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前我国干群利益矛盾及其解决途径
当前我国干群利益矛盾及其解决途径
作者：杨清涛 来源：《市长参考》 添加日期：10年03月20日
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最终动机和目的，社会中种种关系都受利益关系所决定和制约。干群关系，从根本上看也是一种利益关系，以往党群、干群之间，政治关系、思想关系、情感关系成分相对多一些．尽管这些关系也体现了利益关系，但毕竟是间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利益观念的强化，在党群和干群的多重关系中，利益关系变得更为突出。相当多干群矛盾的发生、发展，归根到底在于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一部分领导干部贪图享受、蜕化变质，官僚主义严重，贪污腐败，严重脱离群众，极大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导致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而且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公共事务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在当前我国社会急剧转型、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各种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大背景下，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利益矛盾，必然会大量地反映到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上，通过于群利益矛盾表现出来。近年来，上访、告状、请愿、示威甚至暴力冲突之所以逐年增多，十群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可以说，干群利益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矛盾中的突出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及人民群众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当前我国干群利益矛盾的主要表现
在我国，领导干部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实际占有和支配着大量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在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而人民群众除了名义上拥有最终的所有权之外，实际上则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因此，一般而言，在干群利益矛盾中，领导干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矛盾的紧张程度。对此问题，刘少奇早在50多年前就曾有过明确的阐述，他说：“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基于这种认识，从干群利益矛盾的主导因素进行分析，当前干群利益矛盾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干部队伍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必然会损害群众利益，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是我国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顽症。对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及危害，江泽民曾经做过深刻分析，他说：“搞形式主义，要害是只图虚名，不求实效。比如，有的干部做工作，不去认真领会中央精神，也不去了解下情，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喊口号；有的沉湎于文山会海、应酬接待，不能深入基层；有的热衷于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应付上级，应付群众；有的搞各种名目的所谓达标评比活动，形式上热热闹闹，实则劳民伤财；有的只说空话、套话，不干实事；有的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和问题，以致酿成恶果。”而“官僚主义作风，要害是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把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概括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等等。执政党的地位给了我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和机会，同时也更容易使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沾染官僚主义习气。列宁说：“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在当前，的确有少数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对群众的疾苦和呼声漠不关心，甚至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严重损害群众利益。还有的在工作中大搞形式主义，为了自己的官位和利益，捞取所谓“政绩”，搞“盆景工程”、“马路工程”，虚报产量、产值和城乡居民收入，不仅损害群众利益，也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
2．党政机关部门利益化趋向明显，使得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弱化，与民争利问题突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按照
市场规则从事经营活动，通过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商品和服务，既获得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实践证明，市场是一种比计划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为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决定作用，客观上就必须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这种职能转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不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与此同时，强化和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第二，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第三，从过多地关注效率，转变到在确保效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就是通过市场权力和政府权力的合理分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但是，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政府职能转变远远没有到位，由此导致政府职能定位不准，市场权力和政府权力之间的边界模糊，一些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追求物质利益的冲动强劲，而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意识淡漠。尤其是少数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基本丧失公共服务职能，公共权力主要用于维护部门利益和小团体利益，这就是理论界所说的部门利益化问题。每年的“审计风暴”揭露出来的中央各部委严重存在的资金违规、违法、违纪问题，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2008年8月27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做工作报告时披露，“53个中央部门存在问题资金近300亿元”，一些部门“数以亿计的救灾资金被挪用用来发放工资、盖家属楼，甚至炒股、炒楼”。从中央到地方，有些政府部门用违规资金建超豪华办公楼和其他楼堂馆所的违纪案件不时被曝光，奢华之风触目惊心。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旅游的“三公消费”可谓是愈演愈烈，有专家估计每年这三项经费总额在6000亿—9000亿元之间。过高不合理的行政费用，必将大大增加国家财政开支，使得社会建设事业投入不足。为了维持过高的行政费用，有的政府部门把服务功能变相转化为“创收”功能，导致纠正行政性“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举措收效甚微，政府部门收费服务、不收费不服务甚至只收费不服务的现象大量存在，以至于老百姓把一些地方政府称为“罚款政府”、“收费政府”，而不是服务型政府。还有的地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自己或通过亲属开办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他们“下海”不“弃政”，以权力进入市场，在官言商，官商不分，既是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又是市场经济的“运动员”，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的竞争秩序，当然也就损害了包括其他生产经营者在内的广大群众的利益。以上情况充分说明，当下某些党政机关部门利益化趋向明显，以履行职权为名，行与民争利之实，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恶化了政(党)群、干群关系。
3．部分官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侵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改革过程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对权力缺乏有力的监督和制约，使得一些党政官员把权力市场化，利用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进行权力“寻租”，搞权钱交易。官员腐败实质上是一种权力腐败，而且这种权力腐败在社会转型期一直呈泛滥之势，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是谁利用价格双轨制，获取价格差，牟取暴利?1992年，在我国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后，是谁利用制度的漏洞和经济秩序混乱状况，通过市场权钱交易，进行权力寻租?到90年代中后期，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又是谁利用制度漏洞和监管缺陷，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是一些手中掌握并滥用权力的党政官员，即腐败分子，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与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还有一些不法商人，通过权钱交易，实现了原始积累，成为改革开放中的非法暴富阶层。腐败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国社会分配公平，扩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利益的“失衡”和“断裂”，激化了社会矛盾。从本质上看，腐败行为并不能创造新的社会财富，它只是利用公共权力对现有的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增加少数人财富，恶化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扩大收人差距，加剧社会不公平。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基尼系数明显上升，其中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官员的腐败行为本质上无异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强盗式掠夺，是对全社会劳动的无偿占有，所侵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腐败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当前我国社会最具对抗性的社会利益矛盾关系。虽然腐败分子是少数，但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使得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极为紧张，成为影响当前我国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当前我国干群利益矛盾的主要特点及成因
现对当前我国干群利益矛盾具有的主要特点及成因做如下分析： 1．干群利益矛盾整体性质仍然是非对抗性的 正确认识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的性质，就是要弄清它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对抗性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我们并不否认，现阶段干群利益矛盾关系的严重性，集中表现在少数腐败官员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利益矛盾的对抗性；但是从整体上看，干群利益矛盾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矛盾。虽然干部队伍中出现了玩忽职守、以权谋私、挥霍浪费、吃喝玩乐现象，造成了对群众利益的侵害，甚至出现了违法乱纪、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严重的腐败现象，形成了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的对立，但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干部始终能够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严于律己、勤政廉政。因此，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虽然存在着局部的对抗性，但在整体上仍然是非对抗性矛盾。2．干群利益矛盾地位的突出性
一是在我国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当中，干群利益关系是基础的关系，干群利益矛盾是社会转型期最主要的社会利益矛盾，直接关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和制约着人民内部其他矛盾的解决。二是在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已成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利益关系调整的力度不断加大、利益关系不断复杂、利益矛盾日益突出的社会大背景下，作为领导者、管理者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同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便成为一切社会利益矛盾的集中表现，这就是说各种利益矛盾往往通过干群利益矛盾表现出来，虽然有些社会矛盾并不直接表现为干群利益矛盾，但这些矛盾也要通过各级领导干部加以处理和调解，期间出现偏差是难以避免的，这也会间接地表现为干群矛盾。再加之目前部分领导干部贪图享受，蜕化变质，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极大损害了群众利益，更加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因此，干群利益矛盾已成为我国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系统中的一个突出的矛盾问题，成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共同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
3．干群利益矛盾表现领域的普遍性及其复杂性
干群利益关系是我国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利益关系，因此，干群利益矛盾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利益矛盾，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和领域。上到中央机关，下到村民自治组织，无论是党政部门，还是企事业单位、城市社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干群利益矛盾问题。而且干群利益矛盾也有相当的复杂性：既有个别单位的具体的干群利益矛盾问题，也有干部与群众作为两大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既有体制性、政策性因素导致的，也有领导者工作失误造成的；除了干部是主要的责任因素外，也有群众不合理利益要求方面的因素；作为领导者来讲，既有主观上以权谋私、专横跋扈而造成对群众利益的损害，也有出于为群众谋利的动机，但因方法不当、经验不足造成对群众利益的伤害；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整体上属于非对抗性，但又存在着局部的对抗性。4．干群利益矛盾成因的多重性 干群利益矛盾并不是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现象，它之所以在我国现阶段表现得较为突出，在整个社会矛盾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其一，旧的社会分工仍然存在和改革中干群之间利益的分化。社会发展程度导致现实社会中还必然存在着旧的社会分工，包括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分工，有分工就会有差别，有差别就会有矛盾。在劳动仍然是谋生(谋利)手段的当代社会，在干部与群众这一社会分工当中，领导干部是居于谋取利益的有利一端。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政府并非神造之物，它并没有公正无私的天性，政府也是一种人类组织，其中决策者和普通人一样具有自利的本性，他们也会追求个人私利，甚至有的人为了集团和个人利益而不顾公共利益。这种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来考察政府及个人决策行为的观点，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认同，但是它却有助于我们破除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理想化的假设。尤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我国党政部门及领导干部政治行为的利益化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利益化倾向，除了追求经济利益外，还包括官员为了自己升迁，去追求一些劳民伤财、加重群众负担的所谓“政绩”。同时还必须看到，在改革所引发的利益关系调整与分化过程中，各级官员是改革成果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相对而言，广大工农群众则受益较少，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因利益受损而成为弱势群体。干部与群众旧的社会分工的存在．以及现阶段干群之间有较大的利益差别，加之市场化背景下党政部门及干部的逐利倾向强化，才是干群利益矛盾发生的社会性原因。
其二，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在部分干部身上之所以出现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难以保证各级领导干部去正确行使权力。各级领导干部是公共权力的掌握者、行使者，他们行使公共权力的价值目标本来应该是社会公共利益和群众利益最大化；但是在监督机制弱化的情况下，如果领导者个人“官德”水准低的话，就会造成公共权力价值目标的扭曲，即领导干部利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利，损害群众利益，引发干群利益矛盾和冲突。制度(体制)本质是一种社会规范，我们推进政治制度改革、完善政治体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完善化的制度(体制)来规范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行为(即从政行为、领导行为)，来保证广大群众对干部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政治体制还不完善，尤其是基层民主还不成熟，广大群众还难以通过行使选举权、罢免权、监督权来对干部权力进行有效制约。这正是部分领导干部政治行为不规范、损害群众利益以及干群利益矛盾长期存在和突出的重要的体制性原因。
其三，思想观念因素的影响。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干部与群众思想观念上存在的问题，也是影响当前干群利益关系、加重干群利益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干部队伍的思想状况而言，现实的情况是，确实有一部分人背离了党性和人民性，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满脑子是“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残余思想，是“有权不用、过期作费”的捞一把的思想，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就是没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利益观，缺乏宗旨意识、群众观念、奉献精神。领导干部在这种思想观念支配下，轻者为了私利不惜侵占、损害群众利益，为了“政绩”不惜加重群众负担；重者则导致滥用权力，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堕落为腐败分子，完全站在了人民利益 的对立面。同时，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质。总体而言，群众中绝大多数人是好的，他们奉公守法。但群众中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有的人政策观念不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利己主义思想滋长，只讲权利、不讲义务，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有的人不学法、不知法、不守法，信闹不信理，信“访”不信“法”，遇事往往采取过激方式或违法行为。群众中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都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干群利益矛盾。从上述可见，干部与群众存在的错误思想观念，是现阶段干群利益矛盾产生的重要的主观性原因。
三、正确处理干群利益矛盾的有效途径
1．以深化利益关系调整为切入点，充分兼顾和满足广大群众的利益需求
干群利益矛盾的实质是干部与群众利益关系的不平衡性。如上所说，改革中干群之间的利益分化和差别，是我国现阶段干群利益矛盾日益突出的重要的社会背景，因此，处理干群利益矛盾要从调整干群利益关系入手。但是这种调整，不是要减少或降低干部群体的利益水平，而是要按照统筹兼顾、利益协调的原则，在保证干部群体正常、合理的物质利益增长(包括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的同时，更好地兼顾和满足以工农基本群众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利益保障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并加大其利益保障力度，对改革中利益受损群体给予相应的利益补偿，真正使普通百姓在改革发展中得到实惠。2．以教育和管理干部为重点，继续加强干部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
江泽民指出：“领导同群众之间发生了矛盾，领导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矛盾的主要责任也在领导。”因此，在处理和解决干群利益矛盾时，要把重点放在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管理上。通过教育，使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政绩观，增强群众观念，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以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为了解决和满足群众的实际利益问题去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当然，实事求是地讲，干部也应该有自己物质利益上的考虑，也可以有功名方面的追求。但是这种考虑和追求，是要通过自己辛勤工作，通过做出符合群众利益要求的、让群众满意的、真实的业绩来实现；而不要做表面文章，图一时风光，更不能弄虚作假，以牺牲群众利益、加重群众负担来换取个人的功名利禄。这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职业道德(即所谓“官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也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干部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某种意义上也是其谋利行为)，既要重教育更要重管理。要通过建立和完善以群众评议为主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包括干部廉政考核、政绩考核等)，建立和完善干部的奖惩制度，尤其对弄虚作假、决策失误导致群众利益受损的干部实行严格的问责、惩戒制度，来实现对干部的制度化管理，从而为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调整干群利益关系、化解干群利益矛盾提供制度性基础。在重点对干部进行教育和管理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使广大群众提高对党和国家有关改革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尤其要教育群众增强政策观念、法律意识，在政策和法律的范围内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3．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根本点，不断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当前的干群利益矛盾，从根本上讲，应靠推进政治改革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靠加强群众对权力的监督来解决。只有不断地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才能实现广大群众对各级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使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真正地为人民利益去工作。大量事例充分证明，导致当前我国干群利益矛盾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由于一些干部滥用权力并造成对群众利益的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干群利益矛盾的根本问题，是通过不断改革政治体制和扩大群众的民主权力，保障党和国家机关的人民性和公共性，保障各级领导干部的公仆性质。因此，要围绕着如何加强群众对权力的监督，确保干部正确行使手中权力这个重要问题，来深化各项政治体制改革。一是深化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对干部的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建立良好的公共权力的赋予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让干部
知道权力是群众赋予的，理应对群众负责和为群众服务并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以改变有些干部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群众负责的现象。二是不断改革和完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听证制度、民主对话与协商制度、专家论证制度，积极扩大群众参与决策的范围，畅通群众利益诉求的渠道，尤其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更要广搜民情、广听民意、广集民智，以提高政府民主化、科学化的决策水平，使决策更加符合群众利益和要求。三是实行和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包括党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校务公开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让各级各类干部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大大减少干部不适当利用或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那些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权力不能任意运作，才能使“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不再仅仅是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干部们的一种口头承诺，而是有切实的制度保障。4．以反腐败斗争为突破点，减少干群利益矛盾的对抗性
正因为腐败行为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严重侵害，才造成了少数腐败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引发了包括干群利益矛盾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矛盾的产生，影响了社会和谐与稳定。因此，必须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处理当前日益突出的干群利益矛盾的突破点。只有反腐才能得民心，只有廉政才能顺民意，才能顺利处理好干群利益矛盾，密切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第一，要走制度反腐的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重在预防的方针，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不断推进制度建设。通过不断深化干部人事、行政审批、财税管理、投资体制、国企改制、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及相关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堵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体制漏洞，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第二，加大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力度。当前，尤其要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司法、企业改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对一些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大案要案坚决查处，从重严惩腐败分子，这不仅可以形成对腐败分子的强大社会震慑力，更可以彰显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决心，提升广大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第三，反腐败斗争应坚持走群众路线。反腐败既要依靠专门机构，更要依靠群众，加大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参与度。正如上面提到的，必须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赋予群众以切实的民主权力。只有将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加以制度化，自上而下的专门机构监督才是可靠的、高效的；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我们党所领导的反腐败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第二篇：我国当前“三农问题” 的主要表现与解决途径
摘要：本文指出了我国当前农业、农村和农民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各级政府未来的“三农”政策提出了一些诚恳的建议。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解放以来，我国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经过50多年社会各界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仅用世界上不足7%的耕地养育了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在农村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调整了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改善了我国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的产量，逐步缓解和根除了我国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一直供不应求的局面，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其它领域的经济改革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我国目前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对比较低，还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这一矛盾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目前正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不少经济政策还不能做到成龙配套，互相协调。因此，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经济发展中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这些问题应该引起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逐步加以解决，否则将会影响到我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
归纳起来，我国目前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耕地面积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
近年来，我国农业出现了耕地面积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的态势，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近年来，我国政府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积极推行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等生态退耕政策，致使我国一些地区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其二是，由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新增建设用地占用了大量耕地；其三是，由于目前从事农业生产所能获得的利益十分微薄，影响了部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我国相对富足地区的一些农民主动退出农业生产领域，从而造成不少耕地撂荒，减少了农作物种植面积。
2、短期内农作物的单产难以有大的突破。
农作物的单产会受到土壤条件、肥料优劣、灌溉条件、籽种质量、田间管理、气候条件、农业生产技术及自然灾害的影响。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农家肥明显不足，长期使用化肥造成土地大面积板结，土壤条件恶化，不利于农作物生长。
我国人民公社时期依靠集体的力量兴修的不少农田水利设施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由于多年来疏于维护管理，其功能已经减弱甚至消失，难以在目前的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农户是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主体，是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一家一户的农民缺乏独立兴修规模水利设施的能力。因此，我国一些地区的农业灌溉条件有所恶化，在短期内得不到改善。
在我国相对比较富足的东南沿海地区，农业收入在整个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农业收入已经不再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部分农民对农作物的田间管理不再像原来那样精细，对农作物的单产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
我国目前农业生产技术大部分地区已经比较稳定，在短期内很难有大的突破，加上新技术推广时会遇到许多障碍，因此短期内农作物的单产依靠农业生产技术难以有大的作为。
由于受厄尔尼诺现象和温室效应的影响，我国的灾害性天气近年来有所增加，我国目前松散的一家一户式的农业组织形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农业的防灾救灾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短期内，我国农业农作物的单产难以有大的突破。
3、农产品总产量有逐步降低的趋势。
4、农产品的价格较长时间持续地低迷。
5、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问题日渐突出。
目前，我国农民使用的农业生产资料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柴油、农用薄膜、农用机具和灌溉用水用电。近年来，我国农资市场上种子、化肥、农药、柴油和农用机具价格普遍上涨，增加了农产品的直接生产成本。
近年来，种子、化肥、农药及农用机具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质量状况令人担忧，劣质和假冒农业生产资料坑农事件屡见不鲜，严重地扰乱了我国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
6、农民的税费负担大部分地区偏重。
目前，我国农民应该缴纳的税费种类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和“三提五统”
。“三提”是“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
；“五统”指“五项统筹”，包括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和民办交通费。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三项税种占农民应该缴纳税费总金额的比重并不大，各地征收起来也相对比较规范。但我国目前城乡税制差别很大，农民与工人比起来税收负担就显得比较重，工人的工资性收入超过800元后才开始缴纳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比较高，而农业税种起征点为零，农民除非遇有重大自然灾害，农产品严重歉收，政府才会实施农业税收减免政策，通常情况下，农民必须按税法的规定交税。“三提五统”的费用比较高，占农民应该缴纳税费总金额的比重比较大，各地实施起来也不规范。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村委会严重违反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巧立名目，擅自向农民摊派收费，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加重了农民负担。中央虽三令五申，要求各地政府加强管理，严禁向农民乱摊派，乱收费，但乱收费现象时有发生，屡禁不止，难怪一些农民用“头税轻，二税重，摊派是个无底洞”
来形容我国目前农村的税费状况。个别地区过去税费征收很不规范，为了自己征管方便，屠宰税竟按农民家庭中的人头来摊派。笔者家乡有一位农民，因为自身条件比较差，一直没娶上媳妇，孤身一人也要向村委会缴纳计划生育费和教育附加费，听起来觉得很不合理。
7、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有所增加。
近年来，由于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农民的税费负担加重，致使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
8、农民的农业收入普遍减少。
近年来，由于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一直低迷，农产品的总产量有所减少，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农民的税费负担加重，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的农业收入普遍减少。
9、农民的非农业收入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很难有较大的增长。
对于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大多数的农民而言，农民的非农业收入主要包括林业收入、牧业收入、副业收入、渔业收入、储蓄收入及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
在目前我国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我国的不少地区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或渔业生产会受到当地自然条件、气候、资金、技术及营销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短期内在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可能会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但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大多数的农民而言，短期内难以有大的突破。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农民收入本身就很微薄，近年来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所花费的费用很高，农户在银行的存款基数比较小，加上近年来银行的存款利息率非常低，尚需缴纳利息税，一般农民家庭的储蓄收入非常低。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农民进城打工的条件有所恶化，一是活儿难找，二是工资低，三是要钱难。农民家庭通过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来大幅度提高家庭收入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农民而言，农民的非农业收入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很难有较大的增长。
10、农民的收入偏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
11、不同区域之间农民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由于受自然条件、资源条件、政府政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资本资金、生产技术、市场条件、商品农业、订单农业、乡镇企业及思想观念的多重影响，目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和城市周边地区的农民普遍比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富裕，不同区域之间农民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12、现有农田的分配方式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国不少地区过去在给农民分配土地时，为了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合理，减少农民的意见，村委会根据耕地的质量、位置将一片片整齐的农田划分成不少条条块块来平均分配，从而造成农户拥有的农田总面积并不多，但过于分散，每块农田都很小的局面，既不利于耕作，又不利于田间管理，大型农机的作用也得不到有效发挥。
13、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农村推广起来非常艰难。
目前，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我国农村推广起来非常艰难，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的农民仍然沿用祖先传授下来的传统方法从事农业生产，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受到习惯势力的影响；其二是我国的大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文化素质比较差，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弱，从事农业生产时在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等一系列问题上习惯于仿效别人，随大流，难以做到科学决策；其三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农业技术人员奇缺，对农民的日常农业生产活动缺乏必要的技术帮助和指导，对农民缺乏系统的农业生产知识培训；最后是农业生产周期比较长，农业生产的成果又受到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任何一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需要的时限都比较长，其好处在短期内难以明显地显现出来，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造成了障碍。
14、农民非农业就业机会很少，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实现大规模有效地转移。
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转移主要有上大学、参军、进城打工和在乡镇企业工作等四种途径。
能够考上大学或参军留在部队上长期工作的农民子女毕竟是少数，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转移起不到多大作用。
对于农民进城打工，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存在有不少歧视性限制，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并着手解决农民工问题，但短期内农民进城打工的条件难以有比较大的改善。农民进城打工就业难，挣钱难，客观上造成不少农村良家妇女在城市的娱乐业和服务业提供陪侍服务，影响了社会风化和精神文明建设。
我国东南沿海和中部不少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不少农民及其子女提供了良好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在我国西部地区和边远不发达地区，受资金、技术或观念的限制，乡镇企业犹如凤毛麟角很不发达，难以安排大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农民非农业就业机会很少，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实现大规模有效地转移。
15、个别地区村干部素质比较差，干群关系比较紧张。
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我国农村村民委员会由全体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提高了广大农民参政议政的能力，对村干部的素质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但一些地区由于种种原因，村干部的素质比较低，政策观念非常差，缺乏号召力，缺乏对村民的服务意识，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在计划生育和税费征收问题上经常与农民发生冲突，有的甚至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影响了政府在农民中的良好形象。
16、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的严峻挑战。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乡镇企业和农村中的其它非公有制企业异军突起，价格和体制的比较优势大大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目前，随着我国引进外资规模的逐步扩大，外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的逐步建立，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化，乡镇企业遇到了资金规模、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理念的严峻挑战，一些乡镇企业在原地徘徊，难以做大做好，难以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17、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农村为我国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大规模的原始积累资金，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推进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城市比起来严重滞后，交通、通讯、电力、供水、供暖、广播电视、文化娱乐、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对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笔者不是农业问题专家，也不是管理农业生产的政府公务员，但笔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我国一些地区农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农民的甘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为此笔者通过此文提出如下建议，供我国各级政府和主管“三农”
工作的领导在制定农业政策和解决“三农问题”时参考。
一、政府应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好我国人民赖以生存的宝贵的耕地。
1、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必将会进一步发展。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对现行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设计规范进行修改，将如何优化线路设计从而减少对农田的占用特别是对良田的占用的内容纳入设计规范。
2、严格执行城乡工业用地审批制度，原则上城乡工业用地严禁占用农田，必须占用时政府应收取高额的补偿费用。
3、严禁中等以下城市占用农田设立各种经济技术开发区。过去已经批准设立的开发区，如果至今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利用，造成大批农田长期闲置时，应坚决予以取缔，同时做好所占农田的复垦工作。
4、中等以下城市严禁建设大规模的城市广场，对大城市的城市广场建设规模应适当控制。
5、加强城镇房地产开发管理，提倡高层住宅建设，控制低层住宅和平房建设，禁止占用大批农田的别墅区建设。对征用土地后房地产开发应有时间限制，对已经征用但长期得不到开发的土地应坚决收回。
6、农村住宅建设应尽量减少农田的占用，杜绝良田的占用，对农民的住宅面积根据家庭人口多少应适当加以控制。
7、对目前部分地区撂荒的耕地应做好复垦工作。
8、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提倡农民对比较适宜农作物生长的荒地进行开垦并在相关政策上给予优惠。
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作物单产水平。
1、尽量推广机耕和深耕耕作方式，结合“秸秆还田”
增加农家肥施用量，从而改善土壤条件。
2、乡镇政府、村委会应组织村民做好已有农田水利设施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使其在目前的农业生产中充分发挥作用。对农民采用合作、入股等方式兴修水利设施在政策上应予支持，在资金、技术上应予帮助。
3、各级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科研部门要加强优良品种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科研和推广力度，依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国家应加强农产品价格的宏观调控，保持农产品价格平稳，既要防止“谷贱伤农”，又要防止通货膨胀。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的价格主要受其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支配。国家可以采取经济和财政手段对农产品的价格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平稳或适度上涨，防止“谷贱伤农”，同时也要防止农产品的价格短期内大幅度上涨。农产品的价格短期内大幅度上涨会引发与农产品相关的其它商品价格的上涨，而我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许多商品是与农产品密切相关的，这就容易导致通货膨胀，从而引起我国经济的动荡，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四、国家应继续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长期控制管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近期，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制措施，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管理力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各级政府和各个相关部门的长期密切配合，才能抓紧抓好。国家应该继续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长期控制管理，依法打击不法奸商的投机欺诈行为，从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五、各级政府要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契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2004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今年起逐步减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温家宝总理的郑重承诺引起了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有人认为，农业税在农民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政府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举措也就意味着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少交几十块钱的税，对农民脱贫致富意义并不大。但我认为，对于富裕的城市居民而言，几十块钱仅仅意味着可以买一条普通品牌的香烟，可以听一场中等档次的音乐会，对富足地区的部分富裕农民来说也不算什么，但对于我国的大部分普通农民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而言，几十块钱意味着可以使一个失学儿童重新回到校园，可以为整个家庭购买一年的酱醋油盐。更重要的是，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政策的出台，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一种态度，意味着农民需要关心、帮助，农业生产需要保护；意味着政府多年重点宣传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真正取得了实效。我认为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政策的出台，一定会受到社会主要阶层特别是农民的欢迎，各级政府应抓住这一契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领导广大农民再次创业，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六、积极发展农村第二和第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非农业收入。
农民的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两部分。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受农产品总产量、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制约，短期内增加农业收入的空间比较小，不确定因素比较多，难度也比较大。针对这种状况，目前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应该主要转移到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上来。
1、各级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解决现有乡镇企业发展中遇到的资金、技术和管理问题，推进乡镇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提高乡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促进现有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2、积极向农民提供有发展前途的适合当地生产的产品生产信息，积极支持农民通过合作、入股、合伙等方式创办新的乡镇企业，创办初期政府在贷款、税收政策上应给予一定的支持。
3、结合产品结构调整，利用当地丰富的农产品资源，支持农民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以提高农产品的经济附加值。
4、加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小城镇个体工商户的发展，繁荣小城镇商品经济，从而带动周边农村的经济发展。
5、加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坚决取缔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的宏观环境，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农民进城务工的工资性收入能按时足额发放。
6、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开放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体系，构筑农产品营销网络，开辟农产品绿色通道，在农村、城镇设立农产品营销主体，培育农产品经纪人，支持农产品在当地规模收购，跨地区远距离销售
第三篇：我国当前“三农问题” 的主要表现与解决途径
。
七、规范农村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选拔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
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负责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发展本村的公益事业，起着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作用。
针对我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和实际工作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应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农村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选拔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
1、教育广大农村村民认真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选举有一定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能够公开、公平、公正地处理村务问题，能够带领广大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村民担任村民委员会干部。
2、防止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或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发生。防止当地社会邪恶势力的骨干成员通过不正当手段当选村民委员会干部。
3、充分发挥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指导村民委员会做好工作。
4、乡镇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要加强指导、支持和帮助。
5、地方人民政府应定期对村委会干部进行必要的培训，以提高村委会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办事能力。
6、地方
民政府主管领导应认真听取广大人民群众对农村村委会日常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村民依法罢免村委会干部应予支持。
7、建立健全村委会工作监督机制，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防止村委会干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八、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条件，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1、采用灵活多样的筹资模式，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进一步改善农村交通、通讯、电力、广播电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条件。
2、改变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直接饮用井水、河水或湖水的状况，在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积极推进水处理厂建设，逐步使广大农民能饮用到自来水，从而保障农民的身体健康。
3、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没有下水道设施，污水直接排放，厕所缺乏基本的卫生条件，希望能够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尽早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4、目前，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小城镇和农村冬季普遍采用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分散供暖方式，即浪费了能源，又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政府应考虑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冬季集中供暖模式，实属利国利民之举。
总之，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比较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3%，是我国最大的一个社会群体。政府对“三农”
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着手解决或帮助农民解决，否则会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影响我国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
第四篇：如何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矛盾
题目：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思考和分析我国当前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和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
一、社会的基本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这两对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并规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制约着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政治制度等即上层建筑基本适合经济基础要求；另一方面，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距离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方面的需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中还有不够完善的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还存 在某些落后的、不适合实际情况的东西，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以上情况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特点。这些矛盾处理的不好，加上历史的原因，各地区、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多种所有制及分配方式的存在及个体收入的差距拉大等，就会引发甚至加剧各类社会矛盾。
为此，我们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坚持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使中国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
二、我国当前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
1．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平衡
经济不平等既是阶层分化的物质基础，又是阶层分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我国目前十大社会阶层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收人水平是最高的，办事人员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收人水平居中，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收人水平较低，而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收人最低。
2.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但当前生产力无法及时满足。主要体现在：
①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已成为当前多数社会成员重要的公共需求，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
②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就业和社会保障已成为全社会重要的公共需求
③公共安全越来越开始成为全社会成员普遍的公共需求
④随着利益关系的变化，合理的、正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开始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公共需求
3.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积极性不高
社会阶层分化是民主政治化进程中的重要动力，处理不好也是导致社会政治紊乱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一些传统的社会基础性阶层地位不断下降，比如产业工人阶层地位下降，政治参与热情不高。近年来的调查表明，许多职工认为自己政治上没有地位，不是“主人翁”而是“主人空”，他们普遍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等宣传比较反感。
4.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存在激化人民内部矛盾的潜在危险
按照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理想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这种结构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而我国目前社会阶层呈现出的是传统社会中顶尖底宽的金字塔型结构，这种结构由于缺少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而不利于社会稳定。
三、两种矛盾间关系：
（1）.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它们表现为二者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矛盾运动循环往复、不断推动社会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逐步走向高级阶段。（2）.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构成二者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在实际运行中是极为复杂的。
①在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上层建筑的不完善部分，没有反映经济基础要求的部分都会同经济基础发生矛盾。
②在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矛盾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同旧上层建筑的残余、未来上层建筑的萌芽之间的矛盾；新旧上层建筑之间、新旧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等。
③当一种社会形态处于上升发展阶段时，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一般是相适应的；当一种社会形态处于没落时期，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变革的客观要求则是不适应的，其矛盾则变成对抗性的，全局性的矛盾。
（3）.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规律，就是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这里的“一定要适合”表明：经济基础状况决定上层建筑的发展方向，决定上层建筑相应的调整或变革，而不允许上层建筑长时期落后于或不适应自己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必须取决于和服从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客观要求，而不允许上层建筑脱离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和水平。
四、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
针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特点，我们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同时，改革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力，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化解各类矛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稳定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
具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实科学发展观，科技创新为先锋，坚持改革开放，合理引进外资„„
（2）政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保证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目标得以实现。（3）文化：发展科教事业，培养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努力拼搏，为国家做有益的贡献，另一方面还应促进与文化产业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产业链，产生规模效应和互动效应。
（4）社会：①推进社会公平。②完善社会组织，③集聚社会资本，培养责任、信任和诚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5）生态文明：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据、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在开放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人类从维护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总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只能缓和，不能最终消失，我们要立足发展经济，全面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提高公民素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的新布局—— 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相信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正确领导下，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会更加和谐！
王 世 益
天津大学 工业工程（本科班）
二O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五篇：浅谈当前我国城管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及解决途径
浅谈当前我国城管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及解决途径
在写这篇文章前，我在许多讨论问题为主的论坛上对城管的相关问题本想和广大群众做一些探讨，但是遗憾的是一提到城管喊打喊骂者众，理性探讨的少，让我的心情很沉重。城市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广大市民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在服务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城管执法工作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存在的矛盾和困难也呈上升趋势。这些问题，都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是新时期形势下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积极解决的问题。
一、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政治和文化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为谋求尽快摆脱89**以前的尴尬政治局面，国家政策向GTP数字倾斜，城市建设看着日新月异，人们收入差距日益加剧，作为城市底层老百姓和农村人口在缺乏挣钱条件的前提下，要求增加收入的欲望也日益强烈，所以和政府已经接受了的西方走在前面的形成的城市样貌模式理念矛盾日益加剧，一方要维持城市所谓的形象，一方不管不顾的要生存或尽可能的挣钱，2者冲突不可避免，受儒家文化熏陶已久的中国人大多数在无直接利益相关的情况下无疑是大多数会站在相对弱势的老百姓一方的，城管就是这个矛盾的夹缝中尴尬的一群人。
（二）是缺乏相关的法律支持，目前城管的行政处罚权主要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多部门让权。因此作为城管既没有中央上级部门，也没有下属单位，处境极为尴尬。而且行政处罚法只赋予行政机关相关的执法权，而城管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是没有相关法律支持的，我们城管在执法的过程中主要是使用驱赶、罚款和没收摊贩物品等手段试图消灭摊贩经济。这样不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还会产生另外的问题。作为法律意义上没有界定清楚的城管，作为政府的代理人，其职责应该是消除摊贩经济的外部性。但是许多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中暴力没收属于摊贩的物品。他们没收的物品大多属于小商贩的劳动所得，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从产权的角度说，其产权界定应该属于商贩，因此，除法院强制执行外，其他机构无权没收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因此产权界定不清楚是导致城管暴力执法和摊贩暴力抗法的根源所在。
（三）齐抓共管机制尚未形成。
1、综合整治靠突击。城市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协同作战。在城市创建的目标下，遇有重大活动时,往往习惯用“运动式”的方法搞城市管理，在一定时间内集中力量进行突击整治，短期内能取得立杆见影的效果。这期间部门之间协调配合、推诿扯皮少，市领导及相关单位也大力支持，一旦阶段性创建任务完成，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缺乏统揽机构来组织落实长效管理，形成治理—反弹—再治理—再反弹的局面。
2、基层政府管理城市的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城市管理点多面广，尤其在现场、现行方面，管理重心太高，往往出现“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作为城市管理主要责任人之一的区（街办）、社区、城中村（组），没有管理城市的具体责任和压力，因而不能很好地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投入到基层城市管理工作中，致使管理脱节、断链，城市管理网络不健全。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很多违章占道现象背后，都有街办、村组、驻街单位的背景。如我市某街道办事处和村组的干部，有的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了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带头违规“种房”、违章占道经营，甚至带头向政府提城市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有关部门查处时，他们一面以照顾困难名义为违章者说情开脱，私下又支持违章者与职能部门对抗，使城市管理工作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
（四）执法难度大。
1、执法手段单一。根据《行政处罚法》和部分行政法规的规定，违章者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依法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从我国目前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具有上述行政强制措施权的只能由法律设定，而且只有司法机关和工商、税务、海关等少数行政机关可以实施。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了各类行政处罚，但对违章者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后续监管措施，没有赋予城管行政执法部门任何有效手段。
某年5月26日，某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审议《某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建议表决稿）》时，专门就是否取消有关“暂扣物品”的相关条款进行单项表决，最终删除了建议表决稿中“可以暂扣其经营的物品和装盛器具”内容；而对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仅设置了实施罚款和责令清理、改正的行政处罚措施。
现实的执法情况是，违章者对执法人员的管理根本就不理睬，罚款没钱，责令清理、改正我不干。执法人员没有什么办法强制其交罚款或强制其清理，也不能暂时限制其自由带回机关处理。这样一来，除了做工作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加以管理。
2.城管队员构成中零时聘用人员居多，许多缺乏服务意识，城管作为城市管理者，宗旨应该是服务市民。相反，很多城管并
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服务者，而把自己当成管理者。因此在执法过程中带有许多个人主义，容易情绪化。
2、执法效果不佳。目前，城市违反市容环境、秩序的违法行为出现以下特点。第一，普遍性。违法违章现象大量存在，具有点多线长面广的特征。第二，动态性。表现在时间上、空间上和性质上的不确定，没有规律可以掌握，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第三，反复性。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违法行为呈现出多发性、反复性和经常性，被纠正或教育后，又重新开始，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这些情况，使得我们的执法人员穷与应付，疲于奔命。
3、执法人员安全无保障。近年来，城管部门加强了对执法人员的教育，要求执法人员决不能与群众发生冲突，决不允许发生打架等暴力事件，起到了较好效果。但是，不法商贩、“钉子户”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以来，城市就发生情节严重的暴力抗法N起。实际上全省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和鄂州市的情况大同小异，甚至更严重。由于城管执法机关自身缺乏强有力的强制手段，发生暴力抗法时，只能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由于多种原因，一般都是按普通民事纠纷处理，很多都不了了之。在实践中，一些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遭受威胁，有的甚至殃及家庭；有的受伤的队员几乎都没有得到任何赔偿，给其身心带来了极大创伤，造成在日常执法过程产生了畏难情绪，而违法行为者却越来越目无法纪，无视执法人员，从而形成了“加大执法力度”，就造成暴力抗法，一暴力抗法执法人员就松懈，一松懈就乱，一乱就紧”的怪圈。这种情况下，城管执法人员只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出事，执法效果可想而知。
（五）执法环境差。
1、违章行为当事人认识上有误区。他们没有意识到城市管理法规也是行政法规体系的组成内容，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一样，违反了要承担法律责任。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中碰到最多的申辩理由是：“我又不偷不抢，在街边摆东西谋生，犯什么法！”他们在内心深处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导致不主动配合执法，有时纠缠、拒绝、阻碍甚至少数“钉子户”暴力抗法的事件不断发生。
2、市民对城市管理工作不理解。部分市民对城市管理执法工作不理解，不配合。当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实施必要的处罚时，经常有一大帮围观群众，出于“ 同情弱者”的简单心理，乱“打抱不平”，乱起哄，喝倒彩，甚至还指责执法人员欺侮老百姓，彻底否定城管执法人员的执法行动，助长了违法行为人的底气，形成了不利于城管执法的社会氛围。给城管执法部门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3、市民的整体文明素质不高。一些市民的环境卫生习惯较差，社会公德意识薄弱，讲文明、树新风的观念还十分淡薄。一些干部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热情不高，不少人只抱怨不参与，只指责不自责，袖手旁观而不身体力行。
二、对策建议
（一）积极探索城市管理长效机制。
1、政府应该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风貌新理念，不用照搬国外的城市模型，大胆放宽城市非重点区域的管理，给弱势群体以一定的城市生存空间，探索新的城市管理模式。
2、充分认识摊贩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转型经济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他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由于我国当前存在着庞大的收入微薄的弱势群体。广大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等收入低，无法与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商人等一样付高额的租金在大商场、超市经营，摆摊经营成为市场准入低、成本少的谋生手段。同时由于价格便宜，很多低收入阶层也很喜欢在摊贩购买东西，这样可以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小摊贩作为弱势群体以极低的成本维持生存，本身就是值得鼓励的。在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摊贩经济能够吸纳一部分未就业人群，同时为许多人提供价格低廉的服务。这不仅缓解了社会的矛盾，同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因此说摊贩经济在我国目前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作为一个服务型政府不能单纯把他们当做城市的包袱，毕竟他们的很多人是政府政策性的城市化扩建过程中给推到城里生存的，政府是有责任在城里给他们以一定的生存空间的，不能单纯的把他们推给市政部门去堵，做城市发展规划中就应该集中一定的财力和人员考虑，例如考虑多建设几个符合城市发展要求的综合市场。不能因为基础建设投资大，短期内政府领导政绩见效不明显，或者说相对来说把钱投在这些地方对领导们来说性价比不高就只是做一般性被动式的应付。
3、发挥街道、社区基层城市管理的重要作用。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推进城市管理工作重心下移，明确城区各街道办事处为城市管理的主要责任单位之一，促使他们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日常城市管理上来，负责本辖区城市管理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社区（居委会）、城中村村委会在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组建工作专班，切实负责本辖区的日常城市管理工作。各驻街单位也应按照确定的范围和职责，承担相应的城市管理任务。同时，将城市管理的责任履行情况，纳入各区、街办和市直各部门的工作责任目标考核体系，发挥“人民城市人民管”的作用。
（二）建立执法保障机制。借鉴长沙、宜春等城市做法，在公安局内整合成立城市管理警察支队，专门配合支持城管执法。
其主要任务是把维护治安秩序与预防和处理暴力抗法结合进行，他们并不直接参与日常的城管执法，而是根据执法需要，派警察跟随执法，发生暴力抗法时，由警察根据情况或当场处理，或带离现场，或依法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以有效制止暴力抗法事件发生，震慑违法者，既提高执法效率，保障文明执法的效果，同时又能保证经营户平等竞争，守法经营。在审判工作方面，城管执法机关有不少需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能否迅速有效的执行，直接关系行政处罚的权威与效果。同时，随着城管执法工作的加强，所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也呈上升之势，这些都需要法院的支持。可以建立一个协调机构，法院行政庭、执行局为主，统筹安排，简化手续，加强城管执法案件的强制执行力度，并对城管执法机关进行执法指导，减少因执法行为不规范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保障城管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坚持疏堵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需求必然有供给，像修鞋，修自行车、缝补衣服、卖早点等，很难根本杜绝。从事此类经营活动的人员和接受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进城务工农民、下岗工人和收入不高的普通市民。这就要求管理者要从现阶段城市发展水平及人们的经济状况出发，研究疏堵结合的长效管理办法。可采取“三不”和“三分”的原则来处理，即在不影响交通，不影响市容，不影响群众生活秩序和治安的前提下，区分行业，区分区域和地点，区分时间进行规范管理和疏导。
1、区分行业：如将修鞋、擦鞋、修自行车、缝补衣服等群众生活需要的服务项目，开展“送市场、送方便”等活动，纳入社区服务体系，由社区进行管理。对非法食品加工设摊，占道卖盒饭等则坚取缔。
2、区分区域和地点：如在人口众多，农贸市场不能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的地方，由街道利用空置土地设置临时性的农贸市场，引导游动摊贩进场经营。在小区里适当设置一些小型公共广告栏，疏导小广告，减少管理工作量。
3、区分时间：针对早点、夜市等饮食摊群卫生状况差、出摊占道、油烟噪音扰民等问题，我们正在研究疏导管理的办法，按照统一开市、闭市时间等“8个统一”的要求，对城区早点、夜市进行定点规范，既可兼顾困难群众就业需求，方便市民生活，又可缓解执法人员与个体经营者的矛盾。
4.解决摊贩经济和城管之间的矛盾，关键应该从制度层面上解决摊贩经济的外部性。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我们可以采用分区域管理的办法，对于那些摆摊会造成通行不便，严重影响市容的地方，比如广场、车站和主干道两侧等，其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很大，因此应该绝对禁止在该区域摆摊。这种地方的管理应该有政府相关部门综合执法来进行。而对于那些妨碍行人和影响市容较少的地方，其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中等，应该在区或镇政府的管理下，在对摊位的规模、经营时间和经营范围有一定的限制的情况下有条件的进行摆摊。而对于那些像住宅区，社区等其外部性主要影响本辖区的居民的地方，应该把权力界定给社区，由社区和摊贩进行协商，把外部性内部化。
（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一个国家法律化程度不仅取决于依法执法的力度，更主要通过国民的法律素质及守法自觉性来体现出来，两者相辅相成。
1、树立良好的城管执法形象。需要城管执法人员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倡导文明执法，不断加大执法宣传力度，树立城管执法新形象。
2、加大对城管工作的宣传力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从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文明城市建设，有利于城管执法出发，善于把城管执法的重点难点转化为百姓关注的热点和新闻媒体的卖点，客观、真实、准确地报道城管动态，增强城管执法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3、强化市民教育。要在群众中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文明城市的教育活动，在全社会宣传“城市管理，人人有责；管好城市，人人受益”的观念，促使广大群众增强自律意识，自觉遵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爱护城市环境，理解城管。重视城管，实现全民参与、齐抓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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