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牺牲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第一篇：白求恩牺牲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白求恩牺牲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有关白求恩的事迹，几乎是家喻户晓，笔者要谈的，却是白求恩与河北有关的鲜为人知的珍闻。

在石家庄西里村，说到白求恩，不少老人会把白大夫视作“乡亲”。一位西里籍作家甚至骄傲地说“白大夫就是我们村儿的”。内里原因很有意思：华北烈士陵园原属西里村，1953年，白求恩的灵柩被安葬在这里；加之西里村白姓村民居多，“乡亲”之说由此生发。

白求恩在石家庄还救治过两名日本伤兵。1938年10月，晋察冀军区医院落户平山县观音堂乡花木村。在这里，白大夫不仅救治了近5000名八路军伤病员，还为头部负伤的两名日本伤兵做了治疗。伤兵痊愈后，白求恩为两名战俘和八路军大夫拍摄了合影，并将照片印成宣传品，通过各种渠道在敌占区和国外广为散发，借以展现八路军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感化日军，教育日本人民。

1939年夏在冀中前线，聪明的白求恩从老百姓的“粪驮子”中受到启发，巧妙地设计了名为“卢沟桥”的药驮子。它的外形像座桥，里边设置了各种夹板；“桥”的两边各有3个抽屉，里面设有若干小格，可以装各种手术器械和药品；两个药驮子上横搭一块门板，手术台就现身了。这就是“马背医院”的由来。

一般人通常认为，白求恩的牺牲，是因为他在抢救一名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刺破，感染了病毒。但在笔者看来，他的去世与长期营养不良而导致的免疫力低下有着极大的关系。白大夫不但谢绝了上级发给的每月百元津贴，还将组织上给他的牛奶等营养食物送给伤病员，自己却以小米饭、土豆蘸盐面为食，即使这样，他还常常不安地说：“我过着国王一样的生活！”

本文摘自：《燕赵老年报》2015年5月25日4版，作者：高越，原题为：《白求恩在冀轶闻》

第二篇：雷锋牺牲原因首次披露

雷锋牺牲原因首次披露 佚名

雷锋是在1962年8月15日牺牲的。关于他的死因，全国各媒体有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沉默，至多只提一句“因公殉职”。直到近几年来，才有一些影视片和新闻报道反映了当时的部分情景。本报编辑部近日接到多位读者打来电话，询问雷锋殉职的真实情况。为此，记者专程采访了与雷锋最后零距离接触的人，这个人就是现已离休的72岁老干部史宝光。当年正是他和张峻（曾为雷锋生前先进事迹拍摄过大量照片）两人进行的现场勘察，并做出了“以身殉职、意外事故”的结论意见。他还亲手把雷锋放入棺木中。

一根细木方夺走一条宝贵生命

史宝光说：“我对那段历史相当清楚，因为后来我曾和张峻坐到一起查缺补漏，整理了脑中的记忆。当时我任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保卫处的中尉助理员，那是我军旅生涯中最不同寻常的一次事故鉴定。”

史老说，现在关于雷锋牺牲的有些说法都是不准确的，有的更是胡扯了。

“1962年8月15日中午的时候，工兵团派人来沈阳汇报说，刚才雷锋因车肇事身亡！政治部领导感到事态重大，当即决定立案调查，并派我和搞摄影的宣传处干事张峻进行现场调查。我俩乘吉普车，大概两点多的时候到达抚顺望花区的事故现场。那时，那里只有几个留守的人，战士们在别处施工还没回来呢。”

史宝光、张峻先听取了团里和连里的汇报，但他们谁也不是目击人，都说不太清。于是他们来到出事地点，即九连营房东山侧的一条人行通道口，还让当事人乔安山把13号车开到现场重演当时经过。

乔安山当时很紧张，他以为史、张是军法处派来的人，要来逮捕他的。最后史宝光和张峻逐渐稳定了他的情绪，对询问一一做了回答：

他和雷锋驾驶“嘎斯”卡车，从工地执行任务回来时已接近午饭时间，雷锋与其商量，先把汽车冲洗干净后再回连，以备下午出车快捷。车便往九连炊事班室外水龙头处开。但汽车要走到水龙头处，就要走九连营房和房前一排晾衣杆之间的土道，由于有一根晾衣的木杆竖在入口处，所以要驶上这条道还得先拐个直角弯，这是不可能一次性就开得进去的。雷锋便下车查看地形，乔安山来驾驶。

当时雷锋是站在汽车左前方，离这根晾衣竿两米远左右指挥进车：“进——退——打轮——”等。车的前轮和车厢越过木杆后，乔看班长雷锋给他一个通过的手势，就开了过去。这时耳边“喀嚓”一声，他猛一回头，只见班长倒在地上，木杆已经折断。他急忙刹车，跑到雷锋身边，看到雷锋呼呼喘气，不省人事，就急喊救人。

雷锋被火速送到抚顺矿务局西部职工医院抢救，但这里条件有限，于是又转到沈阳军区202医院，路上用了50多分钟。不过终因伤势太重抢救无效，雷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医生的诊断结论是：雷锋因头部右侧太阳穴受木杆重击，造成颅骨骨折，脑内大量出血而致死。令人悲痛的是，这木杆仅有6×6厘米规格，却轻取了一个那样热爱生命、热爱祖国、党和人民的伟大战士的生命！

雷锋之死定性：以身殉职，意外事故

史宝光在现场勘察时发现，那根木杆是从根部折断的，木杆上粘有黑色橡胶末，而车轮后胎上也有明显擦痕。除此，车厢板和木杆的上部均未发现刮碰的痕迹。据此，史、张二人认为：通道进口狭窄，加之地面不平，左高右低，木杆根部埋有凸头，致使汽车驶入时，车身倾斜，从表面上看是刮碰不到木杆的，而惟有车后轮胎左外侧，挤压到木杆根部，才使木杆从根部折断。加上晾衣铁丝的牵拉反弹力量，迅速击向雷锋，造成悲剧。

搞清楚基本事实后，据此分析研究认为：这次伤亡事件，既不是乔安山有意所为和驾驶员的责任；又不是雷锋同志指挥的失误，而是一次偶然、意外的伤害肇事。因此经过这一下午的工作，史宝光以上级保卫部门代表的身份，提出事故的初步性意见，即“以身殉职、意外事故”。

当晚，史宝光向从工地赶回营房的团政委韩万金做了汇报，并同连队指导员高士祥共同研究，由其出面，找乔安山谈话，为他卸下思想包袱。

同时，史、张还到医院看了看雷锋的遗容。那时雷锋躺在医院病床上，脸上干干净净的，仅在脸上包裹着纱布，仿佛仅是受了点轻伤而在安睡。张峻当时还为雷锋的仪容拍摄了几张照片。战士们给雷锋戴上了军帽，换上一套新军装，把遗体运回连队，并摆放在一间活动室。为防止天热遗体变坏，史宝光还特地买来4块大冰砖镇在雷锋遗体身下。

史宝光向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打了正式报告，关于雷锋同志的牺牲经过、性质和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很快就得到了各级组织认定和同意。后来在军内外发布讣告和通讯报道等，均以此结论为准。

史宝光解释说，为什么说是“以身殉职”呢？因为雷锋是在工作岗位上牺牲的，他作为班长在指挥本班战士乔安山倒车时牺牲的。为什么说是“意外事故”呢？一般人谈到雷锋牺牲原因时，常说是汽车撞的，其实不准确。事实上不是汽车直接撞的，而是汽车撞倒木方，木方打到雷锋头上。木方也不是顺向打到头上的，而是在铁丝的拉力作用下打到的。这个过程有三个环节，这两个人是意想不到的，当然是意外事故。这是比较客观、准确、得当的。说明雷锋不是无谓牺牲，也不是责任事故，既不影响雷锋形象，也不认为乔安山有直接责任。

不过即使如此，在众所周知的乔安山打破沉默之前的那段政治时空下，雷锋之死的具体原因仍没有人能够全盘托出。

雷锋葬礼盛况空前人民群众夹道送行

雷锋的遗体被冰镇了一宿后，8月16日开始入棺。史宝光这时已是治丧筹备会人员。他至今仍对盛入雷锋的棺柩印象深刻。他说，那是抚顺地方的一名机关干部捐赠的。他原本是为家中老人准备的，当听说雷锋不幸牺牲后当即送来。那棺柩的原料是黄花松，又大又沉，四条汉子根本抬不动。“棺壁大概就这么厚！”史老用手比量了一下，记者揣测，大约十三四厘米的样子。他说，以至于1964年对雷锋进行迁葬时，那棺柩没有一点腐烂，那都是后话了。

入棺时，史宝光亲自抱着雷锋的头，和班里的战士、连里干部一起把雷锋裹在洁白的布中，平稳放进棺木里，让他安息。曾经朝夕相处，多次得到雷锋帮助的战士们持枪为他守了一夜。

8月17日，在望花区机关小礼堂，为一位普通战士举行了不同寻常的追悼会。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周围摆放二十多个大花圈，雷锋的灵柩摆在前台中央，上方是张峻亲写的追悼大会横标。机关、部队的代表约有2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会后，由军用摩托车开道，地方派出的业余铜管乐队奏起哀乐。悲痛气氛笼罩下，大小20余辆军车载着花圈和部队官兵，为他们的好战友雷锋送葬，将他送到老虎台矿区的南山墓地。

史宝光说，此举在当时，对于一位战士之死，是盛况空前、前所未见的。沿途群众不禁好奇地问，部队送的是何人呀？一听到是雷锋后，都不约而同地加入到送行队伍中，更多的人站到马路两旁，默默地哀悼和思念着雷锋。

第三篇：穷人的真正原因

周围常常听到有人持有这么个论调：

“我们为什么要交这么多的税去养群人，那些穷人自己懒，所以穷，却要我们负担。凭什么？你弱你有理咯？”

而在号称“中产阶级聚集地”的知乎，前两天也有人问出了这么个问题： 是否应该取消对穷人的补贴和福利以激励他们上进？ 我当时的回答是：

总有那么一二三四个逗货否认阶级壁垒的存在，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不够努力。这样的人要么傻要么坏。

因为当时比较匆忙，又特别想说点什么反对这位题主，就打下了这么行字，截止到今天，已经破千赞了，所以决定在微信平台具体说一说，为什么这个问题的问法很不好，以及为什么他们穷，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1，先说两个故事。

晋惠帝执政时期，有一年发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有挖草根，食观音土，许多百姓因此活活饿死。消息被迅速报到了皇宫中，晋惠帝坐在高高的皇座上听完了大臣的奏报后，大为不解。“善良”的晋惠帝很想为他的子民做点事情，经过冥思苦想后终于悟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曰：“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美国废除黑奴前，美国南方种植园的白人奴隶主特别喜欢榜出一个黑人模范，说他辛苦工作，任劳任怨，所以每个月可以多获得一些粮食和报酬。而对于那些吃不上饭，对奴隶主不满的人则批评他们工作不认真，没法养活自己的家人是因为自己工作不够努力。

这两个故事，前一个傻，后一个坏。“为何不取消对穷人的补贴和福利以激励他们上进”这一问题就兼有前者的傻劲和后者的坏劲。

它不仅把穷人之所以穷完全归结于穷人不努力不上进，是活该，而且认为只要取消了对穷人的补贴，穷人就会上进努力工作，整个社会的效率就会为之提高。我想，他们大概是把自己当成奴隶主了。

2，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喜欢标榜自己的痛苦。

比如说早上七点钟起床去上班，晚上十点才回家，比如说为了考研笔记做了整整一抽屉，一大早去图书馆占座，把真题集一页页翻过去，唰，唰。

可是他们困了可以靠在办公椅上休息一会，饿了可以去学校食堂吃一顿再回来工作，在温度适宜的空调房里，书桌里，电脑前，做着和书籍有关的事情。这就叫努力，这就叫痛苦了吗？

太原富士康的流水线员工忙的时候每个小时要加工900个产品，平均每个产品的加工时间不能超过4秒，整整十个小时的上班时间里，每一秒钟都必须站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做着机械又重复的工作。很多员工承认，“感觉像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然而他们不会离开，因为他们知道，富士康就是流水线工厂中的麦肯锡，离开了这里，他们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单位了。几十米之隔的富士康保安常常羡慕地看着他们，表示自己也想去做工人，但因为犯错太多，只能来做保安。

2012年，一个普通的富士康工人如果一天只工作10个小时，那么他的工资是“令人羡慕”的1800元。所以他们平均每周工作时长超过60个小时。

大同黑煤窑的工人的工资就稍微要高一点。每天6点天没亮就要下去拉煤，一直拉到晚上没办法工作了为止。从地下七八百米的地方把几十斤重的煤运上来，一名工人每天可以得到一百元左右的报酬，大致等于什么事都不用做的实习生每天的报酬。除了工作环境艰苦，工人们还要面对矿难塌方，老板拖欠工资，自己身体扛不住等风险。即使如此，在被问到是否辛苦时，从四川农村来的陈姓工人还是这样说： “这里比在家乡要好上１０倍，这儿干一年，比得上在家乡干６年”

珠穆朗玛峰脚下的夏尔巴人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提供向导服务。他们为登山者背负行李辎重，遇到危险的难以翻越的障碍搭人墙让雇主通过。这样他们每年可以赚取4000美元的工资。为了这换算成人民币4万元不到的收入，许多夏尔巴人都死在了登顶珠峰服务的路上。

“我的朋友和兄弟都死了，事实上最后能活下来都靠运气。”夏尔巴人巴桑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唯一赚钱的方法。”

那么，当你吹着空调，坐着地铁，上过大学，用过电脑，在城市里做着还算体面的工作时，面对着这些为了基本的生存挣扎的底层人民又有什么立场说“应该取消穷人的福利来激励他们上进呢？”

你要知道，他们中的不少人，别说识字，甚至连普通话都不会说。而你甚至可以用英语和外国人交流。有的人可能每天都和中央领导一起去吃打卤面，有的人可能和正厅级干部说一句话就能回去吹上半年。这就叫阶层，代表着受到的教育，接触到的信息，能触及的圈子完全不同。而以上三点，是影响赚钱的最大因素。

“美国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在1998年，为了体验底层美国人民的生活，选择了六个地方，在不同的城市去打工。为了确保她能真实体验当地底层人民生活，每到一处她隐瞒自己身份，断绝和过去朋友来往，全靠1000美元的积蓄开始。不过她还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必须要有一部自己的车子，否则太不方便了。在美国养车成本真比国内便宜太多，这个有车族一样可以是穷人。

在这些地区，一个没有学历的普通人能找到的工作一般时薪是6~7美元，一天八小时工作下来，也就是50美元，一个月工作25天也就是1250美元。

但是如果想离工作地点近一点的话，往往房租就得占到600美元以上，这对一个月收入1000多美元的人负担太重了。

所以她不得不到离工作地点几十公里的地方租房，但这样养车的成本，还有吃便宜且没有营养的快餐，一个月还得400~500美元买食物和汽油。然后，然后就所剩无几了。

在一个陌生城市最开始找工作的几天会更难，因为还没找到稳定的住处，不得不去旅馆过渡几天，这几天的住宿会很快把1000美元积累耗光，等找到工作，拿到第一笔薪水，钱得赶紧支付房租。芭芭拉在不同的城市，换了六种工作，有零售，有清洁，有老人服务，但是结局都一样： 她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困局。

-->因为没钱，不得不住在偏远地方

-->因为住在偏远地方，所以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在路上

-->因为花费很多时间在路上，她用于提升自己和发现更好工作机会的时间越来越少-->为了应付房租和生活成本，她不得不说服自己承担更多小时工作或者兼职

-->因为花了太多时间做各种劳苦的工作，她渐渐成为一个工作机器，无力做任何其它的事情，直到情绪爆发离开

然后换一个地方，进入下一个循环。

是的，换了六份工作，不管多么努力，也不能换来一个未来，在沃尔玛也不行。一个可笑的事实是，她们这些在沃尔玛做服务的人，买不起在沃尔玛做促销的商品。这就是阶层。

当你看到一个贫寒子弟在北京辛苦打拼，最后终于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拿到20万每年的税前薪水，却因为要还全家人为了供他上大学借的债，照顾卧病在床的老父亲而不得不依然每天省吃俭用。而另一个富人子弟仅仅通过出租家里的房子就年入20万时。

当你发现马化腾的父亲是盐田港公司上市董事，97年的时候开着奔驰给马化腾做账。柳传志的父亲是人民银行，国贸委高层。王石岳父是广东省副省长时。你会感到这就是阶层。3，原先英国人也认为贫穷是因为懒惰，是种罪孽，比如《贫困法》要求接受救济的穷人必须在贫民工厂（Poor House）干活，工作条件比普通工厂恶劣得多、获得的薪酬也低得多。

目的就是刺激这些穷人走出去自食其力。

一位英国教授回忆，他小时候家边有个贫民工厂，有些老人谈之色变、甚至不要走近那里，看到那房子就魂不附体。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意进去。

后来经济危机一来，许多被大家公认勤劳节俭的“体面”家庭也破产，流离失所，和之前那些贫困的人没什么两样。

终于他们意识到，贫穷不是一种懒惰，不是罪孽。贫穷是一种不幸，需要救助。

一是因为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其实和底层的距离并不遥远。他们往往有着收入不算高但还算体面的工作，辛辛苦苦攒了十多年钱，终于还清了房贷，车贷，成功从一个底层后代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转而自信心爆棚，喜欢指责世界上的穷人为何不努力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

其实一场天灾，一场人祸或者一场大病就能让他们上演“一夜之间中产变访民”的闹剧。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既没有很快重新聚集起财富的能力，周围也没有真的可以无私帮助自己的中产朋友。自己有的只有一双勤劳的手，以及不断辛苦劳动攒下的点点积蓄。

现在这些积蓄没了，于是中产梦碎，一夜之间中产变访民。这时他们才像英国人一样意识到，贫穷离他们这些“伪中产”并不遥远。

所以啊，救助穷人不但是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是救助我们自己。况且，真把无产者逼急了。听说过这句话吗？

“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4，以上是文章，以下是一些吐槽：

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兴起了一股屠戮底层人民的风气。“你弱你有理”，“我为什么不给你点赞”，“我为什么不帮助你”“我为什么不借给你钱”“我为什么对你见死不救”，“你不过是圈子弱，家里穷，智商低”，“我为什么不和穷人交往”，“又穷又丑的男人肯定花心”，“穷人一定也人品坏”

这些文章大行其道，每天每夜都在揭露或真或假的所谓“穷人原罪”，先是把底层人民的心态充分解构，然后明确指出不要和底层人民来往。最近又冒出来“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这样的论调，开始诛底层人民的心。

于是那些起早贪黑，为了生存努力挣扎的底层人民就这样被他们打入了懒惰，贪婪，不值得帮助，没有智商没有情商活该灭亡的无间地狱，仿佛把他们打到底层还不够，还要踩上千万只脚才罢休。这些人我就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自己姓赵吗？ 如果不是。

灰烬与尘埃又为什么要互相憎恨呢？

第四篇：七七事变的真正原因

大家都知道，“七七事变”是因日军以失踪一名兵士为名，要强行进入宛平城，而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

事实上，在1937年7月7日晚，驻丰台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100多名日军，开始夜间军事演习。演习前中队长清水节朗大尉说明了演习内容；从回龙寺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攻击。

演习至夜10点30分左右，清水节朗大尉下令部队集合休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日军小队长向清水节朗报告说，失踪了一名叫志村菊次朗的士兵。清水节朗大尉感到失踪一名士兵是件大事，便立即向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报告，一木清直末加分析，就直接报告了联队长牟田口大佐。

就在这些日军官佐一级一级向上报告到，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松清久太朗那里时，巳是子夜时分了。

松清久太朗打电话给冀北政务委员会，说是日军在演习时，遇到不明枪响，失踪士兵一名，要求立即进入宛平城搜查。当时中国军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听后十分不满，认为日军在末经我方同意，擅自在我国领土上进行演习，对于日军的一名士兵失踪，我方完全不负任何责任。

日军对秦德纯的回答十分不满，进而进行威胁说，要用武力进攻宛平城。这以后的战事，大家都在各种报纸，书刊看到过了。

再说那位失踪的日军，名叫志村菊次朗的士兵，在清水节朗大尉下令部队集合休息后20分钟时，巳回到了原小队。他向小队长说明了情况，这几天肚子拉稀，在野地里放便了一下。小队长报告了清水节朗大尉，清水节朗大尉立即报告了联队长牟田口大佐。牟田口大佐一听，为时巳晚了，他害怕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对他的谎报事实给以处罚，于是，就将这个事实隐瞒了下来。

多年后，牟田口在手记中写道；我当时一是想打一仗，出出威风，二是怕受到处罚，所以隐瞒了这个事实。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就此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

第五篇：大隋覆亡的真正原因

1、乱世枭雄

隋末风云动荡的局面，皆是自王薄而起。知世郎王薄本是个饱读诗书的圣人门下子弟，本来不应该与土匪流寇为伍。如果不是因为朝廷征讨高句丽的话，他甚至可以到京师赶考，进而成为大隋的官员。可隋炀帝东征高句丽把科举这个唯一留给寒门子弟的出头机会也终止了，而县里的帮闲却亲手把一纸军书送到了他的家中，逼他去辽东服兵役。于是在611年一月，大隋还在为一征高句丽做准备的时候，王薄就挟民怨起事，带着数十个同样不愿去辽东送死的同乡造了反，上了长白山，并用他原本要用来参加科考的才华，写就了那曲动摇大隋国本的诗歌----“无向辽东浪死歌”。

王薄因不堪兵役骚扰而发动的起义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开端，此次起义带有明显的反徭役、反兵役的件质，深得人心，“避征役者多往归之”。黄河下游一带的农民纷纷响应王薄，相继又爆发了多股农民起义，星星之火，迅速演成了燎原之势。然而此时大隋根基尚在，各支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到了612年，大隋百万大军照样敢远赴辽东，让国内形成军事真空，可见此时农民起义仍然未能掀起大风大浪，在隋朝统治者眼中不过是皮毛之患而已。

2、天下大乱

大隋并非是因为征辽失败而垮下去地，门阀体制的昏暗已经决定了它的覆亡不过是早晚的事儿。然而毫无疑问，三次征辽大大加快了其崩塌的进程。

大隋建国时兵精甲利，天下无敌。然而在一征高句丽之时，大隋损失了三十万镇国的精锐府兵，统治的根基已然动摇，这也是隋朝灭亡时被翻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正因为隋帝国元气大伤，东征失败又造成朝廷威信扫地，凝聚力和威慑力降低，非但罗艺等藩镇军头不再效忠，连平头百姓也有了造反的勇气。而朝廷手中既然缺少精兵，就无法对叛逆者快速有效地进行镇压，一旦第一支造反者得以逍遥法外，而官军却对其无能为力，朝廷就失去了威信和震慑，离覆亡也就不远了。

第一次征辽失败让朝廷的威信荡然无存，为了消除征辽失败后在邻国心目中引发的严重政治后果，挽回大隋的颓势，杨广第二年就再次大举东征。百姓困苦不堪，唯有相聚为盗，大军未发，天下已乱。河北有孙宣雅、张金称、窦建德，陇右有高和尚，两淮有杜伏威，各举义军，攻城掠地。义军每到一处，屠尽富豪之家，平民之门有些被杀尽，有些则不过清洗一空，再裹挟其中的精壮从贼。

隋炀帝不顾义军蜂起，坚持二征辽东，这进一步加剧了百姓的不满情绪。杨玄感手中并没有多少军队，却敢在黎阳造反，并轻松煽动起一支由船夫组成的大军，可见征辽规模太大，兵役扰民极深，百姓对朝廷已经普遍心存不满，忠诚度锐减。而杨玄感也正是看到了民间的不满情绪，才觉得有机可乘。

杨玄感叛乱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却直接导致了二征高句丽的失败，朝廷的威信进一步降低，而大隋上层的内乱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民起义的规模。大隋在经历了两次辽东惨败和杨玄感造反后，衰败不可避免地来临了。墙倒众人推，余杭刘元进起兵，东海彭孝才聚众为盗，宋子贤、向海明、杜伏威、辅公佑、苗海潮等大小二十余伙贼寇纷纷扰动一方，河间赵万海、平原高士达都悍然立国，一向软弱的百姓们突然都暴戾起来，一个个争相干这株连九族的买卖。

二、三次远征高句丽虽然加剧了百姓的苦楚，但打胜了却可以震慑四夷，重新挽回朝廷的凝聚力。然而在二征高句丽被杨玄感搅黄后，隋炀帝又被迫催动第三次倾国征伐，这无异于是向沸油中又泼了一瓢凉水。频繁的征发让百姓的愤怒达到了顶点，对朝廷的不满也凌驾了忠君爱国之心，最后连大多数地方官员都开始阳奉阴违，暗暗抵制这条乱命。第三次征发时，“天下已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农民起义四处爆发，河北窦建德攻城掠地，河南瓦岗军聚众达数十万，江淮一带杜伏威军越滚越大„„而随着大隋朝摇摇欲坠，很多原本臣服于中原的外族也重新露出了爪牙。在河北的雁门郡，刘武周打着突厥麾下小可汗的旗号四处攻城占县，大隋的疆土日渐流失，曾经强盛的一代王朝此时已经有了崩塌之危。

从根本上来看，之前的杨玄感和先后起义的各支叛军之所以有勇气造反，并有能力给大隋带来麻烦，主要还是因为之前那三十万府兵的覆没。如果那几十万能征惯战的精锐不埋骨辽东，任何人在短期内都难以撼动大隋的根基，甚至不敢兴起造反的念头。可此时皇帝麾下的也不过是一群临时征募来的农夫，对义军已经不再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了。当然，此时的大隋仍然存留了不多的精锐府兵，战斗力很强，而农民军战斗力低下，屡败于这些精锐官军，但朝廷之后的频繁征辽又把不少人再次赶到了流寇帐下。朝廷一次次对百姓的征发，无异于是在替流寇们招兵买马。

朝廷对蜂起的各家流寇屡剿不灭，整个河南看上去还算安宁的，不过是王世充所镇守的江都附近几十里的地方。出江都向南到宣城，向北仅到淮南，便是盗贼的安乐窝。很多在河南诸郡被张须陀打得无处躲藏的盗匪都跑到了淮上，利用淮河和长江之间复杂的地形与官府对抗，大大小小响马加在一处已经超过百家。而令人倍感无奈的是，与天下其他地方相比，河南诸郡还算大隋朝最稳定的区域之一。南方各地自从鱼俱罗将军被冤杀之后，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而素以民风骠悍著称的河北诸郡，局面更是动荡不堪。先有张金称在清河郡击杀了右侯卫将军冯孝慈，然后有高士达、窦建德以高鸡泊为老巢四下攻伐。更令人惊诧的是，在征辽大军班师时，居然被一个名字叫做杨公卿的响马抄了御林军的后队，大摇大摆地从杨广眼皮底下抢走了四十二匹御马。

等到第三次征辽无疾而终，隋炀帝筹划第四次征辽时，还没等群臣们议出个具体出兵方略来，地方上已经有更多的豪杰以此为由造了反。他们攻打州县，划地称王，根本不把前来征剿的郡兵放在眼里。而那些郡县的官员们也不争气，屡战屡败，把成批的铠甲兵器向反贼手中“送”，等送到最后，实在无兵器粮草可送了，为了逃避战败的责任，这些家伙就干脆把官服一脱，跑到反贼麾下去当了官。

3、杨广死时大隋实力仍强

一个王朝的第二世本不到崩塌之时，杨广本人也是一位才能出众，足堪开疆扩土的统帅，所以大隋的两代而终就显得十分蹊跷。当时虽然天下大乱，义军蜂起，但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效忠于杨广，朝廷的势力仍然很庞大，各地的重镇还大多控在朝廷手中，义军不过是割据一些偏远的城县而已，隋朝的统治还远未到彻底崩塌的地步。宇文化及等人弑君前，曾对欲私下逃离的大臣说：“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这句话也从侧面证实了杨广在死前仍然有很大的威望和势力，尚有制裁四处叛逃者的实力。而从无论是李渊还是王世充，甚至是弑君的宇文化及，都要装模作样地捧出一个杨家人来做傀儡皇帝就可以看出来，各家反王仍然需要借助大隋的名号来招聚人心，隋朝虽然激得民怨沸腾，但仍然还有很强的威信。

之后隋朝迅速垮台，主要是因为江都兵变之后隋炀帝死了，旗帜一倒，大隋的凝聚力顿时崩塌，各地军头群龙无首，纷纷归附强者，或力图拥兵争夺天下，无人再肯勤王死战，才让李家捡了个便宜，否则隋末的局势还很难预料。虽然李家已经在勾结突厥人后攻占了陕西，但河南的越王杨侗还有很强的实力，后来与李家争天下，打得不亦乐乎的王世充不过是他手下一员将领，都有与李家争天下的能力，可见李家想拿下河南都不容易，更何况杨广如果不死，就有东南大半个国家做为河南的后盾，李家未必就能够获取天下。虽然从宏观上看，门阀势力无法制约的隋朝迟早会崩塌，但如果杨广不死，决计不会如此兵败如山倒，被摧枯拉朽般灭亡。

李唐王朝之所以极力丑化杨广，渲染夸大隋炀帝死前局势的失控和混乱，竭力营造隋朝已经大厦将倾的假象，就是希望能够误导人们相信隋朝当时已经临近土崩瓦解，杨广早已众叛亲离，人神共愤，士兵们兵变弑君是必然之事。而即使没有兵变，隋朝也早已不堪李家门阀一击，被灭掉只是弹指间事。以强调李唐王朝取代隋朝是顺天应命、符合民心之举，并藉此遮掩自己背主篡权行为的恶劣性质。

4、应对失当

在百姓不堪重负，纷纷揭竿而起之时，如果朝廷能够及时妥善地应对，暂缓第二、三次征辽，宽免赋税，对遭灾地区开仓放粮，同时调集精锐军队，及时对义军进行镇压，同时剿抚并用，招安纳降，分化瓦解，就有很大可能将火苗扑灭在萌芽之时。然而由于朝政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上下官吏都从私利出发，对危局应对失当，不仅放任流寇坐大，而且对百姓的盘剥不减反增，把流寇烧杀后的损失摊派到尚未造反的人身上，致使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把越来越多的本分人逼上梁山，终于把局面搞到不可收拾。

大隋政务的主要负责者，裴矩和虞世基早就知道天下义军蜂起，却一直瞒着杨广，压下各地的告急文书，让众家流寇得以坐大。等拖到流寇攻城夺县，四处烧杀，官府屡屡征剿却又效果甚微，再也遮掩不住之后，二人又向隋炀帝献上了一个孬点子。为了防止百姓被农民军洗劫，进而产生新的乱民，再彼此裹挟串联，越滚越多，朝廷竟然强制推行了逼百姓搬迁到城里居住的荒唐政令，把原本富饶的土地变成了无人烟的苍茫旷野。要说此计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毕竟坚壁清野之后能给流寇们带来许多不便，他们可劫之财和可抓之壮丁都大为减少。然而这些“肉食者”却忽略了两个关键问题：这些少有积蓄又失去土地的农民们在入城之后该如何生存？城外的田地都无人耕种，那城里人吃什么？其实帝国的门阀重臣们也未必就想不到这些问题，只不过底层百姓的生死，这些整日纸醉金迷的上位者们不会太在意罢了。

被强迫搬入城中的农民们失去了种地的权利，也就失去了谋生来源，很快就穷困潦倒，不得不卖儿卖女，而等到卖无可卖后，就只有举家饿毙街头。一开始还只是贫苦农民如此，一两年之后，甚至连小康之家也变得无米下锅，于是有些活不下去的人就干脆潜出城当了土匪。虽然他们最后大多都会死于与官军的战斗或土匪之间的火并，但至少能多活一段时间，不必眼巴巴地看着全家人饿得露出皮肤下的骨头，然后逐一倒毙于路边。

其实大隋并非粮食奇缺，无力救赈灾民。早在杨坚开国不久，大隋就依次设立了黎阳仓、河阳仓、含嘉仓、广通仓、洛口仓五大储粮仓，仅洛口仓就有粮窖三千个，每窖存粮八千石，共储粮两千四百万石，数量极其惊人。这些粮仓建立的初衷就是备荒和军用，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惯例，在太平年代，官府每年收上来的米粮大概有三分之一要流入各地官库，做为国家的战略储备。即使在大隋覆灭之时，这五大粮仓也大多仍然满溢。而在经历了隋末战乱、大唐初建的数十年时间之后，直到贞观年间，还有隋朝的陈粮被拿出来赈灾，可见其储量之富足。

但由于杨广一直申明他要用仓中的粮食做征辽之用，而私开粮仓是族诛之罪，因此没有圣旨，地方官员们宁可眼看着治下的百姓成批饿死，也不敢打官库的主意。更过分的是，就在百姓已经不堪重负之时，朝廷非但不肯降低赋税，反而要再次征辽，并为此增加赋税，贪官污吏们仍在一年年征收粮米，用来完成朝廷要求的份额，并借机从中大捞一笔。就在大批百姓已经被胥吏搜去缸中最后一颗米，无法挺过当年冬天的同时，大隋存放粮食的官库却十分充实。此时隋朝的赋税已经暴增到了四成，跳起来造反的已经不止是那些寻常百姓，连一向不愿招惹官府的大户人家也开始拖欠地方钱粮，衙门里反复催促，甚至要动用捕快，才能把欠帐催上来。更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铤而走险，落草为寇。

5、大隋并非亡于农民起义

由于我朝是农民起义起家，所以喜欢夸大农民起义的重要性，而且总是把复杂的朝代兴替问题一概牵强地归结于“民心所向”之类飘渺的原因，而刻意忽视了推动改朝换代的更本质的原因，造成了很多人对历史的理解产生了错位。事实上，旧式宣传中把隋朝灭亡归结于乱政和农民起义是一种相当浅薄的错误见解。农民起义最多只能给隋帝国带来困扰和混乱，却绝对没有能力推翻统治，取而代之。职业农夫和职业士兵的战斗力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而草寇们的影响力和财力也根本无法与门阀世族相提并论。隋末号称群雄并起，反王无数，但真正有能力争夺天下的，也不过只有李渊、王世充、罗艺等几位隋朝的重臣而已。李渊几人原本都是大隋的猛将，戍守一方，麾下都是大隋的正规军，受过持久而专业的军事训练，并且财雄势大，粮草充足，武器甲胄精良，声望也很高，大小豪强闻风而从，所以才有争夺天下的本钱。

农民军自身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数量再多也是乌合之众。从古到今，农民阶级仅凭自身起义成事者只有朱元璋一例，还是主要依托于民族矛盾的推动力量。李自成和我朝的农民起义都是因为中央政权受到外界势力的干涉和牵制才得以成事地。隋末各地的农民起义军看似声势浩大，手下动辄数万兵马，但给朝廷捣乱拆台还行，却根本没有逐鹿的资格，只不过是跟在强者身后瞎凑热闹而已。农民军根本不是朝廷正规军的对手，无论数量是四十万还是二十万，在精锐官军面前其实差别并不大，五千人足以与之相持，有八千人足以破之，所以风起云涌的各路义军最后都被原属统治阶层的各地割据势力或剿灭或兼并。大隋的边将李渊仅仅掌控大隋不到一成的军队，后来再招点新军，就足以平定窦建德等诸路义军，这说明大隋完全有能力平定各路起义，只不过重臣们各怀异心不肯为国家出力罢了。

在失去大多数底层民心的同时，也未能得到各地军头和门阀的效忠支持，这是大隋崩塌的主要原因。这些门阀贵族不是胸藏野心，希望取隋而代；就是想坐观成败，保存实力，然后投效新主，用手中的资本为自己和自己的家族谋取利益，所以剿灭义军时都不太卖力，致使义军坐大。后来李渊、罗艺、梁师都、刘武周、薛举、李轨、萧铣等手握重兵的大隋重臣先后率领自己的家族反叛或割据一方，其它小门阀则脚踏两只船，在一旁观望，有些甚至直接投向叛军。等到隋炀帝被亲信叛变杀死后，仍然忠诚于朝廷的军队和官员失去了效忠对象，大隋便一夜间崩塌。

6、家贼难防

大隋的各路藩镇要比农民军可怕得多。他们有组织，有良好的后勤，有极强的政治号召力，手下还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是一股完整稳固的政治力量。藩镇麾下的军队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有些还是戍边的劲卒，战斗力甚至比朝廷的野战军还强。而且他们熟知朝廷的各种优势和弱点，选在朝廷最虚弱之时发作，在大隋背上捅下狠狠的一刀。

在隋末的藩镇中，以王世充、罗艺、李渊三家为最，最终李渊取隋而代。李氏门阀拥有庞大的人脉和半个河东道地盘，太原留守李渊手握关右十三郡的军队，是负责国家北部边防的重臣，隋炀帝委派他在山西一带防御突厥。哪料到李渊居然勾结突厥，奉突厥可汗为君，纳贡称臣，进献美女，然后与突厥合兵一处，联手入侵，杀向自己的祖国内部。而江都通守王世充统辖的三万江淮劲卒原本是大隋最精锐的武装力量之一，杨广死后他也拥兵一方，与李唐争夺天下。

但王世充和李渊就算绑在一起，其丑恶程度也比不上寡廉鲜耻的罗艺大将军。罗艺麾下的虎贲铁骑是当时隋帝国野战能力最强的部队，虽然人数仅有五千，但战斗力极强，从来没打过败仗。这五千具装骑是大隋第一名将，大将军王杨爽亲手练出来的精兵，是天下至锐，无坚不摧，当年罗艺追随杨爽跟突厥人打了无数仗，这些人马都披有厚甲的虎贲铁骑一直是突厥武士心中的恶梦，屡次重创突厥，并直接导致了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后来大隋和东突厥启民可汗结亲，又主要靠这支军队击败了西突厥。

卫王杨爽是杨坚的异母兄弟，十四岁领兵，打遍中原无敌手。开皇二年，突厥人见大隋刚刚立国，内乱未平，便兴兵四十万叩关，把武威（今属甘肃）、金城（今兰州）、天水、延安等地抢成了一片焦土。杨爽率十二万大隋青壮分七路迎敌，在白道（呼和浩特一带）把沙钵略可汗堵住。当时各路兵马均不在附近，杨爽本部只有两万人。众老将都建议撤离，杨爽却不肯坠了威风，带着五千铁骑直冲沙钵略本阵，五千人把十万精锐胡骑杀得溃不成军，尸体绵延三十余里。是年，杨爽方二十。二十四岁时，杨爽再度出塞，突厥诸部望风而逃，根本不敢搠其兵锋。

隋唐时最重门第，罗艺出身寒微，本来在仕途上难有作为，是隋炀帝破例一手把他从军中提拔起来，在杨爽死后又把这大隋最精锐的五千重甲骑兵交给他，厚封他为虎贲将军，更在财力和权限上给罗艺大开后门，造成了罗艺势力的迅速壮大。杨广对罗艺有极深的知遇之恩，也一直将罗艺视为心腹，将这五千虎贲作为自己的王牌部队，用这支兵马威慑东塞诸胡，从来不肯轻易调动，就连三次讨伐高句丽的关键性战役都没有舍得让其随行。然而罗艺却是一只白眼狼，很快就忘记了杨广对自己的恩德，翅膀一硬就起了不臣之心。隋炀帝的圣驾在雁门被突厥大军团团围困，各地纷纷赴援，罗艺坐拥精兵却按兵不动，后来甚至还与突厥勾勾搭搭。

到了大隋义军蜂起的危急时刻，朝廷欲调罗艺镇压时，起了二心的罗艺已经决意要逐鹿中原，所以拥兵割据一方，不听号令。其实以幽州兵团的实力，很多其它官军不易消灭的悍匪都可以轻易消灭，但希望天下大乱好趁机起事的罗艺只盼着乱匪越多越好，所以非但不肯奉命剿匪，反而与河北贼寇配合得相当默契。当他拒绝听从朝廷的命令后，隋廷就停了对幽州军的财力和粮食供应，并试图将其压服，但罗艺与流寇勾结起来抵拒朝廷，每当忠于朝廷的军队压迫一方时，另一家就会在背后擎肘扯脚。薛世雄征缴流寇窦建德时，罗艺立刻趁机夺了东北三郡，失去老巢的薛世雄腹背受敌，被窦建德从拒马河直接追杀到桑干水，兵马损失过半。等到大隋官军威逼幽州，赵万海、高士达等流寇又在身后闹个没完。等官军返身杀回河北来，高士达等人又闻风远飙了。

突厥得知罗艺有不臣之心后，更是推波助澜，希望造成中原内乱而谋取利益，于是一直在向罗艺所辖的地区大量输入战马，增强罗艺的实力。之后不久，罗艺便以提防高句丽趁虚而入为名，把柳城、燕、辽东这临近三郡全部收归囊中，驱逐朝廷任命的官吏，截留赋税，私扩守军，还自封为幽州大总管，种种大逆不道的事情都做了个遍。罗艺之所以还没有明目张胆地造反，是因为时机不到，不愿此时承担忘恩负义背叛之名。而朝廷此时内忧外患，也不愿激起兵变。而且如果隋炀帝派兵讨伐罗艺，人们又会说是皇帝逼反了他，认为罗艺是蒙冤的忠臣，所以隋炀帝只好对罗艺听之任之。

一套具装甲骑需要配备两到三匹战马，还需要有大量的马夫、兽医随军，所以罗艺的这五千具装骑耗费极大，大隋倾全国之力才足以维持这支军队。罗艺与朝廷反目后，为了养活这支铁骑，把幽州治下刮得民不聊生，赋税是其它地方的双倍，不断有倾家荡产的百姓逃到它处，甚至不惜移居到蛇虫肆虐，猛兽纵横的荒野之中。在群雄割据的乱世中，治下的人口即意味着兵源和税收，各路诸侯之间交手，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削减对方治下的人口数量。罗艺所在的幽州地区比较贫瘠，供养具装骑难度很大，最终令罗艺陷入了经济、民心、人口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也是他拥有天下至锐的具装骑却无法攻取天下，最终只能投入李渊麾下的主要原因。而另一个重要根源就是罗艺出身贫寒，没有一个大的门阀可以倚靠，缺乏大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支撑，所以无法如李渊般逐鹿天下。当然，发动一场战争要花费天文数字般的财力物力，以河东门阀李家之富足，在起兵时为了保障军队供给，也将地方刮了个干干净净。不过在攻占永丰仓后，李渊获得了大隋积攒了十余年的大批存粮，之后便立刻风生水起，大批缺衣少食的流寇和义军纷纷归附，总数多达立时超过了二十五万。

品行恶劣的罗艺结局不佳。他见情势不利，便主动归顺唐朝，之后为唐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李建成登基即位是板上钉钉之事，所以罗艺积极投效，成为李建成的死党。为了向主人表忠，罗艺专门对李世民倨傲无礼，还多次与李世民发生冲突，二人矛盾很深。但罗艺万没想到，李世民竟然在玄武门兵变得逞，杀兄囚父，于不可能的困境下攫取了权力。罗艺站错了队，自知李世民不会放过他，帝位一稳就会出手灭掉自己，便在贞观初年打着为旧主复仇的旗号起兵造反。兵败之后，罗艺投奔突厥避难，途中被从人斩杀。由于罗贯中是罗艺后人，便在《隋唐两朝史传》一书中故意遮掩罗艺投奔外敌突厥的史实，还把他塑造为正面人物，并冠以皇族姓氏，称为李艺，这也是品行恶劣的罗艺在民间传说中口碑并不算太差的主要原因。

7、府兵制的隐患

在任何时代，决定国家命运的核心因素，都是经济。

由于传统史书常以记载统治阶层的上层活动为主体，却对百姓民生和民间情况毫不关注，所以让大部分人都产生错觉，误把上层的历史当成了整个国家或社会的历史。其实在中国古代，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之间的分隔相当严重，即使上层社会有严重的权力斗争，局势动荡不安，但如果同一时期的施政并未因此而产生太大的变化，那下层社会基本上是不会受到影响地，并不会动摇到整个国家

或社会的大局稳定。

说白了，在很多时候，上层的政治斗争与下层的经济民生是可以分隔开来看待地。除了宫廷政变之外，朝代更替的直接原因都是经济，而非政治，更与什么明君昏君、佞臣贤臣没有太大的关系。帝国高层的权力冲突和腐朽昏暗通常并不会引发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更很少会引起经济的崩毁。而如果并不波及下层，那百姓的生活根本就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武则天执政时期。如果从史书来看，我们会觉得当时中国的形势极其混乱，朝廷和后宫中充斥着争权夺利和告密陷害，上层官员人心惶惶，朝不保夕，人心思乱，兵变和谋逆层出不穷，完全就是一派末世景象。然而武则天心狠手辣对付地，只限于上层反对派的皇室贵族、朝廷命官，这些人死一茬就顶上一茬，中国的人才有的是，杀多少贬多少都无所谓，下面照样无数精英在等待着被赏识提拔。更何况当官也未必要多少才华，大部分人上位后很快都能干得不错，甚至比前任更好。所以武则天虽然屠刀挥舞不绝，冲突阴谋也屡屡爆发，但上层的混乱却并未衍伸到下层民间，百姓们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在“贞观之治”之后把国力大大向前推进，更为后来的“开元盛世”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显而易见，决定一个国家兴亡最关键的，不是明君贤臣，不是道德民风，不是朝臣们的团结勤政，甚至不是统治层的施政清明，核心的只有一点，就是经济。只要经济兴盛，百姓就有饭吃，就不会有人造反，就算此时坐在皇座上的是邪恶阴鹜的撒旦，就算他每天要吃十对童男童女，那此时也是盛世王朝，绝大多数百姓也能在撒旦的统治下过上幸福的生活。反观之，就算坐在帝座上的是宋襄公、柳下惠这样的谦谦君子，可如果管理不好国家的经济，让大多数子民在饥饿

线上挣扎，那亡国也是不远的事儿。

在一千年前，经济的主体，是农业经济。而大隋，没有维护好这个关乎国

家危亡的要素，所以它亡了。

隋亡的原因很多，但那些都是表面因素，核心的，就只有“农耕”这二字。说白了，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吃上饭。其实明亡也是如此，虽然后人罗列出的覆亡原因几张纸都写不下，但真正本质的原因，那令无数农夫拿起锄头，去反抗那些原本由自己纳粮供养，用来保卫自己不受异族侵袭杀戮的官军的理由，还不是“吃饭”二字么？如果不是为了活下去，他们会不顾一切地与国家的外敌里应外合，让自己的祖国亡于内忧外患，最终让一亿汉人，沦为五十万满族的奴隶么？而追根寻源，让这些百姓吃不上饭的最主要的原因，竟然是气候，而根本不是什么官僚腐败，皇帝昏庸。若不是小冰河末期的强烈作用，导致中国北部连年大旱，令农夫们辛苦一年却颗粒无收，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农民起义？魏忠贤一手遮天的昏暗时期都无人造反，勤政的崇祯上台后怎么就天下大乱了呢？这个道理还不够

明显么？

大隋亡国的真正根源是三次征辽，准确地说，是因为在施行府兵制后，还敢于不知死活地三次大规模征辽。在“府兵制”下，士兵们不是职业军人，而是普通农民，既要耕作又要从军。而农业生产又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如果农忙时缺乏青壮，这片区域整年的生产就会失收，出征士兵的家人就会饿死。当年李渊围困王世充于洛阳时，军事上占据优势，可等到农忙时还未破城，士兵们马上躁动不安，逃兵大增，就是因为士兵们急于回家收割。隋炀帝征发民夫征辽时，民间的抵触情绪那么大，除了怕死之外，担心家中田地无人耕种是更重要的原因。这点从《资治通鉴》的记载中，也可略见端倪。

“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馀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餱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我们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征辽导致“耕稼失时，田畴多荒”，进而造成“谷价踊贵”和“饥馑”，再加上官吏打着支持“征辽”的旗号盘剥，才逼得百姓没了活路，被迫造反。

显而易见，府兵制有着重大的隐患，农业经济是非常脆弱的经济，一旦战争的时间不合适，或者做战时间拖得超过一年，那将给农业生产带来沉重的打击，很可能导致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国民经济迅速崩溃。换句话说，施行府兵制的国家，既不能大规模征发军队，又不能承受长期战争，即使国力再强盛也是一样。这便是为什么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对经济破坏得如此严重，致使天下大乱，百姓活不下去的原因。

令人遗憾的是，隋炀帝并没有意识到农业经济的薄弱，更低估了在府兵制下，长期战争对农业经济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勉强发动了三场大规模战争，大量本来应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一再被强征入伍，正常的农业生产被一再打断，终于导致农垦经济的崩溃，继而又导致政治上的隐患爆发，终于身死国灭。很多后人都误认为，由于隋炀帝无道，隋朝在他手中灭亡是必然之事，其实隋炀帝是少见的明君，如果不征辽，或者只征一次，那隋朝的隐患很可能数代之后才爆发，隋朝维持个一两百年也有可能，隋炀帝也会因为征辽前的功业而被后世誉为千古明君。千古明君和无道昏君，其实不过是取决于征辽前的一念之差罢了。

8、败亡总结

煌煌大隋，竟然在正值鼎盛时突然崩塌，两世而终，更在崩塌过程中造成战乱不绝，百姓流离失所，人口折损千万以上，这幕悲剧其实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时的隋朝建立不过几十年，之前历经了南北朝时期的多年战乱，各民族混杂，而且很多领土都是刚从平灭南陈、北齐所得，所以百姓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节还并不浓重。加上杨坚是篡位得国，他和杨广所施的一些政策又触及了很多大贵族的利益，就更让许多势力心怀异志，只不过隐忍而不敢发而已，后来的宇文化及谋逆弑君便属此例。当时表面看似强盛的大隋朝，私底下其实暗流涌动，根基谈不上十分稳固。杨坚交到杨广手中的，本就是一个隐患重重的帝国。

不过在杨坚和杨广执政初期的种种善政之下，隋初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的凝聚力和百姓的认同感也大为增强。但开国之初的飞速发展很快就到达了瓶颈期，进步速度开始减慢，而人口的迅速增长又造成了人均耕地不足，而门阀大族们日甚一日地兼并土地，更让很多人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社会矛盾渐渐尖锐。而权贵门阀们也渐渐失去了刚建国时的朴素与自律，开始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政令，利用捐税盘剥百姓，导致民间压力日重，进一步加剧了底层人民的不满情绪。

很多人误以为修建大运河是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其实大运河只能算是稍耗民力，真正扰民深重的是后来三征高句丽时在全国范围进行的数次大规模征发。朝廷每次动辄征发百万大军、数百万民夫，扰民极重。由于路途遥远，民夫沿途白骨累累，这本就让百姓视去辽东为畏途，但咬着牙挺一次也就罢了，偏偏朝廷迟迟拿不下小小的高句丽，只得反复征发，征辽的士兵和民壮秋天刚刚返家。刚一开春就又被征集，这让大部分百姓，甚至连地方官员都无法容忍，第三次征发时就开始大范围的阳奉阴违，当逃兵和加入土匪者不计其数。而且由于路途遥远，把一车粮食运到辽东前线，成本竟高达十七车之多。为了凑足征辽所需的粮饷，增加的捐税让百姓们不堪其苦。在府兵制下，长期征战会对农业经济产生崩溃性的打击。三次征高句丽引发的苛酷的徭役和兵役，以及因之导致的田地荒芜，是压倒大隋的最后一根稻草。本就窘迫的平头百姓终于活不下去了，只能选择铤而走险，加入山贼或者流寇，于是大隋最终陷入义军蜂起的混乱局面。但其实征辽的决定并没有错，势在必行，而本来倾国之力的第一次远征就绝无不胜之理，可惜杨广好面子，要行“仁义之师”，才引发后来一系列的灾难。

大隋首征辽东大败而回，后两次远征又无功而返，这让朝廷在民间威信尽失。由于大隋的精锐部队在第一次征辽中损失了三十万之多，国力都已在几次征辽和义军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中大大折损，所以一时未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将起义扑灭，以致于兵连祸结，更多的百姓在战乱中无法生存，只有加入匪盗，形成了恶性循环。此时如果大隋统治阶层能够齐心合力，一方面推行善政，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一方面尽快剿平各支流寇，也完全可以力挽狂澜。然而大隋的致命内伤，门阀世家各怀私心，在此时又爆发了恶果，满朝文官武将都分属各家门阀，在他们心中，家族的利益才是最重要地，王朝的崩塌不过是换个新的主人而已，并无大碍。于是无人为挽救危局尽心尽力，都是墙头草，左右逢源。大隋兵精甲利，却两世而亡，就是因为这扎根于门阀大族之上的统治先天就存在隐患。广大寒门子弟没有晋身之机，自然对朝廷心存不满；而高门大阀占尽国家的好处，忠心却也异常稀薄，当和皇家一起攫取百姓利益时，还能勉强保持一致，一旦情势不妙，就纷纷明哲保身，非但不肯为国家稍作付出，甚至还打起换个主子继续当贵族的念头。可以说，门阀之弊是大隋崩塌的根源所在，若非自统治上层就离心离德，缺乏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之心，大隋的凝聚力和承受力又怎会变得如此之差，竟然征高句丽一战不利就走到了亡国边缘？

在大隋的数十万精锐府兵埋骨辽东之后，中央对地方藩镇的制约能力大为削弱，而义军蜂起之时也无法整顿内部，于是拥兵在外的地方武将们对朝廷的命令阳奉阴违，只想着利用手中的兵权保障家族在乱世中的利益，各自保存实力，不肯全力剿匪，这是义军屡剿不灭的主要原因。而忠于皇帝的将领与士兵孤军奋战，在剿灭此起彼伏的流寇时日益折损，在忠心的军队衰弱之后，朝廷就更无力制约各家拥兵自重的军头，于是大隋的统治日渐混乱。而一家家内部乌七八糟，原本胸无大志的流寇也渐渐坐大，最终成长为有政治野心的各家“反王”。

而就在大隋已经陷入恶性循环的危险境地之后，致命的打击接踵而来，几支最大的藩镇势力原本只是拥兵自重，此时见中央衰弱，便不再遮掩自己在乱世中逐鹿天下，取隋而代之的野心。罗艺、李渊这些手握重兵、牧守一方的地方大员非但不肯为朝廷效力，反而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李渊勾结外敌突厥杀入自己的祖国，夺占长安；罗艺割据自立；宇文家族谋逆弑君，毁掉了大隋最后的凝聚力，也毁掉了大隋力挽狂澜，至少也能割据江南的最后希望。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塞外。大隋初年隋军曾痛击突厥，并迫使其分裂为东、西两部，势力大损，不得不臣服于大隋。但后来东突厥的始毕可汗趁隋末大乱再次一统，并强盛起来，于是开始在境外大力支持边境上的罗艺、李渊、刘武周等各家割据势力，协助他们反抗大隋，以在战乱中谋取利益。当年大隋一手导致突厥内乱孱弱，如今却颠倒过来，被东突厥这个昔日的臣属国搅得分崩离析。可以说，如果没有东突厥在境外推波助澜，大隋未必不能力挽狂澜，至少不会崩塌得如此之快。东突厥操纵着各家割据者，在中原制造战乱，并导致大隋最终崩塌，而在这个过程中，东突厥得到了大量的好处。最终得国的李渊为了得到境外势力的支持，不惜卑辞厚礼，任由突厥劫掠中原百姓。李唐王朝对东突厥称臣纳贡十二年之久，李世民还“空府库”来满足突厥人的贪欲。

综上可知，导致大隋亡国的原因有很多，但比较核心的不外两者。一个是三次征辽导致农业经济崩溃，进而引发遍及天下的农民起义。另一个是农民起义引发了政治危机，让门阀制度的隐患爆发出来，最终导致军阀自立，夺取江山。至于其它的，什么隋炀帝修不修运河，去不去扬州，日常生活节俭还是奢侈，隋朝的贪官污吏多不多„„则都是些表象和细节，并不能决定大局的走向。后世将隋亡的责任一味推到隋炀帝的荒淫无道之上，显然是一种浅薄的认识，这种泛道德化的逻辑是如此荒诞，却如此轻易就为大众所信。

其实在每个王朝的任一时刻，哪怕是盛世的顶峰，都能找到无数的缺失与不足。那么大的国家，不合理的事儿和贪官污吏又怎么会看不到？只不过如果国家不亡，之后的撰史人便会以“只看主体”为借口，装着看不到，好像整个社会没有一处不平事一样。如果伴随着那些不公和阴暗，帝王还能够开疆扩土，那就更会被捧颂为千古一帝，民间的疾苦和冤屈更是再也无人提及。然而如果因为帝王某种原因亡了国，哪怕亡前施政更为合理，国家中不和谐的事情更少，也会被丑化为无道昏君。而那些社会中的小问题也立即会被新朝的御用文人们挖掘出来，经过夸大和完善，最终渲染成亡国征兆，并做为这个“昏君”的罪证，来证明前朝的覆亡是如此地合情合理，而新朝的取而代之又是如此地顺天应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