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传统人居文化论5篇

第一篇：湘南传统人居文化论

湘南传统人居文化论

湘南传统人居的宜居环境深深地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村落的族居特点，祖宗崇拜的至高无上，象征着父系制度的男权政治。湘南人居村落的治理目标，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德治，德治的依据为礼。其统治的最高目标是达到当时的社会和谐。湘南人居的建筑装饰的文化取向，主要是儒家文化的中庸。这种中庸文化的审美取向，是达到人与自然、人与建筑的平衡与稳定，但也容易形成机械式的既定格式。湘南人居村落民俗文化具有兼容性，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各民族和而不同的民俗民风。

第二篇：论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

殊途同归，生生不息

——简论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

杜杨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南充637131）

摘要：生育文化在人类的持续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是祖先崇拜，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是上帝崇拜。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但有着类似的精髓，如重视人口繁衍、注重家庭伦理、反对淫乱等。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分别支撑着中国和欧美人口的持续发展，为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和欧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传统生育文化的诸多理念至今仍然值得借鉴，不应简单地将其斥为“封建”、“愚昧”而加以全盘否定。

关键词：生育文化；中华；西方；祖先崇拜；上帝崇拜；繁衍；伦理

生育文化是指人类在婚育繁衍方面形成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制度和道德等。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而生育文化在人口再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医疗水平都很低，人类的夭折率高，平均寿命短。同时，自然灾害、猛兽、战争、饥荒等天灾人祸常使得人口剧减。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曾经辉煌的民族由于没有顽强的生育文化而相继灭绝。现存的民族经过长期摸索各自建立起了有自身特色的生育文化，这些生育文化支撑着民族的持续发展。本文将对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作简要分析。

一、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

中华家庙、祖宗祭祀的历史源远流长。据甲骨文记载，早在夏商时期，一套完整而系统化的祖先祭祀仪式已经形成。没有子嗣（或者子嗣夭亡），祖先祭祀就会结束，香火就会断绝，这就代表着家族不能持续存在。扎根于每个家庭的祖先崇拜将个人责任与利益跟繁衍高度挂钩——养育孩子一方面是对祖先尽义务，另一面关系到自己身后的祭祀——，并且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奠定了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基础。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的儒家学说接续了祖宗崇拜的文化基因，进一步认为“孝”首先意味着生育传嗣、延续香火，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深入人心。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也有过顽强的生育文化，其生育文化的建立和衰亡对其民族及文明的兴衰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此不作深入探讨，仅着重论述基督教兴起后西方的生育文化。从公元一世纪开始，基督教开始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并在后来成为了欧洲的主要信仰。基督教创造出“三位一体”的宗教观念，以此维系着源自犹太教的“一神论”观念，从而保持着以上帝崇拜为根本的宗教信仰。基督教的教义中多次提到了上帝要求信众“生养众多”，虔诚的基督教徒认为生养繁殖是上帝创作的计划，孩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生儿育女是教徒的使命。

总而言之，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是祖先崇拜，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是上帝崇拜。

二、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似之处

中西方的传统生育文化均博大精深，不仅涉及到直接生育，还涉及到一系列与生育相关的社会道德和伦理。尽管两者在形式上的表现有很大不同，但其思想内核有很大的相似之处。11作者简介：杜杨，男，1984年9月出生，职称助教。研究方向：英语教学，英汉互译，中西文化对比。

（一）都高度重视并鼓励人口繁衍

中西方的传统生育文化均把人口繁衍放在重要地位。《礼记·昏义》提到：婚姻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强调了生育的传宗接代的目的。《孟子·离娄》更是明确提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由此可见，在中华传统生育文化中，生育传嗣在某种程度上是“孝”的最高体现。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多处提到“生养众多”，例如，“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圣经·创世记1:28》）、“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圣经·创世记9:7》）、“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圣经·利未记26:9》）。基督教坚决反对同性恋，认为“这本是可憎恶的”（《圣经·利未记18:22》）。另外，《圣经》中明确指出上帝将胎儿也视为人——“那造成我在母腹中的，不也造他吗？造我们在母胎里的，不是同一位吗？”（《圣经·约伯记31:15》），因此基督教反对堕胎。基督教对同性恋和堕胎的坚决反对起着鼓励人口繁衍的作用。

（二）都注重家庭伦理，反对淫乱

家庭在生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生育对家庭也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中西方的生育文化不约而同地注重家庭伦理。由于淫乱会严重影响生育能力，降低生育质量，中西方的生育文化都坚决反对淫乱。中华的传统生育文化可以浓缩为两句话：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强调的是利益和精神激励；“万恶淫为首”是通过将“性”局限于夫妻而保护生育器官（当然也起着维持社会道德的作用）。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的家庭关系得到大力提倡，而淫乱行为则受到普遍唾弃，一些大家族甚至会以私刑严惩本家族内有淫乱行为者。基督教各派均遵循的《圣经》十诫均也把“孝敬父母”和“毋行邪淫”放在重要地位。基督教的教义也对夫妻关系做出了规定，如“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圣经·以弗所书5：22-28》）。

（三）都重视男女分工

由于生理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女性是人口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兼顾物质再生产），男性是物质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协助人口再生产）。在中西方的传统生育文化中，男女分工都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在传统中国，社会普遍推崇“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即男性通常在外为家庭获取财富，女性在家料理家务以及养育后代。《圣经》中也提到了上帝对男女分工的要求。

三、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意义

（一）保证了民族的持续发展壮大

在物质条件差、大型天灾人祸不断的古代，许多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民族都彻底灭绝。在这种情况下，华夏民族和欧洲大陆的各民族不但没有灭绝，反而得到了发展壮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西方的传统生育文化功不可没。顽强的生育文化使得中西方的民族在历经多次灾难后仍能得以恢复元气甚至更加壮大。

（二）有助于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

在中西方生育文化中，家庭伦理道德都是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家庭是社会的基础，规范家庭伦理道德有助于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父慈子孝是华夏传统的家庭观。这种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子女的父母的孝敬扩展到全社会就是孟子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助于形成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基督教教义中也规定了家庭关系硬和睦，并认为应将其扩展到全体基督教徒之间的相互关爱。

（三）奠定了中西方文明的根基

人口是文明的基础。也是文明的载体。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F.A.哈耶克（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1988）提到：“我们可以做人口稀少的野蛮人，也可以做人口众多的文明人。如果将人口数量减少到10000年前的水平，人类也保不住文明。实际

上，即使将已获得的知识储存在图书馆里，如果没有足够的人从事广泛的专门化和劳动分工所要求的各种工作，人们也不能够利用这些知识。”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分别支撑着中国和欧美人口的持续发展，为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和欧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人口长期居于世界第一位，其经济、科技、文化也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发明大大推动了中国和世界的科技进步，儒家学说等中国传统人文学说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长城等古代建筑至今仍举世瞩目。华夏文明也曾遭到多次破坏和蹂躏——如五胡乱华、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满清入关等——但都没有被彻底征服和摧毁，传统生育文化所带来的人口优势是关键因素之一。

虽然欧洲长期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也历经战乱、瘟疫的巨大破坏，但其顽强的生育文化使得其文明得以延续。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欧洲的人文与科技得以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传统的基督教生育文化仍然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得到坚持，欧洲各国人口尤其是英国人口得到快速增长。人口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使得大规模移民和开发新大陆成为了可能，大批以英裔为主的欧洲人大量向美洲、澳洲等新大陆扩散，并且繁衍出庞大数量的后代。工业革命后，西方文明开始在全球占有主导地位，英语也由一门不起眼的地区方言发展成为了世界语言。当然，必须说明的是：人口是文明的必要条件，而并非充分条件。没有足够的人口肯定无法产生和传承辉煌灿烂的文明，但是单凭大量的人口而没其他条件也难以产生和传承辉煌灿烂的文明。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作深入探讨。

四、客观、理性地对待传统生育文化

不可否认，传统生育文化中也有一定的糟粕。而且，时过境迁，其中的某些内容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因此，有人将传统生育文化贬为“封建糟粕”、“愚昧落后”而全盘加以否定，还有人片面放大传统生育文化的糟粕之处，声称中华文化天生愚昧落后，这些都是有失公允的。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地看待传统生育文化，充分肯定其为民族的生存发展和文明的传承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核心思想，例如其大力提倡的重视家庭责任、父慈子孝、反对淫乱等观念对现代中国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西方世界在这方面有着惨痛的教训。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女权运动兴起，最初以追求男女平等、反对基督教禁止离婚的戒令、主张婚姻自由为主要诉求，这些诉求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逐渐走向极端，演变成了“性解放”风潮，对生育文化等传统宗教文化全盘否定。性解放主义者反对一切道德伦理约束，反对男女的分工，鼓吹性与婚姻分离、淫乱不该受到谴责，还大力主张娼妓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性解放动席卷欧美，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性解放运动既导致西方社会离婚率剧增、大量家庭解体，又使得性病数量大大增多，同时还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社会道德，间接地导致了盗窃、抢劫、贩毒等犯罪现象的加剧、社会治安恶化。另外，性解放运动使得欧美多国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导致了后来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使得许多欧美国家被迫大量地雇佣移民（而移民的大量涌入又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目前，西方社会已经开始对性解放运动进行反思，不少有识之士发出回归传统生育文化的呼声。

西方世界已经为全面否定传统生育文化而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其深刻的教训值得中国吸取。我们应该客观、理性地对待传统生育文化，要摒弃其糟粕，但不能全盘否定，而是应该吸取其精华并使之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

五、总结

殊途同归，生生不息。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虽然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具有类似的精髓，同时都为各自的文明和世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现代社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和理性地对待中国文化，也有助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同时对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安希孟.家、国、同胞,与天下万民——中西哲人及基督教的家庭观 [J].宗教学研究,2005(01).高红艳.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5(02).刘忠良.大国危途——民族兴衰与人口政策再思考[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严梅福,张宗周.中国古代生育心理思想研究[J].心理科学,1996(03).易富贤.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Z].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易富贤.回到传统的婚姻传统防线内[N].南都周刊,2011-09-13.易富贤.生活作风与国家兴衰[J].大科技(百科探索),2007(05).周全德,海文卫.刍论儒学与基督教在生育文化方面的同与异[J].人口与发展,2009(增刊).注：本文发表于《赤子》2013年第5期（发表的内容有个别删减之处），欢迎借鉴、探讨和指正，禁止抄袭。转载须注明作者和出处。

第三篇：论湘西土家族传统聚落文化

论湘西土家族传统聚落文化

我是旅游管理系毕业的学生,毕业的前两年一直在张家界从事着专职的地接导游工作。在湘西生活、工作的短短两年时间里，让我对在这一片神秘的土地上衍生的土家文化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并通过工作实践与书籍中也逐步学习了解了一些关于土家族的传统文化。湘西为丘陵地带，气候湿热，森林植被资源丰富，野兽虫蛇常隐居沟壑之中。远古时代，渔猎是生活在这里的土家人长期从事的主要生产活动。据记载，土家先民曾有过频繁的“赶山”活动，即集体打猎。进入农耕时代以后，早期主要以“烧火畲”的方式种植各种杂粮。由于山多地少，导致土家先民的居住比较分散。后来，随着劳动对象的改变，加之互助协作的需要，土家人逐渐通行聚族而居的习惯，进而，其居住形式不断演化，由初始单家独户的家庭式，逐步扩集成村寨的聚族式，为以后湘西传统聚落建筑文化的繁衍奠定了基础。

一、聚落的起缘与发展

湘西土家族先民的劳作方式，从原始渔猎为主到以农业耕作为主的过程，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岁月。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及生产方式的改变，逐渐形成聚族而居的习俗，从以往那种散居山谷、单门独户游离状的社会细胞进化、组合成社会的基本元素——村寨。随着经营耕作，合作互助以及安全保卫等需要的提高，多数先民开始聚族而居，少则几家，多则几十家。这种形式的出现，最先是同姓同宗为一寨，以姓氏为寨名，以相同的血缘关系作为聚居的基础。至清代“改土归流”以后，随着土司制度的废除，领主经济的解体，大量外族“客籍”纷纷入籍，人口大量增多，农业、手工业得到相应的发展。这种以血缘关系维护的封闭式山寨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由若干同姓同宗的小村寨逐步聚集成以大姓为主，杂以他姓的村落，形成了以宗族、姓氏、亲缘关系为主要元素组成的村寨集镇。在这些地区，大姓人口比较集中，间杂有部分他姓，如永顺石堤、王村，龙山里耶，卢溪浦市等，不胜枚举。形成初期，这种较大村落一般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较为稳定的自然村落，由一个家族或几个同姓家族集合定居在一个地区，协同生活、世代相袭，人员流动稳定 ；另一种为不稳定村落，由若干迁出户与若干迁入户不断交替，稳定户占少数。从以上两种不同形态的村镇聚落大体可以了解到村镇聚落发展的脉络，也就是由家族村寨逐步扩展为亲缘村落再到多姓杂居多样化的集镇村落。

二、“天人合一”的选址理念

湘西土家族是一个多神论民族，崇尚万物有灵。在聚落择址上认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将许多自然现象神灵化，认为它们和人一样有“灵”。这种“天人合一”的观点反映在对地形地貌自然环境的崇拜上，这就是风水的起源。土家族对村址、建房基地的选择，都要相“风水”。土家先民在择址这一方面讲究物质功利性，即首先考虑的是生产生活的需要，或靠近田土，或便于捕鱼狩猎，水源柴草充足。其次，满足精神信仰的要求。土家人对“吉”地的要求：村寨前面要“空”，不“空”则不宜建房，民间流传着“坟对山尖，屋对坳”的谚语。村前植大树，拜为神树，是村寨的保护神。按风水要求，一块吉地应以山为依托，背山面水，在龙脉之前有一块平旷的地坪，称之为“明堂”，明堂之后常有一座较高的山称为“祖山”，从这里分出支脉，向左右两侧延伸呈环抱的形式，从而把明堂包围在中央，由此形成一个以明堂为中心的内向的自然空间。

三、宗法、礼制是维系聚落的纽带

村镇聚落及住宅作为物质空间形态，除了满足人们的物质功利要求外，还要满足精神和文化方面的要求。一个聚落的形成，不仅受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还要受思想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血缘关系、政治制度、生活习俗等多种非物质功利文化因素的影响。湘西地区的土家先民对村寨的建设，住宅的空间布局，无不受到“宗法礼制”的约束。明朝前，庶居不能建祠堂，敬神拜祖，婚丧嫁娶等一切祭祀礼仪活动皆在自家明堂（堂屋）进行。明朝以后，宗法制度进一步强化，朝廷才允许建宗祠。从此以后，老百姓便有了专门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神灵的地方。至清代，宗祠大量出现，分布各地。土家人通过祭祖可达到“敬宗收族”、“传播礼仪”的目的，扩大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的世袭村落，统一规范了宗法礼制的道德思想，进一步树立了宗族权威，增强了村落的凝聚力。

土家人对祖先的崇拜，是通过系列的敬仰、祭祀活动而实现的。每年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土家人都要举行一个叫“社巴节”的节日，主持者“梯玛”（土家巫师），由其操持各种法事活动，不分男女老少，排成长队，敲锣打鼓，吹起土号，由梯玛领队来到社场。队伍中有一头戴烂斗笠、身披土花被面的人，由四个人抬起进入社场，相传这就是祖先，其后跟着一个拿扫帚的人，边走边扫，传说祖先战死后其尸体长了蛆虫须清扫。跟在后面的人群由族长带领，一路吆喝，地动山摇。进行一系列祭祀活动后，各族男女老少随着锣鼓声，跳起舍巴舞（摆手舞），歌舞喧天、通宵达旦。

土家族“敬天法祖”的宗教礼仪文化制约着土家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灵魂，维系着以宗族关系为集团体的聚落体制，是“家国同构”宗法伦理社会结构的主要依托，这种独特而古老的文化方式，维系着土家族传统聚落代代相传。

第四篇：论传统

论传统

中华古国曾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际，周公就制礼作乐。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简要概括成以周初形成的重德、重人文、重民本的“礼乐文化”为起源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传统从周初初步形成到最终确立历经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成体系的文化始于周代，武王灭纣后，天下大治，君仁民忠，父慈子孝，崇文尚礼，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周礼》详细记述了当时的礼乐文明。后来周室衰微，诸侯并起，礼崩乐坏，战乱不断。这极大的激发了士子们的政治热情，提出各种主张，著述层出不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壮观局面，诞生了老子、孔子等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其中以主张“礼”的儒家和主张“道法自然”的道家影响最为广泛。之后，通过变法而崛起的秦国吞并六国，建立大一统政权，并开始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家文化进行改良，使儒家文化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政治与思想两个方面确立了儒家文化今后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在之后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两次大的危机，并由此发生了两次重要的转型。

第一次危机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道教的创制与佛教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而佛教以人生为苦，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注重对自我心灵的发展。唐朝时佛教盛行，对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冲击。

宋初，许多文人为应对佛教的冲击，开始以唐代的韩愈为标杆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周敦颐提出“圣人可学，读书人成圣”，成为道学的开端。世称“二程”的程颢、程颐兄弟以“经所以载道”和以义理解经为基本纲领，并在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天理论哲学，完成了伦理型儒学向哲理型儒学的转化，为北宋理学奠基。之后的朱熹则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兴起，该学说后来成为南宋以后600余年的统治思想。理学是一种僵化的思想，遏制人性，教人听天由命，制约了人的创新思维。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与社会形势的变化相适应，又出现了多少具有市民反叛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王阳明、陆九渊提出“即心求理”。他们批判“理学”对人们的束缚，认为人们可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提倡解放人性，尊重人的内在机制。此外，倡导修养践履，倾心自然科技，关心国计民生的实学兴起。代表人物有黄宗羲、顾炎武等。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盛行，当权者禁止读书人议政，终止了读书人对文化的进一步探索与调整。

第二次危机源于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传入。19世纪中叶前夕，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对清帝国的入侵，中华文化也开始面临西方文化的直接挑战，传统文化在矛盾冲突中做着自我调整和重构。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的激情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反叛。但其破坏有余、创建不足的弊病也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并未能很好地完成”(1)，因此，重构中华文化以实现其现代化仍是时人的一项迫切任务。

于是，五四后，各种文化改造论粉墨登场。虽然其派别不一说法各异，但从其实质来看主要有三种：其一，以资产阶级文化改造甚至替代传统文化，即“疑古”。胡适便是的代表人物。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他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观念，领导“疑古”学派，主张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即“全盘西化论”；其二，因时制宜，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阐释、修补，即“释古”。梁漱溟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认为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他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共产党提出了创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国文化虽经历曲折，却呈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深厚的底蕴，直至今日依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并不断发展。怎样理解韩愈的古文运动与胡适的白话文运动

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从北京推向全国的一场划时代的文体改革运动。它提倡书面语不用文言，改用白话或语体。白话文运动先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发动，进而在思想革命中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运动的提倡者主要是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北京大学进步师生为主力，同形形色色的文言维护者开展论战，赢得了白话文的胜利

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梁漱溟 文化的三种路向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旨在分析什么是文化以及中西印的文化走向。他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没尽的意欲,所以文化之不同是由于意欲走向的不同。

从不同的欲出发,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及解决方法,即“生活的样法”这就是中西印三大文化路向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第一路向，是西方人解决问题的思维，也就是在遇见困难时，西方人会从改造局面出发，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欲望去解决问题，以不断前进的态度来支撑自己，以直觉运用理智；而第二路向的代表就是中国文化，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中包含着深深的儒家思想，使得中国人在物欲方面强调顺其自然，强调和谐，随遇而安是中国人的处事风格，以理智运用直觉；第三路向的代表是印度，印度文化的典型特点 是不要求向外发展，而是向内禁欲，做到无欲无求，理智运用现量。这三种文化虽然运用方式不同，但是在地域方面并未有差别，因方向不同，努力不同，结果自然不同，三者虽然在同一领域中发展，但是因发展方向与发展方式的大相径庭，国家的发达程度自然也不相同，虽然中国与印度文化在直观上看似比不上西方文化，其实是因为他们各自的追求不同，即物穷理与即心穷理的区别

致知格物是在即物穷理。通过格物的认识方法,达到穷理的目的,即由物返归到理。那么如何格物呢?他主张“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自然贯通。要使自己获得知识,必须根据事物来弄清它的道理。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⑥由此,构成了他客观唯心主义的认。在“心孙为构成宇宙万物本源的基础上,陆九渊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他说“心,一理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又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这就是说万事万物都存在于我的心中,只要把我心中固有的道理发挥出来,那么充塞宇宙的无非就是我心中的道理,人世间所有泰物的道理,无非是我心中的理的体现一。合与理一致,即“道外无事,心外无道。哑宇宙的万化万理皆存于我心,那就不用在客观事物中寻求知识,也不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得出“致知不假外求”的结论。朱熹认为理是客观存在,因而认识的目的就是明理,认识的途径从“即物穷理”到“豁然贯通”。即要“即物穷理”除格物外就要读书,这就叫做“道间学”。陆九渊认为理是主观的心,因而认识的目的就是“明本心”,认识途径是“切己自反’,。“先立乎其大者”。,体认内心,不假外求,这就叫做“尊德性”。怎样理解疑古、信古、释古

一)信古,(二)疑古,(三)释古。`信古'一派以为凡古书上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全盘接受传统文化，排斥西方文化。`疑古'一派,推翻信古一派对于古书之信念。以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主张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西方文化，疑古一派的人,以胡适为代表所作的功夫即是审查史料，认为中国所有古代的经典故事都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检验。胡适说“那证据来”`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以为古代传说,虽不可尽信,然吾人颇可因之以窥见古代社会一部分之真相。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功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并解释古籍的来源。冯友兰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第五篇：湘南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

湘南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

——以永州新田县龙家大院为例

郭启欣

摘 要：传统古村落是人类居住文化史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当前传统聚落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聚落的特色风貌与文化特征面临着现代建筑形态同化的威胁。从永州新田县龙家大院的保护与利用实例中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应重点保护村落的整体形态； 恢复和提升具有文化价值的传统重点场所。应对村落资源进行整合和综合利用，并建立健全保护机制。

关键词：龙家大院 传统村落 特色保护 合理开发

引 言

村落是聚落的一种基本类型。是长期生活, 聚居, 繁衍在一个边界清楚的固定区域的, 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所组成的空间单元。从历史成因上说,“乡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①每家所耕种的面积小, 所谓小农经营, 所以聚在一起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过分远②需要水利的地方, 他们有合作的需要, 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③为了安全, 人多了容易保卫④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 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 成为相当大的村落”。中国传统村落充分体现出“天人合一” 的整体观念, 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有机思想。

湘南地区指湖南南部，这里丘陵起伏，山峦连绵。在湘南地区居住着瑶、苗等少数民族。由于地域偏僻，地势险要，受不同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融合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民族特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村落。

对湘南传统村落空间的保护和利用，将对保护和传承这里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产生积极的意义。

1传统聚落的价值体现

作为乡土建筑的载体，湘南传统村落同时具有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美学价值。

1.1 社会价值

在人类社会中，多民族、多种社会形态构成了社会生态的多样性。正如在自然界中，生物的多样性是保持生态平衡的基础，人类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也需要多元的社会、文化作为支撑。从龙家大院传统聚落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其相对稳定、和谐的聚落空间结构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而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适应自然环境与社会形态的空间得以保存和延续。正如1972 年11 月在巴黎召开的第17 次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会议所提出的：“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亲密接触，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传统村落以其几十年乃至上千年的时空尺度诠释人类对环境的作用，是任何“标本”所无法比拟的，同时，聚落所体现的生态精神及人文精神，正是现代城市及其环境所缺乏的一种精神基础。传统聚落以多样性的生活为背景，携带着大量的乡土文化、社会和历史的信息。原汁原味的聚落可以帮助我们寻根溯源，以作为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基地，具有文化传承和社会教化的双重意义。

1.2 经济价值

陈志华先生说过：“乡土村落保护的经济目的目前只能从旅游中得出”。湘南传统村落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旅游开发和由此带来的商业效应方面。

这种聚落原始、朴素而浓烈的民俗风情和特色鲜明的自然环境及建筑，成为了旅游开发不可多得的资源。并且，一些处于“深闺之中”的村落，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吸引力越来越大，逐渐形成品牌效应，可以在地区及更大范围内产生间接利益，如改善投资环境，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全方位开放等。通过旅游开发而产生的“投入保护—产出—再投入保护—再产出”良性循环模式在不少地区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国内的丽江、平遥、周庄及桂北龙脊十三寨的旅游资源开发都是成功的例子。

1.3 美学价值

当代美学家朱光潜说：“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美就是情趣意象化或意象情趣化时心中所感受到的‘恰好’的快感。”审美是感官知觉产生联想、诉诸情感而达到理解的一种过程。审美应当包含三个方面，即：自然认知观、思维方式、美学意境。在中国传统的审美中崇尚以“善”为先，然后才是“真”，即审美被置于道德的法则之下强调统一性、有序性、和谐性。与西方重实体的美学观不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重关系、亲自然，是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湘南村落的“可识别性”和“可印象性”均呈现出一种与“物象”相对的“意象”，强调“天、地、人”和谐统一，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以天道质人事”“以人事观天道”的哲学思想。因而聚落既有着对“世外桃源”般的意境追求，也有着诗画般的理想境界。每一个村落大到自然山水环境，中到聚落整体的空间环境，小到村内的建筑环境都渗透着浓厚的人文精神；一幢幢具有地方特色的民居在色彩、材料、造型、布局等方面相似，但细微之处却富于变化，其特征明显的形象，给人以和谐、生动、自然和优美的艺术感受。传统聚落发展面临的问题

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导致了传统聚落中社会观念、居住环境、生活方式等的诸多改变，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着聚落的再发展过程，使传统聚落的生存及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开发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建设，游人的涌入等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对传统村落的生活和生产模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传统村落的存在基础和发展轨迹。因此，一直以来，对有关传统民居的经济价值的开发被认为是对民居发展产生影响的“双刃剑”。湘南地区的传统村落，同样面临着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 2 两个方面。

2.1 人口与环境问题

(1)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传统村落的知名度不断提高，游客逐年增多，传统聚落的人口密度不断增长；同时，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更新，一些改建、新建的房屋不断出现。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加之缺乏科学的规划和管理，聚落的建筑密度、容积率未能得到合理控制，人口容量未能得到有效疏解，导致聚落原有空间的模式发生熵变。

(2)人口膨胀引起的过度建设，导致了占用土地、破坏森林植被等问题，并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在发展乡镇企业的过程中，不适当选址、排污设施不完善等原因造成工业和商业活动中的环境污染，进而破坏了村落的整体生态环境。

2.2 整体风貌与文化特质产生变异

(1)一直以来，湘南村落中的民居维修、拆建多处于自由状态。有的村民热衷于建造新房而不屑于对旧宅进行修葺，老建筑便被废弃、闲置或挪用。有些新房不经规划便随意建在村外，与老村间既无保护隔离区，也无过渡区，结果产生了“新旧对立、新包围旧”的不和谐景观，使传统聚落的整体风貌难以延续。有的村落由于防火意识不强、措施不当，造成成片木结构民居建筑被烧毁，使村落的整体风貌遭到破坏。

(2)湘南居民聚族而居，一直生活在安定、祥和的环境之中。如今交通体系逐步完善，传媒发达，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随着村民的走出，外部世界观念的进入，几百年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文化新陈代谢不可避免。

在这一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引进先进的居住理念、现代的室内装饰符号和装饰技术及舒适的生活设备有助于提升聚落文明。如采光面积的加大；空调机、洗衣机的使用。但另一方面，以钢筋水泥、瓷砖及现代营造技术建筑的新房可循环性差、亲自然性大为减弱；出于强调私密性、节约能源等目的，开敞、通透的空间趋于封闭；粉饰一新的装修无视历史材料真实的尺度和印记⋯⋯这些问题对聚落的整体风貌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导致村落传统文化的迷失。传统聚落的保护与利用

传统风貌与建筑文化是否必须以贫穷保守为代价，对现代生活的追求是否一定会影响其价值。湘南村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和当地居民的重视并开始了一系列的行动。

3.1 保护和利用实例分析

近年来，湖南在传统民居与聚落的专业研究及保护利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 3 果。本文以新田龙家大院为例进一步说明。

3.1.1 龙家大院概况

龙家大院位于新田县枧头镇黑砠岭村，因全村为龙姓，故又称为龙家大院。龙家大院周边山清水秀、风光旖旎，自然生态环境优美。大院积淀了600多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艺术雕刻巧妙，建筑格局独到，湘南古民居特色资源特别显著。

本次修建性详规旨在以新田县旅游总体规划为依据，制定用以指导龙家大院各项建筑工程设计和施工的规划设计，从而深层次解决该景点的旅游发展问题。本次修建性详规规划面积25.49公顷。

3.1.2现状特色分析

3.1.2.1大院环境

龙家大院坐西南朝东北，处于山冲之中。古村后高前低，左拥龙山，右抱和岭，于精巧中见大气。村前有一座大约三亩的荷塘，塘近圆形，塘水清冽，经年不干，为全村消防和洗衣之用；塘堤坝宽为两米，全用宽大精致的青石砌成，也为进村道路，塘的东北面有一青石砌就的半圆形三级洗衣码头。整个村在塘后作扇面展开，临塘一面可见护院墙、吊脚楼和两个巷口楼门，中间临水植芭蕉数株，蕉叶随风摇曵，在青砖黛瓦中极显风韵。

3.1.2.2传统民居（1）建筑形式

全大院建筑形式均为青砖黛瓦马头墙，砖是清一色的水磨青砖，用白灰勾细线，墙脚用青石为基，大多为一层，飞檐马头墙都是一个形式的卷角。

图1：现状分析图

（2）院落结构

龙家大院有两条门，右为东门，为入村正门；左为北门，门较东门小。大院临水塘一面，有两道巷道门，四道门把大院分成三部分，古村落体量较小，其横向距离七八十米，纵向距离三四十米，院内小巷纵横。

（3）建筑年代

大院大多为明末时期的建筑，部分为民国初年所建，但建筑风格和形制十分统一，至今保存相当的完整。

3.1.2.3院落文化

一门一对联是龙家大院的文化特色，现存对联128幅。“诗礼相传端本务，耕桑以外不关心”和“居同靖节先生宅，家衍零陵太守风”是龙家大院两幅有名的对联，前幅是数百年来龙家大院居民生活写照，后一幅则表达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龙家大院作为东汉零陵太守后裔的居住地，有诗礼相传的家风，他们崇尚并坚守祖先“敦厚周慎，谦约节俭”的八德。

另一个能表现龙家大院深厚文化底蕴的是门额堂名和墙头彩绘。龙家大院的客厅和堂屋的门额上，多写上堂名，以示其不是普通百姓。有抒情的如“得趣庐”“舍和”。墙头彩绘更有特点，如日神月神彩绘，御收彩绘，福字彩绘，兵书宝剑彩绘，彩绘均以粉壁为底，上绘倒垂蝙蝠，下绘祥云，中间绘需要表现的日神月神等等，彩绘面积都在四平方米以上。还有一个能表现建筑工艺精湛的是角柱石石雕和窗花及绦环板木雕。角柱石又叫墙角石，是起房屋墙角保护作用的，在建筑上相当重要。龙家大院的角柱石上多有刻有喻意“万代平安”“福传万代”“福禄寿禧”“暗八仙”和“阴阳八卦”之类的呈祥图案的浅浮雕。

3.1.3现状存在的问题

3.1.3.1建筑有一定的落败程度。龙家大院中的民居大多为明、清建筑，部分为民国初年所建。有的民居已经倒塌，只留下残垣断壁；龙氏祠堂、戏台早已毁坏，仅存留遗迹；学堂、药房、院门、哨门残缺不全。

3.1.3.2外围现代建筑景观不协调性，严重损害了龙家大院特有的景观格局，对龙家大院原有的结构形态造成破坏。

3.1.3.3龙家大院“西边花园，东边果园”的传统景观风貌已经荡然无存。无序建设和砍伐，对龙家大院周围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

3.1.4保护和利用思路及原则

3.1.4.1通过规划设计，（1）保护——体现地域特色，延续历史文脉。弘扬龙家大院悠久深厚的历史 文化传统，展现其古朴庄重的建筑街巷景观。（2）发展——赋予活力，面向未来，在设计中不仅要保留现有的街巷、建筑，更重要的是通过多层次的利用，保留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与历史文脉，并通过规划设计赋予其更开放的功能，从而为其注入活力。

通过保护规划的实施，确定旅游主题等，合理的进行更新改造，体现院落特色，为龙家大院的旅游发展奠定基础。

主题一：“百年大院”—— 龙家大院历史悠久，规划应充分挖掘其特有的文化底蕴，再现百年大院的历史风韵。

主题二：“太守遗风”—— 传承和延续龙氏世代相传的宗族遗风，彰显龙家大院居民的荣耀感与自豪感、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和文化的自律性。

主题三：“世外桃源”——在保护龙家大院内民居的建筑形式和建筑结构的基础上，规划好龙家大院院内与周边的环境景观，使龙家大院“西边花园，东边果园”的传统景观风貌呈现在游客面前。

主题四：“美丽乡村”——以保护龙家大院及周围自然山水景观与特色风貌，体现龙家大院的选址格局与自然环境相互融合的基本特征，体现和谐古村落，展现美丽乡村。

3.1.4.2保护原则(1)整体性原则

坚持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人文环境和经济环境的整体性；对已破坏的古建筑在保留的遗址上进行修复，恢复传统的“西边花园，东边果园”的园林绿化布置，尽量使龙家大院愈合完整。

(2)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

龙家大院的规划要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为原则，龙家大院做为珍贵的古建筑群遗产失而不可复，保护、抢救是基础和前提。

(3)公共参与原则

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内涵，加强对龙家大院居民的宣传教育；居民参与也应当贯穿龙家大院规划的整个过程中，切实调动居民的保护参与性，让传统风貌的保护成为居民的自觉行动。

(4)生态优先的原则

尊重场地特有的自然特征，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5)可持续发展原则

发展不应该急功近利，应保持永续利用。

3.1.5规划总体布局

3.1.5.1和谐统一的总图关系

在规划设计中注重与龙家大院传统的布置格局相协调，顺应地势，顺应龙家大院原有的建筑肌理，依山傍水，合理规划，同时也希望能与现存建筑相协调，并最终达到与历 史文化相协调的目的，在总体布局上，我们设计的原点与依据是现状建筑和村庄肌理，新的建筑锲入后应能与之构成和谐统一的总图关系。

3.1.5.2院巷节奏

在设计中，我们以院为基本骨架，用小街小巷的方式将多幢建筑串联起来，并在关键节点处整合出一些空间，建筑以两层为主，规划试图通过新旧建筑的相辅相融来创造出传统街巷那种具有人性化的、亲切感的空间。将进村道路以东散点布置的与龙家大院传统建筑风貌不相融合的民居拆除，同时在龙家大院内原古民居遗址上修复建筑，将拆迁居民安置于此，这样既整治了龙家大院的建筑风貌，又愈合了龙家大院原有的形态格局。

3.1.5.3古韵新象 为了合理安排回迁的居民，在现存民居的南部与西部规划布置部分民居，在西部结合现状情况，形成具有一定高差的两条南北向街道；在南部，延续古村脉络，规划布置一条东西向主街。同时在龙氏祠堂旧址的基础上，规划布置龙氏大宗祠、戏台等，将龙家大院的建筑融合在一起。龙氏大宗祠、月塘以及最北侧的水塘即日塘形成龙家大院南北向景观主轴。龙家大院东西两侧的园林绿化继承传统的“西边花园，东边果园”的布置方式。在龙家大院古村入口处设置大型停车场，以方便外来旅游车辆的停靠，同时配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来参观的游客服务。

图2：鸟瞰图

3.2 启示

当前，民居和村落的保护对象，已经由原来的单体转变为了村落整体，保护方式已由原来的静态转变为动态。从龙家大院的保护与利用实例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3.2.1遵重自然和历史文脉。

村落可以看成是将自然潜力进行“可视化作业”的结果。村落与自然环境的均衡关系是村落得以延续的基础。这时的自然已经不是原生的自然，而是表象化了的自然、被加工过了的自然，即它已被历史 化了。今天残存下来的村落都依靠了相对朴素的技术来唤醒自然潜力，而近代的新型技术却给这些古村落带来了生存危机，这些危机并非来源于技术本身，而是来源于它的存在方式。因此，在新材料、新技术广泛运用的今天，对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就应当以适应自然为首要原则。

3.2.2注重整体性。

村落所具有的美学特征，是在一定基础上建造的部分集合(例如房屋的集合)，并通过各种相似与相异的要素的比较被解释出来的。村落之所以能在保持了整体性的同时又充满了变化，是因为各个部分存在着这种关联性。传统村落具有反映历史的代表性，彰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地方民俗风情。因此，对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就应当突破以往只注重建筑或局部节点的模式，而强调村落空间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性，即整体性保护。

3.2.3保持文化的真实性。

古村落可以看作是文化物资的载体，是民族风俗和文化的物化空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真实的生活背景。古村落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留下的独特民居建筑，还在于它所包含的丰富的原汁原味的乡村文化。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传统技艺和民间艺术都具有很强的观赏性。真实的文化传统及转型，使古村落具有自我稳定的应变能力和凝聚力。因此，在古村保护中不能只注重有形的民居建筑，还要重视无形的人文资源，应当以保护文化的真实性为原则，体现聚落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做到“风物结合，突出特色”。

3.2.4可持续发展。

《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实施守则》中指出：“文物建筑保护最好的方法是继续使用它们”，为了达到使用它们的目的，允许它“现代化”。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古村落存在和发展的动力之一，是古村落延续和发展的土壤。但是，现代生活和生产方式已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传统村落，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变化，对居住条件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建筑与空间布局已无法满足这些变化和发展的需要。因此，古村落在发展过程中，既要表现出对传统的继承性，又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使古村落保持持续的生命力，才能保证在营造新的村落时不会丢失地域风格和本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