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风险案例】从一起案件谈特种设备买卖合同的全面履行案例

第一篇：【法律风险案例】从一起案件谈特种设备买卖合同的全面履行案例

从一起案件谈特种设备买卖合同的全面履行

案情简介：

近日，王先生来到了我们律师事务所咨询，说他买了一台锅炉，没有办理安全使用证，同时，锅炉本身也总是出现故障，根本无法正常使用，因此，王先生只向锅炉厂支付了一部分货款，还有一部分未支付，现在锅炉厂起诉了，要求王先生支付剩余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王先生问他是否违约，锅炉厂索要货款的请求能否成立？

通过进一步了解，王先生与某锅炉厂于2009年9月签订了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王先生购买某锅炉厂生产的十吨承压热水锅炉一台及相应的辅机、配件，由锅炉厂负责安装、调试、运输与维修，合同价款共计69万元，锅炉厂交付货物的当日，王先生支付30万元，剩余39万元于2003年12月31日之前付清。锅炉厂于2009年10月7将锅炉及相应的辅机、配件运送至王先生指定地点，并进行安装，王先生向锅炉厂支付了30万元。在锅炉投入使用时发现锅炉无法正常使用，王先生找到锅炉厂，要求对锅炉及辅助设备进行检修，直至2010年1月15日，锅炉在使用过程中仍然出现故障，但是锅炉厂却以王先生到期不支付货款为由，拒绝履行调试、维修义务，并起诉到法院要求王先生支付剩余货款39万元及逾期支付的违约责任。据王先生说，锅炉厂在交付货物时没交付该货物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维修说明、监督检验证明文件等，致使其无法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王先生认为，厂家的锅炉一直存在质量问题，当然不能支付剩余货款，要说违约应当是锅炉厂违约。

针对本案，笔者认为：

1、本案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属于特种设备买卖合同，特种设备的买卖与普通物品买卖是有区别的，在我国，关于特种设备的生产、流通、安装、改造等，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在履行特种设备买卖合同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国务院制定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根据《特种设备监察条例》第2、3条之规定：“本条例所称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得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场内专用机动车辆”、“特种设备的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下同）、使用、检验检测及其监督检查，应当遵守本条例，但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结合本案，王先生与锅炉厂之间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的标的物锅炉属于国家严格监管的特种设备，王先生与锅炉厂在履行买卖合同的过程中不仅应当遵守《合同法》，还应当严格遵守《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

2、锅炉厂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向王先生交付该货物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维修说明、监督检验证明文件等文件，致使王先生违法使用锅炉，锅炉厂的这种不交付相关证明文件的行为不仅违约，而且违法。

根据国务院制定的《特种设备监察条例》第15条之规定：“特种设备出厂时，应当附有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维修说明、监督检验证明等文件”，第25条之规定：“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向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登记标志应当置于或者附着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结合本案，锅炉厂将王先生订购的特种设备即锅炉及相关辅机送到王先生指定地点，看似锅炉厂已完全履行买卖合同的交付货物的义务，但是根据《特种设备监察条例》的规定，交付特种设备的文件资料是特种设备买卖中的一项重要法定义务，没有相关文件资料的特种设备，在法律上来说是没有使用价值的，锅炉厂对此应作为必要义务予以履行，否则造成王先生非法使用的违法行为，会令王先生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并会受到相关监管部门的处罚。

因此，笔者认为，锅炉厂作为生产厂家，负有先履行义务而未履行，就无权向王先生索要合同价款，锅炉厂应在完全履行义务后，再行主张权利，同时提醒广大读者，在特种设备买卖中，应依法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包括主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

第二篇：从一起案件谈融资时贸易合同的法律风险

从一起案件谈融资时贸易合同的法律风险

2012年5月，原告A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称，其与被告一B公司、被告二C公司在2011年签订了《煤炭贸易合作协议》，约定：原告提供2000万元预付款给被告一，被告一每月提供60000吨煤炭由原告销售给被告一指定的客户，原告每月在煤炭贸易中获得固定回报50万元。被告一负责购销煤炭，包括数量、质量、价格、保管等经营活动。同时，被告一负责原告销售给指定客户后全部货款的回笼，当月货款回笼后，次月原告再支付预付款给被告一开展业务，合作期限为一年。被告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被告一不能按照约定保证当月资金及时回笼，原告有权于次月直接向被告二追偿。协议履行至2012年3月，被告一资金链断裂，未能继续履行合同，原告遂起诉被告一，请求返还预付款2055万元并要求被告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两次开庭审理，原告与被告

一、被告二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一返还预付款2055万元及利息，被告二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案件法律评析

（一）《煤炭贸易合作协议》的合同性质及效力

本案中《煤炭贸易合作协议》看似简单平常，但经过对条款内容的仔细研究发现，该协议却甚是蹊跷，其背后反映了复杂的贸易关系。该协议的表象看似是一份煤炭购销协议，但其实质反映的却是一种融资性贸易关系，即以贸易作为手段，真实目的是规避国家关于禁止企业间相互拆借资金的规定，从而达到借贷目的。

本案中的被告二作为担保方，未曾参与原告与被告一之间的任何交易，无法得到原告与被告一之间的任何交易资料，且庭审中被告一法定代表人因涉嫌诈骗已被批准逮捕而未到庭，更使得原告与被告一之间的贸易关系变得扑朔迷离。因此，单纯从协议条款和推断来论证协议具有借贷属性是相当困难的。为此，在假设实为借贷的前提下并结合协议中关于“固定回报”的约定，合同型联营法律关系映入代理律师眼帘，并成为本案中抗辩主攻的重点。在案件庭审中，原告承认该协议为含保底条款的联营合同。双方在庭审中争议的焦点逐步明确为：《煤炭贸易合作协议》是“含保底条款的联营合同”还是“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合同”。

1、《煤炭贸易合作协议》为“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合同”下的抗辩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从双方订立合作协议的性质及内容来看，原告在经营中不承担任何风险，不论盈亏均应收回本金的利润，具有借贷性质。联营合同是联营各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负盈亏、共担风险。共同经营与承担相应风险责任是联营合同的重要特征，也是联营合同与借贷合同的根本区别。

（2）从合同履行情况看、虽然原告提供了与被告一之间的购销合同、付款凭证、发票及销售给最终客户的发票，但这些都不能证明原告参与了经营。共同经营双方的行为应是合同事项的具体实施行为，合同双方意志与行为目的是一致的。为单方利益的行为不具有共同的意志和共同的行为目的，就谈不上共同经营。原告无论赢亏，只收取固定利润，不能认定为参与共同经营。

（3）是否参与经营主要看三个要素：物、款、票，而货物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付款和发票必须是以存在货物作为载体，否则就失去了付款和开票的前提条件。本案中，交易的货物为煤炭，从原告提供的补充证据来看，原告既是买方又是卖方，原告从被告一处采购煤炭，按双方的《购销合同》，平仓交付，应提供出货港口的货权转移凭证、水运单（记载承运人、船号、收货人、总运吨）、煤炭质量验收单、到货港的交接单据、销售给下家的货权转移凭证等，来证明煤炭真实存在和在买卖双方之间的流转。事实上，原告根本无法提供上述单据。

2、《煤炭贸易合作协议》为“含保底条款的联营合同”下的抗辩。

如果《煤炭贸易合作协议》定性为“含保底条款的联营合同”，那么，原告的诉讼请求数额将作出相应变更，主要基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第（一）项的规定，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通常是指联营一方虽向联营体投资，并参与共同经营，分享联营的盈利，但不承担联营的亏损责任，在联营体亏损时，仍要收回其出资和收取固定利润的条款”。此种保底条款因违背了联营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联营方和联营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确认无效。但是，保底条款无效，并不影响整个合同的效力，出资方仍应承担联营体的亏损。在认定为联营合同的情况下，联营双方需共担联营体的损失。根据原告提供的补充证据，并通过对煤炭交易过程的调研发现，原告与被告一发生的5次交易均可能存在大量的亏损，我们拟申请法院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原告与被告一《煤炭贸易合作协议》项下发生的交易进行专项审计，以确定损失额，原告仅能对原诉讼请求与损失的差额请求返还。如此一来，本案诉讼时间将被拖长，原告不仅请求被告一返还的数额将大打折扣，也无法锁定被告二承担担保责任，这是原告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二）本案担保的效力及责任

如果本案系争合同被认定为“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合同”，那么，依据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无效的法律规定，担保条款应属于无效条款，这时担保责任的承担就取决于原告与被告二的过错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关于担保人是否存在过错，本案中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被告二同意担保的股东会决议存在严重瑕疵，股东代表签字系他人伪造且关联股东未回避表决。被告二将其作为证据提交并当庭质证，以证明原告在知悉股东会决议无效的情况下仍同意被告二进行担保，庭审中原告也承认其收到过股东会决议的传真件。这样一来，即便最终被告二承担担保责任，也可以将担保责任控制在被告一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以内。

反思与启示

（一）融资性贸易蕴藏的法律风险

由于本案最终是调解结案，法院并未对《煤炭贸易合作协议》项下的法律关系作出明确定性，上述分析仅为笔者个人办案观点。作为参与企业间融资交易行为的当事人，我们需要做的是以上述案件为戒，对潜在的法律风险深刻认识并做好防范措施。原告作为资金出借方，对于企业间借贷的法律风险的估量是否到位？为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做了如此多功夫，假合同真交易纷繁复杂，私下按真交易主张利息等其他利益，一旦遇到债务人无力清偿等意外情况，又开始想方设法以合同下的虚假贸易主张合同项下利益。从法律角度而言，一旦“假贸易、真融资”面纱被揭开，合同无效将是铁定的结局。因此，我们在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面对该类型交易应及时向客户揭示法律风险，做到事前预防。

（二）办案收获与启示

1、团队协作，制胜法宝。本案中，在仅有一份《煤炭贸易合作协议》的情况下，代理律师及时召集各位律师研究讨论，并最终揭示了合同借贷的本质，从结论入手来寻求突破口，体现了团队相互协作的精神。

2、精心准备，有备无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本案中代理律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搜集案例、查找法规、分析和小组论证、模拟抗辩等。针对本案中涉及到大量的煤炭交易的实务操作，积极当面向专业人士咨询，以探究煤炭贸易中真实的交易程序及相关配套文件。

3、主次分明，策略得当。律师办理诉讼案件要集中力量总结争议的焦点，而不是四面出击毫无重点。本案中，我们主攻三个要点：一是合同定性为名为联营实为借贷；二是担保范围；三是过错责任。各要点间相互联系又自上而下形成逻辑严密的证据链。

4、庭审表现，不容忽视。庭审中并非照本宣读代理意见或答辩状，也非简单地将自己的观点阐述出来就算完成任务，庭审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庭审中需要不断观察对手对每份证据质证时的表现以及法官的态度，重点关注法官的后续发问阶段，这就是法官对案件总结的“焦点”。

5、尊重客户，尊重对手。律师在办理诉讼案件过程中，应积极与委托人沟通案件的最新进展情况，并及时听取客户的建议，以便最大程度了解客户的真实想法。律师代理诉讼案

件虽各为其主，但从解决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为出发点，即便法律上再站得住脚，也要给予对手充分尊重，这样才能为客户谋取更大的权益，赢得对手的尊重。

第三篇：从一起案例谈商业秘密司法鉴定问题

（一）案情概况

深圳市宝安区树桑五金首饰厂主要生产各种型号的平底和圆底爪链，产品质量较好。被告人向小祥、黄应中、李启兵、李如润分别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五金模具师傅的身份被招聘到树粲厂工作，并要求对所掌握的技术保密。1997年七八月份，被告人方顺龙与被告人林耀章等人合股开始生产爪链产品，并将生产车间挂靠到上海流行饰品厂（以下简称“流行厂”）。1998年年初，林耀章在深圳经人介绍认识了在树粲厂工作的向小祥，当了解到向小祥是模具师傅，并没有与树桑厂签订劳动合同后，林便要其到流行厂打工，并许以较多的薪水和福利。被告人向小祥于1998年4月离开树桑厂后到流行厂打工。被告人黄应中、李启兵、李如润亦先后跳槽至流行厂打工。4被告人利用其作为模具师傅到树桑厂之后形成的爪链模具的开发和维修技术，替流行厂开发出同树桑厂基本一样的爪链模具，并投人生产。后4被告人于2000年先后离开流行厂在浙江省义乌市江东南路、机场路等处继续使用上述技术生产爪链谋利。2001年7月9日，被害单位向公安机关报案。6被告人先后被抓获。

在一审的庭审中，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了两份鉴定，即由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华科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和由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对树粲厂所主张的技术秘密进行的文献检索，拟证实潘国基的技术不为公众所知悉。辩方对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司法鉴定书提出异议，认为《司法鉴定书》不具备法定形式要件，系无效司法鉴定。其理由在于：(1)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不是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根据司法部2000年8月14日发布的《司法鉴定机构登记办法》第2条等规定，以及《司法部关于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公告》，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没有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根据《司法鉴定登记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不得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2)没有加盖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专用章。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系司法部公告认可的可以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但是公诉人出具的《司法鉴定书》，没有加盖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专用章，根据司法部2001年8月1日发布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47条规定：“没有加盖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专用章的司法鉴定文书无效。”(3)没有完整的司法鉴定人签名，没有司法鉴定复核人签名。公诉人出具的《司法鉴定书》中，仅有所谓鉴定专家小组组长一人签名，没有其他人签名，更没有司法鉴定复核人签名。根据司法部2001年8月31日发布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2条规定：“司法鉴定结论应当由本机构内具有本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司法鉴定人复核”；第42条规定：“无司法鉴定人签名的司法鉴定文书无效。”(4)《司法鉴定书》鉴定专家小组5位成员，虽然都可认为是自动化专业等方面的专家，但没有一位属于模具设计制造业专家。《司法鉴定书》专家小组组长郑维智在庭审质证时已承认《司法鉴定书》是由非本专业的专家作出的。

一审法院审理后，支持了辩方对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华科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书》所提出的异议。合议庭认为，在法律形式要件方面，华科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上存在严重瑕疵。在实质内容方面，针对华科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书所认可的非公知技术点，辩方提交的由上海模具技术协会资深专家委员会5位专家出具的《专家意见书》以及模具专家丁松聚当庭的证言，都认为鉴定书所列的“非公知技术点”均为模具行业的一般技术，出庭的鉴定人郑维智也认可这一说法，只是提出这些在模具行业公知的技术和设计原理具体应用在爪链模具的设计制造上是“非公知的技术”。因此，合议庭认为，该司法鉴定书据此认为被害人的爪链模具技术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结论过于牵强，难以令人信服。鉴于华科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书》在形式上存在重大瑕疵，其在实质内容上不具有说服力，从而无法认定本案所涉及的被害人的技术信息是否为公众所知悉。至于公诉机关所提供的第二份证据，即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出具的《科技查新报告》，该报告认为被害人的技术信息在所检文献中未见有报道，但仅据此就认为被害人的技术信息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明显不具有说服力。由于这两个关键性证据未被采纳，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

但是，公诉机关对一审判决提出了抗诉，并在二审开庭审理中补充了新证据：(1)中国科技法学会就司法鉴定书的签名问题的说明及原签名附件，说明5名专家对爪链鉴定无意见，该鉴定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司法部关于在全国颁发和启用（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的通知》，其证实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是于2004年1月1日起启用，此前不应要求原判决所称要求执业证。

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作了改判，二审法院认为，(1)该中心提交给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的《司法鉴定书》的“说明函”已明确说明该中心于2003年7月29日“接受委托后依法组成专家鉴定组，于2003年8月17日召开了鉴定会。专家组仔细查阅分析了委托单位提供的有关材料，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评议。最终作出了鉴定意见书。”其提交的鉴定文件包括：附件一“司法鉴定书”、附件二“鉴定专家组名单”（有各专家的工作单位、职务及其签名，时间为2003年8月17日）、附件三“鉴定专家守则”、附件四“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资质材料”。上述材料表明，参与鉴定的专家在鉴定当日形成鉴定意见后即有签名，并作为附件附于书面司法鉴定书；且二审中，抗诉机关向法庭提交的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说明还证实各专家在形成书面材料后均有阅验鉴定意见并再次签名表示无意见。此外，该鉴定小组成员郑维智单独以鉴定小组组长的名义另在鉴定书签名，也可认为是履行复核之职责。鉴此，原判认定该司法鉴定书没有完整的司法鉴定人签名等与实际情况不符。(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2000年12月19日颁发给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表明该学会的业务范围有知识产权技术司法鉴定，业务主管部门为司法部。司法部司法函(2000)244号批复则证实司法部于2000年10月19日同意该法学会设立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从事专利技术、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的等同程度、成熟程度以及风险责任等技术问题的司法鉴定，2002年7月9日司法部向该中心颁发《司法鉴定许可证》。上述文件表明，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属于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的内设机构。而该法学会还特别出具了中科法函，2003)020号证明材料，证实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专用章为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公章，其鉴定意见书一律加盖该公章，对外以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行文。对此情况，作为具体主管司法鉴定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负责年检、行政处罚等职责的司法行政机关（司法部法规教育司）也予以证实。因此，该司法鉴定书加盖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公章并无不妥，更不影响该鉴定书的实质内容。(3)至于原判认定2名鉴定人资质不明的司题，该2名鉴定人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分别为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副主任、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鉴定评估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工艺美术大师专家委员会主任、教授级高工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原中国专利局复审委员、一级审查员，其虽非登记公告的司法鉴定人、，但系司法鉴定机构聘请的其他学科协助鉴定的有关专家，鉴于本案涉及珠宝首饰行业及知识产权等相关问题，因此，鉴定单位聘请相关部门专家参与协助鉴定亦无不妥。对上述问题，原审开庭审理中，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负责人兼任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办公室主任谢冠斌也到庭作证：此外，被告方提出的《专家意见书》的结论并不能否定《司法鉴定书》的结论。

综上，合议庭认为，原公诉机关提供的司法鉴定书合法有效，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最终，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并判决被告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二）问题的引申

该案可谓一波三折，在司法实践中比较罕见，但在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尤其是商业秘密司法鉴定所出现戏剧性转变，其背后所折射的问题缘由和制度缺位更是值得回味和研究。在本案中，商业秘密的鉴定结论是整个案子的关键性证据之一，二审之所以改判了一审的判决，关键就在于认可了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从此案可以看出，商业秘密鉴定结论在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直接影响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出，法官在审理商业秘密刑事案件时，过于依赖商业秘密的司法鉴定结论。由此所引申出来的问题就是：商业秘密司法鉴定结论在刑事案件中的作用和性质究竟是什么？是否必不可少？法官能否完全依赖于鉴定结论？

此外，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之所以未采纳公诉人所提交的鉴定结论，原因在于法院认为鉴定结论的形式要件存在重大瑕疵，主要表现为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鉴定书的签名、司法鉴定专用章等存在问题。而令人意外的是，二审法院将一审判决的认定结果彻底推翻和改变。虽然抗诉机关补充了一些新的证据，但这些新证据并不具有关键性的可以扭转乾坤的力度。从二审判决的措辞来看，推翻一审判决认定结果的理由基本只是一个在事实基础上进行说理的过程，而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律分析。当然，笔者在这儿无意点评究竟是一审判决正确还是二审判决正确，只是意欲从中窥视出背后所隐藏的一些问题：鉴定结论究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形式要件，对此有无法律依据？鉴定范围、鉴定书形式、鉴定程序、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等如何进行规范，从而减少审判中的争议和不确定因素？司法实践中商业秘密司法鉴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存在哪些问题，是否有规律可循？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不能回避，值得我们去充分研究的。

第四篇：从一起案例看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

从一起案例看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

加入时间：2010-07-07 12:52:25 陈莹

福建厦门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

内容摘要：合同解除权是指合同当事人在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就是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终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十五条对《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解除合同的条件、期限进行了细化。笔者结合亲手经办的一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关于解除权是否消灭问题作一下初步的探讨。

主题词：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解除权、约定解除

案情简介：2006年4月30日，王某与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王某向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位于某楼盘5号楼1102室房产，总金额为1057206元，交付期限为2007年5月1日前；合同约定签合同当日王某支付定金100000元，2006年5月31日前再支付购房款357206元，余款600000元应当于2007年5月1日前付清；合同第七条还约定王某如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款，逾期超过90日后，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但是，合同没有约定行使解除权的期限。

王某只如期交付了定金，另两期房款至2008年底还未支付。2008年12月26日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向王某发出书面《通知》，《通知》载明：“望您务必于2008年12月31日前来办理交款及交房事宜，或协商解除购房合同并办理退房手续。”

2009年2月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解除其与王某签订的前述《商品房买卖合同》。

一审法庭调查时，双方当事人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及其内容、王某尚未缴纳后两期房款957206元的事实均没有异议。但是，双方当事人对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是否还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以及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发出的《通知》的效力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本文围绕双方争议的焦点，对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展开探讨。

一、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是否有权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即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是否已经超过

第一种观点认为：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享有合同解除权，应当支持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我国《合同法》第95条第2款规定，即“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依据该条款的文义，解除权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本案中对方未催告，故行使解除权的期限未超过，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享有合同解除权，应当支持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观点认为：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行使解除权的期限已过，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不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款规定，即“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3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1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 既然《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约定王某2006年5月31日前支付购房款357206元，余款600000元应当于2007年5月1日前付清，逾期超过90日后，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有权解除合同；那么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应当于2007年9月1日前行使解除权，否则该解除权消灭。但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直至2008年12月26日才发出书面催告《通知》，2009年2月才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显然已经超过1年的除斥期间，应驳回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

笔者赞成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依据合同法对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本案解除权行使期限并没有超过

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行使解除权的事实依据是王某未能按约支付购房价款，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93条第2款，行使的是约定解除权。而《合同法》第95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由于本案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且王某也未催告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在合理期限内行使解除权，因此王某依法享有的约定解除权并没有消灭。

（二）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款之规定

1、如前所述，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行使解除权的事实依据是王某未能按约支付购房价款，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93条第2款，行使的是约定解除权，而不是行使法定解除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款适用的是发生法定解除权之情形，不适用于本案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基于双方合同约定行使解除权。

2、第二种观点主张本案不应适用《合同法》第95条，而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款之规定。这显然是对法条断章取义的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

第二种观点仅仅援引前述法条第2款规定，而未整条援引。事实上，第2款规定应放在整个第15条的规定中综合理解。第15条第1款规范的是“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的宽限期问题，而第2款虽然为了避免重复未再次提及，但从法条整体性的理解来看，规范的应是“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的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问题。

前已述及，本案当事人已经约定了解除权的行使，依照合同自治之原则，本案不再适用法定解除之情形；因此，本案应适用关于约定解除权的相关规定，而前述第15条第2款属于法定解除权的法律规定，不适用于本案。

二、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时间的认定

第一种观点认为：鉴于2008年12月26日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向王某发出书面《通知》，催促王某于2008年12月31日前支付剩余房款，否则将与其解除合同。因此，在《通知》期限届满的第二日，即2009年1月1日起双方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视为解除。

第二种观点认为：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发给王某的《通知》语焉不详，并没有确定表达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该《通知》并非解除合同的通知，并且其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也是“判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此，《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本案二审判决也持第二种观点，将原审“自2009年1月1日起双方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视为解除”的判决变更为“解除上诉人王某与被上诉人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三、值得关注的新问题——王某若对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解除合同有异议，应当及时提起反诉或者另案起诉，否则可能因此丧失对解除合同的异议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 2 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基于本案双方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因此，如王某对于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解除买卖合同有异议，其必须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才能保有异议抗辩权。

由于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向王某发出的《通知》不是解除合同的通知，本案一审法院受理后向王某送达的文书就相当于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通知，所以若王某对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解除合同存有异议，应该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反诉或者另案起诉，否则很可能因此丧失解除合同的异议权。

四、余论——法律之外的探讨

在本案中，王某对于其违约事实并无异议，如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款之规定，认定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已经无权解除合同，那么作为守约方的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只能够起诉要求王某支付余款，而所购买的房产仍应归属于王某所有，由王某坐享房产的升值。作为违约的一方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相反却因其违约行为而获益。岂不荒唐？社会公平正义又何在？

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时谈到前述司法解释公布实施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有利于推动我国住房制度的改革和商品房市场健康发展。该司法解释的出台对规范房地产开发经营行为，维护商品房市场秩序，促进商品房市场诚信体系的建立，推动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从该司法解释的立法本意看，本案也应当认定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有权解除与王某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第五篇：从一起案例谈高危作业致未成年人损害的几个法律问题

从一起案例谈高危作业致未成年人损害的几个法律问题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2002年1月13日（星期日）16时左右，一列铁路货物列车进入孝义市某铁路分局管内的万安火车站区内，等候加补机车。期间，家住火车站旁某村6岁的幼童杨某与伙伴进入没有封闭的站区，到上述货物列车尾部最后一节车厢下玩耍，数十分钟后该列车开出，杨某被火车轧伤。杨某先后经多家医院治疗仍造成左前臂中上1/3处、左下肢小腿中上1/3处被截肢，司法鉴定为二级伤残。2003年杨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某铁路分局赔偿因其管理疏忽而造成的原告人身损害损失（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期间护理费、伤残者生活补助费、鉴定费、残疾用具费、住宿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终生护理费、残疾用具费的维修等费用）共计75万元。

该案在一审中，原、被告认可的赔偿项目及数额为：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期间护理费、伤残者生活补助费、鉴定费、残疾用具费、住宿费交通费总计369 129.66元。

双方争议焦点为：

1、本案的归责原则及法律适用；

2、精神损失费、终生护理费、残疾用具的维修等费用能否列入赔偿范围。

一审法院认为：本起铁路交通事故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除了物质损失外，也包括精神损失。作为未成年的幼儿，身体被截肢，除肉体上的痛苦外，也造成伴随终生的精神压力和痛苦，精神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应给予一定物质上的抚慰和赔偿。赔偿额度应综合杨某的受害程度、被告某分局的过错程度、赔偿能力等因素，参照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合理确定；受害人杨某安装假肢后，每年需1500元更换接受腔、脚板的费用亦属更换假肢的费用，应列入赔偿范围，此笔费用为6.9万元；终生护理费及其他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法院不予支持；火车有自己固定的轨道，在站内和区间内铁路线路上逗留、游逛、穿越和拣拾煤渣杂物等会发生危险，是一般性常识。国发（1979）178号文件转发的铁道部、交通部、公安部当时重新修订的《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第二条将上述行为列为禁止性行为，相对人有自觉遵守的义务。原告进入铁路作业区内停留车下玩耍，被火车轧伤致残，显系其自身原因所致。但其毕竟是未成年的幼儿，没有行为能力，其父母作为监护人理应倍加看护，确保其人身安全。而本案中其监护人明知村外火车站铁路作业区存在危险，而放任其外出玩耍，无人陪同看护，没有尽到监护职责，致使本案损害后果发生，应对本案事故负主要责任；火车是高速运输工具，铁路作业人在操作过程中，应注意避免铁路作业对周围环境中人们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造成损害。万安站工作人员正常作业亦无违章，虽尽了相应的注意义务，但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未成年人在铁路作业区玩耍，其注意程度尚有不足，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亦应负一定责任。依照民法通则第18条第3款、第106条第2款、第119条、第131条，判决：被告某分局承担损害赔偿总额438 129.66元的20%的赔偿责任，即87626元，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其余由原告及监护人承担。

一审判决后杨某不服，提起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不准。火车从万安站开出后，才发现杨某被火车轧伤，根本不是注意程度不足，而是开车时没有观察周围环境。原判未能分析造成损害的因果关系，有意把责任推给监护人；原判适用法律方面错误。民法通则第18条第3款指的“承担责任”是指生活上的抚养和教育责任，而不是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的赔偿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2款，本案中被上诉人有过错，原审判决也已认定，就应当依此项规定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而一审判决只让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损失的20%，显属不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本案侵害人是某分局，受害人即使有过错也只是减轻侵害人的责任，原审法院把减轻侵害人的责任曲解为受害人负主要责任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从事的是高速运输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判决。

被上诉人某分局辩称：上诉人人身伤害是其自己钻入火车下玩耍所致，其行为被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铁路运输企业依法免责。按照《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国发（1979）178号文件、铁路法第58条规定，上诉人因自身原因擅自进入铁路工作区造成伤残事故，应由上诉人本人和未履行监护责任的父母承担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的规定，监护人不仅对被监护人进行抚养、教育，还要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本案正是由于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造成的，故应由其承担责任；被上诉人按章作业，在目前科学可能情况下，列车装有列尾装置，能保证正常情况下列车的安全运行。但本案上诉人钻入列车下面的行为情况特殊，非一般人所能预料，非一般装置所能防止，也大大超乎被上诉人的预料和现有科学水平情况下被上诉人所能采取的防护措施。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关于从事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及铁路法“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关于本案是否存在侵害人免责事由，我国法律对适用无过错责任时的免责条件是有严格规定的，除了法律一般规定的不可抗力外，民法通则第123条及2003年10月23日全国人大通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均为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损害。铁路法规定的是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的自身原因一般解释为受害人的故意。受害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视为故意，受害人的故意包括直接和间接故意。免责条件是侵害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的除外责任。侵害人要免责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侵害人没有过错；二是受害人存在侵害人可以免责的情况。在本案，就侵害人而言，其在所属的万安站区有村庄，村庄与铁路之间没有任何防护，铁路作业时亦未派人看护，侵害人应当预见到村内的小孩可能会到铁道上来玩耍，却没有采取安全措施便启动火车机车，显然存在过错。就受害人而言，其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不存在故意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问题，因为法律规范的主体是有行为能力人和特定情况下的限制行为能力人，而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还作了特别的保护，规定其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从以上两方面分析，本案不存在受害人免责的条件，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为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伤害，主张免责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受害人杨斌系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其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的监护职责。该村庄位于铁路站区区间内，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未采取更为有效的看护措施，对造成被监护人杨斌被火车轧伤致残存在过错，可以依法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侵害人不得以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负有监护职责为由，将自己依法应当承担的侵害赔偿责任转嫁给监护人。根据本案侵权责任的承责原则和侵害人存在的过错，被上诉人对受害人杨斌被火车轧伤致残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即60%的责任。杨斌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应当减轻被上诉人赔偿责任，即承担40%的责任。一审判决认为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致使本案损害后果应负主要责任没有法律根据。关于一审中双方认可的赔偿项目及数额共计369129.66元，为双方协商一致所确定，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针对精神损失费、终生护理费、残疾用具的维修等其他费用能否列入赔偿范围的争议焦点，判决确定每年需更换接受腔、脚板的费用共计6.9万元应列入赔偿范围，双方对此均未上诉，应予维持。据此，本案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总计为438 129.66元，按上述所确定的责任比例，某铁路分局应赔偿杨斌262 877元，其余部分由上诉人的监护人自担。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针对本案实际情况，确定被上诉人赔偿杨斌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亦无不妥，应予维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及责任认定不当，应予改判。依照民法通则第123条、第131条、铁路法第58条、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2项，判决：

一、撤销一审判决关于某分局赔偿杨某身体损害所致损失87626元部分；

二、维持一审判决关于某分局赔偿杨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部分；

三、某分局赔偿杨某身体损害所致损失262877元；

二、本案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

铁路运输作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其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并且，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铁路列车的通车里程在不断延长、运行速度在不断地提高乃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铁路列车越来越繁忙地穿梭于人口稠密的城镇、村庄，从方方面面在极大地改善百姓的生活品质，但同时也可能给周围人群带来不安全的环境。因此，铁路运营中造成人员伤亡时有发生。较之前些年，现今的受害人及家属的法律意识普遍提高，且有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协助，铁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及家属越来越多地欲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权益，铁路法院受理的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正是在这一系列综合背景下呈逐年递升趋势。在这些人身损害赔偿案中，有一类案件较为典型，即未成年人在玩耍时进入铁路作业区，被列车轧伤致残的案件。这些受害人中，大的十几岁、小的才二、三岁。在处理这类未成年人诉铁路运输企业人身损害赔偿案中，法院除面临着一般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如何适用归责原则、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外，还面临着在未成年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的过错情况下，高危作业人是否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文即结合本案试从这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归责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民法通则作为基本法关于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我国高度危险作业的范围包括：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承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不问行为人主观是否有过错，只要其行为与损害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就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从无过错责任原则形成的历史看，该原则首创于1838年普鲁士王《铁路企业法》。该法律确认铁路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损害，铁路公司不得以无过错为由免除赔偿责任，这个法律几经修改，不仅适用于铁路运输，而且广泛适用于电车运输、采矿等各种存在风险的工业部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各国通过特别立法和法院判例，纷纷在火车、汽车、航空、航海、电气、核能利用、科学实验等危险性工业中采用无过错责任，以调整工业灾害中企业主与雇佣工人及其他受害人的关系。1922年由列宁亲自主持制定的《苏俄民法典》明文规定了危险业务责任。该法典单独列出条款，把危险性工业称为高度危险业务，确认源于高度危险业务的损害负无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设立目的也在于敦促高度危险作业人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最大限度地保护周围人群的人身、财产安全。我国民法通则将从事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确定为无过错责任。关于火车是否属于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高速运输工具曾有争论。

有观点认为，目前我国铁路列车的运营速度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因此不应列入高速运输工具范畴。有人提出，是否属于高速运输工具应当根据其时速确定，超过一定时速才能称为高速运输工具，否则不能作为高速运输工具看待。笔者以为，不能单纯以速度的快慢来认定铁路是否为高速运输工具，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起源及目的看，更应着眼于铁路运营是否属于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众所周知，一旦被运行的列车碰撞、碾压，产生的后果必然是非死即伤，尽管有时列车行进速度并不高，但损害后果同样也是非常严重。另外，火车的速度是变化的，启动和停车阶段慢，中间运行阶段快。所以，认为以火车运行的时速来确定其造成损害的归责原则是机械、片面、不科学的，更是没有法律根据的。随着人们普遍对高度危险作业认识的深入及法学研究、民事审判实践的深化，火车系高速运输工具、铁路运营为高度危险作业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按照以上关于高度危险作业及无过错责任产生的背景和目的介绍和分析，铁路运营致人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审判实践中，铁路运营中造成人身伤害应如何承则一直存在争论，根本原因在于对铁路法的规定认识不一。1990年颁布的铁路法中第58条规定：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人身伤亡是因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责任。同时规定，违章通过平交道口或者人行过道，或者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造成的人身伤亡，属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

有观点认为该条与民法通则第123条存在冲突和矛盾，又由于铁路法颁布在后，根据后法优于先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则，铁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另一观点认为，铁路法第58条的规定扩大了免责事由，与民法通则相冲突，应为无效，审判中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可以说，由于没有来自于权威部门的解释，民法通则与铁路法规定是否存在冲突的不同认识一直存在，导致此类案件如何适用归责原则一直扰着审判实践，而这些不同认识也在受害人与铁路运输企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辩中集中体现。就同一损害事实，受害人往往援引民法通则第123条主张铁路运输企业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有故意行为，铁路运输企业作为高危作业人对其作业中造成的损害即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铁路运输企业则引用铁路法58条主张损害发生是由于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根据铁路法58条免责条款的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责任。关于两法适用问题，受害人认为，根据上位法效力的优先性，应适用民法通则；铁路运输企业认为，按照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应该优先适用铁路法。

另有第三种观点认为，两法并不存在冲突，铁路法第58条是对民法通则第123条的具体贯彻和运用，两者均是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其实铁路法第58条“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实际上就是民法通则123条的从事高速运输工具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民法通则作为基本法已对从事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原则作了规定，有关从事高速运输工具的单行法、部门法不可能作出不同的规定。故对铁路在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应该是明确的。

（二）如何确定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定免责条件及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是否构成铁路运输企业法定免责条件

既然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该如何确定免责条件呢？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和解释铁路法58条的免责条款，即“受害人自身原因”的含义。铁路运输企业认为：火车有固定的轨道，如果没有受害人侵限的事实就没有被轧伤亡的损害后果，受害人伤亡原因是由于其侵入铁路线路造成，属于铁路法58条规定的“受害人自身原因”这一免责条款，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责任。如果这一抗辩理由成立，那么可以得出：凡是铁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铁路运输企业均可不能承担责任。因为受害人不去铁路轨道，就不会发生人身伤亡。显然，这样理解“受害人自身原因”与设定无过错责任这一归责原则的立法目的是相背。笔者认为，在理解铁路法这一专门法时，不能断章取义、孤立地去理解和解释

“自身原因”的含义，应该结合民法通则123条，以及其他法律关于无过错责任的免责条款的规定。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定免责事由除法律一般规定的不可抗力外，民法通则第123条和2003年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均规定为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损害。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3号《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因高压电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力设施产权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一）不可抗力；

（二）受害人以触电方式自杀、自伤；

（三）受害人盗窃电能，盗窃、破坏电力设施或者因其他犯罪行为而引起触电事故；

（四）受害人在电力设施保护区从事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参照民法通则和上述司法解释有关无过错责任的免责情形的规定，笔者认为，对铁路法第58条关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含义应理解为：

1、不可抗力；

2、受害人的自杀、自伤；

3、受害人破坏设施或其他违法犯罪引起的事故；

4、受害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同时应该明确，发生上述情况造成人身伤亡，铁路运输企业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亦应当根据原因力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由于铁路法58条对“自身的原因”的免责条款仅列举了违章通过平交道口或者人行过道，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两种情况,其他情况怎么办？法律调整不到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怎么办？这些均未规定。且这里讲的是“违章”，如果违的是铁路部门的规章，可以作为免责的法律依据吗？特别是受害人为未成年人时，其进入铁路作业区被撞压伤亡是否属于“自身的原因”呢？

笔者以为，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特点决定其对行为后果缺乏必要的认知和预见，对铁路作业区这一特定危险场所玩耍可能产生的后果不能完全、正确、清醒的认识，所以其在铁路作业区玩耍不存在自杀、自伤的目的，又因为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并非法律所调整民事义务主体（法律对限制行为能力人有特别规定除外），其在铁路作业区玩耍也就不应属于违法犯罪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其行为不存在主观故意或过失，不存在有无过错，故不能认为是其自身的原因。同时，针对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我国法律还对未成年人做了特别保护，规定其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但有观点认为, 即便人身伤害损害后果的发生非受害人自身的原因，但由于对未成年人有抚养、教育义务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致使未成年人侵入铁路限界，造成人身损害，应由监护人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铁路运输企业不应承担责任。笔者以为，根据我国监护制度的法律规定，被监护人侵害他人造成损失的，由监护人承担责任，被监护人有财产的，从其财产中赔偿，没有财产或财产不足以赔偿的，由监护人赔偿。而被监护人受他人侵害造成人身伤害损失的，由侵害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与被他人造成损害时，其监护人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不同的。不能把未成年人致人损害时监护人的责任等同于未成年人被侵害时监护人的责任。未成年人作为受害人被造成人身伤亡的，侵害人应当依法承担过错或无过错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一责任不应因为监护人的过错而被替代。而且，监护人并非未成年行为人，监护人的监护过错不等于行为人的行为过错，由于未成年人不是法律所调整民事义务主体，不存在主观过错问题，故对损害后果不承担责任。综上，在未成年人人身伤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不能构成铁路运输企业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的免责事由。但监护人其未尽监护职责，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根据《民法通则》第131条过失相抵的规定，可以适当减轻侵害人铁路运输企业的责任。监护人有证据证明已尽到监护职责的不承担责任。如此，既可以敦促高危作业企业采取更为有效防护措施，进一步防止损害后果的发生，又可以警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加强监护职责，以期社会到家庭最大可能避免未成年人人身伤害发生的可能，真正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社会发展的规律已然证明，社会的欲加文明、进步，人的生命价值亦会欲会得到彰显和重视，这也必然体现在国家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各个领域和环节。铁路运输企业作为高危作业人其在运营中造成人身伤害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同样也是在体现法律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怀，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产生原因和目的是协调一致的。目前，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够清晰、明确，使得对理解和适用的分歧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法院判案的统一，虽然多年来，法官一直在通过案例分析、论文研讨等形式在解释争议，提出观点，但不可回避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成文法国家，法官仅是适用法律的居中裁判者，其对法律的解释无论从论点到论据多么充分，其权威性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而质疑的后果也必然使得铁路作业人不易接受无过错责任这一加重其责任的归责原则，也不能使其从根本上在这一原则促动和指导下，自觉加强安全注意义务，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切实保护好周围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