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访法律规范体系述评范文

第一篇：我国信访法律规范体系述评范文

我国信访法律规范体系述评

刘小妹

 2012-08-08 11:22:56

来源：中国法学网

信访关系经过信访法律的规范和调整便形成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信访法律关系。由此，信访法律规范的内容决定了信访法律关系主客体范围以及信访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职权职责和对应的法律责任，成为构建信访法律关系的关键所在。

新中国确立人民信访制度以来，信访工作的法制化建设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以国务院《信访条例》为基础，以部门规章、地方性立法为主体，以人大、司法、党的机构和其它社会组织的信访规范为补充的信访法制格局，为信访工作的依法开展和信访人权利的依法保障提供了基本的规范依据。

而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信访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理应纳入到法治建设的范畴中。由此，信访与法治的关系以及信访工作本身的法治化问题都有待深入的研究，其中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依法信访中的“法律体系”成为首要的课题。

一、信访法律规范的历史发展

大致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信访法律规范的制定经历了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初期以及《信访条例》颁行三个发展阶段。各个阶段和时期的信访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的，适合当时的情况和特定的历史条件，既具有继承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建国初期

建国初期以1951年6月7日政务院颁发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1957年11月19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为中心，经过了两波信访法律规范制定浪潮，初步形成了信访工作制度化、有序化框架。

1951年6月7日政务院颁发的《决定》是新中国第一部规范信访活动和信访工作的行政法规。《决定》全文共六条，虽然内容简略，却初步建立了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基本框架，确定了信访工作的性质、任务和作用等基本问题，不仅对规范当时的信访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其确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制度，一直到今天都是有效的。

《决定》为信访制度在全国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和示范性作用，是我国信访工作制度化的初步尝试。《决定》颁布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始加强信访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信访工作的指示、办法等规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随即于同年9月制定并颁布了政协系统的信访规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暨省、市协商委员会关于处理人民意见的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以政务院的《决定》为蓝本，结合政协工作的特点，提出了比较详细的信访工作操作办法。

与此同时，从1951年到1954年一些地方性的信访规定也纷纷出台，举如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行政委员会暨直属各部门接见人民来访的办法》、西南行政委员会《关于改进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规定》、中南行政委员会《关于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群众工作的指示》和《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群众工作程序》、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与接见人民工作的指示》等。《决定》与这些配套性立法是新中国的第一批信访法律规范，它们共同构建了建国初期信访工作法制化的基本框架，为信访工作的制度化、有序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7年11月19日国务院颁布的《指示》，是信访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重要的规范性文件。为了应对和处理1956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信访高潮，1957年5月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951年政务院《决定》颁布以来全国信访工作的经验，同时对新出现的各种问题作了研究分析，并集中讨论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草案）》。国务院的《指示》正是在会议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出台的。《指示》对1951年的《决定》作了重要补充，使当时的信访工作有了更为详细和全面的制度支撑。更为重要的是，《指示》明确提出信访工作应以“遵照国家政策、法令，尽可能满足群众的正当性要求”为原则。这一依法信访原则的确立，表明了信访与法治的关系，树立了信访工作法制化与法治化发展方向的理念和目标。

1957年以后，信访部门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一次信访高潮，为了因应全国信访形势发生的新变化，解决来信来访中反映的许多新问题，中央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和保护信访的正常沟通渠道，一方面设计了一系列机制、措施来规范信访制度的运作。1957年国家针对来京上访中出现的问题制定了相关文件，包括：内务部、北京市民政局《关于解决来访群众食、宿、路费的暂行办法》，国务院秘书厅、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关于中央机关、北京市机关接待群众来访中处理无理取闹分子的暂行办法》，铁道部《关于防止来访人骗卖车票的暂行办法》，这些文件的出台初现了国家权力对公民信访权利的规范、限制，以及对违法信访行为的处理和处罚机制。

此后，1958年－1965年之间中央又出台了许多法令政策来规范信访工作，举如《关于人民来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的报告》（1958年）、《关于中央机关来访归口交办问题暂行规定》（1960年）、《关于来访人吃饭问题》（1960年）、《关于来访人自持路费意见》（1960年）、《清理积案通知》（1961年）、《来信档案保管办法》（1961年）、《信访档案分类办法》（1963年）、《人民来信来访档案的立卷工作方法》（1963年）、《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及两个个附件：《关于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情况和改进意见的报告》和《关于中央机关接待和处理人民来访的几项规定》（1963年）、《信访工作条例》（草）（1963年）、《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基本经验》（草案）（1964年）、《四清来信来访通知》（1965年）等。

从1957年以来中央颁发的这一系列法令政策可见，国家对信访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如果说在建国初期，考虑到信访工作有助于加强民众对新政权的合法性认同，国家对信访采取了积极保护甚至鼓励的话，则在5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开始对信访制度进行有目的的规制、约束和驯服。”[1]国家对信访，特别是来京上访，不再是绝对的欢迎并提供全面的物质保障，信访制度作为权力技术的一面初显端倪而公民信访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正是保障信访人权利和依法信访的理念和要求生发的原动力。

（二）改革开放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1982年是信访制度的恢复与重建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至1981年，是建国以来信访工作最高涨的时期。在这个期间，“来信数量之多，是建国以来之最；上访人数之多，是建国以来之最；投入处理上访问题的人数之多，是建国以来之最；解决问题之多，是建国以来之最。”[2]为了应对严峻的信访形势，规范信访工作，国家颁行了重要的法令法规，使领导负责制度、办案责任制、报告制度，信访登记、转办、交办、检查、催办、记录、立档、统计、总结、回报以及保密制度等等一系列信访制度得以恢复发展，并逐步建立健全。

1980年7月17日中办信访局、人大信访局和国办信访局对新时期中央各部门在信访上的分工归口重新作了安排，出台了《关于中央各部门归口分工接待群众来访的暂行办法》；同年8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维护信访秩序的几项规定》，加强对信访秩序的治理；最高人民法院也于同年6月20日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198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发了《关于防止和纠正对人民群众来信来访进行打击报复问题的通知》。

1981年底，信访的高潮已渐趋正常。基于三年信访工作的得失经验，1982年2月22日至27日，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当前信访工作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和《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暂行条例》）两个文件。《暂行条例》共分6章21条《暂行条例》的内容比较详细，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因此，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暂行条例》并不是属于行政法规，但基于当时在信访方面几乎无法可依的现实，中办、国办将该规定转发给各地进行试行，使得《暂行条例》成为具有实际约束力和强制力的“法律”，一些部门和地区还结合自己的情况制定了落实《暂行条例》的实施细则。

《暂行条例》这部并不能被称为法律的“法律”，“是1982年到1995年之间整整十余年内支撑信访运作的最重要的制度框架，它是过渡时期的过渡性法律。[3]《暂行条例》一方面，具备了信访条例的雏形，具有开创性，为后来制定信访条例提供了宝贵的立法经验；另一方面在确立信访责任机制，保障依法信访方面存在重大缺漏。

《暂行条例》第3条和第20条，分别对信访机构和信访工作人员依法处理信访提出了要求：第3条规定“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正确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第20条第（二）项规定信访工作人员必须做到“模范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秉公办理，不徇私受贿，坚决抵制和反对不正之风。”这两条规定虽然表达了对信访机关及信访工作人员依法信访的初步要求，但对违法处理信访问题，非法侵犯信访人权利的行为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律责任，更没有明确追究法律责任的机制和程序。没有法律责任作为最后的约束和惩戒手段，依法信访仅仅是一种理念，是一个号召，难以落实为以保护信访人权利为旨归的社会治理模式。

除此之外，《暂行条例》没有关于信访人依法信访的规定，因此对信访人依法信访的要求以及非法信访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是由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国务院颁布的两个行政性法规来实现的，即1980年颁布的《关于维护信访工作秩序的几项规定》和1982年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从形式上看，这是行政权力对信访人信访权利的直接规制；从内容上看，信访人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是具体而严格的，而且在追究法律责任的程序上，可以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收容遣送和劳动教养。将信访制度与收容遣送及劳动教养制度挂钩，虽然对维护当时的信访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为国家权力侵犯信访人信访权利留下了隐患，这与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的法治建设目标有所背离。

综上，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对信访制度进行恢复与完善的同时，在疏通信访渠道和保护信访人权利的同时，也加大了对信访活动的规范和指引，强调信访人要采用合法合理的方式维权求助，要维护信访秩序和社会的安定团结。[4]

（三）《信访条例》颁行以后

建国以来，中央一直在寻求建立一套系统而权威的信访法律制度。1963年完成但未能付诸实施的《国家机关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条例（草稿）》，以及前述的1982年《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都是这种努力的结果，它们为1995年和2005年《信访条例》的出台与完善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和丰富的经验。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信访工作的法制化也成为当然的要求。1995年10月28日，国务院颁布了《信访条例》，这是建国后第一部严格意义的信访行政法规。《信访条例》对建国以来信访工作的经验得失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同时也根据现实需要进行了一些制度创新，规定了办理信访工作的详细程序，引入了信访终结机制，体现了信访制度在法制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方面的重要进展。该《信访条例》虽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它的颁发本身所体现的“通过信访制度改革参与和推进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和做法，对今后的信访法治化发展以及国家的法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1995年《信访条例》颁行后，我国的宪政与法治建设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宪法的修改。1999年和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对现行宪法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先后入宪。二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2003年6月20日收容遣送制度废止，7月便迎来了新中国第四次信访高潮的最巅峰时刻。如何在应对和治理此次信访高潮的过程中体现和贯彻“保障人权”的宪法理念？如何规范信访制度，如何以信访工作的法制化促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成为信访面对的时代课题。

基于上述背景，2005年1月17日国务院颁布了新的《信访条例》，1995年《信访条例》宣布废止。新《信访条例》按照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确立了既要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又要建立良好信访秩序、确保社会稳定的目标。[5]新《信访条例》还将“及时、就地、依法解决问题与思想疏导教育相结合”的信访工作基本原则修改为“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把“依法”放在了首位，在要求信访人依法信访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信访机关和信访工作人员要依法办事，在处理信访问题时要考虑信访人的困难和社会稳定等现实需要，但同时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和政策办事。因此，新《信访条例》的颁行体现了信访工作法制化、规范化的重大进步。

二、信访法律规范的基本格局

新中国确立人民信访制度以来，信访工作的法制化建设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以国务院《信访条例》为基础，以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为主体，以人大、司法、党的机构的信访规范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信访法制格局，为信访工作的依法开展和信访人权利的依法保障提供了基本的规范依据。

第一，以宪法为统帅。现行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为了保证这种权利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落到实处，宪法第41条一方面规定了公民可以通过行使“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与公民的民主权利相对应，国家机关负有“经常保持同人民的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的责任。根据宪法的上述规定，信访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第二，以《信访条例》为基础。宪法对权利的确认是抽象的，缺乏明确内涵和运行机制，信访权利的法律渊源还必须下溯到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迄今为止全国人大没有制定任何信访法律，对信访制度的规范主要依据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新《信访条例》。2005年《信访条例》虽然主要是规范政府部门的信访活动，但根据第15条的规定，条例对人大、司法、党的机构和其它社会组织的信访活动也具有部分约束力和很大的参考价值，是当代中国信访活动的基本法律规范。

第三，以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为主体。与全国人大信访法律的阙如以及中央信访立法的稀少不同，有关信访的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相当繁多。据粗略统计，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占全部信访法律规范总量的95%以上。[6]实践中，大部分信访工作和信访问题都是依据这些纷杂的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进行处理和解决的。

目前，信访量大的国务院各部委大多制定了比较系统的信访部门规章，如人事部的《人事部门信访工作暂行办法》（1991年），司法部的《司法行政机关信访工作办法（试行）》（1991年），卫生部的《卫生部门信访工作办法》（1993年），国家环保局的《环境信访办法》（1997年），民政部的《民政信访工作办法》（1999年），教育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系统信访工作的几点意见》（1999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劳动和社会保险信访工作暂行规定》（1999年），国土资源部的《国土资源信访规定》（2002年），建设部的《建设部信访工作制度》（2003年），公安部的《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2005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信访投诉工作暂行办法》（1999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信访工作办法》（2002年），中国证卷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中国证卷监督管理委员会信访工作规定》（1999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联合发布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信访处理办法》（2001年）等。

从20世纪80年代初直到今天，地方信访立法呈现出相当活跃和繁荣的景象。从地方信访立法的广泛性看，几乎全国各个省、自治权、直辖市和一些较大的市都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则；从立法数量上看，截至2006年各省、市级人大、政府制定的地方性信访法律规范有357件，占所有信访法律规范的81.3%。[7]地方信访立法往往是以本地区的具体信访实践为基础，所以在内容和侧重点上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第四，以人大、司法、党的机构的信访规范为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信访是党政机关群众路线的普遍经验，是权利救济的重要渠道，因此不仅行政系统有信访制度，人大、司法、党的机构，乃至一些社会组织和国有企业都由各自的信访制度。社会组织和国有企业制定信访工作规则的行为不属于国家立法行为，因此这里不将其纳入信访法制体系考察。

人大系统的信访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调整，相关内容散件于地方组织法、监督法、集会游行示威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务院信访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中。[8]

在司法系统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早就有了自己的信访规定。1980年6月20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信访工作的决定》，1991年5月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8月出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受理民事、行政申诉分工问题的通知》，1993年3月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举报工作的决定》，1994年5月出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奖励举报有功人员暂行办法》。

党内信访工作立法主要是中纪委印发的《中纪委关于认真处理群众信访的通知》（1984年）、《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1993年）《关于认真清理、查办群众信访举报问题的通知》（1994年）。这些信访规范虽然在数量上远不如行政信访立法多，但却是我国信访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信访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建国以来经过六十余年的信访法制化建设，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以宪法为统帅，以国务院《信访条例》为基础，以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为主体，以人大、司法、党的机构的信访规范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信访法制格局，为信访工作的依法开展和信访人权利的依法保障提供了基本的规范依据。最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在理念和机制上形成了信访与法治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依法信访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当然要求，同时，依法信访也是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信访法制化取得的进步和成绩自不待言，但是目前信访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缺漏和不足，需要进一步予以发展和完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缺乏全面、统一调整党政机关信访工作的基本法律。信访是全国各地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和问题，是各党政机关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因此，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央一直在寻求建立一套系统而权威的信访法律制度。1963年完成但未能付诸实施的《国家机关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条例（草稿）》，以及前述的1982年《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都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然而，由于我国是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地区发展尚不平衡，要制定详尽而具有操作性的统一规则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国务院1995年和2005年颁行《信访条例》，率先对行政机关的信访活动进行了专门而系统的立法，对于保障行政信访工作的依法进行具有重大意义，并成为当前信访工作的基础性法律规范。

但是，到目前为止，一方面中央层面的人大、法院、检察院、党的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信访活动都由一些散见的通知、意见、办法、规则等法令、政策、文件调整，尚缺乏统一的信访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地方在没有上位立法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的省市的地方立法对本区域内的党政机关信访或国家机关信访活动进行综合规范。

而事实上，近几年来，造成层层信访主要问题的，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到人大、法院、检察院的不作为或违法行为。特别是涉诉涉法信访在所有的信访事项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且司法机关对涉诉涉法信访问题的处理也纳入了“维护社会稳定”和进行“综合治理”的全盘规划之中，因此，全国人大应当尽快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法》，明确信访法治原则，并全面规范党政机关的信访工作，至少要统一规范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的信访活动。

二是，部门和地方信访立法等配套性立法亟待完善。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因改革而引发的社会转型和社会矛盾突显，同时公民法治和权利意识也逐步增强，各个部门和地方为了应对不断攀升的信访量，不得不在中央确立的大原则、大框架之下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信访法，以缓解和遏制日益严峻的信访状况。对部门和地方的信访立法中央一直抱持包容和鼓励的态度，上访的压力，维护社会的稳定。

与此对应，2005年国务院新《信访条例》的颁行，一方面强调将信访的法制化、规范化、有序化建设纳入到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中，一方面根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强化了对信访人权益的保护。鉴于此，建议从两个方面完善部门和地方信访立法：

首先，对部门和地方信访立法中增设信访人义务或设置行政强制性措施的内容，应根据行政强制法、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合法性审查；

其次，由于绝大部分的部门和地方信访立法都制定在2005年《信访条例》颁行以前，且这些信访立法大多没有根据新条例的精神、原则、要求做相应修改，因此建议尽快对这些部门和地方信访立法进行集中清理和修改，以排除不符合条例精神和原则的规定，推进信访的法制化建设，切实保护信访人的信访权利。

[1] 参见李宏勃：《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信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60页。

[2] 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1949－1995），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

[3] 李宏勃：《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信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4] 李宏勃：《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信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5]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家信访局负责人就《信访条例》的有关问题答记者问”，载《信访条例关联法规精选》，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6] 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官方网站（www.xiexiebang.com）的“中国法律法规信息系统”数据库为统计对象。

[7] 李宏勃：《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信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8] 宋 箐：《人大信访制度的法律、政策依据及评价》，《人大研究》2011年第2期。

第二篇：劳动法律规范体系和适用难点

劳动法律规范体系和适用难点

1.我国的一时性合同最典型的是买卖合同，其特点不包括（）。（3.0分）

A.较少照顾保护义务

B.给付量和时间可以分离

C.一次给付义务的履行障碍

D.给付不可返还

我的答案：D √答对

2.关于《劳动合同法》，下列说法正确的是（）。（3.0分）

A.《劳动合同法》有完整的缔约过失规则

B.《劳动合同法》没有规定的能适用《合同法》

C.《劳动合同法》需要审查后适用

D.《劳动合同法》有完整的缔约规则

我的答案：D ×答错

3.用人单位指挥权的定位是（）。（3.0分）

A.剩余权+用人单位保留

B.决定权+劳动者自主

C.剩余权+劳动者自主

D.决定权+用人单位保留

我的答案：C ×答错

4.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集体合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3.0分）

A.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

B.应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保持一致

C.不得高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

D.可由用人单位自行协商决定

我的答案：A √答对

5.关于我国劳动合同制度的恢复，下列说法错误的是（）。（3.0分）

A.1980年，上海部分国有企业进行劳动合同制改革试点

B.1982年，上海、江西等八省市进行劳动合同制改革试点

C.1980年，我国通过《

中外合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

D.2012年，我国通过《劳动合同法》

我的答案：D √答对

6.劳动合同制度的基本定位是（）。（3.0分）

A.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社会机制与市场机制并行

B.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自治与市场机制

C.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产物、社会机制与市场机制并行

D.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产物、自治与市场机制

我的答案：C ×答错

7.用人单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劳动者请求优先适用合同约定的，（）。（3.0分）

A.人民法院应审查约定的内容

B.人民法院应驳回劳动者请求，并要求劳动者优先适用用人单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

C.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D.人民法院应要求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一致。

我的答案：C √答对

8.我国的《集体合同规定》要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对报送的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的相关事项进行合法性审查。其中，审查的事项不包括（）。（3.0分）

A.集体协商双方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

B.集体协商程序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C.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内容是否与国家规定相抵触

D.集体协商人数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我的答案：D √答对

9.我国集体合同与保护性法律的关系不包括（）。（3.0分）

A.集体合同对保护性法律在功能上的优先性

B.集体合同与保护性法律在功能上的互补性

C.集体合同与保护性法律在功能上的替换性

D.集体合同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我的答案：A ×答错

10.第一个颁布劳动者保护法令的国家是（）。（3.0分）

A.美国

B.英国

C.法国

D.德国

我的答案：D ×答错

1.在我国，民主管理的功能包括（）。（4.0分））

A.私有

B.保护

C.秩序

D.均衡

我的答案：BCD √答对

2.在我国，市场不足主要体现为（）。（4.0分））

A.供求失衡

B.劳动力的非商品性

C.企业的巨型化

D.劳动者服从用人单位组织的生产

我的答案：ABCD √答对

3.在我国，控制用人单位指挥权主要包括（）。（4.0分））

A.劳动合同的条款数量控制

B.劳动合同的条款日期控制

C.劳动合同的条款内容控制

D.劳动合同的条款人数控制

我的答案：AC √答对

4.我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框架包括（）。（4.0分））

A.劳动合同

B.劳动保护法

C.工厂组织法

D.用人单位指挥权

我的答案：ABCD √答对

5.我国集体合同的功能包括（）。（4.0分））

A.按市场机制分配利益的功能

B.保护功能

C.防止底线竞争的功能

D.秩序功能

我的答案：ABCD √答对

6.关于我国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的关系，下列说法正确的是（）。（4.0分））

A.都是市场机制

B.一个是市场机制，另一个是社会机制

C.是同一个层面的机制

D.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机制

我的答案：AD √答对

7.在我国，立法的功能包括（）。（4.0分））

A.保护功能

B.惩罚功能

C.指引功能

D.补充功能

我的答案：ACD √答对

8.劳动保护法的底线功能主要体现为（）。（4.0分））

A.设定时的考虑是让劳动者生存、健康不受损害等

B.不是合理利益的分配机制

C.集体协商中的法外诉求等同于非法诉求

D.不断提高的底线挤压市场弹性

我的答案：ABD √答对

9.我国不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4.0分））

A.劳动合同与立法的关系

B.劳动合同与用人单位规章的关系

C.集体合同与保护性法律的关系

D.用人单位规章与保护性法律的关系

我的答案：ABCD √答对

10.劳动保护法的主要内容包括（）。（4.0分））

A.劳动安全保护

B.最低工资保护

C.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特殊劳动群体保护

D.工时保护

我的答案：ABCD √答对

1.1929年，我国颁布了《工厂法》。（3.0分）

我的答案：

正确 √答对

2.在德国，雇主没有单方通过指示确定劳动条件的权利。（3.0分）

我的答案：错误 √答对

3.劳动法的出发点是市场化用工。（3.0分）

我的答案：

正确 √答对

4.在我国，用人单位规章可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3.0分）

我的答案：错误 √答对

5.我国的《劳动合同法》中有劳动者给用人单位带来损害的一般赔偿规则。（3.0分）

我的答案：

正确 ×答错

6.我国劳动保护法的生效方式是行政执法和保护性强行法。（3.0分）

我的答案：

正确 √答对

7.我国的用人单位在制度规章中可以规定实质性劳动条件。（3.0分）

我的答案：错误 √答对

8.集体合同是指劳动者集体（工会、劳动者代表）与企业或企业联合会通过集体协商签订的确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协议。（3.0分）

我的答案：

正确 √答对

9.我国用人单位规章的合理性审查主要体现为质和量两个方面。（3.0分）

我的答案：

正确 √答对

10.劳动法出现的基本判断是：在承认市场经济、承认生产资料所有和劳动力分离、承认法治前提下解决社会问题。（3.0分）

我的答案：

正确 √答对

第三篇：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研究述评

龙源期刊网 http://.cn

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研究述评

作者：索勇超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09期

[摘要]对政府绩效进行科学评估，有助于准确评价政府，强化政府及行政人员自律，提高政府靖效，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文章认为我国政府靖效评估还处于初始阶段，指出应该在借鉴国外经验和研究国内实际情况下构建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I关键词]政府绩效；靖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第四篇：我国教师人格研究述评

我国教师人格研究述评

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 阴山燕 马娟

一、研究概况

笔者以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关于教师人格的研究文献为分析文本，从研究方法、研究重点、研究内容及观点方面对国内已有教师人格的相关研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回顾，以期为今后教师人格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一）研究方法

在教师人格研究中，我国学者比较侧重于理论层次，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实证研究中，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测量工具主要是美国Ｒ．Ｂ．卡特尔编制的１６ＰＦ问卷的修订本。例如，《福州高校青年教师人格特征的初步研究》（谢作栩，１９９４）①《对中小学教师个性状况的测试与分析》（耿向红，１９９８）②等。只有一篇《民办教师的艾森克人格问卷测查报告》（张军，１９９７）③是采用埃森克人格调查问卷，而吴安春（１９９６，１９９８）④⑤傅伟忠、瞿正方（２０００）⑥的研究则是采用自编教师人格问卷。很少有研究使用了除问卷以外的其它研究方法，在检索到的资料中，仅有陆异、张逸民（１９９７）⑦的《中学教师个性心理特质现状分析》，采用了测量法、观察法和调查法。杨敏等（２００１）⑧对优秀幼儿教师的人格特征研究，结合使用了访谈法。陈益、李伟（２０００）⑨对小学教师人格特征和学生学业成绩的相关研究，运用了问卷法和教育生态学以及文献法。从总体上看，问卷调查使用频繁，质化研究相对较少。

（二）研究重点

当前教师人格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小学教师，而对幼儿教师和高校教师以及农村教师的研究较少。例如，耿向红是对北京市景山区１１５名小学教师的调查，傅伟忠、瞿正方是对上海浦东地区８３名教师的调查，徐速、陈素平（２０００）⑩是对温州市９２名小学青年教师的研究，李伟（２００１）⑾是对南京市小学教师的人格研究。只有谢作栩的《福州高校青年教师人格特征的初步研究》和周咏梅（１９９８）⑿的《高校女教师人格塑造初探》，是关于高校教师人格研究的。关于幼儿教师人格特征研究也只有：邢少颖、贾宏燕（２００２）⒀的《关于优秀幼儿教师人格特征的研究》、左吉玉（１９９８）⒁的《青岛市幼儿教师人格特征初探》，杨敏等的《优秀幼儿教师人格特征研究》三篇，而专门的农村教师人格研究有张军所写的《民办教师的艾森克人格问卷测查报告》。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我国学者关于教师人格的研究，主要关注六个方面的问题：教师人格的特点、教师人格的影响因素、教师人格问题、教师人格对学生发展的影响、优秀教师的人格特征以及教师人格的培养。

（一）教师人格的特点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教师人格具有职业特殊性，且优于一般人员。左吉玉调查

了青岛市８２名幼儿教师，并与华东师大心理系１９８９年修订的全国常模相比较，发现幼儿教师确实存在异于一般女性的人格特征。他们比一般女性较为热情、乐群外向；轻松兴奋、活泼健谈；冒险敢为；较女性化。吴素梅（２００２）⒂对桂林、横县等地５５８名小学教师人格调查并与专业技术人员常模１６ＰＦ比较发现，小学教师人格品质较优，多数人格因素品质优于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并具有教师职业角色的特点。谢作栩的研究也发现，高校青年教师人格品质高于一般水平。

教师的人格特点主要是由教师特殊的职业素质要求和职业活动决定的。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对师范教育及师范生培养模式定型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观念对教师职业角色具有较高的期望，认为教师应该具有为人师表、充满热情等优秀人格品质，正是这种传统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教师人格特征的形成。

（二）教师人格的影响因素

１．年龄因素的影响

耿向红的调查发现：年龄越大的教师情绪越稳定，能理智面对现实、做事尽职、当机立断、自律严谨。吴安春的调查也显示：教师的自信型人格特质和思考型人格特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教师的自我型人格特质也有随年龄增长而加强的趋势。李伟的调查认为，中年教师和老年教师的人格特征差异不大，青年教师和中、老年教师差异较大。这也与吴安春对“中小学教师人格发展在成年期基本趋于稳定”的结论一致。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年龄是影响我国教师人格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青年教师与中老年教师在人格特征因素上存在较大差异，而中年以后教师人格则基本趋于稳定。

２．教龄因素的影响

谢作栩的研究表明，青年教师不同教龄组间的人格因素差异的项目较多，差异的程度也较大。其中，４～６年教龄组青年教师的敢为性和幻想性相对较弱，忧虑性较高。青年教师随着教龄的增长，逐步从敏感、感情用事偏向理智、重实际；从自由、激进偏向保守；从自立自强偏向随群附众。吴安春对小学教师的调查认为：不同教龄的教师，在自信型纬度和思考型纬度上差异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教龄较短的青年教师，经验积累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问题常常使他们感到缺乏自信心。吴安春对中学教师的人格研究表明，教龄是影响中学教师自信型、活泼型、自我型人格特质的重要因素。随着从教年限的增加，中学教师的自信型、活泼型人格特质表现出“强－－弱－－强”的曲线型发展趋势。

从以上研究看出，教龄也是影响教师人格特征的重要因素。教龄较短的教师比较激进、自由，随着教龄的增加，变得逐渐理智、重实际。所以在教师人格培养时，要注意教龄这一因素的差异，对不同教龄教师的人格培养的侧重点不同。３．性别因素的影响

对于性别对教师人格的影响，众多研究说法不一。陆异、张逸民对中学教师个性心理特质的分析表明，教师的个性特征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李伟（２００１）、张军（１９９７）、耿向红（１９９８）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在情绪方面，张军的调查认为，女性民办教师中情绪不稳定的人数相对较高，谢作栩、耿向红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谢作栩对高校青年教师的调查还显示，高校青年男教师比女教师在有恒心、重实际、精明能干、有成就希望的人数较多。而耿向红对小学教师的调查结果则相反：女教师比男教师有恒负责，男教师比女教师权宜敷衍；女教师比男教师精明能干、世故；女教师比男教师自立自强，当机

立断，男教师比女教师依赖、随群。这说明性别因素对高校教师和小学教师人格的影响不同。另外，耿向红的研究显示，在思维方面小学男教师比女教师思维敏捷，特别是抽象思维能力强。但是吴安春对中小学教师人格的研究却与上述研究结果相反：性别因素对教师的人格特质不存在显著影响。

４．职称与学历因素的影响

国内学者对学历因素对教师人格的影响也存在异议。谢作栩的研究认为，高校青年教师不同学历组间的大多数人格因素无明显差异。吴安春的研究也表明，学历因素对中小学教师的人格特质没有显著影响。而李伟的调查却认为，不同学历的小学教师的人格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具有大专、本科学历的小学教师更富创造力，也更果敢，同时幻想性得分也高；而具有高中、中师学历的小学教师的有恒性显著高于具有大专、本科学历的小学教师；此外，具有本科学历的小学教师的敏感性得分最高。

职称因素对小学教师的自信型人格特质和思考型特质影响显著（Ｐ均小于０．００５），而且也是影响中学教师安静型人格特质的重要因素（吴安春，１９９６）。社会地位高的教师更多地表现出内向、古板、喜欢安静与独处，精力不济，兴趣贫乏等特点。这可能是因为高职称的教师一般都是中年教师，他们的人格特征与中年人的心理特点有关。这也提示我们，关心、解决好教师的职称问题是对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培养教师优秀人格品质具有重要作用。

（三）教师人格存在的问题

１．人格缺陷

李伟的调查表明，少数教师在一些个性因素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心理健康水平不高。其中情绪激动、急躁不安者占２３．５％，孤独、冷漠者占１７．４％，敷衍、缺乏责任感者占１４．８％，思维迟钝、理解能力弱者占１０．４％。陆异、张逸民在心理健康指数的诊断中发现，心理健康指数过低的人数占总数的４．５％。谢作栩的研究显示，高校青年教师的环境适应能力低于一般水平。这些实证调查也提示我们，应该加强对教师人格问题的预防与矫正，重视教师人格问题研究。

２．创造力水平不高

创新已成为一个国家的灵魂，创新人才必须由具有创新才能的教师来培养，教师创造性高低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至关重要。但是我国目前教师的创造能力却令人担忧，耿向红的研究表明，教师在创造力个性因素方面普遍不高，均处于中等水平。李伟的研究认为，有２７．４％的教师的创造力得分较低。而吴素梅也认为，小学教师知识面窄、抽象思考力弱，独立性差，创造性水平较低。因此，教师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已成为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四）教师人格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与早期研究得到相同的结论，即教师人格

⒃对学生发展有很大影响。例如陈益、李伟的研究表明。小学教师的某些人格特

征与学生成绩有着较高相关，而且它们之间的相关要高于小学教师的年龄、学历与学生学业成绩的相关。他还指出，兴奋性与学生的语文成绩呈显著相关，聪慧性、稳定性、实验性与学生数学成绩的相关达到显著水平。满其民⒄在《略论教师人格影响的教育价值》中谈到教师人格的教育价值包括：评价－激励价值，身价－陶冶价值，机智－启迪价值，威信－感染价值，态度－期望价值。

（五）优秀教师的人格研究

邢少颖、贾宏燕对山西省某市１４所幼儿园教师的研究表明，优秀幼儿教师

与普通幼儿教师的聪慧性和有恒性在Ｐ＜０．１水平上差异非常显著：独立性在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同时她们在专业成就能力、创造能力和在新环境中成长的能力均高于普通幼儿教师。杨敏等的调查也显示，优秀幼儿教师在有恒性、恃强性、稳定性、世故性、自律性上得分均高于一般幼儿教师。雷晓宁等（１９９９）⒅对三明地区中学优秀教师人格特征的调查认为，优秀教师和一般教师在有恒性、聪慧性、幻想性和紧张性四个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优秀教师有更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对学生更关心、负责；善于保持稳定的情绪；学习能力更强，富有才识；对人、对事总是心平气和，充满信心等。这些研究与韩进之（１９８９）⒆在总结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优秀教师应具备的优良个性品质相一致。

（六）教师人格培养

近年来，我国关于教师人格培养的理论探讨很多。例如，周咏梅（１９９８）

⒇关于《高校女教师人格塑造初探》、周丽华《论教师人格及其养成－－人文教

育和情感教育在教师人格养成中的作用》等一系列文章。尤其是青年教师刚刚踏入工作岗位，很多方面还不适应，容易出现人格问题，更应该加强青年教师的人格培养。正如徐速、陈素平（２０００）在《小学青年教师人格特征初探》中指出的“小学青年教师还处于人格可塑性很强的时期，因此在青年教师的培训工作中，要引导青年教师在充分了解自己人格特征上进行自我教育，发展适合教师职业的良好的人格特征。”

虽然我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关于教师人格培养的研究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局面，但从总体上看还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的研究局限在现状调查、理论探讨的层次。实践操作层面上的研究较少，专门针对教师人格问题而展开人格培养的实验干预研究并不多见。

注释：

①谢作栩：《福州高校青年教师人格特征的初步研究》，《心理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５期。

②耿向红：《对中小学教师个性状况的测试与分析》，《中小学教师培训（小学版）》，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③张军：《民办教师的艾森克人格问卷测查报告》，《青海师专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④吴安春：《教师人格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徐州师院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⑤吴安春、曹树：《中学教师的人格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南京师大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⑥傅伟忠、瞿正方：《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及其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⑦陆异、张逸民：《中学教师个性心理特征现状分析》，《教育科学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⑧杨敏等：《优秀幼儿教师人格特征研究》，《宁波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⑨陈益、李伟：《小学教师人格特征和学生学业成绩的相关研究》，《南京师大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⑩徐速、陈素平：《小学青年教师人格特征初探》，《温州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⑾李伟：《南京市七所小学教师人格特征的测试与分析》，《南京晓庄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⑿周咏梅：《高校女教师人格塑造初探》，《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⒀邢少颖、贾宏燕：《关于优秀幼儿教师人格特征的研究》，《学前教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⒁左吉玉：《青岛市幼儿教师人格特征初探》，《心理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５期。

⒂吴素梅：《小学教师人格特征现状研究》，《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⒃陈益、李伟：《小学教师人格特征和学生学业成绩的相关研究》，《南京师大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⒄满其民：《略论教师人格影响的教育价值》，《济宁师专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⒅雷晓宁等：《三明地区中学优秀教师人格特征的调查研究》，《三明师专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⒆韩进之：《教育心理学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６５～５７０页。

⒇周丽华：《论教师人格及其养成》，《高等师范教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上海教育科研2004年第4期

第五篇：我国大众文化最新述评

2002年第3期〈总第152期）学 术论

2002

((：！!腿“咖肌

我国大众文化研究最新动态述评

何兰萍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I摘要]大众文化研究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热的重要内容。关于大众文化的界定，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如何看待文化商业化的正负作用等等问题，至今众说纷纭。在沿用各种国外理论解释中国现实之后，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开始探寻自己的研究方法。

I关键词〗大众文化；动态；视觉文化

I中图分类号]&12I文献标识码]人I文章编号〗10044434(2002)03^0121^04

20世纪90年代中国掀起文化研究热，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和讨论构成了文化研究的热中之热。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大众文化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而且大众文化是市场化的文化建设的必然抉择

大众文化的灵魂。大众文化借文化的狂欢为人性的暂时舒展提供了可能」。

从文化狂欢的角度来考察大众文化的确不失为一个好视角。大众文化的狂欢性是不容置疑的，消费社会和后现代社会里的文化处处将人们带到类似狂欢节的气氛中。不过，巴》文看上去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文章的立足点在于强调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同质性。问题在于，什么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关系究竟如何？目前学者们一般倾向于认为，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的。虽然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有很多共同处，但它们根本不是同质的东西。另外，应该强调的是，从大众文化的现代性来区分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并不就是精英主义的立场。只有因大众文化的通俗性而蔑视它的人才是精英 主义的。

」。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和

中国加入110，关于中国大众文化的讨论也进入了新的视域。笔者选取近两年来的几种学术观点来总结一下有关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最新动态。

狂欢说

孙长军在&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新时期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巴赫金的思想理论体系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文认为，当今的学者过多地夸大了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这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的门户之见。巴》文强调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同质同源性，认为它们的区别不是特征上的，只是传播方式上的。民间文化是前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后民间文化，因为民间文化的娱乐性、颠覆性、通俗性、全民性、狂欢性等特征在今天以新的形态延伸于大众文化中，而大众文化则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和现代传播使民间文化的民间”属性得以无限地复制和播撒。在论证了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同质同源后，该文便将巴赫金关于民间文化的狂欢化理论移植过来解释中国的大众文化。巴赫金认为，狂欢化是民间文化的灵魂和核心，而在巴》的作者看来，狂欢化也是

生产消费结合说

李德顺在民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中，从哲学的立场，从文化主体和功能的角度来对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定位，把大众文化视作大:众的文化“。因为文化是社会的财产，从来不属于一定的大众，大

I收稿日期]2002^03-22

I作者简介]何兰萍^ 1973—〉，女，安徽铜陵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发展。

& 1994-2012 0111113 ^03(1611110 1011111 &!21601101110 ？ 111)115111118 众的文化”应是面向群众、依靠群众、服务于群众的文化，由此他提出了文化的生产消费结合说“。该文认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应该合理地理解为一个文化体系内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被叫作精英文化的，其实是指文化的生产即创新形式和特征;被叫作大众文化的，其实是指文化的消费即自我享用的形式和特征。因此，所谓大:众的文化”，应该是指面向大众生产，以供大众消费的文化，即以大众需求为生产的主要引导和动力，并接受大众选择检验的文化。李德顺强调，我们的文化生产和创造要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宗旨，就必须体现在以人民为主体的生产与消费有机结合、良性互动中，而不能使它们彼此脱节。由于群众的文化消费具有一定的自发性、既成习惯性和从众化心理等特征，所以造成良性循环的起点，一般应该放在有组织的生产方面13

」。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作为文化消费方面的大众文化岂不是处在这个所谓良性循环的被动一方吗？这和通常所说的精英和大众的区分有什么区别呢?在一个文化体系内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来理解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把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应该是正确的和富有意义的。不过，把文化的生产理解成精英文化，把文化的消费理解成大众文化，到头来，还是没有办法解释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问题。这样的做法表面上看是生产消费结合观，实际上是把生产和消费割裂开来，并且把文化的生产全盘交给精英人士。

另外，该文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坚持群众立场，有一定代表性，但笔者认为，大众文化”、大众的文化“、为了大众的文化”，概念各不相同。

视觉文化说

周宪在舰觉文化与消费社会》中指出，中国当代城市生活呈现出明显的消费社会特征，强调视觉快感，专注于感性愉快和形象刺激，这就使得视觉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流。周宪虽然在文中没有使用大众文化“这个词，但他所说的当代中国文化的主流实际上就是眼下的大众文化。

关于视觉文化和消费社会的关联，周宪是从美学的视角考察的，他借用了德波和詹姆逊等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说法。比如詹姆逊的观点是，在消费社会中，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在消失，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对立在消失，日常生活走向审美化，在这个过程中，现实的不断形象化或影像化不可避 免14

」。

八！^！^ 1：6361^601！^：//^^^^^丄

122

从视觉文化来理解大众文化，很容易看到，20 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流行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视觉文化迅速占领市场的过程。都市文化进入图像泛滥、影像爆炸、视觉狂欢的时代。我们正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被视觉符号所统治的时代里，我们越来越依靠直观来获取信息，阅读逐渐成为多数人的负累，咬文嚼字成了学者的专利。视觉文化不仅鲜明地体现在艺术中，而且广泛地呈现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图像崇拜和狂欢成为新一代的文化范式，我们正在走进读图时代”，进行一场懷像对语言的战争“。20世纪最大的危机说到底正是语言的危机。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变革的根源与其说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不如说是人们19世纪中叶开始经历的那种地理和社会流动以及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美学。^5

」

笔者认为，从视觉文化和审美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大众文化，非常具有启发意义，虽然难免片面。因为，大众文化不是一开始就有明显的审美特征，人们从市场上选购某种文化，通常开始是比较盲目的跟风状态，很大程度上是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但是，大众其实不是一成不变和统一的整体，他们也在分化，从而有了各种不同的文化需求，并且逐渐地从最初的跟风转向追求个性消费和审美需求，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审美不再象以往一样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层面，而是为大众所追求和享有。

两种时间说

孟繁华在当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一文中指出，当下中国的文化存在着两种真实的时间和两种虚假的时间。真实的方面是，中心城市的时尚青年或激进的艺术家生活在新潮“或前卫”的文化时间里，这些人的文化时间表，已经完成了同] 国际接轨“；同时，在'老少边穷”地区缓慢地流淌着另外一种真实的文化时间，他们所接受和欣赏的文化，仍有极强的地域和民族特征。然后，孟繁华批判了中国的大众文化制造出的两种虚假的文化时间。与周宪从审美来考察大众文化不同，孟繁华指出，大众文化不是一个审美的领域，它是一个满足欲望的领域。大众文化一旦走向市场，它主要遵循的是市场的规则。作为产品，它直接和消费相关。在这个规则的制约下，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制造了两种虚假的文化时间。一种是过去的文化时间，它

以怀旧文化作为表征。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第115111118 1501186.八11！^^ ^^^^(！.11^：11^^^^1 [！I&

一部室内电视剧《曷望》开始，一直到红色经典的世俗化旋风，怀旧文化始终是大众文化市场的主打内容之一。另一种是当下以白领趣味作为表征的文化时间。白领期望的一切，在白领那里也并不是完全可以指望的，但它显示了一种身份、一种时尚，一种与底层拉开了距离的虚假界限。白领趣味的流行似乎显示当今的中国几乎都生活在楼堂馆所，西方中产阶级的消费和派头已随处可见16

」。

孟繁华在众神狂欢》一书中，曾提出过民间的怀旧风“。对于消费文化来说，怀旧风成了有利可图的市场资源，被各种身份的人利用和消费。大众文化借用怀旧的情绪，以世俗化的方式溶解了经典艺术，使其纳入市场的范畴。总之，所谓的怀旧风其实指向当下的消费市场

」。而孟繁华在当当》

文中所说的当下的文化时间和过去的文化时间都可以在文化的消费中得到解释。过去的文化时间消费怀旧，当下的文化时间消费白领趣味。归根结底，大众文化无论哪种形态都是以市场为目标，无论怀旧，还是白领趣味，都可以成为流行和时尚的东西，关键是能卖得出去，有市场。所以，在特定的意义上把大众文化叫市场文化也未尝不可。事实上孟繁华对大众文化的界定就是市场文化。

将大众文化和消费及市场联系起来，不仅是回避不了的事实，也是理解大众文化的必要切入点。这里提到的周宪和孟繁华对大众文化的解说，都从消费着眼，但前者的切入点是视觉文化和审美，后者的切入点是市场文化。与从审美的视角来考察大众文化时可能的片面性一样，从市场角度将大众文化理解为市场文化也难免是片面的。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将大众文化界定为市场文化，只言明了大众文化的一种属性。在市场经济时代，不只是大众文化离不开市场，其他文化形态中的产品也具有市场属性。如此界定大众文化也不够确切。力8

」

女性主义视角

扈海鹂在大:众文化和女性发展一兼论关于女性主义的思考》中提出，当代中国对大众文化进行审视、批判主要有两个角度，即文化的人文尺度和女性主义尺度。文化的人文尺度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内涵，强调文化代表了特定社会所规定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代表了人的意义世界。女性主义尺度则是从社会性别理论来分析大众文化。

该文认为，女性主义理论虽然也有很多局限性，但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十分重要。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费过程中，性别是

0 1994-2012 0111113八^601化！0蘭&!2160^01110

隐藏在背后的重要秘密，女性主义理论从本质上说是对整个现代化以来的人文传统的一种再思考、再审视。它质问现今的商业秩序、社会心理上的文化安排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一如女人的身体、形象如何大量地成为推销商品的手段，为什么在大量的现代传媒中关于女人的性别话语总是处在被看的、从属的、以男性世界为中心的地位。在中国，过去把妇女解放看作从属于被压迫阶级解放的一部分，现在从女性尺度来看大众文化是从文化角度提出问题，并且是以现代化、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大众文化成为当代世界城市化、城市生活方式中的一种共同的标识为背景的。仅仅从现代性”、'商品经济“的历史进步性来看待大众文化对女性发展的正向功能是不够的。所以女性主义尺度在中国也直接成为对现代性、对现代商业化过程修正、批判的尺度。因而对女性发展的文化要求实际上直接成为使观代性”本身得到完善的要求19

」。

将女性主义引入大众文化研究，应该说对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意义深远。它不仅开阔了对大众文化研究的视野，而且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视角加强对现代性的了解。借用夏建军的一段评述来说，女性主义研究对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大的贡献。一方面，传统上的大众文化研究是从一个相当的距离来 研究'其他人们“1或其他阶级和阶层）的文化，而女 性主义的视角是对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这种研究还扬弃了 一般意义上的对文化的意识形态看法。一般的大众文化研究将文化的意识形态理解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女性主义研究认为，大众文化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它本质上代表的是男性利益，隐瞒、歪曲现实社会的社会性别关系

」。

总结 总、结

根据雷蒙，威廉斯等人的概括，在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的问题:大众文化从何而来，谁决定大众文化？如何看待商业化和产业化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大众文化扮演何种意识形态角色?11

^总体上看，所有大众文化研究都要不可回避地回答这些问题：大众文化的界定，文化和商业、文化和传媒的关系，以及大众文化的政治 功倉^在西方，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说，直到20 世纪70年代，负面的意见占了绝对优势。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其实也是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的，不过

在中国的国情下，考察的视角和提问方式是不同 的。首先是对大众文化的界定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除了将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市场文化放在一

115111118 1501186.八11！^！^ 1：6361^601！^^/^^^”

起讨论外，还有人将它与民主革命时期我党的文化方针大众的文化“相提并论。其次是大众文化和商业化的关系。虽然也有很多关于文化商业化的评述，但多半是抨击大众文化的，比如庸俗性和平面性，追求感官刺激，没有品位，拉低了人们的艺术鉴赏力等。在这些评价之外，较少有人深入到大众文化商业化的生产过程中去，缺乏的是对有关文化生产机制的研究，没有能够揭示出大众文化的生产流程动力学。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在中国，更多的是和批判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失落联系在一起，并和文化的商业化放在一起讨论。很多人感叹大众文化借助大众传媒控制了人们的思维，使艺术鉴赏力和趣味低下，但大众文化真的控制了大众的思维方式和评判力吗？这个问题看来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

综观近年来我国关于大众文化的讨论，有几个现象比较突出：其一，大众文化研究近年来迅速起步，吸引了很多学者，研究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然而，这些成果呈现为零星的或分门别类的研究，如分别考察电影、电视、流行音乐、时装、广告、畅销书、青春偶像、网上文学等大众文化种类，而忽略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大众文化理论建构。这样做的必然缺陷是关注具体大众文化现象而忽略其共同属性。因此，大众文化研究目前缺乏的是综合了社会学、心理学、文学、艺术批评等跨学科的系统理论。

其二，大众文化以其娱乐性、流行性和大众参与性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成为我国大众普遍接受的文化形式。在现实面前，理论家们争论的焦点已经不是单纯地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商业性。对大众文化的全面拒绝不仅被认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做法，而且是一种对大众文化缺乏真正了解的态度，难免流露出知识分子立场的精英主义色彩。理论家们已经认识到，下一步的工作是引导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有学者指出，大众文化的主要功能是消闲和娱乐，但也不能远离道德，放弃教化'的责任。应该给大众文化注入人文精神，使其承担起提升大众审美情趣和道德理性的‘教化'义 务。”112」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话语中的大众文化首先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门打开而出现的新文化景观。在匆忙应对潮水般涌来的大众文化现象时，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被迫援用了译介过来的西方理论，在我国，最初出现的大众文化批判以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多借助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有关雅一俗、精英一大众之争 124

基本上围绕人文精神失落展开。而后，大众文化研究进入全方位领域，西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各种学说被引入进来，比如，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以及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所有的新词汇都陆续地被我们拿来解释中国的现实。然而，回过头来看，这些进口来的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特定语境中的文化实践存在着难以消除的隔膜，因而对中国大众文化文本的误读也是难免的。经过十年的讨论和考察，很多人不再盲目地照搬西方的文化理论，而是努力探寻在中国特定环境下的大众文化涉及的诸多问题以及切合实际的解释，比如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大众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等。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开始探寻自己的研究方法。

1参考文献]

11」刘泓.世纪末的裂变与反叛一九十年代中国

大众文化的挑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1999，： 62~ 67^ 1 2」孙长军.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新时期中国大

众文化研究【】〗―江汉论坛，2001，^ 10^ ： 90~

92^ 1 3」李德顺.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理论探

讨，2001，（^)：^^“ 93^ 14」周宪.视觉文化与消费社

会”]^福建论坛^人文

社会科学版），2001，^2^ ： 29~ 35^ 15」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IV！].北京：

三联书店，1989.155.16」孟繁华.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刀.电

影艺术，之^^^，^)： 4-1.17」孟繁华.众神狂欢一

当代中国的文化中突问

题1V！].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74^

18」田藴荻.我国大众文化研究中的几^问题[习.长白学刊^。^^)^?.19」扈海鹂.大众文化和女性发展^兼论关于女

性主义的思考[力.社会科学，1999，（^)： 53~10」夏建中.当代流行文化研究：概念、历史与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2000，〖5〗：91-99^ 1 11」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上海三联

书店，2000，17、34^12」赵继伦.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道德追寻1】〗^道德与

文明，1999，（^)^^-38^

1责任编辑：陈梅云]

115111118 1501186.八11！^^ ^^^^(！.11^：11^^^^1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