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文化的控权与法治国家建设

第一篇：传统法文化的控权与法治国家建设

【摘要】中国古代的治吏惩贪是约束制约权力,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也是制约权力,但两者性质不同。法治国家的建设成败也取决于对权力的控制,取决于对各级官吏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当权力与法治的关系谐调,法治国家建设的步伐就加快,反之,法治国家的建设就受到阻碍,延缓进程。

【关键词】传统法文化 法治 权力控制 法治国家

中国历史上治国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有人治、法治两种类别。无论人治还是法治,都是对权力的有效驾驭,以保证统治阶级的统治。法家“法治”思想在中国治国史上的时间极其短暂,只有秦朝以法家的思想为指导治理国家,此后法家的思想被屏蔽在儒家文化之中,儒家的人治文化一直占主导地位,封建统治阶级治国一直倡导外儒内法,把法家的思想儒家化,最终是儒法融合,礼法合一,实现中国历史上思想和文化的“大一统”。

传统权力控制――治吏与法治国家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讲人治、重视吏治、强调治吏的国家。治吏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律治吏、惩治官吏、控制权力是中国政治法律传统的核心。吏治的成功与否,直接涉及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关系到政权的巩固。最初的惩治官吏的贪污法出现在夏朝,《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墨”就是官吏贪污的罪名,犯者重刑。商朝专门制定治吏的行政法规,对卿士,要求忠于职守;对沉湎酒色、玩忽职守者,要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刑事处罚。周朝制定《吕刑》,把官吏的贪污作为“五过之疵”之一,给予惩罚。此后历朝各代都有自己治官约吏的法律和制度,大都侧重于对官吏的贪腐、失职、擅权进行治理和惩罚,并对官吏进行定期考课、监督、举报,使之奉公守法、为君尽责;违者,一律严加惩处。治吏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重要特色,治国先治吏,清朝康熙皇帝曾说:“治国莫大于惩贪”,雍正也说:“治天下,首在惩贪治吏”。

中国的治吏政治法律传统在于规范官吏权力、控制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这与当代法治国家建设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关键在于治权。治权的实质是治官治吏,依法行政。两者的目的都是防止权力的滥用。法治对于权力约束的规定性,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法文化传统治吏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中国的治吏传统对于厉行法治是有所裨益的。但是,中国的传统治吏不是法治国家建设意义中的权力控制。首先,两者的主体不同。中国治吏的主体是皇帝,皇帝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拥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皇权高于一切。法治中权力控制的主体是人民,人民通过直接选举或者间接选举,选举、弹劾、罢免官员,人民的这种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中国治吏的“吏”不包括最高权力拥有者――皇帝,皇帝是统治者、支配者,既拥有权力,又享有权利。官吏是被支配者,处于服从的地位。法治中的权力控制所要控制的是一切权力和权力享有者、使用者。因为权力具有极大的能量和诱惑力,拥有权力是社会地位、身份和荣誉的象征,是无形的财富和资本,与权力相伴是无上的荣耀,具有难以抗拒的魔力。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它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① 其次,两者的控制方式不同。中国治吏主要采用人治方式,即使运用了法律,法律也仅仅是一个工具。几千年形成的基于性善的“人治”治理传统,影响久远。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仁”就是最大的善,透露出他性本善的倾向。西汉董仲舒继承孔孟人性善的观点,创造了“性三品”学说。他说,“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②他认为,圣人之性是天生的善性,斗筲之性是天生的恶性,都是不可以改变的,因此都不可以叫做性,只有中民之性,可以叫做性,中民之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关键在于教化。上品之人先天就有“仁、义、礼、智、信”的完美人性,所以天生就是统治者,享有法律上的特权。大多数人是中品之人,是五种道德不完全的人,可以受教化而走向善。传统的性善论文化,使我们无法摆脱人治传统的羁绊。法治国家中的权力控制采用的是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涉及民主、法治和宪政理念与制度的设计,它与人治理念是对立的。法治国家的建设就是克服人性的弱点,把权力牢牢控制在法律的框架内,使之沿着法治的轨道理性前进。对各级官吏,要坚决从法律和制度上去约束和监督他们,一改人治的传统做法。

法治理念的传承

中国历史上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但却有自己的“法治”传统。中国传统中的“法治”是“以法治国”意义上的“法治”,中国古代就已使用过“法治”这一语词,在法家学派中,管子首先提出“以法治国”的观点。他说:“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③。西汉刘安在《淮南子》有“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④此处“法制”与“法治”的含义应当是相通的,其对“法治”的理解不过是以法治国,举措而已也。

韩非在以法治国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强调法的重要性,他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他强调法与国家的关系,告诫君主治理国家,必须严格推行法治。中国以法治国的“法治”传统理论,有别于中国当代法治国家建设中的“法治”。但以法治国的传统学说,包含着我们可以吸收利用的因子,“完备法制”、“法律平等”、“强国富民”等内容值得我们继承,它们与当代法治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

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首先要区分两种“法治”观念。中国传统有“法治”、“法制”,但它不同于西方近代的“法治”,是貌合神离。传统的“法治”严格说是“人治”下的“法治”,它没有近代法治孕育的土壤,既没有民主政治,也没有宪政制度,而只有制度化的种种特权,如“请”、“八议”、“官当”的特权法律。西方近代的“法治”是内生型的,他有民主和宪政的基础,有法律至上的理念,有分权和司法独立的治国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这些以法治国思想,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人治在中国具有最悠久的历史,在这样一个人治传统积淀深厚的国家,进行法治建设的难度可想而知。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我们不断根除传统人治的理念。

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

建设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是我们国家和社会前进的目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和努力。建设法治国家关键是依法行政,对权力依法控制。法律对权力的控制,包括依法赋予权力、权力行使、权力关系明确和权力相互监督制约等规范。没有对权力的有效控制,没有法律至上的理念,法治就毫无意义。法治必须治权,对权力依法约束,保障权力的依法获得与依法运作。

法治国家的权力控制手段。权力控制手段有很多,不仅包括法律手段,还包括道德、宗教信仰、纪律、政策、习惯、行政命令等。法律是相对有效的控制手段,人类社会的法治文明历程已经证明了这一规律。我们知道,在民主和法治社会中,每一个权力的具体行使都有法律依据。权力是可以分解,也是必须被分解的,各个具体权力必须由人民委托其信赖的个人或者组织来行使,受托人或代表人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他们行使权力的行为是否是忠诚于人民,符合人民的意志,这都需要法律来记载和表明人民的愿望与意志,需要法律作为受托者行为的根据,需要法律作为检验权力行使是否正当的标准,需要法律作为权力约束的手段。邓小平说过,我们“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⑤法律具有其他手段不具有的公开性、明确性、强制性、稳定性和普适性等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了法律,就等于对权力有了良好控制,还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发挥法律在法治化的社会状态中对权力的控制效用。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确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分工和制约关系,使之制度化、法律化;要使国家权力的内容、行使的范围、运作的方式、都有明确的法律加以规定,从而充分实现其权力控制功能。

法治国家权力控制方式。权力控制的方式有很多,概括起来有集权与分权两种方式,过度的集权和分权都不利于对权力的控制。孟德斯鸠认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然而在社会实践中,把握集权与分权的度,或者适当的平衡点,常常出现两难境况:或过度强调集中,形成专制集权;或过度强调分散,出现无政府主义。如何保障权力的适度集中与分散,约束权力,保障权力在正常的轨道上行驶,这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我国的法治国家建设必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既要民主又要集中;处理好各权力机关间的关系,对各权力机关中的“一把手”,实行监督和权力制约;关键部门和重要领域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必须分离,使其权力受到法律的控制、制约和监督,一切权力在阳光下行使。要让那些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人掌好权、用好权,根除腐败,对人民负责。这一切就必须依靠法律和制度的力量。(作者单位:许昌学院法政学院;本文系许昌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08027)

注释

①[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84页。

②《春秋繁露?深督名号》

③《管子?明法》

④《淮南子卷十三??论训》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6页。

第二篇：传统法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传统法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这是一个涉及多个层面、包含多项内容的复杂系统工程。其展开需要借助多种资源、运用多种力量，调动整个社会全面参与。作为相当直接的一种资源，我国传统法治文化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材料和镜鉴。

在此需要明确的首要问题是，从性质上观察，传统法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因而存在巨大的根本性差异。这是存在于不同社会结构中的价值理念、风俗习惯、制度规范和行为方式的不同整体，其理论假设、思想体系、语言概念、经验基础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应该说，对此没有什么可以置疑之处。无论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从思想事实来说，都可以清晰看出差别。

不过，作为一种在广阔地域中存在数千年的文化形态，传统法治文化包含丰富的具体元素和表达形式，蕴藏着多种思想倾向和文化态度。多数内容深深地打上封建宗法社会的烙印，还有少量甚至是原始社会后期军事民主制时代的遗留。在今天看来，其中大部分明显是落后的，应该抛弃的，比如族诛、连作、肉刑、七出（指丈夫休妻的七种法定理由：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窃盗）、春秋决狱等。但也有少量在那个时代属于超越性和前瞻性的内容，还有一些属于不同时代普同性的内容。着眼于理论阐发和思想延伸，着眼于元素离析和现实运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仍然可以从传统法治文化中得到一些有益的资源，古人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探索仍然可以为今天的依法治国提供某些积极元素。

第一，传统法治文化中存在抑法轻法和重法敬法两种绵长传统。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存在着抑法轻法的倾向，其表现就是将道德或君权和法律对立起来，拔高和扬举前二者并相对压低了后者。孔子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显然他在贬抑政刑并褒扬德礼，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否定前者的作用。西汉年间的贾谊也有举德抑法的明显倾向，他说：“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札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治安策》）从社会功能的角度，他明确肯定德教的价值而贬抑法治的价值。也许在他生活的时代，这种说法具有某种合理性。因为那时的百姓毕竟苦秦法久矣！用道德礼义治理国家毕竟比残酷的秦律有效多了、得人心多了。但是从长远的社会历史观察，过于举德抑法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有问题的。还有，“君高于法”是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主导倾向，古代多数思想家认为君王口含天宪，其意志便是法律规范，《管子》书中说：“生法者，君也。”（《管子·任法篇》）商鞅也说：“人主为法于上”（《商君书·定分篇》）。应该说，无论是抬高德教还是抬高君权并压抑贬低法治是中国文化中长期存在的思想传统。站在今天的视角上可以看出，这一传统并不符合现代人类文明的主导潮流。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有重法敬法的另一种传统，一些思想家强调法律的尊严和不可违背。战国时期法家著名人物慎到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慎子》逸文）慎子强调了法律对各种人群的普遍规制作用，强调了法律高于私人关系和个人情感，强调了法律的严肃和崇高。晋代法学家刘颂说：“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绳以不信之法。”“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全晋文·上疏言断狱宜守律令》）这里他强调了遵行法律的必然性和共同性，强调执行法律的坚定和不可侮慢。这两种表述都是明确的重法敬法的思想，这种思想今天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社会中仍然存在一些抑法轻法的现象，四中全会指出：“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在今天法治文化的建设过程中，首先必须培养整个社会的重法敬法意识，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里便可借鉴或汲取传统法治文化中重法敬法的理念。

第二，传统法治文化中存在法律上反对平等和追求平等两种思想倾向。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思想，在法律领域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和典型。长期以来，一些论者主张某些特殊人群在法律面前高于普通人，主张社会身份不同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这与长期存在的社会等级制度紧密相关。最为流行的就是《礼记·曲礼》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还有著名的“八议”之说。其内容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这是说，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这八种人犯罪时应该减轻处罚并奏明皇帝裁决。这种说法源于《周礼》中的“八辟”，在三国曹魏《新律》中明确入律。不过，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也有追求平等的思想，许多论者反对“八议”这种说法和做法，汉代王充、唐代吕温、北宋李觏、苏轼等人都明确对此提出批评。李觏说：“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是为君者私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是为臣者私身也。君私其亲，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则五刑之属三千，止为民也。庆赏则贵者先得，刑罚则贱者独当，上不愧于下，下不平于上。岂适治之道邪？故王者不辩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李觏集·刑禁第四》）这里，他论证了“八议”的错误，认为这不是治国理政的合宜方式，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金世宗、努尔哈赤、皇太极、雍正等人也在执法实践中明确反对“八议”。在今天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必须彻底确立，特权思想和做法必须清除。所以，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第三，传统法治文化明确主张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将法律和道德两种方式结合起来治理国家一直是中国法治文化的特征。《尚书·虞书·皋陶谟》中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这里的意思是上天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种礼服表彰五类有德的人；上天用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惩处五种有罪的人。这里已经包含德刑并用的意思，虽然借助的是上天的口吻而说。紧接这句话的后文中说：“政事懋哉懋哉”，意为为政者要努力勤勉。这表明统治者可以代表上天使用这两种方式治国。此后的儒家一直主张德主刑辅。但法家则倾向于刑主德辅，甚至只用法不用德。也有人并不进行孰主孰次的区分，荀子说：“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司马迁也说：“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史记˙礼书》）站在今天的视角上，二者的主次之分已经没有必要，但要注意在不同社会领域、不同社会条件下二者的功能有所不同。从社会整体的需要来看，应该强调二者的结合和共同促进。四中全会指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习近平同志曾多次谈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对待丰富多彩的传统法治文化也要本着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的态度，抛弃其中过时的部分，汲取适合现时代的内容和元素，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相融相通，使之服务于今天依法治国的伟大工程。

第三篇：依法治国与依法治“权”

依法治国与依法治“权”

经过25年全民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干部自觉学法用法的意识大大增强，并已成为一种新的执政风尚。但不可否认的是，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旧习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导干部的头脑中仍有残余。

从“谁耽误嘉禾发展一阵子，就让他难受一辈子”的雷人口号，到信奉“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强制、暴力拆迁事件；从用“红头文件”否决生效的司法裁定，到“什么法不法，老子就是法”的强硬态度，一些干部的表现，与依法治国的理念大相径庭。

是这些领导干部不懂法吗？不是！从1986年至今，我国连续实施了5个全民法制宣传教育五年规划，一直把领导干部列为重点。各地也都推出了诸如任前法律知识考核制度、各类法律知识竞赛等措施，他们应该知道哪些行为可为，哪些行为不可为，说“不懂法”只是一种借口。真实的原因，是个别领导干部缺乏对法律的尊重和敬畏。在他们眼里，法律只不过是治理百姓的工具，而自己权力在手、“真理”在握，依长官意志执政天经地义。“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从“人治”走向法治，领导干部是关键。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其主管的一个地区、一个部门能否依法办事。如果领导干部不懂法，无视法律，甚至违法，其危害程度比普通公民违法要严重得多。

正因如此，中央反复强调，“建设法治政府，就是为了使行政权力授予有据、行使有规、监督有效，做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防止行政权力的缺失和滥用，带动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今年是“六五”普法规划启动之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前不久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再次强调，把领导干部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重中之重。

将领导干部作为普法对象的重中之重，不仅仅是让他们知悉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进一步树立法治意识，自觉约束手中权力，自觉践行依法行政。

要让领导干部树立法治意识，就得让其尊重法律的神圣。如果领导干部不以身作则，就算百姓守法，久而久之法律在群众心目中也会失去尊严，甚至出现信暴力而不信法律的恶果。只有让领导干部明白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没有任何超越法律规定的特权，必须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手中的权力，才不至于总是习惯依靠长官意志和简单的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

要让领导干部树立法治意识，就得让其敬畏法律的威严。如果没有相应的惩罚责任，缺少有力的约束和强制，违法成本过低，甚至用权可以抵罪，敬畏法律也就成了一句空谈。只有对领导干部的违法滥权行为真惩处、真治理，让他们权衡得失，放弃侥幸心理，才能杜绝以言代法、以情代法、以权扰法。

依法治国当自依法治“权”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今天，加快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依靠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在领导干部中培养“研究问题先学法、制定决策遵循法、解决问题依照法”的习惯，确已成法制宣传教育的当务之急。

由人民日报评论部主编，汇集了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和“人民时评”两个专栏文章的《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0》，与《人民日报任仲平60篇》、《人民日报社论选》、《人民日报理论著述年编》等，作为“人民日报传媒书系”重要书目推出后，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近期，许多读者来信来电希望购买。有关购书事宜，请直接与人民日报出版社联系，电话为：（010）65369530，65363527。

第四篇：军人与法治文化

军人与法治文化

【摘要】部队是国防之基，兴国之本。当前，我国安全环境日趋复杂，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任务艰巨。军队只有积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深刻把握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有效应对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肩负战斗使命，顺利适应我军现代化战略转型。

【关键词】依法治军；法治军队改革；军人法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6-055-01

法治是当今社会主义时代命题。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党和国家对人民军队提出的最新迫切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及提高官兵的生活水平提供了丰裕的物质基础。军队只有不断推进各项改革，在法治建设中注入新鲜军队文化，才能使国防和军队建设水平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党和国家国防建设步伐相一致，与人民军队的本质要求和价值内涵相协调。

一、构筑和谐法治，应当积极注入新鲜军人文化

（一）中国军队发展史要求建立军队法治文化

在二十世纪反侵略战争中，中国人民和红军战士水乳交融，浴血奋战，赢得了中华民族民族独立和解放。同时，在二战作战中，中国军队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联合在一起，结成了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英勇战斗，共同打败侵略者，维护了世界和平与稳定。在新时期国内国际大环境变化下，党中央高瞻远瞩，积极做好军队战略部署。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战略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会议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依法治军的核心和根本要求，要求着眼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创新发展依法治军理论和实践，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二）建设法治军队，符合法的价值内涵和目的要求

我国现行宪法序言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同时，宪法总纲第五条明确列出法治原则，要求实行依法治国，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第二十九条强调，军队属于党和人民，在新时期和平背景下，肩负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双重任务。因此，建设法治化军队，符合宪法法律的性质特点，是我军走上现代化战略转型的必然要求。

二、坚持依法治军，开启法治军队新征程

令严方可肃军威，命重足整纲纪。中国是一个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才能纵览大局，积极高效应对国际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才能强化官兵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推动治军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积极推进领导作风、财务、住房问题整治，加强军队反腐力度，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守政治和军队纪律，增强官兵思想凝聚力和军事战斗力，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原则，是凝聚军心的强大精神支撑，利于促进全面实现一个中国梦和两个百年目标。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最高理论指导军事实践，强化部队官兵思想政治教育和院校教育教学，帮助官兵深刻理解“四个全面”的科学内涵和实践意义。习主席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筑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围绕着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中国军队在“破”与“立”中建规立章，在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轨道上深入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实效，作出依法治军战略部署，强化官兵理想信念，明确战斗力标准，树立军队政治工作威信和领导干部标准，确立了我军的政治军事最大优势，保持了新时期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和本色，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三、揭开军人面纱，维护军队法制改革新成果

2015年1月26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从国防和军队建设来看，这意味着国家安全战略的顶层设计初步完成，也意味着实质性启动实施新一轮军事改革的政治决心。“法者，治之端也”。依法治军的号角已然吹响。我们应当紧紧围绕兴军强军国家战略目标，适应军队现代化战略转型要求，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健全符合现代化军队建设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强化官兵法治理念和法治素养，加强作战训练，形成新时期军队法治文化学习氛围和制度建设，提高国防和军队法治化建设水平。

总之，现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服从于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必须迫切适应社会主义法治改革事业，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制度保证。坚持不懈培育军人核心价值观，弘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本色，是党和人民的期望，也是当代革命军人应有的时代价值追求和政治信仰。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英雄的人民军队一定能够发扬传统、继往开来，积极高效履行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保持新时代军人的政治本色和高贵品格。

第五篇：文化的法治与法治的文化

文化的法治与法治的文化

王锡锌

 2011-11-07 23:28:40

来源：来源：《光明日报》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在文化建设中，该如何弘扬法治文化，传播法治精神，推动形成法治的生活方式？在法治建设中，又该怎样加快文化立法，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制度轨道上发展繁荣？本刊今起开辟“文化与法治笔谈”栏目，邀请相关人士展开讨论，敬请关注。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文化建设的决定，将法治国家基本原理融汇进了文化建设的科学纲领之中，高度重视为文化建设提供优良的制度环境，强调了文化建设的社会性与人民性。

文化生产作为一种特别形式的社会生产，其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而法治本身在促进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会得到文化的滋养，并构成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

文化的法治需求根源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生态的变迁。在改革开放之前，适应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文化系统，对新中国发展初期的社会团结与基本建设作出了贡献，但也逐渐暴露出文化体制缺乏活力的局限。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国内文化元素日益多元，来自传统文化的儒家伦理和来自西方的自由个人主义逐渐兴起，并提出了改革传统文化管理体制、拓展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同时，文化传播平台的结构性变迁也带来了文化管理的挑战，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极大冲击了传统纸质媒体的影响力和文化塑造功能。网络在带来便利和自由的同时，也给青少年教育、社会诚信、预防与打击犯罪、塑造负责任公民等方面带来了复杂的影响。

当前，我们的文化法治状况远不适应新时期文化发展的需要，主要文化领域的立法多以行政立法为主，既不适应保障公民宪法上文化权利的需要，也难以为文化秩序的优化提供合格的规制框架。在缺乏有效法律规制的文化市场上，常常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低俗乃至于色情、暴力文化横行，反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的文化因素受到扭曲和压制，这一格局的负面影响已经波及到社会治安、食品安全、刑事犯罪、家庭伦理、社会诚信等领域。

因此，文化建设亟须制定基本法律。该法律的核心目标是保障公民宪法上的文化权利，落实公民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参与权，追求文化自由与文化秩序的平衡，引导社会文化有序发展。经验证明，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成就要归功于公众的经济参与，而新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建设同样需要强化对公众参与权的制度化保护，使得新时期的文化生产体现出明确的社会性与民族性，形成稳靠有力的文化软实力。

当然，文化的法治是否能够深入社会、形成实效，也取决于法治的文化。与30多年经济建设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法律移植运动，至2010年我们已经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构。在法律移植过程中，通过法律教育、法学研究、司法审判乃至于各种普法运动，法治的文化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社会基础。

法治的文化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理性，即公共治理以承载理性的法律规则为依据，这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核心要求，是形式法治的范畴；二是公民性，即公共治理以保障公民尊严、塑造公民身份为目标，凸现“公民”的公共意识和社会属性，强化治理过程的开放性、公民参与性和公共责任性，是实质法治的范畴。文化法治本身的“文化”维度，要求我们不能将文化法治理解成简单的规制工具，而是要尊崇制度理性，以人（公民）为本，通过打造法治的文化优势来推动文化的法治建设。

总之，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改革新阶段“社会建设”之外的又一核心任务。文化的法治，关注的是文化发展中的制度建设；法治的文化，关注的是制度建设中的文化培育。制度与文化相互促进，将有助于可持续的发展，对文化建设如此，对法治建设亦如此。（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