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形式主义司法传统的文化成因及启示5篇

第一篇：论西方形式主义司法传统的文化成因及启示

论文关键词：司法；形式主义；成因；比较；启示

论文摘要：西方形式主义司法有其独特的文化成因，根源于实证主义法学，判例法、法典化及司法的困难促进了司法的形式主义。中外形式主义司法在解决纠纷中有着不同的作用机理，西方的形式主义对我国司法的改造有重大启示。

一、西方形式主义司法的特点

法治是西方的产物，早期的法治是以形式主义的法治为特点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必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司法审判在早期的权威性也是以规则的平等适用为前提的，即形式主义的法治传统(本文指的是形式理性化的司法)。“判决应当非常公允：不能对富人是一种判决，对穷人是另一种判决；也不能对你的朋友是一种判决，对你的敌人是另一种判决。”

对于纠纷究竟是用一套相对地与日常生活常识相分离并事先结构而成的规范体系来统一地把握处理，还是立足于常识并根据一个个纠纷的具体情节情境给予完全个别化的把握和处理?纠纷的处理，可以分别用“同样案件同样对待”和“不存在两个相同的案件”来表达的两个侧面或范畴，尽管两者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同时也无法以一个侧面来完全否定另一侧面的价值意义。所以在实际上，任何文明的纠纷处理样式恐怕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包含这两种价值，并对两者之间的矛盾作出某种调整性安排。但是，强调哪一个侧面或以哪种价值为主，却能够导致不同文明的纠纷处理样式或制度安排出现重大的差异。西欧文明强调的是前者，而极为重视后一种价值则是中华文明的特征。与发展和运用一套相对独立于日常生活常识的规范体系这一必要相联系，在西欧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专门从事这种规范体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法律家职业；相反，传统中国社会中由于用于认知、处理纠纷的范畴体系与日常生活常识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是相互重合的，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吏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查清案情，一方面要有官员伦理方面的“常识”，也就是明了做官的责任，另一方面是要有一些关于当时当地风土习俗人情等方面的“地方性常识”。有了这些“常识”，对于州县官查明案情可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就能够很好地理解，为什么清代的律学教育中将经史、方志、档案等书籍置于其中的原因了。在这种情况下，极不容易在给予其业务内容以肯定性评价的前提下发生对法律家职业的社会需要。而且，在西欧法的演变过程中，因为认知、处理纠纷的范畴体系与日常生活常识的相对分离，法律家更容易强调法独立于伦理道德的性质，并发展出一套外观上“中立”于一般伦理道德的特殊程序、技术和有关知识。作为法律职业的律师正是据此来保障自己谋生的基础，同时又向社会主张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相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认知和处理纠纷的范畴体系与伦理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合为一体，纠纷的认知和处理由社会所公认的道德伦理上优越程度不等的主体所主宰，因而不太可能承认某种主体以“中立”的程序或技术为根据来主张自己介入纠纷处理过程的正当性。[!--empirenews.page--] 在现代西方法治的历史上，有一个压倒一切并包容一切的问题，即法律中的形式问题。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形式仅仅意味着一种法律制度的特殊的标记：追求一种具有普遍性、自治性、公共性和实在性的法律。形式的观念认为，作为普遍性、自治性、公共性和实在性规则体系的法律的核心，即使不能充分决定，也可以限定官员和私人可以做些什么。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是由韦伯创造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范畴，是他用来分析经济、法律等社会制度合理化发展过程的工具性概念。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可以准确计算的合理性。韦伯认为近代法律发展是一个法律形式化的运动过程，“法治”就是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形式合理性的法律类型。形式合理性的法律代表了高度逻辑化的普遍性思维，是一种体现“制度化”的思维模式。这种制度化的思维在立法上要求制定逻辑清晰、前后一致、可以适用于任何实际情况的完备的体系规则。它具备以下五个特征：“第一，每一项具体的法律决定都是某一抽象的法律命题向某一具体事实情境的适用；第二，在每一具体案件中，都必定有可能通过法律逻辑的方法从抽象的法律命题导出裁决；第三，法律必须实际上是一个由法律命题构成的没有漏洞的体系，或者，至少必须被认为是这样一个没有空隙的体系；第四，所有不能用法律术语合理地分析的东西都是法律上无关的；第五，人类的每一项社会行动必须总是被型构为或是一种对法律命题的适用或执行，或是对它们的违反，因为法律体系的没有漏洞性必须导致对所有社会行为的没有漏洞的法律排序。”韦伯提出的有关形式合理性的上述五项内容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其一，法律的合逻辑性。这要求成文法有一个合理的结构，能组成协调统一的体系，这在微观方面要求每一法律内部各个法律规范之间能互相配合、没有矛盾、没有空白，在宏观方面则要求一个社会的全部法律能配合成为一个协调、完整的体系。其二，法律的预见性。这要求法律不但能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对将来产生的问题也应尽可能预见到并加以规范。其三，法律的可预测性。即人们可以通过法律的规定预知行为的法律后果，破除一切神秘因素或法律之外的因素来影响人们对自己或他人法律行为后果的预测，这要求法律本身应当尽可能明确、详尽，同时尽可能做到抑制司法人员的主观随意性。其四，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可操作性要求法律不流于抽象的原则，而能为人们提供可操作的标准和程序。有效性则要求所制定的法律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效果，不只作为一种摆设。这些是对法律规则本身所提出的最基本的形式要求，且不论法律规则的内容如何、是否公正，这些形式特征是现代社会立法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

西方形式主义的法治，不仅包括法律自身的形式合理性，还要求司法的形式合理性，即司法必须依据实在法进行，“据法司法”；法对实质合理性的追求应当以司法的形式合理性为前提、司法应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司法中立、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司法的形式合理性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正如美国学者庞德所言：据法司法是指“根据权威性律令、规范(模式)或指南进行的司法，这些律令、规范或指南是以某种权威性技术加以发展和适用的，是个人在争议发生之前就可以确知的，而且根据它们，所有的人都有理由确信他们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它意味着在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律令可以保护的范围内所实施的是一种非人格的、平等的、确定的司法”。韦伯也提出：“司法的形式主义使法律体系能够像技术合理性的机器一样运行。这就保证了个人和群体在这一体系内获得相对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极大地提高了预言他们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富勒教授也指出，法治的另外一个美德实质上也仰赖形式规则和对规则的遵守。如果法官和其他官员按照事先制定的规则行事，那么他们就给了规则治理下的人们一个按法律要求调整其行为的公正机会，从而避免了不守法可能导致的相反法律后果。在现代法律制度中，形式规则之所以枝繁叶茂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不诉诸形式规则，就无法充分实现许多实质性的公共政策目标。这些目标既包括诸如国防、邮政服务等传统目标，也包括公共福利、公共卫生、环境控制、公共教育、社会保障。至少在三重意义上，要实现此类宽泛的公共目标，就必须运用形式规则。首先，一般来说，为了有效执行这类复杂而盘根错节的目标，精微的社会组织形式不可或缺，而如果不具备将必需的结构、程序、职能制度化的规则，这些形式就不可能存在。其次，就对保障公共信任和合作而言，规则及其实施过程的可预期性、统一性和公开性必不可少，而这种信任和合作对这类目标的实现是必需的。再次，这些规则必须是形式规则，原因之一至少是，它们必须要由下级的官员来实施，而低强制形式性的规则是公众更不能容忍的㈣。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司法的形式理性对于保障人类自由、提高司法的预见性等的作用。当然在人类司法史上，这种严格的司法形式主义也曾经导致法官机械、僵化地使用法律，成为“自动售货机”似的裁判者，但笔者以为司法形式主义并不是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祸端，法律本身缺乏实质理性、司法人员思维僵化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empirenews.page--][1][2]下一页

二、中外形式主义司法的简单比较

在形式法范式下，司法对纠纷的解决机理可概括为：(1)司法权获得独立性地位，司法机关是主要的纠纷解决机关。司法权不再是政治权力的运作形式，而具有独立的品质，体现为司法与立法分离，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开行使。(2)司法判决的逻辑结构为演绎式的，即将普遍性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之上。通过三段论的推理来实现法官的权力，体现对纠纷的解决。(3)程序在司法活动中获得高度重视。法律程序的本质是形式主义，程序获得司法活动的中心地位，一方面与形式法范式的性质相吻合，另一方面也是架构规范与事实的通道。形式法范式不仅仅限于法律规则的一般化和体系化，它还意味着“从立法至司法的每一个法律实践环节都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形式法范式中的司法程序不仅仅是判决结论作出的一种事件决断方式，还是司法是否获得合法性的前提。判决是否有效，程序本身成为一种评价标准。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有无形式主义的司法?肯定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形式化司法，但如果从司法的确定性及可预见性来说，尚存在形式主义司法的影子。在中国古代“形式主义”的司法只存在于极其狭小的范围内。按照日本学者滋贺秀三等的研究，在刑事司法中存在形式主义司法，因为刑事司法由于涉及“重盗命案”等情形，依法审理的可能性较大，依律审理的依据更为充分，判决的可预见性更强，因此中国一直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说法。另外，在现代民事案件的类型化处理中，如当事人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的普遍判决不准离婚的做法。

与西方形式化司法解决纠纷相比，我国在纠纷解决上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审判程序意识的普遍缺失或弱化，即“重实体、轻程序”，这种传统迄今仍未改变。二是个案的非形式化处理，不管在民事案件还是在刑事案件中，主要是由于民事法律的不完备造成的，同时还受到法官素质的影响。三是纠纷解决依赖着非同质化的司法队伍。虽然我国司法队伍的学历层次有了较大提高，但是高层次人才主要集中在中级以上法院，基层法院法官的同质化较差。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纠纷解决不能影响法治的进程，专业化的司法与纠纷解决应一并得到重视。英美法系法官由于司法的困难，促进了司法的专业化建设。普通法司法当中对司法意见的要求使得法官必须尽可能阅读更多的判例，积累尽可能多的经验。而我国司法目前对说理论证的低要求没有对法官的高度专业化构成挑战。更有甚者，基层法官的功能偏重于解决纠纷而非实施规则的事实也削弱了对法官专业化的要求，因为运用法律只是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而且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乡土中国。因此探讨我们为何没有出现法官专业化的原因，法官的责任在于解决问题而非实施法律恐怕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我们之所以没有出现法官的专业化，是因为我们不需要法官的专业化，还是因为我们的司法难度不够，不需要专业化?我们不需要在判决书中说理论证，因为我们的司法不是要实施法律规则，而是要解决纠纷。当然这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更为明显。但是反观世界各国，纠纷的有效解决无不以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为前提，不然，纠纷难以有效排解，或者是在“运动式”司法的作用下压下去，到一定时候又要浮上来。提高司法的专业化是司法独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如果司法的说理性不够，技术性不强，司法何以服人，又如何才能独立?但当前基层法院司法目标的价值取向又对提高司法的技术含量和专业化造成了障碍，这种障碍和价值取向又是由我们的国情和传统所决定的。这种司法的悖论将成为传统与变革之间的永恒话题。[!--empirenews.page--](二)中国传统司法的弊端在于，中国讲求司法(解决纠纷)的实质合理性，但忽视了司法的实质合理性需要有司法的形式合理性为前提。没有形式合理l生的纠纷解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或在一段时间内能够使纠纷得到解决或解决得不错，但不能排除“人治”的干扰和破坏，而会给极端不理性的司法提供机会，反而可能导致司法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能预见性。中国与西方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司法的实质合理性，但由于司法手段、形式、程序、目标等方面的限制程度不同，从而使东西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和发展方向，并且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不过，殊途同归，中国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上与西方的法治并不矛盾，中国的实质价值取向的司法与后现代化国家的司法在价值追求上是一致的。但是应当看到，中国法治土壤的贫瘠，司法形式化程度不高，在这方面的缺陷需要加以补正，不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中国司法在既缺乏西方国家那种形式理性传统基础的概念和知识系统作为司法产生的演绎前提，也缺乏西方国家法制现代化的漫长历程中因法律进化和范式变革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情况下，就决定了中国司法需要反思西方经验进而构建中国自己的概念逻辑和话语系统，从中获得启示而建构中国的法治方案。

(三)中国在解决纠纷中，在法律体系不完备，内容不完善的情况下，应借鉴判例法体例，建立我国的判例指导制度。我国本来就有判例法与制定法相互为用的传统，两者的结合是中华法系的特点与优点。从判例法的发展历史看，汉以前是简单援引阶段。由汉朝到唐朝，逐步形成了因案生例的判例形成规则和例优于律的判例法适用的普遍认识，是判例法的成熟阶段。到了明清时期，判例法不仅植根于制定法，其本身也纳入制定法的范畴，无论地位与价值均超过历代，是判例法的发展阶段。民国时期，判例也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所以没有走上判例法的道路，既由于悠久的制定法传统，又由于国家没有及时对判例进行汇编，还因为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结构与风格也阻碍了遵循先例原则的出现。我国现在虽然没有建立强制性的判例法制度，由于受两审终审的影响，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仍然有不言而喻的约束作用，最高法院公报刊登的案例实际上已经发挥了指导作用。建立判例指导制度，既可以弥补成文法的缺陷与不足，又可以促进法律的统一适用，实现形式化司法。这样还可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发挥司法能动性，积极解决纠纷；提高司法能力，遏制司法腐败。采用这种制度，有如下优点：一是适用的范围全面。凡是在司法中发现存在缺陷或漏洞的地方，都可以通过建立判例指导制度的方式进行弥补。二是适用的规则明确。判例指导制度的核心是通过判例引申出来规则，这些规则是现实审判经验的总结，有着明确性、确定性和同等条件下的适用性。三是体系的开放性。由于司法实践是不断变化的，用来发挥指导作用的判例也是不断发展的，即判例指导体系是开放的，有着时代性。四是发展的渐进性。判例指导制度对法律制度的完善是渐进的，它服务于纠纷解决的实际需要，有着不断积累和完善的属性。

(四)司法专业化地解决纠纷时贯彻程序公正意识，按照正当程序引导出法律结果，加强对权力的制约，防止特权法的出现和权力对司法的干扰。中国法官的非职业化传统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所以在中国的现实审判活动中存在一种常见的现象：社会大众与行家里手对待法律问题并不存在什么差异或隔阂，程序意识淡薄，民愤对司法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佘祥林“杀妻案”中，如果法院不是采取反复请示、内部协调、先定后审的“隐性诉讼”方式，而是能遵循程序公正的要求，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按照法律规定对已经被“污染”的证据予以排除，通过透明公开的庭审。以“看得见的公正”作出疑罪从无的判决，不仅判决结果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最终冤案也能得以避免。在当今中国法律制度运行中，职业法律家队伍尚未形成，正处在法官的职业化、专业化进程中，尤其需要警惕“人治”观念的抬头和程序功能的弱化。韦伯在分析“专门化”和法律形式主义倾向的时候提到：“法律朝反形式主义方向发展，原因在于掌权者要求法律成为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这种推动力包括了要求以某些社会阶级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代替实体正义；还包括政治权力机关如何将法律目标纳入其理想轨道；还包括‘门外汉’对司法制度的要求。”这番话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与纠纷解决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

第二篇：形式主义的表现形式、成因及整改措施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交流材料

形式主义的表现形式、成因及整改措施

——在县局（分公司）教育实践活动研讨交流会上的发言

一、对教育实践活动和反对“四风”的认识

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和改进党群干群关系，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大举措，是凝聚党心民心，应对各种风险考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群众观点，弘扬优良作风，解决当前思想、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认识进一步提升，作风进一步转变，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段时间以来，在积极参加上级组织的专题教育、辅导讲课的同时，自己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党员干部在作风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总书记一系列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国家局、省市局领导关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指示精神，重温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对“四风”危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通过不断的学习，使自己受了一场深刻的党的优良传统的再教育和党的基本理论的再武装。同时，在重温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根本宗旨，联系思想实际进行思考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总要求的理解，增强了为民务实的价值追求，着力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忠于职守，勇于担当，团结拼搏，务实奋进，组织和带领分管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打赢攻坚战，跑好接力赛，凝聚正能量，推动企业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烟草行业处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阵地之一；又处在党检验群众政策效果的关节点上，是党实现经济建设目标的重要执行者；处在掌握国有经济资源独特使用权的特殊位置，是党调节社会经济利益的直接受力点，“权”、“钱”、“利”的集中地，处在受众面广、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焦点上。面对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利益新格局，思想文化多元化，各种矛盾凸显的复杂形势，能否全面贯彻落实好党的群众路线政策，反对以形式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四风问题”，正确处理好复杂的内外部矛盾，保证企业税利增长10%目标的顺利实现，关系重大，责任重大，考验也重大。因此，在行业加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扎实开展实践活动，不仅迫切需要，而且十分必要。作为

一名党组成员，一名党员干部，不仅要高度重视，主动融入，严格标准，扎实推进，而且更要带头旗帜鲜明地坚持反对“四风”，争当为民务实清廉的表率，凝聚清风正气正能量，确保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受到洗礼，得到提升，让组织放心，让职工群众满意。

二、“四风”问题的表现形式

形式主义，投虚务虚，是“四风”之首。反对“四风”，首要的是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能有效地加强作风建设，提高工作效率，防止决策脱离实际等问题。

（一）形式主义问题在本单位的表现

1、管理问题。形式主义的表现是多重性的，不仅反映在重大政策问题上，而且表现在每一项具体的管理工作上。如企业文化管理问题。文化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的最高阶段，文化管理的特征是企业愿景、企业目标、企业理念等文化管理要素，通过员工的高度自觉和自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一种高度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由发展的境界，这种高度自律、自觉、自我管理的状态，是现代企业管理追求的理想化目标。但现实生活中社会风气、人文环境、员工素质等都制约着这一理想化目标的实现。现阶段加强企业管理仍然要靠先进的机制和规范完善的制度，而不能仅仅是制作几幅了牌子，装饰了几块板面，总结了几句话，印发了几期画册，就说成是加强了文化管理，这种形式主义既不符合企业发展的客观现实，又违背了广大职工群众的意愿等。

2、执行力问题。执行力不强也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表现。今年，烟

叶面积要降下来，卷烟销量和结构要提上去，这“一上一下”的目标要求，不仅是对上级工作部署的落实不落实问题，更是考验一个单位执行力强不强的问题。

3、制度建设问题。制度是铁、是钢、是规矩、是原则，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必然导致管理的漏洞和工作的不到位。一些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不合时宜，需要重新修订或废止，并不断加以完善，使之符合企业发展的客观实际，这样，职工群众才能信服，且自觉地遵守，才能真正地实现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靠制度办事管理要求，才能更好地规范权利运行，更好地实现企业规范发展，安全发展，科学发展。

（二）形式主义问题在本人分管部门的表现

1、推诿扯皮问题。个别部门之间互相不够协调，工作交叉部分存在互相推诿扯皮现象。

2、“等、靠、要”问题。对某项工作任务，哪怕是常态化工作，个别部门不是主动地、创造性的开展工作，而是等着领导教方法、说措施、给政策。

3、状态不佳问题。个别干部职工缺乏激情，作风疲沓，无私奉献意识、艰苦奋斗精神不浓。

（三）形式主义问题在个人自身的表现

1、学习不够深入。在思想上有重经营，轻学习问题，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学习不够深入、不系统，特别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工作实际，加快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工作创新等方面

做的不够，工作一般化抓法，不够与时俱进。

2、能力不足。由于平时不注重加强学习，思想理论水平、业务技术水平都有些落伍，指导工作，创新管理的能力跟不上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感到知识恐慌和能力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学习，提升素质。

三、形式主义的成因及危害

（一）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根源分析

通过近段以来的不断学习，使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理想信念、责任意识等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教育和提升，对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危害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形式主义之所以在单位及个人自身上发生，主要原因就是学习不够，思想认识模糊。

（二）形式主义问题的危害

形式主义不仅影响企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更会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会失去广大职工群众对党组的信任。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首要的就是反对形式主义。

四、下一步改进的措施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在工作中深入贯彻群众路线，努力践行为民、务实、清廉新理念，是一个不断渗透与吸纳的过程，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作为一名党组成员，一名班子成员，党员干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目标水平。做到：

（一）按照“深学”的要求，全面加强对党的理论知识的再学习，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牢固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全面提升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

（二）按“细查”的要求，深入查摆自己和自己分管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认清“四风”危害，并认真加以整改，以良好的形象，过硬的作风，取信于职工群众。

（三）按照“笃行”要求，认真落实责任，大胆管理，敢于担当，勇于抵制歪风邪气，组织和带领分管干部职工团结拼搏，艰苦奋斗，努力进取，为推进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第三篇：形式主义的表现、成因及危害

形式主义的表现、成因及危害

一、形式主义的表现：

1.文山会海屡禁不止。沉湎于各种会议之中，上级的会要去，本级的会要讲，下级的会要到，地方的会要陪，“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常常不是“一个会开几天”，就是“一天开几个会”。一项任务下来，动脑筋、花时间、费精力最多的就是层层开会、发文件，一传达二指示三讨论四总结五汇报，从会议到会议，从文件到文件，上上下下，反反复复，忙得不亦乐乎。

2.检查评比五花八门。工作组接连不断，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应接不暇，与落实条令条例无关的达标活动过多过滥。一些单位为应付上级的检查评比，拼凑尖子，单项突击，甚至不顾客观条件，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宝贵时间，搞“门面工程”、“形象工程”，以一点代全体，以一招管全年，以一俊遮百丑，检查过关，劲松一半。

3.花花点子层出不穷。热衷于提新口号，定高指标，出花花点子，做表面文章，大话空话套话连篇。有的单位一个口号尚未落实，第二个口号又提了出来；有的单位急于踢开“头三脚”，烧旺“三把火”，亮出“新政绩”，片面强调“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实际上是“只怕上级听不到、看不到”。

4.落实工作流于形式。把力量投入本身当成工作成效，把工作过程本身当成干部实绩，满足于做一些程序性工作，且程序越搞越烦琐，正所谓“一步不少走过场，一丝不苟搞形式”；喜欢“跟风”、“刮风”，上级精神尚未吃透，下面情况亦没搞清，就一哄而起，大造声势，盲目上马。5.了解情况若明若暗。有的领导“深居简出”，主要靠打电话、听汇报了解下情，缺乏第一手材料；有的领导“先入为主”，凭以往印象和主观臆想，随意编撰和剪裁“所需情况”；有的领导即使去了基层，也是走马看花，蜻蜓点水，只在会议室“调查”，在招待所“蹲点”；还有的领导虽然“身入”了基层和一线，但偏听偏信、好喜恶忧。

二、形式主义的成因：

形式主义的产生，有其思想理论基础和社会历史根源，思想理论基础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社会历史根源是习惯势力和传统文化负面影响。具体到一个单位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有二。

1.是名利思想。功利主义的私心是滋生形式主义温床。个别领导为了个人和单位出名，显示所谓“成绩”，热衷于搞一些声势大、规模大、影响大的“明星工程”；不考虑单位实际和能力，到处出国考察，每天大吃大喝，浪费国家大量财力、物力；有的眼睛长到头顶上，“只要

领导满足，不怕群众骂娘”；有的抓工作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以牺牲单位长远利益为代价换取个人名利。

2.是懒惰作风。惰性引发飘浮思想，只管形式，红火，喜欢把功夫下在形式上，只管快，不管效果怎样。有的满足于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只满足上级指示原本传达，该抓的问题没有及时抓，该解决的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

三、形式主义的危害：

1.形式主义妨碍了方针政策落实。形式主义不注重调查研究，不了解实际情况，心中没数，崇尚空谈，工作中处于盲目状态，必然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影响实际工作，导致信息失灵，决策失误。

2.败坏社会风气。形式主义蔓延，势必助长不说真话，弄虚作假之风，助长思想懒惰。

3.导致官僚主义猖獗。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一样货色。共同生长，互为支撑。形式主义的产生根源同官僚主义产生根源是一样的。官僚主义不深入基层，不搞调查研究。布臵工作拉架子造声势；成绩和荣誉方面争，在工作中大搞形式主义之风，远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一切工作讲套路，拿出一些数字应付上级。

第四篇：论金融危机的成因

论金融危机的成因、影响及法律分析

【摘要】：2007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认为是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原因。本文简要分析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其法律分析。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衍生品信用监管

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距离发生于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仅仅十年。纵观世界经济，为什么全球性或局部性的金融危机会反复出现呢?为什么它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它的成因是什么？它对我国带来的影响有哪些？以及我国应该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来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或减轻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对于上述问题的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本次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有：美国过度投机、消费超前、过度透支、金融机构过度膨胀、金融创新过于超前、监管缺位、金融责任失责等方面。

（一）房地产市场降温

可以说房价下跌是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美国房价上升，大众买房热情高涨，各金融机构为了争取房贷，对于借款者的要求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收入情况不甚良好的借款者，也可以通过消费信用买房，但是需要承担更高的利率，在经济景气的时候，他们有能力还房贷，然而当房地产开始降温，一方面他们的资产开始缩水，另一方面收入可能下降，这些刺激贷款者就有可能被迫断供，这又影响到那些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投资者的收入，从而影响其还款能力，如此层层相扣，恶性循环导致了次贷危机。因此房地产市场降温，是信用链条中断的第一环，是诱发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

（二）金融衍生品创新过度

资产证券化是20世纪金融衍生品的最重要的创新之一，美国的房地产金融机构在给购房者提供房贷之后，为了快速回笼资金，以便能提供更多的贷款，将一部分住房抵押贷款从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出售给银行，再由银行将这部分资产证券化，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出售给各类投资者。借款者未来偿还抵押贷款所支付的本息，就成为房地产金融机构向MBS的购买者支付本息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本来很具有风险性的基础资产经过层层信用增级，甚至可以将评级调高至A，而投资者根本无法清楚辨别经过层层包装过的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状况，因此有些人甚至倾其所有投资于次级贷款衍生品上。通过层层包装、层层衍生，本来客观存在的风险被掩盖了，因此，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是危机存在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三）过度投机

投机是市场的润滑剂，但若是漠视风险的过度投机，就会严重损害市场稳定的基础，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回顾历史上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几乎没有一次不与过度投机有关。无论上世纪30 年代的经济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投机行为泛滥、不注重风险管控而引发的。

近年来，在高利润的诱惑和激烈竞争的压力下，传统上以赚取佣金收入为主、对资本金要求很低的投资银行，大量介入次贷市场和复杂衍生金融产品的投资。目前，投资银行从事的业务中很多与衍生品相关，而衍生金融产品又具有众所周知的杠杆效应，可以放大收益和风险，交易主体只需交少量保证金，就可以完成高回报大额交易。“钱不够就借”，投资银行实际上悄然变成了追逐高风险、高回报，使用高财务杠杆化的“对冲基金”。高杠杆率使得投资银行对融资依赖增强，在市场较为宽松时，尚可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来填补交易的资金缺口，而一旦信贷紧缩，自身财务状况恶化，评级公司降低其评级使融资成本上升，便可能造成投资银行无法通过融资维持流动性。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著名美国投资银行及其交易对手出现的流动性危机，都是源于高财务杠杆率支配下的过度投机行为。

(四)金融市场监管缺位

早在2004年初，美联储已经注意到贷款机构放松贷款标准进行贷款活动，但从鼓励消费的角度，美联储仍然支持包括次贷在内的另类贷款，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统计，2005年一季度，次优贷款的拖欠率为10.25%，而次贷拖欠率高达15.75%。2005年12月，金融监管部门才开始拟推出监管指引，2006年9月份这份指引最终定稿。而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开始爆发。由此可见金融监管的不力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美国超前的消费模式是美国现有的经济所不能支持的也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原因。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仅使美国大量金融机构的倒闭、危及实体经济，还将改变经济政策导向，它对我国的经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出口增速减慢，GDP增速放缓

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减速会对中国的出口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美国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美国经济迅速衰退，不仅降低中国的出口增速，而且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导致中国的GDP增速减慢，据统计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2.3%,回落4.8%，尤其是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增长放慢。显然，如果出口增长速度放慢或下滑，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势必放慢。中国2008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长率仅是9.9%。

（二）外汇储备管理和对外投资的风险增加

目前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近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在金融全球化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格局下，管理如此大的规模的外汇储备并保证其保值增值，是有难度的，而中国一向缺乏境外成功投资的经验，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大量的美元储备投资于低风险美国国债，结果却遭受汇率损失。

（三）是使得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形势更加严峻

我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也早已采取措施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比如说限制“两高一资”企业的投资和出口，适度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商品出口退税率等。然而，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涉及到新技术、新市场的开发，更涉及到就业市场的稳定。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打乱了我们既定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步骤，一些原本兴旺上升的行业形势大变，企业不断破产，失业人数尤其是农民工暴增，迫使我们不得不逆转政策导向，保就业、保增长，推迟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三．金融危机的法律分析

一个有序市场的基础是法制和监管。建立在法制和监管基础上的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和制度，是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赖以运行的基石。市场主体一旦脱离监管和法制的约束，过度追求盈利，盲目竞争，市场就可能滑向无序，金融危机就极易发生。

（一）完善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目前，中国金融法律体系仍存在不少弊端，无法保证金融活动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首先是配套法规不完善，大法不少，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却不配套。其次是法律法规普遍缺乏科学定量，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强。

如上所述，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尚有不足，应尽快完善金融法律法。同时，制定与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并对原颁布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

（二）加强对金融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检查

金融系统要正确处理发展与监督两者的关系，坚持把防范案件和金融风险的工作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与业务同布置、同检查。要严查密堵变通、违规经营、帐外经营等违规、违纪、违法现象，对各类投融资和贷款的变化、使用状况合规性搞好调查分析，及时发现和处置违规违法问题，保障各项金融法律法规正确实施，维护好正常的金融秩序。

（三）增强金融法制意识

要大力加强对金融从业人员的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廉政教育，讲求良好的个人品质和操守，保证人人知道哪些能做、那些必须做、哪些不能做，不断加强金融队伍建设，增强金融从业人员金融法制意识，加强考察和考核，严格把好用人关。

(四）加强法律监管

针对国际上银行、证券、保险混业经营的新趋势，应本着“监管先行”的原则，以立法形式确立我国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以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进行统一监管，消除金融监管中的盲区。为此，亟需制定统一的“金融业监督治理法”，就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宗旨、金融监管体制、金融监管机构的职权与责任、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做出明确规定。同时改变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在操作层面上的不足，将监管行为涵盖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金融机构日常经营、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等各方面。

纵观全文，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中的过度投机行为和监管不力。政府不应该将经济危机风险交给市场去承担，而应主动通过法律等手段来监管金融风险，并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建立危机应对基金，抑制过度投机行为，维护经济稳定，探索危机应对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 蔡奕.跨国银行监管的主要法律问题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2].朱大旗.确保金融安全关键在于以法治促进金融体制和金融运行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N].上海金融报2007，5-8.[3] 黎四奇.对我国有问题金融机构监管法律制度的实证分析［J］.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2.[4]郁洪良 陆凯旋等.新编国际金融概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10)

[5] 刘明兴、罗俊伟，金融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科学》，2000年4期

第五篇：论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成因

论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成因

关键词 ：博弈论水污染大气污染食品污染

内容摘要：1.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然而在人们越来越奢侈的物质享受的背后，却是生态的失调、环境的恶化。

2.当人类活动过程中向环境排放的废弃物数量超过环境系统的自净能力时，便产生环境污染问题。

3.由于人的自私，所以在上述的条件下，环境污染是不可避免的。

一、环境污染问题概要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然而在人们越来越奢侈的物质享受的背后，却是生态的失调、环境的恶化。到处可见的水污染、大气污染、食品污染等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题正在威胁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同时也严重影响着经济的发展。

一、水污染

地球上的水似乎取之不尽，其实就目前人类的使用情况来看，只有淡水才是主要的水资源，而且只有淡水中的一小部分能被人们使用。淡水是一种可以再生的资源，其再生性取决于地球的水循环。随着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大量水体被污染；为抽取河水，许多国家在河流上游建造水坝，改变了水流情况，使水的循环、自净 受到了严重的影响。80年代后期全球淡水实际利用的数量大约为每年3000亿立方米，占可利用总量的1/3。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及人均收入的增加，人们对水资源的消耗量也以 几何级数增长。另外，淡水资源的分布与人口的分布并不一致。例如1980年加拿大人均取水量1500立方米，仅占人均淡水资源拥有量的1.2%；而埃及 1976年人均取水量为1180立方米，已接近该国人均可利用总量1470立方米的极限。

人类的活动会使大量的工业、农业和生活废弃物排入水中，使水受到污染。目前，全世界每年约有4200多亿立方米的污水排入江河湖海，污染了5.5万亿立方米的淡水，这相当于全球径流总量的 14%以上。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为“水污染”下了明确的定义，即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 方面特征的改变，从而影响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称为水污染。水的污染有两类：一类是自然污染；另一类是人为污染。当前对水体危害较大的是人为污染。水污染可根据污染杂质的不同而主要分为化学性污染、物理性污染和生物性污染三大类。

二、大气污染

在干洁的大气中，痕量气体的组成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一定范围的大气中，出现了原来没有的微量物质，其数量和持续时间，都有可能对人、动物、植物及物品、材料产生不利影响和危害。当大气中污染物质的浓度达到有害程度，以至破坏生态系统和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对人或物造成危害的现象叫做大气污染。造成大气污染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为因素，尤其是人为因素，如工业废气、燃烧、汽车尾气和核爆炸等。随着人类经济 活动和生产的迅速发展，在大量消耗能源的同时，同时也将大量的废气、烟尘物质排入大气，严重影响了大气环境的质量，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和工业区域。所 谓干洁空气是指在自然状态下的大气（由混合气体、水气和杂质组成）除去水气和杂质的空气，其主要成分是氮气，占78.09%；氧气，占20.94%；氩，占0.93%；其它各种含量不到0.1%的微量气体(如氖、氦、二氧化碳、氪)。

大气污染对气候的影响很大,大气污染排放的污染物对局部地区和全球气候都会产生一定影响，尤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影响将是很严重的。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加：燃料中含有各种复杂的成分，在燃烧后 产生各种有害物质，即使不含杂质的燃料达到完全燃烧，也要产生水和二氧化碳，正因为燃料燃烧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增加，破坏了自然界二氧化碳的平衡，以至可能引发“温室效应“，致使地球气温上升。所谓的”温室效应“是指，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阻止地球热量的散失，使地球发生可感觉到的气温升 高。破坏大气层与地面间红外线辐射正常关系，吸收地球释放出来的红外线辐射，就像“温室”一样，促使地球气温升高的气体称为“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是数量 最多的温室气体，约占大气总容量的0.03%，许多其它痕量气体也会产生温室效应，其中有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还强。

三、食品污染

食品中混进了对人体健康有害或有毒的物质，这种现象称为食品污染。污染食品的物质称为食品污染物。食用受生物性污染、化学性污染和放射性污染。污染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食品污染可分为生物性污染、化学性污染和放射性污染。

生物性污染：主要是由有害微生物及其毒素、寄生虫及其虫卵和昆虫等引起的。肉、鱼、蛋和奶等动物性食品易被致病菌及其毒素污染，导致食用者发生细菌性食物中毒和人畜共患的传染病。

化学性污染：主要指农用化学物质、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容器和工业废弃物的污染，汞、镉、铅、砷、氰化物、有机磷、有机氯、亚硝酸盐和亚硝胺及其他有机或无机化合物等所造成的污染。

放射性污染：食品中的放射性物质有来自地壳中的放射性物质，称为天然本底；也有来自核武器试验或和平利用放射能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即人为的放射性污染（见放射性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二、环境污染问题成因

笔者查询过相当资料了解环境问题的成因，但是一般资料分析环境污染原因都不甚合笔者意，下面摘要一段：

环境危机是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副产品。一般来说，环境的污染总是与资源的浪费联系在一起。因为资源耗用量越大则产生的废弃物越多，特别是在资源利用率低的情况下废弃物的排放量更大。当人类活动过程中向环境排放的废弃物数量超过环境系统的自净能力时，便产生环境污染问题。

笔者想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这个问题。笔者希望根据对策论的基本原理, 利用决策分析手段, 以理性的个人作为决策主体(即博弈各方), 从环境的污染和治理两个方面分析他们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

既然讲到博弈论，我们就讲一下博弈论的经典案例---囚徒困境： 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若二人都保持沉默，则二人同样判监1年。若二人都互相检举，则二人同样判监8年。

如同上述案例，环境的污染源（即各个理性主体），也处于一场博弈中：设存在n个博弈个体，每个个体每天可生产价值10元的物品，同时产生1个量的污染，而每个量的污染对社会造成的损失为4元。当然博弈个体可以在生产时额外花费2元使污染不产生，而社会的所有损失最后由每个博弈个体平摊。

以上为背景，由此，博弈开始。那么，设有m个人花费2元消除污染，可得社会总得为6n+2m，做了消除污染工作的人所得为8-2（n-m）/n,而不做消除污染的人所得为10-2（n-2m）/n

以个体而言，无论其他人怎么做，你不做消除污染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你可以少花费一元。但是由计算得出的结果却是，每个人都做消除污染工作，可得到利益为8元，而每个人都不做消除污染工作，可得利益为6元。相比而言，自然是每个人都做消除污染工作更优。但是，人都是自私的，这是人类的缺点，当然也是优点。每种生命的最初本能都是生存，而自私是保证生存的很重要要素。由于人的自私，所以在上述的条件下，环境污染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如何保证环境不受污染呢？笔者所知，环境的性质为公用品，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财产。而根据博弈论中“公用品悲剧”：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财产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由此，基本可以定性的认为，环境污染靠个体自觉性去解决是不可能的。那么，解决环境问题，应该由政府部门解决。现在环境污染问题打到严重的地步，和政府职能不到位有相当大的关系，政府职能不到位指在一些应由政府进行调控管理的领域，因政府缺乏相应的行政手段，或因执法力度不够，导致政府职能作用弱化，在市场失灵的区域，政府未能发挥“参谋助手”的作用，出现了“市场管不好，政府也管不好”的现象。笔者认为，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我国法制不健全，缺乏对政府部门行政执法工作人员的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现在，缓解环境污染问题只能寄托希望于政府完善其职责。

三、结束语

环境污染问题和治理是个跨学科的复杂问题, 而本文仅仅概括了现今环境污染问题，然后以笔者自己不成熟的观点描述了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而这又是笔者运用博弈论的原理在一系列的抽象及假设条件下进行的, 因此与现实情况难免有些偏差。因此，本文仅仅只能作为参考。

参考文献：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刘明.运用税收手段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思路[J ].生态环境与保护, 1999

王红星.我国环境保护问题综述[J ].生态环境与保护, 1999

徐伟敏.论完善我国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J ].生态环境与保护, 1999

徐嵩龄.我国环境政策分析与建议[J ].生态环境与保护,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