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业产能过剩问题解决乏力

第一篇：煤炭业产能过剩问题解决乏力

煤炭业产能过剩问题解决乏力

导致煤炭产业陷入困境的是产能严重过剩。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副厅长牛建明表示，由于前期重组整合的煤矿进入投产高峰期，今年前9个月，山西省煤炭产业各项指标中只有库存处于增长态势。目前，山西省煤炭库存增加到5000万吨，占全国煤炭企业库存的一半之多。

福能电力燃料公司董事长陈本佑认为，近年来，我国煤炭产业实施了一系列的并购重组，但产业集中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产业内部过度竞争，科学的生产秩序难以构建，加之企业数量众多又极为分散，在与下游产业对话的价格策略中，难以形成合力。

淮北矿业集团董事长王明胜表示，从本质上讲，煤炭产业的困难是供给总量大大超过需求总量，但其背后是由巨大的投资推动，导致资产负债率过高，财务成本不断上升。煤价跌至目前的境况，煤炭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已经难以为继。如果任由这一形势继续发展，会使得越来越多的煤炭企业垮掉，而引发巨大经济社会矛盾。

“产能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煤炭产业要彻底摆脱困境，关键是化解产能过剩。”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吴吟认为，煤炭产业必须先把减量退出的路子确定下来，发挥好法律法规的作用;同时，要建立常态化的产能退出机制。

建议国家层面制定压减目标，根据各省实际逐一下达压减计划指标，并作为当地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实行“产量”一票否决。同时继续严格控制煤炭生产能力增长，暂缓办理核增煤矿生产能力项目，严厉打击煤矿违法违规建设生产能力，加大煤炭供给总量调控力度。

煤炭企业应该主动退出落后产能，尤其是效益差、人员负担重的煤矿，要想方设法有序退出。这对缓解产能过剩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助于企业减少困难程度、改善经营状况。

尽管已经进入传统用煤高峰的四季度，但煤炭价格依然延续着“跌跌不休”的态势。中国煤炭经济30人论坛与会人士认为，对于煤炭企业而言，摆脱困境一方面要 坚定不移地化解过剩产能，增加产业集中度;另一方面，要通过控制产量，使煤价向理性回归。未来，要建立产业管理部门参与协调、大企业牵头的煤炭产业制衡机 制，才能缓解煤炭产业面临的困难。[本文来源：中钢网]

第二篇：煤炭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要点

2018年煤炭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要点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针对煤炭供需和产业布局新情况、新特点，为更加科学有效做好2018年煤炭去产能工作，促进煤炭行业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制定本工作要点。

一、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由总量性去产能为主转向系统性去产能、结构性优产能为主，重点处置“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大力破除无效低效供给，为优质产能更好发挥作用腾出市场空间。坚持破立结合、先立后破，培育发展优质产能，持续提升安全清洁高效稳定的供给能力，通过优质产能有序增加，推动落后产能加快退出，实现煤炭行业新旧发展动能转换和结构调整优化。统筹做好煤炭去产能和保供应等工作，促进供需总体平衡和价格基本稳定。

二、科学安排目标任务。坚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进一步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努力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力争2018年煤炭去产能1.5亿吨左右，确保8亿吨左右煤炭去产能目标实现三年“大头落地”。多方开辟职工安置途径，指导企业依法妥善处理职工劳动关系，预防和妥善化解职工安置中的矛盾和风险，进一步提高职工安置质量。积极推动企业资产和债务处置，加快推进兼并重组、转型升级、优化布局。有关省(区、市)和中央企业要科学把握去产能力度和节奏，结合资源条件、供需实际、在建项目衔接、运力配置等因素，对“十三五”后三年去产能任务进行认真论证、统筹安排，科学确定2018年退出煤矿项目，有序组织开展建设煤矿核减规模、生产煤矿核减能力和减量重组工作，不断提高煤炭产能利用率。对2015年末在籍煤矿采取降低建设规模、核减生产能力、减量重组方式减少的产能规模，经职能部门履行相关批准手续并予以公告后，允许计入去产能任务完成量，但不得领取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三、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将长期停产停建、连年亏损、资不抵债，没有生存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僵尸企业”，作为“十三五”后三年煤炭去产能的重点，银行业金融机构坚决压缩、退出相关贷款，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后不再延续，进一步简化程序和要求，推进去产能关闭煤矿的采矿许可证注销等相关工作。2018年原则上不退出高于发改运行﹝2017﹞691号文件所明确淘汰落后产能规模的在产煤矿，确需退出的应说明理由并报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困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

四、适当提高南方地区煤矿产能退出标准。在认真执行发改运3行﹝2017﹞691号文件规定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南方地区煤矿产能退出标准逐步与北方地区相衔接，有序引导退出30万吨/年以下(不含30万吨/年)煤矿，严格安全、环保、能耗、水耗等方面的执法关闭一批、实施产能置换退出一批、通过改造升级少量提升一批。属于开采范围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叠的30万吨/年以下(不含30万吨/年)煤矿，以及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南方地区9万吨/年及以下(含9万吨/年)煤矿，纳入2018年去产能范围。上述情形中，因保障居民用煤及其他特殊需求确需保留或推迟退出的达到安全生产条件煤矿，由省级人民政府统筹确定。30万吨/年以下(不含30万吨/年)煤矿，没有纳入省级人民政府已审批的资源整合(兼并重组、转型升级、整顿关闭)整体方案的，原则上不再实施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因资源条件好、安全保障程度高、发展潜力大确需实施技术改造，且改造后实现机械化开采、产能规模不低于30万吨/年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并组织实施。

五、严格治理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执行土地、矿产、质量、环保、草原、能耗、水耗、安全、技术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严格治理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倒逼落后产能退出，持续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不断提升煤炭行业法治化水平。建立煤炭产能全过程公示公告制度，促进煤矿生产建设行为规范，及时反映产能动态变化，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六、加强煤矿建设项目分类管理。强化产能置换指标交易等市场化手段，督促建设项目认真履行增减挂钩、减量置换措施。鼓励引导相关企业综合考虑项目建设条件和市场前景，主动停建缓建资源条件差、市场竞争力弱的煤矿项目。各地要加快资源整合、兼并重组、转型升级、技术改造项目排查和分类处置，对于长期停建且不具备复工条件的项目，及时纳入去产能范围。对于确有必要继续建设的煤矿项目，督促认真落实产能置换要求，限期办理相关手续，加快煤矿建设进度。

七、规范煤矿关闭退出程序。有关省(区、市)和中央企业要做好煤炭去产能具体项目的沟通协调，列入2018年去产能任务的关闭退出煤矿，应及时公示，倒排关闭进度。不能立即关闭的煤矿，必须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安全保障措施，签订安全生产承诺书，并报经省级政府相关部门同意，确保11月底前退出。去产能目标任务有调整的，应及时报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各地要加强监督检查，巩固已有成果，坚决防止已经退出的煤矿死灰复燃。

八、更多发挥北方优质先进产能作用。结合煤炭产业布局新变化，启动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调整和“十四五”规划研究，科学布局优质产能项目，在实施产能置换的前提下，重点在北方大型煤炭基地规划建设一批露天煤矿和大型井工煤矿。对已承担产能置换任务、具备安全条件的优质产能建设项目，加快批复相关手续，推动尽快竣工达产。按照发改运行﹝2017﹞763号、1448号文件要求，做好符合条件的优质产能煤矿生产能力核作。除在安全生产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煤矿外，所有合法生产煤矿按照330个工作日公告(设计)产能组织生产。

九、统筹做好去产能和保供应等工作。有关省(区、市)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统筹推进煤炭去产能、保供应、稳价格工作。保障供应难度大的地区，要统筹制定去产能实施方案和可操作、可落实的煤炭保供方案。西南、华中地区要结合资源供给和煤炭运输通道建设投运等情况，合理把握去产能力度和节奏，提前落实接续资源和运力。东北地区去产能任务安排要充分考虑本地区冬季取暖用煤特点和资源供给情况，完善煤炭保供方案和应急措施，确保重点时段煤炭稳定供应。晋陕蒙等主要产煤省区要加快释放优质产能，做好组织生产，不得集中停产，避免影响煤炭稳定供应。煤炭年产量超过5000万吨的产煤省区要建立健全煤矿生产在线监测平台，及时掌握生产供应情况，解决突出问题。

十、加快北煤南运大通道建设。有关部门和企业要根据煤炭生产开发布局调整、主要煤运通道新增需求和能力变化，完善铁路网规划，消除煤炭运输瓶颈。加快推动蒙华铁路建设，确保2019年建成通车，解决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煤炭调入问题;研究推进神木–瓦塘、靖边–神木等铁路建设，解决陕北地区煤炭调出问题;加快蒙冀、晋中南(瓦日)、兰渝、张唐铁路配套专用线、联络线、装卸站、堆场等集疏运系统建设，尽快达到设计能力。加快北方主要港口铁路集港能力建设。加快推进新建铁路与已有路网的互联互通，实施既有线路图定调整和扩能改造，加大车皮购置力度，进一步优化车辆调配和运输组织，保障重点区域电煤运输需求。

十一、控制劣质煤进口和使用。优化进口煤结构，严格控制劣质煤进口，统筹国际国内煤炭市场，实现国内供需动态平衡。限制高硫高灰煤项目开发，依法依规引导已核准的项目暂缓建设、正在建设的项目压缩规模、已投产的项目核减产能。认真落实《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加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散煤燃烧治理。

十二、深入推进煤电联营和兼并重组。在晋陕蒙新等煤炭资源富集地区，重点推广坑口煤电一体化模式，推动煤矿和电厂由同一个法人控股和经营，暂不具备条件的，鼓励煤电双方大比例交叉持股。在高度依赖省外电煤调入的地区，支持电力企业与主要产煤省区的煤炭企业实施兼并重组，采取出资购买、控股参股等方式发展跨区域煤电联营。结合能源“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调整，优化煤炭和电力发展规划，优先支持煤电联营项目。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强强联合，发展和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煤炭企业集团。有关产煤省(区、市)要研究制定煤矿减量重组方案、细化减量重组政策并组织实施，进一步推动煤炭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十三、大力推动转型升级。充分利用产能置换等市场化手段，加快形成一批工艺先进、生产效率高、资源利用率高、安全保障能力强、环境保护水平高、单位产品能耗低的优质产能。引导煤炭企业更加注重清洁、高效、安全、绿色发展，不断提升煤矿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研究开展重点产煤地区转型发展试点。

十四、持续优化开发布局。坚持以北方大型现代化煤矿替代南方中小煤矿的方向，统筹资源禀赋、开发强度、市场区位、环境容量、输送通道等因素，深度优化煤炭供给区域结构和生产结构，逐步降低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开采条件复杂地区开发强度，重点建设神东、陕北、晋北、晋东和新疆大型煤炭基地。支持先进产能比重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地区，通过职工安置、资金支持、股权置换、资源互保、煤炭储备等方式，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开展指标交易和产能协作，实现要素资源跨地区优化配置，引导有效产能向优势企业和地区集中。

十五、切实保障安全生产。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属地和部门监管监察责任、党委和政府领导责任，对长期停产停建煤矿，地方政府要加强盯守或巡查，严防未经验收擅自复工复产;对改扩建矿井，严防不按设计建设，边生产边建设，只生产不建设;对正常生产建设煤矿，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许可标准、建设项目“三同时”标准和安全生产标准化标准，严厉打击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超层越界和非正规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

十六、加强行业信用建设。推进煤炭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信用服务机构、行业协会作用，将煤炭企业产能释放、产能置换落实、中长期合同履行、守法诚信经营等情况纳入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依法依规在“信用中国”网8站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开，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十七、完善中长期合同制度。鼓励支持煤炭供需双方多签直供直销合同和中长期合同，铁路、港航企业在运力安排上优先给予保障。强化合同履行情况监管，建立完善第三方信用信息采集机制，对中长期合同执行情况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积极推进全国性煤炭交易中心建设，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化交易平台，促进煤炭稳定供应和价格基本平稳。

十八、完善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制度。建立煤炭产能置换长效机制，强化产能置换指标交易等市场化手段，鼓励先进企业重组并淘汰落后产能，推动跨地区产能协作和资源优化配置。各地要加强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交易服务，及时发布产能交易指标信息，为产能置换创造有利条件;加大督促检查力度，确保去产能煤矿产能指标交易收入优先用于去产能职工安置。

十九、完善应对煤价异常波动制度。完善政府与市场主体、社会力量共同应对煤炭价格异常波动的运行机制，加强市场监测检查，强化行业自律，开展中长期合同履约监管，严肃查处价格违法行为，保持煤炭市场基本稳定，推动上下游产业协调发展。全面解读、及时披露相关政策和市场信息，妥善引导舆论导向，稳定市场预期。

二十、建立完善煤炭储备和库存制度。认真落实煤炭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制度，进一步规范煤炭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存煤9要求。主要煤炭调入省(区、市)要强化地方各级政府主体责任，加快建设一批储煤基地，支持企业建设煤炭储运设施，逐步构建煤炭储备体系，提高社会存煤和电厂存煤能力，保障煤炭稳定供应。研究建立调峰和应急储备产能制度。

二十一、建立完善社会责任企业制度。坚持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原则，研究建立迎峰度夏、迎峰度冬保供稳价社会责任企业制度。有关部门加大政策激励，行业协会加强诚信自律，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保障用煤旺季煤炭稳定可靠供应，保持煤炭市场平稳运行。

二十二、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替代。增加清洁能源发电，加快清洁能源输送通道建设，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利用，有效减少火电出力，降低电煤消耗。抓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不断提升煤电机组能效水平。大力发展煤炭清洁利用与转化技术，推广使用优质无烟煤、型煤等洁净煤。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有序实施煤炭消费减量替代，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降低煤炭消费比重。

第三篇：银行产能过剩自查报告

2014年上半年，银行业利好不断，从优先股到定向降准，从存贷比计算口径调整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但资本市场的反应仍停留在间歇性和脉冲式的波动阶段，一波短暂的上涨之后又归于沉寂。虽然银行业业绩仍保持增长，大家也认可银行股价值被低估，但银行股的估值仍在历史底部徘徊。

一般而言，经济下行周期，市场更关注银行业的风险，却不自觉地淡化所谓业绩增长。在2014年信用风险事件频发的背景下，银行业似乎仍能独善其身令人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但数据显示，藏在业绩增长背后的不良贷款却是银行业心中无法诉说的痛：在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连续实现七年双降之后，自2011年三季度开始反弹，并延续至今;从2013年年初开始，不良双升趋势已较为明显，16家上市银行中，有12家呈现或多或少的趋势性上扬态势，且有多家银行的不良贷款基本呈现直线增长趋势，区别只是增长幅度不同而已。

7月25日，银监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08%，比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再创2011年一季度以来新高，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1024亿元。虽然坏账率上升较为温和，但市场认为这是保守估计的结果。一个事实是，从2013年开始，各种信用风险事件层出不穷，已呈现多点扩散的趋势。从个别地方担保资金链断裂、虚假融资单崩盘来看，实际情况只会更糟糕。

具体来说，当前银行业信贷风险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房地产贷款和产能过剩行业贷款。由于前两个领域与政府利益休戚相关，并或多或少有政府隐性担保，虽然市场一直喊狼来了，但管理层却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向市场传递整体风险可控的维稳信号。综合分析，从目前掌握的数据和信息分析，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近期爆发整体风险的可能性较小。这样，当前银行业最突出的风险爆发点就在产能过剩行业贷款上。

央行2013年10月发布的新闻稿显示上述分析并非危言耸听：中国银行业的信贷结构进一步改善，体现了有保有压的差别化信贷政策。压体现在对产能过剩行业贷款的严控。从数据上看，产能过剩行业贷款增速较低。截至9月末，产能过剩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2.04万亿元，同比增长6.7%，自2011年7月以来，产能过剩行业中长期贷款增速一直处于个位数水平。

这表明，至少在2013年下半年开始，管理层已经明确了坚决去产能化的政策举措，意味着银行向过剩产能行业的信贷就会收紧，这一方面会带来经济增速短期内的进一步下滑;另一方面，去产能化对银行资产质量的负面影响将更加明显。作为典型的周期性行业，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下行通道，必然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两大指标双升，这是第一位的原因;而国内化解产能过剩工作的开展，也是不良贷款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而这两点将对银行业未来几年的资产风险构成致命的杀伤力。

5万亿元产能过剩行业贷款重压

在调结构，保增长的宏观调控新思路下，哪些产能过剩行业是银行贷款的集中发放区?未来银行不良贷款可能集中爆发的领域主要在哪?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

其实，早在2013年7月，工信部公布了2013年首批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包括19个行业的1294家企业;随后的8月，发改委发文称，将坚决遏制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并将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冶炼、平板玻璃和船舶列为产能过剩重点行业。截至2013年10月，上述五行业总资产为11.5万亿元，总负债为7.7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6.7%，其中船舶行业资产负债率最高为70.6%，水泥行业最低也达到60.4%;钢铁行业负债规模最大为4.2万亿元，平板玻璃负债规模最小为883亿元。

根据公开信息统计，五大产能过剩行业总负债规模在7.7万亿元，这其中包括有息负债和无息负债两部分。如果参照相关行业的上市公司，我们可以计算出五大行业有息负债/总资产的比例在45%左右;其中最高的是有色冶炼行业，约为48%;最低为船舶制造业，为38%。根据这一比例，我们推算出五大行业的有息负债总规模约5.15万亿元。有息负债有间接融资(贷款)和直接融资两个来源，其中贷款占绝大部分，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大概在500亿-600亿元，再扣除信托等其他融资，整体信贷规模约在5万亿元左右。

按照国际标准，产能的正常利用率在79%-83%之间，超过90%则说明产能不足，低于79%则说明产能过剩。以五大产能过剩行业为例：目前中国粗钢产能占全球产能的46%，产能利用率为70.8%;电解铝产能占全世界的42%，产能利用率约为72%;水泥产能占全世界的60%，利用率为73%;平板玻璃产能接近全球1/2，利用率为68%;造船业产能利用率也只有50%左右。这表明上述五大行业均属于产能过剩行业，而一些行业只有50%的产能利用率，说明当年加杠杆上产能的举动多少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如今，从产能去化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业的产能进化可能面临较大的难度，但在国家三令五申的严厉督导下，产能去化进程可能会加快，否则，对全局经济的发展将是一大制约。

实际上，产能过剩的进程非一朝一夕之功，也并非只是在经济下行周期才被提起，关于五大行业产能过剩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管理层也不是没有提示产能过剩的风险，但在经济上行周期，地方政府在唯GDP增长的指挥棒下，也只能不停上马项目，进行大量重复投资和建设。

过去1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年均增速高达27%，高投资率带来了高经济增长，也埋下了产能过剩的祸根。但在上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周期，产能过剩问题实实在在存在，但并不起眼，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被飞速发展的基建和房地产所掩盖。尤其是2003年到2007年这5年，可以说是周期性行业的甜蜜期，高速扩张的投资和负债使得五大行业的盈利能力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此后，在经历了2008年、2009年的经济低迷后，由于四万亿刺激政策的推出，使得本已开始收缩的周期性行业去产能化进程刚一开始即被迫停止，使得产能继续扩张。从那时开始，已经注定了产能过剩行业在未来必然会经历一个更加痛苦的产能去化周期。

分行业来看，产能过剩最严重的当属钢铁和有色冶炼加工两大行业，由于多年来产能持续扩张，使得行业集中度低且有息负债高，加上相关企业往往是地方的支柱企业，往往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和财政支持，产能去化进程非常慢，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倒退。这样的结果是，企业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全行业基本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的状态。而造船业境况相对较好，由于其集中度相对较高，有息负债率在五大过剩行业中处于最低水平，且景气程度和全球经济状况相关性更大，因此，虽然造船业仍处在景气下行通道中，但盈利能力明显好于钢铁和有色。而水泥行业整体情况则更为乐观，其盈利能力在五大产能过剩行业中最强，这主要得益于一方面管理层在2009年和2010年先后颁布38号文和7号文，坚决控制了新增产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后期产能去化的压力;另一方面，水泥行业集中度较高，且具有区域性分布的特征，使得区域龙头对价格和产能控制能力较强，从而导致行业盈利水平相对较高。

困境重重唯有加速产能去化

同为高风险行业，产能过剩行业与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仍有所不同，拿政府的有保有压的政策举例，产能过剩行业是属于坚决要压掉的行业，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不去产能，经济无法调结构，保增长也无从谈起。而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虽然也要压，但却不像产能过剩行业那样几乎是无条件地打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一些地方政府还有保的意思。以房地产业为例，最近各地不断放松限购的政策即为明显的现身说法。

五大产能过剩行业基本上都属于重资产、高杠杆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67%，有息负债率达到45%，这使得其日常经营对利率指标的敏感性很高。如果保守按照负债成本7.1%计算(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5%)，那么，五大行业平均财务费用会影响其ROA约4.2个百分点。而金融去杠杆和社会负债压力使得资金价格短期难以看到向下的拐点，这反而将持续加重其财务压力。

除负债成本压力外，五大行业还面临资金可得性的压力，在去产能政策导向性越来越明显之际，这种压力也在不断增加。由于产能过剩行业普遍缺乏信用支撑(如融资平台的政府信用)和盈利保证(房地产行业仍有较高盈利能力)，银行在宏观调控政策指挥棒下，即使心有不甘，也会或快或慢地主动退出产能过剩行业等相关领域，结果只能是企业的财务状况更加雪上加霜。

除了资金压力导致财务成本增加外，五大产能过剩行业都属于高耗能、重污染的行业，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其相应的环保成本也会不断上升。以宝钢股份为例，其在2012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称，当年环保成本总计约32.7亿元，当年宝钢股份产钢量约为2400万吨，吨钢环保成本约136元。中国年钢铁产量约为7亿吨，假设吨钢环保成本100元，则仅环保支出就高达700亿元，这样会大致影响行业ROA约1.1%。

如果说财务压力和环保成本只是从微观层面来分析产能过剩行业的经营困境的话，那么，从宏观层面来分析目前产能过剩产业的处境，结果是同样不容乐观。因此，基本可以断定，在完成产能去化之前，产能过剩行业的总体趋势基本是下行，其面临的困境或许会长期存在，并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高度依赖投资的现象，而投资往往会造成产能过剩，这意味着中国的产能过剩，与长期的投资主导型增长方式有关，而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要求消除产能过剩。目前，五大过剩行业的产能都接近甚至超过全球产能的50%，而中国GDP仅占全世界的10%左右，过剩行业的产能明显与中国当前的经济体量不相匹配，产能去化趋势无法逆转。而且，大部分企业也不具备在海外市场竞争的成本和技术优势，过剩产能外部消化渠道也走不通。

此外，产能过剩行业长期以来难以有效进行产能去化的重要原因，除了地方政府的刻意保护外，还在于中国长期以来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在强调调结构为主的新型调控思路的背景下，这种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难以持续。而且，从投资的效率来看，这种模式也已经日薄西山了。

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效率降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越来越弱。数据显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2009年的8.1%降至2012年的3.6%，而每拉动1%的GDP增长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也从2006年的2万亿元升至2012年10.4万亿元。这表明通过持续的货币扩张并不断加大投资力度的固有发展模式，不但不能有效改善经济增长前景，反而会因为对有效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而压制经济的潜在动力。因此，过剩行业的产能去化只能进不能退。

产能过剩行业贷款风险正在暴露

从信用风险角度看，目前银行业主要面临着三大信用风险：即政府平台贷款风险、房地产贷款风险、产能过剩行业贷款风险，这三个方面的贷款合计为40万亿元。根据审计署的统计，地方政府债务约18万亿元，其中银行融资约12万亿元(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和信托融资);而银行业表内房地产贷款约为15万亿元，表外贷款规模大约在5万亿-10万亿元，整体规模约为20万亿-25万亿元;产能过剩行业贷款规模约为5万亿元，主要集中在钢铁、有色、水泥、造船和电解铝等行业，其中钢铁行业占比最大。

与其他两类贷款相比，由于产能过剩行业贷款是当前调控限制的重灾区，其风险不但会率先暴露，而且还有一个逐渐扩散、蔓延的过程。政府平台融资主体虽然缺乏有效的还款来源，但依托较强地方政府信用支撑以及各类行政资源做后盾，即使在当前调控不断深化的情形下，其仍具有较高的融资可得性，通过借新还旧、同业非标等创新手段使得平台贷的问题可以在相对较长的时间里得以持续下去。而房地产业虽然面临房价下跌、投资不足的困境，但房地产企业目前盈利能力仍较强，在房价未出现大幅调整前仍具备变现能力较强的抵押物，况且许多大型房企也乐于接受较高的贷款利率，因此，它们仍是银行较为偏好的贷款投放主体。

而五大产能过剩产业由于盈利能力差，资产负债率高，缺乏有效的信用支撑，银行对其态度基本上是限制放贷，甚至是逐步清退，因此，其融资可得性差，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叠加会使其风险较其他两类贷款更早暴露。

具体分析，产能过剩行业有以下几个劣势：1.盈利能力差。加权ROA水平为1.9%，远低于工业企业7.8%的平均水平;2.负债率高，融资可得性弱。五大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7%，并且相较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其在信用支撑、抵押物和盈利方面均处于弱势，银行对其基本持逐步清退的态度，使其面临着较大的流动性风险的压力;3.产能严重过剩。中国五大行业产能占全球的40%-60%，产能利用率在50%-70%，远低于正常产能利用率80%的标准。

因此，相对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产能过剩行业贷款风险会较早暴露，加上中国银行业同质化现象严重，在经济上行周期中，银行业不可避免发放了大量此类贷款，在产能去化的背景下，它已成为银行业信用风险暴露的第一棒。

那么，产能过剩行业贷款风险的暴露将会对银行业资产质量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目前情况来看，过剩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大约在50%-75%，而根据国际标准正常产能利用率应在79%-83%，这意味着五大产能过剩行业面临着大约8%-35%的产能将被淘汰。而产能过剩行业的去产能过程必然会对银行业资产质量提出严峻的挑战。

根据相关机构的测算，如果假设产能过剩行业未来两年经历产能去化后，达到正常产能利用水平(80%)，五大行业整体的产能去化率约为11.2%，按照约5万亿元的总贷款规模计算预计将产生不良贷款约5700亿元，相应地这会增加银行潜在不良贷款率约80个BP。如果按照100%拨备计提进行测算，这对未来两年银行业的利润影响约在16%-17%之间。

事实上，这种风险已经在悄然潜行。在经济增速下行和内外需收缩的压力下，产能过剩行业的信用风险正在加速暴露。从2013年年报和2014年一季报来看，各大银行都感受到了不小的经营压力，从产能过剩行业退出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不过，化解长期积累形成的过剩产能难以一蹴而就，不少银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银行化解产能过剩风险之忧

针对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风险，监管层态度很明确。银监会提出，要强化风险监测，及时监测掌握银行业金融机构两高一剩行业贷款情况，严格监测产能过剩行业风险。实施好差别化监管政策，对违反规定向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提供授信的行为将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严厉问责。在严格监管与各银行信贷政策调整的引导下，银行业开始将信贷资源转向节能减排等绿色信贷领域。

截至2013年年底，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属冶炼、船舶五大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贷款余额为1.65万亿元，较年初减少555.43亿元，降幅为3.26%。

事实上，自2013年以来，各大银行对化解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早已提前布局。名单制管理、上收信贷审批权限、环评一票否决等信贷政策相继出台，目的就是银行业对产能过剩企业的新增贷款要进行有效的控制。中国银行对产能过剩行业等重点风险领域采取的对策是，情况要明，动手要早，思路要新，办法要多，管理要试，拨备要做。

总体来说，各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目前通行的做法是以堵为主、疏堵结合。五大行虽然在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领域均有大量信贷投放，但对象主要是产业里的龙头企业，因而在逐步减少信贷存量的同时，适当进行新增信贷的投放更有利于风险的逐步释放。但对过剩行业中的中小型企业则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只能以堵为主，积极化解。

据了解，工行对产能过剩行业实行了严格的行业限额管理。同时，通过推动并购重组、创新信贷方式，实现促进行业和企业健康发展过程中防范和化解风险。年报显示，截至2013年年末，工行产能过剩行业贷款余额减少199亿元，不良率较上年下降0.97个百分点至0.79%。

但是，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企业经营和盈利前景堪忧，尤其是对产能过剩企业而言，要想在短期内进行结构调整并非易事，因此，现实中不少银行在处理产能过剩行业贷款方面，也面临着进退两难的抉择。

虽然监管层的态度很坚决，但对银行而言，单纯靠堵的方法可以阻止增量信贷资金流向产能过剩行业，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后续资金的支持，产能过剩行业一旦资金链断裂，将很可能导致银行业的信贷风险大面积爆发。因此，银行在监管和灵活处理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方面一直在进行着微妙的平衡，有时候不想抽贷，但又不得不抽贷。

面对不良信贷增加的压力，银行其实希望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帮助产能过剩企业渡过难关，但又有些力不从心。产业兼并重组往往需要巨量资金，在目前情况下，且不说监管政策是否允许，兼并重组造成母公司主体变更从而引发的财税分配就是一个很难协调的问题。

此外，银监会提倡银行业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杠杆助推挖掘市场潜力、引导需求升级，运用金融租赁、消费金融等多种手段，促进相对过剩产能与潜在有效需求合理对接。但这个过程必然涉及信贷资金的增量投放，这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作为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办法，在宏观规划前提下的兼并重组、产能转移势在必行，而未来银行或将成为重要的推动力。具体来说，企业的兼并重组是化解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手段，产业并购重组是在政府协调基础上的市场化操作，而这个过程中银行的资金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20世纪初，摩根在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并购案非常有借鉴意义。它们的经验是，银行利用自己长期积累的行业客户信贷数据，完全可以牵头行业的大型并购交易。这样的兼并重组不仅可以有效化解过剩产能，而且在息差不断收窄的背景下，扩大银行的业务范围和收入来源，既有利于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银行业务的拓展。

值得关注的是，兼并重组过程中必然会淘汰一批过剩产能，而银行作为重组资金的提供方，其不良资产的及时核销和打包转让，在兼并重组过程中也需更加灵活的操作。

化解产能严重过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所在。此前出口部门开始产业整合，令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承压已经超过了18个月，预计将持续至少两年。而此次调整产能过剩对银行业资产带来压力的持续时间只会比两年更长，因为它的问题更大，银行和政府需要平衡的利益更多，会在一个更长的时间里持续释放压力。

第四篇：强化措施化解过剩产能

我区强化措施化解过剩产能

为有效的化解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根据省、市统一部署，我区积极建立全区化解过剩产能情况报送机制，加强沟通协作，定期报送化解过剩产能情况。

报送内容主要涉及化解过剩产能有关工作进展情况，淘汰压减产能情况，水泥等行业运行及在建项目情况，以及行业建设项目落实产能等量减量置换等情况。

为建立化解过剩产能工作长效机制，我区将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通过坚决遏制产能盲目扩张，淘汰和退出落后产能，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企业创新驱动发展动力等多重措施，合力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各项工作。

第五篇：救市措施失灵 煤炭重蹈钢铁产能过剩覆辙

救市措施失灵 煤炭重蹈钢铁产能过剩覆辙

文/王京

煤价跌跌不休引全行业萎靡不振。

步入6月，尽管国内传统的夏季用电高峰即将来临，但煤炭市场持续弱势下跌的格局尚未改变。

据最新公布的第三期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价格指数(CTPI)显示，山西煤炭综合指数报于103.04点，较上期下跌1.40点。其中，喷吹煤价格指数报于112.82点，环比跌幅3.88%；炼焦煤价格指数下跌2.52%；动力煤和化工煤价格指数环比走平。

地方政府积极救市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全国重点煤炭省市积极展开各类“救市措施”，欲再次通过行政干预手段调解市场，扭转财政收入为此严重受挫的局面。

譬如，山东省发文限制铁路装运外地煤进入省内；河南省也实行发电机组采购本省电煤量与发电量挂钩的“煤电互保”政策；近期坊间更有传言说，安徽省拟出台政策强制推动执行省内“中长协”电煤协议，而且价格将会高出市场数十元甚至近百元。

周五（6月7日），本报记者从一位接近山西省发改委的知情人士处获悉，目前政府层面已经在部署研究限制过境煤的措施，考虑在公路运输上设限，严格排查，以减少内蒙古和陕西煤炭对省内资源的冲击。

上述知情人士还透露，粗略计算，今年1-4月约有近3000万吨外省煤炭进入山西市场。据此测算，今年全年可能会有近9000万吨外省煤炭挤占山西煤炭企业份额，而这一比例约占山西省内煤炭消费的三分之一。

煤价告别黄金十年，堪比卖白菜，“产能过剩更是引发市场竞争陷入了白热化”。

救市措施不适市场

西本新干线高级研究员邱跃成对此撰文写道，无论是山西、河南还是安徽省正在或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其目的很明显就是想通过行政干预手段来缓解市场供过于求的矛盾，保障本土煤炭企业的生产，尽力推动煤炭价格加速筑底反弹。

不过，“事实上这类政策均属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与此前煤炭价格高涨时，多地限制本省煤炭外运的政策如出一辙，严重违背市场规律的同时直接损害煤电企业的双方利益。”民间独立智库安邦咨询研究员陈哲如是说。

针对上述问题，陈哲还向《现代物流报》记者举例表示，河南地方保护政策推出后，山西省向郑州铁路局发送煤炭数量急剧下降，直接加重了山西煤炭企业运营压力；同时，河南境内煤价被变相提高，发热量为5000大卡电煤坑口价格为0.11元/大卡，加上运费竟比市场价高出60-80元/吨，不禁增加了用煤企业的采购成本，同样无益于省内经济发展。

不光如此，一定程度上这还会适得其反，进一步加重煤炭市场供需失衡局面。随着煤炭产能越来越大，库存越来越多，不久之后煤炭行业也将重蹈钢铁业产能过剩的覆辙。

煤炭恐陷产能过剩

徽商期货研究所焦炭分析师许晴蕊介绍，譬如目前华北和西南地区的独立焦化厂的焦炭库存还在进一步上升，主要港口中天津港焦炭库存方从5月中旬开始按日逐步攀升，目前最新数据接近200万吨。而港口炼焦煤方面的库存同样保持高位，尤其京唐港达到524万吨，去库存形势十分严峻。

据国内知名商品现货电子交易平台——西本新干线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6月6日钢材指数3340，下跌0.30%；焦炭指数1200，持平；铁矿石指数1020，持平。但现货市场中煤焦钢的报价却仍未止跌。

一些受访的业内专家表示，从这段时间来看，由于国内外煤价价差较小且今年雨水情况弱于去年，因此今年6月不会出现和去年一样因港口价急跌而导致的全行业所有环节价格骤降，但需求低迷，加之库存高位，煤价触底仍待时日。

显而易见，地方政府与其出台的行政干预措施，以及通过减少市场竞争甚至直接增加隐性补贴等来缓解煤炭企业经营困境的初衷，在短期内是很难发挥成效。在陈哲看来，地方政府与此这样，还不如切实清理地方不合理税费、清剿市场灰色经营行为来实现为煤炭企业减负。

同时，“地方政府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杜绝同行间的恶意竞争，引导企业健康稳健发展。否则，地方政府‘圈养’的企业只能在盛世淘金，遇到行业低谷时难有抵抗能力，而这样的企业只能是行业的负担，终将面临行业的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