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演进方式（精选五篇）

第一篇：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演进方式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演进方式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推进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恢复性重构、创造性建设、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话语支撑。

关键词：改革开放;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演进方式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5）-09-0025-03

马克思主义原理表明，主流意识形态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因此，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反映、适应和服务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具有高度的整合力、强大的传播力和普遍的感召力。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推进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恢复性重建、创造性建设、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话语支撑。

一、主流意识形态的恢复性重构

20世纪60～70年代，新中国经过了一场“文革”十年灾难的重创，期间偏离了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应然轨道，消解了社会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社会主义制度的忠实信仰与执着追求。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党的执政目标，必须率先开展思想领域的解放运动，彻底消除“文革”意识及思维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有效规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意识形态危机。

科学认识和客观评价毛泽东思想，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不可回避的首要话题。1977年7月，邓小平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2]只有确保毛泽东思想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严格划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与毛泽东本人晚年错误之间的界限，才不至于割裂、歪曲和损害毛泽东思想，才能回归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上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定位和全新提法，为冲破“两个凡是”之思想迷障提供了有力的批判武器。要纠正和扭转“两个凡是”的谬误方针，就必须进行“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3]邓小平公开地支持1978年5月刊发在《理论动态》（中央党校内部刊物）上的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加快了拨乱反正的步伐，“逐渐汇成一股解放思想的潮流，对‘两个凡是’的禁区形成了强大冲击，从而加速了党和国家历史性转折的实现。”[4]

重新恢复、确立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性转换找到了着力点。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回击了当时出现的淡化、拒斥、消除、替代主流意识形态等攻击共产党执政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适时地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伟大号召，这个号召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思想内容，具有划时代的战略意义。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是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保持勃勃生机的前提条件，“事实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底色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只有不懈坚持“解放思想”和切实做到“实事求是”，才能顺利发展党的指导思想和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必须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开展现代化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与借鉴，但学习借鉴的目的不在于一味地模仿他国经验和照搬他国模式，而是在综合其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吸收，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社会实践，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主体内容，成为指导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石和思想源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与践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焕发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机与活力，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场域。

二、主流意识形态的创造性建设

20世纪90年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环境。从国际环境来看，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导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意识形态遭受了严重挫折，“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社会主义失败论”等论断对社会主义持悲观情绪甚至诋毁态度，“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社会思潮迅速充斥和力图抢占全球意识形态市场，特别是“历史终结论”宣称，“在历史的终结点上，自由民主已经没有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强敌。”[5]从国内环境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在经济成分、社会阶层、组织形式、文化意识、就业方式、利益分配和精神生活等各个方面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复杂、多样和尖锐的矛盾与冲突，考验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挑战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为了有效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起的文化攻势，切实处理我国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吸取苏共垮台、苏联溃败的历史教训，始终不渝地从“管党治党”角度加强执政党建设。通过加强执政党建设，提高党统领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能力，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从而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牢记和不负邓小平关于“聚精会神抓党建”的政治嘱托，开启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代背景下的党建新征程。党的十五大对党的建设进行了总体部署，强调“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从思想、组织和作风等三个方面协调推进，以提高党治国理政的水平和增强党拒腐防变的能力。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这是江泽民首次完整地全面地表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炼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执政宗旨及历史使命，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源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由三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理论命题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物质保障;“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思想引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价值归宿。这三个理论命题的内在联动，破解了长期执政过程中“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密码，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丰富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内容。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列写入党章和共同纳入指导思想。江泽民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一脉相承就是既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真理的统一体”。[6]“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创新的又一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和提出了新要求，展现了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执政党建设为依托，创新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新理路。

三、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系化发展

进入新世纪，国际社会发展呈现出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态势，为我国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参与国际政治对话、进行跨国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机遇和广阔平台，同时也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领域进行意识形态输出提供了便利条件。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把我国尚处起步阶段的意识形态工作卷入了和世界不同国家意识形态相互竞争、斗争、借鉴的一个新舞台。”[7]裹挟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及其行为方式向我国进行强势渗透，旨在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和平演变或整体置换。面对挑战与机遇共存的文化生态及意识形态环境，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紧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时代课题，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建设，以服务新世纪新时期新阶段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基本国情，总结国内发展的实践探索和借鉴国外发展的有益经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和新要求，逐步构建了系统的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2003年4月，胡锦涛在广东视察时提出“全面的发展观”，旨在从全局战略高度来思考发展问题，以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2003年8月，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开始明确使用“科学发展观”概念，提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完整的明确的表述，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有关发展的观念、思想及理论，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及方法论，全面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等“三大规律”的认识，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价值导向、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过程中，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日趋系统化和体系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发展”明确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要求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强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在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产生社会思想共识。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共同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全党、全国和全社会有了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崇高的道德规范，为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奠定了价值基础。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课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走向体系化的发展范式。

四、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表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汇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涉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志士仁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愿景，是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及发展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鲜明的时代主题。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以“中国梦”来表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的提出，展示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自觉和使命担当。

习近平于2013年3月在人大举行闭幕会上，深刻地阐释了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习近平还从方向、动力和主体等维度，勾画了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即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继“美国梦”和“欧洲梦”之后，“中国梦”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梦不是他国梦的翻版或复制品，而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锲而不舍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艰辛探索的成功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魅力。

中国梦作为中国主流政治话语受到了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赞誉。意识形态话语权，对于一个政党或阶级来说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和功能，只有掌握了意识形态话语权，才能影响社会舆论的走向和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一个文化多元、意识形态纷争的时代，在人类还没有超越阶级社会以前，一个阶级如果忽视甚至有意无意地放弃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意味着另一个阶级对它的占有和另一个社会对它的渗透。”[8]为了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和赢取国际竞争优势地位，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和领导权。“中国梦”在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容和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将相对抽象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更加形象、通俗、朴实、亲切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话语方式表达出来，拉近了普通的人民群众与崇高的共同理想之间的距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更加清晰、具体及亲和的呈现在人民群众面前，产生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社会效应，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凝聚共识和汇聚力量。因此，“中国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进行大众化的话语转换，既有利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又有利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项目来源：四川省教育厅“全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专项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川教函〔2013〕96号）。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2.[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9.[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037.[5]（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24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8.[7]敖带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热问题与冷思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86.[8]李红军.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确保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J].思想理论教育，2007（1）.

第二篇：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政治文化是围绕当代社会政治、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过程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与社会心理反映，它包括政治意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等方面。每个国家都有与自己的政治体系和历史发展阶段相关的政治文化系统，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改革开放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好范文版权所有

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各种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有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政治文化居于从属地位或次要地位。我们将政治文化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主导政治文化，居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政治亚文化。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为整个政治文化体系摄定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使整个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倾向，并因此而影响整个政治文化的面貌。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各种政治亚文化间的认同和共识得到有效的发展，各种政治亚文化有了协调的基础。

建国以后，在文化上我们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适合了时代的要求以及新中国政治文化转换的需要，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凝聚和整合功能，主导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断探索、试验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所包含的集体主义观、民主观、法治观和爱国主义等构成了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应当说，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加上建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蒙上了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等级观念、人治观、义务观等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观念大量沉积，造成了主导政治文化的严重扭曲，给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害。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使过去曾一度被扭曲的政治文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轨，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成为人们解放思想的理论动力，凝聚人心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在肯定邓小平理论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同时，在党章中载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明确提出了在新的世纪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目前，邓小平理论已成为我们的主导政治文化，这种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它对其他政治文化的指导作用体现出来的。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观点上的统一作用。政治文化就其性质而言，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它必然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现象，并提出有关的政治观点。在我国的现有政治文化体系中，多种学说并存。针对一定的政治现象，各种学说必然会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必要对这些学说在政治观点上加以统一。在当代中国，我们是用邓小平理论来加以统一的。这就是说，对于其他各种学说，在重大的基本政治方面必须要求它们跟邓小平理论保持一致。比如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第二，政治文化活动方面的规范作用。政治文化是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背景，因此，政治文化不仅仅表现于理论观点方面，而且表现于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活动方面。这种政治文化活动通常具体表现为具有不同思想意识的人运用不同的观点对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政治文化活动还具体表现于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在多种学说并存的条件下，必须要求有一种主导政治文化来对政治文化活动发挥一种规范作用。正如伊斯顿所说：“任何系统都具备一定的主导政治价值，它们会给政治行为规范和结构排列确定基调和方向”。在当今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起到这种规范作用。第三，方法论上的引导作用。邓小平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学说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对其他学说均具有引导作用。例如，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利益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全面看问题的方法等等，都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科学方法，这些方法对其他政治文化

理论研究社会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政治合法性的变迁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权威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适应环境变化，保持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

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做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赢得广泛的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民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因此，政治合法性表现为人们对政治体系、政治权威的认知、评价和态度等方面，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合法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国政治合法性经过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其合法性类型的更替经过了大致封建社会身份趋向的传统合法性到建国后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魅力型合法性基础，再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的以经济增长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合法性类型，最后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中国领导层一方面继续巩固邓小平时代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探索新的合法性基础等几个不同的阶段。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政权都是建筑在传统合法性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合法性危机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也动摇了王朝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身份取向的传统合法性。但从破坏传统合法性到建设理性民主型的合法性，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新中国建立前，民族独立与国家的统一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势力不得不从民族主义中寻求合法性的来源，但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是我们党要求民众支持和统治合法性的支柱。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过程中，由于长期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人的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问题，而忽视经济建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单纯化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调控，这一合法型诉求加之对领导人个人魅力和威望的盲目崇拜，终于导致了“文革”的混乱。“文革”结束后，随着传统合法性的消失，“两个凡是”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形势的发展表明，执政党的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深切地感到我们党统治的问题。早在～年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就强髁司贸删投杂谡挝榷ǖ墓丶饔茫骸吧缁嶂饕迦绻鲜乔畹模驼静蛔！薄熬霉ぷ魇堑鼻白畲蟮恼危梦侍馐茄沟挂磺械恼挝侍狻！薄罢喂ぷ饕涫档骄蒙厦妫挝侍庖泳玫慕嵌壤唇饩觥！薄拔颐歉锩哪康木褪墙夥派Γ⒄股Α！薄吧矫娴母锩亲罡镜母锩！盵显然，经济增长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途径，被邓小平视为好范文版权所有新时期我们党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没有忽视既有的意识形态基础。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他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的底线，即无论经济增长有多重要，它必须与此原则保持不冲突的状况，这就是以经济增长为合法性来源与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

经济的增长所提供的合法性资源适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客观需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所提供的政治合法性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经济的增长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使其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成比例的迅速膨胀。许多“政治系统不能很快提高满足要求的能力以适应来势快的多的政治抱负和期望的高涨，这样就使政治体系陷入了困难”。事实上，许多政府保持了较高的政绩，但其政权合法性还是受到了削弱，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中民主化、社会公正、自由等价值观目标受到了忽视，这种代价与该政权有关，从而减少了公众对该政权的支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自由、民主、契约、公正等价值观正在上升为人们的普遍追求、信仰的东西。加之政治世俗化对人精神的解放，“人民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因此，经济增长所能提供的合法性资源可以说在逐渐削弱。世纪年代以来，一方面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继续维持合法性现状，另一方面则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进程明显加快。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大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国”的方略是我们党适应时代要求，探索建立现代法理型合法性的一项重要举措。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法理型合法性基础正在建立。

三、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世俗化的政治文化是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对称，是根据现代社会模式实施自我民主性更新的政治文化。帕森斯认为，世俗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世俗文化用明确的方式而不是用笼统的方式、用中立的方式而不是感情的方式来观察客观事物，世俗文化向普遍性的标准和概念而不是与某些单一独特的标准看齐，在评价和录用个人担任社会角色时世俗文化重视成就，而不重世袭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越来越移向世俗化、理性化的端点。

公民民主法制观念增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强调各市场主体依照规律平等竞争、公平交易。随着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意识逐渐增加。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成为新时期人们的共同理想和追求。与社会主义民主观相适应，人们的法治观也逐步增强，社会生活法律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诉诸解决问题的方式逐渐由找“长官”转向找“法官”，这表明公民开始确立依法有序表达意志和要求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政治价值观念日益世俗化，利益成为人们判断事物的主要价值尺度。在个人方面，人们更倾向于追求知识、财富和个人的自我实现；随着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人们拥有更多的信息、机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化渠道；公众对政府的评价更具有现实性，更看重政府的实际作为；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不再盲目绝对服从

第三篇：中国近现代主流思想的演进

中国近现代主流思想的演进

一、总特征：日趋理性化、科学化；由向西方学习（器物→制度→思想文化），到向苏俄（苏联）学习（革命→建设），再到走自己的路（革命→建设）；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由照搬别国模式，到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

1、向西方学习（西学东渐局面的形成发展）：向西方学习器物（地主阶级抵抗派、洋务派）→制度（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思想文化（资产阶级激进派）。（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主要涉及西方近代宗教、科技、艺术）

2、向苏俄（苏联）学习：新文化运动后期宣传十月革命、中共初期的城市斗争革命道路、建国初期的建设道路（大多照搬苏联模式）。

3、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56年后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二、演进概况

（一）地主阶级富国强兵的救国（自救）思想

1、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抵抗派萌发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

（1）背景；战前思想界死气沉沉；民族、统治危机加深，经世致用思想重新提倡；鸦片战争的震动。

（2）概况：林则徐开眼看世界（设译馆译夷书，如《各国律例》、《四洲志》）；学习西方（仿制西方战船；主张建设近代海军）。魏源据《四洲志》等成《海国图志》（西方史地），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姚莹《康輶纪行》注重研究西藏，并建议清朝提防英国侵略西藏。徐继畬《瀛环志略》介绍世界各国史地。

（3）特点（评价）：有鲜明时代变化印记，核心是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器物）；有浓厚封建纲常色彩；开阔人们眼界，引导人们挣脱闭关锁国牢笼，面对现实，注目世界，探索救国之路；基本未实践。

（4）特点的原因：当时对东西方差距认识有限；属地主阶级，出发点是维护中国封建“天朝”体制。

2、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中体西用）主张

（1）背景目的：清朝面临内忧外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级分化出洋务派；洋务派有实力，且得列强赏识慈禧暂时支持；总理衙门的建立、推动；中外出现暂时“和好”局面；为了解决内忧（为主）外患。

（2）指导思想：中体西用。

（3）代表：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4）实践：办近代（机器生产之意）军事工业、民用工业（辅助军事工业；分洋商之利）、海防、教育（办新式学堂、留学教育，以培养洋务实用人才）。

（5）败因：中体西用（只学技术，不学制度），舍本逐末（根本）；缺乏健全有力领导核心；列强为难；顽固派破坏。

（6）评价：进步：指导了洋务运动，促成了中国国防（军事、海防）、经济、教育近代化开端。引进了西方先进科技，培养了一些实用人才；冲击了封建教育制度；促进了思想解放；分化出早期维新派；促进了西学传播。

局限：目的具有反动性；舍本逐末，结局注定失败。

（二）农民阶级的救国救民思想

1、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理论

（1）目的：发动群众，推翻清朝，建立平等平均的人间天国（实质为绝对

平均的封建小农社会）。

（2）特点：把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等平均主义相结合（把农民要求平等平均的愿望，通过宗教理论形式表达出来）。

（3）内容：一神论；平等论；灭清论。

（4）评价：对劳动人民产生巨大号召力，调动其革命积极性；不科学，是其失败原因之一。

2、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平等平均思想

（1）背景：定都天京，建立与清朝对峙的政权。

（2）内容：废封土均分并占有土地；均分产品（圣库制，留足口粮余归圣库）；人人平等。

（3）目标：建四有二无社会。

（4）评价：性质（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革命性（反映农民要求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愿望）；落后性（维护小农经济，违背历史潮流）；空想性（平均分配土地特别是产品，会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无安定环境）。

（5）根源；农民小生产者地位决定其阶级局限性。

3、洪仁玕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

（1）背景：天国正遇危机，急需振兴（目的）；洪仁玕个人特殊经历。

（2）内容：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来改革内政建设国家。政治上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法治国、听取舆论、投票选举官吏，未涉及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政体）；经济上发展工商业、保险业；文教上办新式学校、医院、慈善机构，除旧习，奖发明；外交上与外国平等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3）评价：特点、地位（中国最早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近代化纲领）；革命性（发展资本主义）；空想性（超越现实条件；未反映农民愿望；无安定环境）。

4、义和团运动的“扶清灭洋”口号

（1）背景：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民族危机严重；洋教遍布山东，官府袒教抑民；德国强占胶州湾。

（2）评价：爱国性（触及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只反映一对矛盾）；利发动群众、争取官军反帝）。落后性（将中国与清朝混淆，对清有幻想，主观上不反清反封，易放松对清警惕；笼统排外——排斥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感性认识，不科学，是其失败原因之一。

（三）民族资产阶级的救国救民（救亡图存）思想

1、早期维新思想

（1）产生时间：19世纪60、70年代。

（2）代表；王韬、郑观应。

（3）条件：中国资本主义产生；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传入传播；洋务运动中体西用使洋务派分化。

（4）内容；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列强商战（后来被资产阶级立宪派发展为实业救国）；文化上，办近代学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

评价：反映资阶愿望，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为康梁维新思想奠基；未成完整理论体系，未实践。

2、康梁资产阶级维新思想

（1）背景；列强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机严重；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壮大；早期维新思想奠基，西方启蒙、进化论思想传入传播。

（2）特点：康有为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儒家思想相结合（“给孔子披上西装”；“跪着造反”。

（3）特点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中国受传统影响深刻，封建顽固势力强大，为减少改革阻力；康有为自身特点。

（4）著作、报刊、组织、学堂：康《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变法通议》；北京《中外纪闻》（《万国公报》）、上海《时务报》、天津《国闻报》；北京强学会、保国会；广州万木草堂、长沙时务学堂。

（5）内容：目的上，救亡图存，摆脱民族危机（未明提反帝），独立富强；政治上，废封建专制，兴民权，行君主立宪（百日维新未涉及此内容）；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军事上，增强军力；文教上，学习传播西学。（与早期维新思想大致相似）

注：在文教上，百日维新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中小学堂，习中西学科；废八股试策论；开经济特科；准设译书局、报馆、学会；派人留学、游历。（1905年废科举制）

（6）评价：具有进步性、爱国性；推动了戊戌变法；促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了思想启蒙。

3、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三民主义；民主共和思想）

（1）背景：清朝完全成为列强工具，两大矛盾趋于合流并进一步激化；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壮大；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进一步传播。

（2）内容：孙中山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启蒙思想）结合中国国情，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分别阐发为民族、民权（核心）、民生主义，即三民主义。

（3）评价；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反映资阶、人民要求；指导了辛亥革命，推动了革命发展，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局限（未明提反帝；将灭帝制等于灭封制；土地纲领不彻底），注定失败。

4、大革命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1）条件：孙中山对革命屡败教训的总结；中共、共产国际对孙的帮助。

（2）内容：明提反帝（联俄）；民权为一般平民共有（联共）；节制资本（扶助农工）。实际上确立了三大政策。

（3）性质：四个革命阶级联合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4）意义：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础（因其与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若干原则一致）；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指导、推动了大革命的兴起、发展。

5、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实业救国主张

（1）背景：民资发展，资阶壮大，信心增强；民族危机仍重；辛革扫除一些障碍，提高资阶地位，激发爱国心；早期维新派商战思想影响。

（2）代表：张謇。

（3）评价：爱国性，利增强民族自尊自信；促进民资发展；空想性。

6、资产阶级激进派（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前期新文化运动

（1）背景：政治上，袁世凯黑暗统治，列强侵华加剧；经济上，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壮大，要求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思想文化上，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而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逆流。

（2）开始标志：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第一卷称《青年杂志》，后迁到北京）。

（3）代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

（4）主要阵地、活动基地：《新青年》，北大。

（5）内容：提倡民主、科学（“两位先生”，指导思想、口号）、新道德、新文学，反对专制、愚昧迷信、旧道德、旧文学。民主，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科学，指近代自然科学和科学的精神；新道德、新文学，指资产阶级道德、文学；旧道德、旧文学，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儒家传统道德、封建文学。

（6）评价：性质（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斗争）；进步（动摇封建思想统治地位，大解人们思想；弘扬民主、科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条件；推动自然科学发展、文化普及繁荣；为五四运动爆发奠基。局限（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偏激；仅限于知识分子中（或文化领域），未与当时政治斗争、群众斗争相结合）；

（四）无产阶级（中共）的救国救民、富国强国思想

1、马克思主义（中共的指导思想）的传入传播

（1）新文化运动后期（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文章，号召以俄为师，第一次举起社会主义大旗。

（2）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随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共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2、照搬马克思主义

如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规定奋斗目标是用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共产主义；确定党以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实为城市斗争道路）。

3、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1）1922年中共二大较正确分析中国国情（社会性质，革命对象、性质、动力），制定出民主革命纲领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国家）。

总结第一次工人运动的失败教训，认识到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要进行武装斗争。

（2）1923年中共三大确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合作方式是党内合作。局限（未提出党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3）1927年八七会议（纠右倾；总方针是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秋收起义；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局限（滋生左倾；仍走城市斗争道路）。

4、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运用

（1）原因：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

（2）主要内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3）形成过程与运用：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形成。背景：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决定放弃夺取长沙计划，改向井冈山进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扩大；毛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内容：国情决定一条革命道路；一个前提（中共领导）；三个结合（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相结合）。意义：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中共走向成就的里程碑；指导了

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运用：井冈山等根据地、红军的建立发展；土地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开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5年1月，遵义会议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妥善解决自己问题（纠正军事、组织上左倾错误，肯定毛泽东正确军事主张），标志中共由幼稚走向成熟；长征的胜利和陕北等根据地的建立、巩固。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暂时放弃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和巩固。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对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共的斗争策略；根据地的三三制原则，双减双交土地政策。

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战略；大生产运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再度运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解放区的土改；解放战争期间的战略战术；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

1949年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工作重心的转移，总任务，两个务必和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论人民民主专政》；建国初期巩固政权的斗争和经济恢复发展措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及三大改造；《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的决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八字方针；七千人大会上的自我批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统一战线政策；民族政策、制度；外交战略；武力统一祖国战略；民主法制建设等。

（4）意义；指导中国革命取胜，建立了新中国；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建设的巨大成就。

5、邓小平理论的形成（1）原因：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第二代领导集体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建设实际）相结合，总结建国来特别是文革的经济教训，并借鉴他国经济教训，形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2）主要内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含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体有：根据国情走自己特色的社义道路；社义初级阶段理论（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市场经济体制）；社义的本质（根本任务）；社义的发展动力（改革开放）；社义发展的外部条件（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我国外交政策）；社建的政治保证（四项基本原则；民主法制）；社建战略步骤（三步走部署；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战略）；社义领导、依靠力量（中共、工农知识分子）；祖国统一（一国两制）；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民族工作、国防工作、教科文卫工作等。

（3）意义：是整个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使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6、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涉及党的建设。

三、中国近现代主流思想演进的启示

1、要与时俱进，积极汲取外国先进的思想理念，但不能照搬，要结合国情进行创新。

2、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国情相结合。

3、对传统、外来思想文化，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和发展；扬弃）。

第四篇：意识形态与法治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考察

意识形态与法治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考察

王逸飞

 2011-12-26 11:21:47

来源：《理论月刊》2011年第10期

摘 要：中国的法治发展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基于对社会存在的客观分析，形成科学的意识形态。本文将以法治发展的合法性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法治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自主品格几个方面的论述为依据，试图阐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主导作用。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法治发展，主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告别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扬理论创新精神，在积极探索和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上，表现出对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理论新觉醒，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指导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崭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崇高的历史地位，成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理论依据。本文将以法治发展的合法性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法治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自主品格几个方面的论述为依据，试图阐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主导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法治发展的关系上.长期以来存在一些片面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结为三方面：一是认为法治完全依赖于政治意识形态，不具有独立性：二是认为法治应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即法治是完全独立的“自创性”系统；三是认为法治和政治意识形态存在联系，但是两者处于同一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前者居于主导地位。第一种认识是“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是“泛意识形态”主张，这种观点在今天基本失去影响：第二种认识的依据主要来源于西方理论。在法治的知识生产和实践中的精细分工共同作用下，形成视法治为依其自身内在逻辑为发展理路的“独立系统”。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法治的独立演进已然成为真理，即便任何法治国家也不存在这种“超然”的法治。不过此观点在当下中国学界占据重要位置，尤以中青年法学工作者为甚；第三种认识是介于上述两者观点的折中，貌似辩证，但究其实质依然是第二种认识的妥协。承认两者联系的目的不在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依据，只是为了应付现实的政治需要，最终还是落脚于法治的“独立”上。这种认识具有隐蔽性，在当下学界也占据不小的市场。它的主要表现在于：暖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和法治的关系，籍口“与国际接轨”、“全球化”或者“现代化”等大词，试图淡化前者的主导地位，以期突出法治的独立性。

法治总是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紧密关联，它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而抽象存在和发展，“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法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关于法治的理论思想构成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前文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界定看，它主要是指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的理论体系。因此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涵上也属于当下中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且属于主流意识形态或者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由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法治都属于当下中国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法治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都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也对经济基础发挥能动的反作用。正因为如此，在探讨两者相互关系时产生种种片面和错误一方面是认识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处于唯心主义立场和历史虚无主义立场的西方理论的故意曲解和误导。本文的目的在于论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和法治同属于总的意识形态，但是前者的地位高于后者且前者主导着后者的发展。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法治发展的依据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法治发展起着间接的主导作用.并不否定法治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法治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主要体现在法治作为一种“规则和秩序之治”的形而下的制度特征，在法治的实践过程中，证成着政治社会不同主体的主体性存在。法治在实践中通常以人们直观感受而作用于生活世界中的主体，时时刻刻以实实在在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与之比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处于形而上的地位，它并不依靠直观的力量影响社会行动，而是通过凝聚社会主体的共识、塑造社会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的观念模式来试图型构国家与社会。“说到底，意识形态已成为现代国家的道义基础和权力核心”，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建构我们所欲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础。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当然无法脱离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性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起着直接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下述几方面。

1.法治发展的合法性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法国学者让一马克·夸克指出：“最通俗地讲，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性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上述概念从统治者的权力正当性来源出发，论证政治权力得以被遵循的条件。因之，合法性和合法律性存在差别。如果合法性和合法律性表达同一意思，显然在逻辑上陷入循环论证，最终无法得出什么是“合法性”。当代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在谈到合法性时也采取了类似的证明，他通过揭示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在其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阐发了商谈民主的交往理性内涵，由此产生的法律就具有了合法性，说明合法性源于一种“共识”的“价值观”背景下。

法治及其发展在政治社会中需要上述合法性支撑，然而由上面简单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法治或法治发展不能依靠自身去证成这种合法性，它必须来源于更高位次的理论逻辑。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考察，提供统治权合法性支撑的思想体系主要就是一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不仅是革命的舆论准备，而且是新社会制度建构的思想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的真正革命其实都是意识形态革命”。克思精辟地论证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怍为统治权重要组成部分的法治及其发展意味着其合法性来源只能是特定社会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作为一个阶级它们并没有誓死捍卫所谓的“法治”思想，而是以种种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瓦解着封建主义法律制度。

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构成，法治发展必须符合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规定。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对当代中国国情的科学反映，它不是人们虚构和假想的产物，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针对中国具体发展的客观思想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当性来源于以此意识形态为自己执政理念的有效把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的基本方略，法治和法治发展总体上属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组成部分，从逻辑上看，法治发展由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应然之举，从而法治发展的合法性内在地规定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之，试图依凭自在的理论逻辑，把法治发展的合法性建立在法治理论的“超验”理性上.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败。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总之，一定社会的法治及其发展必须同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发展的合法性。在当下中国，法治发展的合法性来源于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契合，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着法治发展。

2.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法治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更是时代的要求与需要，是党的先进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国人民的先锋队，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只有与时俱进的、与群众密切联系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能使其顺利实现。

坚持党对法治发展的领导并非中国共产党的“独创”.党对法治发展的领导存在正当性。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具体情况分析，任何实行法治的国家都存在一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状况。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执政的政党总是使自己代表的利益普遍化为国家的利益，同时利用包括法治在内的政治上层建筑加以维护。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学者往往在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发展的问题上肆意歪曲和丑化，这是由他们“反共”的意识形态本性决定。事实上，西方国家政党对法治发展的领导可谓司空见惯，并不存在超越政党政治的独立法治。以所谓法治“模范生”的美国为例，“在美国，虽言必称法治，但法院在法律实施中并不总如此”，“法治所言称的司法不受政治干扰的目标实际上在任何发达国家并没有实现”，美国是“政治化法官之治而不是法律之治”，所以“在美国的司法经历了上百年的政治操纵后，法学教授也呼吁保护法治这一脆弱的制度”。什么是政治操纵？说到底无非是主流意识形态之操控，无论美国的民主有多么美好的表现，无论其每隔四年的两党竞选总统的卖力演出，最终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毕竟“意识形态总是与社会的局部利益相联系的”，其终究考虑的是“政治行动者声称拥有唯一权威的统一的意义体系”。关于党对法治发展的领导非本文阐述重点，将另文详述。总之，执政党对法治发展的领导是一种既客观也正当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然之举，试图消解党的领导和法治发展关系只是一种浅薄的、虚假意识形态。

党对法治发展虽然具有领导的正当性，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党如何领导法治建设？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应该吸取人类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努力营造一种符合党和法治建设恰当关系的政法架构。法治文明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作为制度文明经历了历史形成和发展的漫长过程。近代以来法治作为西方文明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辉煌的角色，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知识生产的丰富、实践经验的累积以及社会分工的精细，法治越来越呈现出“独立”的色彩，加之西方法治国家基于各自历史发展的不同架构和制度设计，衍生了法治系统的“神圣化”。几个世纪前西方殖民者不但在世界各地开拓新兴市场，也不遗余力地推销着法治这一制度产品。今天，西方国家依然深信其法治的力量，这也是法治“普世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国际发展署和世界银行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改革，花费了将近10亿美金。这很容易使人们认为，以西方经济发展时期的经验为基础.以过去的50年发展中国家法律发展的得失成败和60年代法律发展运动的经验为基础，一个成熟的法律与发展模式已经出现。”但是，在西方多数人看来法治的实行是超然于党派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法治有其自在的发展逻辑。因此，他们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口诛笔伐”。也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法治发展的进程中由于经验和理论的不足，出现了一些教训，更加引起西方一些人士的怀疑。但是，说到底在法治发展的问题上，“党的领导”和“党如何领导”是性质殊异的不同问题。

党如何领导法治发展实质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发展中领导地位问题的核心。如上所述，由于中国实行法治的时间并不久远，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经验依然存在不足甚至谬误之处。在处理党的领导方式问题上缺少可资借鉴的理论和经验，因此在党领导法治发展的进程中必然产生一些失误，比如说党委干预司法(由此延伸出党委大还是法律大的常识性问题)等。产生问题的原因就是在探索党的领导过程中在坚持党的领导甚至是党的干部领导上延续了党的政治权威性，而忽视了法治发展的自身规律性。尤其是突出党的干部领导实质上就是人治惯性使然，这些往往违背了法治精神。

法治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是法治相对独立性的根据。前文已述，在法治发展的历程中，人们在创制了一种制度文明后，在后人不断完善下总是越来越趋于专业化，这也是人类社会分工的结果。加之由于人的自身能力局限性，本来是人类创造物的法治却距离多数普通人群渐行渐远.形成所谓较为封闭法律职业群体。概言之，法治发展从制度文明演进的角度而言，通过制度的外在化而彰显法治的内在精神。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者，纵然如此，党不可能充当哈耶克所谓的“全智全能”的角色。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但是这种领导一般地是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并不意味着党直接干预法治的具体实践过程。后者是由经过专业训练的相关人员进行操作，虽然其中的部分人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在具体的法治实践中它们并不是以党员的职责从事法治工作。

一方面党要领导包括法治发展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也不必事事躬亲，因此在法治发展中坚持党的思想领导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性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主要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构成党的执政理念。它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法治发展当然应从自身角度加以回应.因为法治发展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下的实践过程。

当下中国在法治发展中坚持党的领导的确还存在不少问题.由此产生了对党的领导的怀疑甚至试图否定党的领导，这是值得警惕的现象。但是，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往往似是而非，在谈到党对法治发展的思想领导时，不愿意旗帜鲜明地强调党的领导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原因往往在于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本能排斥，因为“意识形态是一些他人的思想，很少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思想可能是意识形态的，这表明我们几乎本能地排斥它。惟恐我们最珍爱的观念其基础的构成比我们所愿意承认的更不牢靠。”，实际情况是：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较为客观的反映，在它的指导下，中国的法治发展必然能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实现法治的内在价值，开创社会主义的新局面。这一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

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自主品格

从法治所追求的价值内容和实践的技术形式而言，存在一定的普适性，这与社会形态无关。但是，一旦回归到价值目标的指向，或者说当观察问题的视角转向生成价值目标的“元理论”的根源时，一个多元的法治发展场景便会客观展现。如前所述，法治发展不是其内在逻辑的自发展开，它和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密不可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规定了法治发展的外在环境，迫使后者从根本上服务前者。反之，法治非但无法发展，可能面临退出的危机。就此而言，法治发展依附于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法治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性是“元理论”层面的构架，当我们面对“生活世界”时，却发现作为社会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直接塑造法治及其发展。他国的经验往往提供给我们的是法治发展的自发演进路径依赖，却与社会情势相当契合，为社会发展和文明递进发挥了制度导向功能。生活场景和“元理论”的考察在现实的展开中出现了类似“悖论”的局面。是否存在一种媒介，其在法治发展和社会存在之间发挥着沟通作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纵观近现代西方法治文明各国的经验，以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各国在法治发展的道路上各具特色。即使属于同一法系，不同国家的法治具体实践也存在较大差异。以英国和美国为例，前者不具有成文宪法，后者却几乎就建立在一部成文宪法及其修正案上。制度设计大异其趣，不可否认的是两者的宪政发展(法治发展的核心)并不显示孰优孰劣。再以大陆法系的法国和德国为例，两者在民事法治领域尤以民法典追求旨趣的异同而成就了大陆法系法治发展的一段传奇，最终的结果并没出现“零和”场面，而是依各自特点为他国法治发展提供了各具特色的范本。实际上，西方法治各国的面目各不相同，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宪政安排还是具体制度都存在不可小觑的差异。从形式看，有些差异甚至形成冲突，否则也不会在国际私法领域产生“冲突法”的概念。

虽然出现上述局面，但无论是现实的政治世界还是在学术界存在一个共识，就是西方各国的法治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这个结论时常遭受诟病，似乎“姓社”、“姓资”的争论只不过存在于历史的垃圾堆中，话语转向的背后是以淋漓尽致的实用主义态度对待社会发展(包括法治发展)。长期以来，在不争论的话语场景下，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得以迅速传播。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全球化不只是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经济分工结构的重构，伴随而来的也是处于强势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大行其道。一段时间里，在西方法治话语的冲击和影响下，启蒙的中国法治理论和实践无不以西方理论和实践为范本：先是德法、后来英美。法治话语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鸿沟导致指导思想和实践的脱节，本以为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使当下中国法治发展“减少分娩的阵痛”，最终的结局往往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前文已分析过西方法治并非如其宣称的自主发展、与政治无涉，法治发展的相对独立主要表现在技术和人员的专业性方面，在元理论层面必须符合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法哲学角度的考察更能说明这一问题。沃勒斯坦认为当今世界社会科学存在三种主要的意识形态派别：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当今西方法治国家主要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为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球形成强势话语。西方社会的法治发展无论采取什么路径，在意识形态层面都是归宗于上述思想内容上。这也构成了西方法治模式的固有特色，即使其所奉行的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歪曲或虚假反映。不过，因着“意识形态”的“恶名”，西方国家在推行其意识形态时，往往以“价值观”为名号而规避其实质。尽管如此，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对法治发展的主导是无法否认的，如同否认意识形态的徒劳，最终只是“若要避免，就必须或至少通过这样一种说法来加以修正某些观点比其他观点更是意识形态的。”

从世界范围看，“当代意识形态冲突的新特点，即大体上在西方话语体系范围内展开。也就是说，当代西方的意识形态扩张、渗透，更多的是以‘全球话语，和.普世价值’的方式实施的”。与之相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处于弱势话语地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意识形态必须随着社会变迁而加以变革。僵化的意识形态不但在思想上产生不了凝聚力，实践中更会损害人们的积极性。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确立后.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虽然社会主义建设绝非一帆风顺，但是在以中国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意识形态的引领下，中国总体上取得了长足进步；虽然“中国模式”的提法还没最终达成一致，但是“中国特色”是无法否认的，而这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指导作用居功至伟，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结语

中国的法治发展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基于对社会存在的客观分析，形成科学的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曾经犯过封闭的错误，改革开放后为了顺应时代要求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需，中国共产党以对历史的担当在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思想和科学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变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和价值。使得中国的建设事业在发展的每一关键环节都奠定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变化又反过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总是发挥了解放思想、排除干扰、统一思想、指明方向的历史性作用”，法治发展概莫例外。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本指导，因应社会发展变迁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指导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较为完善的结构。苏力先生在谈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经验时指出，执政党对中国法治发展的三个关切就是：国情、社会主义和作为实践而非话语的法治。此一判断虽然在学界遭受不少批评，但是在笔者看来它客观地反映了当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法治发展的进程中从开始的接受西方法治实践和理论的启蒙，经过长期的吸收借鉴，在充分认识到人类制度文明的共性时，也注意到不同的国情和传统深刻地影响着法治发展的路径选择。一味追随他者文明，终究只能“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药铺”，这是一种病态的文明观。反观法治文明各国，虽然奉法治为圭臬，但在具体的路径的选择上莫衷一是，却也没有使哪个国家失去法治的光环，并且大都以其鲜明特色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总体性指导地位迫使当下中国法治发展因循其设定的路径轨迹和价值追求，通过艰难的实践，意欲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我们已经“在途中”，从“人治”和“法治”的争论、从“法制”到“法治”的语词演进、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显露无疑。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发展路径已经初步展现在我们面前，而这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功能。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是为了话语的均衡而可有可无，这种反作用是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才汇聚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阳光大道。

第五篇：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摘要：改革开放的成功使得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都有了飞速的发展。正是当时领导人的正确决策以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入认识，将其思想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效地相结合，是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有效地原因。关键词：改革开放

经济 政治 思想 文化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的成就，可以说惊天动地，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而且慢慢得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在经济方面，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获得高速增长。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等偏下收入的行列。其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开放政策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运行机制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前，中国长期以来物资短缺问题，不仅生产资料靠计划分配，生活消费品市场化程度也很低。如今商品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机制也已基本形成。经济体制的破旧主张和彻底转型。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一个很严的转变。是经济体制的破旧主张和彻底转型。我国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基制度的优越性又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在资源配置中也发挥了灵活性和有效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又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根本的原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也必然要政治体制、文化体制进行改革。以巩固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结合。我国的改革，是把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反过来又促进改革，形成了改革开放良性互动的局面。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经之路，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改革与开放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鲜明的特点，也是改革取得成就的必要原因。

不但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思想上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思想方面，毛泽东思想转向邓小平理论、自力更生理论转向对外开放理论、国际战争理论转向国际和平理论、阶级斗争理论转向经济建设理论、社会公平理论转向社会竞争理论、农村化理论转向城市化理论、绿色经济理论等。国民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得到了提高。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就是实事求是，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来改革。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多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前苏联改革不是从思想上着手解决问题，不联系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是通过撤换干部来解决问题，结果没有促进改革，反而阻碍了改革，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的核心是全面现代化的思想。与此前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思想相比，它既强调工业化的重要，也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工业化、政治民主化 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统一，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能只看重其中的一方面，而导致现代化 过程中的种种失衡现象出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思想，在党的十三大报 告中被规范地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 表述被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所沿用，并被固定下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在文化上，建国后对我国政治经济学影响颇大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论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但只讲前苏联阵营内部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排斥这些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没有对外经济关系的分析发展到在社会主义部分的某一章中加进了少量有关介绍，再发展到单独设置了“对外经济关系”一章，直到我国将对外开放确定为重要国策，才开始从真正意义上阐述了经济对外开放的理论。但是，受教科书的性质、篇幅等限制和影响，书中展开的是一般原理，往往概括介绍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原则、形式等。因此，对我国经济开放理论从发展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考察与分析，将有利于展开和深入研究对外开放的基本理论，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这一越来越显示出重要地位的部分得到充实。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吸纳和借鉴了 世界的和我国的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找到了一条真正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道路，实现了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