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中型经济实体内审监督制度的存在与发展（精选五篇）

第一篇：论大中型经济实体内审监督制度的存在与发展

《论大中型经济实体内审监督制度的存在与发展》是我早期研究内部审计发展趋势的文章。本文写作在1992年，发表于1993年。本文写作和发表于内部审计比较困难的时候。段时期，承包经营责任制普遍开花。一批内部审计机构发展不是十分顺利。作者为第一代内部审计工作者亲眼观察到这方面的情况，起草了这篇文章。先后两次被刊物发表。现在看来，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有现实意义。文章中对内部审计工作四条预见基本上已经全部实现。这也算我对内部审计事业的一点贡献吧！

本人仅对编辑部表示感谢！另外，对《中国石化财会》编辑部授予我年度论文优秀奖表示感谢（该年度仅评选优秀级论文）！两次发表本文的刊物说明如下，以便读者查阅。

1993年，《论大中型经济实体内审监督制度的存在与发展》首刊于《中国石化财会》1993年第8期，刊号：JS00100016,独著，1993年12月(P35-P37)。

1995年，《论大中型经济实体内审监督制度的存在与发展》，被刊物自行转载于南京审计学院主办《审计与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刊号：ISSN 1004-4833 CN32－1317/F，独著，1995年5月(P21-P22)。后编辑部直接寄来不少稿费(当时标准),也算对我辛劳治学大胆尝试的充分肯定。

文章作者，写于2012年3月9日，与北京

第二篇：论诉讼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范文

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按照法律规定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即对侦查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对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审判活动是否合法，以及监狱、看守所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的监督。长期以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开展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为确保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

一、诉讼监督概念的界定

关于诉讼监督的界定，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所行使的职权是法律监督权，因此对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以及对侦查、审判、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活动等都是诉讼监督。另一种观点认为，诉讼监督应当仅指检察机关依法对侦查、审判、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包括刑事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以及民事审判监督、行政诉讼监督等，也包括通过批捕、起诉、侦查诉讼中的职务犯罪等工作对诉讼活动实行的监督，但不包括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工作本身，也不包括对诉讼活动之外实施的职务犯罪的侦查。

二、我国诉讼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

尽管《宪法》确立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也尽管现行三大诉讼法都确立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原则，这种诉讼监督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存在着种种缺憾。

（一）诉讼监督职能的虚化

首先，我国现行法律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措施没有过多规定，这就造成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过程中，不能有效地行使监督权，笼统的规定过于宽泛，造成工作中捉襟见肘，无所作为。其次，检察机关本身定位有偏差。在检察系统中重公诉、轻监督的思想由来已久，这就造成在诉讼监督的定位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使得诉讼监督的重点不突出，许多监督的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澄清。

最后，执法机关中监督与配合、监督与办案的关系处理不善，也导致了诉讼监督职能的虚化。执法司法机关互相配合既是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在诉讼监督工作中，监督与配合、办案的矛盾，主要体现为重配合、轻监督的问题，有时为了顾及工作的顺利开展，碍于情面不敢监督、不愿监督等情况时有发生，造成了监督职能的虚化。

（二）诉讼监督机制不完善

作为诉讼监督的主体，检察机关的工作机制对于诉讼监督的贯彻和执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检察机关上下级的配合机制不健全，体现在上级检察院对于下级检察院监督工作的调查研究还不深入，信息共享不够通畅，工作衔接不够到位，甚至还有“扯皮”的现象发生。二是在部门职责分工上，部门间职能设置不尽合理，部分环节职能重复，责任模糊不清。

（三）在诉讼监督的具体实施上，监督不力

首先，重视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轻视对人民法院的监督。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职责，主要是对案件进行审查和履行诉讼监督职能。履行诉讼监督职能即包括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同时也包括对于人民法院的监督。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履行诉讼监督职责时，主要侧重于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对于人民法院的监督很少。

其次，对于公安机关的监督侧重于案件实体问题的监督，轻视对于案件诉讼程序问题的监督。在实践中，在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案件时，更侧重于案件实体问题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审查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公安机关对案件定性的认定是否准确、犯罪嫌疑人是否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等。

（四）对于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缺少监督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规定，贪污贿赂犯罪、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由人民检察院自行侦查。但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检察院的公诉部门在对案件进行审查时，不能象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那样行使同样的监督职责。公诉部门与贪污贿赂犯罪、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侦查部门同属于人民检察院，一方面碍于本系统的关系，不愿意监督。另一方面，公诉部门不能象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那样，可以复核案件，对于本系统的案件只能提出补充侦查意见。

此外，除了体制上和检察系统内外原因，诉讼监督的不利状态有些也与公、检、法等部门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有关，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职能充分有效地发挥，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也使诉讼监督长期以来成为检察工作的薄弱环节。

三、完善我国诉讼监督制度的几点建议

诉讼监督作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新形势下的重要性已毋庸讳言。但当前诉讼监督工作在实践中所遭遇的诸多问题说明，诉讼监督工作亟待加强与改进。

（一）制定诉讼监督的法律制度

1、明确诉讼监督的范围、责任主体等基本问题。诉讼监督的范围应当涵盖诉讼活动的全过程。这一范围有两层含义：其一，诉讼监督的范围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公诉及自诉等各种诉讼类型；其二，诉讼监督的范围包括立案、侦查、审判、执行及诉讼调解等各个诉讼环节。

2、将诉讼监督工作方式和程序细化，便于实践操作。诉讼监督权力主要是一项程序性权力，因此对于诉讼监督工作自身的程序必须明确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建议立法机关在深入调研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法律对诉讼监督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重点围绕容易发生执法不规范问题的关键岗位和关键环节，严格流程管理和过程控制，加强诉讼监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健全权责明确、程序严密、监督有效的执法工作机制。

3、建立健全诉讼监督工作内部整体联动机制。内部整体联动机制指的主要是检察系统内部上下级及各部门间在开展诉讼监督过程中的相互协调、配合与监督机制。要针对各个诉讼环节的不同任务和特点，明确检察机关及其各部门的权力与义务。具体而言，上级检察院对下级院在开展诉讼监督工作中遇到压力、困难或者情况重大复杂的，加大督办、指导力度，必要时直接派人参与办理；上级检察院对下级院正确的监督意见未被采纳的，应当及时通知同级执法司法机关督促其下级机关纠正；认为下级院监督意见错误的，应当通知其予以撤销，并通知同级执法司法机关；重视抗诉案件上下级院配合机制的建立，增强抗诉力度，提高抗诉准确率。

（二）全面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素质

全面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尤其是检察人员的素质，加强对诉讼程序法律法规的学习。同时，加强公安机关和各级法院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培训，尤其是侦查人员和审判人员要端正思想，提高案件办理的规范化操作，自觉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

（三）完善诉讼监督机制

一是要完善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与侦查、审判、刑罚执行机关的联席会议、信息共享等制度。对监督中发现的普遍性问题，及时向侦查、审判、刑罚执行机关通报和反馈。加强与侦查、审判、刑罚执行机关的沟通协商，联合制定有关诉讼监督工作的文件，解决实践中的突出问题。

二是要完善检察机关内部衔接配合机制。要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衔接配合，建立内部情况通报、信息共享、线索移送、侦结反馈制度，形成监督合力；侦查部门以外的各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应当依照规定及时移送，并加强与侦查部门的协作配合。各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侦查、批捕、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存在违法行为，但不属于本业务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的部门依法进行监督。

（四）加强法律宣传工作，提高全民法律意识

无论是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在案件的审判阶段，司法工作人员都应当适时地宣传法律，宣传与本案有关的法律知识，包括诉讼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使案件当事人及其他公民更多地了解法律。特别是诉讼程序方面法律的有关规定，让人民群众监督诉讼，从而促进司法公正，更好地保障人民诉讼权利的行使。

第三篇：论腐败与行政监督制度

漏网之鱼

——行政监督机制的漏洞分

析

发展政治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2012级

10121130118 曾明秀

在纪检、监察、监察这三个部门中，他们对于惩治违法行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有的体制中他们的作用又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些部门都是双重领导，既要服从上级主管部门的业务知道，又直接隶属于同级领导机关，而且主要是受同级领导机关的领导缺乏必要的独立性。

无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国家，都牢牢把握者重要资源的分配，而这些收益的分配都为那些拥有自由决定权的政府官员所控制。而原本用来管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机制却被用来达到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这样就产生了国家管理中出现的一种现象——腐败。腐败的核心表现为权利与金钱的交换。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到，腐败的形式大都涉及政治权利与财富的交换。1

腐败在当今社会中已然成为一颗巨大的毒瘤，在社会中不断的扩散，它常常在暗中滋长，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了。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腐败之风盛行。本来应该用于纾缓贫穷、建立基础产业的金钱，却被官员们用于自己的私人生活中。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官员在我们发现他们腐败之前都可以算得上是政府官员的模范，他们总是高唱着廉洁奉公，他们可能在腐败之前都像我们一样嫉恶如仇，对于腐败嗤之以鼻。这样的转变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一种悲哀，更是政府制度的一种悲哀，行政监督制度是否完善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官员们还能够在这样的制度中找到漏洞，从而滋生腐败呢？

我们知道，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行政腐败成为了中国一个突出的政治现象。不论是从十八大以前被媒体爆出的“表哥”，“房姐”，还是在十八大以后落马的数位省部级高官，这样的案例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屡见不鲜，很多人说被曝出的官员腐败只是腐败官员中的极少数，这样的极少数就好像沙粒之于沙漠，那么这样严重的腐败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呢？

1金太军、李雪 卿、叶勤、窦振斌：《行政腐败解读与治理》 2002年7月 258页 在发展中国家，通过个人努力获取财富的机会较为有限，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成为获取财富的一条途径。而在我国，虽然 人们已经有了多种致富途径，但是目前权钱交易仍是这些道路中很有吸引力的一条道路。

在中国，虽然一直强调民主政治体制，但是一直没能够摆脱传统政治体制的阴影，权利过分集中使得腐败问题变得更加猖獗。很多时候，民众参与政治管理的过程受到极大的限制，大众媒体很多都收到政府的直接控制与干预，很少能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而在政府内部，中国行政体制中缺乏健全而有效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很迅速，但是中国的现代政治体制仍在建立与改革过程中，传统的政治体制及其影响依然存在，现代政治体制尚未完全建立。新旧体制的并存和交替造成了制度上的“断层”，从而为腐化行为的蔓延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国共产党为了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的状况，在80年代就开始的权力下放本来是一件很具有积极性的改进，但是由于相应的调控和监督机制建设没有跟上，从而导致了权力失控现象的产生。而且，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过程中，由于各种新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尚不完善，而原有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现实相脱离，这样又为某些官员的以权谋私提供了便利。

我们国家的监督机制在理论层面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现行的监督机制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存在的，例如：体质不顺、政党不分。虽然我们国家的监督种类不少，但是实际效用不大。从表面上看，我们国家的监督种类有人大监督，党内监督，纪委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等，门类可谓不少，但这些监督有多少能到位，我们心中非常清楚。

首先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的实施问题，立法权部门化似乎成了现在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部门立法”中立法者以自己部门的利益为目标，使得各部门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变成了一种立法权的腐败，本来立法任务应当是全国和地方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承担的，但是，无论是全国人大或者是地方人大，他们制定法律文件的数量远远不及同级政府制定的法律文件的数量。由于现行的正式制写写帮文秘助手有就人大立法与政府立法的界限做出明确的划分，更由于人大在行为能力上的欠缺，造成了人大有意无意的把一部分的依法权实际让渡给了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人大这样的让渡是将自己的权利让给了政府，这样人大对于政府的权力监督作用就在慢慢减弱，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府官员的权力腐败。

在纪检、监察、监察这三个部门中，他们对于惩治违法行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有的体制中他们的作用又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些部门都是双重领导，既要服从上级主管部门的业务知道，又直接隶属于同级领导机关，而且主要是受同级领导机关的领导，缺乏必要的独立性。这样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同级领导人以言代法，干扰办案工作，公职人员在查处案件的时候对涉及领导干部的案件畏首畏尾，不敢认真查处，这样就为官员的腐败披上了一层保护衣。

在监督机制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很多的问题，监督部门即使捕捉到了主要领导干部的腐败信息，在很多情况下，要对这些腐败者进行惩罚还是面对着重重的困难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某局长在一个基建项目的招标过程中发生了受贿行为，这个信息被其他竞标者所获悉并向监督部门举报，监督部门在执行过程中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困境，例如：由于收受贿赂一般都不会留下直接的证据，这是一项技术上的难题，但是重要的并不是这个，而是既然受贿者能够成为行政部门的“一把手”，那么他就很有可能和本县的某个核心人物建立了一种亲密的私人关系。如果监督部门依法进行监督，那么很有可能县长就会跟监督部门打招呼说“这件事情就算了”，为了以防自己部门的不利行为的发生，通常监督部门都不会抗拒这样的要求。这样的司法监督因为司法机关的不独立性而成为了一种浮于表面的工具，作用微乎其微。当谈到群众监督的作用时，我们都认为这一项监督是反腐倡廉、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首要选择，但是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还是那么猖獗，这是因为我国的群众监督乏力。在我国，群众参与监督的意识淡薄，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对参与政治的要求，而且政府部门没有给群众监督一个很好的平台去让群众反映，没有一定的法律制度和组织机构来接受群众的监督。而且，很多时候群众的监督没有被提升是因为群众脑中根深蒂固的观点“民与官斗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样的事也确确实实发生过，官员对于群众举报的打击报复使得群众对于监督官员这件事深感痛楚。只有当政府向公众提供关于其行为的信息的时候，这样的制约才能有用。另外，公民们必须拥有方便的申诉途径，同时还要免于受到可能的报复。

在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国家行政权利的引导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权力是把“双刃剑”。当权利没有相应的监督制约的时候，他就会被滥用，给人民和社会造成危害，而掌握着权利的人最终也会被权力所击倒。其实，人民群众的监督、党内民主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以及社会舆论监督等等，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加强，但是这些都是没有处置权的监督，而没有处置权的监督对于被监督者来说是很难起到督促作用的，腐败是无法被遏制的。而那些能起到处置作用的监督方式例如上级党政机关的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由于监督内容和监督程序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健全、很不完善，由于监督的全力的责任还没有完全落实，所以他们的监督也往往不能到位。

不受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行政监督对权利的合理运行是一种保障。在监督的过程中，不应当将各个监督方法分开，应当整合这些监督方式，使各项监督能够步调相同，收到互补，信息共享，形成合力。在政府行政过程中，应当加强其民主化进程，增加政治运作的透明杜，给新闻以更多的自由，为公众的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提供更大的制度空间，这样才能保证权利的合理运行，杜绝以权谋私这样的腐败现象。

参考书目 《腐败成因与防治对策——北京市典型案例分析》 罗中敏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第一版

2《行政腐败解读与治理》 金太军、李雪 卿、叶勤、窦振斌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年7月第一版

3《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 何增科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年11月第二版

4《权利制约的中国语境》 喻中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7月第一版 5《中国：挑战腐败》 胡鞍钢 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第一版

第四篇：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刘利宁

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结的各类案件中，民事行政案件占90%左右。广大群众对裁判不公的反映，也主要集中在民事行政诉讼领域。每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裁判不公问题意见较大。我们认为，要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加强对民事行政诉讼的监督，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完善和加强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下面笔者就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制度完善，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当前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缺陷及原因

当前，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工作与法律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关法律规定过于笼统且不科学。一方面导致检、法两家在法律监督的范围、程序、方式等方面长期存在较大分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得不到应有的配合，甚至在某些方面受到不合理的限制，职能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监督效果还不理想;另一方面，造成检察机关的执法不够统一，工作不够规范，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监督不当、抗诉质量不高等问题。法律缺陷制约民行检察工作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抗诉范围狭窄，检察机关不能对调解、破产裁定、执行中存在的违法错误进行抗诉，出现法律监督真空。虽然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其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但是在分则只规定抗诉这一种监督方式，而且仅限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最高人民法院还多次以批复文件的形式，排除了检察机关对调解以及破产、执行过程中作出的裁定的监督。司法现状表明，法院排除检察院的抗诉监督，使审判权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容易滋生腐败。从法理上讲，检察机关的监督是全面的、多方位的、立体的、多元化的监督。而法律规定的法律监督方式过于单一。这样，检察机关陷入了虽然有权力监督，却缺乏程序保障的监督方式的困境，心有余而力不足，使得民行检察监督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因此，司法现状呼吁检察机关革新监督方式。

2、抗诉在层次设计上先天不足，使检察资源配置极不合理。现行法律规定基层人民检察院没有抗诉权，其只能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没有抗诉决定权，一方面严重挫伤了基层院的工作积极性，造成大量的人力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导致案件大量涌入省市两级检察机关，而省市级检察院民行人力资源短缺，办案压力过大，已成为制约民行抗诉业务发展的最大障碍。案件的分布呈倒三角状，急需改变人力资源与案件分布失衡的现状，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案件向下分流，充分利用基层院的人力资源。

3、抗诉效率低下，诉讼成本高昂，不适应民行检察的需要。抗诉程序环节众多，民诉法未规定抗诉案件再审期限，法院受理抗诉案件后消极处理，经常“久拖不审”、“久审不决”，明显造成抗诉案件周期长、速度慢。从实践来看，抗诉案件从受理到再审结束一般需要一年时间，不利于及时纠正错误的裁判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抗诉效率不高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检察机关的监督力度，导致很多申诉人，特别是那些案件标的不大的申诉人对抗诉失去信心，这也是民行检察案源不足的原因之一。他们对法院错误的判决，既不上诉，也不申诉，原因就在于上诉和申诉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还要劳累于奔波诉讼，干脆采取拒不履行法院裁定、判决的方式进行对抗。这有损法律的尊严，影响法院判决的权威，也是法院执行难的原因之一。因此，民行检察监督要获得长足发展，必须解决抗诉周期长、诉讼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的弊病，寻求高效的监督方式。

4、抗诉无论是其字眼还是操作程序，都显得非常严肃、正式。以致于法院对检察机关的抗诉不能正确对待，认为是在挑法院的毛病，刻意责难，和法院搞对抗，使他们在心理上无法接受，甚至从观念和体制上排斥检察监督，致使检察监督的实效大打折扣。

5、现行法律规定的监督方式仅有抗诉，过于单一，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相适应。现实中，造成错判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由于法官认识偏差造成失误，另一种是法官道德品质差徇私枉法造成错案。笔者

认为，前者是可原谅的，而后者则是不可原谅的，对这两种案件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救济方式。然而现行法律只有抗诉监督一种方式，不能区别对待，以致于司法实践中，有不少法院、法官在检察机关抗诉后，明知原判决错误，就是不予改判，重新找个理由，维持原判，其原因就在于受传统文化影响，不能正确对待监督，不愿在对抗中承认错误，逞强斗气，更有甚者认为只要改判就意味着个人品质出了问题，这也是法院排斥抗诉监督和抗诉改判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

既然民行检察监督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律制度的缺陷，那么民行检察要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修改法律，完善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规范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的程序，减少和避免检、法两家不必要的分歧和冲突。笔者认为，民行检察制度的完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修改现行法律。

(一)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以下职能，改变检察权过于笼统、检察措施无法律依据的历史，促使法院尊重检察机关的监督。

1、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调解提起抗诉或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对违反法定程序办案的，有权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2、人民检察院对损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人民检察院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正确实施，有权对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章、审判解释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对不合法、不合理和越权审判解释及规章，可以向作出的主体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主动纠正，对拒不纠正的，可以以检察报告的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纠正。

(二)修改《民事(行政)诉讼法》，明确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

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但在分则中只规定了对已生效判决、裁定进行抗诉的监督方式。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国家法

律的守护人。对法院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是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重要途径。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法官权力的滥用，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证公平正义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实现。现行法律规定的检察监督范围狭窄，影响了检察权的地位和作用发挥，扩大检察监督范围已成为当务之急。

1、将调解纳入抗诉范围。调解作为与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案重要方式，与判决、裁定具有同等拘束力和执行力，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目前，有些法院在审判中片面追求调解率，滥用调解权，强制调解的情形比较严重，特别是对一些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不审查是否遵循自愿、合法原则，就予以确认，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促进审判机制的完善，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民行抗诉的整体效果得到全面的发挥，应将调解列入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

2、将执行、支付令、诉讼保全等活动纳入检察机关监督范围。执行、诉讼保全等活动，是民事(行政)诉讼的重要环节，与整个诉讼活动密切相关，与当事人的权益息息相关，对案件的结果也存在直接影响。如果出现错误，就可能给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甚至造成事实上无法弥补的损害。然而司法实践中，法院执行不作为、野蛮执行、随意增加被执行人、擅自查封、执行案外人财产、任意改变原判决以及司法人员在执行中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等违法违纪问题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反映非常强烈。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这些诉讼环节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应赋予检察机关对这些诉讼活动的监督权。

因此建议将现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总则中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三)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的权限

为了保障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法律应赋予其必要的权限，防止监督因缺乏保障而流于形式。我们认为，应明确检察机关的下列权限：

1、调阅案卷权。检察机关对法院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就要对案情及诉讼活动有全面的了解，要做到对案情及诉讼过程全面的了解就必须查看原审卷宗。如果不调取审判卷宗，会带来很多困难和不便，调阅卷宗对于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是必要的，应当予以保障。否则，检察监督权就无法落到实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未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调阅卷宗的权力，导致检法认识不一，许多地方的检察机关调卷困难。因此以立法形式明确检察机关调阅卷宗的权力和程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2、调查取证权。司法实践中，通过调查取证来证明生效裁判存在错误或违法是检察机关办理民事(行政)案件的一般方法。通过调查取证可以证明法院已生效裁判是否建立在证据充分的基础上，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是否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等事实，以充分了解生效裁判的合法性。因此检察机关在民行检察监督中享有调查取证权是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两高对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程序中有无调查取证权，意见分歧较大。因此，以立法形式赋予检察机关民行监督程序中的调查取证权已成为必然选择。

鉴于民事诉讼的特殊性，为了保障当事人双方在举证方面的“攻守平衡”及诉讼地位的平等，应以法律形式赋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同时，对调查取证的对象、范围、效力作必要的限制。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在下列情形下可以依法行使调查取证权：(1)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法院没有正当理由而未予调查取证的。(2)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双方提供的证据都达不到优势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人民法院应予调查而未调查取证。(3)检察机关为证明原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存在重大瑕疵而对证据及相关事实进行调查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可能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

(四)完善民行检察监督方式

现行的民行检察监督方式，法律只规定了抗诉这一种方式，不能适应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发展要求，我们建议增加以下监督方式：

1、民行公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经济交易的各种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不惜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主要表现为：(1)、国有资产流失日趋严重，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利益。1982年至1992年国有资产流失大约5000亿元。进入90年代后，国有资产流失更触目惊心，每年流失至少1000亿元，日均流失3亿元。(2)、经济建设过程中频频发生环境污染等公害事件，直接造成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环境污染事件，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3)、经济转轨过程中暴露出的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直接侵害了诚信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制约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4)、破坏公序良俗等民事行为和违法的民事行为，如违反婚姻法禁止性规定形成的无效婚姻。

对于上述事件，只有极少数人享有起诉权，或者任何公民、法人对这种违法行为均无起诉权。即便是有的受害人依法具有原告资格，也常常由于诉诸法律主张权利对他来说可能是很不经济的，或者因为受害人多，谁也不愿意付出代价让别人搭便车等原因而无人起诉。对此，《法国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提起公诉的权利和诉讼当事人的身份。

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保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民行领域的公诉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法律监督的应有之意。因此，检察机关应当作为代表公共利益的法律主体，向法院起诉。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努力办理了一些挽回国有资产流失的民事公诉案件，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正因如此，社会各界呼吁赋予检察机关民行公诉权。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民事、行政公诉是现实的需要。

民行公诉应有一定条件和范围限制。我们认为检察机关提起民行公诉的案件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民行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二是没有合适的诉讼主体。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对下列案件有权代表国家提起民行公诉：(1)国有资产流失案件;(2)公害案件和其他公共利益、公共设施受到损害的案件;(3)反垄断案件;(4)破坏公序良俗和和民事违法案件。

2、检察建议。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对确有错误的裁判，向原审法院提出纠正意见，通过法院系统内部监督程序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方式，是启动纠正的渠道和避免错误裁判发生的程序装置，该监督方式更

加体现了“相互制约”和“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它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创设的一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是调和、追求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产物。利用再审检察建议启动再审程序，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积极沟通，交流意见，通过法院内部监督机制纠正自身错误，减少了检法两家的摩擦，大大优化了司法环境。同时减少了诉讼环节，缩短了诉讼周期，提高了诉讼效率，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满足了申诉人急于寻求公正的意愿，避免了申诉人因短时间内不能纠正错误判决而引发上访事件的发生。实践证明，再审检察建议是一种便捷、高效的监督模式，它能使检法之间、政法机关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相互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趋于一致，在短时间内实现和谐统一的完美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颇佳。

同时，对于抗诉不能引起再审程序的裁定，检察机关可以使用检察建议的方式提出纠正意见。对人民法院所作出的不能通过再审予以纠正的违法裁定，如对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裁定进行抗诉，无法引起再审程序，从而使抗诉变得没有实质意义，而适用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由于该方式没有法律依据，各地做法不一，大大影响了检察建议作用的发挥，因此建议法律确立再审检察建议的作用。

3、纠正违法通知书。实践中，对于法官违反法律规定但不影响实体裁决的行为，如接受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的财物、吃请。对此，检察机关已经创造了纠正违法通知书等监督手段，这对于促进公正执法很有必要。

(五)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的程序

1、民行检察案件的立案条件。考虑到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在没有当事人申诉的情况下，除非原裁判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不得立案。考虑到裁判的稳定性，对当事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应规定一定的期限，期限届满不申请的视为放弃权利，检察机关不再受理。

2、明确规定民行抗诉案件，同级抗同级审。即由抗诉机关的同级人民法院再审，不得交由下级法院审理。司法实践中，再审法院往往将大量的民行抗诉案件发回原作出错误判决的法院审理。由于许多案件

往往是院长、庭长审批或经集体讨论的结果，故原审法院大多作维持原判处理，这也是抗诉案件发回重审改判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同级抗下级审的模式严重影响抗诉监督的权威与时效，导致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容易滋生有错不纠，其实质会放纵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由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再审抗诉案件，可以超然于审判的行政化和地方化，最起码可以冲淡这些非理性色彩，有助于推进司法独立。

3、人民法院应当以抗诉理由为审理范围。从抗诉实践来看，绝大多数案件来源于当事人申诉，由当事人申诉而启动抗诉程序，许多情况下申诉理由和抗诉理由基本一致，最起码没有明显冲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申诉理由和抗诉理由不一致或明显发生冲突。因为民行抗诉在任何条件下不受当事人意思左右，尤其是检察机关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益而提起抗诉，纯粹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因此抗诉始终处于一种独立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以抗诉理由还是以申诉理由为审理范围，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从监督角度审视，当事人申诉只是民行抗诉案件的信息来源之一，除此之外，还存在因当事人双方的行为损害国家、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依职权发现并抗诉的案件。抗诉主要体现的是作为公权力的检察权对另一种公权力——审判权的抗衡。因此，抗诉案件应以抗诉理由为审理范围。

4、再审人民法院认为抗诉理由不成立的，可以作出维持原判决的裁判，但不得适用“驳回抗诉”。民行抗诉是一种基于原审法院裁判错误，甚至是司法腐败，进而进行的一种纯正的法律监督，它不是基于诉权而动用公权力，也不是当事人的代理人，更不受当事人意志左右，始终处于监督者的超然立场。因为民行抗诉活动中，检察机关原本没有自己任何实体权利、程序权利主张，而是为谋求司法公正的一种监督。司法实践中，有的再审法院认为抗诉理由不成立的，直接适用“驳回抗诉”，严重地侵害了检察机关作为监督者的权威，模糊了民行抗诉的属性和独立价值。

5、明确规定再审期限。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法院再审案件的办理期限，以至于法院对再审案件，久拖不审、久审不决，不能及时纠正错误的裁判。法院的消极处理，不利于实现公平正义，因此，建议法律规定法院的再审期限。

6、明确检察机关在抗诉案件中的权限。(1)应明确规定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时的称谓和座次安排;(2)宣读抗诉书的权利;(3)有权发表抗诉意见的权利;(4)检察人员不参与法庭辩论。

三、现阶段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的途径

虽说立法不完善是当前制约民行检察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法院不配合、排斥监督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原因。虽然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已提上了立法日程，但由于该项工程巨大，涉及面广、在某些方面专家意见分歧较大，因此，新民事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尚需时日。在立法还未修改之前，要加强民行检察监督，就必须从优化司法环境入手，检法之间统一认识、减少摩擦，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有利于保障民行检察监督的效果，促进公正执法的目的出发，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制订立法解释，明确将调解、执行、诉讼保全等诉讼活动纳入抗诉范围。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审查并撤消最高人民法院单方面限制检察机关抗诉权的司法解释，其中包括排除检察机关对调解、执行、诉讼保全、破产等活动的监督，以及限制检察机关抗诉后法院维持原判案件抗诉级别的限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涉及检法两家的权力配置。这些司法解释在内容上已经超出了审判解释的范畴，属于立法的范畴，对其解释的权力只能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法院的解释属于越权解释;在形式上以审判权限制、排斥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违反法律规定;在逻辑上是由被监督者限制监督者的监督范围，具有不合理性。

2、制订立法解释，明确规定再审期限。根据司法实践，再审法院应当在接到抗诉书后3个月内审理完毕，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3个月。

3、协调检法关系，实现同级抗同级审，落实检察机关在抗诉再审中宣读抗诉书、发表抗诉意见等权力。法院将法律规定的上级检察机关抗诉案件，通过制订司法解释发回下级法院再审，违反了检法两家在诉讼中等级对等(平衡)的原则，有损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形象和地位。

4、通过协调，确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利。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行政)公诉，法院应当受理，并免收案件受理费，同时制订民行公诉的相关细则规定。

同时，检察机关也应加大改革力度，在民行部门建立和推行“公开审查制度”和“主办检察官制度”，实现业务建设规范化、队伍建设正规化。公开审查制度要求在办理民事案件中要坚持立案公开，履行告知义务，公开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公开审查结论，使民行监督置于“阳光地带”，完全纳入依法监督的轨道，以公开促公正，实现民行监督工作中的执法公正。要实行“主办检察官”制度，通过竞争上岗、择优选任的方式，实行民行办案资格准入制度。对民行业务人员定期培训，不断提高理论与实践水平、提高办案能力。同时通过改革办案方式，落实办案责任制，提高民行办案效率，增强办案效果。

第五篇：德国大中型沼气工程建设与发展

德国大中型沼气工程建设与发展——赴德国下萨克森州考察报告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应德国汉诺威中国中心邀请，并受安徽省农业委员会委派，我们于2011年1月22日至26日赴德国下萨克森州考察交流学习大中型沼气工程工艺、建设技术、运行管理、沼气能源化利用、沼气发酵残留物的开发利用、沼气相关政策等。在汉诺威中国中心的安排下，考察团先后与德国下萨克森州农业部及有关大学、职业技术培训机构、融资机构（银行）和沼气生产企业代表进行了交流，并实地考察了德国KWS种子股份有限公司（能源作物种子的研发）、Hardegsen以秸秆为主要发酵原料的大型沼气工程。德国在沼气工程建设方面的许多成果和经验，印象深刻，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下萨克森州沼气工程及关联农业发展现状

下萨克森州位于德国西北部，西部与荷兰接壤，是德国面积第二大州。该州分为4个区，下设9市39县。南北和东西的公路和铁路线在此交叉而过，埃姆斯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内河运河在此与莱茵河、易北河和奥得河相连，形成了西欧和东欧的内河航道。农业资源十分丰富。下萨克森州三分之二的土地用于农业，主要种植粮食、甜菜、饲料玉米和马铃薯，北海沿岸是重要的产鱼区，被誉为是德国的“鱼米”之乡。全州总人口800万，其中农业人口占80%，纯农业人口占54%，全州面积18%为草地，42%为耕地，耕地面积约16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22%。全州共有各类农场约5万家，农场从业人员100万以上，2007年全州农业生产总值90亿欧元。

德国非常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仅沼气项目，2010年德国已有400万户居民使用沼气发电所产生的电能，总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300MW，相当于2—3个核电站。作为德国重要的农业大州，沼气工程是下萨克森州重点发展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之一（另外为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绝大部分养殖场均建有沼气工程，同时建有一批利用能源植物（主要为能源玉米）为原料生产沼气的大型工程。沼气工程95%以上由农场主或企业联系银行（一般为北德州银行）享受低息贷款建设，项目建设成功运行后，政府给予约总投资30%左右的资金补贴（拨付给银行抵消相应贷款），根据工程不同投资规模，补贴额度设定一个上限。一般工程正常运行5—8年即可收回投资。沼气工程建设多采取招投标制由专业化施工公司设计建造；国家没有专门的沼气技术标准，所以施工建造采用企业自己标准。沼气工程运行管理人员技术培训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政府认可的农业技术培训学校，二是工程设计、施工企业。工程的建后维修事宜多为谁承建谁负责，合同规定明确，企业诚信度较高。目前，德国沼气工艺多采用全混合产储气一体式反应器（CSTR）、中温（38—43℃）发酵，料液浓度根据工程原料不同有低浓度（TS≥6—12%，粪污原料）或高浓度（TS≥30%，农作物秸秆原料），料液发酵滞留期一般较长（30—60天），沼气发酵残留物以直接喷洒至农田综合利用为主，且根据德国政府规定，沼气发酵残留物必须经过180天（含发酵时间）保存后才能至农田使用。发酵所产沼气2008年之前主要进行发电上网，2008年后得益于低压吸附提纯沼气技术的推广应用，许多工程开始采用并入天然气管网供气的模式。据统计，2010年下萨克森州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已占总能源消费的15%，并计划到2020年达到20—25%。目前，下萨克森州自用电力的6.5%来自于沼气发电。2000年德国制定可再生能源法促进了沼气工程等可再生能源发展，2004年又实行对沼气发电进行0.2欧元/kwh的价格补贴政策，有力促进了下萨克森州沼气工程的发展。现在德国5%的沼气发电都在下萨克森州，2009年该州建有发电站的沼气工程875家，预计2011年将达到1300家，发电量由2009年460MW将提高至2011年650MW；全州沼气工程年投入资金20亿欧元，年产值10亿欧元，总体利润约1亿欧元。下萨克森州现有26万公顷耕地用于能源植物种植，占该州总耕地面积的13.6%，其中用于沼气工程原料的能源植物种植面积占75%。沼气工程建设，涉及该州的多个领域，如：能源作物育种、能源作物种植、工程建设、运输物流、能源投资、设备产销、技术培训等，通过沼气工程实施有力带动了整个产业发展。

据介绍，目前，下萨克森州不同规模装机容量沼气发电工程所占比例为：260MW以下占25%，261—500MW占52%，501—1000MW占22%，1001MW以上占5%。2011年该州计划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用于沼气原料能源作物的种植面积、通过立法从政策方面解决沼气工程发电或提纯供气并网等市场推广问题、进一步加大沼气技术研发与技术培训等。

二、KWS种子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情况

KWS成立于1856年，是一家具有150多年历史的大型作物育种企业，在德国上市，在全球业内位列前五，已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并设立了55家子公司和联营公司。2009年末公司全球营业额达7亿欧元。KWS一直视自己为“农民的种子专家”，每年将营业额的15%投入在研发活动中，并将“团队精神、亲切诚信、独立前瞻”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KWS公司自30多年前进入中国，一直致力于提高中国甜菜品种的生产能力，中国主要糖区的单位面积产糖量在过去的30年里增加了近一倍。近年来KWS的玉米品种在国内某些抗性方面表现出明显优势，且密植性能优异。

2009年11月KWS公司通过其旗下的欧洲杂交谷物育种责任有限公司先期投资200万美元，在合肥市高新区设立其中国研发中心——科沃施农业科技研发（安徽）有限公司，从事农作物生物技术、生物质能源技术研究及开发。目前KWS玉米品种已占中国北方玉米种植面积33%。

据介绍，KWS公司在欧洲约15%的年收益来自于能源作物。生物质能源在德国的应用形式主要是通过沼气作为能源载体，能源作物的用途决定其育种目标相对其他食用、饲用作物较简单，这些目标概括起来说，就是干物质产量的最大化，提高每千克有机干物质的沼气产量，改善剩余作物的可消化性，产量稳定，熟期有保障。

三、德国沼气工程建设特点

据德国应用科学和艺术大学的Loewen教授等介绍，近十年来，在德国，建设沼气工程多以获取生物能源为主要目的，因此追求最大原料产气率是这些工程最为重要的技术指标。从原料产气率角度分析，一些农作物，如玉米、甜高粱、甜菜、马铃薯及大麦的干物质产气率可高达600—1000m3/t，远远高于畜禽粪便的产气率，而畜禽粪便与这些原料掺在一起进行混合发酵，可以弥补这些原料氮源不足的问题，从而更有利于沼气的生产。此外，这些作物的单位产量也很高，比如种植1公顷甜菜可以收获100吨甜菜和26吨甜菜叶，而1吨新鲜甜菜可生产100m3沼气。同时采用这些发酵原料有充足的资源保证。德国每年的秸秆产量大约为5000万吨左右，目前的畜牧业养殖规模也有较大发展，每天产生的粪便所含干物质约可达60000吨左右。因此，采用农作物和畜禽粪便两种原料进行发酵（全混合发酵工艺）的沼气工程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由于全混合发酵原料SS含量和TS浓度都比较高，适合采用全混合厌氧反应器。德国目前约85%左右为立式全混合反应器，约5%采用卧式反应器，还有10%左右的沼气工程采用两种反应器联用的方式。近年来，随着新材料、新技术的发展，现在新建沼气工程有80%采用了将发酵罐和储气柜一体化的设计建造模式，即在反应器的上部安装双层膜用以储存沼气，既节省工程建设用地，又节省建材和投资；传统型钢制湿式储气柜逐渐被淘汰。在农村，许多畜禽养殖场、农场建的沼气工程多采用2个发酵罐串联发酵，其中第一个发酵罐采用连续进出料方式，其排出的料液进入第二个发酵罐储存并在其中继续产气，同时该罐还兼作沼气储气装置。储存在第二个发酵罐的料液经过120天左右时间储存后才能排放出来作为有机肥喷施到农田里，绝对不存在沼液二次污染问题。

德国的沼气工程所产生的沼气主要用来发电，同时多数将发电过程中产生的余热用于发酵罐供热，即热电联产工艺。沼气发电的方式主要是利用内燃机带动发电机进行发电上网。随着沼气净化提纯技术的进步，目前，已有部分企业把生产的沼气经提纯后输入国家天然气管网。

我们实地参观了Hardegsen的大型沼气工程。该沼气工程设计使用多级发酵工艺技术，原料在厌氧发酵罐中经过大约60天的完全发酵后，其有机物的分解率达到90% 以上，真正做到将资源完全、充分开发利用的目的。该套沼气工程装置完全利用的是德国先进的多级混和物质发酵技术，所有生物发酵过程和沼气提纯工程的运营采用高度自动化的监控技术，如：从供应秸秆原料的农场主运料地点（GPS卫星定位监视）到沼气站过地磅记录开始至向发酵罐加料及运行监测、故障报警等全过程，完全实现自动化。该工程从设计、建设、施工以及环境保护，包括噪音和排放都严格按照欧盟相关标准执行。

该工程设计工艺规模及有关技术参数：该工程的设计规模为每小时产气1200立方米, 采用沼气锅炉给发酵罐增温，每小时锅炉消耗沼气约150立方米，自动维持厌氧发酵罐和次级厌氧发酵罐内40℃恒温。设计全年运营时间为8200 小时，平均每天运营时间为22.5 小时。设计全年沼气产气总量为984万立方米。沼气锅炉消耗气体量为123万立方米，剩余气体通过低压吸附工艺提纯达到天然气品质（甲烷含量达97%以上），输入德国国家天然气网，供给天然气用户，设计年输送国家天然气网的沼气总量为470.44万立方米。该沼气工程采用混合原料的干法发酵方法，即主要原料来自已签约的附近50个农场主供应的玉米青储秸秆，麦秸秆等；此外还有少量的人畜粪便及高浓度有机污水做补充发酵原料，主要来自附近农场的禽畜粪便和冲洗污水等；粪污液体原料通过收集后用粪罐车运输到沼气站输入发酵原料预处理池，并通过预处理后泵入发酵罐与秸秆原料充分混合。

该沼气工程为平均每天处理粪便污水约50立方米。沼气发生装置前处理由一个350立方米预处理池（主要用于处理畜禽粪便污水），两个一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产、储气一体化发酵罐，体积为3435立方米和两个体积为3435立方米的二级产、储气一体化发酵罐以及三个体积为3633立方米的产、储气一体化发酵残余物储存罐组成。（德国法律规定，用于农田喷洒的沼气发酵残余物必须在储存180天（加上厌氧发酵时间）后，才能用于喷洒农田。初级发酵罐和次级发酵罐的罐体内设有增温装置，常年罐内保持恒定温度约为40℃。该沼气工程储气采用各独立的双膜储气装置通过气体管道相互连通的方式；

一、二级厌氧发酵罐储气装置设计容积为1921立方米，发酵料液残物储存罐的储气装置设计容积为2123立方米，储气装置设计总容积为14053立方米。

该沼气工程投资建造和运营：该沼气工程由两部分构成，沼气生产部分由德国C4能源股份公司投资兴建；沼气提纯入网部分由德国能源巨头E·ON公司投资建造。在该项目中，德国C4能源股份公司负责沼气工程的运营以及沼气的高效生产，生产的沼气直接销售给E·ON公司，E·ON公司负责气体提纯工程的运营，提纯后的沼气输入国家天然气网。整个工程（包括提纯沼气部分）总投资1100万欧元。沼气站目前仅有两人管理操作，自动化程度和运营效率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