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一起案例谈商业秘密司法鉴定问题
（一）案情概况
深圳市宝安区树桑五金首饰厂主要生产各种型号的平底和圆底爪链，产品质量较好。被告人向小祥、黄应中、李启兵、李如润分别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五金模具师傅的身份被招聘到树粲厂工作，并要求对所掌握的技术保密。1997年七八月份，被告人方顺龙与被告人林耀章等人合股开始生产爪链产品，并将生产车间挂靠到上海流行饰品厂（以下简称“流行厂”）。1998年年初，林耀章在深圳经人介绍认识了在树粲厂工作的向小祥，当了解到向小祥是模具师傅，并没有与树桑厂签订劳动合同后，林便要其到流行厂打工，并许以较多的薪水和福利。被告人向小祥于1998年4月离开树桑厂后到流行厂打工。被告人黄应中、李启兵、李如润亦先后跳槽至流行厂打工。4被告人利用其作为模具师傅到树桑厂之后形成的爪链模具的开发和维修技术，替流行厂开发出同树桑厂基本一样的爪链模具，并投人生产。后4被告人于2000年先后离开流行厂在浙江省义乌市江东南路、机场路等处继续使用上述技术生产爪链谋利。2001年7月9日，被害单位向公安机关报案。6被告人先后被抓获。
在一审的庭审中，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了两份鉴定，即由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华科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和由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对树粲厂所主张的技术秘密进行的文献检索，拟证实潘国基的技术不为公众所知悉。辩方对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司法鉴定书提出异议，认为《司法鉴定书》不具备法定形式要件，系无效司法鉴定。其理由在于：(1)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不是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根据司法部2000年8月14日发布的《司法鉴定机构登记办法》第2条等规定，以及《司法部关于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公告》，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没有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根据《司法鉴定登记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不得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2)没有加盖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专用章。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系司法部公告认可的可以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但是公诉人出具的《司法鉴定书》，没有加盖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专用章，根据司法部2001年8月1日发布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47条规定：“没有加盖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专用章的司法鉴定文书无效。”(3)没有完整的司法鉴定人签名，没有司法鉴定复核人签名。公诉人出具的《司法鉴定书》中，仅有所谓鉴定专家小组组长一人签名，没有其他人签名，更没有司法鉴定复核人签名。根据司法部2001年8月31日发布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2条规定：“司法鉴定结论应当由本机构内具有本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司法鉴定人复核”；第42条规定：“无司法鉴定人签名的司法鉴定文书无效。”(4)《司法鉴定书》鉴定专家小组5位成员，虽然都可认为是自动化专业等方面的专家，但没有一位属于模具设计制造业专家。《司法鉴定书》专家小组组长郑维智在庭审质证时已承认《司法鉴定书》是由非本专业的专家作出的。
一审法院审理后，支持了辩方对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华科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书》所提出的异议。合议庭认为，在法律形式要件方面，华科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上存在严重瑕疵。在实质内容方面，针对华科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书所认可的非公知技术点，辩方提交的由上海模具技术协会资深专家委员会5位专家出具的《专家意见书》以及模具专家丁松聚当庭的证言，都认为鉴定书所列的“非公知技术点”均为模具行业的一般技术，出庭的鉴定人郑维智也认可这一说法，只是提出这些在模具行业公知的技术和设计原理具体应用在爪链模具的设计制造上是“非公知的技术”。因此，合议庭认为，该司法鉴定书据此认为被害人的爪链模具技术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结论过于牵强，难以令人信服。鉴于华科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书》在形式上存在重大瑕疵，其在实质内容上不具有说服力，从而无法认定本案所涉及的被害人的技术信息是否为公众所知悉。至于公诉机关所提供的第二份证据，即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出具的《科技查新报告》，该报告认为被害人的技术信息在所检文献中未见有报道，但仅据此就认为被害人的技术信息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明显不具有说服力。由于这两个关键性证据未被采纳，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
但是，公诉机关对一审判决提出了抗诉，并在二审开庭审理中补充了新证据：(1)中国科技法学会就司法鉴定书的签名问题的说明及原签名附件，说明5名专家对爪链鉴定无意见，该鉴定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司法部关于在全国颁发和启用（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的通知》，其证实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是于2004年1月1日起启用，此前不应要求原判决所称要求执业证。
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作了改判，二审法院认为，(1)该中心提交给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的《司法鉴定书》的“说明函”已明确说明该中心于2003年7月29日“接受委托后依法组成专家鉴定组，于2003年8月17日召开了鉴定会。专家组仔细查阅分析了委托单位提供的有关材料，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评议。最终作出了鉴定意见书。”其提交的鉴定文件包括：附件一“司法鉴定书”、附件二“鉴定专家组名单”（有各专家的工作单位、职务及其签名，时间为2003年8月17日）、附件三“鉴定专家守则”、附件四“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资质材料”。上述材料表明，参与鉴定的专家在鉴定当日形成鉴定意见后即有签名，并作为附件附于书面司法鉴定书；且二审中，抗诉机关向法庭提交的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说明还证实各专家在形成书面材料后均有阅验鉴定意见并再次签名表示无意见。此外，该鉴定小组成员郑维智单独以鉴定小组组长的名义另在鉴定书签名，也可认为是履行复核之职责。鉴此，原判认定该司法鉴定书没有完整的司法鉴定人签名等与实际情况不符。(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2000年12月19日颁发给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表明该学会的业务范围有知识产权技术司法鉴定，业务主管部门为司法部。司法部司法函(2000)244号批复则证实司法部于2000年10月19日同意该法学会设立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从事专利技术、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的等同程度、成熟程度以及风险责任等技术问题的司法鉴定，2002年7月9日司法部向该中心颁发《司法鉴定许可证》。上述文件表明，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属于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的内设机构。而该法学会还特别出具了中科法函，2003)020号证明材料，证实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专用章为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公章，其鉴定意见书一律加盖该公章，对外以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行文。对此情况，作为具体主管司法鉴定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负责年检、行政处罚等职责的司法行政机关（司法部法规教育司）也予以证实。因此，该司法鉴定书加盖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公章并无不妥，更不影响该鉴定书的实质内容。(3)至于原判认定2名鉴定人资质不明的司题，该2名鉴定人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分别为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副主任、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鉴定评估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工艺美术大师专家委员会主任、教授级高工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原中国专利局复审委员、一级审查员，其虽非登记公告的司法鉴定人、，但系司法鉴定机构聘请的其他学科协助鉴定的有关专家，鉴于本案涉及珠宝首饰行业及知识产权等相关问题，因此，鉴定单位聘请相关部门专家参与协助鉴定亦无不妥。对上述问题，原审开庭审理中，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负责人兼任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办公室主任谢冠斌也到庭作证：此外，被告方提出的《专家意见书》的结论并不能否定《司法鉴定书》的结论。
综上，合议庭认为，原公诉机关提供的司法鉴定书合法有效，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最终，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并判决被告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二）问题的引申
该案可谓一波三折，在司法实践中比较罕见，但在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尤其是商业秘密司法鉴定所出现戏剧性转变，其背后所折射的问题缘由和制度缺位更是值得回味和研究。在本案中，商业秘密的鉴定结论是整个案子的关键性证据之一，二审之所以改判了一审的判决，关键就在于认可了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从此案可以看出，商业秘密鉴定结论在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直接影响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出，法官在审理商业秘密刑事案件时，过于依赖商业秘密的司法鉴定结论。由此所引申出来的问题就是：商业秘密司法鉴定结论在刑事案件中的作用和性质究竟是什么？是否必不可少？法官能否完全依赖于鉴定结论？
此外，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之所以未采纳公诉人所提交的鉴定结论，原因在于法院认为鉴定结论的形式要件存在重大瑕疵，主要表现为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鉴定书的签名、司法鉴定专用章等存在问题。而令人意外的是，二审法院将一审判决的认定结果彻底推翻和改变。虽然抗诉机关补充了一些新的证据，但这些新证据并不具有关键性的可以扭转乾坤的力度。从二审判决的措辞来看，推翻一审判决认定结果的理由基本只是一个在事实基础上进行说理的过程，而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律分析。当然，笔者在这儿无意点评究竟是一审判决正确还是二审判决正确，只是意欲从中窥视出背后所隐藏的一些问题：鉴定结论究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形式要件，对此有无法律依据？鉴定范围、鉴定书形式、鉴定程序、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等如何进行规范，从而减少审判中的争议和不确定因素？司法实践中商业秘密司法鉴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存在哪些问题，是否有规律可循？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不能回避，值得我们去充分研究的。
第二篇：从一起案例谈高危作业致未成年人损害的几个法律问题
从一起案例谈高危作业致未成年人损害的几个法律问题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2002年1月13日（星期日）16时左右，一列铁路货物列车进入孝义市某铁路分局管内的万安火车站区内，等候加补机车。期间，家住火车站旁某村6岁的幼童杨某与伙伴进入没有封闭的站区，到上述货物列车尾部最后一节车厢下玩耍，数十分钟后该列车开出，杨某被火车轧伤。杨某先后经多家医院治疗仍造成左前臂中上1/3处、左下肢小腿中上1/3处被截肢，司法鉴定为二级伤残。2003年杨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某铁路分局赔偿因其管理疏忽而造成的原告人身损害损失（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期间护理费、伤残者生活补助费、鉴定费、残疾用具费、住宿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终生护理费、残疾用具费的维修等费用）共计75万元。
该案在一审中，原、被告认可的赔偿项目及数额为：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期间护理费、伤残者生活补助费、鉴定费、残疾用具费、住宿费交通费总计369 129.66元。
双方争议焦点为：
1、本案的归责原则及法律适用；
2、精神损失费、终生护理费、残疾用具的维修等费用能否列入赔偿范围。
一审法院认为：本起铁路交通事故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除了物质损失外，也包括精神损失。作为未成年的幼儿，身体被截肢，除肉体上的痛苦外，也造成伴随终生的精神压力和痛苦，精神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应给予一定物质上的抚慰和赔偿。赔偿额度应综合杨某的受害程度、被告某分局的过错程度、赔偿能力等因素，参照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合理确定；受害人杨某安装假肢后，每年需1500元更换接受腔、脚板的费用亦属更换假肢的费用，应列入赔偿范围，此笔费用为6.9万元；终生护理费及其他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法院不予支持；火车有自己固定的轨道，在站内和区间内铁路线路上逗留、游逛、穿越和拣拾煤渣杂物等会发生危险，是一般性常识。国发（1979）178号文件转发的铁道部、交通部、公安部当时重新修订的《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第二条将上述行为列为禁止性行为，相对人有自觉遵守的义务。原告进入铁路作业区内停留车下玩耍，被火车轧伤致残，显系其自身原因所致。但其毕竟是未成年的幼儿，没有行为能力，其父母作为监护人理应倍加看护，确保其人身安全。而本案中其监护人明知村外火车站铁路作业区存在危险，而放任其外出玩耍，无人陪同看护，没有尽到监护职责，致使本案损害后果发生，应对本案事故负主要责任；火车是高速运输工具，铁路作业人在操作过程中，应注意避免铁路作业对周围环境中人们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造成损害。万安站工作人员正常作业亦无违章，虽尽了相应的注意义务，但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未成年人在铁路作业区玩耍，其注意程度尚有不足，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亦应负一定责任。依照民法通则第18条第3款、第106条第2款、第119条、第131条，判决：被告某分局承担损害赔偿总额438 129.66元的20%的赔偿责任，即87626元，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其余由原告及监护人承担。
一审判决后杨某不服，提起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不准。火车从万安站开出后，才发现杨某被火车轧伤，根本不是注意程度不足，而是开车时没有观察周围环境。原判未能分析造成损害的因果关系，有意把责任推给监护人；原判适用法律方面错误。民法通则第18条第3款指的“承担责任”是指生活上的抚养和教育责任，而不是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的赔偿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2款，本案中被上诉人有过错，原审判决也已认定，就应当依此项规定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而一审判决只让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损失的20%，显属不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本案侵害人是某分局，受害人即使有过错也只是减轻侵害人的责任，原审法院把减轻侵害人的责任曲解为受害人负主要责任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从事的是高速运输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判决。
被上诉人某分局辩称：上诉人人身伤害是其自己钻入火车下玩耍所致，其行为被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铁路运输企业依法免责。按照《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国发（1979）178号文件、铁路法第58条规定，上诉人因自身原因擅自进入铁路工作区造成伤残事故，应由上诉人本人和未履行监护责任的父母承担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的规定，监护人不仅对被监护人进行抚养、教育，还要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本案正是由于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造成的，故应由其承担责任；被上诉人按章作业，在目前科学可能情况下，列车装有列尾装置，能保证正常情况下列车的安全运行。但本案上诉人钻入列车下面的行为情况特殊，非一般人所能预料，非一般装置所能防止，也大大超乎被上诉人的预料和现有科学水平情况下被上诉人所能采取的防护措施。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关于从事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及铁路法“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关于本案是否存在侵害人免责事由，我国法律对适用无过错责任时的免责条件是有严格规定的，除了法律一般规定的不可抗力外，民法通则第123条及2003年10月23日全国人大通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均为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损害。铁路法规定的是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的自身原因一般解释为受害人的故意。受害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视为故意，受害人的故意包括直接和间接故意。免责条件是侵害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的除外责任。侵害人要免责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侵害人没有过错；二是受害人存在侵害人可以免责的情况。在本案，就侵害人而言，其在所属的万安站区有村庄，村庄与铁路之间没有任何防护，铁路作业时亦未派人看护，侵害人应当预见到村内的小孩可能会到铁道上来玩耍，却没有采取安全措施便启动火车机车，显然存在过错。就受害人而言，其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不存在故意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问题，因为法律规范的主体是有行为能力人和特定情况下的限制行为能力人，而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还作了特别的保护，规定其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从以上两方面分析，本案不存在受害人免责的条件，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为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伤害，主张免责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受害人杨斌系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其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的监护职责。该村庄位于铁路站区区间内，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未采取更为有效的看护措施，对造成被监护人杨斌被火车轧伤致残存在过错，可以依法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侵害人不得以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负有监护职责为由，将自己依法应当承担的侵害赔偿责任转嫁给监护人。根据本案侵权责任的承责原则和侵害人存在的过错，被上诉人对受害人杨斌被火车轧伤致残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即60%的责任。杨斌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应当减轻被上诉人赔偿责任，即承担40%的责任。一审判决认为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致使本案损害后果应负主要责任没有法律根据。关于一审中双方认可的赔偿项目及数额共计369129.66元，为双方协商一致所确定，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针对精神损失费、终生护理费、残疾用具的维修等其他费用能否列入赔偿范围的争议焦点，判决确定每年需更换接受腔、脚板的费用共计6.9万元应列入赔偿范围，双方对此均未上诉，应予维持。据此，本案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总计为438 129.66元，按上述所确定的责任比例，某铁路分局应赔偿杨斌262 877元，其余部分由上诉人的监护人自担。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针对本案实际情况，确定被上诉人赔偿杨斌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亦无不妥，应予维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及责任认定不当，应予改判。依照民法通则第123条、第131条、铁路法第58条、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2项，判决：
一、撤销一审判决关于某分局赔偿杨某身体损害所致损失87626元部分；
二、维持一审判决关于某分局赔偿杨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部分；
三、某分局赔偿杨某身体损害所致损失262877元；
二、本案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
铁路运输作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其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并且，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铁路列车的通车里程在不断延长、运行速度在不断地提高乃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铁路列车越来越繁忙地穿梭于人口稠密的城镇、村庄，从方方面面在极大地改善百姓的生活品质，但同时也可能给周围人群带来不安全的环境。因此，铁路运营中造成人员伤亡时有发生。较之前些年，现今的受害人及家属的法律意识普遍提高，且有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协助，铁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及家属越来越多地欲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权益，铁路法院受理的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正是在这一系列综合背景下呈逐年递升趋势。在这些人身损害赔偿案中，有一类案件较为典型，即未成年人在玩耍时进入铁路作业区，被列车轧伤致残的案件。这些受害人中，大的十几岁、小的才二、三岁。在处理这类未成年人诉铁路运输企业人身损害赔偿案中，法院除面临着一般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如何适用归责原则、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外，还面临着在未成年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的过错情况下，高危作业人是否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文即结合本案试从这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归责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民法通则作为基本法关于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我国高度危险作业的范围包括：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承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不问行为人主观是否有过错，只要其行为与损害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就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从无过错责任原则形成的历史看，该原则首创于1838年普鲁士王《铁路企业法》。该法律确认铁路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损害，铁路公司不得以无过错为由免除赔偿责任，这个法律几经修改，不仅适用于铁路运输，而且广泛适用于电车运输、采矿等各种存在风险的工业部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各国通过特别立法和法院判例，纷纷在火车、汽车、航空、航海、电气、核能利用、科学实验等危险性工业中采用无过错责任，以调整工业灾害中企业主与雇佣工人及其他受害人的关系。1922年由列宁亲自主持制定的《苏俄民法典》明文规定了危险业务责任。该法典单独列出条款，把危险性工业称为高度危险业务，确认源于高度危险业务的损害负无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设立目的也在于敦促高度危险作业人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最大限度地保护周围人群的人身、财产安全。我国民法通则将从事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确定为无过错责任。关于火车是否属于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高速运输工具曾有争论。
有观点认为，目前我国铁路列车的运营速度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因此不应列入高速运输工具范畴。有人提出，是否属于高速运输工具应当根据其时速确定，超过一定时速才能称为高速运输工具，否则不能作为高速运输工具看待。笔者以为，不能单纯以速度的快慢来认定铁路是否为高速运输工具，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起源及目的看，更应着眼于铁路运营是否属于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众所周知，一旦被运行的列车碰撞、碾压，产生的后果必然是非死即伤，尽管有时列车行进速度并不高，但损害后果同样也是非常严重。另外，火车的速度是变化的，启动和停车阶段慢，中间运行阶段快。所以，认为以火车运行的时速来确定其造成损害的归责原则是机械、片面、不科学的，更是没有法律根据的。随着人们普遍对高度危险作业认识的深入及法学研究、民事审判实践的深化，火车系高速运输工具、铁路运营为高度危险作业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按照以上关于高度危险作业及无过错责任产生的背景和目的介绍和分析，铁路运营致人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审判实践中，铁路运营中造成人身伤害应如何承则一直存在争论，根本原因在于对铁路法的规定认识不一。1990年颁布的铁路法中第58条规定：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人身伤亡是因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责任。同时规定，违章通过平交道口或者人行过道，或者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造成的人身伤亡，属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
有观点认为该条与民法通则第123条存在冲突和矛盾，又由于铁路法颁布在后，根据后法优于先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则，铁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另一观点认为，铁路法第58条的规定扩大了免责事由，与民法通则相冲突，应为无效，审判中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可以说，由于没有来自于权威部门的解释，民法通则与铁路法规定是否存在冲突的不同认识一直存在，导致此类案件如何适用归责原则一直扰着审判实践，而这些不同认识也在受害人与铁路运输企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辩中集中体现。就同一损害事实，受害人往往援引民法通则第123条主张铁路运输企业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有故意行为，铁路运输企业作为高危作业人对其作业中造成的损害即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铁路运输企业则引用铁路法58条主张损害发生是由于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根据铁路法58条免责条款的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责任。关于两法适用问题，受害人认为，根据上位法效力的优先性，应适用民法通则；铁路运输企业认为，按照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应该优先适用铁路法。
另有第三种观点认为，两法并不存在冲突，铁路法第58条是对民法通则第123条的具体贯彻和运用，两者均是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其实铁路法第58条“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实际上就是民法通则123条的从事高速运输工具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民法通则作为基本法已对从事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原则作了规定，有关从事高速运输工具的单行法、部门法不可能作出不同的规定。故对铁路在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应该是明确的。
（二）如何确定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定免责条件及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是否构成铁路运输企业法定免责条件
既然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该如何确定免责条件呢？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和解释铁路法58条的免责条款，即“受害人自身原因”的含义。铁路运输企业认为：火车有固定的轨道，如果没有受害人侵限的事实就没有被轧伤亡的损害后果，受害人伤亡原因是由于其侵入铁路线路造成，属于铁路法58条规定的“受害人自身原因”这一免责条款，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责任。如果这一抗辩理由成立，那么可以得出：凡是铁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铁路运输企业均可不能承担责任。因为受害人不去铁路轨道，就不会发生人身伤亡。显然，这样理解“受害人自身原因”与设定无过错责任这一归责原则的立法目的是相背。笔者认为，在理解铁路法这一专门法时，不能断章取义、孤立地去理解和解释
“自身原因”的含义，应该结合民法通则123条，以及其他法律关于无过错责任的免责条款的规定。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定免责事由除法律一般规定的不可抗力外，民法通则第123条和2003年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均规定为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损害。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3号《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因高压电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力设施产权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一）不可抗力；
（二）受害人以触电方式自杀、自伤；
（三）受害人盗窃电能，盗窃、破坏电力设施或者因其他犯罪行为而引起触电事故；
（四）受害人在电力设施保护区从事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参照民法通则和上述司法解释有关无过错责任的免责情形的规定，笔者认为，对铁路法第58条关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含义应理解为：
1、不可抗力；
2、受害人的自杀、自伤；
3、受害人破坏设施或其他违法犯罪引起的事故；
4、受害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同时应该明确，发生上述情况造成人身伤亡，铁路运输企业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亦应当根据原因力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由于铁路法58条对“自身的原因”的免责条款仅列举了违章通过平交道口或者人行过道，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两种情况,其他情况怎么办？法律调整不到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怎么办？这些均未规定。且这里讲的是“违章”，如果违的是铁路部门的规章，可以作为免责的法律依据吗？特别是受害人为未成年人时，其进入铁路作业区被撞压伤亡是否属于“自身的原因”呢？
笔者以为，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特点决定其对行为后果缺乏必要的认知和预见，对铁路作业区这一特定危险场所玩耍可能产生的后果不能完全、正确、清醒的认识，所以其在铁路作业区玩耍不存在自杀、自伤的目的，又因为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并非法律所调整民事义务主体（法律对限制行为能力人有特别规定除外），其在铁路作业区玩耍也就不应属于违法犯罪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其行为不存在主观故意或过失，不存在有无过错，故不能认为是其自身的原因。同时，针对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我国法律还对未成年人做了特别保护，规定其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但有观点认为, 即便人身伤害损害后果的发生非受害人自身的原因，但由于对未成年人有抚养、教育义务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致使未成年人侵入铁路限界，造成人身损害，应由监护人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铁路运输企业不应承担责任。笔者以为，根据我国监护制度的法律规定，被监护人侵害他人造成损失的，由监护人承担责任，被监护人有财产的，从其财产中赔偿，没有财产或财产不足以赔偿的，由监护人赔偿。而被监护人受他人侵害造成人身伤害损失的，由侵害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与被他人造成损害时，其监护人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不同的。不能把未成年人致人损害时监护人的责任等同于未成年人被侵害时监护人的责任。未成年人作为受害人被造成人身伤亡的，侵害人应当依法承担过错或无过错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一责任不应因为监护人的过错而被替代。而且，监护人并非未成年行为人，监护人的监护过错不等于行为人的行为过错，由于未成年人不是法律所调整民事义务主体，不存在主观过错问题，故对损害后果不承担责任。综上，在未成年人人身伤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不能构成铁路运输企业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的免责事由。但监护人其未尽监护职责，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根据《民法通则》第131条过失相抵的规定，可以适当减轻侵害人铁路运输企业的责任。监护人有证据证明已尽到监护职责的不承担责任。如此，既可以敦促高危作业企业采取更为有效防护措施，进一步防止损害后果的发生，又可以警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加强监护职责，以期社会到家庭最大可能避免未成年人人身伤害发生的可能，真正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社会发展的规律已然证明，社会的欲加文明、进步，人的生命价值亦会欲会得到彰显和重视，这也必然体现在国家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各个领域和环节。铁路运输企业作为高危作业人其在运营中造成人身伤害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同样也是在体现法律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怀，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产生原因和目的是协调一致的。目前，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够清晰、明确，使得对理解和适用的分歧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法院判案的统一，虽然多年来，法官一直在通过案例分析、论文研讨等形式在解释争议，提出观点，但不可回避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成文法国家，法官仅是适用法律的居中裁判者，其对法律的解释无论从论点到论据多么充分，其权威性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而质疑的后果也必然使得铁路作业人不易接受无过错责任这一加重其责任的归责原则，也不能使其从根本上在这一原则促动和指导下，自觉加强安全注意义务，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切实保护好周围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三篇：【法律风险案例】从一起案件谈特种设备买卖合同的全面履行案例
从一起案件谈特种设备买卖合同的全面履行
案情简介：
近日，王先生来到了我们律师事务所咨询，说他买了一台锅炉，没有办理安全使用证，同时，锅炉本身也总是出现故障，根本无法正常使用，因此，王先生只向锅炉厂支付了一部分货款，还有一部分未支付，现在锅炉厂起诉了，要求王先生支付剩余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王先生问他是否违约，锅炉厂索要货款的请求能否成立？
通过进一步了解，王先生与某锅炉厂于2009年9月签订了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王先生购买某锅炉厂生产的十吨承压热水锅炉一台及相应的辅机、配件，由锅炉厂负责安装、调试、运输与维修，合同价款共计69万元，锅炉厂交付货物的当日，王先生支付30万元，剩余39万元于2003年12月31日之前付清。锅炉厂于2009年10月7将锅炉及相应的辅机、配件运送至王先生指定地点，并进行安装，王先生向锅炉厂支付了30万元。在锅炉投入使用时发现锅炉无法正常使用，王先生找到锅炉厂，要求对锅炉及辅助设备进行检修，直至2010年1月15日，锅炉在使用过程中仍然出现故障，但是锅炉厂却以王先生到期不支付货款为由，拒绝履行调试、维修义务，并起诉到法院要求王先生支付剩余货款39万元及逾期支付的违约责任。据王先生说，锅炉厂在交付货物时没交付该货物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维修说明、监督检验证明文件等，致使其无法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王先生认为，厂家的锅炉一直存在质量问题，当然不能支付剩余货款，要说违约应当是锅炉厂违约。
针对本案，笔者认为：
1、本案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属于特种设备买卖合同，特种设备的买卖与普通物品买卖是有区别的，在我国，关于特种设备的生产、流通、安装、改造等，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在履行特种设备买卖合同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国务院制定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根据《特种设备监察条例》第2、3条之规定：“本条例所称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得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场内专用机动车辆”、“特种设备的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下同）、使用、检验检测及其监督检查，应当遵守本条例，但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结合本案，王先生与锅炉厂之间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的标的物锅炉属于国家严格监管的特种设备，王先生与锅炉厂在履行买卖合同的过程中不仅应当遵守《合同法》，还应当严格遵守《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
2、锅炉厂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向王先生交付该货物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维修说明、监督检验证明文件等文件，致使王先生违法使用锅炉，锅炉厂的这种不交付相关证明文件的行为不仅违约，而且违法。
根据国务院制定的《特种设备监察条例》第15条之规定：“特种设备出厂时，应当附有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维修说明、监督检验证明等文件”，第25条之规定：“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向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登记标志应当置于或者附着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结合本案，锅炉厂将王先生订购的特种设备即锅炉及相关辅机送到王先生指定地点，看似锅炉厂已完全履行买卖合同的交付货物的义务，但是根据《特种设备监察条例》的规定，交付特种设备的文件资料是特种设备买卖中的一项重要法定义务，没有相关文件资料的特种设备，在法律上来说是没有使用价值的，锅炉厂对此应作为必要义务予以履行，否则造成王先生非法使用的违法行为，会令王先生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并会受到相关监管部门的处罚。
因此，笔者认为，锅炉厂作为生产厂家，负有先履行义务而未履行，就无权向王先生索要合同价款，锅炉厂应在完全履行义务后，再行主张权利，同时提醒广大读者，在特种设备买卖中，应依法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包括主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
第四篇：课件：从一则案例谈交通事故赔偿
案例
2008年5月3日10时许，胡某驾驶轿车撞倒王某（59岁，退休）致王某受伤，交警部门认定胡某负全责。王某诉前自行委托金陵司法鉴定所鉴定构成四级伤残、长期护理依赖，并诉至法院要求赔偿60余万元。胡某投有12万的交强险及20万的商业险。
诉讼请求
1、残疾赔偿金：18680元×14年=261520元
2、医疗费：21271.67元
3、被抚养人生活费：10715元×20年÷2=107250元
4、交通费：673.5元
5、鉴定费：1860元
6、营养费：20元×184天=3680元
7、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
8、后期护理费：10000元×20年=200000元
9、住院伙食补助费：18元×169天=3042元
10、住院期间护理费：60元×113天=6780元 合计：641077.17元
病历摘录
• 门诊留观病历：2008.5.3：外伤后腰部及左下肢疼痛1小时…，左下肢感觉差；2008.5.4：诉腰痛伴左足麻木，Rx：L1—S1 CT未见异常；2008.5.5头颅CT检查未见异常；2008.5.7：诉左下肢麻木不能上抬，小便无便意。
• 入院记录：左下肢麻木感明显，肌力II-级；2008.5.8颈椎MRI：C6-7椎间盘突出，挤压脊髓变形，C6椎体骨挫伤；T12椎体压缩性骨折（前缘压缩未达1/3）；2008.8.14MRI：颈椎退行性病变、C4-7椎体边缘不规则骨质增生
• 出院记录：左下肢屈、伸髋肌力3-级，屈、伸膝肌力4-级，踝背伸肌力3+级；出院诊断：C6-7外伤性椎间盘突出伴不全瘫；出院医嘱：院外左下肢肌肉力量锻炼。
鉴定结论
• 被鉴定人王某因交通事故致C6-7外伤性椎间盘突出伴不全截瘫，目前遗留有左侧偏瘫（左上肢肌力3级，左下肢肌力4级），构成四级伤残。余不构成伤残。• 被鉴定人王某存在护理依赖，护理期限为长期。
• 被鉴定王某误工期限以自受伤之日起至定残前一日为宜。• 被鉴定王某营养期限以伤后六个月为宜。
鉴定结论质证（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 第二十八条 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
（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
（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
（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 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
申请重新鉴定的理由
• 王某江北人民医院病历与金陵司法鉴定所鉴定对比表
• 结论：王某的所有病历未述及其存在左上肢功能障碍，其仅有左下肢功能障碍；出院医嘱仅有加强左下肢功能锻炼，而没有加强左上肢功能锻炼的医嘱；病历诊断王某为不全截瘫，而鉴定书认定王某为偏瘫。所以鉴定书关于王某的病情与其就诊病历不符，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被告申请对王某的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程度及期限重新鉴定的申请予以准许。
重新鉴定结论
• 被鉴定人王某因交通事故致脊髓损伤，遗留偏瘫（左上肢肌力VI+，左下肢肌力VI+），构成四级伤残；余不构成伤残。
• 被鉴定人王某因交通事故致脊髓损伤，遗留偏瘫，目前存在长期部分护理依赖。
两次鉴定结论对比
• 首次鉴定：目前遗留有左侧偏瘫（左上肢肌力3级，左下肢肌力4级），构成四级伤残。被鉴定人王某存在护理依赖，护理期限为长期。
• 重新鉴定：遗留偏瘫（左上肢肌力VI+，左下肢肌力VI+），构成四级伤残。目前存在长期部分护理依赖。
要求鉴定人书面答复的申请
• “被鉴定人王某因交通事故致脊髓损伤，遗留偏瘫，目前存在长期部分护理依赖”。申请人认为，该项鉴定意见对于王某护理依赖所需期限的限定语，“目前”及“长期”，存在矛盾，令人费解。因此，申请人请求鉴定人就以下问题作出书面答复：
“目前存在长期部分护理依赖”中，“目前”二字作何理解？
对王某鉴定意见质询的答复函
• 王某2008年5月7日入院查体：左下肢肌力II-级；2008年10月18日出院时左下肢屈、伸髋肌力3-级，屈、伸膝肌力4-级，踝背伸肌力3+级；2008年11月3日至金陵司法鉴定所鉴定时体格检查：左上肢肌力3级，左下肢肌力4级；2009年8月18日至我所鉴定时体格检查：左上肢肌力VI+，左下肌力VI-。综合评定左上肢肌力VI+，左下肢肌力VI+（正常肌力V级）。
• 本次鉴定已符合规定的评定时机要求，但从被鉴定人王某的伤情特点及治疗恢复过程来看，其病情在逐渐好转中，通过休养、锻炼及正确的康复训练等，临床有进一步恢复功能的可能，生活自理情况也可能进一步得到改善，但个体回复时间长短，临床无法评估，所以本次鉴定提出目前状况存在长期部分护理依赖的意见。建议1-2年后根据恢复实际情况，另行评定。
补充鉴定申请书
• 王某2008年5月7日入院查体：左下肢肌力II-级；2008年10月18日出院时左下肢屈、伸髋肌力3-级，屈、伸膝肌力4-级，踝背伸肌力3+级；2008年11月3日至金陵司法鉴定所鉴定时体格检查：左上肢肌力3级，左下肢肌力4级；2009年8月18日至我所鉴定时体格检查：左上肢肌力VI+，左下肌力VI-。综合评定左上肢肌力VI+，左下肢肌力VI+（正常肌力V级）。
• 本次鉴定已符合规定的评定时机要求，但从被鉴定人王某的伤情特点及治疗恢复过程来看，其病情在逐渐好转中，通过休养、锻炼及正确的康复训练等，临床有进一步恢复功能的可能，生活自理情况也可能进一步得到改善，但个体回复时间长短，临床无法评估，所以本次鉴定提出目前状 况存在长期部分护理依赖的意见。建议1-2年后根据恢复实际情况，另行评定。
补充鉴定申请书
• 申请事项：对王某颈椎退行性病变等原发疾病的损伤参与度进行鉴定。
• 申请理由：2008年8月14日MR检查报告单显示王某存在颈椎退行性病变、C4-7椎体边缘不规则骨质增生等颈椎原发疾病。椎间盘是颈椎维持稳定的重要结构，而颈椎退行性病变使颈椎结构的完整性受到破坏，椎间关节不稳定必然发生。结合王某目前“C6-7椎间盘突出伴不全瘫”，而不是颈椎骨折伴不全瘫的伤情特点及治疗恢复过程情况来看，申请人认为，该起交通事故撞击力较小，被撞击人本身原发疾病对目前的损伤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恳请贵院委托鉴定机构对王某颈椎退行性病变等原发疾病的损伤参与度进行鉴定。
追加被告申请书
• 申请事项：追加江北人民医院作为本案被告。
• 申请理由：患者5月3日交通事故外伤入院至5月7日转至病房，门诊观察期间，多次主诉左下肢感觉稍退、左下肢麻木，医院未考虑颈椎损伤，未行颈椎CT检查（仅行头颅、胸椎腰椎CT），未医嘱颈托固定，该过错行为是造成患者目前损害的重要原因，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追加医疗机构作为被告的障碍
•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条 患者因交通事故或其他伤害而就医后，患者一方以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有过错，并使患者遭受损害为由请求赔偿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将医疗机构和其他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各被告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认定书
2008年5月3日10时许，胡某驾驶苏A-FL359号轿车沿本区欣乐路由北向南行驶至旭升花园小区门前路口未减速行驶，适遇骑自行车沿人行横道由西向东通过此路口的王某，胡某所驾车车头撞倒王某左侧，造成王某受伤。胡某负事故全部责任，王某不负事故责任。
交通事故认定书质证意见
• 王某横过机动车道未下车推行，其未对自身安全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其行为违反《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0条，是造成损害的重要原因，应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被抚养人生活费证据
• 证据：
1、残疾证（双下肢肢体残，二级残）；
2、居委会证明（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靠父母照料）
被抚养人生活费质证意见
• 《人身司法解释》第28条：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
• 解读：
1、丧失劳动能力需鉴定，民政部门残疾证的伤残评定标准与丧失劳动能力鉴定标准不同；
2、无其他生活来源（低保，救济金算不算？退休工资算）；
3、王某的女儿靠王某退休工资抚养，不存在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损失；
4、其丧失的是被抚养人护理费。
医疗费票据质证
•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九条 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解读：
1、《民通意见》第144条医药治疗费的赔偿，一般应以所在地治疗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医药费、住院费的单据为凭。未经医务部门批准而擅自另找医院治疗的费用，一般不予赔偿。
2、医保报销部分是否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医保报销的费用不支持
• 杭州市中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规定，从人身损害赔偿损失填补功能角度出发，在计算肇事人及保险公司具体的赔付数额时，应将医保已支付部分予以扣除。
医保报销的费用支持
• 《浙江省高院民事审判业务培训班问题解答》（《民事审判动态与研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2008年第2期）明确规定，享受医保待遇是以患者自己（和其所在单位）支付保险费为前提的，不应因此而减轻侵权行为人的赔偿责任。该意见的法律分析认为，通过保险人个人账户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给付的费用，是基于保险人缴纳医疗保险费而享有的医疗保险收益，如果因保险人获得了该保险利益而免除责任人的赔偿责任，那就构成保险人的实际损失没有得到赔偿。因此，医保基金已报销的医药费，应当能再要求赔偿的。同样，如果受害人先前获得加害人全额医疗费赔偿的情况后，仍然可以要求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报销应当报销的医药费。江西省高院也是相同的意见。
•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审理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2006）
社保机构追偿
• 2011.7.1《社会保险法》第30条，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鉴定费票据
• 鉴定费应由侵权人承担还是保险公司承担？
• 《保险法》第六十六条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承担。
• 解读：人身伤害评残的鉴定费与车损的评估费并无实质区别，均是查明事故性质、原因及受损害的第三者损失程度所必须支出的费用，应由保险人承担，包括律师费等合理费用。《奚晓明主编保险法及相关规定理解与适用》P134
精神抚慰金选择交强险赔偿的意义
• 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赔偿权利人有权选择精神损害与财产损害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赔偿次序。• 目的不是交强险下精神赔偿数额不问责任划分 • 目的在于：当事人拒不选择或不明确表态的，人民法院不会在交强险范围内决定由保险公司赔偿。至于商业保险对精神赔偿的赔付，将视商业险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成立与否、合同约定免赔率和各方的责任划分而确定。
结 案
• 原告对全部赔偿超过32万元的部分予以放弃
第五篇：从一起雷击引发的仓储合同纠纷谈不可抗力
从一起雷击引发的仓储合同纠纷谈不可抗力
案例：
2011年7月初，甲粮油公司与乙储运公司签订了一份仓储合同，约定甲公司将五十吨玉米存放于乙储运公司仓库内。7月15日下午，乙公司仓库因雷击起火，导致甲公司的玉米烧毁30%。乙公司将剩余的玉米整理后堆放在露天堆场，准备第二天转移到其他仓库，但当天半夜又下起了暴雨，剩余70%的玉米全部淋湿发霉，无法使用。甲公司要求乙公司赔偿全部损失，而乙公司以不可抗力为由拒绝赔偿。甲公司随即诉至法院。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客观情况。通常情况下包括自然灾害、社会事件和政府行为。在本案中，可能构成不可抗力的事件有两个，雷击和暴雨。
先来看一下雷击，雷击是偶然事件，而通过雷击引起火灾的后果更是发生概率极小的偶然事件，足以被人忽略不计。对于乙储运公司来说，雷击引发火灾是不可预见的。而且雷击是一种自然现象，无法控制、无法避免，也无法克服。因此雷击引发火灾这一事件构成不可抗力。乙储
运公司对因雷击而造成的30%玉米损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接下来分析一下暴雨，7月份为雨季，雨季多暴雨是可以预见的，而乙储运公司却将玉米露天存放，而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乙储运公司对此存在重大过失，暴雨不构成不可抗力。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乙储运公司对雷击导致的30%玉米损失构成不可抗力，不需要赔偿。而对于雨淋造成的70%的损失不属于不可抗力，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不可抗力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不能免责。
还是上个案例，假如甲粮油公司和乙储运公司约定由乙储运公司在7月14日将玉米运到甲粮油公司，但因无法安排车辆乙公司决定7月16日再安排运输。可是7月15日发生雷击引发火灾，玉米烧毁30%。这种情况下乙公司可不可以免责？雷击虽然构成不可抗力，但是乙公司如按约定在7月14日将玉米运出，则玉米不会受损。正是由于乙公司的迟延履行，才导致了玉米受损，因此乙公司不可以免责。
二、不可抗力是法定免责条款，具有强制性，不可以通过当事人约定排除。
假如甲粮油公司和乙储运公司在合同中约定，不可抗力仅限于大自然灾
害和战争，雷击、冰雹等自然现象均不属于不可抗力。结果发生雷击，甲公司以双方约定雷击不属于不可抗力为由要求乙公司赔偿可不可以？答案是不可以，因为不可抗力是法定免责条款，只要构成不能预见、不能克服、不能避免这三个条件，就构成不可抗力。不可以通过约定缩小或排除不可抗力的范围。即使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不可抗力条款，当事人仍然可以主张不可抗力。
三、不可抗力的范围可以通过当事人的约定扩大。
不可抗力的范围虽然不可以通当事人的约定缩小或排除，但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可以通过约定扩大不可抗力的范围。当然这种扩大不能违约公平原则，如前一期普法中提到的格式合同，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通过格式条款恶意扩大不可抗力的范围来免除己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则该条款无效。
四、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负有及时通知和提供证明的义务。
1、及时通知义务；
所谓及时通知，是指在现有条件下，以最快的方式将不可抗力事件通知对方，以便对方及时采取措施减轻损失。如果怠于通知，虽然仍然可以主张不可抗力，但如果因其未及时通知导致对方损失扩大的，应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在上个案例中7月15日发生不可抗力事件，但乙储运公司直到7月18日才通知甲公司。而甲公司在7月17日将该批玉米卖给了丙公司，最终因甲公司无法交货导致赔偿丙公司违约金30000元。如果乙公司及时将雷击事件通知甲公司，甲公司就不会再将玉米卖予丙公司，也不会产生30000元的违约金损失。因此乙公司应该赔偿甲公司这30000元的损失。
2、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义务
这里的证明通常指的是官方证明，如政府、气象部门、海事部门、贸促会等具有公信力的部门出具的证明，对于一些无法由具体官方部门出具的证明，也可以通过公证机关通过公证文书的形式出具证明。证明文件除了要证明不可抗力事件存在以外，还要证明无法履行合同义务是不可抗力造成的。当然对于一些公知事件，如湖南冰灾或是汶川地震，则不需要证明不可抗力存在，只需要证明不可抗力与无法履行合同义务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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