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

第一篇：论传统

论传统

中华古国曾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际，周公就制礼作乐。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简要概括成以周初形成的重德、重人文、重民本的“礼乐文化”为起源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传统从周初初步形成到最终确立历经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成体系的文化始于周代，武王灭纣后，天下大治，君仁民忠，父慈子孝，崇文尚礼，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周礼》详细记述了当时的礼乐文明。后来周室衰微，诸侯并起，礼崩乐坏，战乱不断。这极大的激发了士子们的政治热情，提出各种主张，著述层出不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壮观局面，诞生了老子、孔子等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其中以主张“礼”的儒家和主张“道法自然”的道家影响最为广泛。之后，通过变法而崛起的秦国吞并六国，建立大一统政权，并开始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家文化进行改良，使儒家文化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政治与思想两个方面确立了儒家文化今后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在之后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两次大的危机，并由此发生了两次重要的转型。

第一次危机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道教的创制与佛教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而佛教以人生为苦，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注重对自我心灵的发展。唐朝时佛教盛行，对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冲击。

宋初，许多文人为应对佛教的冲击，开始以唐代的韩愈为标杆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周敦颐提出“圣人可学，读书人成圣”，成为道学的开端。世称“二程”的程颢、程颐兄弟以“经所以载道”和以义理解经为基本纲领，并在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天理论哲学，完成了伦理型儒学向哲理型儒学的转化，为北宋理学奠基。之后的朱熹则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兴起，该学说后来成为南宋以后600余年的统治思想。理学是一种僵化的思想，遏制人性，教人听天由命，制约了人的创新思维。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与社会形势的变化相适应，又出现了多少具有市民反叛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王阳明、陆九渊提出“即心求理”。他们批判“理学”对人们的束缚，认为人们可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提倡解放人性，尊重人的内在机制。此外，倡导修养践履，倾心自然科技，关心国计民生的实学兴起。代表人物有黄宗羲、顾炎武等。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盛行，当权者禁止读书人议政，终止了读书人对文化的进一步探索与调整。

第二次危机源于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传入。19世纪中叶前夕，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对清帝国的入侵，中华文化也开始面临西方文化的直接挑战，传统文化在矛盾冲突中做着自我调整和重构。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的激情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反叛。但其破坏有余、创建不足的弊病也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并未能很好地完成”(1)，因此，重构中华文化以实现其现代化仍是时人的一项迫切任务。

于是，五四后，各种文化改造论粉墨登场。虽然其派别不一说法各异，但从其实质来看主要有三种：其一，以资产阶级文化改造甚至替代传统文化，即“疑古”。胡适便是的代表人物。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他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观念，领导“疑古”学派，主张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即“全盘西化论”；其二，因时制宜，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阐释、修补，即“释古”。梁漱溟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认为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他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共产党提出了创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国文化虽经历曲折，却呈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深厚的底蕴，直至今日依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并不断发展。怎样理解韩愈的古文运动与胡适的白话文运动

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从北京推向全国的一场划时代的文体改革运动。它提倡书面语不用文言，改用白话或语体。白话文运动先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发动，进而在思想革命中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运动的提倡者主要是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北京大学进步师生为主力，同形形色色的文言维护者开展论战，赢得了白话文的胜利

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梁漱溟 文化的三种路向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旨在分析什么是文化以及中西印的文化走向。他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没尽的意欲,所以文化之不同是由于意欲走向的不同。

从不同的欲出发,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及解决方法,即“生活的样法”这就是中西印三大文化路向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第一路向，是西方人解决问题的思维，也就是在遇见困难时，西方人会从改造局面出发，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欲望去解决问题，以不断前进的态度来支撑自己，以直觉运用理智；而第二路向的代表就是中国文化，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中包含着深深的儒家思想，使得中国人在物欲方面强调顺其自然，强调和谐，随遇而安是中国人的处事风格，以理智运用直觉；第三路向的代表是印度，印度文化的典型特点 是不要求向外发展，而是向内禁欲，做到无欲无求，理智运用现量。这三种文化虽然运用方式不同，但是在地域方面并未有差别，因方向不同，努力不同，结果自然不同，三者虽然在同一领域中发展，但是因发展方向与发展方式的大相径庭，国家的发达程度自然也不相同，虽然中国与印度文化在直观上看似比不上西方文化，其实是因为他们各自的追求不同，即物穷理与即心穷理的区别

致知格物是在即物穷理。通过格物的认识方法,达到穷理的目的,即由物返归到理。那么如何格物呢?他主张“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自然贯通。要使自己获得知识,必须根据事物来弄清它的道理。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⑥由此,构成了他客观唯心主义的认。在“心孙为构成宇宙万物本源的基础上,陆九渊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他说“心,一理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又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这就是说万事万物都存在于我的心中,只要把我心中固有的道理发挥出来,那么充塞宇宙的无非就是我心中的道理,人世间所有泰物的道理,无非是我心中的理的体现一。合与理一致,即“道外无事,心外无道。哑宇宙的万化万理皆存于我心,那就不用在客观事物中寻求知识,也不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得出“致知不假外求”的结论。朱熹认为理是客观存在,因而认识的目的就是明理,认识的途径从“即物穷理”到“豁然贯通”。即要“即物穷理”除格物外就要读书,这就叫做“道间学”。陆九渊认为理是主观的心,因而认识的目的就是“明本心”,认识途径是“切己自反’,。“先立乎其大者”。,体认内心,不假外求,这就叫做“尊德性”。怎样理解疑古、信古、释古

一)信古,(二)疑古,(三)释古。`信古'一派以为凡古书上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全盘接受传统文化，排斥西方文化。`疑古'一派,推翻信古一派对于古书之信念。以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主张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西方文化，疑古一派的人,以胡适为代表所作的功夫即是审查史料，认为中国所有古代的经典故事都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检验。胡适说“那证据来”`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以为古代传说,虽不可尽信,然吾人颇可因之以窥见古代社会一部分之真相。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功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并解释古籍的来源。冯友兰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第二篇：论传统贸易

论传统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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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贸易的基本流程

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最大的区别就是涉及众多的单位和相关业务，涉及到多个国家的语言和不同的商贸规定以及运作方法，因而单证、票据、文件繁多，处理过程比较复杂。国际贸易基本流程一般为：

1.交易前的准备

这一阶段主要是指买卖双方和参加交易各方在签约前的准备活动。

2.交易磋商和签订合同

这一阶段主要是指买卖双方对所有交易细节进行谈判，将双方磋商的结果以口头形式或以文件形式(即以书面文件形式和电子文件形式签订贸易合同)确定下来。

3.办理交易进行前的手续

这一阶段主要是指买卖双方签订合同后到合同开始履行之前办理各种手续的过程，也是双方贸易前的交易准备过程，交易中要涉及到有关各方，即可能要涉及到中介方、银行金融机构、海关系统、商检系统、保险公司、税务系统、运输公司等，买卖双方要与有关各方进行各种票据和单证的交换，直到办理完可以将所购商品从卖方按合同规定开始向买方发货的一切手续为止。

4.交易合同的履行和索赔

这一阶段是从买卖双方办完所有各种手续之后开始，卖方要备货、组货，同时进行报关、保险、取证、信用等，然后将商品交付给运输公司包装、起运、发货，银行和金融机构按照合同处理双方收付款，进行结算，出具相应的银行单据等，直到买方收到自己所购商品，就完成了整个交易过程。

二传统国际贸易

1.交易前的准备阶段

国际贸易在本阶段的活动包括交易双方广泛寻找交易机会和交易伙伴；进行价格等成交条件的比较；了解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政策；政治文化背景等。传统国际贸易的做法

在传统供货中,这个过程只是通过发放分类广告,坐等用户上门的方式来解决。买方根据自己打算购买的商品，通过广告、商品交易会、博览会等媒介了解需购商品的信息，包括供货商、价格等。由于跨国交易的特殊性，还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调研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对外贸易、运输等情况，有关商品国际市场的生产、销售、价格以及主要进出口国别等情况。接着是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制定进口商品经营方案，方案内容包括国内可供货源情况、过去进口情况等。买方一般都要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所需要商品的相关信息，以达到用合理交易条件进货的目的。整个过程费时费力，加上所能得到的相关信息有限，即便付出了很大努力，也很难获得最佳货源和最低价格。卖方一般是根据自己的实力，选择寄送经营商品目录、实物样品、图片说明书、广告赠品以及参加各种交易会、博览会等方式介绍出口商品。从卖方的角度来看，尽管也是千方百计地推销商品，但毕竟属于“大海捞针”，很难抓住本应属于自己的机会。

2交易磋商和签订合同阶段

(1)传统国际贸易的做法

传统的贸易磋商过程往往是通过双方当事人函电的往来完成，贸易单证的传递通过邮寄来实现。通过电话和传真方式也可以进行贸易磋商，但是电话磋商的结果仍然需要用单证的方式通过邮局传递，传真虽然传递单证的速度快，但安全保密性和可靠性比较低，一旦发生贸易纠纷，传真不足以作为法庭的依据。所以，在传统的贸易磋商过程中,邮寄成了重要贸易文件传递的惟一途径。

3.办理交易前的手续阶段

传统国际贸易的做法

传统贸易方式下，交易前各种手续的办理所需时间较长，手续繁杂，需要与各部门打交道，由于不能接受和提供电子单证而只能出示一些纸单据在一些交易环节受到阻碍。

4.交易合同的履行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从买卖双方办完所有各种手续之后开始，卖方办理备货,进行货物报关,保险,取得信用证,将合同下的商品交付给运输公司起运发货。银行和金融机构按照合同处理双方收付款,进行结算,出具相应的银行单据等，直到买方收到所购商品,完成整个交易过程。索赔是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发生违约时，需要进行违约处理工作，受损方要向违约方索赔。

(1)资金的结转

①传统国际贸易的做法:首先，付款方向银行发出信用证中请书，列出作为付款条件所必须的商业票据(否则款项将无条件转入受益人账户);其次，银行收到付款指示后，向受益人发出到款通知，列明付款方所要求的商业票据，同时告知受益人，银行见单付款;再次，受益人收到通知后，将信用证所要求的单据备齐，并在单据的相应部分注明信用证号，发给银行;最后，银行收到单据后进行审核，确认各项单据齐备无误后，则将相应单据转给付款方，同时将款项从付款方账户转到受益人账户下，并记录有关行为。

传统的贸易往往是通过双方当事人函电的往来完成信息传递，贸易单证的传递通过邮寄来实现。通过电话和传真方式也可以进行贸易往来，但是电话磋商的结果仍然需要用单证的方式通过邮局传递，传真虽然传递单证的速度快,但安全保密性和可靠性比较低，一旦发生贸易纠纷，传真不足以作为法庭的依据。所以，在传统的贸易过程中，邮寄成了重要贸易文件传递的惟一途径。

进出口贸易是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经济来源,只有发展进出口贸易我们才能更强大.传统易理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具有指导价值。由于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国贸易政策就能够对一个国家经济起很大作用，现阶段，较灵活地运用多种贸易方式为我们服务，使我国经济向所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早日实现全面小康,是国家强大.总之:叫一切服务于经济建设!

第三篇：论传统读后感

上完辛老师的课后感觉自己似乎也变的有点自由主义了，但看了爱德华.希尔斯（被贴上了极端保守主义者的标签）的《论传统》的一部分之后，发现每一种主义后面都有一种对理想国家的建构，而每一种主义更多的应该与政治有关，而与纯学术无关，论传统读后感。其实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理性化”仅仅是一种理想，即使在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它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每个学者都会有自己对于国家未来的设想，也会有自己的主义。不管我们把自己归为哪一种主义，我们不能拒绝任何优秀的思想，因为优秀的思想没有主义，它是对现实的反应，而不是对未来的建构。

何为“传统”？“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性的想象的沉淀。”它是“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它是“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

“传统”何以存在？近代以来中西方的学者中很多人都把“传统”与“理性”对立起来，都想通过人的“理性”来驱逐走“传统”，驱逐走“克里斯玛”。而希尔斯告诉我们：“实质性的传统都是人类原始心理倾向的表露，都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的原始心理需要，读后感《论传统读后感》。”我们需要宗教，需要信仰是因为它们能够给我们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因为它们能给我们精神上的关怀。正如前面所述“理性化”仅仅是一种理想，即使在西方最发达的国家，他也并没有完全实现。作为人我们不仅仅需要理性，我们还需要生存，生活，生产的意义，我们需要心灵的关怀。因此“没有更好的、更具克里斯玛的传统，旧传统就会死灰复燃。”因此我想中国也需要“启蒙运动”，也需要“新教改革”。所谓“不破不立”作为一种规律事实上应该到过来说，即“不立不破”，没有更好的新东西，旧的总会从头再来。中国只有根据新的现实，建构出与之相符的传统——一种更具克里斯玛的传统。才能改变现在的现状，维持长久的繁荣。

我们国家十几亿人口确实需要进行“现代性的教育”。孔老夫子在《大学》的开头就说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亲民”中“亲”应为“新”，我在这里理解为更新思想，即进行“现代性的教育”。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辛老师那样的自由主义者，能在学术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因此我们的国家在进行“现代性的教育”的同时也应该为我们的民众在精神层次找到生存、生产、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否则《雨人》中的主人公也许会在未来的中国找到很多现实版本。而这种价值、意义、精神上的关怀需要依附在一种新的“传统”之下，这种“传统”能够战胜与现实不符的“传统”。西方通过了“新教改革”赋予了人民这些，而我们将要何为？我们在当今现实下又能何为呢？

第四篇：读《传统十论》有感

读《传统十论》有感

罗启伟

近日，拜读了秦晖老师著作的《传统十论》，打开了我看待中国历史的一扇窗。因为对历史不够了解，也从来没有深入考虑过这些问题，看了之后特别有启发。

综观全书，秦晖主要论述了以下十个问题：中华帝国的基层控制、土地兼并问题、“大共同体本位”、公益组织、“西儒会融”和“法道互补”、“穷”和“达”、评“西方中心论”、公社、马克思主义的农民理论、平等概念的变化，等等。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秦晖确实是在论“传统”，但“传统”的史学观点却没有束缚住秦晖的头脑，他的很多观点对我来说，是原创性的和颠覆性的。读罢，掩卷沉思，以下两个方面内容引起了我的思考。

一、中国古代政治的统治内核是什么？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国家权力只设置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社会属于“乡绅自治”，即所谓的“国权不下县”，完整地概括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但作者通过对走马楼吴简的实证研究，发现这种观点是靠不住的。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并不是儒家理想中的伦理自治，而是国家政权一统到底。那么，国家政权靠什么对县以下的乡村进行统治的呢？靠“乡吏”！在乡吏的管理下，国家政权可谓无往不在、无远弗届。那么，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究竟是儒家理想的乡绅自治呢？还是国家政权“一竿子捅到底”呢？这当然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我的兴趣不在这儿，我感兴趣的是：在中国古代，究竟是谁在真实地统治着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呢？

明代的一位理学先生陈几亭有个观点，认为天下的治乱的根本系于绍兴。因为中央政府部门的胥吏全是绍兴人，而胥吏变好了，天下就大治，所以绍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秦统一天下之后，中国逐渐从贵族政治走向官僚政治，但“官僚政治”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概念，根据钱穆先生的观点，天下的治乱的关键不在“官”，而在“吏”。余英时也认为，中国古代的胥吏制度是传统官僚制度底层的一个极大漏洞。这些胥吏（尤其是县级的胥吏）和社会上的特殊势力（如豪强）最容易勾结在一起，官僚制度的客观性因此遭到很严重的破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就是因为中国古代政治统治的核心不是“官”而是“吏”，正如秦晖所言，古代的中国县以下虽然不设“官”，但“乡吏”仍然代表政府统治到农村的最基层。因此，“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古代政治的好坏。

二、中国古代政治统治的思想内核是什么？

我认为，在组成这本书的十篇论文中，秦晖写的最好的是《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在这篇论文中，秦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了深刻的分析，精辟地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的精神和思想内核。同时，他的很多说法也让我有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之感。

过去我们常说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是“外儒内法”，这当然没有错，表面上，统治者强调用儒家来教化百姓，但骨子里却实行的是法家那一套：即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中的权力中心主义。但秦晖认为这还不够，在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中，道家的地位在哪里呢？过去我们的认识是，道家思想一般盛行在一个新朝代的统治初期，因为经过战乱，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而正好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这就为统治者休养生息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当经济恢复，国力强盛之后，这种无为而治的主张便不能适应大一统的需要，于是，道家学说便自然被抛弃。其实这是一种极其肤浅的认识，秦晖认为，中国的政治理论，是“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比如，法家指鹿为马，儒家说此非马，则被坑矣；说此马也，则非儒也。而庄子说：马亦鹿，鹿亦马也，“万物齐一”，没什么区别。所以，指鹿为鹿，儒也；指鹿为马，则大儒也，超越俗见，是为“真人”、“圣人”。庄周的哲学正好证明了什么叫“高尚的无耻”。而这种思想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产生了深远的恶劣影响。因为坚持原则、说真话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不仅精英阶层谙熟“难得糊涂”，而且大众长期受到“奸臣害忠良”、“好人没好报”的启蒙和教育，则懂得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成者王侯败者寇”的道理，学会了“明哲保身”。于是，中国人越来越“聪明”，“糊涂”者越来越少。于是，老庄的“逍遥”之道、犬儒主义和所谓的“圆融通透”的行为方式便大行其道，和儒家的道德说教和正直之道形成鲜明对比，而道家这样的行为方式和生存理念恰恰是专制统治最欢迎和最需要的！因此，可以说：几千年来，大多数中国人行事和生存的指导原则是道家提供的，而这样的原则则是专制统治的“内法”的必然结果。法家的强权哲学和道家的犬儒哲学（实用主义）相结合，这才是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内核。

由此可见，我们过去对道家的理解多么肤浅，仅仅知道道家的“无为而治”是多么的表面化。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对道家学说也进行了简短但深刻的批判，也强调了“法道互补”或“法道一体”的观点。

管理一个社会是如此，那么管理一个企业呢？咱们企业管理的思想内核又是什么？是不是也需要法家的强权哲学和道家的实用主义相结合？以史为镜，值得我们借鉴和研究思考。

第五篇：论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

殊途同归，生生不息

——简论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

杜杨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南充637131）

摘要：生育文化在人类的持续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是祖先崇拜，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是上帝崇拜。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但有着类似的精髓，如重视人口繁衍、注重家庭伦理、反对淫乱等。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分别支撑着中国和欧美人口的持续发展，为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和欧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传统生育文化的诸多理念至今仍然值得借鉴，不应简单地将其斥为“封建”、“愚昧”而加以全盘否定。

关键词：生育文化；中华；西方；祖先崇拜；上帝崇拜；繁衍；伦理

生育文化是指人类在婚育繁衍方面形成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制度和道德等。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而生育文化在人口再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医疗水平都很低，人类的夭折率高，平均寿命短。同时，自然灾害、猛兽、战争、饥荒等天灾人祸常使得人口剧减。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曾经辉煌的民族由于没有顽强的生育文化而相继灭绝。现存的民族经过长期摸索各自建立起了有自身特色的生育文化，这些生育文化支撑着民族的持续发展。本文将对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作简要分析。

一、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

中华家庙、祖宗祭祀的历史源远流长。据甲骨文记载，早在夏商时期，一套完整而系统化的祖先祭祀仪式已经形成。没有子嗣（或者子嗣夭亡），祖先祭祀就会结束，香火就会断绝，这就代表着家族不能持续存在。扎根于每个家庭的祖先崇拜将个人责任与利益跟繁衍高度挂钩——养育孩子一方面是对祖先尽义务，另一面关系到自己身后的祭祀——，并且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奠定了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基础。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的儒家学说接续了祖宗崇拜的文化基因，进一步认为“孝”首先意味着生育传嗣、延续香火，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深入人心。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也有过顽强的生育文化，其生育文化的建立和衰亡对其民族及文明的兴衰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此不作深入探讨，仅着重论述基督教兴起后西方的生育文化。从公元一世纪开始，基督教开始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并在后来成为了欧洲的主要信仰。基督教创造出“三位一体”的宗教观念，以此维系着源自犹太教的“一神论”观念，从而保持着以上帝崇拜为根本的宗教信仰。基督教的教义中多次提到了上帝要求信众“生养众多”，虔诚的基督教徒认为生养繁殖是上帝创作的计划，孩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生儿育女是教徒的使命。

总而言之，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是祖先崇拜，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是上帝崇拜。

二、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似之处

中西方的传统生育文化均博大精深，不仅涉及到直接生育，还涉及到一系列与生育相关的社会道德和伦理。尽管两者在形式上的表现有很大不同，但其思想内核有很大的相似之处。11作者简介：杜杨，男，1984年9月出生，职称助教。研究方向：英语教学，英汉互译，中西文化对比。

（一）都高度重视并鼓励人口繁衍

中西方的传统生育文化均把人口繁衍放在重要地位。《礼记·昏义》提到：婚姻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强调了生育的传宗接代的目的。《孟子·离娄》更是明确提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由此可见，在中华传统生育文化中，生育传嗣在某种程度上是“孝”的最高体现。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多处提到“生养众多”，例如，“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圣经·创世记1:28》）、“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圣经·创世记9:7》）、“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圣经·利未记26:9》）。基督教坚决反对同性恋，认为“这本是可憎恶的”（《圣经·利未记18:22》）。另外，《圣经》中明确指出上帝将胎儿也视为人——“那造成我在母腹中的，不也造他吗？造我们在母胎里的，不是同一位吗？”（《圣经·约伯记31:15》），因此基督教反对堕胎。基督教对同性恋和堕胎的坚决反对起着鼓励人口繁衍的作用。

（二）都注重家庭伦理，反对淫乱

家庭在生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生育对家庭也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中西方的生育文化不约而同地注重家庭伦理。由于淫乱会严重影响生育能力，降低生育质量，中西方的生育文化都坚决反对淫乱。中华的传统生育文化可以浓缩为两句话：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强调的是利益和精神激励；“万恶淫为首”是通过将“性”局限于夫妻而保护生育器官（当然也起着维持社会道德的作用）。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的家庭关系得到大力提倡，而淫乱行为则受到普遍唾弃，一些大家族甚至会以私刑严惩本家族内有淫乱行为者。基督教各派均遵循的《圣经》十诫均也把“孝敬父母”和“毋行邪淫”放在重要地位。基督教的教义也对夫妻关系做出了规定，如“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圣经·以弗所书5：22-28》）。

（三）都重视男女分工

由于生理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女性是人口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兼顾物质再生产），男性是物质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协助人口再生产）。在中西方的传统生育文化中，男女分工都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在传统中国，社会普遍推崇“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即男性通常在外为家庭获取财富，女性在家料理家务以及养育后代。《圣经》中也提到了上帝对男女分工的要求。

三、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意义

（一）保证了民族的持续发展壮大

在物质条件差、大型天灾人祸不断的古代，许多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民族都彻底灭绝。在这种情况下，华夏民族和欧洲大陆的各民族不但没有灭绝，反而得到了发展壮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西方的传统生育文化功不可没。顽强的生育文化使得中西方的民族在历经多次灾难后仍能得以恢复元气甚至更加壮大。

（二）有助于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

在中西方生育文化中，家庭伦理道德都是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家庭是社会的基础，规范家庭伦理道德有助于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父慈子孝是华夏传统的家庭观。这种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子女的父母的孝敬扩展到全社会就是孟子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助于形成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基督教教义中也规定了家庭关系硬和睦，并认为应将其扩展到全体基督教徒之间的相互关爱。

（三）奠定了中西方文明的根基

人口是文明的基础。也是文明的载体。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F.A.哈耶克（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1988）提到：“我们可以做人口稀少的野蛮人，也可以做人口众多的文明人。如果将人口数量减少到10000年前的水平，人类也保不住文明。实际

上，即使将已获得的知识储存在图书馆里，如果没有足够的人从事广泛的专门化和劳动分工所要求的各种工作，人们也不能够利用这些知识。”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分别支撑着中国和欧美人口的持续发展，为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和欧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人口长期居于世界第一位，其经济、科技、文化也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发明大大推动了中国和世界的科技进步，儒家学说等中国传统人文学说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长城等古代建筑至今仍举世瞩目。华夏文明也曾遭到多次破坏和蹂躏——如五胡乱华、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满清入关等——但都没有被彻底征服和摧毁，传统生育文化所带来的人口优势是关键因素之一。

虽然欧洲长期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也历经战乱、瘟疫的巨大破坏，但其顽强的生育文化使得其文明得以延续。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欧洲的人文与科技得以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传统的基督教生育文化仍然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得到坚持，欧洲各国人口尤其是英国人口得到快速增长。人口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使得大规模移民和开发新大陆成为了可能，大批以英裔为主的欧洲人大量向美洲、澳洲等新大陆扩散，并且繁衍出庞大数量的后代。工业革命后，西方文明开始在全球占有主导地位，英语也由一门不起眼的地区方言发展成为了世界语言。当然，必须说明的是：人口是文明的必要条件，而并非充分条件。没有足够的人口肯定无法产生和传承辉煌灿烂的文明，但是单凭大量的人口而没其他条件也难以产生和传承辉煌灿烂的文明。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作深入探讨。

四、客观、理性地对待传统生育文化

不可否认，传统生育文化中也有一定的糟粕。而且，时过境迁，其中的某些内容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因此，有人将传统生育文化贬为“封建糟粕”、“愚昧落后”而全盘加以否定，还有人片面放大传统生育文化的糟粕之处，声称中华文化天生愚昧落后，这些都是有失公允的。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地看待传统生育文化，充分肯定其为民族的生存发展和文明的传承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核心思想，例如其大力提倡的重视家庭责任、父慈子孝、反对淫乱等观念对现代中国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西方世界在这方面有着惨痛的教训。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女权运动兴起，最初以追求男女平等、反对基督教禁止离婚的戒令、主张婚姻自由为主要诉求，这些诉求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逐渐走向极端，演变成了“性解放”风潮，对生育文化等传统宗教文化全盘否定。性解放主义者反对一切道德伦理约束，反对男女的分工，鼓吹性与婚姻分离、淫乱不该受到谴责，还大力主张娼妓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性解放动席卷欧美，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性解放运动既导致西方社会离婚率剧增、大量家庭解体，又使得性病数量大大增多，同时还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社会道德，间接地导致了盗窃、抢劫、贩毒等犯罪现象的加剧、社会治安恶化。另外，性解放运动使得欧美多国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导致了后来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使得许多欧美国家被迫大量地雇佣移民（而移民的大量涌入又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目前，西方社会已经开始对性解放运动进行反思，不少有识之士发出回归传统生育文化的呼声。

西方世界已经为全面否定传统生育文化而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其深刻的教训值得中国吸取。我们应该客观、理性地对待传统生育文化，要摒弃其糟粕，但不能全盘否定，而是应该吸取其精华并使之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

五、总结

殊途同归，生生不息。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虽然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具有类似的精髓，同时都为各自的文明和世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现代社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和理性地对待中国文化，也有助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同时对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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