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案例14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

第一篇：发展经济学案例14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

案例：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

背景资料：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神州大地涌动改革春潮。困扰中国几千年的温饱问题迎刃而解，民族复兴的大业展现出光明的前景。15年后，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经济社会的极大发展。中国人千百年的小康梦得以实现。

□李实 岳希明／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经过数年长期跟踪，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并于最近刚刚完成调查报告，其中就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得出如下结论：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3倍。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相对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两个百分点。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从1995年到2002年，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最大，农村的基尼系数反而有所下降，然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

●高收入人群收入超常增长

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的恶化，而是表现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长。值得欣慰的是，农村的低收入人群组的状况都有某种程度的改善。

就全国而言，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2%，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些结果意味着富人变得更富了。

●落后地区收入差距最为明显

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最高，高达58.3%，而东部地区最低，为37%。也就是说，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关键性的解决之道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当务之急是应该从体制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我们现在对农民工的歧视，对农民工户口的限制，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这是和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经济原则相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最大的政策应该是怎么样能够消除现存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能够使得农民有更多的进城机会，能够有更多的在城里找到工作的机会，而且是一个平等的就业和公平的收入待遇的机会。

当前，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已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从宏观层次上讲，收入差距本身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结果，但是它又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互动的作用。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本身不仅和经济效率相关，过度的平均主义和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影响到经济效率。更重要的是，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例子都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不稳定反过来又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国家的收入差距也许处在一种临界的水平上，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会带来何种社会后果很难预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成为当前政策重点

讨论目的：

了解对于中国收入差距产生、发展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不同观点和判断依据。涉及的知识点：

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中国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案例讨论过程：

1．组织者介绍案例，并对参与者进行分组，确定讨论时间、地点，说明相应规则。

2．每个参与者对案例做前期资料准备。

3．各小组根据思考题进行讨论。4．讨论结果陈述。

第二篇：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调查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调查

舒清清2012012136贸易经济

调查时间：2014年5月9号

调查地点：重庆工商大学

调查对象：城市与农村居民收入分配

调查方式：材料分析法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及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在全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既有市场竞争形成的合理成分，也有制度性缺陷形成的不公平因素。政策的不完善、不配套，以及某些特殊政策都对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而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则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就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呈扩大趋势。追根溯源，导致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还有很多制度性成因。

初次分配的制度性缺陷是导致城乡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从初次分配的制度安排看，重工业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历史原因，而财产性收入占比的加大和财产分布不均衡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从再分配的制度安排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公平没有起到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且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阻碍了城乡公平劳动收入的实现。除此之外，我国产业偏向政策也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整体上还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中国的国情和面临的国际环境使得政府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为发展重工业，只有依靠农业支持工业的增长。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政府对农副产品强制实行低价收购，这就可以为工业部门提供低价的生产资料，又可保证工人及其家庭享有低价的食品供给，以实行低工资政策。资金不断地从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使我国的传统农业失去了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机会。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工农业的发展严重失衡。而农产品生产的长期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不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制度因素户籍制和人为因素城市用工壁垒都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大

量的农业劳动力不得不滞留在农村内部从事高度分散的、低效率的劳动。小规模土地的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先进生产设备的运用和传统农业的转变，这就致使农民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支出很少，农业整体效益持续低下导致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

二、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

1.取消户籍制限制促进城乡产业融合（1）城市化和非农化同时并举。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在城镇谋业定居，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赋予农民参与市场平等竞争的机会，让自主迁徙、自主择业、公平竞争成为农民的基本权利，以促进农民的收入增加。城市化进程实际上取决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改革户籍制度后，农村的非农化进程；二是城乡经济良性循环过程中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因此，提高农民收入的最终解决办法是非农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就业，让过剩的生产能力找到用武之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治本之策。（2）加快城乡产业融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求我们必须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就是要彻底打破当前城乡产业分割的格局，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在城市化的产业布局中实现城乡经济统筹，以城市繁荣带动农村发展，构建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有效机制，实现协调发展。既要使城乡经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又要使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全面转换，不仅要调整政策导向，而且要调整发展战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运行机制。

2.建立以反贫困为基准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又一个重要手段。农民是庞大的弱势群体，缺乏有效的社会安全网，其基本权益要靠社会保障来维护，这一点我国做得还远远不够。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版块，保障重心放在城市，一般不包括农村。目前我国反贫困的任务还很艰巨。农村贫困人口得不到解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不现实的。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农村总人口的7%以上，这意味着我国农村已进入老龄化阶段，政府要正视当前社会保障面临的难题，由中央财政担负农村教育和医疗，通过建立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不断缩小。在农村推行社会保障制度要坚持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

平，要坚持国家出资与多元投入相结合。在农村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时保障项目不可能太多，目前农村保障的重点应该是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两项。

3.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实现规模化经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发展农业规模经济，首要前提就是要赋予农民长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关键是加大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力度。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标准，人均耕地1亩只能维持基本温饱，10亩可以达到温饱有余，100亩可以达到小康以上的生活水平，1000亩以上才可以主要依靠农业达到富裕水平。农业实现规模经营是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的重要途径。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主要是农户家庭，这种分散的、小地块经营，是典型的现代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产业化经营要求严重背离，应通过培育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来促进解决。

4.不断完善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我国现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长期以来客观存在的“决策城市化倾向”应该终结。“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不仅是改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弱势地位，使农业发展有一个较好的条件，以抑制工业化进程中对农业资源过多地转移，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在发展中遵循原则的转换，即由追求经济效率转向追求社会公平为主，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政府制定支农政策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协调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促进农民增收，在工业化进程中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政府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对农业的价格保护和补贴政策，另一方面，更要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大幅度增加科技和农业基本建设投入。通过建立建立和完善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增加用于“三农”的支出要符合公共财政和WTO的要求。对农业主要是用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农业科技以及流通、信息服务等方面，帮助农民减少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减少农业生产成本，通过“以工代赈”直接转化农民收入。对农村主要是增加小城镇建设、九年义务制教育、农村卫生和农村生态保护等支出。对农民主要是增加扶贫、技术培训等支出。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把农业补贴由价格支持转向直接补贴。通过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建立粮食直补制度，压缩粮食流通环节的补贴数额，将粮食保护价与市场价差额直接补贴给农民，使种粮农民增加收入。

加大农业和农村发展投入。提高财政支农的比重。按一定比例直接向第二、三产业提取农业发展基金，向社会征收农产品消费税等，用于加快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且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

第三篇：城乡收入差距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均大幅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本文综述了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及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收入开始增长,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1983年缩小到1.82∶1。此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94的2.56∶1,扩大到2003年的3.24∶1,至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超过3.36∶1,绝对差距超过万元。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1.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历史上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异,但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同步,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得工业发展迅速并快速积累,农业发展缓慢且不稳定,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非均衡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的封闭,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并且农民进城务工也会面临很多障碍,这种种因素都把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于农村和农业,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减少,这在客观上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促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2.体制改革

(1)1978年,我国由农村开始进行体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进行改革。体制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在改革过程中,农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内部的个人收入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城乡改革不平衡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因此,改革本身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2)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负面后果是产生各种垄断行为以及通过垄断行为获得暴利的寻租活动。在我国,邮电、金融、保险等行业享受国家投资和占有公有资源等便利条件,实行垄断经营,形成垄断收入,垄断行业的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职工的工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比非垄断性行业要高。而且双轨制的(二)制度缺陷

1.分配制度

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机制下,按照投入生产的要素的贡献来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拥有要素的数量、质量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收入。这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乡空间地域在市场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城镇居民从中受益较多而农村居民从中受益不大,结果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税收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首先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更低,而对高收入阶层影响很小,这导致税收调节的低效应,城乡居民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此外,我国税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税水平不高,对地下税、黑色税收打击乏力,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严重不到位等都使税收在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后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

3.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仍未能建立一套象城市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养老保险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还都是通过家庭自保来实现保障的。此外,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难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系统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

4.监督制度

我国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对滞后,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各种违法行为、非法获取暴利的活动以及寻租行为的出现,形成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关系, 这也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施,为某些寻租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 jijuefangfa 除了从宏观上调节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之外，除了从政策上努力减轻农民的负担之外，对农村影响最为巨大的变革莫过于税费体制改革。在许多农业大省，税费改革的步子迈得很大，乡镇合并的力度前所未有，很多吃财政饭的闲散人员不得不自谋出路，“当干部”已经不再是令人羡慕的营生，农民的不合理支出有了明显的减轻，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以上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在实质上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缩小我国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由于我国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廉价土地征用等手段，农村无偿支持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中，就要相应采取“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机制。工业应该为农业的发展多做奉献，城市亦应该帮助农村快速发展起来。

（二）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及户籍制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从根本改变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城乡产业体系。改造传统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民素质，以集约化、规模化为目标，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

取消户籍制度，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现在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发展的壁垒，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全面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加快建立灵活创新的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按常住人口和暂住户口进行户籍登记，对在城市有固定收入、固定职业、工作并居住在城市若干年的居民，应允许其转为正式户口，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三）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由于我国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广大农村劳动者未被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之内，这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劳动制度改革，也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为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应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面，逐步建立农民与市民、各种所有制职工平等一致、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缩小行业收入差别，关键在于抑制部分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其主要途径有：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积极引入市场竞争；依据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和福利总额制定适当上限；对垄断利润征收更高比例的税收。

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当务之急是推进户籍制度及相关改革。一是积极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与不合理限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二是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着力改善城市中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三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贯彻落实中央各种反哺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措施。

消除或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关键在于继续推进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这包括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等。（南开大学陈宗胜 武鹏）

其一，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影响社会稳定。社会成员身心和谐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收入差距过大影响低收入群体身心和谐，使之心理失衡。这突出表现为低收入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这种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来自对自身利益损失的判断和评价，是社会比较的结果。在社会比较中，某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作为参照物的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本应得到的而未能得到，“相对剥夺感”便油然而生。在现实中，收入差距过大是产生“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相对剥夺感”的强度与收入差距呈正相关。收入差距越大，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越发强烈。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使低收入群体的某些人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乃至超过极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就有可能导致各种极端行为发生，影响着社会稳定。

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引发贫富阶层的利益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在复杂的社会中，财富的分配显然是利益冲突的最重要根源。”在我国现实中的利益冲突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产生的。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收入差距状况决定着社会的分层，进而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状况造成的社会结构是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收入差距的扩大逐年累积起来就形成了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由于财产性收入的增幅较大，财产差距的扩大又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这种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的上端，是拥有大量财富的社会强势群体，其包括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另一端则是人口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包括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待业、失业人员。处于这两极的社会群体都缺乏安全感。弱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的基本生存威胁；强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快速膨胀的财产。这两个群体之间巨大的利益反差必然形成利益冲突。由于非法高收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某些低收入者对非法高收入者的不满渐渐掩盖了对合法高收入者的认同，往往把高收入者的致富不加分析地与通过不正当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致富相提并论，于是滋生了对高收入者的仇视心理，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针对富人的恶性犯罪案件。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利益冲突的不断加剧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39 其三，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影响社会稳定。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这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使全国人民普遍受益，但受益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收入差距过大就是这种差异的具体体现。收入差距过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年为2.5倍，2004年为3.2倍。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各省份平均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为1.3倍，2004年为1.5倍；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为1.2倍，2004年为1.9倍。(陈晴晔：《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5期)农村中的低收入人口、贫困地区的人口出自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形成了不断向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向大城市流动的态势。据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北京市外来人口总量高达386.6万人，其中有200—300万人集中在中心地带。(黄建钢等：《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红旗出版社，2005年）这些流动人口的吃饭、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等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压力，从而给社会秩序带来隐患。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非理性化程度急剧上升，人口流动的盲目性、随意性不断增加。很多流动人口没有明确的目标，而是持有“走着瞧”、“试着看”的态度。这样，流动人口便从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演变为与流入地的不适应。他们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指流出地无法满足其生活需要。他们与流入地的不适应，指其素质和能力都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这些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70％。他们普遍缺乏劳动技能，而又法纪观念淡薄。当通过正当途径难以谋生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便铤而走险，走上危害社会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从而成为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人口流动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两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稳定。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49 其四，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影响社会稳定。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力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教育不平等意味着一部分社会成员失去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这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的。接受教育的程度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投入越多，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多，接受教育的条件越优越；收入水平越低，教育投入越少，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少，接受教育的条件越差。据统计，学习费用占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城镇家庭来说，这一比重在56%左右；而对农村家庭来说，这一比重高达164.6%。这一平均水平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实际支出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其子女不仅在国内可以接受较好的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有的还可到发达国家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这一平均水平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则不堪重负。据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693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148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694—958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3550万人。这部分人口的收入大都用于基本生活消费，用于教育的投入很少。这导致了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据有关资料反映，学龄儿童入学率，城市为99%，农村为80%左右，边远山区只有50%；小学毕业升学率城镇已基本普及，农村却平均只有59%左右；初中毕业升学率城镇为69%，农村只有10%。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为8.46%，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为47.62%。收入差距过大在造成部分劳动者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同时，减少、延缓乃至取消了这部分劳动者对文化教育、技能学习等方面的需求，使一部分低收入者失去了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能力。这既限制了他们经济行为的自由，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机会，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如果这部分人的境况得不到关照和改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失落感、危机感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发泄出来。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而导致的各种形式的发泄，都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56 其五，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民族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普遍比较落后，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差距。这已经成为引发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有50个少数民族聚居在西部地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5%。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环境脆弱的石山区、高原区、偏远荒漠区或冰川区，发展经济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3/4的地区都是干旱少雨、风沙侵蚀严重的山地、丘陵、台地及沙漠。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2003年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42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7%，比上海低8338元，只有上海的44%；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7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比上海低4611元，只有上海的31%。青海东部的大通、民和、化隆、循化、互助五个民族自治县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56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0%，比上海低8952元，只有上海的4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6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比上海低5401元，只有上海的19%。过大的收入差距压抑了少数民族社会主义积极性，削弱了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引发了民族矛盾。我国的陆地边境线85%在西部。一些少数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多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这些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搞渗透和分裂活动。如果与发达地区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不能尽快改善，那里的少数民族在长期落后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离心力。这直接影响着边疆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弱化收入差距过大与社会稳定的负相关，关键是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要抑制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其一，“提低”，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其二，“调高”，即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其三，“打非”，即打击牟取非正当收入的行为，其包括取缔非法收入、消除灰色收入。其四，“保困”，即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第四篇：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原因调查

话题缘起 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是今年“两会”上最热门话题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提高，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甚至悬殊，成为困扰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一大社会难题，并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如果说贫富差距扩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道绕不过的坎的话，那么有效遏制不合理贫富差距，合理兼顾效率与公平，更好地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则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

人们在探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时，提出了种种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差距主要是市场发挥作用的一个正常结果，”因此“市场取向的改革”是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持这种看法的人，不管是否意识到，他们的观点必然会得出这样的逻辑结论，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办法是限制市场机制，最好取消市场经济。显然，这样的结论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知道，库兹涅茨提出了收入分配的倒U假设，意思是说，在经济发展初期，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态势，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收入分配差距会逐渐缩小。我不想讨论库兹涅茨的倒U假设对中国是否适用，而是想沿用库兹涅茨的研究方法，探讨一下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地区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的现象，最突出地表现在不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全国来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扩大。在一个省内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明显扩大的趋势。

造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速度。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不是采取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改革开放以来，不论东部沿海地区或中西部地区，都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例如1991年至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率，广东省高达21％，贵州省为14％，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比较，贵州14％的年增长率也是相当高的，但是与广东等沿海地区相比，差距迅速拉大。这样就得出一个判断，中国地区差异的扩大，是在各地区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发生的，是前进中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是前进过程中的问题而掉以轻心。中央多年来已采取了有力措施，推动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在于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三大差别之一，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有所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反映。农民从事的产业是传统农业，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刘易斯认为只能“维持生计”。农民收入低是传统农业的产物。城镇居民从事的产业，刘易斯称之为“现代产业”，就是现代制造业、信息业和服务业。现代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职工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正确的政策思路有两条：一是把传统产业改造成为现代产业，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将传统产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现代产业中去，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现在的问题是，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产业的速度

不理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中央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已经对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贫富差距的成因符合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设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三个表现是，在城镇居民中先富裕起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农民中先富裕起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这是最为人们关注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

先富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原因有多种，第一，占有资产等要素多少不同，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资产等要素带来的非劳动收入可能还会有所增加，这就使可以取得非劳动收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收入差距出现继续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多少不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表现为工资收入的差别是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的一个经济社会现象。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人力资本投资差距造成的收入差别越来越明显。这种差别表现在能不能找到工作以及工资收入多少。第三，体制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目前的就业体制、社保体制等不尽合理，有可能造成某些群体的收入高一些，某些群体的收入低一些。

由此得出结论，收入差别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问题，而不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这符合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设，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会迅速扩大，尔后暂时稳定，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

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既有市场竞争的因素，也有行政垄断的因素；既有历史积累的因素，也有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定因素；既有正常的因素，也有不正常的因素。主要因素是：由过渡体制弊端和法治漏洞造成的公有资产流失和不公平竞争；历史上形成并继续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由市场扭曲造成的企业和个人在经济上的分化；由某些倾斜政策和行政性垄断造成的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由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差别；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功能缺乏和社会保障制度缺陷而未能抑制差别迅速扩大等。

最突出问题不是收入的不公平，而是机会的不平等

平等的不一定是公平的，而公平的可以是平等的，也可以是不平等的。如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平均主义的分配就是不公平的。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收入的不公平，而是机会的不平等，或者是由不平等导致的不公平。

机会平等被看作是实现社会收入公平的根本途径，这种源于现代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把社会成员的经济平等规定为机会平等和结果的公平。机会平等的意思是，所有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其就业、投资、职务升迁、赚钱盈利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作为竞争主体他们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结果的公平指个人的努力与所得的对称。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勤奋努力，抓住机会，就可以从低收入者进入高收入者行列，所以机会平等可以促进结果的收入公平。机会平等意味着对身份特权的否定、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对未来均等机会的开放。

机会平等关键要有有效的市场机制和合理的政策机制

在机会平等中改善公平，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有效的市场机制，二是合理的政策机制。

现在的收入分配不公首先是市场平台的不公，远没有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如目前的要素市场没有市场化，距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这四个要求差距很大。劳动力市场依然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土地市场受到产权模糊的约束、资金市场受到若干歧视政策的影响。

即使是市场机制运行良好，它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格局也不能说是正确、合理、公平或合乎道德的。市场竞争机制本身有加剧贫富差距的特性。因此，政府有责任通过政策机制对过大的收入差距进行补救，如对弱者的援助、对垄断的遏制、对收入的调节等，从而改善公平。

机会平等核心是保证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起点公平

推进机会平等，要在制度上保障人民平等竞争的权利，核心是保证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方面的起点公平。

每个人的能力不等、贡献不同。之所以贡献不同，基本问题是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同。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其收入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导致了收入的巨大差距。柬埔寨、尼泊尔、越南这些人均GDP是中国1／3的国家，都在教育上完全免费了，中国现在完全有能力让农村的义务教育免费，同时对农民工和城市失业人员进行培训和职业教育。

中国目前有近8亿农民，占总人口的60％以上，但农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却不到15％。据估计，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达3亿—4亿。如果一大堆人挤在一小块土地上的情况不改变，那中国的农民怎么也不会富起来。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并使他们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

社会保障体系十分不足。覆盖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只有20％，医疗与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不到20％。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有利于起点公平，也是市场竞争的社会安全阀。

强化税收调节功能

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之一。强化税收的调节作用，对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

消费税是我国流转税中以调节消费结构，引导消费方向为主要特征的税种。现行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比较窄，只对11类产品征收。为了更好地发挥消费税对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如在适当提高名牌轿车消费税负担的同时，把高尔夫球等高档休闲娱乐项目列入征税范围，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

个人所得税应重点调节高收入者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是1994年税制改革时制定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已暴露出不少问题。如征税的目标不够明确；实行分类征收制，不能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费用扣除制度不够完善，费用扣除额过低；税率档次过多，规定复杂；没有把个人的各种收入项目纳入征税的范围等等。笔者认为，应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要明确我国个人所得税在现阶段应以调节收入特别是高收入为主、组织财政收入为辅；其次，应改分类征收制为分类综合征收制，改按月、按次征收为按年、按次征收；再次，规范税率，贯彻合理负担原则。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简税制、低税率精神，笔者建议，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设计应以保护低收入者、适当照顾中等收入者、重点调节高收入者为原则，对综合所得征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对分项征收的所得则继续实行比例税率。对按年计征的综合所得实行5％～40％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年应税综合所得额在2.5万元以下的，税率为5％；超过2.5万元至8万元的部分，税率为12％；超过8万元至25万元的部分，税率为20％；超过25万元至75万元的部分，税率为30％；超过75万元的部分税率为40％。最后，规范减免税，调整费用扣除标准。除抚恤金、救济金、离退休工资、见义勇为奖励金等少数列举的收入给予免税外，其余各种收入如各类奖金、补贴等都应列入征税收入的范围。费用扣除标准应考虑抚养子女、赡养老人，以及教育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保险费用支出、物价变动等所带来的影响，允许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纳税。不同家庭人口结构不同，费用开支不同，费用扣除额应当有别。如一时难以按各个家庭的实际情况确定费用扣除额，也可继续实行法定费用扣除制度，但不搞“一刀切”。对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也不应“一刀切”，建议由中央统一规定个人所得税的幅度费用扣除标准，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此外，应强化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改变目前个人所得税主要依靠代扣代缴，主要来源于工薪阶层的状况。

改革财产税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予税

财产税是所得税的补充税，是在所得税对收入调节的基础上，对纳税人占有的财产作进一步的调节。财产的多少反映着纳税人的贫富，因此，财产税调节的重点是富人。强化财产税的调节作用，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当前，我国的财产税税种单一，制度不规范，内外不统一，税负不合理，应加以改革和完善。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开征物业税的设想，应把现行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契税以及政府对开发商凭借政治权力征收的费如绿化费、防洪费、人防设施费等合并为物业税。在税率上，全国宜采用幅度比例税率，定为0.5％～2％比较合适，适用税率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另外，应建立健全纳税人财产的认定和申报制度，创造条件，开征遗产和赠予税，充分发挥财产税的调节作用。

健全特定行为税制度

为了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要进一步完善车辆购置税和车船使用税制度，在合并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征收标准，强化征收管理，发挥特定行为税的调节功能。

创造条件开征社会保障税

在发挥税收调节高收入的同时，也应发挥税收对低收入者的扶持作用。近年来，我国城乡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建立健全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统筹制度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改社会保险费为社会保障税，通过税收形式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收入来源，切实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改革分配制度 理顺分配关系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左右的时候，将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是社会问题多发期。目前我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我们必须吸取国际上的经验和教训，正确应对当前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尤其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问题，要逐步形成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努力实现个人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

目前在世界上普遍被认同的分配公平的判断标准是公民收入差距适中。差距过小，趋于平均化，显然不能形成激励机制，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反之，差距过大，贫富悬殊，将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甚至出现社会的激烈动荡，从而也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已经从改革开放前过于平均转变为差距过大，并且存在许多分配不公的现象。这些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力价格双轨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同岗位以及素质相近的劳动者，在同一区域无论在什么企业工作，其收入水平理应差不多。但现实并非如此。这种现象实质就是劳动力价格的双轨制，即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两种劳动力价格。物价双轨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劳动力价格的双轨制对于不同轨的劳动者来说，也明显是不公平的。

二是国有垄断行业收入明显偏高。行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是一种正常现象，但问题是国有垄断性行业始终维持着大大高于竞争性行业的收入水平，这就有失公平了。这既可能是制度安排不合理，也可能是制度执行上存在问题。

三是农民工收入偏低。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与工农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近十年来，无论是人均GDP还是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唯独农民工工资升幅不明显。这种状况已导致目前使用农民工较多的企业明显感到了招工难。

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在刚刚闭幕的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当然不是走平均主义的老路。对于高收入人群，应区别对待。要鼓励勤劳致富，保护投资者以及高级人才的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严厉惩罚贪污、受贿、生产经营假冒伪劣产品牟取暴利的犯罪行为。

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的收入分配，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大中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要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同类规模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大。对垄断性行业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应适当控制和调整工资与效益挂钩的比例。

对非公有制职工的收入，要确保各地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得到执行，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并继续完善各地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各类职业(工种)的工

资价格。

对公务员的收入分配，就我省来说，主要是规范津贴标准，各地区同级别公务员收入差距不能过大。工资(津贴)调整要参照本地区人均GDP和财政收入增长以及当地企事业单位的收入水平。

要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农民收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产业化的步伐，逐步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

宣恩李家河种植班

陈洪毅

第五篇：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全球最大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全球最大

《经济日报》记者林海／联合新闻网提供(2011.09.21 12:08)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报告指出，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比高达

3.23：1，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在2005年时，国际劳工组织（ILO）就曾经公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的国家，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包含中国在内的三个国家超过2，而英、美等西方已开发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都在1.5左右。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助理宋迎昌表示，大陆城乡差距大，跟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有关，“一个地区的发展，要经历城乡收入差距由低水平的均衡到收入扩大、再到收入缩小这样一个过程，呈现倒U字形，这是一个规律，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宋迎昌说，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也经历倒U字形发展的过程，而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大陆城乡差距缩小与政府近年来推出的一些惠民政策有关，包括对农民的各种补贴、税收减免、扶持就业、照顾农民工生活等。”宋迎昌分析指出，这使得中国很多省区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镇居民，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比例有很大的作用。

但宋迎昌也坦承，目前中国中西部的城乡收入差距还是很大，比例超过4比1，而北京、上海、广东的数值则要低的多，“这种差距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城乡体制分割现象严重，以及发展机会不平等等因素所造成。”

根据统计，去年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比城镇快，是从1998年以来的第一次，但是差距仍然相当大，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预计2011年，这个比例将达到3.26比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