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法文化的清官情结及其启示

第一篇：论传统法文化的清官情结及其启示

论传统法文化的清官情结及其启示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史中，人们对清官的信仰与崇拜一直没有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有所衰减。而在当代，我们极力构建法治社会的同时，我们需要正确理性地看待“清官情结”。清官代表的是人治，相对来说关注的更多的是实体正义；法治社会靠的是制度和法律，讲究程序正义。“清官情结”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普遍文化心理，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扬弃与传承，一直受到国内众多法学学者的关注。关于“清官情结”，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主要有：

（一）清官情结的本质、渊源及背景研究

王申的《对“清官情结”理性把握》对清官情结作了这样的表述：“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传统‘清官情结’文化是一种价值探求型（或理想型）的政治文化，它把原属于国家治理结构中的问题寄托于某一‘清官’身上。这种‘清官情结’现象处于封闭状态的封建社会确有其存在的理由。” [1]笔者认为这种政治文化心理在当时相当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存在着，而且备受民众的推崇，确实与当时的环境以及文化背景有关。但是将其全盘添加到现代法治社会中，有不合理之处，应该转变传统的清官情结理念。

王园的《清官思想渊源及其现代化适应性分析》从清官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在现代应如何看待清官思想展开思考，认为清官思想并非不容于现代社会，应区分清官思想本身和清官政治、清官情结等概念。从产生的历史渊源来看，他从两方面分析：“①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治特点是民众呼唤清官的原因。传统的以礼代法和人治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法外特权，给民众带来了灾难，而此时清官通常以封建礼法为依据反对法外施威，为平民伸张正义，所以自然成为了普通百姓所崇拜的对象；②宣扬和褒赞“清官”

[2]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清官的出现缓和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维护了封建国家的统治。

对“清官思想”的现代适应性分析，王园这样认为首先，中国的清官多是体现在个人道德和个人魅力层面上，实质上并不能反映制度本身的优劣。他指出要对“清官”本身和“清官情结”区分开来。清官本身不是产生人治的原因。清官仅是对官员道德标准的一种描述；其次，法治社会并不排斥道德自律，法治社会不可能剥离人的因素；再者，清官意识隐含着民众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渴望。该论文认为清官思想的产生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的人治法律环境下，清官顺应民众和最高统治者的心理而出现。但是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要正确看待清官思想，摆脱盲目的清官崇拜。在现代社会中将对官员的素质的希冀发展成为一种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意识。

黄汀的《清官政治诉求的学理分析》作者总结出学界对清官政治诉求有两种观点“忠君”和“逆君”。“忠君”是“‘孝君—忠君—爱民’三位一体的结构，但其核心仍然是‘忠君’”这种模式要求“臣无论在政治意识、政治行为、政治价值方面，还是在是非善恶标准等方面，都把君主利益放在第一位”，“逆君说”认为“在君之上安置一个‘理’”，清官是‘理’之代表，为了民众与国家利益，清官理应挑战至高无上之君权”。[3]

作者将清官诉求的渊源等归纳为三个方面：①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清官理念产生和存在的土壤。②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是清官理念产生的温床。③统治阶级的宣扬和教化，农民的呼吁和渴盼，是清官理念滋生繁茂的阳光雨露。文章表明“清官政治诉求”是有一定的精神价值的，社会不断在发展，但是中国古代关于官员修身思想的精华对现实社会仍具有启示价值。笔者也认为一味地盲目地排斥清官情结是没有必要的，正视清官理念与清官政治诉求，继承其精华。作为一段时期内存在的普遍政治文化心理，其具有一定的精神价值。

（二）清官的司法审判方式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思考

徐忠明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出发，着重对清官司法作了探讨分析。从众多故事以及历史文献中看，清官“运用各种手法诸如‘察情、据证、用谲’等方法来侦破案件，取得定罪量刑必需的有关证据材料”文中也指出“清官听讼断狱，实际上也是能审则审，审不明白就装神弄鬼和求助于刑讯逼供”，[4]通过古代法律的规定我们了解到当时对于案件的判决，必须依据被告的口供以及众证来定罪量刑。涉及的获取口供的方法从五听延伸到刑讯逼供。因为存在以下原因：①中国古代没有“无罪推定”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原则，②惯行“蓄成见而预定罪”的风气，③刑讯逼供不仅在中国古代始终合法，而且成为法律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内容。所以导致刑讯逼供无法避免，清官也不例外。作者认为清官执法具有以下两重性：“一方面竭力捍卫法律的权威，‘按照（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另一方面，又不排斥情理。”笔者也认为这是传统司法审判过程中存在的模式，体现出传统法律文化中“人治”的特点。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裁量”在极大程度上，肯定了清官个人的人为因素，但是这种为了情和理而以牺牲法律为代价，是与法治社会建设相冲突的，在现代意义上讲是值得思考的。

侯欣一的《中国传统社会轻视程序法原因再探》系统探讨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重实体轻程序的特点。作者从史料归纳出当时的司法审判活动的特点：①主观臆断现象普遍，“片言折狱”备受推崇；②根据内心和现实需要来断案；③公开逃避法律与规则。

与以下原因有关：①与整个社会对法律和诉讼的偏见有关。传统观念里重道德轻法律，官吏限制诉讼，民众厌讼阻碍了程序制度的形成与完善；②与官吏的法律素养欠缺有关。最高统治者重视实体方面，程序方面基本不作要求，官吏普遍忽略程序；③与官府和民众以及对人的认知能力和人性的乐观判断有关。中国传统社会将人群严格界定并分类，同时官吏被赋予非凡的本领和智慧，民众对清官的判决深信不疑；④与中国人重直觉的思维方式有关。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在宏观上把握事件，倾向于综合型整体意向性的思考模式；⑤与熟人社会亲情意识和害怕因果报应思想有关。传统社会以农为本的基础导致人口的固定性，熟人社会排斥程序观念；⑥与中国古代的实体法内容有关。[5]中国传统法律成为当时推行儒家伦理的工具后，一直与社会生活存在联系，因此法律本身不能独立，缺乏逻辑严密性，也就不能形成一套固有的程序规则。

（三）传统理念与当代程序正义的追求

戴谋富的《程序正义与法治》一文指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程序正义只有在能够保障实体内容实现时才是正义的，程序正义是通过实体正义表现出来的，没有实体正义就没有程序正义；第二种观点认为程序正义独立于实体正义，程序正义与经过程序所产生的结果正确与否无关，程序有其自身内在的价值，只要能够实现这些价值，程序就是正义的；第三种观点认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同是程序追求的目标。[6]

人类实际活动中，程序、实体之间可能会出现四种类型：第一种程序和实体都是非正义的，第二种实体上实现了正义，但程序非正义，第三种程序是正义的，但实体上不一定导出正义，第四种程序和实体都是正义的。由此作者推论出程序正义是人们追求正义的必要但非充分要件。

罗洪洋的《程序正义与中国─从传统的视角观察》，作者认为中国法律程序正义的因素非常稀薄，其原因归结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包括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平等观、注重个案正义、对真实的过分追求以及强调社会稳定和安全第一等因素。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梳理，指出现代程序正义与传统存在的问题所在。①最高统治者权力至高无上，不受任何限制。②平等观的不同。③过分看重个案正义。④传统法律追求真实。⑤传统中国的法律主要是维护统治秩序。[7]笔者认为关于其中的第二点平等观的论述，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轻程序关系不大，比较牵强。

高娟的《现代中国走向法治的必然选择-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理念转变、如何确立程序正义优先理念来展开论述。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程序理念属于工具型程序理念”，“是以结果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程序理念，其价值依附于结果的有效性，” [8]作者归纳出程序正义有以下基本要求：①法官中立；②当事人平等；③程序参与；④程序公开；⑤及时终结；⑥判决附理由；⑦形式正义。笔者认为上述几点要求对于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是有利的，关于第七点的“形式正义”，笔者认为针对我国尚未确立健全的判例法体系的前提下，并不应完全采纳。

（四）程序正义的进一步思考

林文清的《析刑讯逼供犯罪产生的原因及制止对策》主要论述了刑讯逼供的原因以及遏制这种现象采取的措施。作者指出刑讯逼供的历史原因中主要是与传统的司法制度有关。“封建法律一直授予司法官吏刑讯之权”。“法律把刑讯制度化，是封建时期证据制度的重大特点”，[9]长期以来的封建司法审判中，各官吏包括清官，一直把使用刑讯作为获取口供的方式。关于对策，作者从意识、机制以及法律规定等方面作了详细阐述。在完善法律规定这一项上，作者建议排除非法取得证据的采用。笔者认为这种若以立法形式加以确定，效果是直观的，笔者觉得应该转变有口供到物证的模式，重视物证。

陈明静的《论我国确立沉默权之必要性》主要阐述了沉默权与如实陈述的关系、沉默权与刑讯逼供的关系以及我国立法上确立沉默权的必要性。文章没有单纯地论述沉默权，而是讲与之相关的刑讯逼供联系了起来，讨论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作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沉默权的实施是出于保障公民权利，防止刑讯逼供的需要。”[10]笔者在此也认同这一观点。文章第三部分重点阐述了确立沉默权的必要性，主要有：①保障公民权利；②防止冤狱；③在诉讼程序上具有一系列的制度功能。作者在第三点中讲到“从举证责任负担的角度而言，沉默权规则还有助于改变我国目前关于口供的自愿性举证责任倒置的不合理现象，”作者认为沉默权能检验供述的自愿性，并且保障了供述的真实性。笔者也赞成这一观点。

参考文献(注意要求的格式)：

[1]王申．对“清官情结”理性把握[J]．检察风云,2005 ,(13): 56-57．

[2]王园 ．“清官思想”渊源及其现代适应性分析[J]．科教文汇，2007，（8）：149． [3]黄汀．“清官政治诉求”的学理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3）：107－109.[4]徐忠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3）：108－116.[5]侯欣一.中国传统社会轻视程序法原因再探[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5）：77－81.[6]戴谋富．程序正义与法治[J].邵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2）:154-157.[7]罗洪洋．程序正义与中国─从传统的视角观察[J].贵州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2):1-7.[8]高娟．现代中国走向法治的必然选择-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J].法制与社会，2007，(2)：740-741.[9]林文清．析刑讯逼供犯罪产生的原因及制止对策[J].闽江职业大学学报，2000，（3）：48-50.[10]陈明静．论我国确立沉默权之必要性[J].辽宁警专学报，2003，（5）：8-9.

第二篇：古代“清官文化”的启示

古代“清官文化”的启示

包拯、海瑞、于成龙、张伯行、张养浩„„这些古代清官，既给一代又一代人留下难以释怀的廉洁情结，也启发人们思考这样一条千古不变的历史规律：官员清廉则国运兴盛，官员贪腐则国家败亡。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如果不解决官员的贪腐、奢靡、纵欲、享乐问题，必然会导致国将不国。

清官之念

长期以来，在古代史料典籍的文字中，在千千万万的百姓心中，对官员都有这样一种理想期盼：他们心中装着百姓，恪守着“清、勤、慎”为官箴言；他们公正无私、廉洁自律、大义灭亲；他们为了百姓，不惜丢掉乌纱帽，自毁锦绣前程，敢与贪官污吏、豪强权贵做斗争；他们不惜牺牲身家性命，犯颜直谏，抨击皇帝的误国政策、荒唐行为„„这就是历史上的清官，百姓心目中的好官。

从历史上看，“清官”一词出现的时间要比“循吏”“良吏”“廉吏”等词汇稍晚一些。最早见于《晋书?何遵传》中：（何嵩）“宽弘爱士，博观坟籍，尤善《史》《汉》，少历清官，领著作郎。”清官是中国话语中的一个特有概念，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是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是受宋元民间清官文学的影响，由民间用语转而被吸纳至官方法律文书中的。

那么，清官（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官才能算得上是一个清官呢？应该说，不同时期衡量清官标准的侧重点是各不相同的。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汉代中期以后，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是，教化的成效往往很难考核，所以从三国末年开始，“清、慎、勤”成为衡量好官的标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严于律己、鞠躬尽瘁、言传身教、秉公执法、公正不阿、犯颜直谏„„都是用来形容清官形象和品行的。

在奉行官本位思想的封建社会，“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官德与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时光荏苒，时移世易。近代中国，经历了百年的沧桑，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逐渐式微甚至消亡。然而，“清官文化”却是长兴不衰。在反腐败斗争日渐深入的今天，报刊上在宣传清官，影视剧在热播清官，老百姓也在热切地呼唤清官，充分显示着“清官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表达着中国人心中浓厚的清官情结。

清官之德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是其治国理政的基本路径。

儒家主张以德治国。早在三千年前，周公就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同时，儒家还主张以德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儒家文化向来重视个人的道德操守。“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等，这些思想构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传统文化中最闪光的思想内容，也是传统“清官文化”的基因与来源。

清官之德，核心在“清廉”二字。三国时期的司马懿说，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清廉”是为政的首要前提。

一方面，“清廉”乃为政之本。“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宣帝纪》），“廉非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揭溪斯全集》第三卷）。可以说，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危。

另一方面，“清廉”是士君子之大德。“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臣规?廉洁》），“士之不廉，犹女之不洁。不洁之女，虽功容绝人，不足自赎。不廉之士，纵有他美，何足道哉”（《西山政训》）。可以说，为政清廉，不以权谋私、不贪污受贿、廉洁奉公都是清官必备的品德。

清官之行

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官吏贪污腐败是官场上的一种常态，但也不乏一些品行高洁、为人正直、处事公道、不贪不虐的清官。像西门豹、赵广汉、黄霸、徐有功、狄仁杰、包拯、况钟、海瑞、袁可立、于成龙等人。他们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铸就了人“清”、官“清”、政“清”、国“清”、民“清”、风“清”的青天寰宇。

北宋时期的包拯，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家喻户晓。明朝的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清代的于成龙，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而蜚声朝野。他天南地北，宦海沉浮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这些清官，他们做官“清廉”，不只是为了人生的点缀和粉饰；他们做人“刚正”，不只是为了做官的荣誉和名声。他们将“做人”和“做官”融为一体、贯通一片，在“做人”中完成“做官”的责任和义务，在“做官”中完成“做人”的本性和尊严。

清官之思

古代“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可以为当代廉政文化理论建设提供充分的思想支持。魏徵“犯颜直谏”、包拯“秉公执法”、范仲淹“刚正不阿”、司马光“直言正论”、海瑞“两袖清风”、于成龙“铁面无私”、张养浩“宁屈官宦，不曲小民”„„这些古代清官们所展示出来的是中华民族的魂魄和中国古代官员的铮铮铁骨，已经渗透到“清官文化”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德的建设。

总书记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我们应该加强对“清官文化”的研究，借鉴传统“清官文化”中的合理因子，弘扬“清官文化”中积极健康且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大力宣传清官的清廉思想和事迹，对于在全社会形成反贪倡廉的社会风气，促进廉政文化建设大有裨益。

清官是人治社会的产物，“清官情结”反映出的是老百姓的一种期盼。正是因为清官具有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所以，若把社会治理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清官身上，那是根本靠不住的。我们进行反腐倡廉建设，法治和制度建设是根本。

为此，一方面，必须大力加强法治建设。“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修权》）在现代法制社会里，人们依法办事，借用法律保护自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无须乞求于“清官”的庇护。过分强调清官政治，既不利于法制建设，也与民主精神根本相悖。实现国家廉政治理的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通过法度来震慑和要求官员，使其“不敢腐”。

另一方面，必须在健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制度，是遏制腐败、铲除腐败的根本出路。加快形成“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钱”的机制，堵塞各种制度上的漏洞，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遏制腐败产生的源头，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官员“不能腐”。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第三篇：浅析清官文化

浅论清官文化

数日前去慈城旅游，对里面的清风园印象深刻，这里主要展示了中国的一些清官文化，在我的印象中，“清官”二字一直都是民间百姓心目中所追求的，古代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一路看来，清官厅选取了九位有代表性的典型清官进行重点展示，他们是循吏典范黄霸、强项令董宣、护国良相狄仁杰、忧国忧民范仲淹、包青天包拯、铁骨刚峰海瑞、一代廉吏于成龙、两袖清风张伯行、民族英雄林则徐。

这些人物多位世人所熟知，我想在民间人气最高的当属北宋大名鼎鼎的包拯，这个人物在民间被人们神化，充分展现出普通老百姓对清官的尊敬和渴望。但是后来李老师告诉我们历史上真实的包拯远没有民间所形容的那样的正直，因为到了晚年，他也变得圆滑了。每当听到这些，心里难免失落，一个高大的清官形象变得渺小了。但是转念一想，包拯即使晚年变得世故了，也不影响他在我们心目中的清官地位，我们不能因为他的一点小小的瑕疵而否定他一生的价值不是吗？

在清官文化的背后昭示着什么呢？我想还是人们对正义对公平世界的期待吧。细细品味范仲淹的一生，又岂能是“清官”二字一概而论呢，正如李老师所说，他的个人情操已经远远超出清官的要求。最早认识范仲淹应该是初中时的那篇《岳阳楼记》，那个时候只知道他文采非凡，到后来慢慢了解才知道他也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他的那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流传千古，这种情操足以让后人钦佩不已。清官于成龙在二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对于清官于成龙的，我有一点十分佩服，作为大清朝的封疆大吏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史书上说他生活十分简朴，江南百姓为此称他为“于青菜”。估计在当今中国，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像于成龙那样的清廉简朴。

清风园里展示了三十二抬大轿，是明朝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回乡时乘坐的豪华大轿模型。大轿里边有卧室，据说还是两室一厅。护从队伍前呼后拥，场面宏大。李老师说：“张居正留给后世的教训是追求享受，讲排场，奢侈浪费也是一种腐败行为。这位被后世称之为“救时宰相”的政治改革家在其死后，反对派就以其生活作风为口实，攻击他的人品及其主持的改革。结果，张家被抄，其长子自杀，张所任用的官员被罢免殆尽，导致改革失败。”张居正留给后人的多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形象，但是了解到他奢侈的一面后，发现从清官的角度来要求他似乎又缺少一点什么。

林则徐的成名事件当然是虎门销烟，时代造就了他这位晚清的民族英雄，只可惜贤臣未能遇到明君，在我个人看来，道光皇帝的糊涂不仅仅断送了他的大清江山，也让林则徐的一生十分坎坷。

在当今社会里，倡导清官文化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学习古人高尚的情操。这样我们的清官文化才会持久，才会深入人心。

第四篇：论西方形式主义司法传统的文化成因及启示

论文关键词：司法；形式主义；成因；比较；启示

论文摘要：西方形式主义司法有其独特的文化成因，根源于实证主义法学，判例法、法典化及司法的困难促进了司法的形式主义。中外形式主义司法在解决纠纷中有着不同的作用机理，西方的形式主义对我国司法的改造有重大启示。

一、西方形式主义司法的特点

法治是西方的产物，早期的法治是以形式主义的法治为特点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必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司法审判在早期的权威性也是以规则的平等适用为前提的，即形式主义的法治传统(本文指的是形式理性化的司法)。“判决应当非常公允：不能对富人是一种判决，对穷人是另一种判决；也不能对你的朋友是一种判决，对你的敌人是另一种判决。”

对于纠纷究竟是用一套相对地与日常生活常识相分离并事先结构而成的规范体系来统一地把握处理，还是立足于常识并根据一个个纠纷的具体情节情境给予完全个别化的把握和处理?纠纷的处理，可以分别用“同样案件同样对待”和“不存在两个相同的案件”来表达的两个侧面或范畴，尽管两者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同时也无法以一个侧面来完全否定另一侧面的价值意义。所以在实际上，任何文明的纠纷处理样式恐怕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包含这两种价值，并对两者之间的矛盾作出某种调整性安排。但是，强调哪一个侧面或以哪种价值为主，却能够导致不同文明的纠纷处理样式或制度安排出现重大的差异。西欧文明强调的是前者，而极为重视后一种价值则是中华文明的特征。与发展和运用一套相对独立于日常生活常识的规范体系这一必要相联系，在西欧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专门从事这种规范体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法律家职业；相反，传统中国社会中由于用于认知、处理纠纷的范畴体系与日常生活常识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是相互重合的，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吏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查清案情，一方面要有官员伦理方面的“常识”，也就是明了做官的责任，另一方面是要有一些关于当时当地风土习俗人情等方面的“地方性常识”。有了这些“常识”，对于州县官查明案情可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就能够很好地理解，为什么清代的律学教育中将经史、方志、档案等书籍置于其中的原因了。在这种情况下，极不容易在给予其业务内容以肯定性评价的前提下发生对法律家职业的社会需要。而且，在西欧法的演变过程中，因为认知、处理纠纷的范畴体系与日常生活常识的相对分离，法律家更容易强调法独立于伦理道德的性质，并发展出一套外观上“中立”于一般伦理道德的特殊程序、技术和有关知识。作为法律职业的律师正是据此来保障自己谋生的基础，同时又向社会主张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相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认知和处理纠纷的范畴体系与伦理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合为一体，纠纷的认知和处理由社会所公认的道德伦理上优越程度不等的主体所主宰，因而不太可能承认某种主体以“中立”的程序或技术为根据来主张自己介入纠纷处理过程的正当性。[!--empirenews.page--] 在现代西方法治的历史上，有一个压倒一切并包容一切的问题，即法律中的形式问题。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形式仅仅意味着一种法律制度的特殊的标记：追求一种具有普遍性、自治性、公共性和实在性的法律。形式的观念认为，作为普遍性、自治性、公共性和实在性规则体系的法律的核心，即使不能充分决定，也可以限定官员和私人可以做些什么。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是由韦伯创造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范畴，是他用来分析经济、法律等社会制度合理化发展过程的工具性概念。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可以准确计算的合理性。韦伯认为近代法律发展是一个法律形式化的运动过程，“法治”就是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形式合理性的法律类型。形式合理性的法律代表了高度逻辑化的普遍性思维，是一种体现“制度化”的思维模式。这种制度化的思维在立法上要求制定逻辑清晰、前后一致、可以适用于任何实际情况的完备的体系规则。它具备以下五个特征：“第一，每一项具体的法律决定都是某一抽象的法律命题向某一具体事实情境的适用；第二，在每一具体案件中，都必定有可能通过法律逻辑的方法从抽象的法律命题导出裁决；第三，法律必须实际上是一个由法律命题构成的没有漏洞的体系，或者，至少必须被认为是这样一个没有空隙的体系；第四，所有不能用法律术语合理地分析的东西都是法律上无关的；第五，人类的每一项社会行动必须总是被型构为或是一种对法律命题的适用或执行，或是对它们的违反，因为法律体系的没有漏洞性必须导致对所有社会行为的没有漏洞的法律排序。”韦伯提出的有关形式合理性的上述五项内容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其一，法律的合逻辑性。这要求成文法有一个合理的结构，能组成协调统一的体系，这在微观方面要求每一法律内部各个法律规范之间能互相配合、没有矛盾、没有空白，在宏观方面则要求一个社会的全部法律能配合成为一个协调、完整的体系。其二，法律的预见性。这要求法律不但能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对将来产生的问题也应尽可能预见到并加以规范。其三，法律的可预测性。即人们可以通过法律的规定预知行为的法律后果，破除一切神秘因素或法律之外的因素来影响人们对自己或他人法律行为后果的预测，这要求法律本身应当尽可能明确、详尽，同时尽可能做到抑制司法人员的主观随意性。其四，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可操作性要求法律不流于抽象的原则，而能为人们提供可操作的标准和程序。有效性则要求所制定的法律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效果，不只作为一种摆设。这些是对法律规则本身所提出的最基本的形式要求，且不论法律规则的内容如何、是否公正，这些形式特征是现代社会立法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

西方形式主义的法治，不仅包括法律自身的形式合理性，还要求司法的形式合理性，即司法必须依据实在法进行，“据法司法”；法对实质合理性的追求应当以司法的形式合理性为前提、司法应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司法中立、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司法的形式合理性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正如美国学者庞德所言：据法司法是指“根据权威性律令、规范(模式)或指南进行的司法，这些律令、规范或指南是以某种权威性技术加以发展和适用的，是个人在争议发生之前就可以确知的，而且根据它们，所有的人都有理由确信他们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它意味着在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律令可以保护的范围内所实施的是一种非人格的、平等的、确定的司法”。韦伯也提出：“司法的形式主义使法律体系能够像技术合理性的机器一样运行。这就保证了个人和群体在这一体系内获得相对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极大地提高了预言他们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富勒教授也指出，法治的另外一个美德实质上也仰赖形式规则和对规则的遵守。如果法官和其他官员按照事先制定的规则行事，那么他们就给了规则治理下的人们一个按法律要求调整其行为的公正机会，从而避免了不守法可能导致的相反法律后果。在现代法律制度中，形式规则之所以枝繁叶茂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不诉诸形式规则，就无法充分实现许多实质性的公共政策目标。这些目标既包括诸如国防、邮政服务等传统目标，也包括公共福利、公共卫生、环境控制、公共教育、社会保障。至少在三重意义上，要实现此类宽泛的公共目标，就必须运用形式规则。首先，一般来说，为了有效执行这类复杂而盘根错节的目标，精微的社会组织形式不可或缺，而如果不具备将必需的结构、程序、职能制度化的规则，这些形式就不可能存在。其次，就对保障公共信任和合作而言，规则及其实施过程的可预期性、统一性和公开性必不可少，而这种信任和合作对这类目标的实现是必需的。再次，这些规则必须是形式规则，原因之一至少是，它们必须要由下级的官员来实施，而低强制形式性的规则是公众更不能容忍的㈣。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司法的形式理性对于保障人类自由、提高司法的预见性等的作用。当然在人类司法史上，这种严格的司法形式主义也曾经导致法官机械、僵化地使用法律，成为“自动售货机”似的裁判者，但笔者以为司法形式主义并不是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祸端，法律本身缺乏实质理性、司法人员思维僵化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empirenews.page--][1][2]下一页

二、中外形式主义司法的简单比较

在形式法范式下，司法对纠纷的解决机理可概括为：(1)司法权获得独立性地位，司法机关是主要的纠纷解决机关。司法权不再是政治权力的运作形式，而具有独立的品质，体现为司法与立法分离，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开行使。(2)司法判决的逻辑结构为演绎式的，即将普遍性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之上。通过三段论的推理来实现法官的权力，体现对纠纷的解决。(3)程序在司法活动中获得高度重视。法律程序的本质是形式主义，程序获得司法活动的中心地位，一方面与形式法范式的性质相吻合，另一方面也是架构规范与事实的通道。形式法范式不仅仅限于法律规则的一般化和体系化，它还意味着“从立法至司法的每一个法律实践环节都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形式法范式中的司法程序不仅仅是判决结论作出的一种事件决断方式，还是司法是否获得合法性的前提。判决是否有效，程序本身成为一种评价标准。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有无形式主义的司法?肯定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形式化司法，但如果从司法的确定性及可预见性来说，尚存在形式主义司法的影子。在中国古代“形式主义”的司法只存在于极其狭小的范围内。按照日本学者滋贺秀三等的研究，在刑事司法中存在形式主义司法，因为刑事司法由于涉及“重盗命案”等情形，依法审理的可能性较大，依律审理的依据更为充分，判决的可预见性更强，因此中国一直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说法。另外，在现代民事案件的类型化处理中，如当事人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的普遍判决不准离婚的做法。

与西方形式化司法解决纠纷相比，我国在纠纷解决上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审判程序意识的普遍缺失或弱化，即“重实体、轻程序”，这种传统迄今仍未改变。二是个案的非形式化处理，不管在民事案件还是在刑事案件中，主要是由于民事法律的不完备造成的，同时还受到法官素质的影响。三是纠纷解决依赖着非同质化的司法队伍。虽然我国司法队伍的学历层次有了较大提高，但是高层次人才主要集中在中级以上法院，基层法院法官的同质化较差。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纠纷解决不能影响法治的进程，专业化的司法与纠纷解决应一并得到重视。英美法系法官由于司法的困难，促进了司法的专业化建设。普通法司法当中对司法意见的要求使得法官必须尽可能阅读更多的判例，积累尽可能多的经验。而我国司法目前对说理论证的低要求没有对法官的高度专业化构成挑战。更有甚者，基层法官的功能偏重于解决纠纷而非实施规则的事实也削弱了对法官专业化的要求，因为运用法律只是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而且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乡土中国。因此探讨我们为何没有出现法官专业化的原因，法官的责任在于解决问题而非实施法律恐怕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我们之所以没有出现法官的专业化，是因为我们不需要法官的专业化，还是因为我们的司法难度不够，不需要专业化?我们不需要在判决书中说理论证，因为我们的司法不是要实施法律规则，而是要解决纠纷。当然这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更为明显。但是反观世界各国，纠纷的有效解决无不以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为前提，不然，纠纷难以有效排解，或者是在“运动式”司法的作用下压下去，到一定时候又要浮上来。提高司法的专业化是司法独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如果司法的说理性不够，技术性不强，司法何以服人，又如何才能独立?但当前基层法院司法目标的价值取向又对提高司法的技术含量和专业化造成了障碍，这种障碍和价值取向又是由我们的国情和传统所决定的。这种司法的悖论将成为传统与变革之间的永恒话题。[!--empirenews.page--](二)中国传统司法的弊端在于，中国讲求司法(解决纠纷)的实质合理性，但忽视了司法的实质合理性需要有司法的形式合理性为前提。没有形式合理l生的纠纷解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或在一段时间内能够使纠纷得到解决或解决得不错，但不能排除“人治”的干扰和破坏，而会给极端不理性的司法提供机会，反而可能导致司法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能预见性。中国与西方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司法的实质合理性，但由于司法手段、形式、程序、目标等方面的限制程度不同，从而使东西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和发展方向，并且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不过，殊途同归，中国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上与西方的法治并不矛盾，中国的实质价值取向的司法与后现代化国家的司法在价值追求上是一致的。但是应当看到，中国法治土壤的贫瘠，司法形式化程度不高，在这方面的缺陷需要加以补正，不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中国司法在既缺乏西方国家那种形式理性传统基础的概念和知识系统作为司法产生的演绎前提，也缺乏西方国家法制现代化的漫长历程中因法律进化和范式变革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情况下，就决定了中国司法需要反思西方经验进而构建中国自己的概念逻辑和话语系统，从中获得启示而建构中国的法治方案。

(三)中国在解决纠纷中，在法律体系不完备，内容不完善的情况下，应借鉴判例法体例，建立我国的判例指导制度。我国本来就有判例法与制定法相互为用的传统，两者的结合是中华法系的特点与优点。从判例法的发展历史看，汉以前是简单援引阶段。由汉朝到唐朝，逐步形成了因案生例的判例形成规则和例优于律的判例法适用的普遍认识，是判例法的成熟阶段。到了明清时期，判例法不仅植根于制定法，其本身也纳入制定法的范畴，无论地位与价值均超过历代，是判例法的发展阶段。民国时期，判例也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所以没有走上判例法的道路，既由于悠久的制定法传统，又由于国家没有及时对判例进行汇编，还因为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结构与风格也阻碍了遵循先例原则的出现。我国现在虽然没有建立强制性的判例法制度，由于受两审终审的影响，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仍然有不言而喻的约束作用，最高法院公报刊登的案例实际上已经发挥了指导作用。建立判例指导制度，既可以弥补成文法的缺陷与不足，又可以促进法律的统一适用，实现形式化司法。这样还可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发挥司法能动性，积极解决纠纷；提高司法能力，遏制司法腐败。采用这种制度，有如下优点：一是适用的范围全面。凡是在司法中发现存在缺陷或漏洞的地方，都可以通过建立判例指导制度的方式进行弥补。二是适用的规则明确。判例指导制度的核心是通过判例引申出来规则，这些规则是现实审判经验的总结，有着明确性、确定性和同等条件下的适用性。三是体系的开放性。由于司法实践是不断变化的，用来发挥指导作用的判例也是不断发展的，即判例指导体系是开放的，有着时代性。四是发展的渐进性。判例指导制度对法律制度的完善是渐进的，它服务于纠纷解决的实际需要，有着不断积累和完善的属性。

(四)司法专业化地解决纠纷时贯彻程序公正意识，按照正当程序引导出法律结果，加强对权力的制约，防止特权法的出现和权力对司法的干扰。中国法官的非职业化传统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所以在中国的现实审判活动中存在一种常见的现象：社会大众与行家里手对待法律问题并不存在什么差异或隔阂，程序意识淡薄，民愤对司法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佘祥林“杀妻案”中，如果法院不是采取反复请示、内部协调、先定后审的“隐性诉讼”方式，而是能遵循程序公正的要求，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按照法律规定对已经被“污染”的证据予以排除，通过透明公开的庭审。以“看得见的公正”作出疑罪从无的判决，不仅判决结果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最终冤案也能得以避免。在当今中国法律制度运行中，职业法律家队伍尚未形成，正处在法官的职业化、专业化进程中，尤其需要警惕“人治”观念的抬头和程序功能的弱化。韦伯在分析“专门化”和法律形式主义倾向的时候提到：“法律朝反形式主义方向发展，原因在于掌权者要求法律成为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这种推动力包括了要求以某些社会阶级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代替实体正义；还包括政治权力机关如何将法律目标纳入其理想轨道；还包括‘门外汉’对司法制度的要求。”这番话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与纠纷解决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

第五篇：论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

殊途同归，生生不息

——简论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

杜杨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南充637131）

摘要：生育文化在人类的持续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是祖先崇拜，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是上帝崇拜。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但有着类似的精髓，如重视人口繁衍、注重家庭伦理、反对淫乱等。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分别支撑着中国和欧美人口的持续发展，为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和欧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传统生育文化的诸多理念至今仍然值得借鉴，不应简单地将其斥为“封建”、“愚昧”而加以全盘否定。

关键词：生育文化；中华；西方；祖先崇拜；上帝崇拜；繁衍；伦理

生育文化是指人类在婚育繁衍方面形成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制度和道德等。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而生育文化在人口再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医疗水平都很低，人类的夭折率高，平均寿命短。同时，自然灾害、猛兽、战争、饥荒等天灾人祸常使得人口剧减。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曾经辉煌的民族由于没有顽强的生育文化而相继灭绝。现存的民族经过长期摸索各自建立起了有自身特色的生育文化，这些生育文化支撑着民族的持续发展。本文将对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作简要分析。

一、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

中华家庙、祖宗祭祀的历史源远流长。据甲骨文记载，早在夏商时期，一套完整而系统化的祖先祭祀仪式已经形成。没有子嗣（或者子嗣夭亡），祖先祭祀就会结束，香火就会断绝，这就代表着家族不能持续存在。扎根于每个家庭的祖先崇拜将个人责任与利益跟繁衍高度挂钩——养育孩子一方面是对祖先尽义务，另一面关系到自己身后的祭祀——，并且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奠定了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基础。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的儒家学说接续了祖宗崇拜的文化基因，进一步认为“孝”首先意味着生育传嗣、延续香火，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深入人心。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也有过顽强的生育文化，其生育文化的建立和衰亡对其民族及文明的兴衰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此不作深入探讨，仅着重论述基督教兴起后西方的生育文化。从公元一世纪开始，基督教开始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并在后来成为了欧洲的主要信仰。基督教创造出“三位一体”的宗教观念，以此维系着源自犹太教的“一神论”观念，从而保持着以上帝崇拜为根本的宗教信仰。基督教的教义中多次提到了上帝要求信众“生养众多”，虔诚的基督教徒认为生养繁殖是上帝创作的计划，孩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生儿育女是教徒的使命。

总而言之，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是祖先崇拜，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是上帝崇拜。

二、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似之处

中西方的传统生育文化均博大精深，不仅涉及到直接生育，还涉及到一系列与生育相关的社会道德和伦理。尽管两者在形式上的表现有很大不同，但其思想内核有很大的相似之处。11作者简介：杜杨，男，1984年9月出生，职称助教。研究方向：英语教学，英汉互译，中西文化对比。

（一）都高度重视并鼓励人口繁衍

中西方的传统生育文化均把人口繁衍放在重要地位。《礼记·昏义》提到：婚姻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强调了生育的传宗接代的目的。《孟子·离娄》更是明确提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由此可见，在中华传统生育文化中，生育传嗣在某种程度上是“孝”的最高体现。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多处提到“生养众多”，例如，“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圣经·创世记1:28》）、“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圣经·创世记9:7》）、“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圣经·利未记26:9》）。基督教坚决反对同性恋，认为“这本是可憎恶的”（《圣经·利未记18:22》）。另外，《圣经》中明确指出上帝将胎儿也视为人——“那造成我在母腹中的，不也造他吗？造我们在母胎里的，不是同一位吗？”（《圣经·约伯记31:15》），因此基督教反对堕胎。基督教对同性恋和堕胎的坚决反对起着鼓励人口繁衍的作用。

（二）都注重家庭伦理，反对淫乱

家庭在生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生育对家庭也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中西方的生育文化不约而同地注重家庭伦理。由于淫乱会严重影响生育能力，降低生育质量，中西方的生育文化都坚决反对淫乱。中华的传统生育文化可以浓缩为两句话：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强调的是利益和精神激励；“万恶淫为首”是通过将“性”局限于夫妻而保护生育器官（当然也起着维持社会道德的作用）。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的家庭关系得到大力提倡，而淫乱行为则受到普遍唾弃，一些大家族甚至会以私刑严惩本家族内有淫乱行为者。基督教各派均遵循的《圣经》十诫均也把“孝敬父母”和“毋行邪淫”放在重要地位。基督教的教义也对夫妻关系做出了规定，如“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圣经·以弗所书5：22-28》）。

（三）都重视男女分工

由于生理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女性是人口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兼顾物质再生产），男性是物质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协助人口再生产）。在中西方的传统生育文化中，男女分工都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在传统中国，社会普遍推崇“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即男性通常在外为家庭获取财富，女性在家料理家务以及养育后代。《圣经》中也提到了上帝对男女分工的要求。

三、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意义

（一）保证了民族的持续发展壮大

在物质条件差、大型天灾人祸不断的古代，许多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民族都彻底灭绝。在这种情况下，华夏民族和欧洲大陆的各民族不但没有灭绝，反而得到了发展壮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西方的传统生育文化功不可没。顽强的生育文化使得中西方的民族在历经多次灾难后仍能得以恢复元气甚至更加壮大。

（二）有助于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

在中西方生育文化中，家庭伦理道德都是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家庭是社会的基础，规范家庭伦理道德有助于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父慈子孝是华夏传统的家庭观。这种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子女的父母的孝敬扩展到全社会就是孟子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助于形成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基督教教义中也规定了家庭关系硬和睦，并认为应将其扩展到全体基督教徒之间的相互关爱。

（三）奠定了中西方文明的根基

人口是文明的基础。也是文明的载体。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F.A.哈耶克（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1988）提到：“我们可以做人口稀少的野蛮人，也可以做人口众多的文明人。如果将人口数量减少到10000年前的水平，人类也保不住文明。实际

上，即使将已获得的知识储存在图书馆里，如果没有足够的人从事广泛的专门化和劳动分工所要求的各种工作，人们也不能够利用这些知识。”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分别支撑着中国和欧美人口的持续发展，为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和欧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人口长期居于世界第一位，其经济、科技、文化也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发明大大推动了中国和世界的科技进步，儒家学说等中国传统人文学说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长城等古代建筑至今仍举世瞩目。华夏文明也曾遭到多次破坏和蹂躏——如五胡乱华、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满清入关等——但都没有被彻底征服和摧毁，传统生育文化所带来的人口优势是关键因素之一。

虽然欧洲长期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也历经战乱、瘟疫的巨大破坏，但其顽强的生育文化使得其文明得以延续。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欧洲的人文与科技得以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传统的基督教生育文化仍然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得到坚持，欧洲各国人口尤其是英国人口得到快速增长。人口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使得大规模移民和开发新大陆成为了可能，大批以英裔为主的欧洲人大量向美洲、澳洲等新大陆扩散，并且繁衍出庞大数量的后代。工业革命后，西方文明开始在全球占有主导地位，英语也由一门不起眼的地区方言发展成为了世界语言。当然，必须说明的是：人口是文明的必要条件，而并非充分条件。没有足够的人口肯定无法产生和传承辉煌灿烂的文明，但是单凭大量的人口而没其他条件也难以产生和传承辉煌灿烂的文明。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作深入探讨。

四、客观、理性地对待传统生育文化

不可否认，传统生育文化中也有一定的糟粕。而且，时过境迁，其中的某些内容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因此，有人将传统生育文化贬为“封建糟粕”、“愚昧落后”而全盘加以否定，还有人片面放大传统生育文化的糟粕之处，声称中华文化天生愚昧落后，这些都是有失公允的。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地看待传统生育文化，充分肯定其为民族的生存发展和文明的传承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核心思想，例如其大力提倡的重视家庭责任、父慈子孝、反对淫乱等观念对现代中国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西方世界在这方面有着惨痛的教训。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女权运动兴起，最初以追求男女平等、反对基督教禁止离婚的戒令、主张婚姻自由为主要诉求，这些诉求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逐渐走向极端，演变成了“性解放”风潮，对生育文化等传统宗教文化全盘否定。性解放主义者反对一切道德伦理约束，反对男女的分工，鼓吹性与婚姻分离、淫乱不该受到谴责，还大力主张娼妓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性解放动席卷欧美，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性解放运动既导致西方社会离婚率剧增、大量家庭解体，又使得性病数量大大增多，同时还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社会道德，间接地导致了盗窃、抢劫、贩毒等犯罪现象的加剧、社会治安恶化。另外，性解放运动使得欧美多国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导致了后来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使得许多欧美国家被迫大量地雇佣移民（而移民的大量涌入又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目前，西方社会已经开始对性解放运动进行反思，不少有识之士发出回归传统生育文化的呼声。

西方世界已经为全面否定传统生育文化而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其深刻的教训值得中国吸取。我们应该客观、理性地对待传统生育文化，要摒弃其糟粕，但不能全盘否定，而是应该吸取其精华并使之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

五、总结

殊途同归，生生不息。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虽然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具有类似的精髓，同时都为各自的文明和世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现代社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和理性地对待中国文化，也有助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同时对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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