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中存在问题及原因

第一篇：目前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中存在问题及原因

目前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中存在问题及原因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就像一把双刃剑，如果行使得当，则能实现个案正义；如被滥用，则极易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调研发现，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处罚不公。由于行政处罚的具体作出者是执法人员，执法人员对法律理解的局限性及受不良外部因素的影响，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往往发生自由裁量超过一定的标准，或自由裁量超出一定的范围、种类，出现畸轻畸重、显失公平的现象，造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二）处罚创收。基层一些执法部门因经费不足等原因，存在给执法人员下达罚款指标、任务的现象，促使执法人员以罚代管、滥用处罚裁量权，严重损害群众利益，损坏政府形象。

（三）裁量权运用不当。在执法办案中，法律规定对同一类案件可以根据自由裁量权作出不同处理，执法人员往往考虑相对人的社会地位、政治背景、经济状况等因素，对类似的事实、情节、后果作出不一致的处罚，导致自由裁量权运用不当。

造成行政处罚处罚自由裁量权不当行使的主要原因：

（一）法律规定不一致。国家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都是行政执法的依据。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确定了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职责，规定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种类及幅度。地方法则是根据国家法的精神原则结合本地区的实际作出的具体规定。国家法与地方法在一些具体条文规定上难免会出现一些差异。因而，在实际执法工作中，面对“执法多据”现象，由执法人员自由选择适用的法律，可以导致同类违法行为适用不同法律处罚的处理结果。

（二）法律规定幅度过宽。不确定法律概念导致了过于宽泛的裁量权，一是许多法律规范对行政处罚权的授权仅规定了处罚的一般原则或权限，而对于具体如何处罚的问题缺乏解释或规定。二是行政法律规范，包括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普遍存在较大处罚幅度的问题，给行政执法人员较大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造成实际执法中处罚的随意性。

（三）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用得如何，和执法人员的素质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现有的行政执法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执法人员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行政管理知识培训，理解法律条文比较肤浅，对案件性质和情节的认定，常因个人能力、水平的限制而出现偏差。

（四）价值取向和感情因素的影响。国家赋予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是由执法人员操作的，执法人员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特别是价值判断标准如果受到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的影响，再加上“人情关系”，自由裁量权就会发生偏差，甚至被当作寻租手段而出现执法腐败。

（五）监督不力。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涉及范围广，加之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力量不足，很难对每种处罚行为都实施有限的监督。由于缺乏严密的监督，对自由裁量的各个环节得不到有效制约，为“权力寻租”留下空间，导致行政处罚合法不合理，合法不合情。

三、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建议

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不是创设新的处罚标准，而是对处罚标准的阶梯化、细化，使行政处罚更具操作性，其积极意义：

一是建立和完善裁量基准，对授权过于宽泛的法律、法规、规章条文进行细化，以弥补法律不周延的固有缺陷，延伸法律的功能和作用，规范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

二是压缩了自由裁量的空间，使模糊的规定明确化，将宽泛的幅度具体化，减少了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可能性。

三是裁量基准直观，容易操作，对行政执法人员形成约束，有效减少了权力寻租的机会，控制和减少了执法过程中的腐败现象。

《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明确要求，要抓紧组织行政执法机关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裁量幅度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条款进行梳理，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行政裁量权予以细化，能够量化的予以量化，并将细化、量化的行政裁量标准予以公布、执行。按照国务院要求，我们应当学习借鉴外省经验，结合我省实际，制定《陕西省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明确由省级各部门结合本部门实际，对本部门、本系统组织实施的法律、法规、规章中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进行细化、量化。明确标准，报省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布实施。具体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据过罚相当原则，科学设定裁量标准。

科学设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行边界，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执法人员综合素质等相关因素，做到权力授予与权力的行使、权力的控制相适应，以实现自由裁量权的“授而不滥”和“控而不死”。

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具体情况，制定客观公正的裁量标准。在法律的处罚行为、种类和幅度范围内，将违法行为再细分成几个阶次，每个阶次制定不同的量罚标准，防止轻错重罚，重错轻罚，同案不同罚。

（二）定期进行跟踪检查，不断完善裁量标准。

实行裁量基准制度，涉及上千部法律，数万种行政行为，细化、量化裁量标准一定要坚持合法、合理原则。法制机构应当建立动态检查和静态审核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加强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细化、量化工作的指导。对裁量标准有疑义的，法制机构应当尽快予以解释，对检查和审核中发现的裁量问题，法制机构应当定期进行梳理、及时修改，不断完善裁量标准。

（三）公开裁量标准，接受社会监督。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应向社会公开，让社会公众了解有关量罚标准。裁量基准作为明晰的准线，不仅使执法者心中有谱，当事人也可以对照自己的违法行为，得出行政机关将要给予他的量罚尺度，这样行政处罚的标准既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当事人的认可，也有利于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使行政执法在阳光下运作，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努力实现公平公正。

第二篇：浅析基层工商行政处罚行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浅析基层工商行政处罚行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有选择余地的处置权利。它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有法律、法规授予的职权。基于基层工商行政处罚存在不当的行为，侵犯相对人权益于无形，相对人难以获得有效的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因此，规范基层工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逐渐成为规范工商权力的关键。本文从基层工商的行政执法实践入手，浅析当前基层工商行政处罚行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以基层工商查处的无照经营、不正当竞争的案件为例，无照经营案件的处罚依据是《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处以2万元以下罚款”、《广东省查处无照经营行为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处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处罚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及二十六条规定的“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上述所适用的处罚依据都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基层工商执法人员在查处无照、不正当竞争等一系列案件时应该如何合法、合理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也是基层工商执法实践中面临的难题。

一、基层工商行政处罚行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问题(一)滥用自由裁量权。在执法实践中，基层工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滥用主要表现以下4个方面：

（1）存在超越裁量权限的行为。基层工商部门对如何正确适用法规或对问题作出适当处理等相关法律问题，出现任意作扩大、缩小解释的现象。比如，在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时，任意扩大解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所调整的客体或在引用《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时，对“给予取缔”亦存在模糊狭义的理解，导致作出不合理的裁量。

（2）故意拖延或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工商部门履行许可、处罚等各项职权大都有一定的时限，在这个时限内具体何时处理有着裁量空间。存在基层工商部门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故意拖延不作为，非得等到时限届满之日或损失发生时再行处理。比如，在查处无照案件过程中，对扣押或查封的商品在规定时间未及时作出处理。

（3）显失公正的行为。存在基层工商执法人员在自由裁量时抱有不正当的目的，在法定范围、幅度内作出的违反社会普遍公认的一般标准。在办案时凭主观直觉或臆断，“想当然”地作出自由裁量决定。比如，对当事人作出的行政处罚额度大大超出了法定的罚款幅度或因当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

（4）证据不充分、不客观的行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要有充分、客观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并且它们之间应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比如，在查处不正当有奖销售的案件中，忽视“非法所得额”的计算或在无照经营的案件及不符合安全标准产品案件中的“违法所得”的取证方面亦不充分。

（二）行政处罚合法但不合理问题。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这充分体现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和谐统一性。长期以来一些基层工商所在行政执法中，存在“重合法轻合理”的现象，使行政处罚决定无法执行到位，起不到真正教育、规范的目的。

（1）对所有的违法经营行为或首次或情节较轻微的一律按照上限处罚，违反合理行政要求。比如，对无照经营或执照过有效期限不久的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时，没有考虑到其经济支付能力，一律按上限处罚的做法是不合理的。

（2）对持有合法营业执照，但存在不合法经营和服务质量问题。比如，对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销售者一律从重处罚而不考虑《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

二、正确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说明裁量理由和告知制度。在行政处罚执法中，要把“违法主体、违法事实、有什么证据证明、证据的来源、认定了什么样的事实和如何认定事实”、“上述违法事实认定为何种违法行为、适用什么法律规定”、“决定予以何种处罚、自由裁量的理由依据、处罚结果如何产生”等主要问题一一阐明，做到详尽、具体、准确而具信服力。主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二是在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建议后，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认真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予以采纳。三是向当事人说明行政处罚决定中有关从重、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并告知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四是执法人员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予以采纳。五是执法过程中不得因当事人陈述、申辩、申请听证而加重行政处罚。

（二）建立案件报告制度及集体讨论审议通案制度。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行政处罚案件核审规定》的规定，对情节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工商行政处罚案件，应当建立案件报告制度及集体讨论审议通案制度，进行充分审议，确立处罚结果。一是对重大案件实行报告制度。凡处罚金额、没收财物货值达到一定额度的案件须根据不同额度分别向主管领导和主要领导报告。二是部分案件实行集体讨论制度。（1）处罚金额、没收财物货值达到一定额度或案情重大、复杂的案件；（2）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认为需要讨论的案件；（3）办案机构与核审机构就有关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案件；（4）减轻处罚或者从重处罚的案件；（5）涉嫌犯罪须移送的案件。

（三）建立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工作制度。按照《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的第九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依法注册登记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要求各办案单位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应当书面填写处罚信息公示单告知当事人行政处罚信息将被公示，保障其知情权。对其他（主要是无照经营类）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通过县局门户网站予以公示。

（四）建立基层工商行政处罚案例指导制度。基层工商行政处罚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制定。对局系统内办结的典型行政处罚案件，进行收集、分类，对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社会影响程度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进行整理、总结，形成指导性案例，作为局内今后一段时期内对同类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参考。

（五）建立执法责任制度。（1）对有违法或者不当行政执法行为的基层执法单位，可以根据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或者影响的恶劣程度等具体情况，给予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的资格等处理；对有关行政执法人员，可以根据考核情况，或者根据过错形式、危害大小、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离岗培训、调离执法岗位、取消执法资格等处理。（2）对基层执法单位的行政执法行为在对外部评议中群众满意程度较低或者对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消极应付、弄虚作假的，可以责令其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可以给予通报批评或者取消评比先进的资格。

第三篇：自由裁量权问题及原因

三、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

（一）滥用职权

因为执法者的介入，从而使得行政自由裁量的合理性受到影响。由于人并不是完全受到理性条件的控制，在执法者决策的同时，往往会受到个人感情的影响。英国的行政法中，不合理的裁量主要包括以下两种，分别是考虑了没必要考虑的内容和误解相关信息。而日本的行政法中不合理的裁量主要是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是考虑了没必要内容，其次是未能考虑应该考虑的内容，随后是在考虑过程中未能形成正确的评价和认识，最后则是没有遵守相关程序。法国的行政法则认为，一些不符合公众利益的裁决，但与此同时符合某些人或少数团体的决策，以及一些符合我国大多数公众利益的，但不符合其法律规定的决策，都是裁量不合理的行为。我国行政主体裁量不合理通常有下面几种形式：

1、考虑了不应该考虑的因素

国家行政机关的相关人员应切实的形式我国法律给予的相关权利，工作人员所使用的自由裁量权应该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依照其最终目的，选择正确的执法方式和路径，从而达到应有的执法效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行政执法裁量权是依靠相关执法人员来进行具体操作的，所以，相关执法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其个人倾向以及情感的因素都可能会导致执法人员在进行具体操作中存在偏差，从而影响执法的效果。而影响的主要因素则是我国长达几千年来存在的“人情社会”，由于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有着其交际圈和生活圈，例如朋友、亲戚、领导、同事、邻居等一系列人情关系，而这些人情关系则是影响执法效果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相关工作人员的情感也是裁量不合理的主要因素之一，首先，每一个人都有着情绪的变化，例如喜怒哀乐，这些情绪必然会导致相关执法人员的执法决策。另外，当工作人员的情绪波动较大、情绪激动、或与当事人存在某些利益之争时，其裁量的决策可能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因素，例如压力、威胁、利益等因素。当相关工作人员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是，其裁量决策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在受到一些黑恶势力的威胁时，执法人员的决策可能会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工作人员受到相关利益的驱使时，则可能出现从轻、减轻甚至是开绿灯的现象，从而影响自由裁量的公平公正性。

2、没有考虑应该考虑的因素

在我国，很多行政主体在进行具体决策时，将法律所赋予的一些权力当做是自身本应具有的权力，为所欲为的进行决策，没有充分考虑应该考虑的各种因素，从而导致我国行政主体裁量的不合理性。在日本，相关法律规定其行政主体比须遵守相关法律，且有着标准的程序及完善的考虑因素表，同时，要求在相关执法人员进行执法裁量时，必须考虑日本国民的相关权益以及人权，尽可能的考虑到较多人民的利益，在可以实现的情况之下，要求将环境保护也加以重点考虑。但是，目前在我国行政主体的裁量工作中，其考虑因素相对单一，其依据相对较少，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的行政裁量机构中，很多部门存在着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牺牲民众利益而获取不良利益的现象。

3、决策反复无常，失去严肃性和公信力

我国法律法规中赋予了相关行政主体具有相关决策的权利，同时，为了保证其决策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相关法律法规也赋予了行政主体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撤销或更改其决策的自由裁量权。决策的可变更性，是我国法律法规对于正确裁量决策的不断追求，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追求正确的裁量决策。而我国在行政主体对于更改裁量决策的依据往往是不可得知的。而由于其裁量决策的随意性，使得其裁量决策容易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变更裁量决策。从而使当事人的一些应有权利变得没有相应的保证。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有非常多的案例，例如，某县的行政主管部门首先允许某公司承建某工程，但是随后，又因为某些原因，随意的撤销了此决定，从而对某公司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这种不合理的裁量决策，人们对相关部门的不透明做法受到怀疑，使得政府公信力下降。基于这种现状，行政主体在需要撤销或变更决策时，应该出示正当的理由，同时，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和相应程序。如果行政主体没有相应理由或无正当理由而随意撤销或更改相应的裁量决策，则是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

（二）行政处罚不公平、不公正

行政处罚的不公正和不公平主要是指国家的某些行政机关或相关工作人员在行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使得公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破坏，造成处罚结果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其表现行使主要有下面几种形式：

1、行政处罚偏轻或偏重

对于某一案例来说，其所受到的处罚结果和与其违法程度、后果、性质和影响相比，行政处罚结果存在偏轻或偏重的现象。例如，一些治安违法案例，其违法情节相对较小，未造成严重的后果，相关行政机关却给予拘留的处罚结果。而对于一些明显违法或造成严重后果的犯法行为，行政机关却只是给予警告或罚款处罚。这些处罚结果与案件本身的违法程度、后果及性质不匹配的现象，往往会使得行政处罚结果的不公平和不公正

2、责任相同而处罚结果不同

在两种相同违法结果处理过程中，其处罚结果相差较大，其处罚结果肯定存在偏差。例如对于某些斗殴事件中，由于给对一方造成了轻微伤后，相关行政机构对某人处以拘留的决定，而对另一责任人处以警告的处罚。其处罚结果的不同，说明至少有一个处罚结果不公平。

3、不同责任而处罚结果相同

主要是指针对不同的犯罪行为，行政机关贸然的给予相同的处罚结果。例如，双方斗殴事件中，均造成对方轻微伤，而公安行政部门却不考虑哪一方为主要过错方，而直接对双方处以行政拘留的决定，显然有失公平。

4、引用法律不全而使得处罚结果不公平

当违法事件发生后，相关行政机构未能依照现有法律或引用法律条款不同，从而导致行政处罚结果相对不公平。例如未成年人王某在学校将李某打伤，经法医判定为轻微伤，而公安机关根据相关条例向王某处以拘留的处罚，而没有考虑到对未成年人从轻处罚的条例，从而使得处罚结果相对不准确。

（三）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履行相关的职责的时限有着相应的要求，主要有两种，一方面为行政许可行为，另一方面则是行政保护行为。对于这两方面，我国法律法规对于时限性的规定，有的相对清晰，有些相对模糊。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行政机构具有在何时进行自由裁量的权利。依据我国行政管理的效率原则，相关行政机构应及时的行使其行政权力，从而发挥其责任，而行政主体在行使其权力时存在拖延的表现时，则可能会为国家或人木讷的利益到来不可挽回的重要损失。基于这种现状，相关行政主体应该切实地按照相关规定，在规定的时限之内行使其法律职责，从而保证其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反之，则会由于耽误其良好的时机而造成人民或社会利益受到损坏，造成对自由裁量权的不合理运用。

四、对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原因分析

由于自由裁量权必须由执法工作者来行使，而执法工作者由于其个人原因和我国行政立法机构方面原因，使得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使其行使效果存在一定的偏差，从而导致了自由裁量权的不合理运用，影响裁量决策的公平性。从原因上来探析，目前导致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不合理运用的运用主要有行政立法不完善、缺乏系统监控系统以及控权法缺失等原因。

（一）行政立法不完善

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国家意志性、法律性、强制性以及主动性等一些列行政的特征。而其也存在着一些自身的特征，例如涉及对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等，另外行使数量较多，适用范围较广。行政主体机关可以根据具体事件，既可以做出相应的抽象自由裁量决定，又可以根据具体时间来作出具体的自由裁量行为。美国著名的法学家杜尔肯曾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深人的分析，并以强弱来进行研究，弱的自由裁量权的形式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遵守相关的原则与标准来实行，如果没有遵守相关标准或程序，或者形式方式不当，则可能会被推翻。而强的自由裁量权的形式则主要是根据行使人自身的判断标准，除滥用自由裁量权之外，其所作决定不会被推翻。而从这一方面来说，行政自由裁量权本身意义上来说属于强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其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追溯到权力本上来看，其普遍存在着腐蚀性的现象，而由于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从而使得其更容易被导致滥用。另外，从行政机关与当事人的相对地位来看，具有一定的不对等性。行政机关对于当事人来说，其可以实施相关行为、改变当事人行政法律关系，以及强制要求当事人来执行某种义务。

（二）缺乏相应的监控系统

目前，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于行政自由裁量的规范条例或法律相对较少，同时，对裁量的规范相对较为宽泛，对于其实施范围、实施力度、幅度等因素的规定相对较宽松，其具体标准对于裁量没有较高的借鉴价值，更为甚者，在一些方面，还无具体的标准，从而影响自由裁量权的效果。

再具体的案例中，也有着较为直接的体现，尤其在处罚性自由裁量标准中，其标准范围和处罚范围相对较大，从而影响其执法效果。例如，在一些规定中，频频以情节严重为关键词，处罚结果跨度较大，从而使其执法效果降低。在此过程中，常常以情节严重为标准，没有具体量化情节严重的程度，且对处罚力度也没有进行量化，从而导致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存在问题。而我国执法者的专业素质相对较低，而我国这种宽泛的法律标准则可为一些执法者留下了以权谋私的环境。

三、控权法的缺失

对于人来说，权力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历史和实际经验也告诉人们，每一个拥有权力的人，都会不同程度的滥用手中的权力，这是也一个必然的事实。而不受约束的权力则会逐渐的走向腐败，甚至会走向灭亡。所以，约束权力的实施就显得非常有必要。由于权力的外在表现主要是对于个人的统治或强制的执行，所以他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往往会反过来侵犯人权，而由于行政裁量权的自由性，使得其更容易被不法者加以滥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有必要对相关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从而有效地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另外，我国行政管理中还存在权力较大，而授权体系乏力的现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于一些地方机关，给予了其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由于未建立相应的授权系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的影响了权力的滥用程度。

第四篇：浅论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

浅论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

摘要

本文第一部分指出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对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若干需要探讨的问题；第二部分介绍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理论渊源和实质内涵，讨论了其与法官职业伦理的关系，并尝试限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边界来明确其职业伦理的具体要求；最后一部分本文以第二部分的探讨结论为工具，分析了中国现今的法官自由裁量权问题，并尝试给出解决策略。

关键词：法官自由裁量权，中国司法环境，自由裁量权限制

正文

一、问题和意义

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人类社会的生活规则，法律被认为具有规则的一般特征，即确定性，正因如此人们才能根据法律规范来引导自己的行为，而法律的确定性也造就了法律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作用。但是，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法律的确定性却要不断地被妥协和缓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官自由裁量权。对于法官这样一个法律职业而言，在法律适用中维护公平正义是其出发点和价值归宿，但是实际上在法官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却经常不得不在严格适用法条与维护公平正义之间做出权衡。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边界究竟应该限制在何处？

当下的中国是一个转型的社会，社会问题层出，法治不成熟。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写在纸上的法律一次次地被现实中各种层出的新型杂难案件所考验，无数次地引发整个社会的激烈争论。很多法律在适用到具体案件中来时，就需要中国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来变通，否则就会导致明显的不公正。正如德沃金在他的《法律帝国》中写道的：“一位法官的点头给人们带来的得失往往要比国会或者议会的一般性法案带来的得失更大。”

西方的一些调查表明，那些没有受过法律教育的公民对于法律制度的知识以及公正观念的养成，与法院处理案件的过程以及媒体对于法院活动的报道有密切的关系。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法官权力中最能动的一个方面，法官自由裁量的过程也难以规制、预测，自由裁量的最终结果基本上因法官而异。可以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既是个体法官职业伦理的体现，也承载着社会和公众对公平正义的价值期盼，“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自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而始。然而在中国现今的社会环境、法律环境和司法环境下，中国法官究竟有没有自身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有，那么其边界应限制在何处？中国法官应当怎样行使自由裁量权？本文将尝试着解决这些问题并给出一些建议和设想。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与职业伦理(一)理论渊源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最早在古希腊就有精神体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法官自由裁量权以“衡平”（epieikeia）的面目出现。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只是一般的陈述，有些事情不能只靠一般的陈述来解决，法律每制定一条规则就会有例外，当法律的一般性不能涵盖这种例外时，就需要法官来纠正法律的缺陷，来说出立法者自己如果身临其境会说出的东西。因此，法官为了实现公正，有些时候就必须要摒弃既定法律规则的适用而诉诸“衡平”，此时，法官就是立法者。

14世纪末，以“正义、良心和公正”为基本原则，以实现和体现自然正义为主要任务，英国的衡平法开始形成并与普通法平行发展。在运用衡平法裁决法律诉讼时，如果在法律和公平正义之间产生分歧，那么公平原则应占上风，法庭并会按此作出裁决。启蒙运动时期对自然法的推崇使得一些国家在司法实践中，赋予了法官可以超越实在法将判决建立在自然法价值上的权力。

可以看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就是为了通过缓和法律的一般性和严峻性的缺陷，从而实现公平正义，因此法官自由裁量权本身就直接与价值伦理挂钩，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适当与否也直接体现出该法官的职业伦理。(二)职业伦理与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事实上，与律师这样的法律职业不同，法官的职业性质决定了法官不会面临当事人利益和国家法律规定冲突时的两难抉择，法官只负责适用国家的法律，当事人的利益得失都与其无关。甚至可以说，在法官这样的法律职业中很少存在法官个人的职业伦理，绝大部分都在社会制度中规制好了，法官只需严格适用法律，法官的工作与法官个人的价值判断无涉。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甚至写道：“国家的法官只不过是法律的代言人，不过是一些呆板的人物，既不能缓和法律的威力，也不能缓和法律的严峻”，因此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中，“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存在的”。这样看来，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可以说是法官这一职业唯一能动地体现职业伦理的地方了。

那么法官职业伦理要求怎样行使自由裁量权？首先，应当明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价值追求，正如上文所述，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归宿是实现案件判决的公正，因此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整个过程必须遵循一条贯穿始终的价值主线，那就是公平正义。法官自由裁量的行使和最终裁量都必须旨在维护公平正义。其次，法官的职业伦理还要求法官既不能怠于行使自由裁量权也不能滥用自由裁量权，因此必须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落实在一定的范围内，即必须在其形式和实质上划定其限制边界，使得当案件有某一因素落在这一范围内时，法官就必须行使自由裁量权且行使得合理合法，下面对这两种边界进行探讨：

1、形式边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条件

实现案件处理的公正只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价值出发点，然而还要确定一个形式边界，解决法官具体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行使自由裁量权。首先要提出一组概念范畴：“简单案件和疑难案件”。简单案件和疑难案件的划分起源于英美法系的普通法，最初，简单案件是指那些已有先例的案件，且比照特定先例来裁决待决案件不会造成法律共同体中的分歧；疑难案件是指法官对于待决案件能否类推适用某个先例意见不一，或者法官虽然对应当适用的先例没有争议，但是对先例体现的法律原则如何意见不一。而对于大陆法系而言，最初对立法者理性和抽象概念涵摄能力的高度信赖，使得大陆法系的理论曾经认为一切案件都能被涵摄到某个制定法的抽象规范里去，从而通过演绎逻辑推理，获得一个唯一的正确裁判。然而，哈特在他的法学研究中通过运用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进而指出：因为制定法也是通过日常语言表达的行为规范，因此制定法的语言也具有一般语言的特性，会出现意思明确的中心和含义模糊的边缘地带，在制定法语义模糊的边缘地带，法官往往也会争议一个案件究竟是适用A法规还是B法规。因此，哈特的研究不仅确证了成文法国家法官有通过解释法律来发展法律的作用，也使得英美法系传统中对于简单案件和疑难案件的划分引入大陆成文法系成为必要和可能。这样一来，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可以有简单案件和疑难案件这对概念，而其定义也得以完善：简单案件是指对法律适用的演绎推理中作为逻辑大前提的法律规范或其解释达成共识的案件；而疑难案件是指对法律适用的演绎推理中作为逻辑大前提的法律规范是否存在或对其解释存有争议的案件（本文后续提到的“简单案件”和“疑难案件”均采用此定义）。根据英国法学学者尼尔·麦考密克(NeilMacCormick)的表述，如果把演绎逻辑看作一次证明的话，疑难案件就是还需要证明逻辑大前提的案件，即需要二次证明的案件，正如他所说：“二次证明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若干裁判规则之间做出选择。”

关于疑难案件，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上文探讨过的哈特通过语言学视角阐述的由法律规则语言语义模糊的边缘地带所产生的疑难案件；第二种是由法律体系的整体自洽性得出的，那就是案件虽然被法律规则中的语词明确地涵摄到了，但是却与其他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相冲突；第三种则是根本就没有法律规定的案件。

疑难案件才会有分歧的存在，才有法官能动选择的可能和必要，因此法官自由裁量权只依附于疑难案件，这样一来，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形式边界就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只限于疑难案件中。而疑难案件的判定标准归结成一点就是：对演绎推理逻辑大前提的不确定。

2、实质边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价值正当性（1）后果主义论辩模式的限定

上文提到，法官只有才疑难案件中才能行使自由裁量权，根据麦考密克的表述，疑难案件需要二次证明。在二次证明中，法官面临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可适用法律规则或者原则的对立和竞争，法官怎样自由裁量才具有价值正当性呢？根据麦考密克的理论，在处理疑难案件时，法官应当首先考虑好适用不同规范所得出的不同后果，然后再在这些后果之间权衡，这种方法被称为后果主义论辩模式，这种模式在司法实践中经常被法官用来处理疑难案件。

后果主义论辩模式其实是一种价值宣告，当法官在处理疑难案件时，如果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或者法律原则最终保护的是几种不同的社会利益，那么运用后果主义论辩模式最终就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指向那几种不同社会利益的权衡，并最终选择一种利益保护从而形成某种价值宣告。这个过程将会不同社会利益间的价值比较充分展开讨论，有助于帮助判断法官是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还是滥用自由裁量权。例如，当公民的生命权与娱乐权发生冲突时，生命权很显然处于价值优先地位，如果这个时候法官还做出了保护娱乐权的裁判，那么显然就是在滥用自由裁量权了。接下来本文尝试运用后果主义论辩解决中国的一个实际案件——“赵C改名案”：赵C，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居民，1986年出生。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以“C”为外文文字为由拒绝给他换第二代身份证，因为“赵C”进不了公安部户籍网络程序，建议赵C改名。多次沟通无果后，赵C将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告上法庭。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姓名权属于公民的人身权利，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禁止性规定就可以使用，责令月湖分局允许赵C以“赵C”为姓名申办第二代身份证。判决后，月湖分局提出上诉，二审过程中，双方经协商，达成和解，赵C改名。

该案被称作 “中国姓名权第一案”，最终以调解结案，回避了法律难题。但是假设二审只能以判决结案，那么根据后果主义论辩模式，法官势必要就两种价值做出宣告和衡量。该案中，如果支持赵C,那么背后的价值就是公民权利、权利本位法律理念、限制权力滥用的原则；如果支持公安部，那么背后的价值就是国家经济利益（因为公安部的户籍管理系统就必须修改，耗资巨大且耗时耗力）。假设中国的司法环境允许，那么法官在本案中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就应该查明公安部更改户籍系统究竟成本几何，然后比较论证两方面的价值谁更重要，最终做出价值宣判。

(2)“融贯性”和“一致性”的限定

后果主义论辩当然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当法官面对的不同后果所代表的不同价值没有明显的优劣区分时，法官就难以做出裁量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实质边界除了由后果主义论辩限定外，还需要一些其他原则帮助补充限定。

“融贯性”对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限定在于，当法官面临不同后果代表的价值之间难以做出优先选择时，他应当恪守“整个现行法律体系的价值应当统一融贯”这一准则进行权衡。比如，在美国，公民有迁徙自由，但是这个价值在中国《户籍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形成的法律体系下，并不属于中国法律体系的基本价值，因此当法官只能在为现行法律体系所许可的价值、利益、原则之间进行权衡。

“一致性”要求是指，无论法官最终的裁判多么符合后果主义的考虑，但只要这个裁判和一些有约束力的既存制度规则相冲突，就不能被采纳。一国的法律制度是一个一致协调的规则整体，法官的使命就是通过适用法律来实现社会公正，因此法官自由裁量权只能在法律所设定的框架体系下行使，并自觉与其保持一致。

三、中国问题分析与对策

当我们分析中国的法官司法实践现状时，通常会在两个互相对立的现象间困惑：一个是中国法官在审判中僵硬适用法律，怠于行使自由裁判权，导致机械司法；另一个则与之相反，认为中国法官在人治传统下，随意司法，滥用自由裁量权。

（一）机械司法

关于第一个现象，即中国法官缺乏司法能动性、机械适用法律的现象，学术界有观点解释为：中国法官没有或几乎没有自由裁量权，因为现行体制严重限制甚至剥夺了中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观点的理由主要是中国司法领域的以下现状：

1、由于法院管理运行行政化，以及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和运作规则，使得法官审而不判，宣布的往往是法院“领导”或者审委会的决定，法官因而没有自由裁量权。

2、中国《立法法》规定，当法官在法律适用中面临规范冲突，尤其是认为下位法违反了上位法时，只能逐级上报，无自行判断权。如果越权进行了判断和选择的话，法官将面临严重后果，著名的河南女法官李慧娟就是一个因此被处罚的典型。

3、中国当下盛行错案追究制，也在积极推进办案法官案件终身负责制，这使得很多法官不敢运用自由裁量权。

但是本文认为，中国法官是享有自由裁量权的。首先中国是大陆成文法国家，法律规范当然是使用一般语言表达的，因此法律解释方法对于疑难案件的局限在中国也会存在。对于上文的三个否定中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理由，本文驳斥如下:第一，审委会的权力使得审案法官能审不能判，连裁判权都没有，更谈不上自由裁量权。但是此时的自由裁量权还是存在的，只不过行使主体到了审委会身上。审委会制度的弊病并不在于剥夺了自由裁量权，而在于审与判的分离。第二，中国《立法法》确实剥夺了中国法官在面临规范冲突时的选择权，但是这种选择权并不是自由裁量权中的规范选择权，而是一种法律审查权，换言之，《立法法》禁止的是法官的法规审查权而非自由裁量权。第三，错案追究制并不影响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正如上文探讨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形式边界时指出，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只在于疑难案件中，而疑难案件就意味着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法官面临的是不同裁判后果之间价值的权衡，不同的法官会有不同的权衡，因此只会形成一个可能答案的范围，只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判决结果最终落在这个区间内，就不能算错案。错案追究制在心理上阻碍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根本原因其实在于，当前中国的法官队伍职业素质较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法官的素质要求差距尚远，中国的法官对自身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缺乏自信。

“许霆案”的一审裁判就是法官机械司法的典型，同样应该行使自由裁量权而没有行使的案子还有因为机械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而造成的“同命不同价”案。

（二）滥用自由裁量权

关于第二个现象，即中国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本文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司法界对法官自由裁量权性质认识不充分以及法官队伍素质的不足。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通常包括这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法官在简单案件中就运用自由裁量权（这往往是法官受某种利益诱惑枉法裁判）；第二种是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不理性，突破了上文所探讨的自由裁量权的实质边界，恣意而为。

第一种情况就无需讨论了，中国的司法腐败毫无疑问是阻碍社会公正的一大烂疮。第二种情况值得进一步分析，正如上一小节所说，“许霆案”的一审裁判是法官机械司法、怠于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典型，但如果我们附加一些条件，该案就又成为了这里讨论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了情况了，这个条件就是：一审法官已经意识到有两个可以使用的逻辑大前提——《刑法》第63条和264条，但他最终没有依照后果主义论辩进行价值权衡就随意排除了63条的适用，这就僭越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实质边界，违背了法官的职业伦理。

（三）应对之策简述

对于中国当今司法环境下暴露出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问题，应对之策的核心还应该是提升法官队伍的职业素质、实现司法独立，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短期内无法改变。在司法体制和环境短期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学界和司法界可以运用上文探讨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形式边界与实质边界来规范中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这里不再赘述。最高法院今后也可以出台一些案例指导汇编，借助案例指导来帮助法官学习把握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对于中国法官本身而言，除了提升自己的职业素质以外，要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克服中国现今体制弊端给自身带来的风险，可以采用如下两点权宜之策：

1、借助舆论的支持。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为了抗衡其他权力给司法施加的影响，法官可以借助于舆论的支持。在现代社会，媒体已经成为第四种权力，媒体的支持往往会给法官独立审判案件、自由裁量增强信心。

2、法学专家的支持。法官在做出自由裁量的时候，可以寻求法学专家的支持，通过学理上的支持，或许法官的判决就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外来的不正当干预。

参考文献

[1] 梁迎修：《法官自由裁量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2] 庄晓华：《法官自由裁量权及其限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 [美] 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4] [英] 尼克·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第五篇：警察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精选）

警察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

执法工作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如何做到公平正义执法，让受罚者心服口服，使受害方的理解满意，赢造和谐的执法环境，我认为正确把握好执法办案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显得尤为关键。

一、自由裁量的定义和原则

自由裁量是行政执法主体依行政裁量权作出的一种行政行为，即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办案人员根据具体情况和自己的意志，自行判断，自行选择采用最为合适的行为方式及其内容的一个过程。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法的一个基本概念和发展的结果,简单地说就是公安机关在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时，可在法定的处罚幅度内自由选择。

为了正确适用自由裁量权，公安民警在行政执法中必须把握和遵循下列原则：

一是自由裁量必须符合法律的原则。

公安机关在对违反治安管理人员进行处罚上时，自由裁量必须合乎法律所规定的目的。目的是必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安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如果背离了

这一目的，就会陷入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泥潭。应当出于正当、合理的动机，自由裁量权不应是专制的，含糊不清的，捉摸不定的权力，而应是法定的、有一定之规的权力，是一种明辩真与假、对与错的艺术和判断力。

二是自由裁量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

公平正义应是行政执法的核心，民警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增强公平、正义意识，既要求做到一视同仁，反对歧视，前后一致，又要反对反复无常，受外部压力的干扰，对所处罚之人和事存在成见或偏见。克服倾向从重处罚、以罚代刑的观念，既要依法惩治违法者，同时又要依法维护其合法权利，坚持做到不偏不倚、不枉不纵、公平正义地裁量案件。

三是自由裁量必须符合错罚相当的原则。

违法行为一旦实施，就成为一种客观事实，其行为性质、情节、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程度等都有一定的量的规定性。要准确地确定性质、确定应当适用处罚的种类和幅度，依法自由裁量的结果应当是重错重罚、轻错轻罚、过罚相当。

二、导致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原因

公安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广泛，几乎渗透到执法的全过程。但是，所谓“自由”是相对的，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不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就是违反法律法规的目的，超越自由裁量范围，导致自由裁量权出现滥用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立法上的不尽合理。如《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未经登记申请，私自开办旅馆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只可以酌情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二百元以下罚款；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有证照的旅馆不按规定进行登记的，公安机关可以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先行颁布的法律与新近颁布的法律在处罚幅度上明显有失公允。

二是行政处罚幅度过大。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公安机关可以给予警告并处15000元以下罚款。处罚上限与下限幅度太大，导致办案民警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应考虑当地的经济水平、网吧的经营规模、业主的整改态度等因素予以裁量处罚。

三是对情节轻重认定词语模糊。部分公安行政法律、法规中有“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等这类语义模糊的词语，加之又没有规定认定情节轻重的法定条件，这样客观上对情节轻重的认定就有了自由裁量权。如卖淫、嫖娼案件中，对已经付给钱物并着手实施，但尚未发生性关系的；或者已经发生性关系的，但尚未付给钱物的；既付给钱物，又发生性关系，但因一时冲动，且认错态度较好，社会危害不大的，都可以按情节较轻予以处罚。就造成了查处卖淫嫖娼行为后果由罚款、拘留、拘留并处罚款、劳动教养等巨大幅度差别。

四是治安调解范围扩大化。治安案件的调解是“可以”，而不是“应当”、“必须”调解。有的还把治安调解范围扩大化，把治安调解当作“百宝箱”，什么案件，什么情形都往里面装，就连禁止调解的案件也照样往里套。无需裁量处罚，造成该罚的不罚，该拘的不拘，只要受害人安抚好，就可以一了百了，置法律、法规于不顾。

五是案件汇报审批上有漏洞。有的办案民警在汇报案件时，不能正确全面地汇报案件，尤其是忽略和隐瞒从重或从轻的处罚情节，当然存在着汇报水平上和思想意识上的差别；二是审核审批人工作较忙，没有耐心和时间仔细的看卷宗，只要认为定性不错就草草审批了事。一些基层所队审核的案件，办案民警有意或无意绕过法制员审核，直接找所领导审批。还有的一些案情复杂、处罚额度较大的案件，没有通过所务会、办公会分析讨论，而是暗箱操作处理，上述问题的存在都给不正当的自由裁量开了绿灯。

六是有的民警法律规定学得不透，掌握不准，运用不熟，致使在执法工作中出现问题。没有从案件的本质上深刻把握，不能做到与时俱进，不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工作，分析问题，对自身素质与当前执法要求存在的差距，没有危机感，仍然沉醉于过去老的经验、套路，致使对自由裁量拿捏不准。

三、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危害

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用好这个权，掌握好它的度，可以取得当事人的理解、老百姓的支持，达到教育和处罚的目的；否则会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危害性巨大。轻则引发执法投诉和群众不满，破坏执法环境；重则会导致民警产生特权思想，违法乱纪，违背人民警察的根本宗旨。具体危害表现如下：

危害一是职权滥用。它是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最典型表现，其导致的法律后果就是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主要表现为执法人员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以权谋私，恃权自傲，以权抗法，故意违法办案等。

危害二是执法不公，对同等违法行为不能同等对待。比如同是打麻将赌博的四个人，有的罚款300元，有的罚款200元，自由裁量就

有失公正，会给工作带来被动，何谈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破坏公平的执法环境。

危害三是执法不规范。今天这样罚，明天却那样罚，此处这样罚，彼处却那样罚。根本不是依法行使自由裁量，而是随心所欲、任意裁量，结果造成行政处罚的幅度十分悬殊，明显地损害有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危害四是执法随意。自由裁量权滥用，就会在处罚时产生随意性，处罚有警告、罚款、拘留等种类，但拘留处罚运用的少，罚款处罚运用的多。并且不分情节、数额就高不就低，有的还以罚代拘，以罚代教，办人情案、关系案，为单位或个人谋取私利。

四、监督行驶自由裁量权的对策

由于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较大的“自由”性，滥用自由裁量权或任意裁量就难以避免。因此，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到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危害性，我认为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监控。

（一）认清形势，打牢思想根基

公安机关肩负着国家的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公安民警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如果缺乏正确的遵法守法意识，依法执法的思想树

立的不牢，在工作中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会背离我们执法的目的和宗旨。要牢固树立忠于法律、依法办案的理念，做到准确执法、严格执法，树立公正、文明的执法形象。

（二）依法行政，强化服务意识。

人民警察来自于人民，执法中不能忘却我们手中的权力来自何处，用于何方，增强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正确理解公安机关的权力与权限。知道什么该做，该怎样做，从而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不专权、不超权、不越权，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强化服务意识，大力倡导人性化执法、亲情化执法，切实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法为民所执。

（三）完善机制，加大监督力度。

一是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规范办案程序，执行行政责任过错追究制，加大案件审核力度，加强执法队伍廉政建设，从制度上杜绝不当处罚行为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是实行行政案件合议制度。对案情复杂、处罚额度较大的案件，区分案件情节、细化处罚幅度，召开案件分析会，对案情进行公开评

析决断，以防止出现处罚的片面性，杜绝了处罚的随意性，增强了执法的透明度。

三是统一制定自由裁量标准。研究公安机关常用法规中的相关条款，按照违法情节对应处罚幅度进行细化。沈阳市公安局和北京市法制办相继出台自由裁量权工作实施方案，从根本上避免执法随意的问题。

四是加大执法检查和监督力度。充分发挥法制、督察部门的职能作用，加强对执法人员运用法规的罚则是否适当进行督察检查，以有效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被随意滥用。对存在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行为，一经发现即做出严肃处理；另一方面，严格落实听证制度，使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得以充分行使。

（四）提高民警业务素质。

公安机关要加强执法人员的能力建设，经常组织开展业务知识、法律知识学习培训，利用案例分析、谈案说法等方式，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技能和办案技巧，灵活恰当地行驶好自由裁量权，真正打造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公安行政执法队伍。

五、减少执法投诉，实现和谐执法

执法不公是民警执法办案的大忌，很容易因此招致投诉，虽然在裁决处罚上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幅度。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遵循，客观、适度、合理原则，才能使之达到宽严相济、过罚相当，实现社会的和谐。

实现和谐执法，关键是在执法方式上做到依法执法、公正执法，在执法态度上做到以人为本、与民为善，执法目的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办案中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准确查明案件事实，自觉做到不偏不倚，不枉不纵，定性准确，适用法律得当，使违法犯罪受到追究、公平正义得到伸张、公私合法权益得到维护。

实现和谐执法，要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把握。充分考虑被执法对象的客观承受能力和主观感受，对生活困难，确无经济支付能力的单位或个人作出较大数额的罚款，不仅使行政机关做出的决定无法执行到位，也起不到真正教育、规范的目的。因此在行使自由裁量时，应符合常理、常情，也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序和稳定。

实现和谐执法，还要注重教育和处罚的有机结合。要牢固树立人权意识，始终带着感情与和谐的心态去工作、去执法，对轻微的违法行为坚持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变粗放执法为人性化执法，变高压

执法为和谐执法，变当事人事后被动接受处罚为事前主动规范自己行为，把执法过程变成普法过程，把处罚过程变成教育过程，让执法对象感受到法律尊严的同时，也感受到法律的温情，使每一次执法都能为社会增添一份和谐。

实现和谐执法，还要把好亲情关、友情关、人情关。自觉做到严而有度，严而有情，不办关系案、人情案。对于同事、朋友打招呼的案件，也要秉公裁量，依法处罚。事后讲明情况，用诚心赢得同事、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总之，只有正确把握好执法办案中的自由裁量权，熟练掌握运用，公平正义执法，才能让被处罚者心服口服，坚决杜绝执法投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