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起损害赔偿案谈第三人行为介入的几个问题

第一篇：从一起损害赔偿案谈第三人行为介入的几个问题

从一起损害赔偿案谈第三人行为介入的几个问题

[案情]

1999年12月14日，被告彭州市大康俱乐部(下称“大康俱乐部”)的川F50092“海狮”牌小客车被送到彭州市金瑞公司(下称“金瑞公司”)下属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汽修厂进行维修。当日11时50分许，汽修厂副厂长张伟因业务需要驾驶川F50092车外出。途中，因制动失灵，致该车跑偏至道路左侧，与骑自行车相向而行的原告赵国富相撞，致赵受伤致残。川F50092“海狮”牌小客车系报废车，为大康俱乐部购买并使用。因赵国富与金瑞公司未达成赔偿协议，故向彭州市人民法院起诉。

[审裁判要旨]

因一审判决金瑞公司下属的汽修厂副厂长张伟承担原告赵国富的赔偿责任，存在错列、漏列主体的问题，本案被彭州法院决定提起再审。再审一审认为，大康俱乐部将川F50029号汽车开到金瑞公司所属的汽修厂维修，在尚未维修完毕的情况下副厂长张伟因业务需要驾驶该车外出，发生交通事故致残赵国富，因张伟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所以，修理厂应承担没有妥善保管被修理车辆之责任。然而，修理厂是金瑞公司的下属企业，其民事责任应由金瑞公司承担;车主大康俱乐部明知报废车不能在路上行驶，对酿成本次事故应承担相应责任。为此，金瑞公司和大康俱乐部各承担一半的责任。

再审二审认为，本案大康俱乐部与金瑞公司致害原告是多因一果的事实，从因果关系分析，大康俱乐部的过错行为与发生交通事故间存在着必然因果关系，而金瑞公司疏于管理维修车辆的过错促使了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康俱乐部的过错行为是内因，金瑞公司的过错行为是促

使损害结果发生的外部条件，是外因。据此，大康俱乐部和金瑞公司各自过错共同致伤原告，应承担连带责任。

[评析]

本案先后进行了三次审判，评述理由大相径庭，责任分担各异，尤其是再审二审中，以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直接用于分析案件和作为责任分担的依据，值得商榷;以“大康俱乐部和金瑞公司各自过错共同致伤原告”为由，判决大康俱乐部和金瑞公司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与现行法律相悖。笔者认为，本案是属于“第三人行为介入”，“第三人行为介入”从因果关系上讲，是指与被告没有意思联络的第三人行为介入到被告的过失和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出现新的因果关系链，产生新的法律关系。对第三人的行为介入问题，理论上有“过错比较说”、“原因力比较说”、“新行为介入说”三种学说，本文根据“原因力比较说“即从因果关系着手，对第三人行为介入的因果关系分析，阐明新的因果关系链与原来原告和被告间的因果关系链的联系，并以原因力之大小确定当事人之责任。同时，并借助共同过错理论论证第三人与被告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

(一)第三人行为介入的法律特征

第三人介入行为不同于共同侵权行为，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第三人的行为不属原告或被告一方;(2)、第三人与被告没有意思联络，但他们的行为对损害的发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3)、第三人介入行为从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可判断原来的因果关系链的中断与否，确定被告是否承担责任和责任大小的前提。

(二)第三人行为介入的行为评价标准

对第三人介入行为应采用英美法上结果违法说的学说。所谓结果违法说，指凡侵害他人权益而发生损害结果，即属违法，如驾车撞伤、伤害，除非在例外情形下因某种事由阻却其违法。结果违法说将侵权行为法的首要目的理解为损害之填补，所以违法性是对权益的侵害。采用这样的标准主要是考虑第三人介入行为，难以从行为的性质进行评价，而只能从行为产生的结果来判断，既比较容易判断，又有利于保护受害者。正如本案，如果金瑞公司不是疏于对维修车辆的管理而发生交通事故，究其行为之性质难以把握，难说其违法，所以只能从结果进行评判。

当然，对被告行为违法性的评价，应采纳英美法上行为违法学说。行为违法说认为仅有侵害权利之事实尚不能认定违法，其违法性的成立，还须以行为未尽法律要求的注意义务为必要，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

对第三人和被告作两种要求，主要考虑第三人介入行为在没发生损害后果时无法判断行为性质，只能以结果为依据;而被告的行为，则需要从行为本身，并视其是否违反有关规定，事前制造的危险是可预见的、通常和发生损害是自然的结果，来认定行为违法。也就是说，判断大康俱乐部行为，是从其使用报废车辆，存在危险开始，进而评判这种危险是可预见的、通常和自然的结果是发生交通事故，从而认定大康俱乐部行为违法。

(三)第三人行为介入的评判依据

第三人行为介入在理论上虽然有三种不同学说，但理论基础是因果关系或行为过错，所以不难看出，对第三人行为介入的评判依据只能是因果关系或行为过错。本案二审判决却运用哲学中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原因和条件、内因和外因三对范畴及相关理论来分析被告和第三人应承担责任的理由，我们不禁要问：哲学因果关系理论可直接用于分析本案吗?

哲学的因果关系以普通联系的世界观为基础，认为世界的普遍联系归根到底是物质、能量和信息从一个事物向另一个事物，从一个系统向另一个系统的转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把其中一些事物或现象孤立出来研究时就产生了因果关系观念。人们把产生或引起某一现象叫原因，而被产生的另一现象叫结果。哲学上因果关系是认识自然和社会因果关系的前提。而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表现在：(1)侵权行为法上的原因只限于人的行为，而不包括自然原因;(2)侵权行为法上的结果只限于与人的行为有一定联系的损害后果。

因此，哲学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存在着巨大差异，二者是普遍和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我们不能直接将哲学因果关系理论用于法律领域“„„(哲学因果关系)因而对于法律工作者而言具有相对较弱的价值，后者关注是已发生的既定事件。这些事在现在和未来都不可能重新出现”。可见，用哲学因果关系理论分析侵权案件是不恰当的。有学者也发现了这种直接套用现象，称套用于法律领域的哲学等其他学科的因果关系理论为“与法律原则规定不直接相关的因果关系理论”。并进一步指出，这些理论在理论上没有认识到最终决定法律领域因果关系范围的是法律原则性规定，没有意识到逻辑因果关系，而且在实践中随意性较大，不仅会破坏立法统一性，而且等于赋予法官随意立法的权力。

所以，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不仅不能直接用于“第三人行为介入”的侵权案件分析，也不能直接应用于法律领域其他案件。其实恩格斯早已指出，“民法研究这种因果关系的目的，在于确定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它不是要将这种关系进一步抽象，上升为哲学的概念，而是将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具体化，具体到损害赔偿责任的这一个别场合，因为原因和结果是这样一种概念，它作为概念来说，只有应用于特定的个别场合时才有意义”。

(四)第三人介入行为产生的新因果关系链与原有的因果关系链的关系

第三人介入行为因其原因力的大小不同，可产生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因果关系链的不中断。如果第三人介入行为不是“异常”行为，不是”通常情况下会发生的“行为，不是“独立于或者不关乎被告的”行为，第三人的介入行为就属于”因果关系不中断的“情形。二是因果关系链的中断。如果第三人的介入行为是一种异常的行为，如果它在通常情况下会发生，如果它独立于或者不关乎被告的行为，那么它就是一种替代行为，它就中断了被告的过失和原告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原告损害的法律上的原因。

本案第三人金瑞公司的介入行为属“因果关系链的不中断”。本案被告大康俱乐部所有的川F50092车是报废车，存在制动失效的致命缺陷，大康俱乐部违法使用报废车的过错行为势必造成交通事故的潜在危险，该危险是可预见的，通常和自然的结果是对行人或车辆造成损害。当这辆暗藏着危险的车辆由金瑞公司进行维修时，公司疏于对车辆的管理，驾驶此危险车辆上路，将原告撞伤，由潜在的危险变成了现实，其过失行为就介入到被告大康俱乐部的过失和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因果链。同时，第三人金瑞公司的介入行为，不是异常行为，不是独立于或不关乎被告的行为。因为不是每辆上路行驶车辆都会发生交通事故，正是被告大康俱乐部所有的川F50092车是报废车，存在制动失效的致命缺陷，促成这起事故的发生。所以，第三人金瑞公司驾车上路酿成交通事故，不是独立于或不关乎大康俱乐部的行为，不中断大康俱乐部的过失与原告损害间的因果关系链，金瑞公司、大康俱乐部对原告的损害都有责任。

(五)第三人与被告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

由于被告的行为与第三人介入行为不存在共同的故意或过失，行为评价标准分别是结果违法说的学说和行为违法学说，行为性质不同，构成要件也不相同，所以不能构成连带责任。在本案中，二审法院已认定金瑞公司和大康俱乐部各自的过错共同造成本次交通事故致赵国富受

伤致残，然而却又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和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我们认为这是不恰当的。《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是共同侵权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之规定，我国对一般侵权行为确定了过错责任原则，而且已获学术界公认，同现代各国的一般民事归责相一致，也同我国一贯的民事政策和司法实践相一致。本案被告与第三人虽共同造成赵国富伤害，但主观上却无意思联络，属无意思联络的侵权行为，无意思联络的侵权行为人应承担按份责任。

1、从理论上看，要求无意思联络的数人承担连带责任违背了“自己责任原则”，也违背了民法理论对“理性人”的假设前提。在民法理论中，每个人意志自由，行为均经自己选择，责任由自己承担。如果叫他们承担连带责任，则叫他们为别人的错误负责，这不符合民法对理性人意志自由的假设。

2、从世界各国的理论与实践来看，第三人与被告共同承担责任的方式的理论和实践有四种：(1)、被告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这是法国20世纪50年代法国法院以前的传统;(2)、根据过错与衡平考虑确定责任，这是法国20世纪50年代后的做法，普通法国家19世纪末以来持这种观点;(3)、第(2)种观点下，许多国家的学者和法院开始按经济状况考虑，由最有能力承担责任的人负赔偿责任;(4)、根据瑞士法，第三人负适当补偿责任，不过只适用于被告应负严格责任的情况。可见，无论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国家，在过错责任中均已按过错与衡平考虑来确定第三人与被告的责任。

3、从社会效果看，按份责任也有利于发挥侵权行为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制作用和体现公平。所以，我们认为，第三人行为介入系无意思联络的数个侵权人之一，应承担按份责任，让其只对属于自己过错的行为负担。

(六)第三人介入行为中断或不中断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的情形

介入行为不中断因果关系链例子较多，除本案外，诸如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教师擅离岗位或学校组织的管理措施有缺陷等，由于第三人行为的介入导致损害的发生，都不中断原有的因果关系，学校都不免责。介入行为中断因果关系链的例子如：甲将有瑕疵的车租给乙，车

在途中抛锚，乙下车修车，因丙的过失将乙撞伤。甲对车的瑕疵有过失，丙对乙的撞伤有过失，比较而言，丙的过失行为中断了甲的过失行为，丙对乙承担侵权责任，他的行为替代了甲的过失行为。

综上，第三人的介入行为有可能中断原有的因果关系链，从而仅第三人承担责任，免去被告的责任;介入行为也有可能不中断原有的因果关系链，而不排除被告的责任。当然，因果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因果关系链分析第三人介入行为是人们认识案件事实的一个方法。本文分析因果关系链的中断与否旨在研究我们论证问题的一个方法，拓展观察问题的视野，多一些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不可否认，换一个视角认识本案，诸如从“第三人行为过错”的角度分析，也可达到殊途同归之效果。

第二篇：从一起案例谈商业秘密司法鉴定问题

（一）案情概况

深圳市宝安区树桑五金首饰厂主要生产各种型号的平底和圆底爪链，产品质量较好。被告人向小祥、黄应中、李启兵、李如润分别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五金模具师傅的身份被招聘到树粲厂工作，并要求对所掌握的技术保密。1997年七八月份，被告人方顺龙与被告人林耀章等人合股开始生产爪链产品，并将生产车间挂靠到上海流行饰品厂（以下简称“流行厂”）。1998年年初，林耀章在深圳经人介绍认识了在树粲厂工作的向小祥，当了解到向小祥是模具师傅，并没有与树桑厂签订劳动合同后，林便要其到流行厂打工，并许以较多的薪水和福利。被告人向小祥于1998年4月离开树桑厂后到流行厂打工。被告人黄应中、李启兵、李如润亦先后跳槽至流行厂打工。4被告人利用其作为模具师傅到树桑厂之后形成的爪链模具的开发和维修技术，替流行厂开发出同树桑厂基本一样的爪链模具，并投人生产。后4被告人于2000年先后离开流行厂在浙江省义乌市江东南路、机场路等处继续使用上述技术生产爪链谋利。2001年7月9日，被害单位向公安机关报案。6被告人先后被抓获。

在一审的庭审中，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了两份鉴定，即由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华科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和由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对树粲厂所主张的技术秘密进行的文献检索，拟证实潘国基的技术不为公众所知悉。辩方对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司法鉴定书提出异议，认为《司法鉴定书》不具备法定形式要件，系无效司法鉴定。其理由在于：(1)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不是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根据司法部2000年8月14日发布的《司法鉴定机构登记办法》第2条等规定，以及《司法部关于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公告》，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没有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根据《司法鉴定登记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不得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2)没有加盖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专用章。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系司法部公告认可的可以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但是公诉人出具的《司法鉴定书》，没有加盖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专用章，根据司法部2001年8月1日发布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47条规定：“没有加盖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专用章的司法鉴定文书无效。”(3)没有完整的司法鉴定人签名，没有司法鉴定复核人签名。公诉人出具的《司法鉴定书》中，仅有所谓鉴定专家小组组长一人签名，没有其他人签名，更没有司法鉴定复核人签名。根据司法部2001年8月31日发布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2条规定：“司法鉴定结论应当由本机构内具有本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司法鉴定人复核”；第42条规定：“无司法鉴定人签名的司法鉴定文书无效。”(4)《司法鉴定书》鉴定专家小组5位成员，虽然都可认为是自动化专业等方面的专家，但没有一位属于模具设计制造业专家。《司法鉴定书》专家小组组长郑维智在庭审质证时已承认《司法鉴定书》是由非本专业的专家作出的。

一审法院审理后，支持了辩方对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华科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书》所提出的异议。合议庭认为，在法律形式要件方面，华科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上存在严重瑕疵。在实质内容方面，针对华科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书所认可的非公知技术点，辩方提交的由上海模具技术协会资深专家委员会5位专家出具的《专家意见书》以及模具专家丁松聚当庭的证言，都认为鉴定书所列的“非公知技术点”均为模具行业的一般技术，出庭的鉴定人郑维智也认可这一说法，只是提出这些在模具行业公知的技术和设计原理具体应用在爪链模具的设计制造上是“非公知的技术”。因此，合议庭认为，该司法鉴定书据此认为被害人的爪链模具技术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结论过于牵强，难以令人信服。鉴于华科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书》在形式上存在重大瑕疵，其在实质内容上不具有说服力，从而无法认定本案所涉及的被害人的技术信息是否为公众所知悉。至于公诉机关所提供的第二份证据，即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出具的《科技查新报告》，该报告认为被害人的技术信息在所检文献中未见有报道，但仅据此就认为被害人的技术信息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明显不具有说服力。由于这两个关键性证据未被采纳，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

但是，公诉机关对一审判决提出了抗诉，并在二审开庭审理中补充了新证据：(1)中国科技法学会就司法鉴定书的签名问题的说明及原签名附件，说明5名专家对爪链鉴定无意见，该鉴定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司法部关于在全国颁发和启用（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的通知》，其证实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是于2004年1月1日起启用，此前不应要求原判决所称要求执业证。

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作了改判，二审法院认为，(1)该中心提交给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的《司法鉴定书》的“说明函”已明确说明该中心于2003年7月29日“接受委托后依法组成专家鉴定组，于2003年8月17日召开了鉴定会。专家组仔细查阅分析了委托单位提供的有关材料，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评议。最终作出了鉴定意见书。”其提交的鉴定文件包括：附件一“司法鉴定书”、附件二“鉴定专家组名单”（有各专家的工作单位、职务及其签名，时间为2003年8月17日）、附件三“鉴定专家守则”、附件四“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资质材料”。上述材料表明，参与鉴定的专家在鉴定当日形成鉴定意见后即有签名，并作为附件附于书面司法鉴定书；且二审中，抗诉机关向法庭提交的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说明还证实各专家在形成书面材料后均有阅验鉴定意见并再次签名表示无意见。此外，该鉴定小组成员郑维智单独以鉴定小组组长的名义另在鉴定书签名，也可认为是履行复核之职责。鉴此，原判认定该司法鉴定书没有完整的司法鉴定人签名等与实际情况不符。(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2000年12月19日颁发给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表明该学会的业务范围有知识产权技术司法鉴定，业务主管部门为司法部。司法部司法函(2000)244号批复则证实司法部于2000年10月19日同意该法学会设立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从事专利技术、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的等同程度、成熟程度以及风险责任等技术问题的司法鉴定，2002年7月9日司法部向该中心颁发《司法鉴定许可证》。上述文件表明，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属于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的内设机构。而该法学会还特别出具了中科法函，2003)020号证明材料，证实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专用章为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公章，其鉴定意见书一律加盖该公章，对外以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行文。对此情况，作为具体主管司法鉴定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负责年检、行政处罚等职责的司法行政机关（司法部法规教育司）也予以证实。因此，该司法鉴定书加盖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公章并无不妥，更不影响该鉴定书的实质内容。(3)至于原判认定2名鉴定人资质不明的司题，该2名鉴定人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分别为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副主任、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鉴定评估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工艺美术大师专家委员会主任、教授级高工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原中国专利局复审委员、一级审查员，其虽非登记公告的司法鉴定人、，但系司法鉴定机构聘请的其他学科协助鉴定的有关专家，鉴于本案涉及珠宝首饰行业及知识产权等相关问题，因此，鉴定单位聘请相关部门专家参与协助鉴定亦无不妥。对上述问题，原审开庭审理中，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负责人兼任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办公室主任谢冠斌也到庭作证：此外，被告方提出的《专家意见书》的结论并不能否定《司法鉴定书》的结论。

综上，合议庭认为，原公诉机关提供的司法鉴定书合法有效，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最终，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并判决被告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二）问题的引申

该案可谓一波三折，在司法实践中比较罕见，但在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尤其是商业秘密司法鉴定所出现戏剧性转变，其背后所折射的问题缘由和制度缺位更是值得回味和研究。在本案中，商业秘密的鉴定结论是整个案子的关键性证据之一，二审之所以改判了一审的判决，关键就在于认可了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从此案可以看出，商业秘密鉴定结论在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直接影响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出，法官在审理商业秘密刑事案件时，过于依赖商业秘密的司法鉴定结论。由此所引申出来的问题就是：商业秘密司法鉴定结论在刑事案件中的作用和性质究竟是什么？是否必不可少？法官能否完全依赖于鉴定结论？

此外，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之所以未采纳公诉人所提交的鉴定结论，原因在于法院认为鉴定结论的形式要件存在重大瑕疵，主要表现为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鉴定书的签名、司法鉴定专用章等存在问题。而令人意外的是，二审法院将一审判决的认定结果彻底推翻和改变。虽然抗诉机关补充了一些新的证据，但这些新证据并不具有关键性的可以扭转乾坤的力度。从二审判决的措辞来看，推翻一审判决认定结果的理由基本只是一个在事实基础上进行说理的过程，而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律分析。当然，笔者在这儿无意点评究竟是一审判决正确还是二审判决正确，只是意欲从中窥视出背后所隐藏的一些问题：鉴定结论究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形式要件，对此有无法律依据？鉴定范围、鉴定书形式、鉴定程序、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等如何进行规范，从而减少审判中的争议和不确定因素？司法实践中商业秘密司法鉴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存在哪些问题，是否有规律可循？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不能回避，值得我们去充分研究的。

第三篇：从一起案例谈高危作业致未成年人损害的几个法律问题

从一起案例谈高危作业致未成年人损害的几个法律问题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2002年1月13日（星期日）16时左右，一列铁路货物列车进入孝义市某铁路分局管内的万安火车站区内，等候加补机车。期间，家住火车站旁某村6岁的幼童杨某与伙伴进入没有封闭的站区，到上述货物列车尾部最后一节车厢下玩耍，数十分钟后该列车开出，杨某被火车轧伤。杨某先后经多家医院治疗仍造成左前臂中上1/3处、左下肢小腿中上1/3处被截肢，司法鉴定为二级伤残。2003年杨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某铁路分局赔偿因其管理疏忽而造成的原告人身损害损失（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期间护理费、伤残者生活补助费、鉴定费、残疾用具费、住宿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终生护理费、残疾用具费的维修等费用）共计75万元。

该案在一审中，原、被告认可的赔偿项目及数额为：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期间护理费、伤残者生活补助费、鉴定费、残疾用具费、住宿费交通费总计369 129.66元。

双方争议焦点为：

1、本案的归责原则及法律适用；

2、精神损失费、终生护理费、残疾用具的维修等费用能否列入赔偿范围。

一审法院认为：本起铁路交通事故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除了物质损失外，也包括精神损失。作为未成年的幼儿，身体被截肢，除肉体上的痛苦外，也造成伴随终生的精神压力和痛苦，精神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应给予一定物质上的抚慰和赔偿。赔偿额度应综合杨某的受害程度、被告某分局的过错程度、赔偿能力等因素，参照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合理确定；受害人杨某安装假肢后，每年需1500元更换接受腔、脚板的费用亦属更换假肢的费用，应列入赔偿范围，此笔费用为6.9万元；终生护理费及其他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法院不予支持；火车有自己固定的轨道，在站内和区间内铁路线路上逗留、游逛、穿越和拣拾煤渣杂物等会发生危险，是一般性常识。国发（1979）178号文件转发的铁道部、交通部、公安部当时重新修订的《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第二条将上述行为列为禁止性行为，相对人有自觉遵守的义务。原告进入铁路作业区内停留车下玩耍，被火车轧伤致残，显系其自身原因所致。但其毕竟是未成年的幼儿，没有行为能力，其父母作为监护人理应倍加看护，确保其人身安全。而本案中其监护人明知村外火车站铁路作业区存在危险，而放任其外出玩耍，无人陪同看护，没有尽到监护职责，致使本案损害后果发生，应对本案事故负主要责任；火车是高速运输工具，铁路作业人在操作过程中，应注意避免铁路作业对周围环境中人们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造成损害。万安站工作人员正常作业亦无违章，虽尽了相应的注意义务，但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未成年人在铁路作业区玩耍，其注意程度尚有不足，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亦应负一定责任。依照民法通则第18条第3款、第106条第2款、第119条、第131条，判决：被告某分局承担损害赔偿总额438 129.66元的20%的赔偿责任，即87626元，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其余由原告及监护人承担。

一审判决后杨某不服，提起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不准。火车从万安站开出后，才发现杨某被火车轧伤，根本不是注意程度不足，而是开车时没有观察周围环境。原判未能分析造成损害的因果关系，有意把责任推给监护人；原判适用法律方面错误。民法通则第18条第3款指的“承担责任”是指生活上的抚养和教育责任，而不是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的赔偿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2款，本案中被上诉人有过错，原审判决也已认定，就应当依此项规定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而一审判决只让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损失的20%，显属不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本案侵害人是某分局，受害人即使有过错也只是减轻侵害人的责任，原审法院把减轻侵害人的责任曲解为受害人负主要责任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从事的是高速运输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判决。

被上诉人某分局辩称：上诉人人身伤害是其自己钻入火车下玩耍所致，其行为被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铁路运输企业依法免责。按照《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国发（1979）178号文件、铁路法第58条规定，上诉人因自身原因擅自进入铁路工作区造成伤残事故，应由上诉人本人和未履行监护责任的父母承担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的规定，监护人不仅对被监护人进行抚养、教育，还要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本案正是由于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造成的，故应由其承担责任；被上诉人按章作业，在目前科学可能情况下，列车装有列尾装置，能保证正常情况下列车的安全运行。但本案上诉人钻入列车下面的行为情况特殊，非一般人所能预料，非一般装置所能防止，也大大超乎被上诉人的预料和现有科学水平情况下被上诉人所能采取的防护措施。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关于从事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及铁路法“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关于本案是否存在侵害人免责事由，我国法律对适用无过错责任时的免责条件是有严格规定的，除了法律一般规定的不可抗力外，民法通则第123条及2003年10月23日全国人大通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均为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损害。铁路法规定的是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的自身原因一般解释为受害人的故意。受害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视为故意，受害人的故意包括直接和间接故意。免责条件是侵害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的除外责任。侵害人要免责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侵害人没有过错；二是受害人存在侵害人可以免责的情况。在本案，就侵害人而言，其在所属的万安站区有村庄，村庄与铁路之间没有任何防护，铁路作业时亦未派人看护，侵害人应当预见到村内的小孩可能会到铁道上来玩耍，却没有采取安全措施便启动火车机车，显然存在过错。就受害人而言，其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不存在故意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问题，因为法律规范的主体是有行为能力人和特定情况下的限制行为能力人，而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还作了特别的保护，规定其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从以上两方面分析，本案不存在受害人免责的条件，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为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伤害，主张免责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受害人杨斌系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其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的监护职责。该村庄位于铁路站区区间内，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未采取更为有效的看护措施，对造成被监护人杨斌被火车轧伤致残存在过错，可以依法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侵害人不得以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负有监护职责为由，将自己依法应当承担的侵害赔偿责任转嫁给监护人。根据本案侵权责任的承责原则和侵害人存在的过错，被上诉人对受害人杨斌被火车轧伤致残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即60%的责任。杨斌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应当减轻被上诉人赔偿责任，即承担40%的责任。一审判决认为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致使本案损害后果应负主要责任没有法律根据。关于一审中双方认可的赔偿项目及数额共计369129.66元，为双方协商一致所确定，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针对精神损失费、终生护理费、残疾用具的维修等其他费用能否列入赔偿范围的争议焦点，判决确定每年需更换接受腔、脚板的费用共计6.9万元应列入赔偿范围，双方对此均未上诉，应予维持。据此，本案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总计为438 129.66元，按上述所确定的责任比例，某铁路分局应赔偿杨斌262 877元，其余部分由上诉人的监护人自担。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针对本案实际情况，确定被上诉人赔偿杨斌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亦无不妥，应予维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及责任认定不当，应予改判。依照民法通则第123条、第131条、铁路法第58条、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2项，判决：

一、撤销一审判决关于某分局赔偿杨某身体损害所致损失87626元部分；

二、维持一审判决关于某分局赔偿杨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部分；

三、某分局赔偿杨某身体损害所致损失262877元；

二、本案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

铁路运输作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其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并且，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铁路列车的通车里程在不断延长、运行速度在不断地提高乃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铁路列车越来越繁忙地穿梭于人口稠密的城镇、村庄，从方方面面在极大地改善百姓的生活品质，但同时也可能给周围人群带来不安全的环境。因此，铁路运营中造成人员伤亡时有发生。较之前些年，现今的受害人及家属的法律意识普遍提高，且有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协助，铁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及家属越来越多地欲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权益，铁路法院受理的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正是在这一系列综合背景下呈逐年递升趋势。在这些人身损害赔偿案中，有一类案件较为典型，即未成年人在玩耍时进入铁路作业区，被列车轧伤致残的案件。这些受害人中，大的十几岁、小的才二、三岁。在处理这类未成年人诉铁路运输企业人身损害赔偿案中，法院除面临着一般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如何适用归责原则、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外，还面临着在未成年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的过错情况下，高危作业人是否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文即结合本案试从这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归责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民法通则作为基本法关于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我国高度危险作业的范围包括：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承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不问行为人主观是否有过错，只要其行为与损害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就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从无过错责任原则形成的历史看，该原则首创于1838年普鲁士王《铁路企业法》。该法律确认铁路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损害，铁路公司不得以无过错为由免除赔偿责任，这个法律几经修改，不仅适用于铁路运输，而且广泛适用于电车运输、采矿等各种存在风险的工业部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各国通过特别立法和法院判例，纷纷在火车、汽车、航空、航海、电气、核能利用、科学实验等危险性工业中采用无过错责任，以调整工业灾害中企业主与雇佣工人及其他受害人的关系。1922年由列宁亲自主持制定的《苏俄民法典》明文规定了危险业务责任。该法典单独列出条款，把危险性工业称为高度危险业务，确认源于高度危险业务的损害负无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设立目的也在于敦促高度危险作业人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最大限度地保护周围人群的人身、财产安全。我国民法通则将从事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确定为无过错责任。关于火车是否属于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高速运输工具曾有争论。

有观点认为，目前我国铁路列车的运营速度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因此不应列入高速运输工具范畴。有人提出，是否属于高速运输工具应当根据其时速确定，超过一定时速才能称为高速运输工具，否则不能作为高速运输工具看待。笔者以为，不能单纯以速度的快慢来认定铁路是否为高速运输工具，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起源及目的看，更应着眼于铁路运营是否属于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众所周知，一旦被运行的列车碰撞、碾压，产生的后果必然是非死即伤，尽管有时列车行进速度并不高，但损害后果同样也是非常严重。另外，火车的速度是变化的，启动和停车阶段慢，中间运行阶段快。所以，认为以火车运行的时速来确定其造成损害的归责原则是机械、片面、不科学的，更是没有法律根据的。随着人们普遍对高度危险作业认识的深入及法学研究、民事审判实践的深化，火车系高速运输工具、铁路运营为高度危险作业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按照以上关于高度危险作业及无过错责任产生的背景和目的介绍和分析，铁路运营致人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审判实践中，铁路运营中造成人身伤害应如何承则一直存在争论，根本原因在于对铁路法的规定认识不一。1990年颁布的铁路法中第58条规定：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人身伤亡是因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责任。同时规定，违章通过平交道口或者人行过道，或者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造成的人身伤亡，属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

有观点认为该条与民法通则第123条存在冲突和矛盾，又由于铁路法颁布在后，根据后法优于先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则，铁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另一观点认为，铁路法第58条的规定扩大了免责事由，与民法通则相冲突，应为无效，审判中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可以说，由于没有来自于权威部门的解释，民法通则与铁路法规定是否存在冲突的不同认识一直存在，导致此类案件如何适用归责原则一直扰着审判实践，而这些不同认识也在受害人与铁路运输企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辩中集中体现。就同一损害事实，受害人往往援引民法通则第123条主张铁路运输企业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有故意行为，铁路运输企业作为高危作业人对其作业中造成的损害即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铁路运输企业则引用铁路法58条主张损害发生是由于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根据铁路法58条免责条款的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责任。关于两法适用问题，受害人认为，根据上位法效力的优先性，应适用民法通则；铁路运输企业认为，按照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应该优先适用铁路法。

另有第三种观点认为，两法并不存在冲突，铁路法第58条是对民法通则第123条的具体贯彻和运用，两者均是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其实铁路法第58条“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实际上就是民法通则123条的从事高速运输工具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民法通则作为基本法已对从事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原则作了规定，有关从事高速运输工具的单行法、部门法不可能作出不同的规定。故对铁路在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应该是明确的。

（二）如何确定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定免责条件及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是否构成铁路运输企业法定免责条件

既然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该如何确定免责条件呢？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和解释铁路法58条的免责条款，即“受害人自身原因”的含义。铁路运输企业认为：火车有固定的轨道，如果没有受害人侵限的事实就没有被轧伤亡的损害后果，受害人伤亡原因是由于其侵入铁路线路造成，属于铁路法58条规定的“受害人自身原因”这一免责条款，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责任。如果这一抗辩理由成立，那么可以得出：凡是铁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铁路运输企业均可不能承担责任。因为受害人不去铁路轨道，就不会发生人身伤亡。显然，这样理解“受害人自身原因”与设定无过错责任这一归责原则的立法目的是相背。笔者认为，在理解铁路法这一专门法时，不能断章取义、孤立地去理解和解释

“自身原因”的含义，应该结合民法通则123条，以及其他法律关于无过错责任的免责条款的规定。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定免责事由除法律一般规定的不可抗力外，民法通则第123条和2003年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均规定为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损害。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3号《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因高压电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力设施产权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一）不可抗力；

（二）受害人以触电方式自杀、自伤；

（三）受害人盗窃电能，盗窃、破坏电力设施或者因其他犯罪行为而引起触电事故；

（四）受害人在电力设施保护区从事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参照民法通则和上述司法解释有关无过错责任的免责情形的规定，笔者认为，对铁路法第58条关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含义应理解为：

1、不可抗力；

2、受害人的自杀、自伤；

3、受害人破坏设施或其他违法犯罪引起的事故；

4、受害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同时应该明确，发生上述情况造成人身伤亡，铁路运输企业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亦应当根据原因力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由于铁路法58条对“自身的原因”的免责条款仅列举了违章通过平交道口或者人行过道，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两种情况,其他情况怎么办？法律调整不到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怎么办？这些均未规定。且这里讲的是“违章”，如果违的是铁路部门的规章，可以作为免责的法律依据吗？特别是受害人为未成年人时，其进入铁路作业区被撞压伤亡是否属于“自身的原因”呢？

笔者以为，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特点决定其对行为后果缺乏必要的认知和预见，对铁路作业区这一特定危险场所玩耍可能产生的后果不能完全、正确、清醒的认识，所以其在铁路作业区玩耍不存在自杀、自伤的目的，又因为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并非法律所调整民事义务主体（法律对限制行为能力人有特别规定除外），其在铁路作业区玩耍也就不应属于违法犯罪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其行为不存在主观故意或过失，不存在有无过错，故不能认为是其自身的原因。同时，针对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我国法律还对未成年人做了特别保护，规定其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但有观点认为, 即便人身伤害损害后果的发生非受害人自身的原因，但由于对未成年人有抚养、教育义务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致使未成年人侵入铁路限界，造成人身损害，应由监护人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铁路运输企业不应承担责任。笔者以为，根据我国监护制度的法律规定，被监护人侵害他人造成损失的，由监护人承担责任，被监护人有财产的，从其财产中赔偿，没有财产或财产不足以赔偿的，由监护人赔偿。而被监护人受他人侵害造成人身伤害损失的，由侵害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与被他人造成损害时，其监护人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不同的。不能把未成年人致人损害时监护人的责任等同于未成年人被侵害时监护人的责任。未成年人作为受害人被造成人身伤亡的，侵害人应当依法承担过错或无过错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一责任不应因为监护人的过错而被替代。而且，监护人并非未成年行为人，监护人的监护过错不等于行为人的行为过错，由于未成年人不是法律所调整民事义务主体，不存在主观过错问题，故对损害后果不承担责任。综上，在未成年人人身伤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不能构成铁路运输企业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的免责事由。但监护人其未尽监护职责，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根据《民法通则》第131条过失相抵的规定，可以适当减轻侵害人铁路运输企业的责任。监护人有证据证明已尽到监护职责的不承担责任。如此，既可以敦促高危作业企业采取更为有效防护措施，进一步防止损害后果的发生，又可以警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加强监护职责，以期社会到家庭最大可能避免未成年人人身伤害发生的可能，真正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社会发展的规律已然证明，社会的欲加文明、进步，人的生命价值亦会欲会得到彰显和重视，这也必然体现在国家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各个领域和环节。铁路运输企业作为高危作业人其在运营中造成人身伤害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同样也是在体现法律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怀，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产生原因和目的是协调一致的。目前，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够清晰、明确，使得对理解和适用的分歧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法院判案的统一，虽然多年来，法官一直在通过案例分析、论文研讨等形式在解释争议，提出观点，但不可回避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成文法国家，法官仅是适用法律的居中裁判者，其对法律的解释无论从论点到论据多么充分，其权威性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而质疑的后果也必然使得铁路作业人不易接受无过错责任这一加重其责任的归责原则，也不能使其从根本上在这一原则促动和指导下，自觉加强安全注意义务，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切实保护好周围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四篇：从一起雷击引发的仓储合同纠纷谈不可抗力

从一起雷击引发的仓储合同纠纷谈不可抗力

案例：

2011年7月初，甲粮油公司与乙储运公司签订了一份仓储合同，约定甲公司将五十吨玉米存放于乙储运公司仓库内。7月15日下午，乙公司仓库因雷击起火，导致甲公司的玉米烧毁30%。乙公司将剩余的玉米整理后堆放在露天堆场，准备第二天转移到其他仓库，但当天半夜又下起了暴雨，剩余70%的玉米全部淋湿发霉，无法使用。甲公司要求乙公司赔偿全部损失，而乙公司以不可抗力为由拒绝赔偿。甲公司随即诉至法院。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客观情况。通常情况下包括自然灾害、社会事件和政府行为。在本案中，可能构成不可抗力的事件有两个，雷击和暴雨。

先来看一下雷击，雷击是偶然事件，而通过雷击引起火灾的后果更是发生概率极小的偶然事件，足以被人忽略不计。对于乙储运公司来说，雷击引发火灾是不可预见的。而且雷击是一种自然现象，无法控制、无法避免，也无法克服。因此雷击引发火灾这一事件构成不可抗力。乙储

运公司对因雷击而造成的30%玉米损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接下来分析一下暴雨，7月份为雨季，雨季多暴雨是可以预见的，而乙储运公司却将玉米露天存放，而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乙储运公司对此存在重大过失，暴雨不构成不可抗力。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乙储运公司对雷击导致的30%玉米损失构成不可抗力，不需要赔偿。而对于雨淋造成的70%的损失不属于不可抗力，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不可抗力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不能免责。

还是上个案例，假如甲粮油公司和乙储运公司约定由乙储运公司在7月14日将玉米运到甲粮油公司，但因无法安排车辆乙公司决定7月16日再安排运输。可是7月15日发生雷击引发火灾，玉米烧毁30%。这种情况下乙公司可不可以免责？雷击虽然构成不可抗力，但是乙公司如按约定在7月14日将玉米运出，则玉米不会受损。正是由于乙公司的迟延履行，才导致了玉米受损，因此乙公司不可以免责。

二、不可抗力是法定免责条款，具有强制性，不可以通过当事人约定排除。

假如甲粮油公司和乙储运公司在合同中约定，不可抗力仅限于大自然灾

害和战争，雷击、冰雹等自然现象均不属于不可抗力。结果发生雷击，甲公司以双方约定雷击不属于不可抗力为由要求乙公司赔偿可不可以？答案是不可以，因为不可抗力是法定免责条款，只要构成不能预见、不能克服、不能避免这三个条件，就构成不可抗力。不可以通过约定缩小或排除不可抗力的范围。即使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不可抗力条款，当事人仍然可以主张不可抗力。

三、不可抗力的范围可以通过当事人的约定扩大。

不可抗力的范围虽然不可以通当事人的约定缩小或排除，但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可以通过约定扩大不可抗力的范围。当然这种扩大不能违约公平原则，如前一期普法中提到的格式合同，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通过格式条款恶意扩大不可抗力的范围来免除己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则该条款无效。

四、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负有及时通知和提供证明的义务。

1、及时通知义务；

所谓及时通知，是指在现有条件下，以最快的方式将不可抗力事件通知对方，以便对方及时采取措施减轻损失。如果怠于通知，虽然仍然可以主张不可抗力，但如果因其未及时通知导致对方损失扩大的，应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在上个案例中7月15日发生不可抗力事件，但乙储运公司直到7月18日才通知甲公司。而甲公司在7月17日将该批玉米卖给了丙公司，最终因甲公司无法交货导致赔偿丙公司违约金30000元。如果乙公司及时将雷击事件通知甲公司，甲公司就不会再将玉米卖予丙公司，也不会产生30000元的违约金损失。因此乙公司应该赔偿甲公司这30000元的损失。

2、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义务

这里的证明通常指的是官方证明，如政府、气象部门、海事部门、贸促会等具有公信力的部门出具的证明，对于一些无法由具体官方部门出具的证明，也可以通过公证机关通过公证文书的形式出具证明。证明文件除了要证明不可抗力事件存在以外，还要证明无法履行合同义务是不可抗力造成的。当然对于一些公知事件，如湖南冰灾或是汶川地震，则不需要证明不可抗力存在，只需要证明不可抗力与无法履行合同义务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即可。

第五篇：从一起未遂事故谈提高安全意识的重要性

从一起未遂事故谈提高安全意识的重要性

2000年1月30日，山西某公司复肥一车间维修工李某、杨某等人值班，他们在生产现场进行巡检维修工作，给设备加油时，发生了一起未遂事故。事故过程是这样的，李某给A滤机减速机加完油后，又要给B过滤机减速机加油，他本应下A平台爬梯再上B爬梯给B减速机加油，这样做就万无一失。可是他为了图省事、走捷径，偏要横跨平台（A、B设备平台相距800mm），当时李某只顾跨越平台没有注意到上方的横梁，当跨越时安全帽的头部撞在了上方的横梁上，反弹后人坠落到下方运行着碳酸钙皮带运输机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被正在B过滤机处维修的同事杨某发现，杨某迅速拉了拉绳开关，停止了皮带运输机，避免了一起重大伤亡事故，也救了李某一条命。

事后厂里对这起未遂事故非常重视，在全厂范围内进行了通报批评，并在全体员工中展开了分析、讨论，就怎样汲取事故教训，人人写下了体会和保证书，同时，对李某违章作业罚款100元，对杨某紧急停机避免事故奖厉200元，并制定了防范措施，把过滤机平台防护栏杆加长加高，将A台与B台之间的间隔改成了过道，加设了防护围栏，使之达到本质安全。这起未遂事故虽然过去了，但通过此事故反映出提高员工安全意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一要加强教育。厂里要求各级领导和管理人员要带着感情抓安全，站在保护人民生命的高度去教育职工，进现场上岗位以安全为天职，以规程为准绳，去规范职工的安全行为。

二是深化现场走动式安全管理。即走一走，看一看，查一查，谈一谈，及时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工作情绪、生产环境，及时消除思想、情绪、环境等隐患，使职工真正做到“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三要用现代安全管理方法开展事故预想，进行危险度预测，把全面质量管理中PDCA的方法引入安全管理活动中，达到三不伤害的目的。

四要把现有的安全生产法规制度利用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抓住“落实好”这个关键，做到“安全工作无小事，层层把关有人抓”。

五要开展行之有效的安全工作方法。如作业前安全思考30秒；重视一伸手，防止误操作；班前安全喊话；安全工作天天查等。真正使“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始终贯穿于每个环节、每个人的头脑中，并落实在行动上。六要大力弘扬安全文化。从伦理、情感、道德等层面，使安全生产深入人心，变成每个人的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