文著述奖”小说类头奖和“澳大利亚艺术理事会”联邦作家文学创作基金奖。虽然刘熙让迄今为止只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等等创作还未见到，但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获得了肯定，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由于澳洲华文文学整体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其之下的单个作家研究就可想而知。在1999年到2008年的九年时间内，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里，涉及刘熙让的文章仅仅能查找到一篇，即郭媛媛的《蹦极澳洲的中国骑士--刘奥小说论》（《华文文学》，2004年第1期）。国外有关刘熙让作品的研究论文及著述在各种数据库中还没有发现，不过刘熙让已经把自己的三部长篇小说翻译成英语作品出版，在英文版《云断澳洲路》（Oz Tale Sweet and Sour）的封底就有外国人对其作品的肯定评价。可以说，澳洲华文文学的单个作家研究还处于荒漠状态。由于文化身份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对单个作家作品文化身份研究的缺失，本文选取刘熙让及他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这一面小窗去透视整个澳洲新移民文学的文化身份特点。因此，本文着重的不仅是刘熙让把对异乡生活的体验与观察融入到作品中，使读者可以体会到澳洲华人在异乡的成长历程，更看重的是他的创作趋向与澳洲新移民族群的文化身份的探求历程的相似，其作品完整展示了澳洲新移民对文化身份的探求与建构过程。因此，选取刘熙让长篇小说作为研究澳洲新移民文学的切入点是有意义的。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初到异域后新移民面临的身份焦虑写起，这里的身份焦虑主要是指居民身份焦虑，首先描述了居民身份焦虑出现的背景，由于澳洲独特的国内形势，在澳洲的新移民面对的现实比其它地方新移民的更残酷，这就催生了澳洲新移民更严重的居民身份焦虑，其次探讨了居民身份焦虑的两个主要表现，最后考察了居民身份焦虑和文化身份焦虑的关系，前者游于表层，而后者潜藏于深层。身份焦虑状态的出现是因为新移民是可悲的流浪者，随着境遇的改变，这些可悲的流浪者逐步迈入了观光者行列，并开始了文化身份的探寻。本文第二部分蹦极澳洲的身份探寻，首先考察了流浪者和观光者，正是基于这两者的身份切换，新移民的身份探寻之路才悄然开始，接着揭示了新移民精神家园幻灭的原因，精神家园幻灭的同时新移民已经开始认可西方文化，但试图融入西方文化却困难重重，而国内传统文化价值的沦丧又使坚守传统优秀文化变得刻不容缓。新移民文化身份的探寻就是在认可和坚守间找到了新文化身份建构的方式。本文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了文学想象中的身份建构，认为这种建构是立足于澳洲华人移民历史的，并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进行了建构。本文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作者的写作策略。为了能更好地展示新的文化身份观，作者运用了多样的策略。结语部分再一次强调了本文写作的立足点及现实意义。

第四篇：新移民作家[小编推荐]

新移民作家：在彼岸，记录中国

洪治纲（评论家、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新移民作家崛起

新移民文学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所形成的“移民潮”。这股移民潮肇始于1970年代末，风靡于1980年代中后期，其中绝大多数人以留学、求职等为目的，经过多年的打拼，逐渐定居于海外，由此被称为“新移民”。

据有关学者统计，“从1978年到2009年底，中国留学总数达162.7万人，回国人数49.74万人，这意味着有百万以上留学生从留学演变为学留，这股出国潮在中国可谓史无前例，居世界之最，为全球所罕见。” 如果再加上经商、婚嫁等其它方式移居海外的人员，新移民群体无疑十分庞大。而且，这一群体“在社会阶层背景、中国历史经验、文化精神配备、投入移民过程的动机和过程乃至其在西方社会的境遇和表达诸方面”，都和以往的华人移民或华裔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这个巨大的新移民阵营中，有些人在实现了自我生存需求、奠定了事业发展的基础之后，便开始了文学创作，也有少数原本在国内就有创作经验的作家（如严歌苓、张翎、虹影、卢新华、陈河等），继续从事文学写作，由此逐渐形成了这一独具特色的新移民文学。

新移民作家拥有特殊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履历。与聂华苓等老一辈移民作家或华裔作家有所不同，新移民作家主要出生于中国大陆，并在大陆接受了完整的启蒙教育。他们的成长环境、知识教育和文化启蒙，都与同时代的大陆作家基本一致。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大学毕业生，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准，母语基础雄厚，且有一定的写作基础。但是，与中国本土作家相比，新移民作家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履历：一方面，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也谙悉1980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发展和现实面貌，有些甚至在移民之前就已经在国内发表过不少作品；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流散的过程中广泛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包括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他们的精神建构中具有多重文化相融会的“混血”特征。这种特征，既给他们在文化与身份认同上带来某些焦虑，但也给他们审视自身的历史记忆和生存境域提供了新的视角。

与此同时，新移民文学的创作队伍相对整齐，主要是以中青年为主体，目前正处于创作的旺盛期。他们摆脱了以劳工为主要角色的早期移民身份，绝大多数都是拥有专业技能的技术移民，在经历了迁移初期的艰辛创业之后，他们都摆脱了生存之忧，完全出于个人的文学爱好，以纯粹的非功利性专事写作。这种膺服于个人内心审美需求的写作，使他们较好地摆脱了一些非文学因素的干扰，确保了创作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熟悉居住国的语言，凭借特殊的文化环境，广涉西方的优秀作品，深谙西方现代文学的发展状态，从而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多元而宽广的审美视野。因此，就创作主体的精神建构而言，新移民作家们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充满执着的艺术精神，并高度依赖母语写作，是当代世界跨国流散文化的一个重要镜像。

历史记忆与现代生活

新移民文学的审美视野十分宽阔，广涉各种历史记忆和现实生活，其文化的混杂性和观

念的多元性都非常明显。譬如严歌苓的创作，既有对中国历史记忆的反思性表达，如《第九个寡妇》、《天浴》、《陆犯焉识》，又有对世界历史文化的跨界性书写，如《寄居者》、《小姨多鹤》、《扶桑》，还有对移民生活现实所面临的诸种潜在冲突的人性化探讨，如《少女小渔》、《吴川是个黄女孩》、《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太平洋探戈》等。尽管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各不相同，但它们仍未离开“流散文化”的内在属性，即一种与创作主体内心深处“文化之根”紧密相连的精神状态。纵观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实践，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审美经验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海外华人的开拓史和漂泊史。二是中国大陆的历史记忆。三是异域现实生活的内在冲突。

对异域现实生存中各种复杂冲突的书写，几乎是所有移民作家无法回避的命题。新移民作家也不例外。但新移民作家在面对这些生存冲突尤其是文化冲突时，不仅仅满足于其外在生存形态及观念的表达，也不再单纯地再现移民们因文化的错位而导致的迷惘和困顿，而是更多地立足于个体的微观体验和理性认知，积极寻求不同文化的“混血”方式，传达某种更具包容性的价值观念。在新移民作家的笔下，故国的空间距离明显缩小，因异域文化的不适而导致的恋乡情结日益淡化，“千山外，水长流”的思乡之情不再浓烈，“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式的欣喜也不甚突出，因为便捷而频繁的跨国交流，使他们逐渐消除了漂泊无依的游子心态。所以，在他们的笔下，很多人物往往具有跨国界的全球性活动空间，如严歌苓的《人寰》，张翎的《羊》、《邮购新娘》等，都是如此。

他们在流散之中深感族群身份的重要性，亦尤为关切不同文化间平等对话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总是渴望民族强大，国家强盛，以增加自身的文化自信力，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充满了济世情怀。体现在具体的创作中，新移民文学则普遍追求宏大叙事，关注重大的历史命题，并突出创作主体的理想情怀和精神意愿。譬如，在书写华人移民漂泊史方面，新移民作家就不遗余力地表现华人内在的生命韧性，彰显他们勤劳、智慧、善良、坚毅等优秀的精神品质，以及他们对居住国社会伦理的重要影响。

严歌苓：个例剖析

像严歌苓的《扶桑》，就是通过一个叫“扶桑”的中国少女被拐卖到美国之后的种种苦难经历，展示了中华民族坚韧、隐忍而无私的精神特质。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扶桑作为社会底层最卑微的弱势平民，作为一位被奴役者和被伤害者，始终带着善良温和的人性品质和顽强不息的生命意志，直面一切生活的不幸。在经历了无数的欺凌羞辱、生死劫难之后，她依然生机勃勃，光彩照人。尤其是她对白人少年克里斯的情感呵护，始终体现了一种博大的母性情怀，并使人们深切地体会到，“这是世上最可怕的生命，这些能够忍受一切的、沉默的黄面孔将在退让和谦恭中无声息地开始他们的吞没。”

严歌苓就曾说：“侥幸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敏感中夸张了，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纵观新移民文学，他们无论是表现历史记忆，还是展示现实生活，都会带着某种自觉的经验意识，去捕捉一些不同族群之间的生活，展示它们之间复杂的冲突形态，并积极张扬多种文化的融会过程。

严歌苓的《小姨多鹤》让一个日本二战后的遗孤多鹤留在中国的普通家庭之中，展示了

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的宽恕、隐忍和牺牲。在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中，张俭和朱小环夫妇不仅守住了多鹤的真实身份，化解了种种难以言说的政治危机，还从情感上消解了多鹤内心的隐恐与忧虑，使多鹤以特有的血缘关系融入到中国家庭的内部，从而在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种族隔阂的亲情关系。

而她的《寄居者》则以1942年日军占领下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德国与日本针对犹太人而秘密筹划的“终极解决方案”，在法西斯主义的白色恐怖氛围中，书写了一群中国百姓与犹太平民的艰辛生活。小说的主线虽然是阿玫与彼得、杰克布之间的情感纠葛，但它所展示出来的，却是一群寄居者的体恤和关爱。其中的叙述者阿玫虽然在美国长大，然而她总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寄居者，“我是个在哪里都溶化不了的个体。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因此，我在哪里都住不定，到了美国想中国，到了中国也安分不下来。” 而来自奥地利的彼得和美国的杰克布，作为犹太人，同样也成了没有家园的寄居者。这些寄居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共同参与到反法西斯的抗争之中，彰显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越界交融。所以，在这些作品中，新移民作家总是让不同民族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走到一起，从而形成情感、观念甚至伦理上的各种纠结，由此凸现文化的混杂性所引发的丰富奇特的生存景观。

其实，严歌苓的很多小说都带有某种民族精神的寓言化倾向。如《也是亚当，也是夏娃》里，那个中西混血儿菲比之所以夭折，就是因为她只是美国同性恋男子“亚当”和中国女子“伊娃”的科技产物，并非两情相悦、心灵交流和肉体融合之后的爱情结晶。菲比的夭折似乎在告诉我们，真正的东西文化交流，不是通过金钱和现代科技就可以解决的，而必须通过身心的交流和碰撞。遗憾的是，在技术和金钱都很雄厚的西方社会面前，“伊娃”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很难拥有自由的伸展空间，所以她无力施展母性的潜能。

新移民作家大多具有较高的艺术素养，且熟悉居住国语言，这使他们可以从容地广泛涉猎中外优秀作品，并为他们在审美表达上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参照。从总体上看，他们并不刻意追求文本形式的先锋性和实验性，也很少对话语的表达进行刻意的雕琢，而是专注于生存意义的建构和主体思想的传达。

第五篇：美国华人虚假政治庇护申请内幕

本刊记者／史琳玉 2014年2月23日，美国《纽约时报》上刊发的《中国城的政治庇护欺诈：极具规模的谎言行业》一文，以详细数据揭露在美华人政治庇护欺诈的内幕，掀起轩然大波，震动了整个华人社会。在美华人政治庇护欺诈现象由来已久，已形成一个操作规范的利益链条，由在美律师为申请入美的中国客户提供“一条龙”造假服务。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几乎每10年就对此进行一次清查行动。自2012年以来，fbi公开进行了多场声势浩大的搜捕，多名造假律师陆续落网，使此现象背后更多的细枝末节公之于众。这背后问题的积聚、执法人员的搜捕活动和潜伏多日的证据收集并非一朝一夕。华人虚假政治庇护申请的一场“地震” 2012年12月18日，在通过两年对纽约华人律师楼秘密取证后，fbi联手美国公民、移民服务局(us-cis)和纽约警方一起对华人聚集的东百老汇大道、皇后区、曼哈顿等地的数十家律师楼进行突击扫荡。多名执法人员从重点稽查的、在华人政治庇护界赫赫有名的刘枫凌律师楼上抱下装满材料的物证，直到下午5点才离开。当天共有21人被捕。加上次日自首的2人和当时暂未归案的3人，最终，共26人因涉嫌“试图帮助数百名中国公民以虚假的受迫害情节申请政治庇护”被控犯有密谋移民欺诈罪。其中，包括6名律师、4名政府庇护办公室的翻译和1名宗教人士。虽然华人虚假政治庇护申请不是新鲜事，也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fbi也几乎每10年就进行一次清查行动，但此次行动还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突击检查后，大量申请避难的华人蜂拥而至唐人街询问自己案子的情况。在华人界引起极大震荡的公开稽查之后，执法人员开始了更大范围证据的搜集，并陆续对各个涉案律师以及其他人员进行审讯。2013年4月12日，第27名被收网的涉案人员、也是第7名被捕的律师——林家强在南区联邦法院受审。这名毕业于纽约法学院、1993年取得律师执照、在百老汇大道401号执业、打着“政治庇护成功率达80%”广告的华人律师自2006年至2012年年底，涉嫌造假的政治庇护案件达500余件。6个月后，曾在林家强手下工作的白人律师福来迪是被起诉的3名专做华人业务的白人律师之一，被判2年有期徒刑。在林家强手下学会造假业务的全套流程后，福来迪另立门户，自2009年至2012年共递交309份申请，其中800/0的申请人在面试时被移民官看出破绽。2013年12月，被认为是此场虚假政治庇护事件中主犯之一的王文雄律师被判有期徒刑2年。在2010年至2012年间，他的律师楼一共向纽约避难申请署提交了1300份避难申请，他也因此成为被控告的8名律师中提交避难申请数量最多的律师。fbi的此次扫荡行动之所以被认为是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是因为它在捣毁虚假政治庇护欺诈产业链时，连萝卜带泥地对在各个环节上各司其职的人员不论造假程度大小均予以问责。其中，唯一的一名教会人员——法拉盛纯福音教会的林丽英，就因为为不良律师提供辅助从而牟利于2014年2月18日受审。在当天庭审中，检方第一次公布了秘密调查取证时的一项关键证据——王文雄律师与一名欲以“虚假一胎化政策遭迫害”为由申请避难的女客户之间的对话录音。关键证人游天龙也道出了更多内情。随着更多真相被披露，案件的相关调查也将更加深入。目前，案件审理仍在进行中。虚假政治庇护申请“非一日之寒” 审判林丽英时，检方提供的那段被作为关键证据的录音，是联邦执法官员找人在2010年12月假装申请政治庇护在律师楼偷偷录制的律师与客户的对话。录音中，女客户说因为自己要为一场子虚乌有的“一胎化”虚假迫害在移民官面前撒谎而紧张不安，王文雄告诉她“你只需记住几个细节就够了，比如什么时候停经、有人敲门、被政府官员拉到诊所、身体里放人医疗工具的感觉、来美的日期等”。fbi对华人界潜滋暗长的虚假政治庇护问题采取措施而暗中录制这段录音，并非临时起意。在避难申请中，华人案件数量的激增以及申请理由严重的雷同现象早已引起移民官员的注意和怀疑；而2009年的“新达移民事件”更是让移民官员为持续的怀疑找到了一个出口，也成为后续更大范围稽查华人虚假政治庇护的导火索。据《侨报》数据显示，2010财年美国庇护通过率创过去25年最高纪录，近2/3的华人庇护申请案获准，总量达6683件，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而在华人递交的申请中，又以纽约居首，占半数以上。2006年~ 2012年，纽约华人政治庇护案件从1189件激增至7008件，占2012财年纽约联邦避难申请署所收申请总量的63%。因此，在这样大规模的造假运动中，有所纰漏自然在所难免。《纽约时报》称，律师有时只在他人原封不动的避难申请表上将客户的名字和日期改一下就上交。于是，申请文件中充斥着大量的陈词滥调，语言叙述方式、申请理由、迫害情节甚至个人经历都大量雷同。对于经过层层考核和选拔才当任移民局工作人员的移民官来说，识破这些骗局并非难事。终于，移民官员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了欺诈调查部门。正在相关组织对华人虚假政治庇护密切关注的时候，海关工作人员在2009年截获了一个装有毛绒玩具的包裹，发现了隐藏在毛绒玩具中的5本伪造的中国护照，其邮寄地址为新达移民服务公司。随即，警方根据这一线索展开侦查。而后，一场以纽约为驻点的更深、更广的华人虚假政治庇护调查拉开帷幕。虚假政治庇护申请“一条龙服务” 申请虚假政治庇护的华人分为两类：非法偷渡者和合法赴美证件失效后的非法滞留者。无论哪一类，他们之所以会走上虚假政治庇护的独木桥，通常是因为主流的依亲、婚姻、技术和投资移民途径于他们而言都如蜀道般艰难。没有居美亲属、一技之长、雄厚资金，又过了适婚的年龄，在美长久的非法身份令他们举步维艰，只能铤而走险。而“业务熟练”的华人律师则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方便。在律师楼里，客户可以享受一条龙式的服务。从迫害故事的杜撰到证明文件的弄虚作假，从相关宗教知识的教授到移民官面试的准备辅导和证词虚构，甚至面试现场华人翻译员的“协作”，应有尽有。主要的服务环节有以下几种： 第一个环节是针对美国移民法承认的政治庇护类型进行迫害故事的杜撰。律师楼的存档里有各式各样的故事版本，只需如法炮制即可。2014年2月18日，曾在多家律师楼担任助手并已在法庭上对自己的移民欺诈行为认罪的游天龙在法庭上担任证人时供述称，他在为客户编造故事时会量体裁衣。他编的故事共分四类：为接受了至少高中以上教育的年轻人编造“基督教徒受迫害”的故事，为文化程度低的客户编造记忆和理解难度较低的“练习法轮功遭迫害”的故事，为已孕育一个孩子的夫妻编造“二胎被堕”的故事，对来美已超过一年申请期限的人则谎称“因参加民主党害怕回国遭迫害”。第二个环节是针对杜撰的不同申请理由而对客户进行相应的培训。如果杜撰的是“计划生育”理由，则让客户观看堕胎或节育的录像，让其体会录像中人物的真实心情；如果杜撰的是宗教理由，则安排客户去教堂参加活动，由教会里的华人教士为客户传授基督教基本知识、拍摄脸部清晰的受洗照片、开具“基督教徒”证明等；如果杜撰的是“参加被封杀社会团体”理由，则让客户学习与这一团体相关的知识。第三个环节是针对移民官询问的面试前培训，教客户如何应答，以增加可信度和真实性。第四个环节是面试现场的内外勾结。虽然不是每一场面试的翻译官都是安排好的帮手，但在面试现场当客户出现陈述内容与编造故事有出入的情况时，翻译员予以“纠正”圆谎以帮助客户过关的情形确有发生。另外，还有一个不需要客户参与的环节就是虚假证件的获取，律师往往会联系蛇头，获得伪造的国内的出生证明、逮捕证、结扎证明等必须的文件，有时也会用图像处理软件把客户的头像添加到从别处得来的警察打人的照片上。这样的一套服务，通常头款要价1000美元，事成之后再交8000美元。由于利润的可观，且市场需求不断增加，专门从事政治庇护申请工作的律师楼逐步在华人聚集的各个街区遍地开花，彼此间的竞争也渐渐加大。“精通美国移民法”、“专业承接庇护案件”、“熟悉各类迫害”的广告在华文报纸上随处可见。虚假政治庇护申请的法律根源 美国长久以来就有为逃避迫害的外国人提供庇护的传统，对政治**中的几内亚人、战争中的阿富汗人、逃避同性恋歧视的俄罗斯人等都提供庇护。只要他们能证明因为自己的种族、宗教信仰或参加某一特定社会政治组织等已客观上给自己带来迫害以及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主观上为此惧怕、回国后将受到迫害等。那么，原本的一项善举如何演变成为一个谎言遍地、任由钻营的法律空子？一名洛杉矶的华裔律师对《环球时报》驻美国特派记者说，这与美国政府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对中国的冷战心理难脱干系。以政治庇护中通过率最高的“一胎化”迫害理由为例。20世纪80年代，正值国内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初期，同期美国也上演了一场“一胎化政治庇护移民”热潮。“计划生育迫害”被美国国会列入政治庇护的范围，在诸多申请理由中通过率高达90%，大量华人以此为由涌入美国。原先出于移民特殊情况而设的一个小项目逐渐变成避难申请的重要部分。直至90年代末，以“一胎化”为由的申请者中的大量谎言招致美国有关方面的反感，对此的质疑声也在增强。移民官曾查出某申请者声称在中国被强迫堕胎而自己却在美国自愿堕胎两次。于是，1996年的《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责任法》应运而生，规定“一胎化”申请每年限额1000名。然而，限额后申请量并未减少，导致案件大量积压。于是，2005年5月《真实身份法案》通过，“一胎化”申请的限额被解除，之前政治庇护一年总量1万名的限额也被解除。自此之后，申请的数量井喷。直到2010年，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庭驳回了24个已经被移民上诉委员会拒绝后再次上诉的“一胎化”申请案件，一定程度上扑灭了华人“一胎化”政治庇护的火焰。政治庇护申请一般两三个月就可以获得批准，批准后就可立即获得合法的工作许可，一年后即可申请绿卡，在国内的配偶、子女也可一并获得永久居留权。而且，大多申请都是根据在武装冲突或政治**中发生的事情而提出，美国有关当局很难对其陈述和相关证明文件进行核实验证。法律提供“米”，专业律师扮演“巧妇”，一桌虚假政治庇护盛宴自然得以呈现。《侨报》分析称律师在庇护申请通过率提高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庇护通过率最高的2010年，近九成以上的申请案有律师协助，而这一数据在25年前只有50%。2010年的数据显示有无律师参与而产生的通过率之差高达43%。律师楼成了造假厂，律师成了谎言机。正因为律师辅助造假，提升了虚假政治庇护文件的“质量”以及申请者的应对素质。造假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大大增加了识破的难度，积压的案子使得处理政治庇护申请的政府官员和法官喘不过气来。为此，工作人员的数量被增加到三倍，其他业务的收费也不得不提高以填充免费却量大的政治庇护申请带来的财政压力。“我们用纳税人的钱帮助虚假的政治庇护者过关，而获利的却是造假的律师，合格的政治庇护申请却被延误。”纽约避难申请署副主任无奈地说。于是，在这一次的行动中，虚假政治庇护产业链中提供专业支持的律师成为“开刀”的首选对象。这一助推器的摧毁或许可以还原政治庇护本来面目。在欺骗与侦查之间经久不息、此消彼长的拉锯战或许可以结束。（文中涉案人员名字均为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