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起离婚案件谈对《婚姻法》第47条的理解与适用.

第一篇：从一起离婚案件谈对《婚姻法》第47条的理解与适用.

从一起离婚案件谈对《婚姻法》第47条的理解与适用

作者：张颖

〔案情〕

A和B是大学同学，1988年大学毕业后一同分到某中学教书，1989年登记结婚，1991年生一子C。1996年学校实行房改，A和B共同购得一套三居室住房。1997年A辞职下海，就职于某电脑公司，并很快升至主管，收入颇丰。2000年中起，双方开始有所疏远，2001年底，A的公司奖励给A一套四居室住房，价值30万元，A将此房给其父母居住，且未告知B。2002年初，双方开始分居。2002年中，A又花20万元购得一辆轿车，A亦未告知B。双方分居后均感觉分歧越来越大，于2003年7月协议离婚，约定：C由B抚养；三居室房屋归B;A每月支付C是抚育费700元。四居室房屋和轿车未纳入分割。2004年春节，B偶然得知A还有房产和轿车，到有关部门一查，果然如此。于是一纸诉状将A告上法庭，要求再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此时房屋已升值至45万元，轿车的市场价只有14万元。

〔判决〕

一审法院判决四居室房屋归B,轿车归A。A不服上诉，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一起在离婚时一方为侵占对方财产而隐藏财产，导致对方在离婚后起诉要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案件。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的财产的，分割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人民法院对前款规定的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制裁。”该条是在《婚姻法》2001年修订时新增加的内容。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为遏制离婚当事人不择手段非法隐匿、转移、毁损夫妻共同财产，致使另一方当事人利益遭受损害的现实问题，于1993年11月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二十一条规定：“一方将夫妻共同财产非法隐藏、转移拒不交出的，或者非法变卖、毁损的，分割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的一方，应予以少分或不分。具体处理时, 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作为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的一方分得的财产份额，对另一方的应得的份额应以其他夫妻共同财产折抵，不足折抵的，差额部分由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的一方折价补偿对方。对非法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人民法院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前述两规定殊途同归，为的是同一个目的，就是遏制离婚当事人不正当处置财产或伪造债务侵犯对方财产，保护另一方当事人的权益不受损害。对这两条规定我们应当从一下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一、离婚时，夫妻一方非法私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首先，必须肯定，离婚时一方私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的的行为是违法的。在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

（二）从事生产、经营的收入；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因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即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一规定涵盖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共同或一方的绝大部分收入，并将之规定为夫妻“共同所有”。对此处的“共同所有”，在理论上和审判实践中均倾向于理解为是“共同共有”，只有是“共同共有”，才会产生“平等处理权”。任何一方私自处分大额共同财产，均构成对他方财产权的侵害。

其次，非法私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可以少分或不分。法律之所以这么规定，是考虑到私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多是离婚案件的有过错一方，并且在经济能力上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对财产的控制程度也相对较强，“私自”处分财产的可能性也大于对方。《婚姻法》的这一规定，体现了人性化和救助弱者的法律理念。

第三，法律规定“不分或少分”带有处罚性质，是对侵犯他人财产权益的制裁，此时，强调法律的制裁性质的成分较重。而一般情况下，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通常是均分，并兼顾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虽然如此，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婚姻法》中使用的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或“必须”，因此，对具体案件应当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情况作出适当的裁判。

二、离婚后，发现夫妻共同财产被对方非法处分的，可以请求再次分割。

由于私自处分财产的行为具有隐蔽性，这种行为相对方在离婚时往往并不知晓。为保护受害方的权益，婚姻法设定了离婚后再次分割请求权予以救济。

对再次分割请求的处理，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分割的范围，应仅针对被隐藏、转移，变卖或毁损的财产，不应包括已被依法分割的财产中的合理部分。有一种观点认为，离婚后要求分割的财产范围应是离婚时的全部财产，包括已分割的部分，我们认为不妥。第一，我们应当注意到，《婚姻法》中使用了“再次分割”，而不是“重新分割”。既然是“再次分割”，也就是第二次分割，只能是针对未分部分，而非全部；第二，已分割部分，法律文书多已生效并实际履行，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的内容进行改变，根据诉讼法的规定，应当是审判监督程序，而不是一审程序。也就是说，一审程序不能改变已生效的裁判所确定的内容，这是保证裁判文书既判力的基本要求。

其次，财产的价值，应以离婚时的价值为基准，并参考请求权行使时的现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价格是在不断变动的，因此，在不同的时间点，被擅自非法处分的财产的价值表现也就有所不同，经过一段时间，有的商品表现为大幅度上涨，而有的有下降不少，特别是在股票、房屋、汽车等大宗财产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确立再次分割财产的价值基准点，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显得特别重要。笔者以为，应以离婚时，也就是离婚案件裁判时或离婚协议签署时的财产价值为价值基准点，并参考请求权行使时的资产现值（不是净值），只有这样，才能既体现裁判的公平与正义，又能达到惩罚违法者，保护受害人的立法目的。

其三，诉讼时效，应适用普通时效两年的规定，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算，并适用最长时效20年的规定。关于在离婚时隐藏转移，变卖或毁损财产的性质，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属于财产权属纠纷，而另一种认为是侵权纠纷。基于这两种理解，与之相对应的在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上也有两种不同观点：前者认为，所有权是对世权，因此不应有诉讼时效的限制；后者认为，应按侵权，适用普通诉讼时效两年的规定。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理由是：

1、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这不仅侵犯了对方的合法财产权，还侵犯了对方知情权，应属侵权。

2、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意在于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督促权利人及时主张权利。在此类案件中，如果排除对诉讼时效的适用，允许受害人一方随时主张权利，经过太长时间以后，有的财产势必会几易其手，更有的会灭失，对离婚时财产的价值难以确定，必然会给诉讼程序带来极大的麻烦。

使本案中，四居室房屋属夫妻共同财产是没有争议的，对轿车，有人认为是夫妻双方分居后A用个人收入购买的，并用于个人工作和生活所用，属于个人专用物品，不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国现行婚姻法中，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以所得是以夫妻共有为原则，以归个人所有为例外，例外只有两种：一是夫妻双方的约定；二是遗赠人或赠与人的明确指定，在两种情况在本案中均不具备，所以，轿车也是夫妻共同财产。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本案的判决是正确的。虽然A在离婚时，故意隐瞒夫妻共同财产的内容，使得四居室住房和轿车未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其本意是多占有夫妻共同财产，从某种程度上讲，其目的也已经达到了，但是，俗话说“不是你的，终究不会是你的”，由于婚姻法赋予了受害一方在婚姻后请求再次分割的权利，并且B也适时地主张了权利，使得结果大出A的预料，也A自食苦果，真可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

第二篇：从一起案件谈物业服务合同与小区车辆安全

从一起案件谈物业服务合同与小区车辆安全

发布日期：2010-06-28 文章来源：互联网

[要点提示] 除非业主与物业公司另行订立保管合同，一般情况下，二者之间应该是公共服务性质的物业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物业公司负有法定的一般注意义务。如果业主的车辆在物业公司管理范围内被盗，物业公司只承担因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安全防范义务而引起的车辆损失的相应法律责任。

[案情]

原告：王某，女，山东某监理公司东营分公司副经理。

被告：东营某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东营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为东营某住宅小区的业主，被告是该小区的物业服务公司。2007年7月21日晚23时40分许，原告发现其居住的小区68号楼室内的一个电脑包被盗，包内装有鲁EAE797奥迪车钥匙一把、酷派手机一部、小灵通一部、现金人民币18000元以及各类重要文件和合同等。在原告处居住的人员遂拨打110报警并通知被告，被告方张某及保安人员到场。22日0时30分许，警方人员进入原告住处，此时，鲁EAE797奥迪车尚停在原告楼下后院。被告遂安排保安人员巡逻排查。被告监控录像显示：22日2时19分左右，有一辆机动车外出。被告东门保安当班记录载明：2时19分有一辆银白色奥迪车外出，车号鲁EAE797，经查有出入证，按规定放行。7月22日上午，原告及在原告家中居住的阎某、周某等人发现鲁EAE797车被盗。10时10分阎某遂向东营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报警。公安局侦查人员及被告方人员遂赶到现场。该车至今下落不明。

原告诉称，作为物业公司，被告依法负有保护业主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义务，且在原告明确要求被告履行保护原告财产安全、被告承诺保护的情况下，原、被告已形成车辆保管合同关系，因被告重大过失，致使原告遭受重大财产损失，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的全部经济损失。除去保险公司赔偿原告的373 670元外，原告尚有179 282.5元的损失，这部分损失应由被告赔偿。

被告辩称，原告所称的“被告依法负有保护原告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义务”于法无据，被告对此不仅没有法定义务，而且没有约定义务。原告称原、被告已形成车辆保管合同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假使原告车辆真的丢失，也是刑事犯罪和原告自身过错造成的，被告没有过错。保险公司赔偿原告373 670元是对原告车辆被盗损失的全部赔偿。保险赔付与购置车辆之间费用的差价是原告自己选择了放弃。原告对自己已放弃的权利无权再行向被告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审判]

东营区人民法院认为，关于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的问题，原告作为被告的业主，已向被告交纳物业管理费，被告作为物业管理公司应按规定提供相应的物业管理服务，原、被告形成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关系。原告提供的业主使用手册明确载明物业公司只负责小区内的车辆管理，不负责车辆的保管保险责任，故原告主张原告交纳的物业费包含安防费用，原、被告形成保管关系，理由不当，法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其车钥匙丢失后，被告承诺不让车辆离开小区，其提供的录音资料不能证明被告承诺为其保管车辆。

关于被告是否对原告车辆丢失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发现车钥匙丢失后，即报警并通知被告，被告方人员亦到场，而此时原告的车辆尚未丢失，原告应预见到丢失车钥匙继而造成车辆丢失的后果，原告应对自己的车辆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却未采取，且原告在车辆停放后将车辆的出入证置于车内，从而加大了丢失车辆的安全隐患；而被告作为物业管理公司对业主的车辆负有管理义务，在一般情况下，应尽到善良管理者的普通注意义务；在本案中，被告虽配有值班人员、巡逻人员，采取了一定的保安措施，但其在知晓原告车钥匙丢失后，应对原告的车辆出入采取比一般车辆更加谨慎的注意义务，被告对原告车辆丢失未尽应负的注意义务。综上，原、被告对造成原告车辆的丢失应负同等责任，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法院判决：

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车辆损失46 965元；

二、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涉案车辆钥匙丢失后，被上诉人及时报警并通知了上诉人，上诉人在知情的情况下，对被上诉人车辆的出入应尽到比一般车辆更加谨慎的注意义务，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车辆的丢失未尽到应负的注意义务，对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车辆丢失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被上诉人在其车钥匙丢失后，未积极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对车辆丢失所造成的损失亦存有过错，对此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涉案车辆丢失所造成的损失各担5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近年来，像本案这样因小区内停放的车辆被盗而引发的索赔纠纷时有发生，已经成为物业管理纠纷中的一大热点、难点问题。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这类纠纷的性质，是正确处理这类纠纷的首要法律问题。

车辆被盗的纠纷尽管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的事实有：当事人之间即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常被称为“物业服务合同”或者“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而且一方提供服务，另一方支付报酬，因而是双务、有偿的合同；车辆被盗后业主如果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即使约定不清，也一定是合同约定的责任，即违约赔偿责任，而不可能是法律规定的责任；丢车的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都是特定的，具有相对性，被损害的权利也具有相对性；从损害后果来看，无疑都是财产性质的。所以，物业公司与丢车的业主之间的纠纷无论定性、审理和判决依据都应当按照合同法的原则和规定进行。因此，因车辆被盗而引发的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纠纷，是合同之债而非侵权之债。

在明确合同责任的基础上，还要具体区分合同的性质或类型。实践中，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通常不会就车辆停放与管理问题成立专门的合同，而只会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成立“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或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订立“物业服务合同”。这两种物业服务合同，通常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为一种集体合同及附合合同，表现为格式条款，单个的业主一般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而且车辆保安的内容通常会作为物业服务合同的一项附加条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界定“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便显得尤为重要。对于“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目前审判实务中主要存在着“保管合同说”和“服务合同说”两种观点。“保管合同说”认为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成立特约服务性质的车辆保管合同法律关系。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存放的车辆，应当属于车辆保管合同中的保管物；物业公司作为保管人对保管物负有特殊注意义务，即特定关系中所产生的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对于一切因自己过失而给保管物造成的损害，保管人都应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损害既包括车辆的被盗，也包括车辆的毁损，哪怕是划伤。“服务合同说”认为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成立公共服务性质的物业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物业公司负有法定的一般注意义务。《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将这一注意义务表述为“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除非业主与物业公司另行订立保管合同，否则物业公司只承担因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安全防范义务而引起的车辆损失的相应法律责任。“相应”是指过错在造成损失的原因力中所占的比例份额。可见，这两种观点的区别直接导致了赔偿责任的大小与赔偿金额的多少。如果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成立保管合同，那么，根据保管合同的规定，物业公司就要承担车辆被盗的大部分甚至是全部损失；如果业主与物业公司只是成立服务合同的话，物业公司则承担管理不到位的责任，即使赔偿也只占实际被盗车辆的很小金额。笔者赞同“服务合同说”，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保管合同的实质构成要件，要求托管人实际转移保管物的占有，并且在领取保管物之前事先通知保管人。从物业服务合同的形式来看，业主通过向物业公司每月缴纳一定数额的管理费用，将车停在小区的指定位置。表面上看起来，物业公司好像已经实际管理车辆。但事实上，车辆管理权还是由车主本人掌握，并没有实际转移车辆的占有，车主还可以随时使用车辆，并不需要事先通知物业公司。上述特征与保管合同的构成要件大相径庭。

第二，从物业公司设立的目的来看，小区全体业主为了能够获得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委托物业公司对其小区进行管理，提供服务。物业公司履行职能是基于小区全体业主的委托，履行职能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维护好全体业主（或大多数业主)的共同利益，如小区环境卫生、安全等。维护好小区居民的财产安全也就是物业公司的一项重要职责。但是物业公司是否就负有绝对的安全和保管义务呢？这无疑是不现实的，事实上物业公司也不可能做到。正如世界上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安全手段一样，物业公司也不能承担起小区的所有安全任务。物业公司对小区只能尽到基本的安全义务，如安排保安对小区进行连续巡逻，安置必要的小区周边监视装置，实行门卫登记制度等。除此之外，除非物业合同中有特别规定或者是物业公司的重大过失和故意，否则，物业公司不再承担责任。

第三，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分析，等价有偿是民事活动的一般准则。物业公司作为盈利性的机构，自身要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此时，经济利益的获取，表现为物业公司通过提供优质、良好的物业服务，来赢得大多数业主的认可，从而获取一定数额的物业管理费用。反过来，一定数额的物业管理费用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业公司的服务手段和服务质量。现实中，从小区停车费缴纳的数额来看，通常是车主每月缴纳数十到数百元不等的费用，该费用相对于车辆的价值而言，自然微不足道。当物业公司在已经尽到管理义务的情况下，再就车辆的价值进行赔偿，显然有失公平。另外，就停车费的性质而言，小区的资源归全体业主所有，车辆地面固定停放位置属小区全体业主所有，除对停车费有特别约定以外，停车费须纳入物业维修基金，归全体业主所有，以用于公共设施的维修、更新，也就是说业主的停车费仍然是归业主所有，停车费并非保管费。物业公司作为小区业主的代理人，小区车位的划定与使用实际上是为了全体业主的利益，保障小区内空间的合理使用。

需要指出的是，上文所谈到的物业公司对于小区车辆的被盗不承担保管责任，并非否定物业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物业公司的管理职责本身就意味着其应当担负起维护小区安全的责任。若物业公司对被盗事件存在过错，那么物业公司必须承担责任。物业公司对小区车辆被盗减轻责任的前提，是自身已经尽到了应尽的管理义务，如确保专人巡逻，对于进出小区的车辆都进行必要的登记和询问等。否则，物业公司就必须承担因管理不善而导致车辆失窃的赔偿责任。

当然，如果业主与物业公司事先有签订保管合同的明确约定，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情况下达成车辆保管的协议，此时，物业公司就当然地被赋予了保管车辆的义务，其对于车辆被盗就理所当然地承担保管责任。

就本案而言，原告与其居住小区的开发商于2004年12月31日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合同约定：该房地产开发公司聘用被告对该小区物业实施前期物业管理。2005年2月22日，原告签署了小区业主临时公约。被告向原告发放业主使用手册，手册载明了物业管理、物业管理服务费、安全护卫管理规定及智能系统管理、车辆管理等事项。其中车辆管理载明：本小区车辆进出实行登记管理，有车辆的业主、住户请到物业管理中心办理车辆进出证（卡），物业公司只负责小区内的车辆管理，不负责车辆的保管保险责任，提请业主保管好自己的车辆并加入车辆保险。可见，原告与物业公司之间并没有成立保管合同关系，原告不能以被告保管不善为由，要求物业公司对此承担责任。但是，基于双方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被告负有对小区公共秩序和小区业主财产的安全防范义务。特别是被告在知晓原告车钥匙丢失后，应对原告的车辆出入采取比一般车辆更加谨慎的注意义务，因此物业公司对业主车辆丢失未尽到应负的注意义务，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同时，原告在丢失车钥匙后，对自己的车辆应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却未采取，且原告在车辆停放后将车辆的出入证置于车内，从而加大了丢失车辆的安全隐患，也应承担部分责任。

作者： 杨美香 张俊峰 任爱娟

第三篇：从一起案件谈票据权纠纷的诉讼程序适用

从一起案件谈票据权纠纷的诉讼程序适用

来源：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作者:赵鸿生更新时间：2007-07-13 00:00:00

[要点提示]

票据权利的性质是债权，作为有价证券的票据是一种金钱证券，且是金钱债权证券，因而体现在票据上的权利当然也只能是债权，而且是金钱债权，所以票据权利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事债权。票据诉讼适用的程序一般都是在民事诉讼法中作特别规定，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有关票据诉讼的程序，但对票据权利诉讼，规定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对于票据权利恢复诉讼，专门规定了公示催告程序。

[案情]

2005年7月5日，常州顺裕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顺裕）开出银行承兑汇票1张，付款行被告信用联社，收款人浙江汇德纺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汇德），金额为156800元，到期日2006年1月5日。该汇票多次背书，被背书人依次为新昌县鹤晖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昌鹤晖）、被告台州今朝、TCL家用电器（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惠州）、被告TCL景德镇、原告九江恒通。该汇票被背书给新昌鹤晖后，新昌鹤晖将汇票交付新昌鹤群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昌鹤群），新昌鹤群又将该汇票交付被告临海隆翔用以支付货款，2005年8月25日，临海隆翔因支付生铁款将该汇票交付被告浙江环洲，但上述新昌鹤群、临海隆翔、浙江环洲均未在该汇票上有记载。2005年9月22日，浙江环洲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时称，上述汇票系临海隆翔支付生铁款而交付我公司的，我公司不慎遗失。本院于2005年9月30日在江苏法制报上公告，于2005年11月30日作出除权判决，并通知信用联社，浙江环洲有权向你银行请求支付。2006年1月5日，信用联社向浙江环洲支付了该汇票上的156800元。2005年12月26日，九江恒通委托银行收款，后九江恒通向信用联社提供了台州今朝、TCL惠州、TCL景德镇的证明，信用联社以该汇票已被除权并于2006年1月5日解付为由于2006年2月15日出具拒绝付款理由书。2006年6月16日，原告九江恒通向本院起诉，提出诉讼请求。审理中，各方意见不一，调解未果。

另查明，台州今朝并非通过与本案其他被告贸易往来而取得本案承兑汇票。

2006年6月16日九江恒通自动控制器有限公司向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起诉称，被告TCL景德镇与原告因货物买卖给付原告156800元的承兑汇票，该汇票被浙江环洲申请公示催告，天宁法院未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告，而是在江苏法制报公告，信用联社向浙江环洲支付了156800元。临海隆翔将票据给付浙江环洲，不属于空白背书。浙江环洲业务员林亨法从临海隆翔拿到票据后自行转让，并不是遗失，而是职务侵占，故浙江环洲申请公示催告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浙江环洲申请除权判决，直接侵害了我公司作为票据权利人的利益，天宁法院的除权判决是无效的。浙江环洲并不是票据的最后持有人，无权申请公示催告，天宁法院的公告催告未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公告，造成了我公司权利未得到及时实现。现要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承兑汇票款项1568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06年1月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浙江环洲辩称，2005年8月25日，我公司收到临海隆翔用以支付生铁款的承兑汇票，因遗失，我方到临海隆翔复印了该汇票复印件，复印件不清楚，问及临海隆翔有无背书时，临海隆翔以书面证明说明自己也进行了背书，我方并无虚假陈述的故意，背书连续并不是证明票据权利的唯一合法依据，我方曾持有票据，是合法的票据持有人，如原告认为不是，可举证予以证明。遗失应当是丧失占有，也包括我公司由于业务员非法侵占的情况。我公司是经过法院的合法审查后，经其确认为具有资格的公示催告申请的申请人，票据的支付是有业务关系的，系以其他合法形式取得票据的转让方式。台州今朝伪造了票据关系，其与新昌鹤晖并无商品交易，不应享有票据权利。公示催告期间受让票据的行为是无效的，如果临海公司将票据给我公司的行为是有效的，我公司对原告无返还票据款项的义务。

被告TCL景德镇未作答辩。

被告信用联社辩称，我单位依2005天催初字第225号挂失止付通知书、民事判决书、付款通知书，支付了

相关票款，完全合法，根据最高院的相关规定，原告要求我单位支付相关票款是无法律依据的，要求驳回原告对我单位的诉讼请求。

被告台州今朝辩称，浙江环洲公示催告不合法，除权判决应予撤销，浙江环洲的票据权利不能向我方主张追索。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我公司交付给TCL公司的承兑汇票是台州市路桥公司的周小波从浙江环洲公司职员林亨法处购得，票据上虽有虚假记载，但原告以背书不连续为由进行追索是不合理的，我公司与其他被告间无利害关系。要求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临海隆翔辩称，我公司曾是该汇票的合法持有人，新昌鹤晖于2005年8月15日将该汇票交付新昌鹤群，新昌鹤群当日将该票当货款交付我方。新昌鹤晖和新昌鹤群均证实他们与台州今朝无任何贸易往来，我公司将该汇票作为货款交付浙江环洲的业务员林亨法，林亨法非法转让汇票后，浙江环洲完全可以通过刑事程序来获知当时持有人是谁，在此阶段进行终结处理，这样就不会造成如此繁琐的票据流转。浙江环洲到我公司复印该票据并要求出具证明，只是讲会计做帐需要，未提及公示催告，所以浙江环洲以欺骗方式取得该财产，已构成票据诈骗罪，此案先移送到公安进行刑事处理。天宁法院在审理时，未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告，也未对票据背书栏里背书等情况进行审查，事先也未征询过票据权利相关人即我公司的意见。我公司不存在过错，要求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审判]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票据的取得和转让应当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按照本案承兑汇票记载，原告九江恒通是合法的票据权利人，被告浙江环洲在承兑汇票上并无记载，不是该汇票的最后持票人，其无权依公示催告程序取得汇票金额。九江恒通要求浙江环洲退还已兑现的156000元并承担自2006年1月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浙江环洲与其他利害关系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可另案诉讼。TCL景德镇经法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判决浙江环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九江恒通156800元，并承担自2006年1月6日至付清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驳回九江恒通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票据是指以约定一定日期及地点，由自己或者委托他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为目的的有价证券。根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主要是指汇票、本票和支票。票据诉讼，从性质上分析，仍属于民事诉讼，但票据诉讼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诉讼，在程序上有着与一般民事诉讼不同的特点，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因为票据诉讼涉及的是票据权利，票据权利是反映依据票据而行使的，以票据金额的支付为直接目的的权利。

在当前票据操作业务中较普遍的是背书人仅仅签章，而不书写被背书人名称。背书不连续会给票据效力以及持票人票据权利带来何种法律后果，世界各国票据法大都未作具体规定，我国《票据法》亦未明确。在票据法理论上，一般认为，背书不连续不会对票据本身的效力产生影响。因为票据本身的效力主要是从出票行为来判断，只要出票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符合法定条件，票据就属有效。背书不连续一般不影响票据本身的效力。在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对背书票据的自身效力基本上是按这一原则判断的。

票据的丧失在票据实务中经常发生，票据丧失，是指持票人非出于本意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票据丧失有绝对丧失与相对丧失之分，前者又称票据的灭失，指票据从物质形态上的丧失，如被火烧毁、被洗化或被撕成碎片等。后者又称票据的遗失，是指票据在物质形态上没有发生变化，只是脱离了原持票人的占有，如持票人不慎丢失或被人盗窃或抢夺。由于票据具有流通性和无因性等特点，使得票据在丧失后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救济措施，很可能导致失票人丧失票据利益。我国法律规定的票据丧失的救济措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如《票据法》中规定有挂失止付制度、公示催告制度、提起诉讼制度。

本案的诉争票据经过了公示催告，公示催告是指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以公示催告的方式催告不明的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间内申报权利，逾期无人申报，作出宣告票据无效的除权判决，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相分离的一种制度。但是，失票人所采取的措施又必须是合乎法律规定的，否则不能产生相应的救

济效果，《民事诉讼法》中也有专门公示催告程序的规定等。民事诉讼法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该票据在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案申请人浙江环洲钢业股份有限公司不是银行承兑汇票的最后持有人。虽然其通过公示催告取得了票据权利，但公示催告目的在于催促利害关系人在规定的时期内向受理申请的法院申报权利，并且依规定期间内有无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而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本案的持票人九江恒通自动控制器有限公司在依法举证证明了自己为合法权利人时，应享有票据权利。

另外，本案在适用程序上与一般民事案件相同，但必须组成合议庭，管辖上规定，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是票据权利诉讼，是票据权利人因票据上权利的行使，而与票据债务人发生纠纷，为行使票据金额的请求权及相关的法定利息的赔偿请求权而提起的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39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按票据纠纷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第四篇：关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的理解与适用问题

夫妻财产制是夫妻关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法律制度，在婚姻家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夫妻关系中，财产关系又是其重要的经济基础，它不仅直接或间接影响夫妻和家庭的精神生活，也影响着婚姻家庭的团结和睦。我国2001年《婚姻法》对1980年《婚姻法》的夫妻财产制作了重大的修改，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特别是完善了夫妻财产制，在夫妻财产制度的体

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根据《新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作了完善，产生了约定财产制的共同财产制、个人财产制和混合财产制的三种形式。

一、《婚姻法》第十九条的内容及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含义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夫妻以契约方式，约定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后财产清算等事项，并排除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制度。按照民法精神约定财产制优于法定财产制，在约定不违法时，有约定的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我国新婚姻法第19条是这样规定的：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姻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二、夫妻财产约定制在我国婚姻法历史上的演变过程夫妻财产约定制在我国有较长的历史。193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亲属编》中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形式约定夫妻财产；该契约的订立、变更或废止，非经登记不发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夫妻须在共同财产制、统一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约定财产制。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婚姻法，即1950年的《婚姻法》第规定的精神，是允许夫妻就财产问题进行设定。但是法条亦没有照文直接作规定。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总理由的报告》中指出，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的概括性规定，不仅不妨碍夫妻间真正根据男女权利平等和地位平等原则来作出对于任何种类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处理权与管理权相互自由的设定。相反，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有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设定方法来解决，这也正是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所有权与处理权的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婚姻家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家庭关系的发展，满足夫妻财产多样化的需要，1980年《婚姻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从此，约定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度的必要补充，正式得以确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从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中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婚姻、家庭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了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不同阶层人们对夫妻财产制的要求，2001年4月28日九届人大常委第2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进一步发展了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改变了1980年《婚姻法》规定夫妻约定财产制仅为补充的从属地位，把约定财产制提升到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

三、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意义从1980年《婚姻法》施行到2001新《婚姻法》修改的20年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公民个人的财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家庭财产状况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在财产的构成上，除了高档家具，家电和银行存款外，还出现了商品房、小汽车、股票，债券和外币等财产。而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和经营企业主还拥有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经营资金。作为私人收藏品的文物古玩、各人字画、珍品等已开始成为夫妻财产的新内容。此外，知识产权中财产权利也越来越多的公民所拥有。公民个人财产急剧增多，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及市场经济活动的自由化，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对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家庭财产相互之间的关系与范围作出界定，防止因财产权限不明而导致夫妻在占有、管理、收益和处分财产过程中发生矛盾，引起纠纷。同时有些夫妻作为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为了保证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自由和灵活，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利润率，也必须对夫妻财产进行约定，因此约定财产制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充分体现，对于确保夫妻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处理财产，维护交易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四、新旧约定财产制之区别2001新《婚姻法》规定的约定财产制，与1980年2月的《婚姻法》规定和比较，有以下不同：（1）地位不同。新《婚姻法》把约定财产制提升到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而旧《婚姻法》规定的约定财产制，只是法定财产制的附属和

第五篇：关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的理解与适用问题

夫妻财产制是夫妻关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法律制度，在婚姻家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夫妻关系中，财产关系又是其重要的经济基础，它不仅直接或间接影响夫妻和家庭的精神生活，也影响着婚姻家庭的团结和睦。我国2001年《婚姻法》对1980年《婚姻法》的夫妻财产制作了重大的修改，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特别是完善了夫妻财产制，在夫妻财产制度的体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根据《新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作了完善，产生了约定财产制的共同财产制、个人财产制和混合财产制的三种形式。

一、《婚姻法》第十九条的内容及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含义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夫妻以契约方式，约定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后财产清算等事项，并排除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制度。按照民法精神约定财产制优于法定财产制，在约定不违法时，有约定的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我国新婚姻法第19条是这样规定的：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姻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二、夫妻财产约定制在我国婚姻法历史上的演变过程夫妻财产约定制在我国有较长的历史。193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亲属编》中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形式约定夫妻财产；该契约的订立、变更或废止，非经登记不发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夫妻须在共同财产制、统一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约定财产制。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婚姻法，即1950年的《婚姻法》第规定的精神，是允许夫妻就财产问题进行设定。但是法条亦没有照文直接作规定。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总理由的报告》中指出，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的概括性规定，不仅不妨碍夫妻间真正根据男女权利平等和地位平等原则来作出对于任何种类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处理权与管理权相互自由的设定。相反，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有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设定方法来解决，这也正是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所有权与处理权的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婚姻家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家庭关系的发展，满足夫妻财产多样化的需要，1980年《婚姻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从此，约定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度的必要补充，正式得以确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从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中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婚姻、家庭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了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不同阶层人们对夫妻财产制的要求，2001年4月28日九届人大常委第2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进一步发展了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改变了1980年《婚姻法》规定夫妻约定财产制仅为补充的从属地位，把约定财产制提升到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

三、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意义从1980年《婚姻法》施行到2001新《婚姻法》修改的20年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公民个人的财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家庭财产状况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在财产的构成上，除了高档家具，家电和银行存款外，还出现了商品房、小汽车、股票，债券和外币等财产。而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和经营企业主还拥有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经营资金。作为私人收藏品的文物古玩、各人字画、珍品等已开始成为夫妻财产的新内容。此外，知识产权中财产权利也越来越多的公民所拥有。公民个人财产急剧增多，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及市场经济活动的自由化，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对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家庭财产相互之间的关系与范围作出界定，防止因财产权限不明而导致夫妻在占有、管理、收益和处分财产过程中发生矛盾，引起纠纷。同时有些夫妻作为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为了保证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自由和灵活，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利润率，也必须对夫妻财产进行约定，因此约定财产制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充分体现，对于确保夫妻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处理财产，维护交易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四、新旧约定财产制之区别2001新《婚姻法》规定的约定财产制，与1980年2月的《婚姻法》规定和比较，有以下不同：（1）地位不同。新《婚姻法》把约定财产制提升到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而旧《婚姻法》规定的约定财产制，只是法定财产制的附属和补充。（2）种类不同。新《婚姻法》第19条规定的约定财产制的种类有三种：一种是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二是约定财产归共同所有；三是约定财产部分归各自所有，部分归共同所有。而旧《婚姻法》采取的是开放式的夫妻约定财产模式，约定的范围和种类由夫妻双方自由确定，这种模式对于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利益，以及防止夫妻之间签订不平等条款极为不利。（3）效力不同。新婚姻法第19条对有约定效力做出明确规定。财产约定对夫妻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于对外效力（即第三人的效力）视情而定。如果第三人知道约定的，产生对抗效力；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约定的，不产生对抗力。而旧的《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经约定的效力不作任何规定，以致在理论罚和司法实践中产生各执一端，各有理解的不利后果。（4）方式不同。

新《婚姻法》第19条明确规定，约定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而旧《婚姻法》对约定的方式没有作出规定，任由当事人自由选定。

五、约定财产制的约定时间、约定内容以及约定方式的规定关于约定财产制的约定时间，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只允许在婚前订立，另一种是既允许在婚前订立，也允许在婚后订立或变更。我国新《婚姻法》第19条未对约定的时间作出任何规定，因此，从法理上说约定的时间可以于婚前约定，也可以在婚后约定。新《婚姻法》第19条对约定财产制的范围和种类作出了明确规定，即一般共同制，限定共同制和分别共同制三种。我国新《婚姻法》设定的类型，既不太放任也不太机械，在较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同时有利于：

1、实现法律的指引作用。夫妻双方因为法律知识有限，很难就其财产作出无懈可击的约定，实践中常会发生夫妻双方尽管对财产进行了约定，但因约定形式内容不合法等原因而使约定归于无效的情况，以可供选择的模式来指导当事人的情况，就会防止此类情况发生。

2、可以保障登记机关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高效管理，防止登记管理工作带来不便和混乱。

3、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性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可以避免夫妻一方利用经济强势或知识优势，引诱对方订立不公平条款。因此，夫妻双方只能在我国新《婚姻法》设定的三种约定财产制类型中选择，超出该范围，约定无效。新《婚姻法》克服了旧《婚姻法》对约定的方式未作任何要求的弊病，第一次明文规定“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与世界上对约定财产制采用要式的通行做法相一致，这是一个进步。但是新《婚姻法》对约定的公示程序却没有作出规定，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足和缺陷。因为约定财产制优于法定财产制。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的后果在法律上意义重大。我国在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公示程序问题上，应以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为公示方法较为合适。理由是：一是婚姻当事人在申请结婚登记时一并对财产约定进行登记，方便婚姻当事人，为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所采用。二是夫妻财产制属于婚姻效力的组成部分，婚姻的缔结由婚姻登记机关受理审查，财产约定由婚姻登记机关一并受理，便于婚姻关系当事人以外人查询。

六、约定财产制的约定效力约定效力是指夫妻双方对婚前或婚后财产进行约定所产生的法律拘束力。根据新《婚姻法》第19条第2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此为约定的对内效力。第19条第3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财产清偿”。此为约定的对外效力。（1）对内效力。主要是指该契约对婚姻关系当事人的拘束力。夫妻财产约定成立并生效，立即在夫妻之间及其继承人内发生财产约定的物权效力。夫妻双方都必须按照约定行使财产权利，履行财产义务。如果变更或撤销约定必须经过夫妻双方的一致同意，一方不得依自己的意思表示变更或撤销约定。如果属单方要求变更或解除的，一方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司法裁决。（2）对外效力。夫妻财产契约的对外效力，是指夫妻双方财产的约定能否对抗第三人，能对抗第三人的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的，对外不发生法律效力。我国新《婚姻法》在夫妻财产约定对外是否具有对抗第三人的立场是：如果第三人知道该财产约定，则该约定对第三人有效力。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财产约定对第三人没有效力。这是由于我国新《婚姻法》并没有就夫妻财产约定的公示程序作出规定，因此第三人无从获知夫妻财产约定的事实和内容，如果赋予约定的当然对外效力，则第三人与夫妻一方的交易就缺乏安全性，这是民事活动中所忌讳和不能接受的。同时，为了防止夫妻双方故意以财产约定逃避债务，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夫妻财产约定并不当然产生对外效力。

七、对“一方所负债务”理解及与“夫妻个人债务的区别新《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的“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应该理解为其既可以是夫妻共同债务，也可以是夫妻个人债务，而夫妻个人债务就是夫妻个人债务而不会是别的，两者区别：

1、构成要素不同，前者是相对于“夫妻双方对外所负的债务”而言的，它是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并且以夫或妻一方的名义对外负债。此为前者的构成要素。至于夫妻一方对外负债的用途如何，在所不问。而后者是相对于“夫妻共同债务”而言的，它是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或因个人财产负债，并且举债或负债的利益与夫妻另一方无关，此为后者的构成要素。后者既可以发生在婚前，也可以发生在婚后，不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限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夫妻双方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不是夫妻个人债务。但在债务的清偿上，先以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然后向另一方追偿。因为在实行夫妻个人财产制的情况下，夫妻一方负债，一时难以辨别债务的性质，为了防止负债一方损害另一方利益，新《婚姻法》规定由负债一方的夫妻个人财产清偿是合理的。

2、适用场合不同前者主要针对夫妻之外的债权人，即夫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是相对于夫妻以外的债权人而言的，适用于夫妻一方对第三人承担清偿债务责任的场合。而夫妻个人债务虽然有时也针对第三人，但主要是相对于夫妻共同债务而言，即确定夫妻内部的债务归属，适用于夫妻内部对个人债务的清偿责任的场合。从时间上看，前者只适用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离婚后因婚内债务对第三人承担清偿责任场合，不适用于夫妻离婚时的债务分割，而后者主要适用于夫妻离婚时的内部债务的最终确定和负担上。适用条件不同，前者要符合夫妻财产制约定实行夫妻个人财产制和债权人知道该约定这两个条件。在此条件下，夫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以个人财产清偿，即使该负债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也只能先以个人财

产清偿，然后再向另追偿，后者只要依法或依约确定为个人债务，在此条件下，无论如何应由夫妻个人财产清偿个人债务，与第三人是否知道夫妻内部约定实行个人财产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