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分析

第一篇：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分析

关键词：康师傅馊水油；食品安全；风险传播；网络传播

摘要：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表征。网络时代风险传播突破了由政府通过传统大众媒介向公众传播的单项传播形式，变为了公众都可进行的双向传播，因而加剧了食品安全问题的传播风险。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的网络传播特点分析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存在着传播源广泛、意见领袖作用强、政府反应速度偏慢，且舆情回落周期长短受舆情传播中其他声音影响等特征，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政府要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提高反应速度，建立与公众的有效沟通机制，加强权威发声权重，允许出现多方声音，以“引”代“堵”，增强信息的对称性，从而增加公众对政府和大众媒体的信任度，使公众能理性的对待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问题。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4-0027-05

自2008年“三鹿三聚氰胺”事件以来，诸如“毒豆芽”“熏肉致癌”“僵尸肉”等食品安全事件被频频曝出，而且这些食品安全事件每次曝出后都在网上引起不小的**，使得大众和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出现的频率高，每次出现都产生一波波舆论潮，那么在风险社会中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有怎样的表征呢？

一、理论阐释

1.风险社会与风险传播

风险社会是伴随着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进程出现的，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中提出，它表现为现有社会存在的危机或潜在的危机水平〔1〕。风险社会形成的因素有很多，如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科技风险等突发性社会事件〔2〕。

风险传播是为公众提供用以减少焦虑和恐慌的信息，并为公众提供合理应对危机建议的过程〔3〕。传播媒介是风险传播中很重要的角色，其作用在风险社会中表现为对现有社会中风险失控行为的批评与反思〔4〕。风险社会中的危机事件在网络传播中带有一些网络暴力的色彩，给在网络传播环境下的风险社会增加了更多不确定的影响因素，如网络谣言等，而且风险的不确定性会拓宽风险的强度和广度〔5〕。在网络环境中，风险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传播媒介，公众对事件的认知往往来源于传播媒介的话语导向，传播媒介的批评行为则可能会被放大，所以公众在风险社会中表现出的意识恐慌和社会对抗的程度与传播媒介的传播力息息相关①。

2.风险沟通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对风险沟通的定义，风险沟通指的是“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多侧面的风险性质及其相关信息，它不仅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也包括表达对风险事件的关注、意见以及相应的反应，或者发布国家或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法规和措施等”。后来学者在此定义基础上指出风险沟通包含五个要素，即沟通目的、沟通内容、目标人群、信息来源和传播方式。

风险沟通在风险传播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风险社会中的科学民主的决策离不开有效的媒体沟通，有效的风险沟通就是要在风险传播中通过媒体连接起政府和公众，让政府和公众站在同等的地位，扩大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即加强民主程度和增大信息透明程度，从而将风险社会的风险程度降到最小值〔6〕。网络传播中的风险沟通是一种双向传播机制，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由政府通过大众媒体向公众传播的单项传播。在网络风险传播中，政府要控制局面，而公众认同的是自我感知〔7〕，那么政府和公众之间怎样才能达到一种有效的沟通呢？这时风险沟通就显示出其重要性了。

二、“康师傅馊水油”事件在网络传播中的表征

1.事件概述及舆情走向

“康师傅馊水油”事件最先被曝光于微博上。8月2日12点14分，新浪微博认证用户@柯笑阳发布一段游客拍摄的视频，视频中一位台湾女导游在车上跟游客讲：康师傅在台湾发生过馊水油事件，所以康师傅及其所属顶新集团遭到全台湾的抵制，可是在大陆地区贩售的馊水油数量竟达台湾地区数量的56倍。此视频一出，舆论哗然，短时间内被微博疯转，“康师傅”一词登上微博热搜榜。

截至8月5日，以“康师傅”为关键词在百度中的整体搜索指数（一周内）达到58096次，环比上升了约1000%。新闻头条搜索指数在8月3日达到197418次，与康师傅相关的一周内上升最快的检索词为“康师傅地沟油”，同上周相比，搜索指数环比上升了882%。舆情在8月2日出现以后话题迅速集聚，到8月3日形成舆情传播的峰值期，8月3日后舆情迅速回落。

而在舆情发酵到舆情进入高潮的时间内，媒体报道的导向也不断发生改变，统计情况见表1。

2.舆情事件在网络传播中的文本分析

笔者搜集了新浪以“康师傅”为关键词从8月2日舆情首曝开始到8月7日舆情基本回落的微博，对评论量和转发量大的微博进行了整理和聚类，发现这些转发和评论量大的微博主题基本分为四类：一是曝光康师傅使用馊水油，如诸葛文君的微博先于大众媒体曝光康师傅使用馊水油的事件；二是媒体有关康师傅对此的回应态度的报道，如《齐鲁晚报》微博所提及的康师傅报警新闻，微博与传统媒体同步出现此消息；三是话题传播者对大陆媒体的质疑，如北京杨博的微博在比较大陆媒体和台湾媒体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的报道后，对大陆媒体的报道态度提出了质疑；四是对康师傅馊水油的辟谣贴，如中国新闻网所报道的监察机构的证词。在这几类主题中，微博对新闻事件的报道普遍要早于传统媒体，这是因为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作为传播者，微博中的传播源远大于传统媒体。在新闻事件的报道中，传统媒体和微博出现同步播报的情况通常是传统媒体的官微对传统媒体所播报的信息进行了转发，而微博中所传播的信息滞后于传统媒体报道的情况通常是一些大v意见领袖针对传统媒体报道中的内容而在自己的微博中提出质疑等看法。

在曝光康师傅馊水油的典型微博（新浪微博）中，诸葛文君题为《崔永元：大陆民众应该知道！》的微博说道：“台湾导游向大陆游客爆出惊天内幕。对于如此恶劣的事件，国内食品安全质检部门应该早有所闻，为什么不调查真相？大陆媒体为什么装聋作哑？抵制无良企业！大家转起！”从8月3日此微博发出后，转发量达到15162条，评论数为2905条。网民对该微博的转发从开始到回落持续了四个小时。通过知微传播软件对此条微博的分析发现，在所有转发的用户中，97%是普通用户，只有3%是vip用户，男女用户比例基本平衡。在传播路径中，通过知微软件对此微博传播层级的分析发现，大部分转发出现在前六个转发层级中，其中第一层级转发量最多，达到6952条，第三层级转发数量也较多，为2520条②，第二层级转发量略低于第三层级，四、五、六层级的转发量小于前三个层级。通过rost软件对以“康师傅馊水油”为关键词的新浪微博的评论进行词频分析发现，在评论中出现高频的词有“康师傅”、“抵制”、“食品”、“安全”等，高频表情为“愤怒”、“拜拜”。通过大v用户的转发评论可以看出，在舆情出现初期，大v用户态度比较理性，并没有以一面之词断定康师傅使用馊水油，本次微博传播路径长，但是由于大v的谨慎态度使得二次传播范围大大缩小，且舆情回落周期缩短。本次传播中用户整体态度偏向消极。

在关于康师傅回应态度的微博中，齐鲁晚报于8月3日14：45发表了题为《康师傅已就“台湾导游呼吁抵制康师傅”一事报警》的微博，其内容为“近日微博热传一视频，内容是台湾导游告诉大陆游客有关康师傅在台湾的馊水油事件，台湾人民正在进行‘灭顶行动’，呼吁大陆游客一同抵制。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今日发表紧急声明，称该名导游恶意中伤，已报案。”关于“康师傅馊水油”视频的舆情经过波动上升于8月3日下午16时左右达到传播峰值而后回落，8月3日21点微博中对康师傅回应态度的微博关注度已降到很低，整个传播过程经历了7个小时。在这一时间段内，齐鲁晚报关于康师傅回应态度的微博转发量为302条，评论量为87条。在转发的用户中，79.1%为普通用户，20.9%为加v用户。笔者通过知微传播软件对此条微博的分析发现，在传播路径中，大部分转发出现在前五个层级中，其中第三层级转发量最多，达到102个，其次为第二层级，数量为88个。在评论中出现的高频词有“康师傅”“不食”“抓起来”“导游”“馊水油”“回应”“真实性”等。这一阶段加v用户参与转发增多，说明大v用户对媒体信息的信任度较高。此条微博的传播规律告诉我们，如果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对原有消息进行转发，舆情传播可能达到一个新的高潮，然后才走向回落。此次传播中舆情仍以负面为主，负面情感值为-74。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用户地域以山东地区最多。

在质疑大陆媒体为何没有像台湾媒体一样曝光的微博中，以大v用户“北京杨博”的微博影响力最大。8月3日杨博题为《顶新事件大陆为何集体缄默？》的微博中提到“台湾媒体铺天盖地，连台湾导游都向大陆游客劝说抵制顶新恶劣食品。国内食品安全质检部门、大陆媒体一直保持集体缄默，顶新食品大江南北依然大行其道。是台湾在污蔑顶新，还是大陆人根本不在意食品安全？”博文配图分别为《自由时报》、《联合晚报》、《联合报》等多家台媒转发，转发量达到14695条，评论量达到5982条。而后杨博自己又转发并评论了自己的这条微博，这条评论为“不是坏人太猖獗，而是好人太软弱”的微博转发也达到93条之多。在这些微博的评论中，以“北京”“民众”“软弱”“失声”等评论高频词居多，在这些评论中虽然有挺康师傅和政府派的，也有消极悲观派和愤青派，但不同于舆情开始出现时的一边倒，此时舆情进入了公众声音百花齐放阶段，微博的情感为负面偏向中性。在为康师傅馊水油事件辟谣的微博中，中国新闻网8月6日发布的《监管部门回应康师傅“馊水油”称：“未发现”》微博影响力比较大，其内容为：“近日，康师傅深陷‘馊水油’漩涡，众说纷纭，康师傅主要生产基地所在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表示，在对康师傅的每次检查中未发现来自台湾地区的不合格原料油脂，检验产品均合格。”该微博消息浏览量为12290803次，转发量为84条，评论量为140条，舆情从发起到舆情消匿经历了7个小时，微博传播路径主要经过两层，第一层级转发量为51条，第二层级转发量为21条。在这一传播过程中，男女用户比例、普通用户和大v用户比例基本平衡，没有明显的分众特色。舆情情感值为-40，属于中性偏负。在评论中出现的高频词有“围观”“方便面”“检测”“监管部门”等。这一阶段公众对康师傅事件关注点已经明显回落，没有舆情出现初期的恐慌心理了，这一时期选择接受消息或者调侃态度的公众居多。

3.食品安全问题网络传播的一般性表征

通过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的网络传播路径分析可以看出，食品安全问题在网络传播中有以下表征：传播源不仅仅局限于权威的政府和媒体，传播源可以是来自于公众中的任何一份子；传播源的传播广度和受众对传播源的偏信度成正比，较为受众相信的传播源在网络中多来自微博大v，包括权威媒体、知名企业家以及有影响力的草根人士等；公众对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中的信任度并不十分强烈，且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出现后的回应速度有所滞后；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路径终会走向回落，但是从舆情爆发到舆情回落的周期长短取决于政府处理舆情的态度和有效性以及传播中是否有其他不安定因素（如多层级传播等）的出现等；从舆情爆发到舆情回落的过程是公众心理从怀疑到感性化表现再到抉择判断最后是理性认知的过程。

三、风险社会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应对策略

通过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的舆情分析，可以看出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很大。涉及食品安全的问题不论消息真假、危害大小，都极易引起全民恐慌，网民对食品安全阴谋论的热衷与偏爱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对于这种涉及食品安全的网络谣言出现全民性的食品安全论调原因有二：一是源于信息不对称。因为信息的不对称〔8〕，所以在看到熟知的人所传播一些涉密消息时，公众会觉得这种点对点的传播能让自己获得他人或未知的信息，这种传播会带给公众信息获取的满足感；二是公众对于自己熟知的人的信任度大于对大众传播的信任度。在对此次事件的公众群体地域分布分析中发现，食品安全关心人群以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地区居多，这可能跟经济发达地区发达的信息网络有关，也与经济发达地区人们更注重健康问题密切相关。

针对食品安全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权威发声权重，同时应当允许出现多方声音。在这种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中，权威的发声可以及时杜绝社会上的各种猜忌和谣言，对于缩短舆情传播周期有很强的作用。在权威发声的情况下，也要允许甚至鼓励出现多种声音，避免舆情从一开始就出现“一边倒”的倾向，否则容易使舆论局面混乱，管理失控。其次，政府应当扩大信息公开面，拓宽食品安全宣传渠道。其实康师傅事件早在2014年于台湾地区就曝光过，但在大陆微博出现康师傅馊水油事件时，依然有很多人不知晓，这次的事件很大程度就是旧题新炒，说明政府对食品安全方面的舆情重视程度不够，政府没有利用好大众媒体宣传并及时预警大陆食品危机。

针对食品安全中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缺失来说，政府应该提高反应速度，同时以“引”代“堵”。从“康师傅馊水油”事件的微博传播特点可以看出，这类食品安全舆情传播速度快，回落速度也快，即传播周期短，虽然信息传播影响大，但是传播价值具有时效性。所以这就要求舆情监管部门尽可能在第一时间监测到舆情，迅速作出反应，将负面社会影响降低到最小值。同时扩大公众在公共领域的参与权，增强公众对自身所处食品环境的安全感。

另外，在食品安全问题中，要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更应该建立长效沟通机制〔9〕。一是政府需要建立完整的食品安全公开系统，及时对食品安全问题信息公开，培养公众对官方媒体公布数据的信任和依赖感，这可在很大程度上杜绝网络谣言的出现；二是要进行全社会性的食品安全知识普及，增强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认知，只有深刻的认知了，就不会轻易对“xx不能吃”等文章产生恐慌心理；三是要规范食品安全法，明晰食品安全问题所涉及利益群体的权责，根本上保障公共社会的安全。对于传播谣言的传播者，要使其承担向公众解释的责任并对其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进行惩处。此外，要明晰食品安全事件中每一环节的责任人，如在生产环节责任人是企业，监管环节责任人是政府，网络传播环节责任人是网络谣言首曝者。明晰每一环节的责任后，制定相应的惩处措施，真正做到责任到人，这既可以为食品安全增加一道保障，也可以净化网络舆情环境，而且从长远来看，这种良性循环最终将作用到公众身上，增加公众对政府和大众媒体的信任度，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

注释：①

参见郭小平《风险传播研究的范式转换》，载2006年《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集》92-93页，101页。

②从@诸葛文君对该事件的传播开始，从中心点向外辐射，每到达一个传播点，传播层级增加一级。

第二篇：浅谈风险社会下大众传媒的功能和责任

浅谈风险社会下大众传媒的功能与责任

——从传播学视角看风险社会

摘要： 始发于近代西方的现代技术革命，给人类提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扩大了人的实践范围，把人类社会带进了现代文明时代，并且把人类交往的范围扩大到全球的每个角落。但是现代性的全球化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风险，使人类不可避免的进入风险社会。现代性造就了风险，全球化则使得风险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造就了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大众传媒作为人们认识风险与规避风险的主要渠道，在风险传播方面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与职责。本文主要论述媒介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与责任，并提出关于媒体如何有效合理得进行风险传播的一些建议。

关键字： 风险社会

大众传媒

风险传播

议程设置

当全球化以势不可当的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时候，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与传统文明发生断裂，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危机也相伴而生。高科技的运用越广泛，风险系数就越大。这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特性和危机状态，也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其概括为“风险社会”，风险超越地理和文化的边界，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也为现代社会铺设了时代语境。在这种语境下，新闻传媒在传播风险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风险社会及其特点

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1986 年出版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转变。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问的关系。在现代化完全确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比如阶级意识或进步信念)正在枯竭、失去魅力。在贝克看来，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财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与合法化。而在风险社会，我们必须把伤害的缓解与分配作为核心问题。在古典现代性中，财富和权力是其标志性概念，而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是反思现代性的概念。风险具有四个特点：

(1)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因此风险计算中的经济赔偿无法实现；

(2)风险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

(3)由于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发生了变化，甚至无法确定，所以风险计算无法操作；

(4)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结果多样，使得风险计算使用的计算程序、常规标准等无法把握。①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近期日本核电站事故、近几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艾滋病的传播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等等无不警戒着人们，我们已进入风险社会，且风险传播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全球化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风险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风险社会下的大众传媒

在风险社会中，由于风险存在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政府、社会、各种组织机构和公众成为风险的治理共同体。美国决策研究专家保罗·斯洛维奇指出，大多数公众评估危险，依靠的是直觉判断，即“风险感知”，而他们有关风险的经验主要是来自于新闻媒体。②也就是说，通过接受新闻媒体的风险传播来规避和降低风险，已经成为风险社会中公众的生存依靠，成为其做出风险决策的依据。因此，风险社会也构成了现代传媒的传播语境，进行风险传播成为传媒的重要功能和社会责任。

在对风险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中,贝克充分肯定了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积极的传播功能:“对已经确定的风险的定义就像是一支魔棒,在一个对自身造成威胁的迟钝的社会,它可以激活政治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大众传媒)对风险的揭示就成为流行的思想狭隘的‘更多同样的事’这一态度的解药｡” ③但是,他同时也冷静地注意到:大众传媒对这一事实的揭示往往带有欺骗性,由此更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更依赖于消费系统｡

媒体通过风险传播影响人们对于风险的感知。但在引导风险认知、决策的同时，也可能会扩大再生产风险，其正负功能即风险化解和风险再生产效应矛盾共生。风险是被构建的，这是风险的本质之一。媒体在风险传播的同时，无形中构建着风险，成为风险制造环节的一部分。媒介一旦在传播风险信息时有稍微的偏颇或煽情，都会影响到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从而加剧公众的恐慌或者引导公众忽视风险的危害性，妨碍公众对风险的防御和决策。

2003年SARS事件中媒体的集体失语和信息公布的缺失，导致疫情一度恶化，降低了人们对SARS的危机感，延缓了事件的有效处理期，使SARS一时间肆意横行，严重威胁这公众的健康。同时由于官方信息的缺失，人们的知情权得不到保护导致一些小道消息疯传，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强烈的社会恐慌。

而类似地，此次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媒体对盐能防核辐射的报道使得市场上食用盐一度供不应求，出现抢盐热，哄抬盐价，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活。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汶川地震中由于媒体对灾情进行全程直播，予以高度的关注和保证信息的高透明度公布，使得社会公众对灾情有清楚的认识，并且有力的支持了政府对灾情的控制和社会公众对受灾区的援助工作。

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直接影响着公众的态度和风险的发展。

三、合理设置议程，重构传播秩序

正因为大众传媒在风险信息公布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风险社会下的传播秩序重构才显得急切且必要。我认为，大众传媒在当下的风险社会中应做到一下几点：

（1）真实客观，实事求是

真实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向亟待了解信息的群众提供事实真相，这是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在风险传播中，媒介能否为公众提供真实的风险信息直接关系到公众是否有足够的信息安全保障，关系到社会能否保持稳定。只有真实的信息才能正确引导公众在危机事态中保持理性，才能避免公众思想混乱和社会无序。

（2）以人为本，准确定性

风险社会具有人为性，风险和危机常常涉及到人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因此，新闻媒介应注意“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关心社会风险和危机事件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况，关心公众的命运与安全。同时要将风险准确定性，既要引起人们对风险的关注又要避免过度的渲染导致社会恐慌。

(3)及时传播，掌握主动

在风险社会中，具有预警、告知和培育公众风险意识的新闻媒介，天然地成为风险信息的发布平台。及时传播风险信息，不仅是社会公众的需求，也是新闻媒介自身义不容辞的责任。站在新闻及时性和公众知情权的角度，媒介应关注事态的发展，传播最新鲜、最及时的动态新闻，使公众掌握最新的风险情况，做好防御准备，做出正确决策。

（4）巧设议程，引导舆论

不少公共危机事件引发的往往是公众激昂的个人情绪表露，这是一种“潜舆论”状态。然而，这种潜舆论并不是纯粹的个人情绪的表现，往往预示着多数人的预存立场，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显舆论”。对媒体来说，如果能在公众意见处于潜舆论的阶段时就巧妙地设置议程，进行恰当地引导，效果会比潜舆论转化为显舆论时再引导要好得多。

“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媒介虽然不能引导受众想些什么，但可以引导他们怎么想。新闻媒介通过议程设置，可以吸引公众关注议程所设置的内容，引导其按照社会公众利益的需要，齐心协力得应付社会风险，共同维护社会稳定。这种议程设置可以强化新闻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引导作用，增强政府凝聚人心、团结民众抵御和应付风险事件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5)注意平衡，把握好“度”

适当控制报道的流量和流向是新闻媒介在风险传播中首先要考虑的“度”的问题。一家成熟的媒体应该是成熟稳重、冷静中立的。在风险事件发生时，新闻媒介应从大局出发，及时客观地进行报道，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要考虑到多方面信息的平衡，通过控制报道流量和流向，使其他稿件也能及时与受众见面，适当舒缓受众的思想压力。

其次，要考虑到报道对象和报道观点的平衡。在风险报道中，媒体要掌握事件各个方面的信息，善于用平衡报道的方式，给事件中涉及的矛盾各方平等表达意见的机会，同时要注意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实现舆论的平等和公正。

总之，风险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作为公众对风险信息获取的平台，媒介应站在独立公正客观的角度，勇敢得担负起自身的职责和责任，发挥自身不可取代的风险建构作用，向公众传播正确客观精准的风险信息，并掌握好传播的平衡和“度”，供公众进行合理的风险决策，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维护社会稳定。

①百度百科 风险社会

②【美】保罗·斯洛维奇：《风险的感知》，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③【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三篇：浅谈风险社会下大众传媒的功能和责任

浅谈风险社会下大众传媒的功能与责任

——从传播学视角看风险社会

摘要： 始发于近代西方的现代技术革命，给人类提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扩大了人的实践范围，把人类社会带进了现代文明时代，并且把人类交往的范围扩大到全球的每个角落。但是现代性的全球化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风险，使人类不可避免的进入风险社会。现代性造就了风险，全球化则使得风险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造就了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大众传媒作为人们认识风险与规避风险的主要渠道，在风险传播方面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与职责。本文主要论述媒介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与责任，并提出关于媒体如何有效合理得进行风险传播的一些建议。

关键字： 风险社会

大众传媒

风险传播

议程设置

当全球化以势不可当的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时候，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与传统文明发生断裂，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危机也相伴而生。高科技的运用越广泛，风险系数就越大。这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特性和危机状态，也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其概括为“风险社会”，风险超越地理和文化的边界，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也为现代社会铺设了时代语境。在这种语境下，新闻传媒在传播风险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如何发挥好媒体的拟态环境建设和议程设置的功能，这是每个新闻从业者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风险社会及其特点

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1986 年出版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转变。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问的关系。在现代化完全确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比如阶级意识或进步信念)正在枯竭、失去魅力。在贝克看来，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财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与合法化。而在风险社会，我们必须把伤害的缓解与分配作为核心问题。在古典现代性中，财富和权力是其标志性概念，而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是反思现代性的概念。风险具有四个特点：

(1)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因此风险计算中的经济赔偿无法实现；

(2)风险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

(3)由于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发生了变化，甚至无法确定，所以风险计算无法操作；

(4)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结果多样，使得风险计算使用的计算程序、常规标准等无法把握。①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近期日本核电站事故、近几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艾滋病的传播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等等无不警戒着人们，我们已进入风险社会，且风险传播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全球化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风险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风险社会下的大众传媒

在风险社会中，由于风险存在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政府、社会、各种组织机构和公众成为风险的治理共同体。美国决策研究专家保罗·斯洛维奇指出，大多数公众评估危险，依靠的是直觉判断，即“风险感知”，而他们有关风险的经验主要是来自于新闻媒体。②也就是说，通过接受新闻媒体的风险传播来规避和降低风险，已经成为风险社会中公众的生存依靠，成为其做出风险决策的依据。因此，风险社会也构成了现代传媒的传播语境，进行风险传播成为传媒的重要功能和社会责任。

在对风险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中,贝克充分肯定了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积极的传播功能:“对已经确定的风险的定义就像是一支魔棒,在一个对自身造成威胁的迟钝的社会,它可以激活政治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大众传媒)对风险的揭示就成为流行的思想狭隘的‘更多同样的事’这一态度的解药｡” ③但是,他同时也冷静地注意到:大众传媒对这一事实的揭示往往带有欺骗性,由此更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更依赖于消费系统｡

媒体通过风险传播影响人们对于风险的感知。但在引导风险认知、决策的同时，也可能会扩大再生产风险，其正负功能即风险化解和风险再生产效应矛盾共生。风险是被构建的，这是风险的本质之一。媒体在风险传播的同时，无形中构建着风险，成为风险制造环节的一部分。媒介一旦在传播风险信息时有稍微的偏颇或煽情，都会影响到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从而加剧公众的恐慌或者引导公众忽视风险的危害性，妨碍公众对风险的防御和决策。

2003年SARS事件中媒体的集体失语和信息公布的缺失，导致疫情一度恶化，降低了人们对SARS的危机感，延缓了事件的有效处理期，使SARS一时间肆意横行，严重威胁这公众的健康。同时由于官方信息的缺失，人们的知情权得不到保护导致一些小道消息疯传，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强烈的社会恐慌。而类似地，此次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媒体对盐能防核辐射的报道使得市场上食用盐一度供不应求，出现抢盐热，哄抬盐价，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在一些校园行凶事件的报道中，多数媒体把报道的重心放在了事件经过和受害人及其亲属上，血腥的情节、悲痛而气愤的心情描述得淋漓尽致。但是，针对此类事件深层次的原因剖析、罪犯心理解读、危机预防和干预等方面的报道则浅尝辄止。这样的报道倾向，只会给受众带来一种认知偏差，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生存的环境是不安全的，每天都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给社会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又如，甲型H1N1流感被发现初期，被称为“猪流感”，结果一些媒体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便不负责任地在新闻报道中将其与“猪”联系到了一起，以致人们谈猪色变，不敢吃猪肉，不敢接近猪一类的动物，引起了人们的恐慌，致使猪肉生产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汶川地震中由于媒体对灾情进行全程直播，予以高度的关注和保证信息的高透明度公布，使得社会公众对灾情有清楚的认识，并且有力的支持了政府对灾情的控制和社会公众对受灾区的援助工作。

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直接影响着公众的态度和风险的发展。

三、合理设置议程，重构传播秩序

正因为大众传媒在风险信息公布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风险社会下的传播秩序重构才显得急切且必要。我认为，大众传媒在当下的风险社会中应做到一下几点：

（1）真实客观，实事求是

真实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向亟待了解信息的群众提供事实真相，这是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在风险传播中，媒介能否为公众提供真实的风险信息直接关系到公众是否有足够的信息安全保障，关系到社会能否保持稳定。只有真实的信息才能正确引导公众在危机事态中保持理性，才能避免公众思想混乱和社会无序。

（2）以人为本，准确定性

风险社会具有人为性，风险和危机常常涉及到人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因此，新闻媒介应注意“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关心社会风险和危机事件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况，关心公众的命运与安全。同时要将风险准确定性，既要引起人们对风险的关注又要避免过度的渲染导致社会恐慌。

(3)及时传播，掌握主动

在风险社会中，具有预警、告知和培育公众风险意识的新闻媒介，天然地成为风险信息的发布平台。及时传播风险信息，不仅是社会公众的需求，也是新闻媒介自身义不容辞的责任。站在新闻及时性和公众知情权的角度，媒介应关注事态的发展，传播最新鲜、最及时的动态新闻，使公众掌握最新的风险情况，做好防御准备，做出正确决策。

（4）巧设议程，引导舆论

不少公共危机事件引发的往往是公众激昂的个人情绪表露，这是一种“潜舆论”状态。然而，这种潜舆论并不是纯粹的个人情绪的表现，往往预示着多数人的预存立场，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显舆论”。对媒体来说，如果能在公众意见处于潜舆论的阶段时就巧妙地设置议程，进行恰当地引导，效果会比潜舆论转化为显舆论时再引导要好得多。

“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媒介虽然不能引导受众想些什么，但可以引导他们怎么想。新闻媒介通过议程设置，可以吸引公众关注议程所设置的内容，引导其按照社会公众利益的需要，齐心协力得应付社会风险，共同维护社会稳定。这种议程设置可以强化新闻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引导作用，增强政府凝聚人心、团结民众抵御和应付风险事件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5)注意平衡，把握好“度”

适当控制报道的流量和流向是新闻媒介在风险传播中首先要考虑的“度”的问题。一家成熟的媒体应该是成熟稳重、冷静中立的。在风险事件发生时，新闻媒介应从大局出发，及时客观地进行报道，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要考虑到多方面信息的平衡，通过控制报道流量和流向，使其他稿件也能及时与受众见面，适当舒缓受众的思想压力。

其次，要考虑到报道对象和报道观点的平衡。在风险报道中，媒体要掌握事件各个方面的信息，善于用平衡报道的方式，给事件中涉及的矛盾各方平等表达意见的机会，同时要注意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实现舆论的平等和公正。

小结: 总之，风险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作为公众对风险信息获取的平台，媒介应站在独立公正客观的角度，勇敢得担负起自身的职责和责任，发挥自身不可取代的风险建构作用，向公众传播正确客观精准的风险信息，并掌握好传播的平衡和“度”，供公众进行合理的风险决策，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维护社会稳定。参考文献：

①百度百科 风险社会

②【美】保罗·斯洛维奇：《风险的感知》，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③【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论新闻媒介的风险传播》 殷莉 何秋红 《风险社会突发事件报道中媒介角色审视》 王青 《风险社会：媒体不可承受之重》 张莹 陈力锋

第四篇：食品安全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食品安全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从“三聚氰胺”到“假羊肉”事件，近年来不断爆出的“食品安全门”反映出目前食品市场的乱象，看得出单纯的市场机制已不足以使生产合格产品的厂商的正外部性得到补偿，也不能有效地让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厂商为其负外部性支付代价，出现明显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这种好产品不断被排挤，只剩下次品的“柠檬市场”中，消费者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在食品安全链条中处于弱势地位。

食品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有三方，政府、厂商和消费者。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厂商是食品的供给方和完全信息的拥有者，而消费者则仅仅是产品的需求方。这种角色分工决定了消费者的弱势地位：首先，消费者处于信息链条的终端，只能通过对产品包装、标志、说明等途径获得生产厂商愿意让其看到的信息，所以在信息获取与传递中处于被动地位。同时，绝大多数消费者不具备食品安全专业知识，无法甄别厂商所传递“信号”的真伪，只能凭借个体的经验和主观判断进行消费。

其次，大部分消费者的非专业角色决定了其诉求无法及时充分地与政策制定层面沟通，无法参与最终的食品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在与政府、企业的三方主体博弈中，消费者仅是利益相关方，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

第三，个体消费者在受到食品安全侵害时，其有限的诉讼能力和经济能力无法与厂商抗衡，如果不借助外界组织或专业人士的帮助，无法有效维权。既然消费者是弱势群体，那么，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应如何进行制度设计，让弱势消费者获得与强势一方的厂商相抗衡的能力，并通过让强势一方的厂商为其过错承担更大的成本，来约束厂商的侵害行为？在制定相关法律时算一算这笔经济账，无疑有利于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时更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可以通过把维权成本更多地由消费者转移到厂商，来激励消费者积极维权，进而约束厂商的侵害意图与行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可以选择和解、调解、申诉、仲裁、诉讼五种维权途径。一旦出了食品安全问题，消费者负全部的举证责任，自己保存证据找商家理论。然而，很多时候，因为食品易变质、长期保存难度大等原因，消

费者维权投诉实际上非常艰难，如果碰到无良商家，消费者往往没有办法维权，最终致使多数消费者放弃维权。实际上，因为厂商在技术标准、生产工艺、储存环境等关键信息的掌握上有着绝对的优势，本着现代法律中的“弱者保护原则”以及“实质公平”原则，应该由厂商来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即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精神损害赔偿，也是通过加大厂商的侵权成本，来约束其侵害行为。按照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生产者和销售者负有连带责任适用十倍赔偿。但食品价值金额较小，十倍往往也没有多少，不足以补偿消费者身体和精神上的损失。对商家而言，当违法的预期收益远远大于其遵守契约的成本时，厂商通常会选择威廉姆森所说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这种行为就会泛滥。像前不久爆出的生产万斤毒腊肉的长沙男子仅获刑半年，罚金一万元的消息，其实是对厂商类似行为的鼓励，根本无法起到警示和有效约束的作用。从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角度出发，应考虑加大民事赔偿力度，一方面让无良商家被迫放弃投机行为，另一方面让消费者的身心损失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有效的信息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有利于改善博弈双方的力量对比，消除“败德行为”，这是经济学的常识。因此，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消费者应享有获取真实、及时信息的权利。目前政府各部门的食品监管信息网络分散，没有统一汇总、分类分析的食品安全信息，没有统一的食品安全信息整合和交换平台，没有通畅的消费者和政府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机制，使得消费者获得的信息多为片面、不完整的，甚至在受到侵害后才得知有相关信息与标准。这是消费者处于博弈劣势的重要原因。

基于以上分析，在制度设计方面，可以考虑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对弱势消费者基本权利的保护，约束厂商在食品安全领域的侵害行为。明确消费者举证责任的限度。举证责任倒置可以减少投机行为，增大对厂商的威慑力。可以明确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只需证明“产品存在缺陷、产品出厂时缺陷已经存在或产品缺陷直接造成了损害”，无需证明厂商是否存在过失。相应地，厂商应负责提供自己没有过失的证据，这比证明自己有过失难度可就大大增加了。

借鉴引入集团诉讼制度。集团诉讼在美国被称为“有史以来社会功用最大的救济方式”，是指当某个厂商的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并不需要所有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来进行起诉，只要有其中一位提起集团诉讼，诉讼结果可以适用于所有购买产品的消费者。而提起集团诉讼者可以得到一笔较为丰厚的赔偿，往往占到总赔偿额的百分之二三十。这种模式在日本等国也得到了有效使用，是最重要的一种解决消费纠纷的方法。

赋予消协更大的权力。可考虑给与消协代表消费者提起“公益诉讼”的重要权力，即受国家认可、以组织身份代表个体消费者与商家打官司并可要求商家停止不当行为。

激励民众的更多参与。采取设立财政专项奖励资金等方式，从机制上激励消费者个人、专业人士乃至NGO组织参与监督、参与执法，依靠民众“雪亮的眼睛”打击食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各种违法行为。

第五篇：分析食品安全问题论文

分析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及解决办法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人们饮食文化日益多样化，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每年频频出现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不仅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巨额的财产损失，而且也影响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食品出口、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食品卫生与安全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因此，如何保障食品安全问题亟待我们一起探讨和解决。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近年来接二连三爆出社会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遭遇有害健康的作假食品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敌敌畏泡过的火腿、福尔马林泡出的干货、硫磺熏白的蘑菇、病死猪肉做的肉松、孔雀石绿处理的水产品、加了漂白剂的米粉和粉丝„„因为配方奶粉 有问题而导致婴儿死亡的，也不是新闻，早在 2004 年就有十几名婴儿因为服用劣质奶粉而死亡。往饲料、大豆制品、奶制品中掺三聚氰胺（美其名曰“蛋白精”）冒充蛋白质，做为一项公开的行业秘 密，在国内已盛行数年，推销“蛋白精”的“生物技术”公司遍地开花，可见这个市场之大.近几年来发生的一些关于食品安全 问题的事件：

1、双汇瘦肉精事件

2、河南南阳毒韭菜事件

3、甘肃平凉牛奶亚硝酸盐中 毒事件

4、多地曝用牛肉膏让猪肉变牛肉多吃致癌

5、黑芝麻浸泡成“墨汁”疑染 色

6、青岛福尔马林浸泡小银鱼事件

7、染色馒头事件

8、沈阳毒豆芽事件

9、宜昌毒生姜事件

10、到期面包回炉再造热卖

11、合肥染色蛋糕事件

12、北京 多家影院爆米花桶被曝或含荧光增白剂 存致癌因素

13、陕西榆林学生奶中毒 事件

14、广东中山查获 1325 公斤“墨汁粉条”

15、重庆一公司购 26 吨三聚氰胺 奶粉生产雪糕被查获

16、广州市场现“染色紫菜” 浸泡多次仍掉色

17、珍珠奶茶 吃珍珠等于吃塑料。

这些年，因食品安全问题屡亮红灯，人们面对琳琅满目的食品市场忧 心忡忡，买肉类怕有“疯牛病”和病死猪，买鸡鸭鱼类怕有“禽流感” 和含激素，买果蔬担心“转基因”和“农药残留”，买米面怕用了抛 光矿物油或掺有增白 剂； 还有吊白块、苏丹红、“陈化粮”、“地沟油”、“工业盐”，以及孔雀石绿、福寿螺、有毒多宝鱼、红心鸭蛋、瘦肉 精„„媒体曝光的新闻几乎涉及人们需要吃的各种东西，让不少人陷 入食品安全恐慌之中。社会现象 苏丹红：3 月 4 日，北京有关方面检测出亨氏中国某批号的辣椒酱中 含有致癌物质“苏丹红一号”。此后，国家质检总局和工商总局紧急 布置彻查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追查“苏丹红一号”的源头，肯德基 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受冲击。超碘奶：5 月 25 日，浙江省工商局公布了近期该省市场儿童食品 质量抽检报告，“雀巢”金装版成长 3＋奶粉被列入碘超标食品目录，北京等地又相继发现碘超标奶粉，很多地方责令企业收回超碘产品。变质奶：6 月 7 日，郑州光明山盟乳业有限公司将“变质光明牛奶 返厂加工再销售” 的做法被河南电视台曝光。月 10 日，6 《都市快报》 报道称杭州出现光明“早产奶” 月 13 日，；6 《中国经营报》报道称 上海市出现光明“早产奶”，光明牛奶陷入困境。孔雀石绿：7 月，用于水产品养殖、可导致人体致癌、致畸、致突变 的化学制剂———孔雀石绿在国内市场被发现。农业部下发了《关于 组织查处孔雀石绿等禁用兽药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兽医和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三聚氰胺：10 月，一种被非法加入婴幼儿配方奶粉中的化工原料，在中国至少另 600 余名婴儿致病，4 名死亡。

2011年10月，山东利津县被媒体曝出在肉羊养殖过程中添加“瘦肉精”事件。在利津县盐窝镇黄河三角洲畜产品大市场，工作人员在推运加工后的肉羊（10月26日）。3月1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对饲喂有“瘦肉精”的生猪流入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报道，事件随即引起广泛关注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在生产的玉米馒头中，违规添加食品添加剂“柠檬黄”，向超市卖场销售并从中牟利。执法人员在查封上海盛禄公司库房里发现尚未销售的“染色馒头”（4月12日）。新华社发 就在“地沟油”人人喊打之际，另一种问题油——“潲水油”浮出水面。2011年重庆九龙坡区破获的“潲水油”大案表明，不法商家把喂牲口的“潲水”提炼成食用油，除了肮脏不堪外，还有和“地沟油”一样的问题——其多项指标竟可达到或接近食用油相关检测标准。重庆市渝北区警方查获一生产、销售“潲水油”的窝点（5月21日）。新华社发

以上这些事件是近几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的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事件。这些足以说明：我们现在面临着食品安全的问题,必须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理性思考。

二、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来源

食品安全问题似有愈演愈烈之势，概括起来，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问题食品的涉及面越来越广。问题食品已从过去的粮油肉禽蛋菜豆制品、水产品等传统主副食品，扩展到水果、酒类、南北干货类、奶制品、炒货食品等，呈立体式、全方位态势。二是问题食品的危害程度越来越深，已从食品外部的卫生危害走向了食品内部的安全危害。过去只注意食品细菌总数，现在是深入食品内部的农药、化肥、化学品残留。三是制毒制劣手段越来越多样、越来越“深入”、手法越来越隐蔽，从食品外部的走向内部的、从物理的走向化学的。从曝光的有毒有害食品看，犯罪分子制毒制假手法花样翻新、五花八门。正是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

1.一些蔬菜、水果中普遍残存化肥、农药等物质，使这些食品的安全状况令人十分担忧。在农业生产中，一些菜农、果农为了增收往往使用高毒甚至剧毒农药来喷洒蔬菜、水果，这直接导致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量超标，这样的蔬菜、水果被消费者食用后肯定会带来身体健康上的很大危害。例如，在2009年曾经有相关的组织对北京市4家大型超市销售的樱桃、甜瓜、桃子、油桃、苹果5种水果进行抽查，结果一共检测出了17种农药，甚至有的农药是法律已经禁止使用的农药，可见某些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是多么不容忽视。

2.在食品加工中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和其他化学用品。一些黑心肠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受金钱的驱使，在加工食品的过程中往往违规使用、超标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抗生素、激素，甚至不惜掺加有毒有害的化学用品，主要表现在：（1）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2）激素和其他有害物质残留于家禽、家畜、水产品体内。在种植业、养殖业中滥用激素和其他药物以增加产量，使水果、蔬菜、家禽家畜、水产品在短期内获得丰收、成熟。例如，带尖的西红柿，坚硬的猕猴桃、肥大的豆芽等等，都有可能是使用激素促使其长熟的结果。这种做法不仅使培育出来的产品营养价值明显降低，而且也会给食用者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3.制造、加工食品的过程中使用劣质原料，给食品安全造成极大隐患。例如，用病死的家禽家畜加工熟肉制品；用“地沟油”加工油炸类食品、“注水猪肉”

4.食品中的重金属污染严重。由于受城市某些工矿企业违规排除废水的影响，致使一些地区人畜饮用水源和农作物灌溉水源受到很大程度的污染，主要是铅、锡、汞、锌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元素过量浸入到水源中去，受这些重金属污染的饮用水和农产品食品进入到人体后，就会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另外，一些用来盛放食品的包装纸、包装袋、不锈钢餐具等也是铅、铬、镍等重金属污染的重要来源，这些重金属物质一旦超标超量的渗入了食品中,人们食用后就会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带来很大的潜在威胁。

三、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因分析

1、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由于相关部门对食品安全生产的操作监管不力,使得中国食品行业严重违规、违法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的现象屡禁不止。我国现已颁布的涉及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数 量多达十几部。虽然这些法律法规构成了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基本框架，但是由 于它出台早，要求标准低，以及现实情况的飞速发展，有些条款已经不能适应新 时期市场经济体系，对待严重的食品问题，已经不能有效的规范，合理的操作。中国的食品监管一直采取分段管理为主、品种管理为辅的方法,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各职能部门之间要么会出现争着监管、重复执法的现象,要么会出现争着不管、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这就给某些食品行业违法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提供了可乘之机。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控制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也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完全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监管权力。改革开放之后，引入市场机制，但是我国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经济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它是不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的市场的混合，市场失灵必然导致市场垄断、外部性问题、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所以在食品安全领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政府公权力是必须涉入的，运用政府公权力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方面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

2.中国关于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中存在着诸多弊端和问题,为不少问题食品的产生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中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条文规定的过于笼统,难以操作,并且这些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严重滞后,现有的一些食品安全的标准水平规定偏低,许多指标远远低于国际标准,许多重要的标准至今还尚未制定出来,这就为那 些不法厂商、企业违法生产超低标准、不合标准的食品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媒体不可能调查、监督、批评国家质检总局。事实上，对整个事 件的报道一开始就在政府宣传主管部门的掌控之中，媒体被要求不能“炒作”、不能对受害者做调查报道。除了三鹿董事长被抓去顶罪，其他企业负责人不必担心被追究法律责任，甚至个人不必担心承受经济损失 ——在闻到风声时，有的企业负责人已经套现脱身。除了蒙受市场损失，肇事企业看来不会受到法律惩罚。律师们已被要求不能代理受害者向企业索赔的案件。受害者以后可能会获得一些国家赔偿，“没有良心”的 企业造成的后果要由没有发言权的纳税人来买单。这种情形与一百年前的美国有些相似。当时的美国也是劣质、假冒、有毒食品药品猖獗，一批被称为“耙 粪者”的记者调查、揭露了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例:肮脏的肉食品加工场、有毒的食品添加剂和色素、无 用甚至危险的“灵丹妙药”等等，最终导致国会在 1906 年通过纯净食品与药品法，要求食品和药品的标签 不能含有虚假或误导的内容，食品不能隐藏有害健康的成分等。1937 年，田纳西州的一家药厂推出一种 磺胺类儿科新药“万灵丹磺胺”，里面含有有毒的抗冻溶剂二甘醇，毒死了 107 人，其中许多是儿童。全美 舆论大哗，促使已在国会扯皮了几年的新法案——联邦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在第二年通过。有了这两个 里程碑式的立法，美国的食品因此干净、安全得多。但是，要解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仅仅靠立法是远远不够的

3.消费者缺乏食品方面的常识,也可能会引起食物安全问题的产生。首先,消费者缺乏购买安全食品的常识。中国众多的消费者由于收入水平低下,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加上缺乏相应的常识,所以在购买食品时安全意识淡漠,往往只图便宜,不顾及食品的质量、卫生问题。还有一些消费者在购买便宜食品、特价食品、无质量保证食品时,总是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大家都在买,并且别人过去多年吃这些便宜食品也没吃出什么问题,现在再吃也不会有事,在消费者这种心理的支持下,就为问题食品的销售打开了门路。其次,很多消费者缺乏科学食用食物的常识,由此可能会引发一些疾病的产生,甚至导致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四、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及解决办法

1、完善监管体制, 把监管触角延伸到社区、乡村。目前的小 作坊加工点大都扎根在社区与乡村，这部分的食品卫生最易被忽视。乡村这块受到交通的限制，存在监管真空。在当前政府职能部门资金 缺乏，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把监管触角延伸到社区、乡村是个值 得探讨的问题，本人建议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协作监管。

2、改变观念，普级食品安全知识新知识。食品安全知识应随着 我国食品工业的发展而增进食品安全知识的内容，不管是消费者还是 食品质量审核部门都应从以前追求产品色香味的外观表现转化到追 求食品营养安全的内在表现。从生物性因素、化学性因素、物理性因 素和其他病理因素，分析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并针对这些影响，普级 宣传食品安全的知识，让消费者正确辨别安全食品，让不安全食品在 食品市场中无立足之地，营造安全食品的大环境，达到扶正祛邪的效 果。

3、完善法制建设，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司法制裁有效衔接 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司法制裁有效衔接 的常设机构。食品安全工作委员会实行高位协调；在市公安局下组建 常设机构。的食品安全执法大队，建立 110 食品安全预警系统，建立联合执法机 制，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使行政职能部门、与公安、司法部门联合，有的放矢，查办嫌疑食品问题案件。使得食品安全行 政执法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和消费者个人等社会力量与司法制裁有 效衔接起来，确保《食品安全法》在深入贯彻实施。如果说解决影响食品安全的内部因素，充分发挥技术层面分析能 起到盾牌作用，那么，理顺外部因素，加强执法力度就是利剑了。有 了盾牌与利剑食品安全才能有保障。

4、强化对食品源头污染的治理。保护环境，切实改善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好安全优质和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确保农产品在干净清洁的环境中生 [9] 产，从根本上杜绝有毒有害物质对农产品的污染。从源头上防止农产品污染。提倡“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根据地方特点确定种植、养殖结构的宏观计划，有机地组织各地区优势农产品生产，并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和舆论导向支持。大力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种植、科学养殖，继续推广国家“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建立统一规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另外还应加强对食品污染物 检测以及食源性疾病的检测。只有这样才能将食品安全问题扼杀在摇篮里，加强 食品质量的安全性。

5、完善法律体系，加强惩罚力度。根据目前食品安全状况尽快出台相对完善 法律，更大范围的涵盖食品安全的方方面面。另外在法律中加大对违法者的惩罚 力度，从而真正改变食品安全的现状。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建立起相对统一，[10] 责权相对集中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关键一点，要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制 度，让消费者在遭遇不安全食品时能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

6、提高检测技术。对食品质量进行高技术的检测，全方面检测食品质量。这 样一方面可以直接控制市场上流通的食品质量，可以保证食品的出口以及消费者 的健康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厂家有所顾忌，有所畏惧，减少对不安全食品的 生产，从而也就相应地提高了食品的安全程度。建立顺畅的食品安全检测信息网络。在实行管理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中，检测工作应当紧随标准的修订不断完善。检测工作作为食品原料、生产加工过程、运输以及市场销售等环节中内部自我监控和外部监督检查相结合的手段。直接影 响食品的质理和安全。

7、加强商家的诚信，加强社会舆论导向。全面发挥食品安全诚信体系对食品 安全工作的规范、引导、督促功能。[11]可以通过奖惩措施来加强商家诚信，如对 信誉度高的厂予以媒体等方式的赞扬，并给予相应的奖励，如缴税优惠，现金奖 励以及各种形式的政策照顾；对不诚信的厂家在媒体上进行揭露和批评，使社会 公众舆论的矛头指向它，从而让它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最终致力于安全食品的 生产和自身诚信度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