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能活到现在的真正原因

第一篇：特斯拉能活到现在的真正原因

特斯拉能活到现在的真正原因

http://auto.sina.com.cn 2013年06月01日 14:54 福布斯中文版 字号：大 中 小对又一家绿色汽车创业公司说再见吧。汽车生产集团(Vehicle Production Group，简称VPG)曾计划生产数千辆轮椅可通行、由天然气驱动的货车，但现在已经倒闭。彭博社报道称，该集团资金耗尽，无法再支付100名员工的工资。

除了VPG以外，近期还有越来越多的绿色汽车公司倒闭，包括：生产电动货车的光明汽车(Bright Automotive)，生产清洁柴油警车的卡本汽车(Carbon Motors)，生产三轮电动汽车的阿普特拉汽车(Aptera Motors)，生产低价电动轿车的科达汽车(Coda Automotive)，或许最引人瞩目的是生产插电式混合动力跑车的菲斯克汽车(Fisker Automotive)。

所有这些公司都申请了美国能源部250亿美元清洁汽车开发贷款计划的资金，但只有菲斯克和VPG申请成功。菲斯克被授予了5.29亿美元贷款(在美国能源部因为错过还款期限而终止贷款之前实际只拿到1.93亿美元)，VPG得到了5,000万美元。但现在，它们都倒闭了，或者濒临破产(亚特兰大的Wheego Electric公司是个例外。这家规模很小的电动汽车创业公司起初生产美观的高尔夫球车，现在出售为数不多的紧凑型双座汽车，最高时速为每小时65英里。该公司接下来打算推出4.4万美元的电动SUV，但我对此不太感兴趣)。

只有生产插电式特斯拉Roadster跑车和新款Model S轿车的特斯拉汽车(Tesla Motors)屹立不倒。我们不禁想问：为什么特斯拉能做到，而如此之多的其他公司做不到？

当然，有个原因是特斯拉的新款Model S轿车(特斯拉在Roadster问世之后推出了Model S)非常出色。《汽车趋势》(Motor Trend)杂志和《汽车》(Automobile)杂志对它赞不绝口。《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杂志在上周给出了高度评价，把它称为他们测试过的最好的汽车。这个很有影响力的杂志对Model S的评分高达99分(满分为100分)，称它“极具创新，提供了世界级的性能，体现了对细节无微不至的关注”。

Model S的售价为6.24万至8.74万美元(包括7,500美元的联邦税收优惠)，行驶里程相应为208至265英里。使用普通的240伏电源插口充满电需6个小时。内部装饰非常豪华，包括占据中控台显要位置的的17英寸巨大触摸屏。“马蒂·麦克弗莱(Marty McFly)或许想在电影《回到未来》中把他的DeLorean汽车替换成Model S。”《消费者报告》这样写道。菲斯克Karma汽车也很先进，或许更加先进，因为它的增程型电动汽车动力装置比单纯的电动汽车更加复杂。它的电池可供汽车行驶大约40英里，然后一个小的汽油发动机将启动以驱动电机，使电动汽车的行驶里程提高到300英里。通用汽车的雪佛兰Volt也使用了这种技术。

但对菲斯克来说，不幸的是，Karma从一开始就饱受质量问题的困扰，主要是因为其供应商A123 Systems的电池问题。

特斯拉最初也遇到了质量问题。售价10.9万美元的Roadster在2008年推出之后至少被召回了两次，包括一次修复导致起火的电力线路问题。但特斯拉始终把Roadster视为测试其理念并证明电动汽车也可以很棒的一个途径，因此那些质量问题对该公司的整体计划并不致命。特斯拉成功地度过了难关。到目前为止，Model S没有出现重大的质量问题。特斯拉推出了更为主流的新款Model S，但开局很不顺畅，导致该公司未能实现2012年的销售目标，但生产在今年第一季度大幅加快。特斯拉现在的目标是今年在美国销售2.1万辆汽车，高于先前2万辆的目标。这将超过奥迪A6，逼近雷克萨斯GS350。特斯拉在欧洲的销售目标要高出1万辆。同时，该公司正计划推出下一款汽车——Model X SUV。那么，特斯拉有何不同呢？特斯拉Model S电动汽车

首先是经验。其他绿色汽车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大多来自传统汽车行业，他们拥有梦想但欠缺运营一家公司的经验。特斯拉的创始人埃伦·穆斯克拥有物理和商科学位，他已经创办并出售了一家成功的公司——2002年以15亿美元价格卖给电子港湾(eBay)的贝宝(PayPal)——同时还运营着火箭和航天器制造商SpaceX。他拥有在困难时期继续向前推进的勇气，也敢于向不情愿的投资者施加压力。

拥有优秀的合作伙伴同样很重要。穆斯克知道，仅靠向富人销售数千辆电动汽车是不会让特斯拉长久生存的。所以，他寻求通过向其他汽车制造商销售电池组为公司带来更多的收入。德国的戴姆勒公司(Daimler AG)不仅购买特斯拉的电池用于其Smart微型车的电动汽车版本，同时也应用于其大型卡车福莱纳(Freightliner)。另外，该公司还向特斯拉投资了5,000万美元。同样地，丰田(Toyota)跟特斯拉达成合作，一起开发下一代Rav4插电式电动汽车。丰田也向穆斯克的公司投资了5,000万美元。

特斯拉在其他方面同样非常明智。该公司因生产零排放汽车而获得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授予的碳排放额度，它将这些额度出售给其他不那么清洁的汽车制造商。据高德纳公司

(Gartner)分析师蒂洛·科斯洛夫斯基(Thilo Koslowski)称，特斯拉藉此可以从每辆汽车上获得最高35,000美元的收入，这笔横财帮助该公司存活。“到最后，其他汽车制造商在对特斯拉进行补贴。”科斯洛夫斯基在接受《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采访时如是说。

虽然情况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但特斯拉表示，随着其销售扩大到加州以外并进入欧洲市场，那些碳排放额度将会减少。该公司称，在第一季度，它通过向其他汽车制造商出售碳排放额度获得了约6,800万美元的收入，占其营收的12%。

时机也很重要。尽管特斯拉的Roadster汽车只不过是在改装的莲花(Lotus)跑车上安上了一套电动传动系统，但该公司需要为主流Model S汽车找到一处合适的制造工厂。幸运的是，汽车行业在2009年出现收缩。通用汽车(GM)曾跟丰田(Toyota)在加州福里蒙特建立了一家合资企业，在这家企业申请破产后，通用汽车抽身离去，而自己也有很多大难题的丰田也在削减美国市场的生产规模。穆斯克得以凭借区区4,200万美元就买下这处曾经价值10亿美元的大型汽车制造工厂。

毫无疑问，公司创始人非常富有也起到了帮助作用。创办汽车公司是非常烧钱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不乏普雷斯顿·塔克(Preston Tucker)、约翰·德罗宁(John DeLorean)和马尔科姆·布里克林(Malcolm Bricklin)这些汽车企业家的失败故事，跟时下的创业者一样，他们没有钱让自己的初创公司继续走下去。

幸运的是，穆斯克是一位亿万富豪。作为贝宝联合创始人之一，他赚到了1.8亿美元左右的财富。2004年，穆斯克利用630万美元的初始投资，帮助特斯拉起步。2007年，穆斯克再次投入2,000万美元。到了2008年秋季，随着经济发展陷入停顿，特斯拉濒临崩溃，在这种情况下，穆斯克几近破产。他耗光手上最后的2,000万美元以试图保住公司，而自己则靠向朋友借钱生活。

政府提供的4.65亿美元贷款帮了大忙，而特斯拉在2010年的IPO融得2.26亿美元资金，同样居功至伟。

目前，穆斯克的个人净资产将近38亿美元——这个数字比《福布斯》在不到3个月前的估测高出10亿美元。在发布积极的财报和收到《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的好评之后，特斯拉的股价单在上周就飙升了40%。

这并不是说特斯拉已经是一个获得验证的成功企业。摩根大通(J.P.Morgan)的汽车行业分析师莱恩·布林克曼(Ryan Brinkman)指出，虽然特斯拉没有养老金、医保或其他让大型汽车制造商背上沉重负担的遗留成本，但该公司在执行方面仍然有很多事情需要证明。“特斯拉尚未证明这样一件事，即它能依照自己商业计划中对产量和利润率组合所做的设想来生产Model S汽车。”布林克曼在提交给投资者的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特斯拉设定的今年年底时的毛利率目标是25%，这个数字没有计入向其他制造商销售碳排放额度所获得的收入。但在第一季度，该公司的毛利率在计入那些碳排放额度进行调整后仅为5.7%，要实现目标看起来道阻且陡峭。

穆斯克很可能会实现目标，因为不像其他绿色汽车公司，他拥有一些你无法从政府那里得到的东西：牵涉其中的巨大个人利益，激情，还有才华。

第二篇：穷人的真正原因

周围常常听到有人持有这么个论调：

“我们为什么要交这么多的税去养群人，那些穷人自己懒，所以穷，却要我们负担。凭什么？你弱你有理咯？”

而在号称“中产阶级聚集地”的知乎，前两天也有人问出了这么个问题： 是否应该取消对穷人的补贴和福利以激励他们上进？ 我当时的回答是：

总有那么一二三四个逗货否认阶级壁垒的存在，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不够努力。这样的人要么傻要么坏。

因为当时比较匆忙，又特别想说点什么反对这位题主，就打下了这么行字，截止到今天，已经破千赞了，所以决定在微信平台具体说一说，为什么这个问题的问法很不好，以及为什么他们穷，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1，先说两个故事。

晋惠帝执政时期，有一年发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有挖草根，食观音土，许多百姓因此活活饿死。消息被迅速报到了皇宫中，晋惠帝坐在高高的皇座上听完了大臣的奏报后，大为不解。“善良”的晋惠帝很想为他的子民做点事情，经过冥思苦想后终于悟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曰：“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美国废除黑奴前，美国南方种植园的白人奴隶主特别喜欢榜出一个黑人模范，说他辛苦工作，任劳任怨，所以每个月可以多获得一些粮食和报酬。而对于那些吃不上饭，对奴隶主不满的人则批评他们工作不认真，没法养活自己的家人是因为自己工作不够努力。

这两个故事，前一个傻，后一个坏。“为何不取消对穷人的补贴和福利以激励他们上进”这一问题就兼有前者的傻劲和后者的坏劲。

它不仅把穷人之所以穷完全归结于穷人不努力不上进，是活该，而且认为只要取消了对穷人的补贴，穷人就会上进努力工作，整个社会的效率就会为之提高。我想，他们大概是把自己当成奴隶主了。

2，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喜欢标榜自己的痛苦。

比如说早上七点钟起床去上班，晚上十点才回家，比如说为了考研笔记做了整整一抽屉，一大早去图书馆占座，把真题集一页页翻过去，唰，唰。

可是他们困了可以靠在办公椅上休息一会，饿了可以去学校食堂吃一顿再回来工作，在温度适宜的空调房里，书桌里，电脑前，做着和书籍有关的事情。这就叫努力，这就叫痛苦了吗？

太原富士康的流水线员工忙的时候每个小时要加工900个产品，平均每个产品的加工时间不能超过4秒，整整十个小时的上班时间里，每一秒钟都必须站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做着机械又重复的工作。很多员工承认，“感觉像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然而他们不会离开，因为他们知道，富士康就是流水线工厂中的麦肯锡，离开了这里，他们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单位了。几十米之隔的富士康保安常常羡慕地看着他们，表示自己也想去做工人，但因为犯错太多，只能来做保安。

2012年，一个普通的富士康工人如果一天只工作10个小时，那么他的工资是“令人羡慕”的1800元。所以他们平均每周工作时长超过60个小时。

大同黑煤窑的工人的工资就稍微要高一点。每天6点天没亮就要下去拉煤，一直拉到晚上没办法工作了为止。从地下七八百米的地方把几十斤重的煤运上来，一名工人每天可以得到一百元左右的报酬，大致等于什么事都不用做的实习生每天的报酬。除了工作环境艰苦，工人们还要面对矿难塌方，老板拖欠工资，自己身体扛不住等风险。即使如此，在被问到是否辛苦时，从四川农村来的陈姓工人还是这样说： “这里比在家乡要好上１０倍，这儿干一年，比得上在家乡干６年”

珠穆朗玛峰脚下的夏尔巴人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提供向导服务。他们为登山者背负行李辎重，遇到危险的难以翻越的障碍搭人墙让雇主通过。这样他们每年可以赚取4000美元的工资。为了这换算成人民币4万元不到的收入，许多夏尔巴人都死在了登顶珠峰服务的路上。

“我的朋友和兄弟都死了，事实上最后能活下来都靠运气。”夏尔巴人巴桑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唯一赚钱的方法。”

那么，当你吹着空调，坐着地铁，上过大学，用过电脑，在城市里做着还算体面的工作时，面对着这些为了基本的生存挣扎的底层人民又有什么立场说“应该取消穷人的福利来激励他们上进呢？”

你要知道，他们中的不少人，别说识字，甚至连普通话都不会说。而你甚至可以用英语和外国人交流。有的人可能每天都和中央领导一起去吃打卤面，有的人可能和正厅级干部说一句话就能回去吹上半年。这就叫阶层，代表着受到的教育，接触到的信息，能触及的圈子完全不同。而以上三点，是影响赚钱的最大因素。

“美国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在1998年，为了体验底层美国人民的生活，选择了六个地方，在不同的城市去打工。为了确保她能真实体验当地底层人民生活，每到一处她隐瞒自己身份，断绝和过去朋友来往，全靠1000美元的积蓄开始。不过她还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必须要有一部自己的车子，否则太不方便了。在美国养车成本真比国内便宜太多，这个有车族一样可以是穷人。

在这些地区，一个没有学历的普通人能找到的工作一般时薪是6~7美元，一天八小时工作下来，也就是50美元，一个月工作25天也就是1250美元。

但是如果想离工作地点近一点的话，往往房租就得占到600美元以上，这对一个月收入1000多美元的人负担太重了。

所以她不得不到离工作地点几十公里的地方租房，但这样养车的成本，还有吃便宜且没有营养的快餐，一个月还得400~500美元买食物和汽油。然后，然后就所剩无几了。

在一个陌生城市最开始找工作的几天会更难，因为还没找到稳定的住处，不得不去旅馆过渡几天，这几天的住宿会很快把1000美元积累耗光，等找到工作，拿到第一笔薪水，钱得赶紧支付房租。芭芭拉在不同的城市，换了六种工作，有零售，有清洁，有老人服务，但是结局都一样： 她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困局。

-->因为没钱，不得不住在偏远地方

-->因为住在偏远地方，所以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在路上

-->因为花费很多时间在路上，她用于提升自己和发现更好工作机会的时间越来越少-->为了应付房租和生活成本，她不得不说服自己承担更多小时工作或者兼职

-->因为花了太多时间做各种劳苦的工作，她渐渐成为一个工作机器，无力做任何其它的事情，直到情绪爆发离开

然后换一个地方，进入下一个循环。

是的，换了六份工作，不管多么努力，也不能换来一个未来，在沃尔玛也不行。一个可笑的事实是，她们这些在沃尔玛做服务的人，买不起在沃尔玛做促销的商品。这就是阶层。

当你看到一个贫寒子弟在北京辛苦打拼，最后终于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拿到20万每年的税前薪水，却因为要还全家人为了供他上大学借的债，照顾卧病在床的老父亲而不得不依然每天省吃俭用。而另一个富人子弟仅仅通过出租家里的房子就年入20万时。

当你发现马化腾的父亲是盐田港公司上市董事，97年的时候开着奔驰给马化腾做账。柳传志的父亲是人民银行，国贸委高层。王石岳父是广东省副省长时。你会感到这就是阶层。3，原先英国人也认为贫穷是因为懒惰，是种罪孽，比如《贫困法》要求接受救济的穷人必须在贫民工厂（Poor House）干活，工作条件比普通工厂恶劣得多、获得的薪酬也低得多。

目的就是刺激这些穷人走出去自食其力。

一位英国教授回忆，他小时候家边有个贫民工厂，有些老人谈之色变、甚至不要走近那里，看到那房子就魂不附体。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意进去。

后来经济危机一来，许多被大家公认勤劳节俭的“体面”家庭也破产，流离失所，和之前那些贫困的人没什么两样。

终于他们意识到，贫穷不是一种懒惰，不是罪孽。贫穷是一种不幸，需要救助。

一是因为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其实和底层的距离并不遥远。他们往往有着收入不算高但还算体面的工作，辛辛苦苦攒了十多年钱，终于还清了房贷，车贷，成功从一个底层后代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转而自信心爆棚，喜欢指责世界上的穷人为何不努力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

其实一场天灾，一场人祸或者一场大病就能让他们上演“一夜之间中产变访民”的闹剧。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既没有很快重新聚集起财富的能力，周围也没有真的可以无私帮助自己的中产朋友。自己有的只有一双勤劳的手，以及不断辛苦劳动攒下的点点积蓄。

现在这些积蓄没了，于是中产梦碎，一夜之间中产变访民。这时他们才像英国人一样意识到，贫穷离他们这些“伪中产”并不遥远。

所以啊，救助穷人不但是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是救助我们自己。况且，真把无产者逼急了。听说过这句话吗？

“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4，以上是文章，以下是一些吐槽：

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兴起了一股屠戮底层人民的风气。“你弱你有理”，“我为什么不给你点赞”，“我为什么不帮助你”“我为什么不借给你钱”“我为什么对你见死不救”，“你不过是圈子弱，家里穷，智商低”，“我为什么不和穷人交往”，“又穷又丑的男人肯定花心”，“穷人一定也人品坏”

这些文章大行其道，每天每夜都在揭露或真或假的所谓“穷人原罪”，先是把底层人民的心态充分解构，然后明确指出不要和底层人民来往。最近又冒出来“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这样的论调，开始诛底层人民的心。

于是那些起早贪黑，为了生存努力挣扎的底层人民就这样被他们打入了懒惰，贪婪，不值得帮助，没有智商没有情商活该灭亡的无间地狱，仿佛把他们打到底层还不够，还要踩上千万只脚才罢休。这些人我就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自己姓赵吗？ 如果不是。

灰烬与尘埃又为什么要互相憎恨呢？

第三篇：七七事变的真正原因

大家都知道，“七七事变”是因日军以失踪一名兵士为名，要强行进入宛平城，而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

事实上，在1937年7月7日晚，驻丰台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100多名日军，开始夜间军事演习。演习前中队长清水节朗大尉说明了演习内容；从回龙寺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攻击。

演习至夜10点30分左右，清水节朗大尉下令部队集合休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日军小队长向清水节朗报告说，失踪了一名叫志村菊次朗的士兵。清水节朗大尉感到失踪一名士兵是件大事，便立即向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报告，一木清直末加分析，就直接报告了联队长牟田口大佐。

就在这些日军官佐一级一级向上报告到，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松清久太朗那里时，巳是子夜时分了。

松清久太朗打电话给冀北政务委员会，说是日军在演习时，遇到不明枪响，失踪士兵一名，要求立即进入宛平城搜查。当时中国军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听后十分不满，认为日军在末经我方同意，擅自在我国领土上进行演习，对于日军的一名士兵失踪，我方完全不负任何责任。

日军对秦德纯的回答十分不满，进而进行威胁说，要用武力进攻宛平城。这以后的战事，大家都在各种报纸，书刊看到过了。

再说那位失踪的日军，名叫志村菊次朗的士兵，在清水节朗大尉下令部队集合休息后20分钟时，巳回到了原小队。他向小队长说明了情况，这几天肚子拉稀，在野地里放便了一下。小队长报告了清水节朗大尉，清水节朗大尉立即报告了联队长牟田口大佐。牟田口大佐一听，为时巳晚了，他害怕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对他的谎报事实给以处罚，于是，就将这个事实隐瞒了下来。

多年后，牟田口在手记中写道；我当时一是想打一仗，出出威风，二是怕受到处罚，所以隐瞒了这个事实。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就此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

第四篇：温铁军：这才是中国政府能化解大危机的真正原因!

温铁军：这才是中国政府能化解大危机的真正原因！

此前，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信出版集团、经济导刊联合举办的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11期活动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温铁军发表了主题为《金融全球化成本向新兴国家转嫁与中国生态文明战略》的演讲，摘编如下：

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温铁军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察网”（ID： chawangzg），转载已获授权，原文有删节，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中国危机”是独特国情下的危机

在说中国危机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什么是中国?

中国首先是一个原住民国家，我们把它叫做“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国家”。

这个概念就是在做国别比较中间形成的，我们和巴西比较的时候发现，巴西是一个殖民化的大陆国家，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大陆国家，这两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原住民的多少，我们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原住民，巴西原住民人口只占5%，30%多是混血人口，60%多是外来的殖民者人口和他们的后裔。

同理，很多人今天研究美国，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像美国那样，对不起，美国的原住民人口只剩2%。我们如果像美国那样我们会怎么样？你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先把你自己作为原住民减少剩下不到2%，再说能不能照搬美国。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个前提条件。如果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大国，那亚洲是什么？亚洲是没有被殖民化过的原住民大陆。这就发现，北美、南美都是殖民化大陆，澳洲也是殖民化大陆，对吧？

这个世界上由此至少可以有一个三分天下的感觉。

——殖民地宗主国在哪儿？欧洲

——殖民化大陆在哪儿？美洲、澳洲、半个非洲

——原住民大陆在哪儿？亚洲。三者的经验是否可以互相照搬？有人主张可以，我说前提是先把原住民人口大规模减少或者外移，这才有可能。

当我们讨论农业问题的时候，有人说，只要我们推进农地的私有化，就会通过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市场交易，形成规模农场，就可以参与国际竞争。有谁注意过，世界上大规模农业没有一个是通过市场的？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大农场、巴西也是，请问这些大农场的国家中哪一个是原住民当农场主的？找出来我去学习学习。麻烦就在于你找不到。这些大农场被谁占有呢？外来殖民者。

在亚洲找不找得到大农场呢？找得到，菲律宾。为什么？被殖民化了400年。你去调查，菲律宾原住民在农场干什么？当bondary laborer，相当于包身工。农场主谁呢？外来殖民者。

因此，可以借鉴，可以分析，可以比较，可以讨论，但是不可以照搬。

而中国不仅是一个原住民大国，并且是一个数千年的文明国家历史没有中断的国家。这点也是我经常在海外交流提到的，作为中国学者，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打内战”，但是我“外战不败”。

比如，跟欧洲的领导型国家、德国，他会说各个方面如何制度优越，只要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不好回答了，“请问你们国龄多少年了?”应该很多人懂啊，德国哪年立国？1832年。距今多少年呢？100多年。是一个年轻国家。在此之前德国是什么呢？是个地理概念，300多个小邦，讲着各种不同语言。这是欧洲领导型国家。

如果你说他的制度优越，我说你这个制度运行上千年再说，现在才运行一百多年，我这儿是五千年啊？你那儿是100多年啊，大家说美国是美洲或全球的领导国家，那美国多少年国龄？1863年打完南北战争才有现在的版图啊？此前100年也不是现在的版图，1845年打下了西班牙和墨西哥的几个州才有现在的版图。那，美国的国龄是多少年？100多年。仅靠一两百年资本主义历史怎么能解释清楚人类社会到底哪个制度是绝对优越的呢？

为什么中国绵延几千年没有中断，把这些道理搞清楚了，就不至于文化虚无、历史虚无了。马克思早年说，我对于人类历史五阶段的分析不包括东亚。在遥远的东亚，由于高山、大海、荒漠的阻隔，根据欧洲历史形成的这些学说，本源于摩尔根和达尔文等等，他们都没有到过那儿，遥远的东方完全可能是人类另一个历史发展的脉络，不适合用简单的五个阶段概括，所以马克思暂时给一个假说，亚细亚方式，Asiatic Mode。

我原来有11年的底层社会工农兵的经历，20多年在机关从事政策研究的经历，搞政策研究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一个错误多少年都挽救不回来。所以搞政策研究比较实，我们长期不谈主义，就谈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

接下来，如何看待我们的当代的危机。

先谈民国的危机及败亡

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是民国的黄金增长，民国经济史上叫“黄金十年”。这个黄金十年怎么中断的？被1929-33年大危机中断的，那时候就是输入型危机。

民国的黄金增长体现的也是中国人百年现代化大目标，也要面对内外两大矛盾。对内是因为地主从原来的村内地主变成在外地主，变成工商业地主，于是地主把原来的秋后算账，也叫下打租改成上打租，就是春前交租，而且把实物租改成现金租，立刻带动金融资本进入农业，过去非货币化、非资本化的小农被现代经济击垮，于是乎社会上先出现了小农破产，乡村衰败，痞子横行、土匪蠭起。这是对内造成的代价。

那么对外呢，1929-33年大危机一爆发，中国当时是白银币制，海外白银价格抬升，中国就出现白银外流，导致通缩紧缩，严重打击了正在高增长的民国经济，于是民国经济进入衰退。

政府怎么办呢？也得顶层设计，深化改革。一帮海归设计出什么？跟今天一样啊，设计出现代货币体制，放弃白银改为纸币。但是接着，1935年废弃白银改行纸币的时候，日本占领华北，东亚转向战时经济，改用纸币第一年1936年尚且没有改变通货紧缩，但到第二年1937年，日军全面进犯中国，政府必须把有限的贵金属和战略物资拿去给美国人换来军火，而这时候美国人正在支持日本军火，占日本打中国的军火的48%。

这种情况下迅速形成的是从通货紧缩转化成通货膨胀，民国从1937年起遭遇通胀，一路通胀到1948年。于是，再次由海归们搞顶层设计深化改革，借来美金追求进一步的现代币制——金圆券制度。早年的改革，1935年发行的币制，初期货币票面值小，后来通货膨胀变成几百万，再到改成金圆券时恶性贬值的新疆票，票面值60亿元才折合金圆券一万元，通货膨胀到了多少千倍。

民国真正垮于什么？工业化城市化为主的现代化形成巨大成本，无处转嫁。于是民国先亡于现代金融、现代财政，没有现代金融，没有现代财政，国民党士兵可是拿钱的，于是乎没人发军饷。你不可能成捆的把那个毛的票子送给士兵，没地儿藏啊。没人发军饷，军队就不打仗了。

注意，没有现代财政金融就没有现代军队，因此，民国真正败亡的原因乃是现代化成本过高。

1949年土地改革去现代化

共产党怎么胜的？靠农民革命。那是什么革命？农民几千年都要求“耕者有其田”，几千年都搞土地革命。那么，土地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吗？历朝历代哪一位开国之君不实行均田免赋啊？之后就会慢慢出现豪强大户占田，对不对？于是乎中兴重臣干什么？抑制豪强啊。否则，如果中兴重臣被“清君侧”，豪强没有被抑制住，这个朝代必然败亡，如果中兴得逞，再延续个百儿八十年。一般情况下，一次均田免赋构成200年朝代周期的制度基础。

土地改革意味着什么?人均分地，人均分地意味着“去现代化”。听说过这个道理吗？

1949年土地改革叫做去现代化，使88%的农民人口跟城市现代化没有关系了，共产党接手政府只需解决不到12%的城里人的吃饭问题，多么小的负担啊？同时，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分地，农民不仅推着小车支援你打仗，而且国家要折实征收的农产品实物就是建立财政金融的物资基础。

因此，我们在1950年延续自民国的高通胀危机仍然难以遏制的情况下，当时新中国的银行存什么？存三白，白米、白面、白布。千万别理解错了，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老百姓抱着白米、白布、白布去银行，而是银行给出一个价值指数，老百姓去存的时候能买多少白米、白面、白布，到取得时候还能买等值的这些东西。当年，货币、公债和军公教人员发小米，叫三折实。这套折实体系依托于什么呢？广大农民因耕者有其田而恢复了历朝历代都有的生产积极性。

那么，客观地说1949年我们靠传统小农经济缓解民国的现代化危机。而其他大多数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建立的国家，一旦革命成功之后，立刻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无法对付城市贫民窟人口的贫困。中国怎么对付？无外乎就是土地革命让农民回家分地了。

当我们整个社会经济危机严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论谁当领袖，应对办法很简单，只要再答应一回农民可以平均分地，只要不把小农基础给破坏了，农民一定高高兴兴回家，今天中国户籍农民人口仍然占70%以上。70%的人问题相对被缓解，政府主要解决的就是这30%的城里人的问题。

大家觉得不太现实，我也觉得不可能那么简单。但是，新中国历史上做了两次，毛泽东做了一次，1949年，解决危机没有？解决了。当时西方国家都不认为他可能解决危机，愣是解决了。

接着问各位，1980年邓小平搞的大包干，是不是又一次按人平均分地到户，和毛做的是不是一样的？只不过上一次叫土改，这一次叫改革开放，那次是占总人口88%的农民，到1980年是85%的农民。85%的人口回家分田种地，农民就“说有吃有喝不找你”。看看当年大包干的时候农民的顺口溜，跟1949年的故事是一样的。政府只需集中解决15%的城市人口的矛盾。至于大包干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那是后话。如果看历史的经验，其实有很大的可比性，如果你把发展中国家拿过来做比较，也会有很大的可比性。

毛泽东从七届二次全会就一直强调，建国之后搞不得社会主义。很明确的告诫党内老同志，我们只能搞新民主主义。那么，新民主主义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问他，特别是战争打出来的老同志，不了解什么叫这主义那主义的，他回答说：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

毛泽东说我跟孙中山都搞民族资本主义，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是国民党领导，我是共产党领导。毛泽东1950年在全国政协跟民主党派对话讲得也很清楚：我们是要搞社会主义，但是还是很久的将来，在社会化大生产实现之后，才由共产党出面动员全国各党各派，动员全国人民，在大家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入社会主义。

高失业率下，政府成功化解了危机

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之后，导致外需大幅度下降，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规模失业。我拿这个现象在很多国际交流场合问西方人，请问，如果你们有2500万人失业会怎么样？西方人很直接的说，那我们这个国家就没了。

西方都说China collapse，即中国崩溃，说了无数次，遭遇危机的这个阶段就应该崩溃。不仅这个阶段有2500万失业，上一个90年代有4500万人失业，听说过吗？中国怎么解决的？

查统计数据没有，不表现为统计上的失业。为什么呢？统计上叫做登记失业率，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不叫失业，也有叫在岗学习，待岗培训，因此，不登记为失业的数。还有80年代我们也是4000万失业。你们知道吗？我就是4000万回城待业的知识青年之一，没听说过的根本就不了解中国。

中国的很多事情，归结为是原住民人口密集的国家，没有把原住民大规模消灭，中国近3亿打工者这种流动情况在世界上任何殖民化大陆都不可能发生。问问美国多少人失业?如果超过百万级规模，就受不了。在中国这儿多少?1960年以来每次危机都是几千万失业。不都得受着吗?

当年美国制裁，邓小平跟美国特使对话的时候说：我是法国留学，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我比你还会背，但是我给不了，因为现在中国这儿人太多。这样吧，我给你送去两亿人，请你给自由、民主。好啊，当然好啊。美国人一下愣了，这什么意思？正好这之前王力雄那本书《黄祸》在美国出了，11次印刷，用的书名是西方人的“中国想象”。王力雄我很早认识，他就是告诉西方说，一旦中国出事了，这个体制维持不住了，中国人四散开来，这世界就受不了。简单归纳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写得血淋淋的。

当时情况很僵，杨尚昆在邓小平旁边打圆场，说：小平同志，你开口太大了，给他两亿，他怎么受得了呢？他的GDP立刻就下降，他的社会福利保障也马上就不存在了，不能给两亿。我看这样，少给点，5000万吧。我们当时全部在海外的华人总人口才不过5200万！

需知，中国历史上就不是一个对外殖民的国家。对此，今天很多人、包括著名外交家都在说，早年郑和下西洋，中国人的祖先干嘛去了？扪心自问，难道你是一个对外殖民扩张的国家吗？文化虚无主义到这个地步，就恨祖先没对外殖民扩张。这叫做没文化啊！就怕知识分子没文化。各位年轻的朋友们，将来你们长大，不，现在你们都长大了，将来你们顶事的时候，千万长点文化。

以上分析是说30年代民国应对西方1929-33年大危机，没对付得了，导致民国走向高膨胀，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现代化成本过重，向农村转嫁不了，因为农村已经被工商业资本搞乱了。所以，民国垮了。

知道我们上一次遭遇输入型危机怎么软着陆的吗？

2009年全球大危机爆发，中国沿海大批企业倒闭，2500万打工者失业，中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要问各位，你们满网上去搜，看看哪位高官，哪位大学者讲过中国是怎样对应2008-09年的全球大危机的？这是中国的宝贵经验，但是几乎没有谁认真把中国应对全球大危机并且成功的化解危机的经验告知给世人，请问，这算有知识生产吗？高校的知识是本土吗？是依托于中国经验形成的吗？

好了，不批评他们，先说我们怎么解决的。

解决危机的中国经验

中国以前出口退税13%，意味着中国政府拿财政补贴给海外消费者13%。对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外贸出不去了。彩电、冰箱、洗衣机、汽车全在库里。怎么办？中央把13%的出口退税一转，鼓励农民买这些商品，只要农村户口，立刻享受13%的价格折扣，而且告诉农民说，这优惠政策只到2010年年底！于是，农民一买，百户彩电拥有率达104台！这样，靠着农民的庞大购买力，化解了出口不畅的危机。

然而，这还是一个小的政策，只是把补贴外国消费者补贴给中国老农民。前提是什么？买彩电得有网络，否则全是雪花啊。买洗衣机得有水是不是？买冰箱得有电对不对？温家宝一上台就认同三农，在我所了解的领导人当中他是非常重视农民利益的，从他担任总理那届开始，政府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

温家宝在政治局2005年9月会议上提出新农村建设，2006年开始大规模增加对农村的投资。2006-2009年，三年过去，已经向农村投了几万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到现在2015年，国家向农村投了十几万亿，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大规模投资，既化解了城市的生产过剩，又实现了城乡再平衡。

但是，向农村基本建设做投资，是几乎没有回报率可言的。那私人资本干不干？当然不干。谁能干？只有国家干。

例如，国家电网向农村送电，80%线损率不能向农民多收一分钱，农电只能亏损，由国家电网抗着，若演化成坏账，则只能国家银行背着。我们听一般知识分子讲国有企业没效率，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因为，国家往农村修路，修到村里去了，敢跟老农民要养路费吗？敢在村口设一个卡子跟农民收费？收得着吗？真去收，一扁担打趴下你。收电费，说你多耗80%，多交80%以上电费，收得着吗？也收不着。往农村通水、电话、宽带，实现农村五通的过程，几乎都是国家干的。不是不邀请私人资本干，也给补贴，但私人不愿意干，回报率太低，回收太慢。

于是，当国家遭遇了严重的输入型危机，规律不可抗，2008-09年是全球危机，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我们当时叫“进口通胀”，单一国家的宏观调控没用。这时候，只能靠看得见的手，美国就是一手增加国债，一手增发货币，用增发的货币买增发的国债。

中国也如此。不同的是，中国把这套增加的流动性大部分送到基本建设当中去了。只要还有投资空间你就赢了，没空间就输了。所以林毅夫当世界银行行长之前告诉大家说，中国还有20年高增长，因为我们的内陆空间广大，当了几年世行副行长回来又说，中国还有20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除了我们自己的内陆空间壮大，这得感念秦始皇老爷爷，从他那时候，当然他也太残酷了，让我们知识分子骂了他2000多年，但是，他干了一件大事，统一。从此有了这样超大型的大陆国家。

多说一句话，秦汉之际中国就告别了封建制度，以后别再说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有2000多年封建的包袱，我们2500年前就告别封建制，进入郡县制，或者叫做中央集中制。汉初又做了分封，发现不行，还得平七王之乱，于是汉承秦制，继续郡县。我们早已告别封建，马克思研究的欧洲是黑暗的千年封建，千万别拿欧洲史来套中国，那叫历史虚无。

我们当时是“上下两制”，一是皇权设到县，二是县下乡绅自治。因此，中国告别封建制以后就是两套治理，一套中央皇权依赖郡县制度，另一套是乡土中国依赖乡绅自主治理。并且，这两套治理天衣无缝的整合在一起，维持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国家和文化国家的共生。这些东西不在你们的教科书里，只有我们这些立足于本土研究的人才提得出来，如果困惑于意识形态化的教科书理论，我们将无法理解这500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好了，今天我们最大的麻烦是试图用皇权直接下的老百姓炕头的办法，那得多高的治理成本啊？打算把国家治理一直管制到户，有病啊？历朝历代都不可能的。所以说，除非让农村恢复村社自治，这个国家稳定不下来。恢复村社自治的前提条件，要像历朝历代的开明君主一样，均田免赋，我们是1949年均了田一直不免赋，一直到2006年温家宝当政才免赋，隔了多少年？47年，才免了赋，半个世纪左右。我们并不比人家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先进多少！现在，只要把这套历史继承下来，今天也仍然是开明之君啊。为什么非把他们都否定，都反动，就因为你引进了一套西方意识形态啊。

还是要从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看我们自己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套路，如果按民国那种比我们西化得多的办法早就垮了。

我们现在21世纪提出的生态文明新战略，恰恰是结合中国超大型大陆国家内在的多样性，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化。不可能消灭农民，也不可能消灭农村，更不可能消灭几千年传承的农业文明。

首先是不可能照搬美国的大农场制度，我老是问大家，能用美国的farmer套到中国的农民头上吗？能说Chinese farmer？farmer，是farm农场加er，应该译为“农场所有者”，中国农民能叫farmer吗？我们的农民英文是peasant，这个概念恐怕要延续很多年。

看看日韩啊，日本95%的城市化率了吧？农村不还是小农经济吗？还是田中角荣的田中之梦吗？让日本农民每户达到两公顷土地，田中的梦想就实现了，两公顷土地就是30亩地，还不是跟中国农民的梦一样吗，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现在你无外乎就是把牛改成小型拖拉机。

客观的看，日本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小农经济，韩国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小农经济。包括本国台湾，到现在依然是小农经济。尽管城市化率都已经90%以上了，都已经现代化了，但是改不出小农经济，因为是数千年文化。即使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因为5000多年来的国家历史，上万年的中国文明都是农业文明！

实际上，中国人进入工业文明不到100年。我有一篇文章叫做《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近代中国折在什么上？都折在一个不可能向外转嫁成本的内生型工业发展上。想学西方就得先学西方向外转嫁成本，如果没有办法学，如果只能成本向内转嫁，就要有一套制度安排，如何使成本转嫁不至于引起对抗冲突。

我拿了很多国家级研究课题，怎么让已经具有哲学意义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现实意义中的非对抗。能不能转?如果以前能转化那为什么现在不能?等等，这是归纳分析中国人的制度经验。

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进入了和1929-33年西方生产过剩大危机一样的危机。

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发生在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的1998年。当时国内的经济学家就公开讨论了中国进入生产过剩危机，唯一可采取的对策就是罗斯福新政。我记得当年北大经济中心，我那时候在政策部门，看到他们提交的报告，中国遭遇金融风暴爆发之后的问题是什么？是生产过剩。

西方生产过剩是进入二次大战的主因，若中国不想打仗，就得搞新农村建设。若然，新农村建设就是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新政，谁提出的？林毅夫，1998年提出的。后来2001年他当面向江泽民主席汇报，认为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叫做“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这是林毅夫当年提出的理论，你们可以上网查。

他说：走出危机的主要方式要靠以国债投资为主开展新农村建设。今天所做的一切跟林毅夫1998-99年提出的政策建议高度吻合。

第二次遭遇生产过剩就是2008-09年西方大危机之后海外需求下降，中国进入生产过剩。

中国在90年代末期到现在已经两次遭遇生产过剩危机。

既然已经连续两次遭遇工业化阶段生产过剩危机，而且靠的是统筹协调，利用的是超大型大陆国家的地理纵深这种内生性优势走出来的，那现在新一代领导集体做战略调整是什么？是生态文明。

随之，2015年10月份出台的新的改革思路，叫做深化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国家重大战略调整，针对的就是百年来工业化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所以，中央的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已经越来越明确开始强调利益结构多元化。在课堂上我们可以讲利益集团多元化，利益集团条块分割尾大不掉，所以，中央一定会举起反腐大旗。

中央战略转型是渐进的过程，首先是教训积累所形成的。如果不转型将无路可走，因为中国不可能向西方的殖民化大陆那样，把成本向外转嫁。我们得接受西方国家的教训，既不能进入战争，又不能破坏自己的工业基础。所以，我们得朝着多样化的生态文明转型。整个世界的趋势也很清楚，是从60年代开始，随着人口增加，人均真实GDP每十年就下一个台阶！注意，这是世界银行的数据。同期，金融泡沫化不断增加。

通过国际贸易导致我们进口商品价格大幅度抬升，因此叫进口通胀，不仅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而且导致银行必须抬高利率，官方利率抬高导致下层社会高利贷——县以下高利贷是普遍化的——整个要素价格随着资金价格上升而不断上抬，这种外部力量对要素定价，不是内部因产业自身的原因导致定价变化，这就使得实体产业无法继续进行，因此人们只在国内说产业问题，恐怕是没捉到病根。

总之，实体经济的低收益就变成当前新常态，现在谁干实业谁倒霉。这是客观情况。那就会出现资金析出，进入投机品市场，房地产和股市投机越盛，社会高利贷越盛行，这是相辅相成的。

同理，国际资本进入期货市场直接影响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原材料价格，导致地方债的上升，政府债务大幅度上升也是这种病因所造成的，国家就得宏观调控，但是债务与利率都上升，宏观调控就面临两难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国内的资金价格高，调控困难，导致海外低息资金大举进入，正好“我家大门常打开，张开怀抱等你”，海外资金一进来直接打垮国内高成本资金，当有人高歌着高盛养猪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告诉他们，高盛来根本不是养猪的，是携带着海外几乎0成本的资金来打你的。没点起码的常识，就说你看连高盛都来养猪了，可见我们的养猪业有多大的市场前景？完全不看中国的畜禽养殖业是严重过剩的。

海外投资我们几乎无法竞争，因为人家资金价格太低，我们又主张对外开放，于是有通过投资实业达到曲线收购，导致我们现在21个大类产业2/3是外资超过绝对比重，苦哈哈干半天，人家不是来剪羊毛，而是连羊都占了。辛辛苦苦放了一堆羊，还得压制反抗，可2/3是别人的。

接着看，人家通过这种方式形成海外投资的高收益回流资本市场，又造成资本市场高收益，所以美国的所谓标普500股票的指数经常是高的，按说应该低，但因为海外收益高，所以就带动美国股市长期在高点上。有人据此抱怨我们的股市上不去，因为经济学家没解释清楚这种输入型危机。

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做什么？这条虚线告诉人们，我们其实用环境代价，劳工社会成本代价在向他们做极低价格的商品输出，来帮它维持低通胀。

各位，你们知道美国的低通胀绝对不是说没有通胀基础，美联储大量印发货币，当然有通胀基础，为什么不爆发通胀危机？是因为它得到的商品不是自己生产的，全是发展中国家几乎白送给他的。平均每个美国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一年能够消费12件中国产衬衣，7双中国产的鞋，几乎是白送吗？低价甚至白送，就帮它维持低通胀，所以他们是坐享其成啊。我们帮助美国维持了他在世界货币市场上一哥的地位。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我经常给学生讲，我们是革命战争打出来的革命党执政，因此这个国家对支持革命的人民承担无限责任。即使政府不发工资，公务员照常上班，5+2，白+黑，谁敢不上班吗？老师也一样，当年饿得昏倒在讲台的时候不也讲课吗？国家承担无限责任的这种上层建筑，应该依存于什么经济基础呢？只能是也承担无限责任、替国家做逆周期调节的国有经济。由此当然会出现效率低，因为干的是国家战略。当然会出现占压贷款，所以要有国有银行啊。

我讲一个故事，我自己在中国农业银行担任独立董事，有一次我们董事会讨论一个投资项目，因为中国的光伏产业受到欧洲反倾销，所有出口定单全部撕毁，那根本就不是贸易壁垒，如果相信市场经济，那对不起，中国光伏产业应该立马破产，全部贷款应该变成银行坏账，然后所有的工人全部解雇，这才叫市场经济，对不对？那中国怎么办？国务院一声令下，中农共建四大行组成银团贷款，维持私企为主的中国光伏产业的生存。

维持到什么时候？维持到重新恢复海外市场。中国现在光伏产业仍然世界第一吧？怎么维持的，就靠国家的逆周期调节，这是对国家经济安全承担无限责任，靠谁？靠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基础。

我作为一个几代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也满脑子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然而中华民族面临如此严峻全球化挑战，能只听自己心里面那些观念么？得看看国家怎么办啊？

有人说，我们还是莫谈国事的好，那还是因为你没弄懂。按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因此，想政治改革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应该改革成西方政府那样，有限责任政府，没税收，就停摆，甚至政府破产。看看底特律，那是我当年在美国进修的地方，连警察都歇了。为啥？没财政啊，这就叫做有限责任政府。学啊？问问老百姓，愿意吗？

再说一句，你们有谁相信中国的中农工建四大行会破产？为什么没人相信？因为历史上几次发生过必须破产的那种关头，都没破啊，最典型的就是1997、1998年，东亚金融爆发，突然紧缩，中农共建四大行，不良资产全部在1/3以上，按说立刻破产，不是主张市场经济吗？他们该破产。当年怎么做的？你们讲金融的老师讲过吗？中央成立四大资产公司，把不良资产全部买断，再注资，让他们变成符合巴塞尔协定的银行，再改制变成商业银行。

至今告诉各位，为什么它们还是承担国家无限责任的国有企业呢？是因为80%以上的资本是官方的。我们开董事会的时候，银行行长，董事长都会很清楚的告诉大家，我们也是大股东说了算，谁是大股东？国家。所有的其他投资人加在一起不到20%。大股东是国家，当然国家意志就是你的意志。

实现三大差别的再平衡

经济危机一定会转化为社会矛盾甚至冲突，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可以用中国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解释当代历史上60多年来的政治矛盾及社会冲突等情况。我不是政治学家，不愿意抢人家饭碗，但是我们已经基本解释清楚了。

图上那2张纸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们写的为什么参与这个运动，下面是盖洛普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美国贫困率大幅度上升，中国的贫困率显著下降。

在东亚的日韩，中国大陆、台湾，还包括越南，都叫做稳态社会结构，为什么?因为尽管日韩台没有毛泽东，越南也没有，但是他们都做的一件事跟中国一样，就是平均分配土地。

二战之后，美国占领军的刺刀逼着日本地主放弃地权，日本农民平均分配土地。国民党七八十万军队的刺刀逼着台湾的土地主交出了地权，平均分配给农民了。越南战争打出的政权，平均分配土地。中国大陆不用说了，包括南北朝鲜都土改。

总之，东亚社会全干了一件事：平均分配土地。之后就全部是稳态社会。日本自90年代后进入停滞20年，几乎零增长，日本有社会**吗？为什么没有？因为城市经济六大综合商社，财阀垄断。而农村经济有人叫合作社，那是按西方教科书编出的说法。

日本农村经济是高度、全方位垄断的综合农协，不仅垄断经济，也垄断政治，所有选票都包了，还垄断文化教育，是整个日本农村最大的垄断组织，因此，日本是什么经济？至今是垄断经济。日本没事，韩国也差不多。

如果看东亚社会，其实也有叫做儒家文化圈，继承了几千年政治传统的均田免赋，因此整个东亚社会至今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稳态结构。

比较其它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搞得了东亚的土改模式，尤其是印度，甘地想搞土改，没搞成。我十次去印度，东西南北城市乡村跑遍了，特别是**地区，游击区。白天警察所长陪我，晚上民兵队长陪我。这就是实际情况，北方山区政府根本没法控制，警察就那几条破枪，知道打不过，所以晚上关门了，民兵队长控制。民兵队长他爹就是被政府打死的，世仇。下边的图是反抗征地的农民运动，印度的民间基本上是不可被官方控制的。这边是在那些低种姓人群中发起的毛主义游击队，周围这些是低种姓贫民，给个枪就去打。你们也知道印度很乱，为什么？是因为34%的农民没有土地，土地私有化。农民嘛，有个三长两短就卖地，卖掉地就去城市，去城市就是贫民窟，贫民窟就是黑社会控制，你们看到《贫民窟百万富翁》那个电影，描写的就是黑社会控制。客观上印度是不大可能有稳定的。大约2/3的邦有游击队。

再看拉美化。近20年来，中国很多人强调加快城市化，有道理。去巴西也好，其它拉美国家也好，最好去看看。大都是城市化率高达70-80%以上的，比我们现在要达到的目标高得多。

但是，哪个国家能有效治理？都不可能啊。今天我们都说巴西、委内瑞拉出现了这个那个变化，难道仅仅是石油价格下跌吗？不，是因为他们都超前城市化了。意味着雇佣一个劳动力必须支付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全部成本，得能够养家糊口。

我们这儿为什么农民打工者给点钱就来了？是因为他只得到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收入。只管自己吃饱。打工者家里已经分了地，是小有产的家庭劳动力外出零风险的基础。靠巨大劳动剩余的贡献，中国工业化才成功的！

大家都说刘易斯拐点，我给自己助手布置的课题叫刘易斯拐点偏移，为什么？因为城市工业只使用17-30岁的劳动力，不是刘易斯所说的全部劳动力。真问题就是“掐草尖”，只把农村年轻劳动力作为草尖掐走，草根劳动力承担了草尖的转移成本。

这些事情说清楚了，就知道中国为什么和拉美不一样，当领导人要把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搬到非洲，搬到拉美去时，他们能搬吗？搬不了，非洲每个劳动力的表面价格低，实际价格高得多。不是非洲人懒，是你没有做结构性的劳动力国别比较研究。

如果要是城市化率真的超过50%，中国危矣。现在只是统计上城市化达到56%。

中国的真实经验。无外乎就是我们面对生产过剩采取了对内进行大规模战略性投资，与此同时，对内投资客观上起到一个作用。讲到中国是无限责任政府的时候请你们注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制造三大差别之后能够再实现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我们已经做了两个，正在做第三个。

当1997年、1998年发生生产过剩，1998年是李岚清副总理给江泽民写信，江泽民批示给朱镕基组织班子抓紧出对策。这个对策其实就是区域差别再平衡。市场经济20年，西部落后了，东北落后了，中部也落后了。

应对危机要上基本建设投资，从朱镕基到温家宝连续搞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这三个投资政策下去之后，中国实现了区域发展的基本平衡。这件事情只有承担全民责任的无限责任政府干得出来。

所以第一个差别，区域差别，或称为沿海内陆差别，已经实现了再平衡。第二，城乡差别再平衡。

从2005年新农村建设开始，其实2002年中央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就已经开始了，正式的大规模投资起于2005年确立的国家十一五规划，到现在11年过去了，已经向农村投了十几万亿，现在有一个重大变化，农村老百姓绝对不放弃户口。为什么呢？那意味着一份财产。

很多人说，他们要地没用，很多人现在已经不会种地了，可我说：种不种地不重要，连那些在海外投资创业的人当你说他家里面要分地的时候，都能坐飞机回来。我们把农村安身立命的财产叫做零风险资产。无论在外边做多大，或者有多大的失败，家里永远都有饭吃。

我们刚才说城乡差别再平衡靠国家大规模投资于农村，今天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

至于百年来官方都热衷的农业现代化怎么实现？那要看是美国式的？澳洲式的，还是什么日韩模式？

看看中国5000年农业，什么时候不现代化了？我们养活这么多人，西方人到中国来说只有你们的农业是最可持续的，什么是现代化，生态化的可持续农业乃最高层次的现代化农业。不可持续的农业再现代化也有害无益。

中国人实现的第二大再平衡就是城乡差别再平衡。

现在农民的孩子上学全免费还给午餐，农村中的医疗是以村为单位趸交的。因此农民的报销是全村人交的钱来报销，国家给补贴80%，村里只拿20%。农村中的各项福利，现在相对而言并不比城市差多少，有些人说我这个地方没有，那是落实的问题。国家大政方针来说，城乡差别再平衡接近于实现。

第三是贫富差别再平衡。这个再平衡是最难的，难就难在典型的中产阶级陷阱。

三大差别再平衡，如果中国真的全面实现，足以证明我们这个政府仍然是为全民承担无限责任的政府，这样就可以拿中国经验去形成经验自信，再进而形成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你去比啊，西方能实现三大差别再平衡吗？我们90年代有4000万失业，新世纪有2500万失业，怎么解决的？你们失业怎么办，全上街了，一般发展中国家连医保和社保都建立不起来，那你还比较什么？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如果知识分子真承担起了知识生产责任，就应该把这些化危为机的经验研究做出来。

第五篇：大隋覆亡的真正原因

1、乱世枭雄

隋末风云动荡的局面，皆是自王薄而起。知世郎王薄本是个饱读诗书的圣人门下子弟，本来不应该与土匪流寇为伍。如果不是因为朝廷征讨高句丽的话，他甚至可以到京师赶考，进而成为大隋的官员。可隋炀帝东征高句丽把科举这个唯一留给寒门子弟的出头机会也终止了，而县里的帮闲却亲手把一纸军书送到了他的家中，逼他去辽东服兵役。于是在611年一月，大隋还在为一征高句丽做准备的时候，王薄就挟民怨起事，带着数十个同样不愿去辽东送死的同乡造了反，上了长白山，并用他原本要用来参加科考的才华，写就了那曲动摇大隋国本的诗歌----“无向辽东浪死歌”。

王薄因不堪兵役骚扰而发动的起义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开端，此次起义带有明显的反徭役、反兵役的件质，深得人心，“避征役者多往归之”。黄河下游一带的农民纷纷响应王薄，相继又爆发了多股农民起义，星星之火，迅速演成了燎原之势。然而此时大隋根基尚在，各支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到了612年，大隋百万大军照样敢远赴辽东，让国内形成军事真空，可见此时农民起义仍然未能掀起大风大浪，在隋朝统治者眼中不过是皮毛之患而已。

2、天下大乱

大隋并非是因为征辽失败而垮下去地，门阀体制的昏暗已经决定了它的覆亡不过是早晚的事儿。然而毫无疑问，三次征辽大大加快了其崩塌的进程。

大隋建国时兵精甲利，天下无敌。然而在一征高句丽之时，大隋损失了三十万镇国的精锐府兵，统治的根基已然动摇，这也是隋朝灭亡时被翻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正因为隋帝国元气大伤，东征失败又造成朝廷威信扫地，凝聚力和威慑力降低，非但罗艺等藩镇军头不再效忠，连平头百姓也有了造反的勇气。而朝廷手中既然缺少精兵，就无法对叛逆者快速有效地进行镇压，一旦第一支造反者得以逍遥法外，而官军却对其无能为力，朝廷就失去了威信和震慑，离覆亡也就不远了。

第一次征辽失败让朝廷的威信荡然无存，为了消除征辽失败后在邻国心目中引发的严重政治后果，挽回大隋的颓势，杨广第二年就再次大举东征。百姓困苦不堪，唯有相聚为盗，大军未发，天下已乱。河北有孙宣雅、张金称、窦建德，陇右有高和尚，两淮有杜伏威，各举义军，攻城掠地。义军每到一处，屠尽富豪之家，平民之门有些被杀尽，有些则不过清洗一空，再裹挟其中的精壮从贼。

隋炀帝不顾义军蜂起，坚持二征辽东，这进一步加剧了百姓的不满情绪。杨玄感手中并没有多少军队，却敢在黎阳造反，并轻松煽动起一支由船夫组成的大军，可见征辽规模太大，兵役扰民极深，百姓对朝廷已经普遍心存不满，忠诚度锐减。而杨玄感也正是看到了民间的不满情绪，才觉得有机可乘。

杨玄感叛乱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却直接导致了二征高句丽的失败，朝廷的威信进一步降低，而大隋上层的内乱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民起义的规模。大隋在经历了两次辽东惨败和杨玄感造反后，衰败不可避免地来临了。墙倒众人推，余杭刘元进起兵，东海彭孝才聚众为盗，宋子贤、向海明、杜伏威、辅公佑、苗海潮等大小二十余伙贼寇纷纷扰动一方，河间赵万海、平原高士达都悍然立国，一向软弱的百姓们突然都暴戾起来，一个个争相干这株连九族的买卖。

二、三次远征高句丽虽然加剧了百姓的苦楚，但打胜了却可以震慑四夷，重新挽回朝廷的凝聚力。然而在二征高句丽被杨玄感搅黄后，隋炀帝又被迫催动第三次倾国征伐，这无异于是向沸油中又泼了一瓢凉水。频繁的征发让百姓的愤怒达到了顶点，对朝廷的不满也凌驾了忠君爱国之心，最后连大多数地方官员都开始阳奉阴违，暗暗抵制这条乱命。第三次征发时，“天下已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农民起义四处爆发，河北窦建德攻城掠地，河南瓦岗军聚众达数十万，江淮一带杜伏威军越滚越大„„而随着大隋朝摇摇欲坠，很多原本臣服于中原的外族也重新露出了爪牙。在河北的雁门郡，刘武周打着突厥麾下小可汗的旗号四处攻城占县，大隋的疆土日渐流失，曾经强盛的一代王朝此时已经有了崩塌之危。

从根本上来看，之前的杨玄感和先后起义的各支叛军之所以有勇气造反，并有能力给大隋带来麻烦，主要还是因为之前那三十万府兵的覆没。如果那几十万能征惯战的精锐不埋骨辽东，任何人在短期内都难以撼动大隋的根基，甚至不敢兴起造反的念头。可此时皇帝麾下的也不过是一群临时征募来的农夫，对义军已经不再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了。当然，此时的大隋仍然存留了不多的精锐府兵，战斗力很强，而农民军战斗力低下，屡败于这些精锐官军，但朝廷之后的频繁征辽又把不少人再次赶到了流寇帐下。朝廷一次次对百姓的征发，无异于是在替流寇们招兵买马。

朝廷对蜂起的各家流寇屡剿不灭，整个河南看上去还算安宁的，不过是王世充所镇守的江都附近几十里的地方。出江都向南到宣城，向北仅到淮南，便是盗贼的安乐窝。很多在河南诸郡被张须陀打得无处躲藏的盗匪都跑到了淮上，利用淮河和长江之间复杂的地形与官府对抗，大大小小响马加在一处已经超过百家。而令人倍感无奈的是，与天下其他地方相比，河南诸郡还算大隋朝最稳定的区域之一。南方各地自从鱼俱罗将军被冤杀之后，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而素以民风骠悍著称的河北诸郡，局面更是动荡不堪。先有张金称在清河郡击杀了右侯卫将军冯孝慈，然后有高士达、窦建德以高鸡泊为老巢四下攻伐。更令人惊诧的是，在征辽大军班师时，居然被一个名字叫做杨公卿的响马抄了御林军的后队，大摇大摆地从杨广眼皮底下抢走了四十二匹御马。

等到第三次征辽无疾而终，隋炀帝筹划第四次征辽时，还没等群臣们议出个具体出兵方略来，地方上已经有更多的豪杰以此为由造了反。他们攻打州县，划地称王，根本不把前来征剿的郡兵放在眼里。而那些郡县的官员们也不争气，屡战屡败，把成批的铠甲兵器向反贼手中“送”，等送到最后，实在无兵器粮草可送了，为了逃避战败的责任，这些家伙就干脆把官服一脱，跑到反贼麾下去当了官。

3、杨广死时大隋实力仍强

一个王朝的第二世本不到崩塌之时，杨广本人也是一位才能出众，足堪开疆扩土的统帅，所以大隋的两代而终就显得十分蹊跷。当时虽然天下大乱，义军蜂起，但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效忠于杨广，朝廷的势力仍然很庞大，各地的重镇还大多控在朝廷手中，义军不过是割据一些偏远的城县而已，隋朝的统治还远未到彻底崩塌的地步。宇文化及等人弑君前，曾对欲私下逃离的大臣说：“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这句话也从侧面证实了杨广在死前仍然有很大的威望和势力，尚有制裁四处叛逃者的实力。而从无论是李渊还是王世充，甚至是弑君的宇文化及，都要装模作样地捧出一个杨家人来做傀儡皇帝就可以看出来，各家反王仍然需要借助大隋的名号来招聚人心，隋朝虽然激得民怨沸腾，但仍然还有很强的威信。

之后隋朝迅速垮台，主要是因为江都兵变之后隋炀帝死了，旗帜一倒，大隋的凝聚力顿时崩塌，各地军头群龙无首，纷纷归附强者，或力图拥兵争夺天下，无人再肯勤王死战，才让李家捡了个便宜，否则隋末的局势还很难预料。虽然李家已经在勾结突厥人后攻占了陕西，但河南的越王杨侗还有很强的实力，后来与李家争天下，打得不亦乐乎的王世充不过是他手下一员将领，都有与李家争天下的能力，可见李家想拿下河南都不容易，更何况杨广如果不死，就有东南大半个国家做为河南的后盾，李家未必就能够获取天下。虽然从宏观上看，门阀势力无法制约的隋朝迟早会崩塌，但如果杨广不死，决计不会如此兵败如山倒，被摧枯拉朽般灭亡。

李唐王朝之所以极力丑化杨广，渲染夸大隋炀帝死前局势的失控和混乱，竭力营造隋朝已经大厦将倾的假象，就是希望能够误导人们相信隋朝当时已经临近土崩瓦解，杨广早已众叛亲离，人神共愤，士兵们兵变弑君是必然之事。而即使没有兵变，隋朝也早已不堪李家门阀一击，被灭掉只是弹指间事。以强调李唐王朝取代隋朝是顺天应命、符合民心之举，并藉此遮掩自己背主篡权行为的恶劣性质。

4、应对失当

在百姓不堪重负，纷纷揭竿而起之时，如果朝廷能够及时妥善地应对，暂缓第二、三次征辽，宽免赋税，对遭灾地区开仓放粮，同时调集精锐军队，及时对义军进行镇压，同时剿抚并用，招安纳降，分化瓦解，就有很大可能将火苗扑灭在萌芽之时。然而由于朝政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上下官吏都从私利出发，对危局应对失当，不仅放任流寇坐大，而且对百姓的盘剥不减反增，把流寇烧杀后的损失摊派到尚未造反的人身上，致使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把越来越多的本分人逼上梁山，终于把局面搞到不可收拾。

大隋政务的主要负责者，裴矩和虞世基早就知道天下义军蜂起，却一直瞒着杨广，压下各地的告急文书，让众家流寇得以坐大。等拖到流寇攻城夺县，四处烧杀，官府屡屡征剿却又效果甚微，再也遮掩不住之后，二人又向隋炀帝献上了一个孬点子。为了防止百姓被农民军洗劫，进而产生新的乱民，再彼此裹挟串联，越滚越多，朝廷竟然强制推行了逼百姓搬迁到城里居住的荒唐政令，把原本富饶的土地变成了无人烟的苍茫旷野。要说此计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毕竟坚壁清野之后能给流寇们带来许多不便，他们可劫之财和可抓之壮丁都大为减少。然而这些“肉食者”却忽略了两个关键问题：这些少有积蓄又失去土地的农民们在入城之后该如何生存？城外的田地都无人耕种，那城里人吃什么？其实帝国的门阀重臣们也未必就想不到这些问题，只不过底层百姓的生死，这些整日纸醉金迷的上位者们不会太在意罢了。

被强迫搬入城中的农民们失去了种地的权利，也就失去了谋生来源，很快就穷困潦倒，不得不卖儿卖女，而等到卖无可卖后，就只有举家饿毙街头。一开始还只是贫苦农民如此，一两年之后，甚至连小康之家也变得无米下锅，于是有些活不下去的人就干脆潜出城当了土匪。虽然他们最后大多都会死于与官军的战斗或土匪之间的火并，但至少能多活一段时间，不必眼巴巴地看着全家人饿得露出皮肤下的骨头，然后逐一倒毙于路边。

其实大隋并非粮食奇缺，无力救赈灾民。早在杨坚开国不久，大隋就依次设立了黎阳仓、河阳仓、含嘉仓、广通仓、洛口仓五大储粮仓，仅洛口仓就有粮窖三千个，每窖存粮八千石，共储粮两千四百万石，数量极其惊人。这些粮仓建立的初衷就是备荒和军用，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惯例，在太平年代，官府每年收上来的米粮大概有三分之一要流入各地官库，做为国家的战略储备。即使在大隋覆灭之时，这五大粮仓也大多仍然满溢。而在经历了隋末战乱、大唐初建的数十年时间之后，直到贞观年间，还有隋朝的陈粮被拿出来赈灾，可见其储量之富足。

但由于杨广一直申明他要用仓中的粮食做征辽之用，而私开粮仓是族诛之罪，因此没有圣旨，地方官员们宁可眼看着治下的百姓成批饿死，也不敢打官库的主意。更过分的是，就在百姓已经不堪重负之时，朝廷非但不肯降低赋税，反而要再次征辽，并为此增加赋税，贪官污吏们仍在一年年征收粮米，用来完成朝廷要求的份额，并借机从中大捞一笔。就在大批百姓已经被胥吏搜去缸中最后一颗米，无法挺过当年冬天的同时，大隋存放粮食的官库却十分充实。此时隋朝的赋税已经暴增到了四成，跳起来造反的已经不止是那些寻常百姓，连一向不愿招惹官府的大户人家也开始拖欠地方钱粮，衙门里反复催促，甚至要动用捕快，才能把欠帐催上来。更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铤而走险，落草为寇。

5、大隋并非亡于农民起义

由于我朝是农民起义起家，所以喜欢夸大农民起义的重要性，而且总是把复杂的朝代兴替问题一概牵强地归结于“民心所向”之类飘渺的原因，而刻意忽视了推动改朝换代的更本质的原因，造成了很多人对历史的理解产生了错位。事实上，旧式宣传中把隋朝灭亡归结于乱政和农民起义是一种相当浅薄的错误见解。农民起义最多只能给隋帝国带来困扰和混乱，却绝对没有能力推翻统治，取而代之。职业农夫和职业士兵的战斗力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而草寇们的影响力和财力也根本无法与门阀世族相提并论。隋末号称群雄并起，反王无数，但真正有能力争夺天下的，也不过只有李渊、王世充、罗艺等几位隋朝的重臣而已。李渊几人原本都是大隋的猛将，戍守一方，麾下都是大隋的正规军，受过持久而专业的军事训练，并且财雄势大，粮草充足，武器甲胄精良，声望也很高，大小豪强闻风而从，所以才有争夺天下的本钱。

农民军自身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数量再多也是乌合之众。从古到今，农民阶级仅凭自身起义成事者只有朱元璋一例，还是主要依托于民族矛盾的推动力量。李自成和我朝的农民起义都是因为中央政权受到外界势力的干涉和牵制才得以成事地。隋末各地的农民起义军看似声势浩大，手下动辄数万兵马，但给朝廷捣乱拆台还行，却根本没有逐鹿的资格，只不过是跟在强者身后瞎凑热闹而已。农民军根本不是朝廷正规军的对手，无论数量是四十万还是二十万，在精锐官军面前其实差别并不大，五千人足以与之相持，有八千人足以破之，所以风起云涌的各路义军最后都被原属统治阶层的各地割据势力或剿灭或兼并。大隋的边将李渊仅仅掌控大隋不到一成的军队，后来再招点新军，就足以平定窦建德等诸路义军，这说明大隋完全有能力平定各路起义，只不过重臣们各怀异心不肯为国家出力罢了。

在失去大多数底层民心的同时，也未能得到各地军头和门阀的效忠支持，这是大隋崩塌的主要原因。这些门阀贵族不是胸藏野心，希望取隋而代；就是想坐观成败，保存实力，然后投效新主，用手中的资本为自己和自己的家族谋取利益，所以剿灭义军时都不太卖力，致使义军坐大。后来李渊、罗艺、梁师都、刘武周、薛举、李轨、萧铣等手握重兵的大隋重臣先后率领自己的家族反叛或割据一方，其它小门阀则脚踏两只船，在一旁观望，有些甚至直接投向叛军。等到隋炀帝被亲信叛变杀死后，仍然忠诚于朝廷的军队和官员失去了效忠对象，大隋便一夜间崩塌。

6、家贼难防

大隋的各路藩镇要比农民军可怕得多。他们有组织，有良好的后勤，有极强的政治号召力，手下还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是一股完整稳固的政治力量。藩镇麾下的军队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有些还是戍边的劲卒，战斗力甚至比朝廷的野战军还强。而且他们熟知朝廷的各种优势和弱点，选在朝廷最虚弱之时发作，在大隋背上捅下狠狠的一刀。

在隋末的藩镇中，以王世充、罗艺、李渊三家为最，最终李渊取隋而代。李氏门阀拥有庞大的人脉和半个河东道地盘，太原留守李渊手握关右十三郡的军队，是负责国家北部边防的重臣，隋炀帝委派他在山西一带防御突厥。哪料到李渊居然勾结突厥，奉突厥可汗为君，纳贡称臣，进献美女，然后与突厥合兵一处，联手入侵，杀向自己的祖国内部。而江都通守王世充统辖的三万江淮劲卒原本是大隋最精锐的武装力量之一，杨广死后他也拥兵一方，与李唐争夺天下。

但王世充和李渊就算绑在一起，其丑恶程度也比不上寡廉鲜耻的罗艺大将军。罗艺麾下的虎贲铁骑是当时隋帝国野战能力最强的部队，虽然人数仅有五千，但战斗力极强，从来没打过败仗。这五千具装骑是大隋第一名将，大将军王杨爽亲手练出来的精兵，是天下至锐，无坚不摧，当年罗艺追随杨爽跟突厥人打了无数仗，这些人马都披有厚甲的虎贲铁骑一直是突厥武士心中的恶梦，屡次重创突厥，并直接导致了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后来大隋和东突厥启民可汗结亲，又主要靠这支军队击败了西突厥。

卫王杨爽是杨坚的异母兄弟，十四岁领兵，打遍中原无敌手。开皇二年，突厥人见大隋刚刚立国，内乱未平，便兴兵四十万叩关，把武威（今属甘肃）、金城（今兰州）、天水、延安等地抢成了一片焦土。杨爽率十二万大隋青壮分七路迎敌，在白道（呼和浩特一带）把沙钵略可汗堵住。当时各路兵马均不在附近，杨爽本部只有两万人。众老将都建议撤离，杨爽却不肯坠了威风，带着五千铁骑直冲沙钵略本阵，五千人把十万精锐胡骑杀得溃不成军，尸体绵延三十余里。是年，杨爽方二十。二十四岁时，杨爽再度出塞，突厥诸部望风而逃，根本不敢搠其兵锋。

隋唐时最重门第，罗艺出身寒微，本来在仕途上难有作为，是隋炀帝破例一手把他从军中提拔起来，在杨爽死后又把这大隋最精锐的五千重甲骑兵交给他，厚封他为虎贲将军，更在财力和权限上给罗艺大开后门，造成了罗艺势力的迅速壮大。杨广对罗艺有极深的知遇之恩，也一直将罗艺视为心腹，将这五千虎贲作为自己的王牌部队，用这支兵马威慑东塞诸胡，从来不肯轻易调动，就连三次讨伐高句丽的关键性战役都没有舍得让其随行。然而罗艺却是一只白眼狼，很快就忘记了杨广对自己的恩德，翅膀一硬就起了不臣之心。隋炀帝的圣驾在雁门被突厥大军团团围困，各地纷纷赴援，罗艺坐拥精兵却按兵不动，后来甚至还与突厥勾勾搭搭。

到了大隋义军蜂起的危急时刻，朝廷欲调罗艺镇压时，起了二心的罗艺已经决意要逐鹿中原，所以拥兵割据一方，不听号令。其实以幽州兵团的实力，很多其它官军不易消灭的悍匪都可以轻易消灭，但希望天下大乱好趁机起事的罗艺只盼着乱匪越多越好，所以非但不肯奉命剿匪，反而与河北贼寇配合得相当默契。当他拒绝听从朝廷的命令后，隋廷就停了对幽州军的财力和粮食供应，并试图将其压服，但罗艺与流寇勾结起来抵拒朝廷，每当忠于朝廷的军队压迫一方时，另一家就会在背后擎肘扯脚。薛世雄征缴流寇窦建德时，罗艺立刻趁机夺了东北三郡，失去老巢的薛世雄腹背受敌，被窦建德从拒马河直接追杀到桑干水，兵马损失过半。等到大隋官军威逼幽州，赵万海、高士达等流寇又在身后闹个没完。等官军返身杀回河北来，高士达等人又闻风远飙了。

突厥得知罗艺有不臣之心后，更是推波助澜，希望造成中原内乱而谋取利益，于是一直在向罗艺所辖的地区大量输入战马，增强罗艺的实力。之后不久，罗艺便以提防高句丽趁虚而入为名，把柳城、燕、辽东这临近三郡全部收归囊中，驱逐朝廷任命的官吏，截留赋税，私扩守军，还自封为幽州大总管，种种大逆不道的事情都做了个遍。罗艺之所以还没有明目张胆地造反，是因为时机不到，不愿此时承担忘恩负义背叛之名。而朝廷此时内忧外患，也不愿激起兵变。而且如果隋炀帝派兵讨伐罗艺，人们又会说是皇帝逼反了他，认为罗艺是蒙冤的忠臣，所以隋炀帝只好对罗艺听之任之。

一套具装甲骑需要配备两到三匹战马，还需要有大量的马夫、兽医随军，所以罗艺的这五千具装骑耗费极大，大隋倾全国之力才足以维持这支军队。罗艺与朝廷反目后，为了养活这支铁骑，把幽州治下刮得民不聊生，赋税是其它地方的双倍，不断有倾家荡产的百姓逃到它处，甚至不惜移居到蛇虫肆虐，猛兽纵横的荒野之中。在群雄割据的乱世中，治下的人口即意味着兵源和税收，各路诸侯之间交手，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削减对方治下的人口数量。罗艺所在的幽州地区比较贫瘠，供养具装骑难度很大，最终令罗艺陷入了经济、民心、人口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也是他拥有天下至锐的具装骑却无法攻取天下，最终只能投入李渊麾下的主要原因。而另一个重要根源就是罗艺出身贫寒，没有一个大的门阀可以倚靠，缺乏大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支撑，所以无法如李渊般逐鹿天下。当然，发动一场战争要花费天文数字般的财力物力，以河东门阀李家之富足，在起兵时为了保障军队供给，也将地方刮了个干干净净。不过在攻占永丰仓后，李渊获得了大隋积攒了十余年的大批存粮，之后便立刻风生水起，大批缺衣少食的流寇和义军纷纷归附，总数多达立时超过了二十五万。

品行恶劣的罗艺结局不佳。他见情势不利，便主动归顺唐朝，之后为唐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李建成登基即位是板上钉钉之事，所以罗艺积极投效，成为李建成的死党。为了向主人表忠，罗艺专门对李世民倨傲无礼，还多次与李世民发生冲突，二人矛盾很深。但罗艺万没想到，李世民竟然在玄武门兵变得逞，杀兄囚父，于不可能的困境下攫取了权力。罗艺站错了队，自知李世民不会放过他，帝位一稳就会出手灭掉自己，便在贞观初年打着为旧主复仇的旗号起兵造反。兵败之后，罗艺投奔突厥避难，途中被从人斩杀。由于罗贯中是罗艺后人，便在《隋唐两朝史传》一书中故意遮掩罗艺投奔外敌突厥的史实，还把他塑造为正面人物，并冠以皇族姓氏，称为李艺，这也是品行恶劣的罗艺在民间传说中口碑并不算太差的主要原因。

7、府兵制的隐患

在任何时代，决定国家命运的核心因素，都是经济。

由于传统史书常以记载统治阶层的上层活动为主体，却对百姓民生和民间情况毫不关注，所以让大部分人都产生错觉，误把上层的历史当成了整个国家或社会的历史。其实在中国古代，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之间的分隔相当严重，即使上层社会有严重的权力斗争，局势动荡不安，但如果同一时期的施政并未因此而产生太大的变化，那下层社会基本上是不会受到影响地，并不会动摇到整个国家

或社会的大局稳定。

说白了，在很多时候，上层的政治斗争与下层的经济民生是可以分隔开来看待地。除了宫廷政变之外，朝代更替的直接原因都是经济，而非政治，更与什么明君昏君、佞臣贤臣没有太大的关系。帝国高层的权力冲突和腐朽昏暗通常并不会引发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更很少会引起经济的崩毁。而如果并不波及下层，那百姓的生活根本就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武则天执政时期。如果从史书来看，我们会觉得当时中国的形势极其混乱，朝廷和后宫中充斥着争权夺利和告密陷害，上层官员人心惶惶，朝不保夕，人心思乱，兵变和谋逆层出不穷，完全就是一派末世景象。然而武则天心狠手辣对付地，只限于上层反对派的皇室贵族、朝廷命官，这些人死一茬就顶上一茬，中国的人才有的是，杀多少贬多少都无所谓，下面照样无数精英在等待着被赏识提拔。更何况当官也未必要多少才华，大部分人上位后很快都能干得不错，甚至比前任更好。所以武则天虽然屠刀挥舞不绝，冲突阴谋也屡屡爆发，但上层的混乱却并未衍伸到下层民间，百姓们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在“贞观之治”之后把国力大大向前推进，更为后来的“开元盛世”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显而易见，决定一个国家兴亡最关键的，不是明君贤臣，不是道德民风，不是朝臣们的团结勤政，甚至不是统治层的施政清明，核心的只有一点，就是经济。只要经济兴盛，百姓就有饭吃，就不会有人造反，就算此时坐在皇座上的是邪恶阴鹜的撒旦，就算他每天要吃十对童男童女，那此时也是盛世王朝，绝大多数百姓也能在撒旦的统治下过上幸福的生活。反观之，就算坐在帝座上的是宋襄公、柳下惠这样的谦谦君子，可如果管理不好国家的经济，让大多数子民在饥饿

线上挣扎，那亡国也是不远的事儿。

在一千年前，经济的主体，是农业经济。而大隋，没有维护好这个关乎国

家危亡的要素，所以它亡了。

隋亡的原因很多，但那些都是表面因素，核心的，就只有“农耕”这二字。说白了，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吃上饭。其实明亡也是如此，虽然后人罗列出的覆亡原因几张纸都写不下，但真正本质的原因，那令无数农夫拿起锄头，去反抗那些原本由自己纳粮供养，用来保卫自己不受异族侵袭杀戮的官军的理由，还不是“吃饭”二字么？如果不是为了活下去，他们会不顾一切地与国家的外敌里应外合，让自己的祖国亡于内忧外患，最终让一亿汉人，沦为五十万满族的奴隶么？而追根寻源，让这些百姓吃不上饭的最主要的原因，竟然是气候，而根本不是什么官僚腐败，皇帝昏庸。若不是小冰河末期的强烈作用，导致中国北部连年大旱，令农夫们辛苦一年却颗粒无收，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农民起义？魏忠贤一手遮天的昏暗时期都无人造反，勤政的崇祯上台后怎么就天下大乱了呢？这个道理还不够

明显么？

大隋亡国的真正根源是三次征辽，准确地说，是因为在施行府兵制后，还敢于不知死活地三次大规模征辽。在“府兵制”下，士兵们不是职业军人，而是普通农民，既要耕作又要从军。而农业生产又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如果农忙时缺乏青壮，这片区域整年的生产就会失收，出征士兵的家人就会饿死。当年李渊围困王世充于洛阳时，军事上占据优势，可等到农忙时还未破城，士兵们马上躁动不安，逃兵大增，就是因为士兵们急于回家收割。隋炀帝征发民夫征辽时，民间的抵触情绪那么大，除了怕死之外，担心家中田地无人耕种是更重要的原因。这点从《资治通鉴》的记载中，也可略见端倪。

“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馀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餱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我们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征辽导致“耕稼失时，田畴多荒”，进而造成“谷价踊贵”和“饥馑”，再加上官吏打着支持“征辽”的旗号盘剥，才逼得百姓没了活路，被迫造反。

显而易见，府兵制有着重大的隐患，农业经济是非常脆弱的经济，一旦战争的时间不合适，或者做战时间拖得超过一年，那将给农业生产带来沉重的打击，很可能导致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国民经济迅速崩溃。换句话说，施行府兵制的国家，既不能大规模征发军队，又不能承受长期战争，即使国力再强盛也是一样。这便是为什么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对经济破坏得如此严重，致使天下大乱，百姓活不下去的原因。

令人遗憾的是，隋炀帝并没有意识到农业经济的薄弱，更低估了在府兵制下，长期战争对农业经济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勉强发动了三场大规模战争，大量本来应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一再被强征入伍，正常的农业生产被一再打断，终于导致农垦经济的崩溃，继而又导致政治上的隐患爆发，终于身死国灭。很多后人都误认为，由于隋炀帝无道，隋朝在他手中灭亡是必然之事，其实隋炀帝是少见的明君，如果不征辽，或者只征一次，那隋朝的隐患很可能数代之后才爆发，隋朝维持个一两百年也有可能，隋炀帝也会因为征辽前的功业而被后世誉为千古明君。千古明君和无道昏君，其实不过是取决于征辽前的一念之差罢了。

8、败亡总结

煌煌大隋，竟然在正值鼎盛时突然崩塌，两世而终，更在崩塌过程中造成战乱不绝，百姓流离失所，人口折损千万以上，这幕悲剧其实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时的隋朝建立不过几十年，之前历经了南北朝时期的多年战乱，各民族混杂，而且很多领土都是刚从平灭南陈、北齐所得，所以百姓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节还并不浓重。加上杨坚是篡位得国，他和杨广所施的一些政策又触及了很多大贵族的利益，就更让许多势力心怀异志，只不过隐忍而不敢发而已，后来的宇文化及谋逆弑君便属此例。当时表面看似强盛的大隋朝，私底下其实暗流涌动，根基谈不上十分稳固。杨坚交到杨广手中的，本就是一个隐患重重的帝国。

不过在杨坚和杨广执政初期的种种善政之下，隋初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的凝聚力和百姓的认同感也大为增强。但开国之初的飞速发展很快就到达了瓶颈期，进步速度开始减慢，而人口的迅速增长又造成了人均耕地不足，而门阀大族们日甚一日地兼并土地，更让很多人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社会矛盾渐渐尖锐。而权贵门阀们也渐渐失去了刚建国时的朴素与自律，开始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政令，利用捐税盘剥百姓，导致民间压力日重，进一步加剧了底层人民的不满情绪。

很多人误以为修建大运河是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其实大运河只能算是稍耗民力，真正扰民深重的是后来三征高句丽时在全国范围进行的数次大规模征发。朝廷每次动辄征发百万大军、数百万民夫，扰民极重。由于路途遥远，民夫沿途白骨累累，这本就让百姓视去辽东为畏途，但咬着牙挺一次也就罢了，偏偏朝廷迟迟拿不下小小的高句丽，只得反复征发，征辽的士兵和民壮秋天刚刚返家。刚一开春就又被征集，这让大部分百姓，甚至连地方官员都无法容忍，第三次征发时就开始大范围的阳奉阴违，当逃兵和加入土匪者不计其数。而且由于路途遥远，把一车粮食运到辽东前线，成本竟高达十七车之多。为了凑足征辽所需的粮饷，增加的捐税让百姓们不堪其苦。在府兵制下，长期征战会对农业经济产生崩溃性的打击。三次征高句丽引发的苛酷的徭役和兵役，以及因之导致的田地荒芜，是压倒大隋的最后一根稻草。本就窘迫的平头百姓终于活不下去了，只能选择铤而走险，加入山贼或者流寇，于是大隋最终陷入义军蜂起的混乱局面。但其实征辽的决定并没有错，势在必行，而本来倾国之力的第一次远征就绝无不胜之理，可惜杨广好面子，要行“仁义之师”，才引发后来一系列的灾难。

大隋首征辽东大败而回，后两次远征又无功而返，这让朝廷在民间威信尽失。由于大隋的精锐部队在第一次征辽中损失了三十万之多，国力都已在几次征辽和义军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中大大折损，所以一时未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将起义扑灭，以致于兵连祸结，更多的百姓在战乱中无法生存，只有加入匪盗，形成了恶性循环。此时如果大隋统治阶层能够齐心合力，一方面推行善政，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一方面尽快剿平各支流寇，也完全可以力挽狂澜。然而大隋的致命内伤，门阀世家各怀私心，在此时又爆发了恶果，满朝文官武将都分属各家门阀，在他们心中，家族的利益才是最重要地，王朝的崩塌不过是换个新的主人而已，并无大碍。于是无人为挽救危局尽心尽力，都是墙头草，左右逢源。大隋兵精甲利，却两世而亡，就是因为这扎根于门阀大族之上的统治先天就存在隐患。广大寒门子弟没有晋身之机，自然对朝廷心存不满；而高门大阀占尽国家的好处，忠心却也异常稀薄，当和皇家一起攫取百姓利益时，还能勉强保持一致，一旦情势不妙，就纷纷明哲保身，非但不肯为国家稍作付出，甚至还打起换个主子继续当贵族的念头。可以说，门阀之弊是大隋崩塌的根源所在，若非自统治上层就离心离德，缺乏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之心，大隋的凝聚力和承受力又怎会变得如此之差，竟然征高句丽一战不利就走到了亡国边缘？

在大隋的数十万精锐府兵埋骨辽东之后，中央对地方藩镇的制约能力大为削弱，而义军蜂起之时也无法整顿内部，于是拥兵在外的地方武将们对朝廷的命令阳奉阴违，只想着利用手中的兵权保障家族在乱世中的利益，各自保存实力，不肯全力剿匪，这是义军屡剿不灭的主要原因。而忠于皇帝的将领与士兵孤军奋战，在剿灭此起彼伏的流寇时日益折损，在忠心的军队衰弱之后，朝廷就更无力制约各家拥兵自重的军头，于是大隋的统治日渐混乱。而一家家内部乌七八糟，原本胸无大志的流寇也渐渐坐大，最终成长为有政治野心的各家“反王”。

而就在大隋已经陷入恶性循环的危险境地之后，致命的打击接踵而来，几支最大的藩镇势力原本只是拥兵自重，此时见中央衰弱，便不再遮掩自己在乱世中逐鹿天下，取隋而代之的野心。罗艺、李渊这些手握重兵、牧守一方的地方大员非但不肯为朝廷效力，反而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李渊勾结外敌突厥杀入自己的祖国，夺占长安；罗艺割据自立；宇文家族谋逆弑君，毁掉了大隋最后的凝聚力，也毁掉了大隋力挽狂澜，至少也能割据江南的最后希望。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塞外。大隋初年隋军曾痛击突厥，并迫使其分裂为东、西两部，势力大损，不得不臣服于大隋。但后来东突厥的始毕可汗趁隋末大乱再次一统，并强盛起来，于是开始在境外大力支持边境上的罗艺、李渊、刘武周等各家割据势力，协助他们反抗大隋，以在战乱中谋取利益。当年大隋一手导致突厥内乱孱弱，如今却颠倒过来，被东突厥这个昔日的臣属国搅得分崩离析。可以说，如果没有东突厥在境外推波助澜，大隋未必不能力挽狂澜，至少不会崩塌得如此之快。东突厥操纵着各家割据者，在中原制造战乱，并导致大隋最终崩塌，而在这个过程中，东突厥得到了大量的好处。最终得国的李渊为了得到境外势力的支持，不惜卑辞厚礼，任由突厥劫掠中原百姓。李唐王朝对东突厥称臣纳贡十二年之久，李世民还“空府库”来满足突厥人的贪欲。

综上可知，导致大隋亡国的原因有很多，但比较核心的不外两者。一个是三次征辽导致农业经济崩溃，进而引发遍及天下的农民起义。另一个是农民起义引发了政治危机，让门阀制度的隐患爆发出来，最终导致军阀自立，夺取江山。至于其它的，什么隋炀帝修不修运河，去不去扬州，日常生活节俭还是奢侈，隋朝的贪官污吏多不多„„则都是些表象和细节，并不能决定大局的走向。后世将隋亡的责任一味推到隋炀帝的荒淫无道之上，显然是一种浅薄的认识，这种泛道德化的逻辑是如此荒诞，却如此轻易就为大众所信。

其实在每个王朝的任一时刻，哪怕是盛世的顶峰，都能找到无数的缺失与不足。那么大的国家，不合理的事儿和贪官污吏又怎么会看不到？只不过如果国家不亡，之后的撰史人便会以“只看主体”为借口，装着看不到，好像整个社会没有一处不平事一样。如果伴随着那些不公和阴暗，帝王还能够开疆扩土，那就更会被捧颂为千古一帝，民间的疾苦和冤屈更是再也无人提及。然而如果因为帝王某种原因亡了国，哪怕亡前施政更为合理，国家中不和谐的事情更少，也会被丑化为无道昏君。而那些社会中的小问题也立即会被新朝的御用文人们挖掘出来，经过夸大和完善，最终渲染成亡国征兆，并做为这个“昏君”的罪证，来证明前朝的覆亡是如此地合情合理，而新朝的取而代之又是如此地顺天应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