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洗钱对策研究（推荐）

第一篇：中国反洗钱对策研究（推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洗钱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公害。各国反洗钱的实践表明，利用金融系统洗钱是洗钱的主要渠道。我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尽快建立我国的反洗钱机制已迫在眉睫。

洗钱的概念

不同的国家、组织对洗钱有不同的定义。洗钱的正式概念最早出现在 1988年12月19日《联合国反对非法交易麻醉药品和精神病药物公约》里，该公约对洗钱定义为：“为隐瞒或掩饰因制造、贩卖、运输任何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所得之非法财产来源、性质、所在，而将该财产转换或转移者。”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作为全球性的反洗钱国际组织，将洗钱定义为：“凡隐匿或掩饰因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的真实性质、来源、地点、流向及转移，或协助任何与非法活动有关系之人规避法律应负责任者，均属洗钱行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从金融角度将洗钱定义为：“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可能无意间被利用为犯罪资金的转移或存储中介。犯罪分子及其同伙利用金融系统将资金从一个账户向另一账户作支付和转移，以掩盖款项的真实来源和受益所有权关系；或者利用金融系统提供的安全保管服务存放款项。此即常言之洗钱。”尽管不同的组织对洗钱有不同的定义，但洗钱实质上可归纳为将非法收入合法化的过程。不同的组织对洗钱定义的差异主要是因其对“非法收入”和“洗钱的手段”规定不同而产生的。

虽然各国对洗钱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洗钱一般包括以下三个阶段：一是放置，即通过初加工把非法收入和其他合法收入混合；二是离析，即通过复杂的金融操作进行再加工，模糊非法收入的来龙去脉；最后是归并，即将洗白了的非法收入转移至个人或合法组织的名下。

洗钱在我国的主要特点

与国外相比，洗钱在我国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1．职务犯罪是洗钱罪的重要基础犯罪之一。

洗钱是将非法收入合法化的过程，洗钱罪是涉嫌洗钱行为的犯罪。洗钱涉及两个过程：一是获取非法收入，二是将非法收入变成合法收入。其中，获取非法收入所犯的罪行是上游犯罪，称为基础犯罪。虽然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洗钱罪的基础犯罪只有毒品、走私、恐怖和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四种，但从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来看，一切能产生经济收益的犯罪都应规定为洗钱罪的基础犯罪。

一些公职人员贪污受贿后，自己“下海”或通过亲属“下海”成立公司，或与企业勾结，将非法收入转成企业账户上的“合法”收入，实现对“脏钱”的清洗。据对广西成克杰贪污案件的报道，成克杰就是通过香港的渠道洗钱，实现对4100万元财产的非法侵占。

2．存取、搬运和藏匿大额现钞是洗钱的重要渠道。

经手大额现金是洗钱犯罪的一个突出特征。对犯罪分子来说，用不具有个人特殊标记、无法追索交易历史的现金漂洗非法所得，在实现财富占有的同时能掩盖犯罪痕迹，不失为洗钱的便利渠道。在国外，现金的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如在美国，大面额现钞基本不在国内的零售渠道流通，涉及大额交易的大件购买或大额消费多采用信用卡结算。在我国，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推广以“三票一卡”为主的银行结算方式，但现阶段，现金结算还是个人之间使用最多并乐于接受的结算方式。而且，我国的结算制度主要是针对现金支取，现金收存几乎不受限制。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实施虽然对犯罪分子有一定威慑作用，但是，由于个人使用现金所受限制极少，从而使得存取、搬运和藏匿大额现钞成了洗钱的重要渠道之一。[!--empirenews.page--] 3．洗钱有愈演愈烈之势。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全球的“黑钱”经过慢慢累积，至今已达1兆亿美元，且每年还以100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报告显示，全世界每年洗钱金额已高达40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贸易总额的8％，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

我国洗钱的繁衍与国际相比，也存在愈演愈烈之势，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缺乏健全的反洗钱机制。为了打击洗钱犯罪，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建立了反洗钱法律和机构，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刚刚起步。并且；发展中国家一般由于发展的需要急需外资，对外国资本投入限制较松，洗钱分子为了规避法律，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洗钱行为的倾向。有关资料显示，洗钱行为正在向中国、菲律宾、缅甸等对金融交易控制较松的国家转移。我国目前尚未加入任何反洗钱的国际或区域性组织，也没建立独立的反洗钱机构，且对外资投入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这几个方面的合力给洗钱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是外汇管制的逐步放开为洗钱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以前，我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跨境的洗钱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表现尚不明显。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金融领域必将全面开放。而在外汇管制放开、资本流动自由化的环境下，各种违法犯罪资金的洗钱活动会活跃起来，有可能扰乱我国金融市场，甚至可能带来毁灭性的风险。

4．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体系洗钱是洗钱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现金使用不仅带来较大的流通成本，而且还担负着较高的风险。更多地使用票据结算和转账结算是结算发展的趋势。我国目前企业间除小额零星收支采用现金结算外，其他一律采用票据和转账结算。随着个人支票的推广使用以及社会整体信用水平的提高，现金结算将会逐渐减少。中国人民银行2001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大额现金支付管理的通知》就更加严格地限制了现金的使用，银行支付结算将成为社会资金流动的主要渠道。另一方面，贩毒、走私等犯罪收入一般表现为现金，在现金的使用愈来愈受限制的将来，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系统短期内转移巨额资金并使之从形式上合法化，无疑是洗钱分子的首要选择。这就是说，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进行洗钱是洗钱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反洗钱的国际实践也表明，金融系统是洗钱犯罪分子利用的主要通道。洗钱对我国的主要危害

洗钱不仅破坏我国的金融体系，影响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还会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

1．动摇社会信用，为金融危机埋下祸根。

反洗钱经验表明，通过金融系统洗钱是犯罪分子惯常使用的伎俩。当一家银行被发现被洗钱分子利用时，消息的公布会使公众对该银行甚至整个银行系统的信用产生质疑，动摇银行的信用基础。而商业银行作为自主经营的企业，信用是其重要的“生命线”。另外，由于洗钱活动的资金转移完全脱离了一般的商品劳务交易的特点，其资金转移完全受洗钱的需求所制约，因此，资金的流动毫无规律可循，洗钱很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如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被关闭，其广泛地参与洗钱活动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empirenews.page--] 2．巧取豪夺，使社会财富大量流失境外。

美国的非法收入经过清洗之后，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汇集在美国境内。而我国的非法资金经过清洗之后，有相当一部分单向流向境外。国际上计算资本外逃的最普遍方式是贸易顺差加资本净流入与外汇储备总额增加值之差。而在我国，这一差值常常被理解为误差或遗漏。我国的资金严重匮乏，大量的资金外逃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我国，贪污腐败和洗钱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一些已经暴露出的案例来看，腐败分子侵吞社会财富的途径为：把贪污腐败得来的钱转移至境外，再利用我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外商的身份回国投资。这样，形成一个权力与金钱互相依存的、里应外合的洗钱链，从而实现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赤裸裸的循环侵占。

3．包容、袒护和怂恿刑事犯罪，破坏社会稳定。

如果洗钱过程非常顺利，将会进一步刺激犯罪分子的犯罪欲望，为犯罪分子的下一次犯罪提供资金支持，这样就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从而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不安定因素，扰乱社会秩序。

我国反洗钱的对策

由于洗钱的巨大危害性及在我国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国宜尽早采取对策，以应对各种洗钱活动。

1．完善反洗钱法律制度。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反洗钱法，有关反洗钱的法律制度散见于各法规和规章中，如2000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个人存款实名制规定》要求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储蓄存款账户时必须使用其法定身份证件上的姓名；《大额现金支付登记备案制度》规定大额提现采取预约、登记和备案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凡在中国境内居留1年以上的个人，短期出国留学、访问人员，中国境内的法人机构和外国驻华机构与非中国居民、机构之间发生的收支交易，均应向国家外汇管理机关申报。

一方面由于反洗钱法律的制定可能与我国《商业银行法》中有关为客户保密的条款相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经济金融的一体化，跨国的洗钱活动日益猖獗，反洗钱的实施可能涉及到各国的司法协助问题。因此，提升反洗钱的法律层次，建立专门的反洗钱法有助于反洗钱的贯彻实施。

2．建立独立的反洗钱机构，下设金融情报中心，直接对反洗钱机构负责。

我国目前反洗钱的工作机制实行的是公安部牵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参加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会议议定事项由相关部门在各自范围内实施，不单设办事机构。由于反洗钱工作涉及多个部门，任务比较繁杂，为切实加强统一领导，提高工作效率，形成一致的对外策略、口径和合力，并借鉴国外成功的反洗钱经验，建立独立的反洗钱机构很有必要。

在独立的反洗钱机构下设金融情报中心，直接对反洗钱机构负责。反洗钱机构的主要职责为：提出完善反洗钱立法和司法工作的建议，向政府提出反洗钱斗争的方针、政策建议，部署和协调处理全局性的反洗钱斗争，参与国际反洗钱工作等。金融情报中心的主要职责为：收集、汇总、分析和甄别金融信息，监督有法定报告义务的机构和人员遵守法律规定，向相关执法部门报告可疑支付交易，向反洗钱机构提供反洗钱对策建议，执行反洗钱政策并协调反洗钱政策的实施，负责反洗钱的对外数据交流等。[!--empirenews.page--] 3．尽快加入反洗钱的国际组织，争取在反洗钱领域占据主动地位。

近年来，反洗钱的国际合作日益受到重视。目前国际反洗钱行动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区域反洗钱组织为中心，并通过主要国际机构和一系列多边和双边论坛等渠道正在全面铺开。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努力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40条建议作为反洗钱方面的核心标准纳入其有关国际标准和准则中，进而试图将反洗钱国际标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成员国进行宏观经济监控的一部分和世界银行制定国家援助战略的依据，从而使其强制化。

我国目前尚未加入任何反洗钱国际性和区域性组织，这不仅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使我国在反洗钱领域处于被动地位，也不利于我国与他国合作打击跨国洗钱。目前，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是国际性的反洗钱组织，在该领域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其制定的40条建议已成为反洗钱方面的国际标准，其成员至今已扩大到31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发达国家和我国香港等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亚太反洗钱小组(APG)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最有影响的区域性反洗钱组织，共22个成员。为争取我国在反洗钱领域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呼声，我国应尽快加入上述组织。

第二篇：我国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对策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课题组：我国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对策研究 综合类反洗钱文摘 2010-09-12 21:06:36 阅读8 评论0字号：大中小 订阅

我国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对策研究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 课题组

摘要：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正式实施，人民银行总行陆续出台了4个反洗钱规章和3个规范性文件与之相配套。人民银行作为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其监督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对打击和遏制洗钱犯罪，维护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有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反洗钱监管上作的难点，进而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方法创新等方面提出提高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对策。

关键词：反洗钱，监管工作，有效性

一、我国反洗钱监管工作面临的困境

(一)金融机构方面存在的问题给反洗钱监管工作带来难题

1.金融机构对反洗钱的认知程度存在行业差异，造成反洗钱监管资料来源不够及时和准确。从全国情况看，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反洗钱工作的重视程度普遍有所提高.已经把反洗钱工作作为合规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工作目标，并在组织建设、人员配备、技术手段建设等方面给予了较大程度的关注，对反洗钱领导小组进行了整合，细化了工作职责，修订和完善了反洗钱内控制度和操作流程，反洗钱各项工作已经由被动向主动转变。但与此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反洗钱工作的认识还存在误区，尤其是信托公司、证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由于其反洗钱工作起步较晚。管理层重视程度不高，员工对反洗钱业务知识了解不全面，使其内控制度、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报告、反洗钱宣传培训等工作严重滞后，致使数据的分析与报送不能够及时完整，工作配合的主动性不强，直接影响监管工作的有效性。

2.金融业务的不断创新，一些新业务成为反洗钱监管的盲区，影响反洗钱监管工作的覆盖面。近年来，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创新业务迅速发展，在银行业务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成为银行结算的重要手段之一。但电话银行、网上银行业务方便、快捷和隐蔽的特性，给反洗钱监管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首先，上述业务的准入条件低，便于开立账户洗钱。目前银行客户申请开通上述业务条件十分简单，个人只要有银行储蓄账户或个人结算账户，持本人身份证就可以申请开通；企事业单位只要在银行开有四类账户之一，持单位代码证、营业执照、客户许可证原件或复印件、法人授权书、预留银行印鉴便可申请开通。个人和企业可以在多个或一个银行开通多个网银账户，这也为利用网银进行洗钱的不法分子提供方便。其次，网上银行业务增加了甄别可疑交易的难度。目前，客户办理网银业务不需要到柜台办理。《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的银行业报告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的18种交易情况，有15种需要一线临柜人员进行主观判断，第14、15条也需要临柜人员进行主观判断。然而，网银

业务对银行而言，既不见票据，也不见人，临柜人员很难掌握网银账户短期内资金是否分散转入转出、财务状况是否与经营业务相符、长期闲置账户是否突然启用等情况，无法对网银业务的可疑交易进行甄别。

3.大额、可疑数据报送存在错报和重报现象，信息的可用价值不高，致使反洗钱监管工作无法充分发挥效用。由于各类支付工具具有不同特点，通过银行系统将大额交易收付款人的信息要素完整准确采集存在一定困难。尤其是部分业务的交易对手信息，许多要素需要依靠营业网点进行手工补录，工作量大，数据的可靠性和及时性受到影响，因而差错较多，收付款行双方报送同一笔交易信息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由于金融机构发现可疑交易信息的途径单一，工作人员缺乏对可疑交易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通常由一线临柜人员简单判断，依照已公布的可疑类型，填写可疑交易报告，传递到该机构的反洗钱情报收集人员，而情报收集人员对所得信息通常不加分析判断就直接上报其总部。整个过程，情报人员只是充当“二传手”的作用，并未对所有可疑账户进行风险等级划分和统一管理，也未了解客户真实交易背景，致使垃圾数据增多，信息缺乏可用性，给反洗钱监管部门进行有效监管带来困难。

(二)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自身存在的不足给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充分发挥带来困难

1.反洗钱规章制度与所监管金融机构行业特点的结合程度较低，不利于监管工作的有序开展。现有的反洗钱相关规定文件是对反洗钱工作的总括性规定，虽然对可疑交易标准和客户身份识别要求中的部分内容作了一些区别对待，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普遍认为许多规定性要求仍需要按照行业特点进行细化，如关于对客户进行风险分级的要求，只提出要按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级，但没有具体说明各行业要按照哪种参考指标进行分级；又如，《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列举了17条保险公司的可疑交易标准，而实际上财险、寿险、再保险、政策性保险公司的业务存在很大差异，可疑行为的表现形式也各具特点。因此，使用同一标准使得保险机构在开展可疑交易的甄别工作时缺少专门指导，不利于其主动发现可疑线索从而识别可疑交易行为。

2.金融服务政策与反洗钱政策缺乏整合，金融机构执行反洗钱政策存在障碍。一是金融服务政策的放宽与反洗钱政策的日益严格存在矛盾。如2007年2月1日《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后，个人总额内结汇无需区分款项来源而仅凭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办理结汇，使得一些不合规的大额外汇采取分拆结汇的办法来规避反洗钱监管。又如《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规定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移资金不受限制，资金转移到个人账户后，大部分会通过现金方式将款项进一步转移，使反洗钱资金监测工作无法有效开展。二是各项政策缺乏有效整合。如目前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涉及账户管理的规定很多，主要有《人民币账户管理办法》、《境内外汇账户管理规定》、《个人存款实名制管理规定》、《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各项政策发布时间不同，对账户管理的要求也存在很大差异，政策的制定部门在政策的解释上也不尽相同，因此，金融机构在执行中觉得无所适从，反洗钱监管也因依据各异而力不从心。

3.反洗钱非现场监管指标不明确，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未能有效整合，信息利用不足。根据《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办法(试行)》规定，金融机构自2007年

第3季度开始按季向当地人民银行报送非现场监管资料，金融机构所报送的报表资料是了解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开展基本情况、评价反洗钱工作开展有效性、进行有针对性现场监管的重要来源。可是该办法实施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手段，人民银行各级反洗钱监管部门对大量信息数据的分析仅仅停留在对报表资料所列指标的增减上，基本没有历史比较和分组数据，非现场监管资料分析的深度不够，难以通过非现场监管及早发现反洗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主要矛盾，无法准确定位洗钱风险大的区域，使反洗钱现场监管计划性不高、重点不明确、随意性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现场检查的效果。

4.现有大额、可疑交易数据报送方式的固有缺陷，使反洗钱监管部门获取资料渠道不畅，直接影响反洗钱部门的分析和判断结果。根据《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及其有关规定，金融机构报送大额、可疑交易报告采取的是通过业务系统按照一定的标准提取上报总行(总公司)，由其总行(总公司)按“总对总”的报送方式直接上报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这种报送方式造成基层人民银行无法及时掌握大额、可疑交易的报告信息，不能在第一时间指导金融机构对可疑交易行为进行判断和识别。同时，由于大额、可疑数据接受与应用的分离，使得基层反洗钱部门无法对客户经济行为进行对比分析，难以形成客户是否涉嫌洗钱的初步判断。此外，接受的大额、可疑交易是单笔的、零散的，相互之间缺乏关联性，且由于受系统限制，无法依据一定条件整合出某一客户的所有可疑交易数据，进而无法形成对涉嫌洗钱行为的进一步分析研究。

二、提高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对策与思考

(一)针对不同业务品种，建立洗钱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根据金融机构行业发展特点，由人民银行总行与各行业监管部门密切合作，同时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制定分行业的反洗钱工作指引或操作细则，针对资金流动、可疑交易报告规模、结构、类型研究设计一套洗钱风险预警和评估体系以及可量化的评估指标，增强对各行业反洗钱工作的指导性。对例如大额投保、趸交率、退保率、投资收益率等指标进行监测，从而实现行业洗钱风险指标及综合风险趋势进行动态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向有关部门发出预警信号，帮助监管者合理调配资源，确定当期监管重点，对指标出现异常的公司有针对性地进行现场检查，对洗钱风险较大的业务险种以及可疑资金流动频繁、虚假、不符、趸交、退保等可疑行为进行重点检查，提高监管工作的效率，实现监管方式从定性监管为主向定性监管和定量监管相结合的转变，以提高金融机构风险监管的有效性。

(二)建立金融创新领域反洗钱内控制度，构建有效的支持平台，促进反洗钱工作深入开展。金融机构必须高度重视反洗钱内控制度建设，在推出创新金融产品的同时，根据创新产品的具体情况和特点，科学、及时、准确地制定相应的反洗钱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力争使反洗钱内控制度涵盖所有的业务领域，促进反洗钱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同时要与时俱进，增强创新理念，提高电子化监测水平。人民银行要尽快组织建立金融机构公共网络体系，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建立数据中心和客户信用系统，将金融机构的业务核算系统、现金管理系统、资金汇划系统归并其中，通过依托支付系统建立大额和可疑交易监测网络，实现对异常资金活动的自动采集、分析和处理，真正落实适时网络监控，增强反洗钱监测的有效性和及时性。金融机构应在人民银行建立的金融机构公共网络基础上开发应用支付交易监测系统，对系统内支付交易进行适时网络监控，全面掌握企业和个人的大额、可疑交易资金的流动情况，克服人工监控的局限，尤其加强对创新金融产品的监控，充分估计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的各个环节，积极防范金融创新带来的新风险，利用先进的技术对可疑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做到未雨绸缪。

(三)加大反洗钱监管力度，做到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互相依托、有机结合。在反洗钱监管领域不断扩大、监管人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要采取必要手段，强化非现场监管工作，将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进行有机整合，有效利用非现场监管的数据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应用。为了强化非现场监管工作，必须利用现有反洗钱监管系统，创新工作方法，有效应用非现场监管手段，全面收集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动态信息，完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适时掌握大额数据的变化趋势和可疑交易的分布特点，积极挖掘线索，加大对异常资金的监测，将日常监管与反洗钱现场检查有机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现场检查，防范洗钱风险。

(四)建立反洗钱岗位标准，全面提高反洗钱工作人员整体素质，确保反洗钱监管工作有效开展。反洗钱工作人员业务技能的高低、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反洗钱监管工作的成效。因此，应建立反洗钱岗位标准。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机构一线人员反洗钱上岗培训与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建立反洗钱上岗资格考核档案。同时将反洗钱上岗资格考核情况作为反洗钱工作现场检查内容之一，督促反洗钱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反洗钱法律法规和可疑交易的识别标准，全面提升反洗钱工作技能，为提高反洗钱可疑交易数据上报的质量奠定良好的基础。通过形式多样的培训，使反洗钱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反洗钱有关法律法规，增强反洗钱工作能力，打造出一支懂业务、能检查、会管理、善分析的复合型反洗钱队伍，逐步形成结构合理、优势互补、数量与质量相统一的反洗钱人才市场，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反洗钱事业的需要。

(五)加大反洗钱宣传力度，增强社会公众的反洗钱意识，形成共同打击洗钱犯罪的合力。反洗钱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工作，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配合，只有不断加大宣传力度，才能在全社会普及反洗钱知识，使《反洗钱法》得以深入贯彻和实施。首先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向社会公众大力宣传《反洗钱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促使社会共同督导金融机构更好地履行反洗钱各项法定义务，防范和化解洗钱风险。同时向公众介绍洗钱活动的特征以及我国反洗钱的主要措施和手段，提高全社会对反洗钱的认知水平，增强公众的反洗钱意识和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并通过公布举报电话和网站，鼓励公众举报涉嫌洗钱线索，形成全社会共同履行反洗钱义务、打击洗钱犯罪的有力屏障。

第三篇：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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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者：申晶

【摘要】本文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数量和质量方面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从粮食供给发展趋势和粮食需求发展趋势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提出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必须以保护耕地为基础，以提高单产为目标，保证粮食增产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粮食安全 耕地保护 粮食消费税

根据我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国家粮食局调控司与2004年提出了粮食安全的定义，认为粮食安全从本质上讲，是指一个国家满足粮食需求的能力，以及抵御可能出现的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粮食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是粮食生产及消费的能力和水平，同时也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外贸状况有密切的联系。这一概念与世界粮农组织（FAO）定义的粮食安全稍有不同，但更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据此，粮食安全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物质保障能力和水平，包括生产、进口和储备能力以及满足不同层次消费需求的保障能力；二是消费能力和水平，包括需求总量以及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等；三是保障粮食供给的机制和途径。本文将从粮食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发展趋势来分析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并探讨对策。

一、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

总量安全，人均占有量达到国际安全标准。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自2003年来保持稳定增长，2007年突破5亿吨，2011年达到5.7亿吨，2012年为58957万吨，除大豆外，其他种类粮食自给率均高于95%的安全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将一个国家人均粮食年占有量400公斤定为粮食安全的标准，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2010年达到409公斤，2011为425公斤，达到了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

数量安全但质量不高。无论是米面油等直接消费的粮食产品，还是肉蛋奶等经转化后的间接消费的粮食产品，近年来质量安全问题不断出现。比较典型的如2013年5月的“毒大米”事件、2011年双汇“瘦肉精”事件以及2009年轰动全国的“三鹿”事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然环境污染，使得土地、水源等受到污染，粮食质量受到影响；二是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导致粮食中残留过多有害物质；三是由于监管不力，使粮食在储存、加工、销售环节被污染，最终导致问题食品流向民众的餐桌。

二、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

耕地保护形势严峻。一国的粮食总产量取决于耕地数量和单位面积耕地的生产能力，其中耕地数量是保证粮食生产最基本的因素。

耕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其数量在一国范围之内是有限的。耕地总量的减少是对粮食安全最大的威胁。数据显示，1997～2007年，中国平均每年减少的耕地面积高达1132万亩。中国的耕地资源并不丰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根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2010和2020年耕地面积不少于18亿亩，这是中国耕地保护的“红线”，也是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基本保证。2012年12月，国土资源部发布“2011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耕地保护的形势十分严峻。耕地保护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人口增加，城市化的发展，非农建设用地不断增加；水土流失、自然灾害等导致的生态退耕使耕地数量减少；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部分地区耕地抛荒严重。

提高单产受多种因素制约。耕地质量是影响单位面积产量的主要因素。同时，单产还受到复种指数、化肥使用量、农业科技贡献率、水利设施、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农科院屈宝香等（2009）对影响中国粮食增产潜力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提

高单产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最重要因素。提高复种指数，提高土地利用率，是提高单产最直接的方法。有研究认为，中国耕地复种指数理论值可达198%，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但是，复种指数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片面提高复种指数会透支土地肥力，使耕地质量快速下降，还会导致化肥的过多使用，对粮食生产而言，是不可持续的。另外，大部分的粮食主产区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农业长期投入不足，导致农田水利基础配套设施严重落后，防灾抗灾能力低下。随着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自然灾害频繁，这些因素都极大限制了粮食单产的提高。

人口增加的刚性。粮食的需求量取决于人口数量和人均消费量。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国情，人口数量和人均消费量都是刚性增加的。虽然近十年来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57%，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未来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每年800万到1000万的速度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预测，人口高峰将出现在2032年左右，届时人口总量将达到14.7亿人左右。

人均粮食消费量不断提高。人均消费量包括人均口粮消费量及饲料粮、工业非食品加工粮等的需求量，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突出表现为直接消费粮食的数量停止增长或者开始减少，但是肉蛋奶等畜产品消费急剧增加，畜牧业生产所需的粮食需求爆发性增长。一般来说，猪肉的粮食转化率为1：4，鸡肉的转化率为1：2，牛羊肉的转化率为1：7。以2009年13.35亿人口为基数，如果每人每年增加1公斤肉类消费，粮食消费会增加52.8亿公斤，相当于2010年新增粮食产量的34%。据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2000）计算，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人均粮食需求量达483公斤。亚洲发达经济体如日本、新加坡等在人均GNP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粮食需求量达到550公斤左右。虽然我国目前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国际安全标准400公斤，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粮食需求量会长期保持增加趋势。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末总人口134091万人为基数，当人均粮食需求达到483公斤时，全年粮食总需求量为64766万吨，相当于在2012年粮食总产量58957万吨的基础上增产9.9%（5809万吨）。人均粮食需求量达到550公斤时，全年粮食总需求量为73750万吨，相当于在2012年粮食总产量的基础上增产25.1%（14793万吨）。

三、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判断是谨慎乐观的。目前中国的粮食供需平衡是一种脆弱平衡，随着人口和人均需求量的刚性增加，这种脆弱平衡必将会被打破。粮食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作为人口大国，中国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上的粮食贸易。要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只能不遗余力地提高粮食产量。以保护耕地为基础，提高单产为目标，确保粮食增产的可持续性。

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这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保障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途不改变”。对农村土地进行整理，加强对抛荒地、闲置地的管理和利用。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工业化对土地的占用等多种因素，人地矛盾尖锐的情况只会愈演愈烈，耕地保护的任务十分艰巨。

加强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提高防灾抗灾能力。在合理范围内提高复种指数，控制化肥和化学药剂的使用，保护耕地质量。有研究显示，全国农田只有49.6%实现了有效灌溉。如果能够加强水利设施建设，解决灌溉问题，粮食产量一定会进一步提高。全国耕地有2/3为中低产田，可通过增施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等方式增加土壤肥力，提高耕地质量。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特别是对良种研究推广，新型耕作模式及灌溉技术等能直接提高粮食产量、节约能源的研究。在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提高成为粮食增产的重要支撑。“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同时推进农业现代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建立有效的农业利益补偿机制，增大主销区对主产区的转移支付，研究对部分人群征收粮食消费税的可行性。2011年，中央财政全面取消了粮食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此举大大减轻了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负担，促进了粮食安全。2005年两会期间就有专家提出开征粮食消费税的建议。2010年中国农村经济论坛中，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再次提出，我国应该探索建立“粮食消费税”，将征收来的税金用于支付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建设。有学者认为，粮食消费的最大群体恰恰是中低收入群体，高收入人群的粮食消费非常有限，因此在全国范围开征粮食消费税，会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负担，实际上是“劫贫济富”。粮食消费税的征收是否有可行性，税基和税率如何确定，征税对象的范围如何划分，怎样才能真正起到补贴粮食主产区农业建设、促进粮食安全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参考文献：

[1]邓大才.粮食安全的模型、类型与选择[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2]余振国，胡小平.我国粮食安全与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关系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3，（3）.[3]王国敏，卢婷婷.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复杂矛盾[J].社会科学研究，2011，（5）.[4]张全红.我国粮食总量安全现状分析与政策启示[J].农村经济，2011，（8）.[5]高淑桃，任福全，王晓.我国粮食安全目标实现的制约因素及对策[J].理论探索，2010，（4）.[6]曾靖，姜学勤.农民收入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研究[J].调研世界，2012，（3）.[7]王兆华，褚庆全，王宏广.粮食安全视域下的我国粮食生产结构再认识[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3）.[8]龙方.新世纪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9]国家粮食局调控司.关于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思考[J].宏观经济研究，2004，（09）.[10]居占杰.我国粮食安全的经济学分析[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1]金姝兰，侯立春，徐磊.长江中下游地区耕地复种指数变化与国家粮食安全[J].中国农学通报，2011，（17）.[12]李英，陈立华.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策[J].中国流通经济，2011，（12）.[13]王雅鹏，王薇薇，吴娟.我国粮食安全的热点问题辨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1）.[14]尤利群，范秀荣.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体系分析——解读《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J].生产力研究，2009，（20）.[15]屈宝香，李文娟，钱静斐.中国粮食增产潜力主要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9，（4）.

第四篇：中国金融业反洗钱框架制度构建的研究

摘要: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反洗钱实践已经证明,现代金融体系已成为洗钱的主要渠道。就我国金融业而言,建立反洗钱控制制度体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对我国金融业反洗钱进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反洗钱制度措施中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环节,并提出了我国金融业反洗钱的框架制度和应采取的措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及国际范围内的洗钱活动日趋猖獗,可以说,洗钱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大公害。因此,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对洗钱犯罪予以高度重视,纷纷通过立法等各种措施对其加以控制和打击。

一、我国金融业反洗钱的现状分析(一)洗钱的概念与特征 1.洗钱的概念。

关于洗钱的定义很多,巴塞尔银行条例则侧重于金融交易,将洗钱描述为: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可能无意间被利用作为犯罪资金转移或存储的中介;犯罪分子及其同伙利用金融系统将资金从一账户向另一账户作支付和转移,以掩盖款项的真实来源和收益所有权关系;或者利用金融系统提供的安全保管服务存放款项。2.洗钱的特征。

(1)缺乏可识别的受害者。

洗钱犯罪没有可识别的受害者,其行为本身缺乏引人注目的可谴责性,所以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一般说来,要想直接发现洗钱犯罪的发生是很困难的,只能依靠间接的申报资料或者一些其他的数据分析。即使这样,发现的洗钱犯罪数同实际犯罪数之比也是很低的。(2)复杂性。

洗钱的手段众多,几乎银行提供的所有服务都有可能被洗钱者利用。另外,一项洗钱阴谋可以使黑钱在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之前,通过众多的国内外的商业公司和金融机构,洗钱活动的复杂,有时连参与其中的专业人士,如银行家、律师、会计师都无法察觉。(3)专业性。

现在,洗钱已发展成为高度复杂的、高智能的、国际性的专门行业。由于洗钱要涉及国内外复杂的金融制度和法律制度,一般犯罪分子很难做到,只有熟悉国内外金融、法律制度的专业人士才能胜任。所以现在一些犯罪分子愿意支付高额费用以换取专业人士的服务,而一些律师、金融机构人员、投资专家等为牟取暴利也愿意为犯罪分子提供洗钱服务。(4)国际性。

由于不同国家在洗钱的管制和制裁上存在差异,各国法律规定的不同以及其他方面原因,使得跨国间的反洗钱协作非常困难。另外,洗钱的国际性不仅仅指洗钱犯罪涉及的地域非常广泛,还包括犯罪技术的国际化,先进的犯罪手段会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5)资金的密集性。

犯罪集团获取的犯罪收益大部分为现金,尤其是毒品交易几乎百分之百采用现金交易,因为现金有利于伪装,也不容易留下交易痕迹。在金融市场与信用制度较发达的国家,其使用现金密集程度较低,如英国、美国等,其现金使用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4左右。而对于金融市场与信用制度不发达的国家,如中南美、东南亚等国家,其现金密集性高达20以上。这种国家很容易成为黑钱的集中地。如果一个地区的现金密集性在某个期间突然升高,很有可能是洗钱活动正在进行。

(二)我国洗钱活动的主要形式和特点

我国新《刑法》第19l条规定了涉嫌洗钱的五种行为形式:(1)提供资金账户。指以洗钱为目的,提供个人在银行的储蓄账户、单位在银行的存款账户、个人或单位在银行的信用卡账户、外汇账户、证券公司的股票交易账户、期货公司的期货交易账户等,供具有非法财物来源的单位或个人存取款或者进行其他金融交易。(2)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指协助将犯罪所得的动产、不动产等转变成本国货币或者外国货币,以及债券、国库券、汇票、支票、本票、股票、存单和存折等金融票据,以使犯罪非法收入具有合法形式。(3)通过转账或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一般是指利用支票、银行本票、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等金融票据,使用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以及电子资金划拨等结算方式,将违法所得从一个账户转入另一个账户,使犯罪收益与合法收益混淆,以掩饰、隐瞒其非法来源。(4)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指为了逃避国内司法机关对犯罪违法所得的追查和躲避国内金融机构对于非法资金的金融监管,以各种名义通过银行、邮局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将资金汇往境外,洗钱犯罪一般倾向于把非法资金汇往金融监管比较松、严格实行银行保密法的国家或地区。(5)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包括用赃款购买不动产,高利借贷,密藏于银行的保管箱中,投资于工商业,购买高档消费品等。

关于洗钱行为形式的规定只是对洗钱活动表象的规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洗钱活动往往表现为个别不同的形态,分析总结归纳国内发生的有关涉嫌洗钱犯罪的案例,我国洗钱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成立空壳公司洗钱。这是最典型也是最常用的洗钱模式,犯罪分子在非法收入来源地开设酒楼、夜总会、歌舞厅等营业机构,将非法所得转入营业机构,在依法纳税的外衣下,将多数非法收入转变为营业机构的合法收入。我国查处的许多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案例表明,这种洗钱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化名存款或购置金融票证洗钱。犯罪分子获取非法收益后,和金融机构非法工作人员串通,由金融机构提供非真实姓名的个人存款账户,或以他人名义开立个人存款账户,或从金融机构购置金融票证。政府官员受贿、索贿收入往往采取这种方式清洗。为了使受贿、索贿等非法收入可以为自己控制和使用,同时逃避有关制度如收入申报制度的约束,将资金交由自己的远房亲友,或指定亲信开立存款账户或开立公司账户存放,或用于购置国库券、债券、股票等各种有价证券。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现被查处的政府官员家中或其亲属家中藏有大量的存单或有价证券。

3.违规转账洗钱。在国内通过签发不具有商品交易关系的银行承兑汇票或银行汇票将非法资金转移到异地具有关联关系的个人或单位,反复转账,直到资金不能明显地和资金来源地发生关联为止,由非法人员提出用于支付违规违法活动,开始下一轮资金循环;或利用三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所得可以自由汇出的规定,通过金融机构将非法资金混入合法资金,以汇票的形式转移到国外。

4.利用进出口贸易洗钱。利用进出口双方变异价格达到在异地支付洗钱的目的,进口时,如果想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则双方协议将非法资金混入贸易资金以异常高的价格实际支付,在国外,由出口商将非法资金分离出来存入指定的交易账户;如果想从国外向国内转移资金洗钱,则协议实际支付异常低的价格,在国外,用违法资金向出口商补足差价,在国内,由进口商将差价资金打入犯罪分子指定的银行账户。出口时采取逆向操作的方法。这种洗钱方式也是我国一些腐败的高层官员向国外转移赃款常用的方法。

5.成立外资公司或利用外汇黑市跨国洗钱。由于我国未立法对于外资来源及性质予以审查,据有关专家推定,在我国引入的外资中,有相当部分“洗钱投资”混杂其中,我国境内开立的少数外资公司在跨国洗钱活动中充任了不光彩的角色。国内一些腐败分子在任职期间大肆侵吞、挪用公款,受贿、行贿、渎职犯罪,获得非法所得后,指使亲信或亲属将其在外汇黑市上兑换成外汇后转移境外,在境外取得合法资金地位后,又以合法资金的形式转移到国内开立外资公司,形成具有政府权力背景的、内外联动的洗钱活动链条。6.骗税洗钱。为了骗税,成立假企业,搞假出口,骗制出口报关单,和外贸公司联手,编制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手续健全后,由财税所担保取得封闭贷款,从国库部门骗取退税,在不需要任何资金的情况下,获取大额非法收入,归还银行贷款后,将非法资金通过多种渠道分散转款,在不同地区转款以转移视线,最后将款项集中转账到国外或香港。在汕头查处的骗税案中,犯罪分子就是大肆采用这种方法洗钱的。7.利用关联单位洗钱。证券监管部门在对某上市公司的调查中发现,该上市公司与另一家关联公司私下协议,将部分资金打入该关联公司账户非法炒作自己的股票,严重违背有关证券投资管理规定,为了回笼非法资金,将自己生产的产品假装销售给关联公司,通过关联公司以销售款的形式转回款项。在关联公司实现对产品的再次销售后,存入股票账户再循环炒作自己的股票。

8.异地大额套取现金洗钱。在制假地和银行职工串通,将违法所得化整为零,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或银行汇票将资金分散转移到多个地方,在异地利用金融机构套出现金,回到制假地用于制假。

9.通过“地下钱庄”洗钱。“地下钱庄”一般是专为跨境洗“黑钱”设立的,在我国,主要用于在内地和香港之间转移“黑钱”。最近在汕头暴露出的涉嫌洗钱千亿元资金的大案中,地下钱庄为洗钱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犯罪分子将在国内获取的人民币非法收入以现金或汇票的形式直接交给地下钱庄或存入其指定账户,地下钱庄按当日外汇黑市价算出应支付的港币或美金数量,通知其在香港的合伙人,由香港合伙人从香港的银行账户中支付外汇到客户指定的账号。反之亦然。

10.通过保险公司洗钱。典型的做法是将违法所得赃款用于购买各种名目的保单,经过保险公司修改保险条款,再将保费以退费、退保等合法形式回到犯罪分子手中,以掩盖原犯罪收入的来源和性质。据报道,江苏盐城市[1][2][3]下一页

第五篇：金融业反洗钱问题研究

金融业反洗钱问题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洗钱犯罪，特别是利用系统和工具的洗钱犯罪活动，日益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公害。这已引起世界各国执法机构、金融机构的高度关注。进入本世纪，反洗钱更成为衡量政府能力、国家信誉的标志。特别是“9〃11”以后，反洗钱又与打击恐怖组织联系起来。因此，尽快完善我国的反洗钱机制，加大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已迫在眉睫。

一、“洗钱”涉及的基本问题

（一）洗钱的定义

洗钱作为一个概念最早正式出现在1988年12月19日《联合国反对非法交易麻醉药品和精神病药物公约》里。该公约把洗钱定义为：“为隐瞒或掩饰因制造、贩卖、运输任何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所得之非法财产的来源，而将该财产转换或转移。”

2000年10月，加拿大皇家骑警和美国海关在加拿大温哥华共同主办召开了“太平洋周边地区打击洗钱及金融犯罪会议”。该次会议对于什么是洗钱这一问题，表现出以下趋向，即把洗钱犯罪涉及的非法所得来源不断扩大，并且从把犯罪收益洗为合法收入这一模式扩大到：1.把合法资金洗成黑钱以用于非法用途，如把银行贷款通过洗钱变为某人在赌场的资金（即所谓白钱洗黑）。2.把一种合法的资金洗成另一种表面也合法的资金，如把国有资产通过洗钱转移到个人账户以达到侵占的目的（即洗钱本身就成为犯罪过程）。3.把非法收入通过洗钱合法化，如把偷漏税款通过洗钱转移到境外（即所谓黑钱洗白）。

尽管对洗钱有不同的定义，但各国和国际组织在对洗钱活动本质的理解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洗钱是将非法收入合法化的过程。综合来看，洗钱作为一种犯罪，是指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并将该收益伪装起来使之看起来合法的一种活动和过程。作为一项罪名，洗钱罪是对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的所有各式各样犯罪活动的总称。通常犯罪收益被称为“脏钱”、“黑钱”，所以对犯罪收益进行清洗使之披上合法外衣的活动就被形象地称为“洗钱”。而“反洗钱”则是政府动用立法、司法力量，调动有关的组织和商业机构对可能的洗钱予以识别，对有关款项予以处臵，对相关机构和人士予以惩罚，从而达到阻止犯罪活动目的的一项系统工程。

（二）洗钱犯罪的与现状

洗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第一宗洗钱案是美国一不法商人为得到好处，将贿赂资金以“贷款”名义打入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的账户，通过这种方式，该受贿官员可以自由地使用这笔资金并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洗钱”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在20世纪70年代才正式出现。

目前洗钱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世界的正常运转。2002年6月，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禁毒署执行主任称，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高达一万亿至三万亿美元。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显示，全球每年“洗钱”的总额相当于全世界GDP 的2％至5％。数额巨大的洗钱活动对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影响，同时由于“脏钱”重新进入流通并游离于任何统计数字之外，从而能使一个国家的货币需求发生明显变化，并有可能对利率和汇率产生影响。所以各国政府均视洗钱为大敌。

（三）洗钱的过程

通常洗钱活动的过程相当复杂，也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是从逻辑上讲，一个典型和完整的洗钱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即放臵阶段、培植阶段和融合阶段。

1.放臵阶段：是指将犯罪收益投入清洗系统的过程。该阶段的目的是将犯罪活动得来的资金改变得易于控制并减少怀疑，例如将现金存入银行或购买可流通票据；或将钱存入地下钱庄，通过地下钱庄将犯罪收益转移到国外，然后进入外国银行；或在保险公司购买保险，或在股票市场购买股票。

2.培植阶段：是通过在不同国家间的错综复杂的交易，或在一国内通过反复持续地运用不同金融手段来掩盖和模糊犯罪收益的真实来源、性质以及犯罪收益与犯罪者的联系，使得犯罪收益与合法资金难以分辨。

3.融合阶段：是洗钱链条中的最后阶段，犯罪收益经过充分的培植后，已经和合法资金混同融入到合法的金融和经济体制中。犯罪收益已经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犯罪者可以自由地使用该犯罪收益了。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实际的洗钱操作过程中，三个阶段有时很明显，有时则发生重叠，交叉运用，难以截然分开。同时，洗钱犯罪活动的构成并不要求完全完成上述三个阶段。

（四）洗钱的手段

国际刑警组织所列举的洗钱方法包括：现金走私；将现金改变成可流通证券；建立并使用前台公司或空壳公司；使用税收和保密天堂所提供的设施；伪造虚假的发票；使用现金交易所或经纪人交易所；使用娱乐场所或赌博场所；使用地下钱庄系统所提供的设施等。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考察了大量的洗钱实例后，指出了洗钱方法中的共同因素：改变现金的形式；利用正式或非正式的金融机构使资金在国际范围流动；将现金运到对支付系统不加限制的他国；使用技巧掩饰资金的真实所有权和来源。

以下是最常见的几种洗钱手段：

1.保密天堂。其特征如下：（1）有严格的银行保密法。除了例外的情况，披露客户的账户构成刑事犯罪。（2）

有宽松的金融监管。建立金融机构几乎没有什么限制。（3）有自由的公司法和严格的公司保密法。这些地方允许建立空壳公司、信箱公司等不具名公司。并且因为享有公司保密特权，了解这些公司的真实面目极其困难。较为典型的国家和地区有：瑞士、开罗、巴拿马、巴哈马，还有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国。

2.空壳公司。亦称为被提名人公司，一般是指为匿名的公司所有权人提供的一种公司结构，这种公司是被提名董事和持股人所享有的所有权结合的产物。被提名人往往是为收取一定管理费而根据外国律师的指令登记成立公司的当地人。被提名人对公司的真实所有人一无所知。空壳公司的上述特点特别有利于掩饰犯罪收益和犯罪人的需要。空壳公司在一些保密天堂得很快。

3.金融机构。洗钱者利用金融机构洗钱的技巧包括：匿名存储、利用银行贷款掩饰犯罪收益、控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4.现金密集行业。为避免大量现金存入银行被怀疑，越来越多的洗钱者开始利用现金密集行业，如赌场、酒吧、金银首饰店作掩护，将犯罪收益清洗为经营所得的合法收入。

5.伪造商业票据。洗钱者首先将犯罪收益存入甲国银行，并用其做保证金，申请开立信用证，该信用证用于支付某项虚构的从乙国的进口商品交易，然后由乙国同谋（信用证受益人）用伪造的单据在乙国的银行兑现。有时犯罪者也利用一些真实的商业单据来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但在数量和价格上做文章。

6.走私。洗钱者将现金通过种种方式偷运到其他的国家，由其他的洗钱者对偷运的现金进行处理。除了现金走私外，洗钱者还通过贵金属或品的走私来清洗犯罪收益。

7.投资。洗钱者通过投资移民，或在国外购买房屋、酒店等房地产模糊犯罪资金来源进行洗钱。

二、洗钱犯罪在我国的现状、趋势、形式和主要特点

（一）我国洗钱犯罪现状及趋势

长期以来，国人对“洗钱”一词很陌生，认为离我们很遥远。但有调查表明，近年来我国“洗钱”活动日益增多，涉及的洗钱数额也在不断上升。统计显示：我国国际收支“误差和遗漏”项中每年皆有几百亿美元，近年来之和已有数千亿美元。这其中洗钱所导致的资金外流的数额占有相当比重。原因是：首先，毒品犯罪、走私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使“黑钱”源源不断。其次，贪污腐败分子利用各种渠道“洗钱”的现象屡见不鲜。第三，境外大量“黑钱”以各种方式进入漂洗绝非鲜见。第四，国内大量“黑钱”流出境外呈愈演愈烈之势。

（二）洗钱犯罪在我国的主要形式：

目前，我国在打击洗钱犯罪的过程中发现，犯罪分子通常利用以下方式将诈骗、走私、贪污、受贿、侵占、制贩毒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获取的赃款进行转移：

1.利用地下钱庄把在国内犯罪所得赃款清洗到境外。首先赃款所有者在境内将要清洗的赃款交给地下钱庄的经营者，然后在境外从地下钱庄的海外（境外）同伙处提取被清洗过的赃款，地下钱庄的经营者则通过收取一定的费用而获利。

2.利用同境外公司签订假进口合同，以信用证支付方式将在境内犯罪所得赃款清洗到国外，或将国家和的资金洗成黑钱，占为己有。

3.利用他人身份证件或假身份证件开立账户，通过机构进行洗钱。

4.利用借贷方式洗钱。首先通过向他人借大额钱款，然后再用赃款偿还债务，使赃款被清洗成来路合法的款项。

5.利用外汇黑市把赃款兑换成外汇，再将其走私出境，从而达到洗钱的目的。

6.利用股票市场等资金周转快的行业洗钱。先用赃款作为投资，随后在短时间内收回投资，从而完成洗钱。

7.利用固定资产项目投资洗钱。

（三）与国外相比，洗钱在我国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1.公职人员利用各种渠道洗钱的现象十分严重。近年来，国内贪污腐败公职人员洗钱不断发生，这类洗钱犯罪的案例和数额已经远远超过了黑社会组织。贪官们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之后，不仅可以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其洗钱的速度已超过了传统的洗钱。

一些公职人员在贪污受贿后，自己“下海”或通过亲属“下海”办公司或炒股，以掩盖不正常暴富的原因；或与企业勾结，将非法收入转成企业账户上的“合法”收入，实现对“脏钱”的清洗。

2.存取、搬运和藏匿大额现金是洗钱的重要渠道。经手大额现金是洗钱犯罪的一个突出特征。对犯罪分子来说，用不具有个人特殊标记、无法追索交易痕迹的现金漂洗非法所得，可以在实现财富占有的同时掩盖犯罪事实，因此被不法分子视为洗钱的便利渠道。在国外，现金的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如在美国，大面额现钞基本不在国内的零售渠道流通，涉及大额交易的大宗购买或大额消费多采用信用卡结算。在我国，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推广以“三票一卡”为主的银行结算方式，但目前现金结算还是个人消费使用最多的结算方式。而且，我国的结算制度主要是针对现金支取，现金收存几乎不受限制。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实施虽然对犯罪分子有一定威慑作用，但是由于个人使用现金所受限制极少，从而使得存取、搬运和藏匿大额现金成了洗钱的重要渠道之一。

3.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体系洗钱呈发展趋势。使用票据结算和转账结算是结算发展的趋势。

我国目前企业间除小额零星收支采用现金结算外，其他一律采用票据和转账结算。由于注册各类企业并且开立银行账户非常容易，有些专门为转移资金而成立的公司或开立的账户屡见不鲜。在现金使用愈来愈受限制的将来，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系统短期内转移巨额资金并使之从形式上合法化，无疑是洗钱分子的首要选择。这就是说，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进行洗钱在我国应引起重视。

三、洗钱犯罪对我国的危害

洗钱不仅破坏我国的金融体系，影响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还会对我国建设和社会稳定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

（一）动摇社会信用，诱发金融危机，威胁国家的安全

反洗钱的实践表明，金融系统是洗钱犯罪分子利用的主要通道。商业银行作为自主经营的企业，信用是其“生命线”。但是如果有消息披露某银行被洗钱分子利用，公众将对该银行甚至整个银行系统的信用产生质疑，动摇银行的信用基础。另外，由于洗钱活动的资金转移完全脱离了一般的商品劳务交易的特点，其资金转移完全受洗钱的需求所制约，因此，资金的流动毫无可循，洗钱很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如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

被关闭，其广泛地参与洗钱活动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金融机构破产倒闭会带来金融体系不稳定，金融危机的产生必然带来经济的混乱，进而造成上的混乱。

另外，无论是基地组织还是东突等恐怖组织，都需要资金支持，这些资金的转移都是通过洗钱完成的。洗钱已成为反政府组织、国际恐怖组织等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这本身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

（二）造成资本外逃，使腐败资金转移境外，导致社会财富流失

美国的非法收入经过清洗之后，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仍汇集在美国境内。而我国的非法资金经过清洗之后，有相当一部分单向流向境外。国际上“资本外逃”的最普遍方式是贸易顺差加资本净流入与外汇储备总额增加值之差。有统计表明，目前我国的“资本外逃”数额已经排世界第4位，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我国的资金严重匮乏，大量的资金外逃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我国，贪污腐败和洗钱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一些已经暴露出的案例来看，腐败分子侵吞社会财富的途径为：把贪污腐败得来的钱转移至境外，再利用我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外商的身份回国投资。这样，形成一个权力与金钱互相依存的、里应外合的洗钱链，从而实现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赤裸裸的循环侵占。

（三）助长刑事犯罪，破坏社会稳定

如果洗钱过程非常顺利，就为犯罪分子的下一次犯罪提供了资金支持，将会进一步刺激犯罪分子的犯罪欲望。比如黑社会就通过洗钱为其发展寻得了掩护资金，这样就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从而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和不安定因素，扰乱社会秩序。

四、业反洗钱的难点

（一）金融环境不规范，金融秩序尚待完善

随着金融机构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带来利益的多元化，进而引起竞争的白热化。为了多争取储户和存款，很多银行都程度不同地通过放宽开户条件，直接或变相提高利率，放松支取管理制度等各种手段吸引客户、扩大业务、吸收存款。在这样的状况下，银行是见钱就揽，有钱就收，而忽视了对钱的性质和来源的了解。甚至有的明知该钱的来路有问题，但仍佯装不知，帮助其转款或做其他处理。所以在金融秩序混乱的地方，很难有效地预防和查处洗钱活动。

非法的民间借贷组织是洗钱的又一渠道。目前，不仅在经济发达地区有私人“地下钱庄”

存在和运营，在经济欠发达和落后地区也有从事非法集资借贷活动的“地下钱庄”存在。有些地区还有地下钱庄性质的“合作基金会”。这些组织甚至享有比银行更为宽松的政策，在开立账户、吸储、提供转款服务等方面比银行更为灵活。此外，地下钱庄和民间的合作基金会运作都很不规范，对于存款和出入账户的资金都不会进行审查。虽然这些机构在经营风险上要比银行等金融机构大，但在逃避司法查处风险上却要小得多。因此已经成为重要的洗钱渠道。

（二）部分金融机构的经营者对反洗钱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有些金融机构的管理者尚未认识到反洗钱工作的重要性，还糊涂地认为反洗钱是发达国家的专利，我们国家没有必要跟风，否则会造成失去大量客户的风险，而在有些地区确实存在哪家银行管理严，哪家银行流失客户的情况。

因此导致在实际工作中，有些经营者睁一眼、闭一眼，对反洗钱工作反应麻木。

事实上，反洗钱工作已经关系到了经济运行的安全和国家声誉。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是资金流动的载体和媒介，不法分子利用银行进行现金交易、账户往来、离岸业务、贷款等将非法所得合法化，客观上使银行做了整个“洗钱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和不法分子实施犯罪的有效掩体和重要渠道，有的甚至成了洗钱的机器。洗钱不仅损害了金融体系的安全和信誉，而且对于正常的经济秩序、社会风气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深入，洗钱犯罪活动也呈现全球化趋势，增加了打击洗钱犯罪活动的难度。因此，一些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要求各国银行对国际反洗钱予以配合，并将其作为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条件。目前，一些国家已将我国银行业的反洗钱情况作为市场准入的必要条件，并将我驻外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作为监管重点。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已与我国商谈反洗钱问题。

200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要求把我国银行业反洗钱的开展情况列为一项重要报告内容。因此，做好反洗钱工作关系到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声誉，关系到树立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三）金融工作人员业务素质不强，存在道德风险由于金融机构和网点猛增，使得各金融机构无法严把从业资格的关口，接收了大量未经过专业训练、业务素质欠佳的青年人进入金融从业队伍。他们当中有些人程度很低，虽然自己可以做到不违法、不犯罪，但由于没有过硬的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即使面对可疑的金融交易或者明显与洗钱有关联的交易，也难以进行辨别。

另外，在一些地方，金融系统的领导重业务发展和经济效益，轻职工的职业道德建设和操守教育。结果在这些金融机构里，部分工作人员因忽视思想道德建设，在金钱、美色面前失去了立场，陷入了违法犯罪的泥潭。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有章不循、有制不遵、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结果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实施洗钱等金融犯罪轻而易举，根本无法有效防范和查处洗钱。

（四）反洗钱的、法规和规章还不够健全和完善，有些规定操作性不强

从我国打击经济犯罪的实际情况来看，对金融诈骗、侵占、骗税、骗汇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的侦办，目前仍处于一种较为被动、滞后的状态。经侦部门经手的大案要案大都是由审计、纪检监察部门发现问题后反映出来的，而由金融机构主动发现线索或在案犯作案过程中予以查获的寥寥无几。同时，大量案件的事后调查表明，巨款都是通过各种金融机构、在不受任何监控的情况下被转移到境外的。因此建立金融机构大额可疑资金报告制度等反洗钱措施十分迫切。

（五）在国际反洗钱合作上存在一定难度

国际反洗钱的法律框架虽然比较完善，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一，洗钱资金难追还。

当跨国洗钱活动已经完成，追缴洗钱资金只能通过国际司法合作来解决。普通的国际司法合作因为受到各国国内法的种种制约，常常致使洗钱款项的返还难以实现。司法协助机关可能无权扣划账户（但美国可以根据《爱国者法案》，扣划该国在美的金融机构账户）；由于洗钱过程复杂造成根据普通民事程序举证困难，有的国家实行追缴的洗钱资金分享的制度，造成难以达成司法合作等等。总体上讲，洗钱资金的追缴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其二，跨国洗钱信息难采集、情报不易交流。这是因为国际反洗钱的法律体系需要和各国的立法达成一致，而各国的国内立法存在不少与这一框架不适应的规定。特别是在反洗钱信息采集和情报交换方面，商业机构需要识别客户的真实身份，前提是客户以真实身份开立账户。但有些国家的银行法并不要求真名开户，这就使国际反洗钱的链条可能发生断裂；另外很多国家商业银行法都规定了严格的保密责任，银行不能随意披露客户信息，否则构成侵权。这就需要在立法上明确银行披露客户信息的标准，使得可疑交易报告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此外，立法还要赋予国内反洗钱监管机构情报交流的权力。

建立健全完善的反洗钱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银行系统将在其中承担重要责任。

尽管金融业的反洗钱工作在我国还有众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的高度重视，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提上议事日程。2002年9月11日人民银行召开了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政策性银行行长参加的全国反洗钱工作会议，会议印发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等规章制度征求各商业机构的意见。戴相龙行长也对中国银行业的反洗钱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人民银行各分行和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在年内建立反洗钱的组织机构，并对员工进行反洗钱知识培训。中国金融业反洗钱工作的序幕已经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