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问题(最新修改版)分析

第一篇：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问题(最新修改版)分析

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问题

作者：李先赋

【按：今年2月县人代会期间，人民代表提出了希望法检两院深入乡镇开展预防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和警示教育的建议。我院对此作出了积极响应，组织力量对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问题进行了调研，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撰写了这篇讲稿，并利用第一季度全县各乡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派员赴各乡镇开展宣讲活动，起到了了良好的教育警示作用。本讲稿将在今后的宣讲活动中，不断地完善提高。】

这次宣讲的话题是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问题。也许有人会说：不是国家干部才有职务犯罪吗？村基层组织都在农村，他的人员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怎么也会涉及职务犯罪的问题呢？下面我们就来讨论几个问题，解开这个疑问。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村基层组织人员指哪些人： 村基层组织人员到底包括哪些人呢？由于我国农村的基层组织比较多，除村委会外，还有村党支部、村经济联合社、经济合作社、农工商联合企业、治保会、妇联、团支部、民兵排、村民小组和各种协会等。所以，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范围是比较宽泛的。但是从各地目前出现的情况看，发生在掌管村经济活动的人员身上的问题比较多，比如村党支部、村委会和村经济联合社、经济合作社、农工商联合企业的人员，他们有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禁不住利益诱惑失足走上犯罪道路。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为了让大家对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违法犯罪问题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我们来列举几个案例。

案例

一、马某某和陈某、刘某等人共同受贿案。马某某是某镇的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陈某是村委会副主任，党员；刘某是该村村党支部委员。2013年1月17日，马某某代表村委会、村党支部与镇党委政府签订《社会管理网格化责任书》，受镇党委政府委托，协助政府从事县城所在地城市规划区违法建设和违法占地“两违”清理整治工作。当日，马某某召集陈某、刘某和村委委员刘某某、计生专干刘某某、村民小组组长骆某某、黎某某共七人开会，成立“两违整治工作小组”，决定向“两违”户收取所谓“管理费”，作为辛苦补助。工作小组成立后，马某某等人不仅没有对该村“两违”问题进行清理整治，反而纵容辖区居民违法占地、违法建房，然后向“两违”户收取所谓“管理费”。在短短三个月内，工作小组收受34户农户的谓“管理费” 共计84500元用于私分。此外，马某某从2012年至2013年年初，私自收受 11户“两违”户500元至4000元不等的好处费共计18200，默许其违法占地、违法建房。马某某等人的监守自盗行为导致该村的“两违”问题十分突出，政府工作非常被动，影响极其恶劣。这属于基层组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过程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案例

二、村支部书记非法占有拆迁补偿款案。2005年因某乡一个村的两个组发生滑坡地质灾害，乡政府先后申请县发改局解决两个村民组农户的搬迁安置资金。2006年1月12日，该村支书唐某领取一个民组的安置费3万元，实际支付安置费15000元，其余15000元占为己有。同年6月25日，该村支书又领取另一个村民组的安置费6万元。在没有其他人员参与和监管的情况下，自己记账自己开支。这6万元安置费中，只有10640元用于平整场地、安置搬迁户，以交通费、接待费名义列支1.6万余元，其余33000余元不能说明去向。因这次地质滑坡解决两个村民组的75000元安置费，有48000元被村支部书记占为己有。虽然事后这个村支书辩解称其非法占有的资金已经用于其残疾人弟弟某某修建房屋，并未自己使用，但其行为在性质上是以权谋私，是贪污行为。此外，这个村支书还在2013年2月将国家征收用于安置地质灾害搬迁户的200多平方米建设用地使用权以38000的价额私自转让给他人。这是一个村党支部委员会干部以权谋私的典型例子。一个老支书，工作二十多年，本已德高望重，受人敬仰，然而一旦晚节不保，落得身败名裂。而今，等待着他的的将是法律的庄严审判，实在可悲、可叹、可惜！

案例

三、社区干部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互勾结损害国家利益案。在2012年青龙镇某社区征地工作中，该社区主任冯某某、某村民组组长冯某某协商，事先找县国土局征地股干部

罗某某、沈某某商量，让他们在测量征地面积的时候做手脚套取国家的征地补偿款，并许诺给予好处。罗某某、沈某某答应后，冯某某等人携带现金5万元约请罗某某、沈某某吃饭、洗澡，并用4万元现金向罗某某、沈某某行贿。罗某某收受贿赂款后与沈某某均分。事后，罗某某、沈某某在征地测量的过程中采取重复测量、扩大实测面积等手段弄虚作假，骗取征地补偿款22万元。现已被立案侦查，案件正在办理当中。

案例

四、多名社区干部共同侵吞集体资金案。2012年青龙镇某社区土地征收工作中还涉及到一块非法买卖的土地，当地村民对这块土地的征地补偿款的归属提出异议。经青龙镇、县国土局、社区、村民组代表与购买方协调处理，达成了村民组与购买方平分征地补偿款的协议。村民组分得的款项中，有10万元被参加协调处理的干部瓜分。其中，社区支部书记兼主任王某某分得2万元，副主任冯某某分得2万元，村民组组长冯某某分得2万元，社区干部冯某某分得1万元，县国土局两个干部以工作经费名义各分得1万元，青龙镇干部安某分得5千元，群众代表张某某分得5千元。就在同一时期，社区副主任冯某某还伙同村民组组长冯某某、出纳冯某两个所谓“村民代表”私分了城北工业开发区给高洞村民组集体的公路补偿5万元，每人分得现金1万元。

现在，我们来看看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

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依照法律从事公

务的活动中，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看待，既享有相应的权力，也要受法律的约束，而不是说可以随心所欲，胡作非为。哪一些活动属于履行公务呢？按法律规定，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工作就是属于履行公务，共有七项：一是从事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是从事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三是从事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是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是从事代征、代缴税款；六是从事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是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其他行政管理。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上述七项工作时，属于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为什么法律将这些活动规定为履行公务呢？这是因为这种管理活动本身属于国家和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但这些工作又需要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来协助，或者需要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来发动、组织村民积极参与，或者需要将相关款物委托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进行管理。因而村基层组织人员参加这些活动属于履行公务。

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公务活动中的职务犯罪：

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公务活动中，哪些行为要追究刑事责任？

一是贪污受贿。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要立案追究；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但如果情节较重，也要立案追究。哪一些情形属于情节严重呢？例如“烧香摸屁股搞惯手脚”多次贪污、贪污公款用来搞赌博嫖娼

非法活动、贪污行为影响了救灾抢险工作、贪污救济款粮造成救济对象生活困难等等，多次贪污未受处理的，要新账老账一并算，按照累计贪污的数额计算。对受贿罪的数额规定贪污罪的规定是一样的；如果索贿的，还要从重处罚。

二是挪用公款。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例如挪用公款赌博、吸毒、嫖娼或者挪用公款从事放高利贷等国家禁止的行为，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要立案追究；挪用公款从事个人的营利活动，例如挪用公款做生意的，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也要立案追究；挪用公款归超过3 个月未还，即使没有用来进行非法活动，也没有用来做生意等营利，但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也要立案追究。

三是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也统称为渎职。滥用职权指故意超越职权或者故意不履行职责，主要有四种表现：一是超越职权，擅自决定或处理没有具体决定、处理权限的事项；二是玩弄职权，随心所欲地对事项作出决定或者处理；三是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或者说任意放弃职责；四是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不正确地履行职责。玩忽职守指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工作马马虎虎，草率从事，敷衍塞责；或者阳奉阴违，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或者擅离职守，撒手不管；或者该管不管，该作不作，听之任之等。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或者造成企业停业、停产6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等等，要根据不同情况予以立案追究。另外，弄虚作假，不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缓报、谎报情况，导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结果继续、扩大，或者致使抢救、调查、处理工作延误的，要立案追究。

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村务自治活动中的职务犯罪： 前面讲的是村组织基层人员协助政府从事公务活动中的职务犯罪。那么，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公务活动以外的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可能涉及那些犯罪呢？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如果侵占、挪用集体资金、集体财产或者收受好处徇私舞弊触犯刑法的，适用刑法关于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规定。由于这些犯罪行为都是与其在村委会、村党支部的身份职务有关，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村务自治活动中的职务犯罪。这几种犯罪的立案标准和处罚幅度分别于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是相当的，只是查处的机关不同，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由检察院查办，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由公安机关查办。

按照相关规定，侵占资金数额或者财物价值累计在5000元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挪用资金进行非法活动的，如进行吸毒、赌博等，原则上无论多少都应当立案追究；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5千元以上，进行营利活动的应当立案追究；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

1万元以上、超过三个月未还的，应当立案追究。村组织基层人员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等经营、管理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违反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究。

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的特点：

村基层组织人员虽然只是“村官”，但权力不小，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因而容易滋生腐败。以村“两委会”为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村民委员会广泛的权力，其中有的权力“含金量”是很高的，例如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权力，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的权力，组织实施本村的建设规划和兴修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权力，发包集体土地的权力，等等。此外，还受政府的委托从事各种款物的管理、分配，从事国有土地的的经营和管理，协助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等重要工作。而村党支部又是村委会的领导机构，而且“两委”人员往往交叉任职。所以，村官虽小，一旦腐败起来的危害却很大。

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的几个特点：

一是村干部违法违纪作案手法多样，五花八门。有的相互勾结、合伙作案；有的收入不入账，直接侵吞；有的以发补助、奖金的名义将公款私分；有的借接待、跑项目、购物资等事项，虚列开支、虚报冒领等等。

二是财政拨款、土地和集体资产是贪腐重点。主要表现在利用职权，以贪占、截留、私分、挪用等形式非法占有土地补偿款，救灾救济、扶贫优抚款物以及粮食直补、移民、退耕还林、农村合作医疗“参合款”等款项；以低价私自出租、转让、发包集体所有耕地、林地、矿山、滩涂、荒地等，贪污土地补偿款、工程款及承包款等。

三是一旦发生腐败很可能就是窝案、串案。村干部都是当村民中推荐选拔出来的，都是乡亲邻里关系，甚至沾亲带故，在利益均沾的背后，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荡然无存，甚至结成稳定的相互维护的利益团体，长期心照不宣，“前腐后继”。

四是村干部腐败的隐蔽性很强。有的腐败问题长达七八年甚至十多年之后才被发现，主要的原因是监管机制不健全。村务公开的决定权在村“两委班子”手中，公开不公开和公开到什么程度由村干部自行决定，往往流于形式。因而，有些贪腐问题，是时隔多年才曝光，时过境迁，查处困难。

五是村级组织人员的腐败问题容易引起集体信访等群体性事件。贪腐问题一旦曝光，消息就村寨间迅速传播。不论是实际受到损害的村民还是怀疑自己受到侵害的村民，往往怀着愤怒心情，成群结队地到处信访。有的问题时间久远，有的问题似是而非，有些事情是捕风捉影，因此难以迅速搞清真相、平息事态，极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挑唆利用，形成长期访、重复访、越级访，对社会稳定带来很大压力。

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原因剖析

一是外部监管机制不健全。大多数村民自治意识和观念相对淡漠，再加上一些地方没有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有效的宣传，致使许多村民不懂该法，难以组织起来集体监督村干部的日常工作。因此，大多数村民也难以发现村干部的越轨行为，即使发现了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是有的乡镇领导认为基层工作难度大，特别是农村干部出点问题在所难免，怕查了案子伤了感情，影响工作积极性，于是能捂则捂；有的把查案和稳定对立起来，怕查了案子乱了班子，于是能拖则拖；有的不愿查案，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纵容了腐败问题的滋生和蔓延。俗话讲：“万丈深塘有底，人心无底”。所以，有的人胆子越搞越大，贪心越来越难以满足，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三是村基层组织之间，特别是“两委”之间、“两委”成员之间的制约机制十分脆弱，容易被共同的利益瓦解掉。除非是分赃不均或者争夺权力，大家才撕破脸皮，互揭老底。否则大都利益均沾，“大哥不说二哥，两兄弟差不多”，大家相安无事。有的村会计、出纳不分，一人兼任；有的村钱账不分，白条坐收坐支；有的会计不懂业务，没有主见，对支书主任惟命是从。

四是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没有很好贯彻。有些村，村“两委”从向村民群众亮“家底”，老是藏着掖着，含含糊糊。比如，全村还有哪些没有承包到户的集体机动地？每年的集体收益

有多少？到村里的项目有哪些、资金是多少？等等。村民根本就不清楚情况，所谓的村民监督小组也就形同虚设。“公示墙”、“明白账”，结果在农民心里也就变成了“糊弄墙”、“糊涂账”。

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问题的预防对策：

总的对策是坚持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相结合，推进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具体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以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为抓手，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筑牢党员、干部服务群众、廉洁自律的思想基础，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加强乡镇党委对党支部的领导和乡镇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工作的监督指导。

二要以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为核心，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党务公开。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可以由相关政府部门介入村务公开，将有关的项目、资金向关涉的村或村民组公布，使之透明化。

三是加强监督检查，切实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涉农违纪违法案件，建立村级项目审计问责制度，及时审查公布项目落实和资金的使用结算；完善村级组织内部、外部的监督制约机制。

四要坚决打破部分村“两委班子”由部分人长期把持的局面，注意培养有能力、素质好的人员起来进入村“两委班子”。

对群众反映强烈，能力差、办事不公、私心杂念重的基层部要及时按照规定程序更换。

五要注重培养村民的自治意识、监督意识、监督能力。逐步改善村民自治能力差，监督干部能力弱的局面。村委会是全体村民的自治组织，村民要有主人翁意识，要明白村里的事儿就是大家的事儿也是自家的事儿，对村委会工作要积极支持、参与，也要理直气壮地监督。

严惩“村官”腐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农村稳，则天下安。农村的繁荣、稳定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繁荣、稳定。因此，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三农问题”，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以“三农问题”为主题，出台了很多惠农政策。

但是，我们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村基层组织已经逐渐变成了干部腐败的温床。他们有的人利欲熏心，大肆贪污受贿，有的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有的吃拿卡要，勒索群众。有些地方村民打一个证明、盖一个村委会的公章都要“孝敬”干部才得行。有的是明目张胆的收钱，有的得打一斤酒、请一顿饭，最不堪也上包烟或者提一篮鸡蛋。有的依仗家族势力，对抗群众的监督，打击、报复、孤立反映问题的村民，甚至挖空心思给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调查、处理腐败问题设置障碍，对抗反腐。有的为了牟利“掌权”，在选举中拉拢选票，许诺“官职”，甚至明目张胆直接贿选。这些丑恶现象，应当像清理垃圾一样将

其毫不留情地一扫而光，还农民朋友一个风清气正的世界。

结语：

前面列举的这些例子是发生在农民朋友身边的腐败，大家都深恶痛绝，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将动摇党和国家在农村地区的根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此，哪怕是对农村，只要有腐败，只要发现腐败问题，不论大小，就要坚决“亮剑”，拒不姑息养奸！同时，我们也要向长期工作在广大农村，勤勤恳恳，清正廉洁的基层组织的干部表达深深的敬意！下面，借用一首打油诗与大家共勉：

历览古今多少官，成由清廉败由贪； 自古清白无遗祸，从来贪争有后患。莫说村官面子小，德高望重乡亲欢； 大人细娃称颂你，喝口凉水心也甘！

第二篇：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问题的定罪分析

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问题的定罪分析

吉林镇赉县纪委： 贾作辉 李丽

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的定罪问题，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亟待解决。在我国刑法有关职务犯罪的法条中，明确规定构成职务犯罪的人员仅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而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既非国家工作人员，又非公司、企业人员，是否属于其他单位人员未作规定。但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确实且大量存在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违法犯罪的问题，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如何定罪，司法实践中各地执法不一，既有按照犯罪处理的，也有不按照犯罪处理的；按照犯罪处理的，认定的罪名也有不同。这样，在执法上就很混乱，显失了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更体现不出法律的严肃性。另外，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问题，理论界研究的人不多，很缺少关注，下面就谈谈我个人对这类人员职务犯罪问题的粗浅认识。

依据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职务犯罪的规定，可以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归纳为两类：一类是按照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定罪；一类是按照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定罪。

一、按照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定罪分析

按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可以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拟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对拟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分别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定罪处罚。明确了这一点后，我们只需要知道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什么情况下被拟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就可以了。根据2000年4月29日通过并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才被拟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也就是该法条中所说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并且列出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具体范围，共七项：一是协助从事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是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三是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是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是代征、代缴税款；六是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是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这七项内容中最需要注意的是第三项规定，既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公布施行之前，该《解释》的草案中第三项内容是“土地的经营和管理”，未加“国有”二字，很多执法者没有注意到这一变动，把该《解释》的草案当作通过的司法解释作为执法依据办案，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经营和管理的土地不分性质的纳入到这条规定中，从而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经营、管理本基层组织集体所有的土地过程中，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也按照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进行定罪处理。这样进行定罪显然不正确，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经营、管理本基层组织的集体土地，其性质属于基层组织内部的自治行为，并非是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行为，因此不应该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进行定罪处理，而应该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进行定罪处理，这也是下面所要分析的问题。

二、按照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定罪分析

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是相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而言的，指的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犯罪，而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即非公司也非企业，而其中的人员如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只能将其纳入上述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中的“其他单位人员”范畴。97年新刑法施行以后，刑事法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经营、管理本基层组织内部经济事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作出定罪的规定，致使这些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逃避了法律的惩罚。近些年，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的上述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作出了定罪处理的规定，即参照公司、企业人员职务犯罪规定处理，分别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原罪名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构成职务侵占罪，开始于1999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的实施。该《批复》的内容是：“对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从这个《批复》中不难看出，已将村民小组参照了公司、企业，将村民小组组长参照了公司、企业人员。另外，虽然该《批复》只说了村民小组组长可构成职务侵占犯罪的问题，但不难理解其他类似于村民小组组长的村基层组织人员也应该按照这个规定去执行，因此，在此后的司法实践中，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基层组织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也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理。不但如此，根据这个《批复》，司法实践中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基层组织集体资金、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均参照公司、企业人员的职务犯罪定罪，分别按挪用资金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后改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进行定罪处理。2005年7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联合发文，专门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适用法律问题作出了答复性规定，在第三条解答中，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挪用村集体资金，分别以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这个答复性规定的出现，为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构成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提供了可借鉴的执法依据。接下来在2008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第二条明确规定，作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包括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基层组织人员，从而为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由于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人员职务犯罪的特殊性，依据其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不同，既可以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又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另外，在我们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信访案件中，如果涉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案件，在向刑事执法机关移送案件时需要注意，按照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定罪的案件应当移送检察机关处理，按照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定罪的案件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这是由刑事案件管辖权所规定的。

第三篇：浅谈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

浅谈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

一、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原因分析

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自身来讲，最根本的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思想觉悟不高，廉洁意识不强，经受不住物欲的考验；从外部因素讲，这几年乡村干部职务犯罪呈上升趋势，说明在教育、管理、监督方面还有许多薄弱环节。具体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认识不足，法律意识淡薄。

农村基层组织职务犯罪涉案人员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多是农民出身，平时又不重视自身素质修养，接受党风廉政建设教育相对较少，自律意识不强，造成部分村干部素质低下，眼里无政策，心中无法律，把当村干部作为捞取个人好处的资本。涉案人员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定要求和法律法规知之甚少，法治观念极其淡薄，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拿好处费、感谢费，将集体的钱借给他人使用不是犯罪行为。

（二）攀比心理作怪，侥幸心理居多。

在党的富民政策的鼓励下，一部分农民办企业、跑运输、包工程，先富了起来。对此，有些村干部心理失衡，认为自己为集体辛苦工作，工资微薄，得不偿失，他们不是想如何依法勤劳致富，而是思想动摇，想歪点，出邪招，贪占截留、挪用受贿，以此作为“致富”手段。此外，他们都在被查处时暗自庆幸平安无事，或自我安慰不会出事，带着侥幸心理，继续违法犯罪，结果往往东窗事发，锒铛入狱。

（三）监督制约不足，村务财务不透明。

一是内部监督淡化。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之间相互监督的意识淡薄，有的村党支部书记或者村主任独揽大权，对村级财务具有绝对的支配力。二是上级监督弱化。有些乡镇、办事处考虑稳定工作大局，一般采取松散性管理和所谓的“人性化”管理模式，导致对村干部的监督“软弱无力”。三是财务监督虚化。一些农村基层组织的财务人员变相成为村支书、村主任“私人秘书”，导致集体收入不入账、收支记账票据使用不规范、私设“小金库”现象时有发生。在办案中我们甚至发现个别村务监督小组公章由村报账员保管的现象。农村个别从事财务的人员文化及业务素质不高，例如发案的闵口村报账员郑某某、三门呈村报账员周某某、黎阳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新阳投资公司出纳黄某某三人均为小学文化，不懂会计业务，不能胜任岗位，更谈不坚持原则，唯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命令是从，不仅给村干部职务犯罪留下了可乘之机，也促使少数村干部的私欲澎涨，产生“不捞白不捞”的扭曲心理。

（四）制度落实不力，教育管理不严。

村规民约、民主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村民议事制度等等，仅仅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真正落实到实处的并不多，所有的管理制度几乎成了应付上级检查和达标的摆设。财务公开度不够，“白条子”出入账、随意审批、自收自支、虚假发票冲帐等不规范行为较为普遍，特别是对拆迁补偿款、土地出让金、集体资源承包租赁款等资金缺乏严格的监管，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有的村私设“小金库”，供少数村干部自由挥霍。

二、预防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对策

（一）强化法制警示教育。

充分利用警示教育基地资源，组织村“两委”人员定期参观培训，结合查办的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进一步提高他们廉洁从政的自觉性。今年，我院预防工作将进一步深化延伸涉农资金领域预防职务犯罪专项行动、“百场讲座”进乡村，通过上法制课、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赠送预防职务犯罪宣传读本、现场观摩职务犯罪案件庭审等形式，实现对区内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教育的全覆盖，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打好拒腐防变“预防针”。同时，我院将根据村居换届后的具体情况，及时进行专项调查，开展专项预防警示教育活动，对换届后的新任村“两委”人员跟踪打“预防针”，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念、时刻牢记权利是人民赋予的，不辜负村民的重托和期望。

（二）加强涉农资金管理。

进一步健全完善“村财镇管”制度，各村定期上报财务凭证，由镇专门机构严格审核，制止“白条”、“包帐”、假帐等违反财经纪律费用的支出；改变村领导与财务人员的隶属关系，会计由镇经管站统一管理，报酬由镇政府统一支配；扎实做好村务公开，杜绝公款随意开支等不良现象，定期张榜公布财务收支情况并逐笔细化，保证公开内容的真实性，防止公开过程中出现随意性、盲目性，避免村务公开走过场。同时，充分发挥由检察院、监察局、财政局、审计局等多家单位组成的涉农资金专项行动领导小组作用，统一负责涉农资金领域的监管活动，通过检查涉农资金项目审批、实施和资金使用情况和走访农户，实行涉农资金动态监管。

（三）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农村基层组织要增强村财务管理、使用的透明度，把村级政务、财务真正公之于众，自觉接受村民监督；相关职能部门、乡镇党委政府要加强对涉农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尤其是对大数额开支要认真核实，弄清楚开支的来胧去脉；财政或审计部门对项目要进行认真结算、审计，并对结算、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涉农职能部门、乡镇党委政府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促进规范和加强村级财务管理。

（四）延伸检察工作触角。

党委政府对于提出的村“两委”班子候选人进行认真审查把关，严格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坚决把作风霸道、有劣迹的“能人”排除在外。对正在接受调查或审查的人员，进行慎重研究，严格确定是否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于宗派家族矛盾突出的村居，积极选派公道正派、有能力的党员乡镇干部或大学生任职。在换届选举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规范操作，检察机关切实发挥检察职能，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举环境，派出1位副科级领导干部在换届选举期间驻村指导，并充分发挥2位正科级检察员驻村党建特派员作用，力保村居换届“阳光选举”。

（五）开展系统专业预防。

坚持对查处的每一起案件实行“一案一分析、一案一建议、一案一教育、一案一回访、一案一总结”，通过个案预防、专项预防、系统预防调研工作，为党委作出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据。2013年以来，该院围绕惠农补贴、农村社保、农村义务教育、征地补偿、农民培训、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农村基础设施及美好乡村建设等8类重点项目，开展个案预防7个；围绕财政等涉农资金主管部门，乡镇政府、基层站所、村两委班子等基层组织，开展系统预防；围绕涉农资金的申报、管理、发放、使用等4个重点环节，开展专项预防；针对本院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现存在的有关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监督不到位等方面的问题，发放检察建议5份，督促其规范管理，努力让涉农资金在制度内管理、在阳光下审批、在群众监督中运行。

第四篇：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近年来，党中央把“三农”问题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改革措施，做出了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农村经济生活发生巨变，经济利益的刺激、监督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近年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呈上升趋势，严重损害了广大农牧民的切身利益，同时阻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发展。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肩负着依法打击刑事犯罪，有力惩治腐败，强化法律监督，维护社会稳定，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重要职责。因此，对当前农村基层职务犯罪原因分析，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概念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提出的一个新的法律概念。

《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⑴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⑵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⑶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⑷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⑸代征、代缴税款；⑹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⑺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二、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特点

案情特点分析：

一是犯罪主体绝大多数为村村支书和村长为主。长期以来，由于普遍认为村支书、村长“位低权小”，所以未被作为犯罪高发群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但是，随着国家“三农”投入的大幅增加，使得村支书、村长等这些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所掌握、管理、经手的资金越来越多，涉农职务犯罪案件呈增多之势--有的大肆侵吞挪用“三农”资金，有的弄虚作假从中谋取私利。

二是没有专门的财务人员管理村财务，财务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村支书、村长即管权又管钱，财务收入支出没有公开、不透明，公开也仅仅流于形式。

三是犯罪手段上较为隐蔽，即大多采取欺上瞒下的手段将资金偷偷转移己有。具体表现为隐瞒收入、截留公款，虚列开支、虚报冒领，冒名顶替、伪造凭证等。

四是犯罪对象多为国家给予农牧民的各种利益。如草场禁牧补贴款、征地补偿款、扶贫款、救济款等，这些国家补贴资金在管理、发放、使用过程中，由于管理不善，使用不当，监督不到位，被贪污、挪用的较多。

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成因分析

一是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素质低，法律观念淡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大多数是从土生土长的农牧民中选举出来的，大多是初高中以下文化水平，文化素质较低。大多数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容易被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导致了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员犯罪。

二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且不公开透明，相应的正规化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村两委班子缺乏内部监督。

三是旗财政给各村下拨的经费以及村集体收入的支出情况不明，镇政府财务管理不能真实的反映出村的实际收支情况，村财务公开工作仅仅流于形式。

四、对防范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提出的意见

一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法制教育，增进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法律意识，从根本上预防该类职务犯罪的发生。可以通过召开法制教育会议，利用案例等比较直观的方法，来教育及震慑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从思想上预防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

二是继续加强有关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力度。检察机关要继续加强该类案件的打击力度，努力做到有案必查，有罪必究。这样才能做到杀一儆百的震慑效果，来有效预防该类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

三是确立和完善农村基层组织的财务管理制度，要建立体现民主的村务管理制度并且要使这些制度得到有效的执行和贯彻，村民要充分发扬选举民主，选出好班子。实行村务公开，增强群众的村务监督能力，从而彻底铲除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提供职务犯罪的土壤。

综上所述，要有效地解决有关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深入切实地打击和预防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才能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第五篇：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摘要：我国农村的基层组织比较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政府工作和管理村公共事务，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常有发生，其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刑法规定不明确。因此，在处理涉及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时，决定当事人的行为应如何适用法律规定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因此，在刑法制度和司法工作中，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农村基层组织；职务犯罪；法律适用

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在当前理论界、司法界均存在较大争议，特别在当前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级、各部门的司法工作人员观点不尽一致，导致该类案件在处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虽然在《刑法》规定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0年4月29日第九届十五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构成职务的情况作了明确规定，为依法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实践中争议与分歧依旧非常激烈。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农村的基层组织成员任职时有交叉、分工界限不明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也不明确，存在一定的漏洞。致使在具体办理此类案件时遇到诸多问题，形成难受理、难立案、难判决等诸多情况。本文拟就其中一些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一、准确界定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

正确理解相关法律和《解释》的规定，准确界定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和公务的定义，是认定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的重要依据。在处理涉及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时，应当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和行为的性质来作出准确的认定。

1.准确界定农村基层组织成员概念和范围

我们认为，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以及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的客观现状，参照我国现有职务犯罪有关规定的精神，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应界定为：由村民选举产生或者受上级指派，在农村委会从事管理职责的人员，村党支部中从事管理职责的成员，以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论。其范围具体包括：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村委会委员、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委员。理由如下：

（1）村党支部书记等基层党组织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属于《解释》中所指的基层组织人员。立法文件未对党的组织工作人员可以构成犯罪的主体进行表述，是立法的技术原因，立法文件往往不在法律文件中将党的组织进行表述（如刑法上只讲“国家机关”，而未表述党和国家机关）。不管有无明文表述，人们均将党的组织赋予与同级法律意义上的组织相同的性质。如果村民委是基层组织，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犯罪可以构成贪污受贿罪，而对其实施领导的党支部人员反而不能对其职务行为承担刑事法律责任，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此，村党支部书记等人员应当属于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

（2）在村民委员会中从事管理职责的人员，如村民委员会分设的村民小组长和下属委员会负责人，应当属于“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0条和第25条规定，我认为，这些组织本身属于村民委员会派生的机构，是村民委员会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在基层组织的范围之内。村民小组长由村民小组会议推选，有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能。这些人员在履行职能时，所行使的无疑是一种管理职权，故应当按照基层组织人员对待。

2.严格依法界定从事公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的通知第3条规定：各级检察机关在依法查处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案件过程中，要根据《解释》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严格把握界限，准确认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活动是否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解释》所规定的行政管理工作，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经营管理活动不能适用《解释》的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我认为，在办理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过程中，必须严格根据法律和立法解释的规定，区分清楚以下三种情况：依法从事公务、村内自治事务以及村级经营活动。

而在上述三种情况中，准确界定何谓“依法从事公务”，就是问题的关键。由于《解释》前六项规定，异常明确，因此不存在争议。但将其第七项“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行为”应当如何理解这一保底条款，以什么样的标准去界定什么是“行政管理行为”却是现今争议的主要根源。根据解释的精神，这些行为实质，是村基层组织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因此界定行为是否是公务，有两个要件：第一，必须属于协助人民政府行使的管理工作，而不是村委会的自治事务；第二，该事务必须属于我国行政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应属政府部门行使的管理行为。唯有依据这两个要件，才可能准确界定公务的范围，而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在实施这类行为时，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的，应以国家工作人员标准定罪论处。

而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是指人大立法解释的七项事务之外的既非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亦非企业经营性质的村自治事务建设和公益服务等自治事项。在此类活动中，村基层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的犯罪，可以成立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

至于村级经营活动，即村基层组织人员在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的经营性活动，在此范围内利用职务进行犯罪，成立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3.正确认识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在办理村自治事务中不构成受贿问题

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利用办理本村自治事务过程中，即村内公益事项、公益服务等事务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职务之便所发生的权钱交易行为。但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由于此时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不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范围，故不能以受贿犯罪认定；另一方面，村基层组织又不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该行为不是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而是在村自治事务办理过程中发生的，故又不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因此，根据现有法律规定，既不能成立受贿罪，也不能成立企业人员受贿罪。这种现象无疑是目前刑事立法中的一个明显漏洞。

二、完善相关立法的几点建议

（1）通过立法解释，明确村基层组织成员的概念和范围。我认为其范围具体应包括：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村委会委员、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委员。

（2）通过立法解释，明确农村基层组织成员“从事公务”的定义、范围。界定行为是否是公务标准，有两个要件：第一，必须属于协助人民政府行使的管理工作，而不是村委会的自治事务；第二，该事务必须属于我国行政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属政府部门行使的管理行为。

（3）立法增设“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受贿罪”。鉴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身份的特殊性，将其利用管理本村自治事务的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适用受贿罪或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均似不妥，新设一罪名已成为必要。

（4）立法将村基层组织成员在依法从事公务、村内自治事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犯罪行为，划入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范围。由于村基层组织成员工作性质客观上存在复杂性，导致在定性上往往争议较大为保证此类案件的及时、公正处理，我认为应立法将此类案件划入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范围内，由对职务犯罪查处经验丰富的检察机关来负责侦查。这样既有利于法制的统一，又有利于加大对这类犯罪的查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