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信息造假的产生与遏制

第一篇：会计信息造假的产生与遏制

会计信息造假的产生与遏制

会计法律的实质是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朱镕基同志 在2001年4月16日视察上海周家会计学院时，亲笔为该校题 写了“不做假账”的校训，会计不做假账，不仅是会计的职业道 德，同时也是对会计法律责任的起码要求。当前经济秩序中出现 的混乱等不良现象，几乎都与做假账有关。所以，研究会计的法 律责任，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是建立良好经济秩序的关键。

一、会计信息造假产生的根源及危害

近十年来，会计信息造假的现象十分严重。会计信息造假其 动机是相同的，即为了攫取非法利益。但会计信息造假从其产生 的根源来看，又有其复杂性，认识这点非常重要，有利于我们从 源头上来防范和遏制会计信息造假。会计信息造假的根源可归 纳为五点：

一是造假个人为了追求非法利益。在会计信息造假中，个 人作案其特点总是要利用个人的工作之便来谋取私利。一种是 非会计人员以假发票多报账，以假发票报不该报的账；另一种 是会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有意制造假账，从而攫取非法利益。个人贪污案件多源于此。

二是单位负责人为了谋取部门利益有意制造假账。企业造 假账不外乎是偷税漏税，骗取不当的利益。一般来说，会计人员 不会为单位的利益造假，但单位的负责人为了偷税漏税，就会指 使会计人员制造假账来达到偷税漏税的目的，税务机关每年都 要查处大批偷税漏税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是法人实体，通过制造 假账偷税漏税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另外还有单位负责人 为了截留和挪用专项资金而制造假账的情况。

三是会计信息的提供者与需求者的主体地位不平等，和双 方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会计造假行为。现代企业基本实行了股份 制，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股份公司中的持股人就很难了 解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这就给虚假信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近几年来，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造假层出不穷，一旦被发现则 以“信息漏报”为借口来蒙混过关。

四是会计信息监督不力。《会计法》规定的会计监督机构是 各级财政部门，政府审计部门的审计也是一种监督，但审计工 作又往往以监督重大的会计信息造假为主，一些数额不大的会 计信息造假以“自行纠正”为主，结果是导致一些“自行纠正”的 会计信息造假不了了之。会计监督乏力，导致会计信息造假有 了可乘之机。

五是政府中的部分官员为了追求所谓“政绩”，得到上级的 “表扬”，不仅纵容会计造假，甚至引导会计造假。但这种“数字 出政绩”的游戏，仍然是一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一句话。会计信息造假仍然是源于对非法利益的追求。

会计信息造假不仅发生在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也存 在于公益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中。会计假账无论在宏观上还是 在微观上都危害极深。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危害。企事业单位的会计信息造假，国家公布的 信息也会不真实，统计数据和会计信息是国家经济决策的主要 依据之一，会计信息造假，会给国家制定经济政策造成障碍，给 国家经济秩序造成严重危害。

第二。社会危害。在社会领域，会计信息造假直接扰乱了市 场秩序，不仅造成社会信用危机，而且极易诱发社会不稳定因 素，同时，会计信息造假不仅违背了起码的职业道德，而且是违 法乱纪的行为，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三，政治危害。会计信息造假在政治上影响和危害执政 党的执政地位，影响政府的执政威信和执政能力，对党和国家 制定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起到了阻碍作用。

二、会计信息造假关键在法律责任被弱化

会计信息造假现象的泛滥，关键是会计法律责任被弱化，法 律责任被弱化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1．会计管理机制被弱化

我国的会计人员在法律上具有监督责任，即有义务对本单 位的会计信息进行监督，制止本单位违反法律规定的会计信息 造假产生，从这个角度看，会计人员是会计信息造假的监督者，这是会计人员的第一重身份；会计人员是单位的受雇者，他必 须听命于企业主的安排以维护企业的利益，因此，会计人员又 往往成为了会计信息的造假者，这种“双重身分”的结果是会计 听命于企业得利，监督企业反有被解雇之忧，会计人员很容易 把监督义务甩在一边。会计人员的这种双重身分反映了我国会 计管理机制的漏洞，其结果当然是会计法律责任被弱化了。会 计管理体制的局限性导致会计监督相互脱节。2．会计监督被弱化

对会计监督，一般有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两个体系。从我国 的情况看，企事业单位的内部监督基本上是一句空话，前面讲的 会计管理机制被弱化实际上就是内部监督弱化，会计人员的利 益是与雇主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会计人员履行内部监督仅仅 是“纸上谈兵”而已。外部监督主要是政府监督与社会监督，政府 监督的主要职能部门是财政厅(局)，实际上每年一次的走马观 花大检查，有的甚至只是抽查，根本起不到监督的作用。社会监 督主要靠媒体，由于会计的专业性较强，社会监督往往被较强 的会计专业性所拖累。

此外，政府官员或政府部门为了一已利益，也会使会计信 息造假泛滥，促进会计法律责任被弱化。3．会计队伍职业道德被弱化

职业道德被弱化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涉及到各行各 业，会计行业也与各行各业一样面临职业道德素质整体滑坡的 问题。由于会计人员受雇于企业，会计人员的升迁与企业的评 价紧密相关，某些会计人员不仅对造假视而不见，甚至还主动 参与造假，为了个人的利益，或按企业领导不正当的意图办事，甚至为讨好领导有意编造会计假帐，会计人员的政治素质、业 务素质、道德素质都会影响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职业道德一 旦丧失，会计人员的法律观念就会淡漠。4．法律惩治力被弱化

一是从《会计法》对信息造假的处罚来看，主要是行政处罚 和刑事处罚，而且行政处罚的伸缩范围很宽，《会计法》第四十 二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是“可以对单位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 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 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但是，当 单位负责人以权力指使会计人员造假的时候，会计往往被拉出 来承担责任。单位负责人习惯追求行政处罚是最好的结果，笔 者认为这是实施《会计法》过程中的—个漏洞，它为单位负责人 避免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扩大了口子。

二是刑事处罚基本上只针对贪污案件。会计人员为了个人 私利在会计信息上造假基本上是为了贪污，这类案例轻微的可 以采取行政处罚，重的则要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责任实质上是 针对个人违法，单位违法则多以行政处罚代替。客观情况是，偷 税漏税、骗取政府补贴和为领导政绩服务的会计信息造假的单 位违法越来越普遍，要多于会计人员的个人违法。

三是对会计信息造假缺乏民事责任的追究。民事责任主要体 现了补偿，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在资本市场、合资合作、各种契约 关系，基本上都要提供会计信息来举证，会计信息造假往往给对 方造成损失，民事责任就是要造假者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对民事 责任的采用。尽管已经呼声很高，但仍处于一种弱化状态。

三、遏制会计信息造假的对策

举措，也是反腐倡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民生和 国家经济安全的大事，笔者认为从目前情况看，遏制会计信息 造假必须采取如下对策：

1．强化会计人员的自律与应有的法律保护

目前，我国的会计协会组织有注册会计师协会、总会计师

协会。从总体上看，会计人员都有了自己的组织，但分散在企业 内部的会计人员能加入协会的还不多。笔者认为，凡从事会计 工作的人员都有资格人会，使所有的会计人员都能有自己的组 织，此为其一；其二，协会要重点承担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 设，完善自律机制；其三，协会要建立会计人员权利保障机制，特别是当会计人员抵制单位领导信息造假遭到报复后的维权 至关重要，现在单位会计信息造假多与会计人员的无奈有很大 关系；其四，要完善会计人员业务培训；其五，要承担为社会推 荐会计人员上岗就业的职责，使协会成为会计人员之家。

2．强化法人单位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直接责任 许多作者在报刊上从会计监督、管理职能等会计职能分

离；行业组织分业监管；排除外力因素对会计监管执法的干扰； 强化会计人员的自律等方面多有论述，强化法人单位对会计信 息真实性的直接责任是遏制会计信息造假的重要措施。单位会 计信息造假首先是单位负责人要承担直接责任，对会计人员贪 污的会计信息造假。单位负责人要承担监督不力与用人失察的 责任，只有加大对单位负责人信息造假的处罚，才能从根本上 消除会计信息造假。

3．强化会计信息内外两个监督机制

对会计信息的监督，笔者认为要从内外监督机制人手，建 立和完善内外两个监督机制。首先是单位内部的会计监督组 织，在股份制企业中有监事会，监事会的实权往往起不到监督 的作用，笔者认为还要辅以职工代表大会的会计监督职责，会 计职能部门提供的会计报告，在监事会审议后要提交给职工代 表大会审议。如果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后认为不真实不能通过。有权制止会计报告正式公布。如果单位负责人强行公布虚假会 计信息，实际上是单位负责人在信息造假中恶化了自身的造假 情节，内部监督一定要赋予监督机构相应的职权，否则内部监 督就会流于形式。

在外部监督中，目前县以上政府财政职能机构的职责主要 是会计工作管理和信息造假的事后执法，事前监督则被弱化，笔者认为应重组为“会计监督处(室)”，会计工作管理与会计监 督是紧密联系的。二者不应分离。此外，财政部门应该牵头财 政、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部门建立外部 监督机构的协调互通信息的制度，形成强势的监督体系。

4．强化会计信息造假的支付成本

“会计立法要体现国家和公众对信息的需求，使会计信息 造假者的私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笔者认为这是非常重要 的，除了前面讲的要善用民事赔偿责任，让会计信息造假者在 经济上得不偿失外，在执法中还要善用行政处罚的最高标准。事实上《会计法》规定的罚款标准太低，与造假祈求谋取的经济 利益差距太大。在《会计法》未修改前，按法规规定行使最高罚 款标准是无可非议的。在行政处罚中，还可以从多方面来处罚 责任人，如取消技术职称的资格，对职业经理人的会计信息造 假取消一定年限的任职资格等。总之，不断地完善我国相关的 法律法规，我国的会计行业才能更规范。会计信息造假才能得 到有效遏制。

遏制会计信息造假是建立健康良好的经济秩序所必须的

第二篇：【精品】浅谈会计信息造假的治理对策

浅谈会计信息造假的治理对策

[论文关键词]会计信息 造假 对策

[论文摘要]会计信息造假是经济发展和财务管理中普遍现象，已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领导决策，如何应对会计信息造假，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也成为近年来一个重要课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信息的作用日益突出，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质量要求也越发重要，如何应对会计信息造假问题，已成为财务管理中研究和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会计信息造假主要表现

（一）编造虚假会计凭证。主要表现是通过编造虚假经营业务如编制劳务费、装卸费凭证等；或以非法手段取得原始凭证；或在原会计事项基础上夸大或缩小等等；这些虚假凭证进入记账程序，致使会计信息从源头上失真。

（二）非法设立账簿。私设“小金库”，建立账外账，一套对内，一套对外专门应付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掩饰企业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达到偷逃税款、侵占国有资产的非法目的。

（三）会计核算不真实，形成虚假报表。主要表现一是控制利润。如采取虚构或减少经济业务；增加或减少成本计入；或在集团下属企业之间随意转移成本，达到人为调节利润和随意计算盈亏的目的。二是进行违规税金核算。为了偷漏税金，对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虚拟购销业务购买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发票入账，或编造发票摘要的内容，或将全部为营运收入的发票变造为营运收入和其他款项，以少纳营业税。或虚列职工名册，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等。

二、会计信息造假的原因分析

会计造假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会计人员素质低。一是部分会计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在物质利益驱使下，采取各种手段伪造、毁损会计资料，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二是会计人员责任心不强，业务知识贫乏，尤其是对会计制度更新不能适时学习，致使财务数据混乱，无法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三是部分会计人员，屈从领导压力，或受利益驱使，放弃职守，主动为领导出谋划策，违反财经法纪，做假账、设账外账和“小金库”，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虚报浮夸，粉饰业绩，隐瞒收入，逃避税收，谋求私利。

（二）制度保障不健全。一是企业制度不健全，我国大部分企业还没有建立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一些单位负责人独断专行，为会计造假提供了客观条件；二是会计准则不够完善。我国财务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会计基础工作差，虽然近年来为规范市场运作，出台或修改了一些会计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漏洞，部分法规的出台严重滞后于实践，立法缺乏超前性和预见性，并且一些法律条文较粗，缺乏可操作性。

（三）监督执行乏力。在我国执行的是会计监督、内部审计监督和外部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理论完善，但实际运作存在很多问题。一是会计监督弱化，单位会计受制于领导，只能为领导服务，很多会计人员为了不受到排挤、报复而选择“驱从领导”，致使会计监督形同虚设；二是企业内部审计监督体系不完善，制度不健全，内部牵制制度弱化，权责利界线不清，内部监督不能独立发挥其作用，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会计造假现象；三是政府监督没有形成合力，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外部监督虽有所作为，但由于诸多监督机关监督标准不统一，在管理上各自为政，注重完成各自的职能任务，相互间的配合及监督合力未能形成，造成各种监督不能有机结合，不能从整体上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四是社会监督体系不够完善，虽然会计师事务所每年都要对会计报表审计验证，但其审查验证的广度、深度、力度都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难以形成有效的再监督机制；五是法律监督机制不完备，不能有效地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造成单位和个人法律意识淡薄，削弱了自我约束能力。

（四）惩罚力度不够。我国《刑法》、《会计法》对会计做假行为都作了处罚规定，但执行起来，普遍存在着执法不严、惩治力度不够，不能起到惩戒作用。一是会计造假行为败露后，司法介入欠缺，有时甚至片面强调发展经济，而放松了对违法违纪行为的处罚，减弱了法律的威慑力；二是重经济处罚，轻行政、刑事处罚，或以经济处罚代替行政和刑事处罚。经济处罚由造假单位来承担责任，最终由投资者或股东来承担，致使执法处罚乏力；三是重处罚单位，轻处罚个人。处罚单位，影响的是广大单位职工的利益，对造假主谋单位负责人和执行者会计人员惩处力度不够，很少能影响到造假者的利益，从而助涨了造假者气焰，导致造假者胆大妄为；四是会计造假成本低、风险小使会计造假现象有禁不止，由于会计造假的预期收益明显大于预期成本,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泛滥。

三、防范会计信息造假的对策

（一）增强会计人员素质，提高从业诚信度

市场经济发展给财会工作增添了新情况和新问题，财会人员素质愈发重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大对会计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业务本领，提高贯彻执行政策的水平，可以采取定期培训考核制度，职称晋级与待遇挂钩制度等等，使他们不断更新知识，适应会主核算要求。其次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培训。建立“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诚信原则、诚信品质，从而建立起防范虚假财务信息的第一道防线。

（二）完善内部控制机制，防止会计信息造假的发生

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管理部门利用企业内部分工协作的关系，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内部制约机制，防止会计信息造假行为的发生。（1）建立岗位分离制度。形成批准职务与执行职务相分离、执行职务与检查职务相分离、保管职务与记账职务相分离。（2）建立领导负责制度。以防止领导推卸责任而造假。（3）建立独立的监督体系。即成立独立于财务的内部审计、纪检等部门，达到互相牵制、互相监督的目的。（4）建立内部惩罚等规章制度，划分责任，以减少会计工作差错和舞弊等现象

（三）强化外部监督制度，完善账务管理大环境建设

会计处于一个动态的经济、政治及法律外部环境中，完善的外部大环境建设，有助于会计信息的真实反映。（1）建立和完善会计准则体系；（2）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提高注册会计师队伍素质，增强其独立性；（3）实行会计委派制和稽查特派员制度；（4）企业的主管部门、各级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审计部门等应加强对会计工作的管理和监督、检查，指导和督促企业对外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5）发挥新闻媒体的力量，揭露假账行为，以降低企业整体形象使之不敢造假。（6）发动社会各界力量，监督、抵制、检举违法会计事项；（7）加大力量依法查处会计工作中的违法违纪行为。

（四）健全法律规范体系，加大会计信息造假的惩处力度

我国现行的会计方面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有的制度有够细，所以要不断完善以《会计法》为中心的会计法规体系，制订各项会计法规的实施细则及相应的配套措施，使会计法规具有可操作性。（1）制定完善对会计信息真实性具体认定的法律法规。（2）加大对会计造假惩罚力度，罚款要大到能够在事前遏制萌发造假的动机。（3）增加对会计人员进行保护的机制和环境，摆脱受制于领导局面。（4）提高执法效果,权责分清，惩罚对象和标准准确。

总之，会计信息造假作为当前扰乱会计工作秩序的突出问题，严重影响了会计对各项经济活动的真实反映、监督和控制功能，我们全体会计人员，应从自身做起，坚决坚持不做假账，立会计之精神，还会计之本色，以保证我国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第三篇：创新审计关系遏制造假冲动解读

创新审计关系遏制造假冲动

上市公司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财务报表保险，一旦投资者发现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作假，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为降低经营风险，势必要聘请注册公司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注册会计师不再与上市公司经营者存在经济利益关系，公正执业将不再受到经济利益的影响

作为一种监管手段，让注册会计师审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本来的目的是通过外部审计给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真实性扎上一道篱笆。但造假事件表明，注册会计师不仅未能起到审计的作用，还为上市公司造假助纣为虐。那么，能否寻找到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呢？

建立保险制度理顺审计关系

既然事后的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就需要建立一个事前的制度安排，理顺审计关系，促使注册会计师忠实履行独立的审计责任，并扼制上市公司造假冲动。

问题的核心在于注册会计师必须独立于上市公司经营者、董事会之外展开审计业务，内部人控制问题和召集机制的缺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不具备独立聘请注册会计师的能力，那么，需要独立于上市公司的组织担当聘请人。政府能出任这个角色，但是，一方面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背后往往就是地方政府，上市公司造假与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政府也是经济人，同样存在“失灵”的问题，所以，政府并不适宜担任这个角色。现代金融监管理论认为，应当发展市场化监管手段。最合适的办法是到市场上寻找上市公司审计人的聘请者。

我们可以来构建这样一套制度：上市公司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财务报表保险，一旦投资者发现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作假，向保险公司索赔（同时向上市公司及其高管人员索赔）。保险公司为降低经营风险，势必要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严格的审计，因为保险公司需要聘请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审计，上市公司就没有自己聘请注册会计师的必要了。保险公司聘请注册公司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注册会计师不再与上市公司经营者存在经济利益关系，注册会计师因而具有超然的独立性，因为要对保险公司负责，执业时更加认真、严格。表面上看，这种安排不过是一个险种，实际上通过保险公司的中介，所有者聘请注册会计师对经营者进行审计的关系被理顺了。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中，投保人为上市公司，被保险人是上市公司的全体股东，保险人是商业保险公司，保险范围是财务报表，保险责任是上市公司董事会在财务报表上的过失行为。如此，上市公司与注册会计师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被变更为上市公司、保险公司、注册会计师三者的委托代理关系，但仍是民事代理关系，这种代理委托行为并无法律上的障碍。

从保险的角度看，这套制度是一种责任保险，类似的有董事责任险和注册会计师责任险。三者之间只具互补性，没有替代性。董事责任险是一种对公司董事和高级职员在行使职责时所产生的错误、疏忽行为进行赔偿的合同，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相同之处。一是公司董事和高级职员在行使职责时所产生的错误、疏忽行为引发赔偿时，由保险公司代为赔偿；二是即便赔偿主体确系董事个人，但如果保险公司发现董事有故意造假或者私下交易的证据，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任。不同之处在于，董事责任险能够化解的风险有限，对证券市场大部分诉讼赔偿案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会计师的保险责任较之董事责任险更小，而这两个险种最大的问题是未解决上市公司审计关系错位，所以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险具有不可替代性。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的核心问题是保险利益。《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的标的，表面上是财务报表，实际上保护的是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以，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险合同的设立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的责任范畴是财务报表，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取决于对保险责任的认定。与董事责任险、会计师责任险一样，《保险法》并无不允许承保上市公司及其高管人员过失行为的规定，但法律不允许通过保险来保护上市公司董事、经营者的故意造假行为。所以，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的保险责任应当是，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失造成的财务报表失真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而非绝对意义上的财务报表真实性。尽管保险责任只局限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失行为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但由于保险公司降低经营风险的本能将抗争上市公司造假行为，并为减少上市公司的过失行为展开相应的风险管理，如为上市公司高管提供培训等相应的服务，因此，这套制度仍然具备扼制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作假的效力。

保险公司能否聘请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保险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根据合同的约定，保险人可以对保险标的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及时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书面建议；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安全应尽的责任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为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经被保险人同意，可以采取安全预防措施。根据以上规定，保险公司不仅有权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还可以根据审计结果，要求上市公司调整财务报表，使财务报表达到真实、完整、全面的披露要求，及要求上市公司作出其它必要的整改措施。

《保险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属于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险种，需要经过保监会的审批。

建立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会增加上市公司股东的负担，但这种付出与得到相比，还是经济的。在2001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中，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平均收费是452.15万元，中国石化和华能国际支付给毕马威的审计费更分别达到了6000万港元和1266万元人民币，而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平均收费是45万元。如果让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上市公司的审计工作，上市公司购买财务报表保险和审计费用支出不需450万元。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规模效应，也会降低上市公司股东的成本。

免除责任必须前置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运作中，最大的难点是如何区分上市公司过失责任和故意违法犯罪行为。

目前，上市公司调控利润的财务会计处理方式林林总总，归纳起来一般有虚构收入、提前确认收入或延迟确认收入、转移及推迟确认费用、多提或少提资产减值准备以调控利润、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调控利润、对存货计价进行调节、对或有负债预计的忽略与隐瞒等7种手段。这些造假手段，有些是明显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如虚构收入，有些则属于会计政策调整和会计估计范畴，较难界定是否违法，给保险责任的认定带来困难，从而产生保险责任认定纠纷。尽管上市公司故意违法违规修饰财务报表不在保险公司保险范围之内，但保险公司为找好为自己辩解的证据，以及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仍有必要在履行保险义务过程中，找出上市公司种种修饰财务报表的行为，力求使财务报表真实、准确、完整。如上市公司一意孤行，保险公司不仅可以中止保险合同，还有义务向监管部门举报和向社会公众公布。也就是，保险公司要将免除责任前置，而非事后的抗辩。同时，保险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完全是市场行为，并非法定行为，其审计报告不具备绝对的权威性。如果上市公司认为保险公司的审计产生争议，可能自己再聘请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那样，两份审计报告就有差异。保险公司为确立自己出具的审计报告的权威性，也有必要将免除责任前置。如此运作，将极大地扼制上市公司造假冲动，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质量。

为做到这一点，保险公司必须与聘请的注册会计师约定，一旦发现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异常，不仅要调查原因，促使上市公司纠正，还要向保险公司提交书面报告。如果问题较大，或上市公司拒绝纠正，由保险公司和注册会计师共同向监管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众披露。

相应配套措施要跟上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理顺了审计关系，给注册会计师执业创造了独立和勤勉尽责的环境；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又给上市公司套上了一道“紧箍咒”；相应信息披露进一步扼制了上市公司的造假冲动，这一道又一道防线，将上市公司财务失真控制到最小程度，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市公司造假之后的资产不足以赔偿投资者损失的问题。但这套制度并非万金油，其它会计政策和针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措施也要跟上。同时，这套制度的实施也相应的配套措施。

建立相应的信息披露规则。保险合同可以约定，保险公司必须就审计意见发表中介人的看法，当发现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异常时，保险公司和注册会计师须公开披露相应信息。为强化保险公司和注册会计师的披露义务，仍需制定专门的信息披露规则，除上述内容外，还要规定，保险公司需披露保险合同履行情况等信息。

建立保险公司、注册会计师与监管部门间的沟通机制。保险公司、注册会计师不具备与上市公司的绝对抗衡力，当上市公司拒不改正错误时，保险公司能采取的最大措施不过是解除保险合同和拿起法律武器。同时，当保险公司、注册会计师与上市公司发生意见分岐时，也需要相应的行政意见协调。所以，应当建立保险公司、注册会计师与监管部门间的沟通机制，在适当时候，监管部门应当介入，使市场监管与行政监管的作用最大化。

保险公司向上市公司派出外部董事、保险纠纷的审理程序等也需要政策明确。

实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后，难免会出现上市公司内部人员等的骗保行为。《保险法》虽对骗保行为的处罚有了规定，但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骗保行为的社会危害远大于一般骗保行为，需要更为详尽的防范措施。

建立保险公司的展业规范，防范保险公司间的恶性竞争。如规定被一家保险公司因会计分歧争议而解除保险合约的上市公司，其他的保险公司在一定期限内不得承保其财务报表责任险。

笔者以为，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对扼制上市公司造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套制度也是可行的，关键之处在于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可以先进行试点，条件成熟时再推广。推行这套制度的难度并不高。只需作适当宣传，形成购买财务报表保险的报表可信的氛围，上市公司就会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购买这个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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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行政权力腐败的产生及其遏制

现代化进程中行政权力腐败的产生及其遏制

内容提要：警惕和防止行政权力腐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中，现代化建设给我们带来多方面利好的同时，由于一些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少数唯利是图的不法分子利用可乘之机，拉拢腐蚀、诱惑一些官员，造成一些抵制或防范意识不强的官员，不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培育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也给廉政文化造成了侵蚀，甚至给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从现代化进程中行政权力腐败的词义界定，分析行政权力腐败产生的原因，揭示其危害性、影响性，最后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如何遏制。

关键词：现代化 行政权力 腐败 监督

引 言：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古已有之的,不是哪些国家或哪类国家特有的。2001年5月28日至31日,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二届全球反腐倡廉大会”的主题十分明确:“提高公民意识,研讨反腐策略。”会议共有142个国家和100多个政府非政府组织近2000人到会,可见治理腐败是全人类的大事。从根本上讲,腐败现象根源是私有制的产物,其实质是以权谋私。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不是根本制度性腐败。

在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我国社会正处转型期，市场机制不完善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给行政权力拥有者或使用者，有着滥用行政权力的可趁之机，造成行政权力腐败的滋生、蔓延，甚至影响执政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为此，行政权 1 力腐败给国家与社会造成一定影响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行政权力腐败问题已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时指出在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的同时，依然存在“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辩证的语言充分把脉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腐败情况。据刊载 “在1999年前十年间查处的腐败案件仅占全部案例14%左右；在2000年至今不到9年间查处的案例占到全部500个案例的约85%。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腐败大案要案显著上升。”又如2011年3月11日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表示，检察院去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224件，同比增加0.2%；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23人（含厅局级188人，省部级6人中有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等），同比增加2%。加大查办行贿犯罪力度，立案侦查行贿犯罪嫌疑人3969人，同比增加24.3%。这腐败案件数据统计表明，大规模、大声势地查处腐败犯罪，产生的震慑和遏制效果有限，新的腐败犯罪仍在不断大量发生，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边反腐边腐败”或者“边腐败边反腐”。如原内蒙古赤峰市市长徐国元在6年内，利用职务

21便利涉嫌受贿总数约3200万元3。又如新华网统计2010年5月31日-6月5日期间，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张志忠涉嫌经济问题被刑拘、海南东方市发改局原副局长受贿150万被起诉、广东高院执行局原局长受贿1000万一审获无期、河南安监局原局长李九成涉嫌受贿超2000万等。因此，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呈多发之势，影响比较恶劣，警惕和防止行政权力腐败，是要采取有效措施，整治这个世界性的“顽疾”，是需要不留死角地布下反腐倡廉的“天罗地网”，真正起到震慑和“刹车”作用，才可以使国家行政机关高效运转，节约行政成本，促进政府以良好秩序运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树立良好外在形象，也才能使国家行政机关真正地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日夜警察”。

一、行政权力腐败的涵义

在汉语中，腐败一词有腐烂；（思想）陈旧、（行为）堕落；（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混乱、黑暗。用于社会领域，则是指人们出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而不断追求私人利益，从而破坏社会秩序，造成一定混乱、黑暗。诸如教育腐败、医疗腐败、学术腐败、科技腐败、商业腐败等多种类型的腐败，我们称之为社会腐败。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的腐败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本部门或个人谋取私利的行为，我们称之为政府腐败。这里的政府是广义上的政府，既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也包括党、人大、政协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等部门。但是，权力的主体是十分广泛的，腐败还包括本文中我们讨论和研 究的腐败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因公共权力的运用而产生的公共行政权力腐败，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权力腐败关注的重点。

公共权力是所有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而行政权力无疑是公共权力中最为典型的一种。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靠特定的国家强制力执行国家法律、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相对地，行政权力腐败是指拥有行政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共权力过程中，违背公共行政权力的性质和运行原则，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特权化、商品化，为本部门或个人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其实质是公共行政权力的滥用。从上述腐败定义及类型可看出，腐败特征具有：一是滥用公共权力；二是利己损他性；三是腐败分子的贪婪性；四是反社会正常规律性；五是影响广泛性、长期性和顽固性；六是可治理性。

二、行政权力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

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世界各国以最先进地发展要素来调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以最快的速度向先进水平迈进，从而达到动态平衡升迁的过程。在此改革创新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由于经济飞跃发展，各种体制和机制正完善或改革之中，自身素质不够过硬的行政权力掌控者，经不住诱惑，钻国家政策空间滥用行政权力，以达中饱私囊或牟取局部小团体利益。主要体现以下方面：

4（一）、现代化进程中腐败与经济关联

4有些观点引用了李惠平的《论行政权力腐败现象及其遏制对策》文中观点，文章发表于2006-10-25； 现代化进程带来巨额效益(尤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实体对与之相适应的利益的渴求，同时为了克服官僚机构的缺陷或政府官员的人为“设租”，取得经济调整时期的非生产性租金，在这种利己的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框架下，腐败行为导致的后果由国家及全民承担。对处于社会巨变和市场化进程中的我国经济来说，制度因素始终是一个无法舍弃的因素，甚至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寻租行为就是新旧制度交替过程中博弈的结果。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特点是旧制度的胚胎中孕育新的制度，在旧体制与新体制此消彼长的渐进中，又给旧制度的利益集团以缓冲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寻租行为就充斥着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有时候制度的制定者和被约束者是合为一体的，更增加了新制度发展过程中腐败的可能性。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机制转换时的“间隙紊乱”带来的高回报、低风险的腐败活动。由于存在短暂的制度空隙与信息的不对称，腐败现象也就难以避免。

在腐败行为没有被查处和惩治的情况下，腐败的收益往往大于成本，而真正受到损害的是国家、集体和其他个人的利益。因此，新旧体制共生共存的局面，既会产生一定的磨擦，又会在管理上造成新的空隙，使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呈现暂时的无序状态，成为某些有权的人利用权力追逐金钱的肥沃土壤，大量行政权力腐败便由此而产生。

（二）、现代化进程中腐败与政治关联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有参与者都会受到外界政治环境的熏陶，尤其政治心理与政治思想的建立，进而会进一步影响政治社会化变迁与政治制度生态。在受到冲击同时又有现代化带来新生 产要素进入市场、新管理行为的出现、新权力点的产生，这样在不成熟且缺乏严密的法制与规范的管理的现代化进程中，则使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定理”有充分的展现。众所皆知，政治体制调整往往滞后于经济建设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普遍现象，虽然***在促进共同目标利益及加速现代化有着主要作用，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带来利益主体多元，社会选择多样，造成对腐败的界定与惩治缺乏刚性准则，对集权与垄断无作为。

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并不等于具体制度即政治体制完美无缺，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和环节存在着缺陷，这就给行政权力腐败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1.权力高度集中，相对造成权力失控。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实行了党政、政企分开制度，但在实际运行中，依然是党委或政府一把手说了算，尤其一些行政要职人员，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对下级及其他部门有较大的制约性，因而易于出现越权行为，这也是一种无形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具有两面性，它对每一个掌权人既有锻炼与陶冶的作用，也有强烈的腐蚀作用，如果权无制约、官无监督，则不仅不可能使其超越自身利益而天然地为社会服务，而且还可能滥用权力以获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侵犯、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权益，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例如，云南省麻栗坡原县委书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原局长赵仕永，收受了在麻栗坡县搞开发建设的20多位老板送给的包括“年节礼金”在内的400多万元贿赂款，并以购买个人用品开成公务开支发票报销的手段，贪污公款50多万元。其中2003年至2005 年王某为了取得市政建设、项目开发权先后向赵仕永贿赂105万元；2005年赵仕永利用其县委书记的核心权力决策作用，要求县林业局给予一家木业公司采伐指标照顾，收受该公司经理30.2万元贿赂；2005年在开发水电站时，赵仕永给云南某锌铟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林某打招呼，达到牵头开发并持有多数股份的权力，最终收受林某的贿赂30万元人民币和4000美元；2005年赵仕永为了给陈某、骆某合伙开办的咖啡发展公司的支持和政府的一些优惠政策，要求县扶贫办和农业局给该公司下达100万元的贴息贷款指标，先后收到好处费4.1万元人民币；2008年10月，赵仕永以要办事用钱为由，叫其驾驶员找县财政局长想办法提10万元给他，最终该局长召开班子会议研究，决定以到州上看望老领导为名，从县财政局单位账户预支10万元交给了赵仕永。按理说，赵仕永手中的权力其实是极为有限的，然而，赵仕永却一一办到了。这不正说明了无形的权力高度集中便会造成权力的失控吗？诚如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2.我国对权力缺乏制约或制约不力。主要表现在：约束机制偏软，监督体系乏力。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或完善，但对干部权力的限制措施主要是“软约束”，即通过思想教育工作，启发人们内心的信念，提高思想觉悟，促使人们的道德自律和自省，从而对人们的行为形成些制约。不可否认，这种“软约束”机制对促进干部为政清廉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在当前现代化经济大潮和不是良好的社会风气中，这种“软约 55摘自09.8.4《检察日报》 束”的作用有限，人们很容易挣脱软约束去捞取货真价实的财富。而目前的“硬约束”，即通过一定机构和制度等因素起作用的，还不够强大有力。虽然我国现在的监督机构已不算少，但由于这些机构大都处于附属地位而缺乏相对独立性，制约职权和手段不够强大，传统观念的作用，尤其是权力大于法的干预、关系网的阻挠，这些监督机构程度不等地难以发挥应有的制约力量，执行不力，监督不到位和力度不够，未能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从以往情况看，他们虽查办了许多案件，清除了不少腐败分子，但还没真正做到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与蔓延。加之，受到官官相互、权大于法等传统因素以及电子信息化普及水平不高的影响，群众无意识或无机会参与监督，许多丑恶腐败现象未能及时检举揭发，对腐败分子未形成有威慑力的社会舆论压力，这就给遏制行政权力腐败现象增加了难度。因此，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可以视为行政权力腐败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在现阶段，行政权力腐败被查处的几率很少，腐败成本远远小于腐败收益，而腐败的预期收益远远大于不腐败的收入以及政府官员的薪水收入。这就使得政府官员有很大的腐败动机，甘于冒着被查处的危险进行腐败活动。同时，监督和监察部门要想获得相关的信息需要很高的成本，在监察过程中，很难获得完全的信息，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也降低了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

3.某些现行政策不完善、不配套，执行不力，监督不到位，诱发行政权力腐败。如在社会分配政策上，虽然几年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收入分配存在的“大锅饭”现象，但由于新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及手段尚未建立和健全，在制度上执行不力，突出表现为国家机关、事业性行政单位，少数干部职工从事第二职业现象，形成收入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党政干部的心理容易失衡，呈现出一种谋求工资收入以外的物质利益趋势。有的干部利用权力、门道熟、信息灵的优势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作“指导”，从中接受、索要“咨询费”、“回扣”，有的党政机关为提高职工的收入甚至利用职权隐蔽地经商办企业。这些做法，尽管明令禁止，但有的干部依然操起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规避策略，其结果必然是干扰了机关的正常工作，诱发了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等不廉洁行为和腐败现象，严重破坏了机关的风气。此外，现在我国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但“人治”和办事不公开、透明度低等等现象存在，使得群众和检察机关难以监督权力运行，易于滋生、蔓延腐败现象。另外，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干部职工在工作单位内，不但不做事，而且小错常犯即小小受贿现象，造成很不好的社会影响，令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干部、行政人员深感不平衡，为此要打破这种“铁饭碗”现象，消除这种出人不出工的消极怠工、大错不犯小错常犯的现象。

4.干部人事选拔制度存在弊端和缺陷，政治透明度低，容易产生行政权力腐败。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出台了《公务员法》，无疑杜绝了传统的“伯乐相马”式的选拔方式，其结果避免了干部队伍的用人唯亲、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裙带风等腐败现象，年轻有为的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而平庸无能之辈、甚至腐败险恶分子反而得以提拔。但在现实中这些法律制度制定的初衷是好的，但给一些有权者或有钻营利用，譬如 在选拔时，上级领导就可能为其提拔、熟悉的对象设置公示条件，这样选拔制度就不够普遍化、科学化，就会重蹈历史的足迹。

（三）现代化进程中腐败与拥有或行使行政权力者自身的关联

行政权力拥有者和行使者也是“经济人”，他们无法摆脱自身谋取利益的本性。加之思想道德“内约”机制松散，个人素质低下，一旦个人私欲膨胀就很容易最终导致行政权力腐败现象的产生。

1.受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尽管我们大力宣传，要摒弃过去传统思想影响，即“当官发财，一手抓权、一手抓钱，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机捞一把等”，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但由于传统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原因，某些思想素质不高的公务人员依然利用政策空间进行腐败。这些封建流毒对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也是我国行政权力腐败的一个原因。

2.错误的舆论导向及西方腐朽思想作风的侵入，也是导致腐败的又一意识原因。现代化建设中，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政策，采取走出去、拿进来的学以致用的方法，但一些思想意识不坚定地党员干部会受外界宣传媒介宣扬不劳而获、或目睹外界享乐腐化、仰慕豪华奢侈等影响，在思想政治上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侵蚀，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追求个人名利、地位，一步步滑下去，利用特权进行违法犯罪，变成腐败分子，也是屡见不鲜的。

3.从主观意识方面来看，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既获得了更好为人民谋利益的条件，也存在一种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一些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本来就不够党员条件的人，他们或投机钻营，或骗取信任，混进执政党内捞取好处，把各种腐败风气带进党内，使党内消极腐败现象得以滋生、蔓延。即使在本质上比较好的党员，一旦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失去强有力的约束，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在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下，也会发生动摇，以致走上蜕化变质的道路。

三、行政权力腐败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危害

行政权力腐败是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毒瘤，会影响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地位，给整个国家、社会带来了影响和危害。这些影响和危害主要有：

（一）、行政权力腐败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权威，降低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破坏了党群关系和官民关系。“朝中有人好做官”、“官官相护”以及各种腐败现象，最能唤起人们高度愤慨的激情。现实告诉人们：不坚决制止腐败就会导致人亡政息，如果政府一旦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它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依据，也就无法正常进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

（二）、行政权力腐败现象使改革措施走样变形，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甚至难以出台。许多改革措施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从实际操作上看也是可行的，然而由于行政权力腐败作怪，在实施就走样变形。例如，在实行招投标方面，一些腐败者利用权力干预招投标，表面上按程序公开进行，实际流于形式，暗箱操作了；对于股份制，一些掌权者分文不出，而以“权力入股”；为 了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国家倡导引进竞争机制，但是腐败分子却利用特权，破坏公平竞争的原则。

（三）、行政权力腐败使经济关系全面紧张，新的良好经济秩序难以形成。我国市场资源短缺是主要矛盾，腐败分子恰恰在此大作文章，中饱私囊，使本来短缺的资源愈加短缺。由于市场机制正完善和摸索之中，许多关系不顺，办事不规范，一些人则把送礼行贿当作经济运行的润滑剂；甚至，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通过实际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办事而获益。非正式制度是指在正式制度之外，另外存在的一套工作程序、方式、惯例和规则。它是一些利益相关者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自觉形成的一套潜规则。在按照正式制度办事不成的情况下，按照实际起作用的非正式制度办事可能很顺利地办成，而且成本比正式制度下更低。虽然如此，但是行政权力腐败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这只是带来了短期的、局部的假象繁荣，却为长久的、全面的经济运行埋下了无秩序、无规则的祸根。

（四）、行政权力腐败使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关系难以建立。在“背景”、“权力”、“靠山”等因素的干扰下，分享社会资源只是少数人，带来社会分配不公，破坏了社会公正，扩大了社会不平等，拉大贫富差距。这些都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危及社会稳定，从而分化国家的整合状态。

（五）、行政权力腐败带来政治领域的不公平。在政治领域，行政权力在腐败市场中发生深层次的异化，使政府制定的政策严重偏离公共利益，由服从公众利益转变为服从权力主体个人利益，导致权力的私有化，造成公共利益的大规模萎缩。权力拥有 者在社会中明显占据有利地位，手中的权力可以转化为经济上的利益。在选拔用人上，主要领导指定范围和标准，有意识地设置门槛为某一些人出现准备平台，这样就会出现任人唯亲、裙带风等腐败现象出现，年轻有为的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造成不公平竞争，脱离不了干部队伍难以优化的怪圈。

（六）、行政权力腐败大量消耗政府的效能，造成管理上的混乱，降低政府效率和效果，影响行政执行，使政府的服务能力下降。它的泛滥会进一步瓦解社会规范体系，不仅加强社会的“权力饥渴”，强化“官本位”意识，而且严重腐蚀人们的思想灵魂。使公众法律意识淡薄化，社会道德水准下降，逐步瓦解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信任和信心，侵蚀政府政治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削弱政府的权威性。特别是行政权力腐败会对后代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他们将接受和认同腐败以及其他许多错误的观念和思想，并在实践中运用不正当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许是行政权力腐败带给国家和社会的最深远的影响，这远比眼前利益的损失更严重。

四、针对行政权力腐败现象遏制对策

行政权力腐败的存在和蔓延，危及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危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我们要深入地进行反腐败斗争，就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由于行政权力腐败的滋生、蔓延的原因和条件是复杂的、多元的，因而我们的遏制对策也应从多方面入手。

（一）、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行政体制

1.尽快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克服“寻租现象”的根本出路。要铲除行政权力腐败的土壤，就必须减少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具体干预，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逐步建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企业制度。只有铲除多轨的弊端，完善市场平等竞争的秩序，才能有效消除以权经商、以权谋私等行政权力腐败现象。当然，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制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必须把政府干预和行政管理限制在绝对必要的范围之内，在不能没有行政管制的领域，也要尽量引入市场机制。同时，把“寻租”的可能性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这样，政府便可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用司法和行政手段，对极少数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打击。

2.重视法律、法规制度的规划和措施配套跟上。长期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存在着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各种利益主体不能有效发挥的弊端，为了确保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有效协调，我们在制度上要重视：一是实体性制度建设与程序性制度建设并重的思想和规划；二是重视单体性制度与系统性制度相结合的制定，以形成制度统一和形成合力；三是法律法规制定与调整要与现行的经济发展相适应，要体现法律法规的时效性；四是配套措施要跟上。尽管我国的法律法规相对先进，但与现实生活中具体事项需求的配套措施可操作性有很大差距，使得一些人钻制度空间，图个人私利。如在国有、集体企业的重组改制中，从资产的清产核算、产权界定、资产评估到资产处置等各个环节，都存在因无具体可依据的配套制度而使大量资产在掌权者手中流入个人腰包的现象。3.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化监督机制，实现依法行政，是遏制行政权力腐败的关键。政治体制改革与反对腐败、建设廉政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多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本身就是重要的廉政措施，而反对腐败、建设廉政的工作，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包括对权力的管理、控制，对权力行使的监督、约束。这样才能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失控，避免走向权力腐败。要制约权力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选好权力行使者。权力能正确行使，首先权力要掌握在德才兼备、综合素质较高的行政权力者手中。选好掌权人，就是要保证权力真正掌握在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手中。那么我们各级政府、部门在选人用人时就必须严格执行《公务员法》或参照执行，严禁不科学、不公开，或走形式。

（2）、规范权力行为，这是权力制约的核心。为了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必须对权力行为即权力实施、权力运行的过程进行监督、控制，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必须依靠法制建设来推进。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监督约束行政权力机制和各种法律制度体系。其主要内容应包括三个方面：a、合理设置权力机构，明确规定各种权力机构和人员的职责权限，使各权力主体内部各层次、各要素之间的权力行使既互相分工，又互相监督制约；b、明确规范权力行使的秩序和运行规范，包括必须遵循的原则、程序和具体制度，从而使一切权力行为法制化；c、建立和完善权力行为监督制度，形成一个对权力行使 过程全面监督的有效机制，保障依法行使权力，保证权力行使不脱离法制的轨道。

（二）、建立和执行监督机制，加大监督力度，实行公开化 1.强化司法和执法监督。当前行政权力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固然有法制不完善、立法滞后的问题，但大量的还是有法不依的问题。近年来，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已通过有关惩治腐败方面的大量法律、决议、决定，同时全国已基本形成以人大、纪委、检察、监察为主体，包括各类内部监察机构的监督体系，但是以权谋私等行政权力腐败现象仍在继续蔓延，而且渗透到各个领域，尤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工程建设、房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国有资产管理处置等领域，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督不力。由于执法失之于宽，使法律的威慑力不能充分发挥，少数以权谋私者未受到党纪国法应有的追究。特别要引起重视的是，不少大案要案不仅产生在党政机关和管理部门，而且发生在执法和执法监督部门。因此，强化法制，不仅要加强对权力行使部门的监督，也要对司法、执法等部门加强监督，使各种权力（包括监督权）的行使都纳入法治的轨道，而不能与之相悖。

2.实行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制度，加大对其审核。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按要求报告本人收入、住宅、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事项和移居国外境外的情况。要加大督察检查，如不按时或不如实上报，要严肃追查处理。

3.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网络，加强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1）、要慎重授权，对分别 下放、合并、分解和集中的权力，要防止利用、借用和滥用职权。要合理调整权力结构，特别是直接掌握人财物支配权的领导干部的权力要进行适当分解，避免某些权力过分集中于个别人手中。（2）、要强化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实行对领导干部的廉政谈话制度、诫勉制度和定期考核、考查制度，进一步深化领导干部个人的廉政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廉情公布制度，按照规定要求定期述职述廉，接受上级检查考核和群众评议监督。（3）、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评价标准，严格抓好领导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4）、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重大事项有集体研究决定，防止个人独断专行。（5）、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采取公布举报电话，设立举报箱，聘请群众监督员等方式，放手发动群众监督。（6）、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质询、听证制度和群众评议制度。（7）、纪检监察机构要加强对部门单位重要的、敏感的、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进行监督，对于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予以制止和纠正。（8）、要提高工作透明度，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开程序、内容、范围和层次。特别要增加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透明度，使领导干部权力行使情况始终能够得到有效地监督。

（三）严格执行惩罚制度，加大查处力度

大力查办和严厉惩戒腐败分子是预防、惩治腐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所以始终坚持发现、查处、执行并重，严肃党纪政纪条规，严厉惩处腐败分子，有问题必须彻底查清、不管涉及谁，只要发生问题，都必须及时查处。在加大惩戒力度上，要推行自由刑、罚金刑并可制度。对贪污受贿的非法所得应予彻底追缴，已经挥霍的，应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诉请人民法院判令犯罪分子赔偿；对于贪污受贿分子个人所有的财产，应判处没收其全部或一部分，剥夺其继续犯罪的物质基础，以此对其他潜在的贪污者产生强大的威慑。严格执纪执法，加强对执纪执法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有令不行、有法不依、顶风违纪、压案不查的要坚决予以纠正和查处，切实维护法纪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本领域、本环节或直接管辖范围内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不制止、不查处或隐瞒不报，以及所在领域和环节屡屡发生腐败问题的，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坚决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

（四）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宣教工作 各级政府要按照中央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总体要求，将其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程，加强领导，强化责任，狠抓落实，要以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负总责，敢抓敢管，分管领导专抓专管，一定会取得成效。同时我们要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宣教工作，切实加强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是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保证。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不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不仅是严重失职，而且也是对干部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要把惩治和预防腐败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中，归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范围。各级纪委要动员各方力量做好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细化工作规则，落实工作责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形成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

（五）努力提高行政监察、检察队伍素质和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建设

加强行政监察、检察队伍的建设，完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引进和运用一系列先进的管理体制，提高队伍本身的整体素质。要按照“政治坚强、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大力引进人才，在总体数量上保证面对比较复杂的监察、检察任务时有足够能力应付。改变以往被动办理案件的局面，加强对违规、违纪对象的主动查处力度。二，优化行政监察、检察机关内部结构。一方面从年龄结构上逐步向年轻化调整并保留适量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员，把最新的知识和正确的经验相结合。另一方面，充分协调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遵循全面与突出并重的原则，保证最大限度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三，引进现代先进的管理机制。如，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培训机制等，增强工作人员的能动性和归属感以及该机构的活力和稳定性。另外，还要从根本上提高行政执法队伍人员的素质，重点要对这个特殊群体进行普遍伦理、法制教育。这是行政权力腐败得以根除的最根本的措施，但同时也是最困难的，最需要时间过程的。

总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反对行政权力腐败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而且也是紧迫的。让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更加坚决的态度和更加有力的措施，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坚持以纪检监察、检察机关查办为主，人大、政协、审计以及广大群众共同监督、配合、参与，以及各方协调配合下开展反腐败斗争工作，有效地将行政权力腐败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或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大业保驾护航，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第五篇：浅论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其遏制对策解读

浅论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其遏制对策

摘要：刑讯逼供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兴的词汇，它由来已久，随着时代和法制环境的变迁，其表现形式和价值基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4年，我国宪法确立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人权保障的加强和形式诉讼证据的完善都使人们意识到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的弊端，遏制这一现象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和盼望。而想要遏制这种现象，就必须探究其产生的原因，并以一定合理的方法抑制这些原因的发生。但是，刑讯逼供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悠久，结合我国现实国情，想要一蹴而就地根除刑讯逼供现象，是不现实的，尚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关 键 词：刑讯逼供

产生原因

遏制对策

“毒树之果”是法律人耳熟能详的一个专业术语。这是美国刑事诉讼中对某种证据所做的一个形象化概括，意指“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口供，并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派生证据）”。以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口供是“毒树”，而以此所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是“毒树之果”近年来，随着赵作海案、佘祥林、杜培武等一系列刑事冤案的频发，如何有效防范和治理非法审讯尤其是刑讯逼供，成为我国刑事法制改革的重点。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形成共识，应当建立健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源头和动机上遏制非法审讯尤其是刑讯逼供。2012年颁布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从立法上，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遏制刑讯逼供方面迈出了重要且坚实的一步。

一、立法与实践的缝隙

尽管无精确的数据加以佐证，但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刑讯逼供引发的错案、冤案的存在仍然是不争的事实。在一项调查中，研究者对50起刑事错案进行了分析，存在“被告人虚假供述的”，高达47起，占94%；存在“侦查机关不当行为的”，有48起，占96。在这50起刑事错案中，4起已经法院或检察院正式认定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占8%；43起案件虽然未经法院或检察院正式认定但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占6%。

由上述数据不难得出，即便修法，当今刑事错案跟刑讯逼供仍然存在着很密切的关系，把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作为定案根据往往是造成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①

防范刑讯逼供是所有刑事诉讼参加者的的共同追求，也是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的重要追求，但是在打击犯罪这一更为现实和迫切的司法追求和体制内不合理的政绩考察的环境下，防范刑讯逼供的共同追求并不能消除个案当中所显现的多种状态和考量。立法与实践之间出现了具有一定张力的缝隙。

二、刑讯逼供的概述及其危害

（一）刑讯逼供的概念

探求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和遏制对策，首先应当理清其概念。因为程序的运作依赖于其基本概念的明确、规范与清晰。“刑讯逼供”这一概念的不清，可能会导致实践操作中出现两种偏向：一是对“刑讯逼供”进行不当的缩限解释，将“变相刑讯逼供”排除在刑讯逼供的概念之外；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对刑讯逼供进行不当的扩张解释，将凡是不规范审讯一律视为刑讯逼供②

在《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一条，对刑讯逼供做了如下界定：“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述，蓄意使某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的，或是在其唆使、默示或同意下造成的。”基于此界定和其他学者所作出的定义，③笔者认为：任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涉嫌一般违法行为人造成身体伤害的行为以及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涉嫌一般违法行为人睡眠、使其挨冻、受饿、罚站、长时间不间断询问等其他不人道或有损人格的行为，造成对象身体或精神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都是刑讯逼供行为。

（二）刑讯逼供的法律特征 1.刑讯逼供的主体

实施刑讯逼供的主体要求具有特定的身份，即具有特定的公职身份——司法工作人员，包括有侦察、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并且这些主体在实施此类行为时是在行使其职权。

2.刑讯逼供的手段

实施刑讯逼供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手段：一是肉刑，即身体刑；二是变相肉刑，如疲劳审问或是对感官进行不当的强烈刺激；三是精神压迫，即通过各种手段对其精神造成压迫或折 ①② 何家弘、何然.刑事错案的证据分析——实证和经济分析[J].政法论坛，2008.龙宗智.进步与问题——评关于刑事证据的两个规定[J].中国法学，2010.③ 蔡世鄂、谭明.论新刑诉法对刑讯逼供的遏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3.磨，迫使其不能承受而招供。

3.实施者主观上应为故意

此特征要求行为者是以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一般违法行为人的供述为目的，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行为具有违法性。

4.刑讯逼供的对象

刑讯逼供的对象从实践和立法上概括，包含了以下几类主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人、证人、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人。

（三）刑讯逼供的危害

刑讯逼供的危害不仅体现在办案结果上，还体现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和对整个国家法治文明环境的潜在威胁上。

1.对受讯者造成的危害。总所周知，身体刑是刑讯逼供最常用的手段。刑讯逼供首先会给受训者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或缺损。其次会给受讯者及其家人带来很大的精神痛苦。

2.对社会造成的危害。首先，刑讯逼供严重破坏程序公正，践踏公民基本权利；其次，刑讯逼供的存在，会阻碍案件客观真像的发现，造成冤假错案，降低刑事诉讼效率；再次，刑讯逼供的屡禁不止会严重降低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基本信仰，损害司法权威。

三、刑讯逼供产生原因探究

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任何现象的发生都有引起其发生的原因。是故，想要根除这一现象，就必须理清其产生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以下笔者将从立法和司法两个领域阐明其产生的原因。

（一）立法上的不完善

1.立法背景。在过去的司法环境中，重实质轻程序一直是刑事诉讼的一大弊端，刑讯逼供作为一种程序性的法律现象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比显著的是我国对实体内容的立法充分而明确。同时，立法对程序上违法行为规定的救济措施不足。

2.在法律设置上，我国《刑法》第247条明确规定了刑讯逼供罪，但对刑讯逼供这一概念的外延界定并不明确，为刑讯逼供的发生留下了很大的漏洞。在司法实践中，常会出现司法工作人员通过默示、默认的方式让警校实习生、非司法人员的协警、甚至是牢头狱霸参与到刑讯逼供中来，以逃避法律责任的追究。其次《刑法》247条对刑讯逼供行为的客观表现形式表述得也并不完整。最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不完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何犯罪嫌疑人很难就其受到刑讯逼供进行有效举证。

（二）司法实践中合法程序的缺失 从实践发生的案例来看，易发生刑讯逼供的环节有三个，一个是确定犯罪嫌疑人时，二是采取强制措施时，三是讯问过程中。①结合对这三个环节的考察，深究其诱因，可得出以下结论：

1.侦查中心主义的诱导。我国多年来实行公检法三机关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这种模式的生命力根植与侦查机关较强的立案过滤器功能。这种过滤功能能使侦查行为具有较高的准确度，侦查结论容易赢得其后检察主体和审判主体的信任，在事实上形成了“侦查中心主义”。刑事侦查结束后的审查起诉结论与起诉结论、审判结论大体一致。如此，侦查权、法律监督权与审判权三权之间的制衡作用不突出，侦查权主导了刑事诉讼流程，边缘了法律监督权和审判权。这样就使得刑讯逼供在事后难以得到有效监督。

2.传统法律观念的催生。

（1）有罪推定思想的反复和无罪推定思想的缺失。在司法实践中，影响程度较小的案件，大多数侦查人员尚能把控无罪推定的思想。但一遇大案、要案时，“为维系侦查机关乃至地方党委政府的威信、维持社会安全感，“命案必破”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侦查机关在重大案件中采取刑讯逼供的倾向。侦查人员在获取一定案件线索之后，往往容易先入为主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有罪推定。通过事先假设侦查结果，逆向地通过线索来完成对结果的拼凑。

（2）口供定罪方式由来已久。在我国实践中，口供这种证据一直被赋予很高的评价。我国自古就有“无供不录案”②的诉讼原则。因为在人们使用司法证明手段还不多元化时，口供这种方式还是具有很高的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物证技术的产生，口供的客观价值日益下降。但是在办案人员的主观认识中，依然没有摆脱口供主导案件结果的办案模式。在这种办案模式下，获取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口供，就成为了司法工作人员在侦查过程中的工作重心。面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闭口不谈、绝不承认，刑讯逼供成为了办案获取口供的最佳途径。时至今日，口供依然受到大多数司法工作人员的青睐，刑讯逼供的频频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3.客观条件的限制（1）侦查技术的落后

我国的刑事错案主要集中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侦查技术设施和手段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较大差异，对物证技术的重视和使用能力更是有明显差距。另外，国家在此 ①② 夏黎阳、王艳阳.防范刑讯逼供的制度机制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无供不录案”出自《逆臣录》，明初蓝玉党人的供词，明太祖赦命翰林官撰录.方面的司法投入不足，物证技术人才资源分布不均。在这种缺钱、缺人、缺技术的情况下，侦查人员也只能通过依赖口供的方式来进行破案，刑讯逼供也就频频走入人们的视野。

（2）不合理的侦查绩效机制

侦查机关的工作绩效是侦查人员办案的主要驱动因素，侦查绩效是评价侦查人员的标尺，“破案期限”和“破案率”是戴在侦查人员头上的紧箍咒。这些侦查绩效直接关系到侦查人员的个人收入、职位评定和级别调整。某些不合理的绩效设置，无形中给案件侦查人员，尤其是在大案要案中，带来了巨大的办案压力。为保证绩效达标，通过刑讯逼供获取证据来取得案件进展，成为了侦查人员可选的最简单的方式。效率与公正的失衡在此类问题上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四、刑讯逼供遏制对策探讨

刑讯逼供，是人类司法文明的一大毒瘤。两大法系的刑事司法制度史，都绕不开刑讯逼供这一重大问题。两个世纪以前，贝卡利亚就曾指出，“这种方法能保证使强壮的罪犯获得释放，并使软弱的无辜者被定罪处罚。„„刑讯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奇怪的后果：无辜者处于①比罪犯更坏的境地。”美国加州伯克利警察局的一名前副队长W▪R▪基德也承认，“在三级审讯之下，对犯罪嫌疑人而言只会发生三件事：1.告诉你想要的一切。2.在暴烈的三级审讯之下发疯。3.死亡。”②

刑讯逼供作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上的顽疾，是2012年颁布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所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新法从多个角度设计了刑讯逼供的解决途径，可以视为其最大亮点之一。这些制度包括了：（1）第50条规定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2）第54、56条、57条、58条、117条确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3）第83条、91条、116条规定的限制预审讯问程序。（4）第121条规定的讯问过程中录音、录像制度。

法律的修改，虽然在立法上已经能够实现对刑讯逼供的遏制，但仔细考量会发现，防范刑讯逼供的制度机制运行得并不乐观。其根本在于新刑诉法的实施效果实质也依赖于制度的土壤，这些土壤包括的前文所述的固有办案模式、陈旧的法律思维和客观的限制因素。因此，遏制刑讯逼供，应当以一个新的视角来进行探究，即改良刑诉制度机制运行所根治的土壤——我国的刑事司法环境。

（一）从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推进 ①②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39—40.[美]理查德▪A▪利奥.警察审讯与美国刑事司法[M]刘方权，朱奎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37.如前文所述，我国多年来实行公检法三机关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侦查中心主义诉讼模式使得侦查权、法律监督权与审判权三权之间的制衡作用不突出，侦查权主导了刑事诉讼流程，边缘了法律监督权和审判权，使得刑讯逼供在事后难以得到有效监督。因此，需要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刑事诉讼三机关之间的制约关系，打破过去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在制度上将检察机关的职能中心由“起诉”向“审查”倾斜，加强法院独立审判能力，以形成案前预防、案中监督、案后及时救济的循环链，将刑讯逼供的监督问题落到实处。①

（二）改变传统法律观念 1.改造回溯式侦查思维

侦查过程其实是一个回溯式的复原案件全貌的过程，它通过不断的提出假说、验证假说、推翻假说、再提出假说、再验证假说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方法，排除所有合理怀疑，用现有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由于有罪推定思维的反复和无罪推定思维的缺失，办案人员往往会在“作案人假说”阶段对嫌疑人进行有罪推定，陷入“取证偏见”，先入为主、片面取证，为了证明其假说而取证。因此，改造回溯式思维的一个点位就在于要求侦查人员注意甄别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不盲信其证明力；完善检察机关审查只能和庭审阶段的质证过程，尤其是证人出庭作证极需被落到实处。通过侦查人员的自我约束、检查机关的诉前审查和审判机关的诉中监督，来改造侦查人员过去的侦查思维模式。

2.增设口供取得难度

如前文所言，侦查人员之所以如此重视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口供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口供的证据价值高，容易取得。“口供主导案件”依然在刑事诉讼中扮演着自己“中流砥柱”的角色。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不能否认口供作为刑事证据本应具有的价值。其次可以考虑两个点位：第一，增加侦查人员取得口供的难度；第二，增加侦查人员在讯问时的监督措施。

我国于1998年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第14条第3款规定：“任何人有权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该规定涉及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问题。“实施沉默权制度是无罪推定的必要延伸”②陈兴良教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如实供述义务与是与无罪推定向矛盾的，应当以沉默的权利来代替供述的义务，保证无罪推定原则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但是，沉默权制度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法律理念以及伦理价值观念等一系列问题。就现阶段而 ①② 郑重.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其解决路径探究[J].法治与社会，2014.张克勤、金泽刚.对沉默权规则的理性呼唤[J].政治与法律，2000.言，一步跨越到沉默权制度上还是不现实的。因此，立足于现实，设立符合我国现阶段的“沉默权”制度就显得更为重要。在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1）变“如实回答义务”为“鼓励自愿供述制度”，沉默权既然是一种权利就既可以主张也可以放弃，建立沉默权的最终目的不是希望所有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都守口如瓶。①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刑法》也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可以从轻或减轻相应刑事处罚。所以在沉默权问题上，应当对从宽从严情形进行重新定义：沉默是其权利，不会因此而从严，但自愿供述可以从宽处理。（2）没有权利告知程序在场，上述制度可能流于形式，所以应当规定司法机关必须有主动告知义务，我们可以从美国“米兰达规则”中找到相应借鉴。

我国的刑讯逼供错案制造者们并非都是刻意的去陷害无辜者，而多是出于公心，亦或是侦破案件和打击犯罪的目的。经研究表明，我国刑讯逼供案件，大部分有以下特点：（1）几乎所有的刑讯逼供案件，都采取长时间疲劳讯问战术。（2）地点上均发生于基层公安机关，主要是派出所。（3）除了讯问人和被询问人以外，没有第三方在场。在这种缺乏约束的环境下，面对不肯开口说话或者所说内容不能满足讯问人员要求的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的几率也就自然升高了。因此，适度开放刑事案件，加强讯问过程的透明度，允许律师讯问时在场，形成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格局，这将是有益的预防刑讯逼供发生的外部机制。结合目前的司法现状和律师在场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可以建立起讯问时律师或家人可以再看得见但听不见的地方监督侦查人员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已经采取的折中的做法：律师不能直接进入讯问现场，而是留在录音录像监控室，通过观看已做消音处理的监控录像的方式，间接实现律师在场权。②

笔者认为，通过上述两点外部制约机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可以有效改善侦查人员对口供的迷恋，摆脱口供是“证据之王”的固有陈旧思维。

（三）改善客观制约的土壤

1.增加司法投入，重视物证技术的作用。国家应当针对侦查技术、侦查设配和侦查人才的培养加大投入。这对于国家法治建设、尊重和保障人权、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好在近年来侦查机关加大了物证技术设备和人才的配置与运用，尤其是加强了DNA遗传基因鉴定技术等物证技术的运用。物证技术开始在各种证明手段中占重要地位，将有望成为新的“证据之王”。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状态，物证技术科技的运用程度和效果也出现了地域化差异的现象。这一点是在国家和地方层 ①② 徐旭.构建我国的刑事沉默权制度探析[J].法治与经济，2013.夏黎阳、王艳阳.防范刑讯逼供的制度机制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面亟待改善的问题。

2.调整不合理的侦查绩效机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此消彼长。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提高，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就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为在一定时期内达到公平，就要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为了促进效率，又要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与保证“破案率”、满足侦查绩效、打击犯罪、维护和保障社会安全稳定就是一对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考虑到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被确立为《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以及刑事诉讼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更偏向于公平。从过去的“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向“绝不冤枉一个好人”转变。刑事侦查绩效的评价标准，不能也不应当以“破案率”、“侦办率”等固定数字为对象一刀切，更不能以“命案必破”这样的口号来衡量。它应当结合具体案情、侦办条件、涉及到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来进行综合考量。

五、结语

刑讯逼供不仅仅与正当程序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也极大程度的损害了人权。在司法文明和侦查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今天，遏制刑讯逼供行为基本已经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一致共识。仅仅为了一时破案的效率和社会未定而牺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甚至是无辜者的合法权益，造成冤假错案将会给社会的长期不稳定埋下伏笔。只有真正还原案件真相，惩罚应当惩罚的犯罪才是刑罚的真正目的。刑讯逼供这一现象由来已久，想要短时间的、一劳永逸的将其根除实属不易。它需要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个案推进，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够得到真正遏制。

参 考 文 献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陈光中、陈卫东、宋英辉、卞建林等.《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笔谈[J].中国司法论坛，2012.龚祥德.论口供获取与人权保障[J].河北法学，2006.杨小宁.试论对刑讯逼供的检察监督机制[J].刑事法评论，2012.夏黎阳、王艳阳.防范刑讯逼供的制度机制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 徐旭.构建我国的刑事沉默权制度探析[J].法治与经济，2013.蔡世鄂、谭明.论新刑诉法对刑讯逼供的遏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3.陈卫东.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遏制刑讯逼供[J].人民检察，2007.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0、读书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培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