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淮南子》的科技想法分析

第一篇：关于《淮南子》的科技想法分析

绪论

1.1 我国古代科技思想的厘定

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科技思想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那就是我国古代是否存在过科学技术？这个疑问可以分化为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过科学，其次是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着技术。对于后面一个问题，中西方学术界的观点相同，那就是我国古代存在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先进技术；而对于前一问题，则存在着巨大的争议。长久以来，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我国古代不存在科学，科学是西方文明世界中的特产，他们习惯于从西方世界中去寻求问题的答案，然而一部分中国学者也认为我国古代并没有存在过科学。那么，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现在所谓的科学不仅可以指科学理论，还可指科学研究活动。从前者来看，中国古代的农学、医学、天文学、算学相对比较发达，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四个领域中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领先于西方，从后者来看我国古代存在着科学研究活动应是没有疑义的。既然存在科学研究活动，就必须存在行为规范。我们很难想象古代科学研究人员的行为规范没有包括与善恶评价标准想联系的道德规范。我国古代著名的外科医生陈实功提倡的“五戒十要”医德规范被美国1978 年出版的《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收录，并将其与《希波克拉底誓言》和《迈蒙尼提斯祷文》并列，当做是世界古典文献之一。

与此相似的中国古代医德规范的版本还不少。张衡是中国古代一位德才兼备的科学家，东汉时期名著名书法家崔瑗曾称赞张衡“德茂材羡，高明显融”。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热爱科学、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等品性对于科学家活动来说非常可贵。中国古代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为了改革历法，不畏权贵，与保守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他这种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行为本身就体现出高尚的科学精神。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诸如此类的例子数之不尽，只要我们不在抽象的理论中争执，研究一下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科学的存在是无可争议的。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科技思想，但由于我国的科技思想理论是一种“隐性”的体系，甚至可以说是“集体的无意识”，这一属性与我国的学术体系所具备的特征相关。中国人重综合但轻分析，导致国人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西方国家，而且使得我国各个科学领域的体系性不完整。但正由于我国古代科技思想的这一特性，使得其包罗万象，不仅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还涉及哲学、伦理思想等多个方面。因此，它的意义与价值，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单一的学科，而是涉及诸多与其相关的层面。它就像一面玲珑奇巧的多棱镜，我们在研究历史、思想，甚至当代科学技术等各个方位，都能看到其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1.2 刘安和《淮南子》

刘安（公元前 179-前 122），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厉王刘长的长子。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孝文六年，淮南王刘长谋反被废，自杀于迁蜀郡的途中；孝文八年，“上怜淮南王”，封刘安为阜陵侯；孝文十六年，迁阜陵侯安为淮南王；武帝元狩七年，伍被献计，刘安筹划谋反活动，未遂。随后伍被告刘安谋反，刘安自杀，太子、王后及宾客尽诛，“坐死者数万人”。

1.2.1 刘安所处的时代背景

刘安生活于汉文帝、景帝以及武帝前期，而此时正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都产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从萧条到繁荣在经历长达八年的秦楚战争和楚汉战争之后，社会人口锐减，生产几乎停滞。汉初的统治集团意识到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和恢复社会秩序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措施。社会经济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在汉武帝时达到全盛，如“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2）国家体制从分封到集权西汉王朝初年改变了秦王朝权利完全集中于中央的局面情况，调整了地方的权力，实行郡国并存制。此举在历史上曾在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加速地方经济发展以及恢复先秦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诸侯王名义上是汉朝的臣属，然而诸侯却拥有各自的军队，行政权力完全自主，实际上是西汉王朝内部的独立王国，而且叛乱不断，时刻威胁着大一统的实现。有鉴于此，汉高祖在有意识的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大封同姓王，并在临死之际举行著名的白马之盟。但是随着时代的更替，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血缘关系日益淡化，同姓诸侯王与异姓诸侯王之间的区别已无意义，景帝三年曾爆发了著名的七国之乱。经过景帝、武帝的一系列从分封到集权的措施，一方面维护了整个皇族的安定，稳定了统治秩序；另一方面，这些措施有力的消弱了诸侯王的实力，强化了中央的权力，形成了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封建大帝国。

（3）从歧黄之术到独尊儒术汉朝开国之初，从高帝到景帝一直推崇的是黄老学说，提倡无为而治，这一思想无疑迎合了当时饱受秦法压迫和历经战乱的在野者和农民的需求，在巩固政权和恢复农业生产方面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但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土地兼并严重，贫者愈贫，富者越富、诸侯王的权力不断地膨胀以及匈奴的不断入侵等。在这些问题上，黄老思想显得苍白无力，反而与其对立的儒家思想逐渐赢得统治阶级的垂青。武帝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逐步使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如用儒学经典教导贵族子弟，用儒学标准来选拔官吏。从此，儒家思想成为西汉王朝的正统思想，文化由多元转向一元，此举为维护汉王朝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章《淮南子》的科学思想.............................5

2.1《淮南子》的天文学思想........................5

2.2《淮南子》的地理学思想........................10

2.3《淮南子》中的医学思想...............................16

第三章《淮南子》的技术思想...............................26

3.1《淮南子》中的技术观念和技术传统.........................26

3.2 技术进化与技术管理........................30

第四章完善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启示.......................34 4.1《淮南子》中科技思想的精华与缺憾...........................34

4.2《淮南子》科技思想对我国科技的启示..............................36

结论

《淮南子》一书成于距今两千多年的西汉王朝，其作者淮南王刘安是西汉时期势力较大的诸侯王之一，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刘安可以接触到当时社会上最为先进的科技知识和许多古代遗留下来的科技书籍，因此书中记载的科技思想代表着我国春秋至西汉以来最为全面、先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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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淮南子名言整理

1.圣人不贵尺之壁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

2.心哀而歌不乐，心乐而哭不哀。

3.白玉不雕，美珠不文。

4.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甚雾之朝，可以细书而不可以远望寻常之外。

5.目见百步之外，不能自见其眦。

6.太山之高，背而弗见;秋毫之末，视之可察。

7.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开，不如一户之明。

8.置猿槛中，则与豚同，非不巧捷也，无所肆其能也。

9.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则制于蝼蚁，离其居也。

10.槁竹有火，弗钻不然;土中有水，弗掘无泉。

11.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

12.日不知夜，月不知昼，日月为明而弗能兼也。

13.善游着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

14.乐听其音，则知其俗;见其俗，则知其化。

15.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

16.美之所在，虽污辱，世不能贱;恶之所在，虽高隆，世不能贵。

17.或誊人而适足以败之，或毁人而乃反以成之。

18.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凿井。

19.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

20.患生于多欲，害生于弗备。

21.待西施、毛嫱而为配，则终身不家矣。

22.上求材，臣残木;上求鱼，臣干谷。

23.仁义者，治之本也。

24.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

25.正身直行，众邪自息。

26.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

27.不贪最先，不恐独后。

28.不以贵为安，不以贱为危。

29.不自强而成功者，天下未之有也。

30.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

31.多欲亏义，多忧害智。

32.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后知松柏之茂也。

33.福莫大于无祸，利莫美于不丧。

34.福由己发，祸由己生。

35.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

36.骅骝良马，一日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

37.积爱成福，积怨则祸。

38.矩不正，不可为方;规不正，不可为圆。

39.宽而栗，严而温。

40.利害之道，祸福无门，不可求而得也。

41.良医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

42.两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43.马先驯而后求良，人先信而后求能。

44.末不可以强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轻上重，其覆必易。

45.巧治不能铸木，巧工不能斫金。

46.省事之本，在于节欲。

47.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

48.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

49.天下之物莫凶于鸠毒，然而良医囊而藏之，有所用也。

50.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圆而行欲方。

51.行同趋同，千里相从;行不合趋不同，对门不通。

52.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

53.言而必有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也。

54.有大略者不可责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

55.舟覆乃见善游，马奔乃见良御。

56.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

57.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58.见雨则裘不用，升堂则蓑不御。

59.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

60.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

61.疾雷不及掩耳。

62.目察秋毫之末，耳不闻雷霆之声;耳调玉石之声，目不见太山之高。

63.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

64.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

65.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真知而止体。

66.目妄视则淫，耳妄听则惑，口妄言则乱。

67.逐鹿者不顾兔。

68.国无义，虽大必亡。人无善志，虽勇必伤。

69.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

70.日月欲明，浮云盖之;河水欲清，沙石涔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71.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第三篇：淮南子读后感

《史讳举例》的读后感

《史讳举例》读后感 《史讳举例》主要讲的是民国以前，凡是文字上不能直接书写的当代君主或者被尊称者的名字，必须用其他方法避开其字，称为避讳。（避讳，⑴汉语词语之一，忌讳；由于道德或审美的原因或可能遭到危险而不愿说出或听到某些会引起不愉快的字眼。⑵意思是谓帝制时代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必须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该词语出自于《淮南子·要略》、《颜氏家训·风操》、《蒲剑集·屈原考》等。）《史讳举例》一书是陈垣先生在避讳学方面的一部总结性的著作，举了80多例，分析并说明了历代避讳的种类、所用的方法及其利用，以及与避讳有关的问题。避讳之俗开始于周，形成在秦，在唐宋时期最盛行。避讳使当时很多古文书籍的内容混乱，带来了很多阅读上的麻烦。但是也是因为每个朝代字的避讳不同，让我们很容易分辨出每个书籍的年代。古人常需避讳，他们在小心谨慎之中总结了种种避讳方法，主要有三种，即改字法、缺笔法和空字法。次要有两种避名称字和改变称呼。《史讳举例》中讲了不同的避讳方式，陈垣先生也列举了很多有关的例子来佐证不同的避讳的方式、方法。

避讳的主要的原则是什么那？《公羊传·闵公元年》中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古代避讳的一条总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便产生了避讳的方方面面：分为国讳、家讳、内讳、圣讳、宪讳、个人讳。①国讳，指举国臣民，甚至包括皇帝本人，都必须遵循的避讳。本指皇帝本人及其父祖名字；故又称君讳、公讳。后来扩大，讳及皇后及其父祖的名字、皇帝的字、前代年号、帝后谥号、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等。②家讳，是家族内部遵守的避父祖名的作法。凡父祖名某某，都必须在言行、作文章时避开以此为名的事物。它其实是国讳的一种延伸，同国讳一样是封建等级、伦理观念的体现。又称私讳。③内讳，实际上也是家讳，所不同的是指避母祖名讳，如《宋书·谢弘微传》：“从叔山多，司空琰第二子也。无后，以弘微为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继内讳，故以字行于世。”内讳也就是“妇讳”，《礼记·曲礼上》载：“妇讳不出门。” ④圣讳，即“为贤者讳”，亦即对封建社会所推崇的圣人贤者的名讳。圣讳并不像国讳、家讳那样严格、那样广泛。在封建时代，既有朝廷规定的圣人讳，又有人们自发的为圣贤避讳。圣讳各朝略有不同，一般有孔子、孟子、老子、黄帝、周公等。汉以后皇帝之名有时也称圣讳。⑤宪讳，指对上司官员的名讳。因下属官员对上司长官称“大宪”、“宪台”，而对他们的名字要避讳，所以称宪讳。如晋羊祜死后，荆州人为避祜之嫌名，“户”改为“门”。宋田登作州官，将“点灯”改为“放火”。⑥个人讳，顾名思义，就是对自己名字的避讳。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官僚自恃权势，命令手下人避其名讳，这叫自讳其名。这些旧时官员，他们一方面受君主和上级的控制管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为专制帝王及上级讳名讳耻。另一方面，对其下属、对百姓，他们又改换成另外一副面孔，盛气凌人，让人为他避讳。其次那就是陈垣老师的执着精神，想要写一本好书，没有毅力、耐力和决心是不可以的，写一本书的时间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甚至要好几十年，更有甚者一辈子只出一本著作。不仅仅是陈垣老师，所有呕心沥血写著作的老师们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写一本好书真的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经历。在书稿成型之后还要经过反复的修改、修正、校对，等以系列的问题。所以我对这些著作家们怀有深深的崇拜之情。

《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读后感 在叙事文学备受关注的今天，对叙事理论的研究不胜枚举。想要在这一片天地中有所建树谈何容易，而这篇文章，从古今演变的眼光，将“写人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源起及发展贯穿起来，颇有创意。

文章主要通过四个阶段探讨了中国“写人论”的演变过程。第一部分，形神论：依傍画论的初期“写人论”。作者认为中国叙事理论突出抒情愿望、精神寄托等内容，很少为我们提供切实可操作的写人理论，这样，来自绘画的“形神论”就相对滞后地成为中国文学写人论最初的核心话语。第二部分，性格论：中国“写人论”话语的独立。作者认为明末清初，金圣叹在继承并发展“形神”论的基础上，标举出“性格”说，从而实现了中国“写人论”话语的独立。之后毛氏父子评三国、脂砚斋评红楼等都以性格理论为“写人论”的独立话语，包括鲁迅也曾用性格论评赏《红楼梦》，并对当代写人论产生深远影响。第三部分，典型论：中国“写人论”话语的细化及单极化。作者分析了“典型”一词在我国古代的使用情况和不同含义，以及它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所带有的新内涵，进而探讨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典型论”由于政治影响所造成的偏颇，及八十年代后人们对这种偏颇的努力纠正。作者认为“典型”论既是传统“写人论”的西化，又是传统“写人论”的细化。尽管其政治化倾向一度给人们的身心带来很大伤害，但是由此生发的艺术典型、文学典型等一系列概念，使中国写人论得到不断的深化和细化。第四部分，多重论：中国“写人论”话语的新变及多元化。作者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人们在冲破种种社会化批评的遮蔽后，开始全方位借鉴西方各家文论来解释复杂的文学现象，各种日趋人文化的“多重论”以及与之相仿佛的“面面观”、“组合论”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新时期中国“写人论”的主题。实际上，人物的角色性也是中国文论一向突出的内容，如容与堂本《水浒传》和《〈金瓶梅〉序》中都曾有对人的角色性的强调，只是今天人们所关注的“人”不再仅仅是古代文论中社会化的“人”，而是现代话语背景下肩负着“多重文化角色”的“人”而已。在分析了中国“写人论”四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作者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也就是文章的第五部分——以形写神：中国“写人论”的气脉贯通。作者认为尽管中国“写人论”的主流话语在不同历史情境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变异，但却始终有一股气脉或暗或显地贯通其中，那就是“以形写神”。在人们已经逐渐远离画论“形神论”的过程中，却在不断地用更新的术语来衍义着“形神论”这一精髓。看完这篇论文，我觉得本文在组织结构、语言表达上细密严谨、条理贯通，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资料翔实，论据充分。论文最怕的就是只有论点没有论据，或是论据不足以证明论点。就像是大型团体操表演或是像交响乐团演奏，空有人多不足以成器，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规则、演奏秩序，否则就只能是熙攘的集市、嗡嗡的蜂鸣了。本文在行文中使用了大量论据，资料丰富，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各个时期各个方面，而由于作者将其行之有效地运用于文中，则使文章显得有条不紊、游刃有余。如在第一部分“形神论”的论述中，作者从《淮南子》、《画品》中找到中国写人论的最初源起，之后又从北宋、南宋之人对《会真记》、《世说新语》的评点中，明代李贽评点、《水浒传》眉批、王世贞和汤显祖评点中，以及清代《红楼梦》眉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评点中找到了大量关于“形神论”的关注，充分证明了中国传统写人论的初期，是以画论中的形神论为依傍的。其二，对于典型论的新认识。“典型”一词向来是以纯粹进口产品的面貌出现的，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著作在谈到它时，都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普遍性中的特殊性”作为最权威的解释，殊不知，典型一词古已有之。包括西方人对于“典型”的理解，在我国传统的写人论 此外，由于本文认为“以形写神”是一道贯通古今的气脉，我进而又想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传统理论中特别重视精、气、神、韵等方面？文中对于它的原因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那么我想这种现象是不是和中国人的哲学观念有关。因为老子、庄子对于世界的认识都是把“无”看作世界产生的本源，也就是说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人类，都是由“道”、由“无”产生的，人的存在只是一种现象，人的真实是人的实体之外的神、气的存在，这样，文学作品要表现真正的人，就必须以表现人的实体之外的神、气为最高境界，而文学“写人论”自然也就以神、气为核心话语了吧。再有，就是书中对“典型”一词的发掘让我感慨良深。自打西风东渐以来，传统的东西真是被我们干净彻底地丢在脑后了。原本有的不用，偏偏请那些漂洋过海的，这样品读起来才觉得有滋味，莫不然真的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不成？然而，当我们连语言都在放弃、生疏之时，还有什么可以坚守呢？只是可惜了古人聪明的脑袋，这样看来，还真的是非常有必要对我国古代文化来一次大盘点，若是在古书堆中好好地翻翻，还指不定找出多少宝物呢。但愿我们真的能在古书堆里干得天翻地覆，却又兴高采烈、新奇无限。

《谈谈1900年前后的三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说到底是史书的一种，所以它承载了史书特有的责任。既是历史，就需真是，而既是文学的历史，就需写出美的言辞的轨迹。

《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作品永远是在被读者不断解读的过程中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哪里想到过这许多事情，可是，今天的我们却在分条、分点、分章节地对其作品逐一考察，有点匪夷所思，却又未尝不可。时间允许每一代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文化在这样的声音中得以传承。

《“五四”新文学源流研究述评及其反思》在这里，我充分感受到了辩证法的强大力量。这篇文章主要对以往关于五四源流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将这些研究归为五种： 一，晚明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以周作人及其高足任访秋为代表，他们认为“五四”文学运动源自晚明的公安、竟陵派的主张，这对于纠正新旧文学不可逾越的偏见意义重大，但是它又弃置了新文学运动发生时极为明显的西学背景。二，明末清初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以郑家建为代表，他从六个方面指出了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内在渊源，指证了一反传统自居的五四人物其实本身就带有中国传统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印记，很有见地，但是他以局部判定整体一致性的研究方法本身有问题。

三，晚清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以陈子展、杨联芬、王德威和张全之等人为代表，它作为声势最为浩大的一种学说，对当今学界的影响最为深刻，但由于这一说法内部还村在很大分歧，各家所强调的重点有明显差别，所以还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讨论和沟通。

四，辛亥革命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以台湾学者陈万雄为代表，他主要从新文化运动的人 员构成、对传统思想的反叛以及文学革新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辛亥革命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渊源关系，但这一学说只能作为“晚清说”的补充才有意义，否则就是片面的。五，魏晋南北朝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以陈方竞和刘中树为代表，他们主要从受章太炎影响最深刻的鲁迅对六朝文学的重视来论述新文学的源流，对通体了解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是过分夸大魏晋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一致性，有局部类比的嫌疑。

分析了以上几种观点的优缺点，作者认为“主题先行”、“事后追认先驱”是诸篇文章的通病，而仅仅对中国文学的源头与五四文学的相似点进行比较，缺乏脉络式的梳理，是诸位学者的又一缺陷。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各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任何条件的更改都可能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在各种历史力量的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相互替代的动态过程中产生的，而绝不是一种直线主义的简单进化。正确的态度是要抓住“五四”新文学运动这颗“果”，顺“果”摸“藤”，直至最后找到它真正的“根”。也即从“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身着眼，从“五四”新文学“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内核、“重估一切价值”的怀疑精神、“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拿来主义”等各个方面，运用“文学的整体观”来追本溯源，才能找到它的真正源头。篇三：绿色门读后感

绿色门，讲述的是主人公鲁道夫拿到了一个黑衣人发的牙科医生传单中夹杂的绿色门的纸条，他走进了黑衣人身后的屋子，找到了一扇绿色门，进去后发现一位奄奄一息的女子，并且就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随后他救了这个女子。最后他才弄清楚，原来纸条是隔壁电影院上映的名叫绿色门的免费票子。这个故事不长，却让我有一些感悟。

人生就是一场奇遇，没有人能预料到未来会发生什么，就像是我无法预料我未来会进哪所大学，找到怎样的工作，会有怎样的人生一样。正如主人公推开绿色门的那一刻，他才会知道，门里会有什么发生，也许是他喜欢的，也许不是。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走的每一步都是未知的。也许你说你有所铺垫，也许你说你能够预料未来，但是我说，你不是诸葛亮，你没有那么神奇的能力，神机妙算也是需要资本的，况且上方谷一场雨不照样亡了诸葛救了司马吗？因此，未来是未知且不可预测的，即使它早就被设定好，即使门里的女子已经饿了好几日，但它对于主人公来说仍是未知，未来对于我们来说仍是未知的。

所以我想提两点，第一点，引用一下出自《左传》的一句话：“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正是未来的不可预测性，让我们不得不准备好迎接一切奇迹般糟糕的事情，就像时任苹果ceo乔布斯被苹果炒鱿鱼一样奇葩的事情，也许也会降临到我们身上，或许会发生一些比他更悲催的事情，比如莫名其妙的就感染了一种无药可医的未知病毒h7n9。当然有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但是若我们对于糟糕的事情有所准备，也许它并没那么可怕，也就更没那么容易打垮我们了。第二点，永远不要对未来失去信心，也正是因为未来的未知性，也许我们就像主人公一样莫名其妙的就遇上了他爱的女子，当然有些同学已经尝过甜头了，比如中考超常发挥，考到北虹来了，当然，又有一些同学不服气了，说自己怎么这么悲催，跟乔布斯一样倒霉似的，失常发挥了，很不幸的考到北虹来了，那么乔布斯的最后怎么了？被解雇的15年后他又被再次被聘请为首席顾问，之后担任了ceo，整合苹果公司研发ipone好多代来坑大家。被h7n9感染的一个悲情小男孩据目前报道有所好转，反正是有一线生机了。也许你现在正落在谷底，但是未来是未知的，也许你再走一步，你就是脱离了最大负位移处，所以永远不要对现实低头，即使你输了现在的一部分，那么未来呢？打开那扇绿色门，我想你终会看到你想到的。援引一句出自《淮南子》的一句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人生是一场奇遇，寻找绿色门，打开绿色门，需要的是什么？我说，那一份对于未知的探索精神，就像文章描述的主人公一样，心求奇遇。也许有人会问，不是说未来是未知的吗？那循规蹈矩的一步步走不是同样会遇上那些未知的好事吗？那我说，不完全是，你当然可以不去找那扇绿色门，你可以像扔掉广告一样的扔掉那张纸条，反正总有一天你会有艳遇，就是时间问题罢了，当然也是个概率学问题，运气不好一辈子都遇不上，呵呵。对于未知的探索精神，我认为是一种创新，是一种别出心裁，是一种标新立异吧。循规蹈矩纵然是好，但是研究表明，人每天有95%做的是重复动作，比如刷牙、洗脸、洗澡、还有做那些看到过n遍就连数据都相同的坑爹题目，也许你愿意保持这个数据，但是我更想减少这个百分比，尝试一些新的事物，最好是拍开整个楼层或者是整栋大楼的绿色门来一看究竟，否则我真不知道要哪年才能像主人公一样有艳遇了。回到实际，就拿高三填志愿来说，两个一本平行志愿，第一个你会填什么？填一个稳扎稳打的还是理想目标的（假定他们不是同一所学校）？魏延祁山之谏，要求诸葛亮拨其5000骑兵出汉中入子午谷偷袭长安，出奇制胜，诸葛亮却不允，循规蹈矩，步步为营，最终失去了打败魏国的大好机会，虽也是大挫魏国威风，然均之二策，我更偏爱前者。我想你已经知道我的选择了吧，当然是理想目标。我想这也能牵强的算对于未知的探索吧，至少你能知道你的运气到底是怎么样的。篇四：墨子读后感

对于墨子，以前不说很陌生，也算是了解不多，除了在历史教科书中学过有关他的简单常识，知道些姓氏名谁生存年代和“兼爱”“非攻”等主要主张，再就是在语文教科书中学过其《公输班》一文，知道其如何跑到楚国跟公输班进行道义上的交涉技术上的演练最终让楚王取消攻打宋国计划的故事，其余则知之甚少

小时候学过“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一直以为是句成语，意思是说，你送我桃子，我用李子回报。近日在查阅学习墨子的资料资料时，猛然发现，它最先竟出自墨子，不过前面还有一 句“无言而不信，不德而不报”。由此，对墨子思想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墨子曾习儒术，受过儒家思想影响，后因觉“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淮南子》），便决然举起叛旗，自立一宗。可见墨子最初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破旧立新的，这种实用主义精神贯穿《墨子》全书之始终，与之相适应的，墨子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定为墨家学派总的宗旨。可以说，墨子的一切主要主张，如“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命”、“非乐”等都是以这个宗旨为出发点和依据的。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利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怨互损将激发矛盾引发祸乱。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重读《墨子》，深刻理解“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含义，让我更加体会到墨子思想的可贵。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现象。然而在这些学派中，脱颖而出的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这八大家。在汉武帝时期，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余学派也就慢慢沉落下去了

对于墨子的“天志明鬼”我是很不赞同的，因为可能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把这个缺点归咎为当时人们对自 然认知的局限性。但书中所提的人民拥有权力来反抗不义的政府，让我更觉得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从古至今无论哪个人谋反都被认为是乱臣贼子，我们看看岳飞的一生就会明白什么叫做愚忠。

《墨子》的守城篇，里面的内容更是让我惊叹不已，没有想到的是，在两千多年前墨子对光学、数学、力学等自然科学的探讨能够和军事科学有机的结合起来，让人倍感意外，唯一可惜的是这一硕果没有被传承下来。

现在社会中，我们总是强调一个名词，就是和谐。《墨子，兼爱》强调“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现在的人们，又有多少人能成为“仁者”，在经济的浪潮下更多的人想成为“利者”，而非“仁者”。我只希望大家能多读一读《墨子》，学会做一个仁者。我们不得不谈一谈墨子本人，一个拥有着黝黑的面孔，衣衫褴褛的独行侠。曾经拜读在儒家的学派中，但是儒家的“忠孝义信”，对于拥有着反抗心理的墨子来说并不适合，因为墨子曾经是一个剑客，他所追求的是义重于一切，再看一看他自己组建的墨家军保护弱小的行为，这充分的证明了他的为人。《墨攻》这部电影就是对墨家军最好的呈现。墨子在谈论战争中所说的不战而去屈人之兵，在未开之时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此前我总认为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现在改变了想法，其实最好的防守就是告诉对手我们很强大，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他对于兵器的改造让我佩服，他的墨家军更让我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特种部队。他的国防理念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在《《墨子·修身第二》》这篇文章中墨家不但认识到修身是立身行事之本,而且阐述了实践、反省等修养的方法以及环境对于修身的影响作用,并将“天志”作为修身的根本准则。墨家的修身观对于中国传统修身思想的发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仍然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墨子强调的言行细微，在今日也没有失去其智慧。“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所以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加上自身又懒惰，则必背离正道而行了。这句话告诉我们要学会倾听别人的话，自己说话要讲究智慧。

一本好书可以改变堕落的灵魂，更可以改变世界，如果汉武帝独尊墨家，现在的历史将会被改写，就不会出现中国屈辱的百年。在未读《墨子》这本书之前，我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人，现在为了所谓的仁者而奋斗，因为我始终相信历史中传承的一句话——仁者无敌。篇五：莫言《蛙》读后感——有关生育问题

临界于控制人口与尊重生育权之间

——关于莫言《蛙》的思索 第一部分：《蛙》的读后感

阅读完了莫言的《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为对党忠贞不二的姑姑、为一辈子不能生育的小狮子、为那些为了生孩子而不惜搭上性命的女人们：王仁美、王胆、陈拳的老婆，更为了那些还没有出世就被杀死在母亲子宫里的小生命。

关于生命的话题，从来都不会轻松，正如莫言自己写在封面上的那句话一样：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反省历史之痛，呈现对生命的敬重与悲悯。本人不才，双学位的攻读方向正是中文，所以我且从文学与政治学的两个视角来谈一谈我读完这部作品之后的一些感受。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蛙》的立意无疑是宏大的，它讨论的是中国最独有也是最私密的一个话题，这种对于现实问题的关照，体现出了莫言作为一个文人应有的品格和抱负。其实我这样说并非是矫揉造作，也并非是趁着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热乎劲儿也顺便给他带个高帽，其实早在我当年读了他的《丰乳肥臀》之后，便觉得这个作家不一般，只是没有想到这个不一般，竟然是成为了我国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当然那时的他还没有写《蛙》呢！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蛙》，此文之名就值得一番探究。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山海经》、《淮南子》等一些中国上古神话的古籍，当中对于蛙这类动物有着不少记载，蛙在很多部族里都是受到供奉的图腾标志，而这种崇拜归根到底就是源于人类对于生殖繁衍这种原始的自然神力的感恩。女娲造人中的“娲”与“蛙”相似，娃娃中的“娃”与“蛙”同音，因而蛙自然而然的与生殖繁衍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关联。所以《蛙》这部文学作品的题目中，就暗示了它所要谈及和揭示的主题。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且不说它受到了多少外国力量以“人权”为理由的抨击，单就本土推行来讲，都是阻力重重、血泪交加。而《蛙》中的主角，蝌蚪的姑姑，作为一名坚决贯彻党的政策的先锋党员，正是这个政策推行下的牺牲品。

很难以想象，作为政策的推行者，竟然会成为政策最终的受害人？！可事实确实如此，蝌蚪的姑姑作为一名乡村的产科医生，原本从事的应该是最圣洁的工作：帮助痛苦的产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然而在计划生育政策刚刚推行的风口浪尖，她的工作内容却戏剧性的转向了：她面对的是封建观念浓厚且没有任何接受过任何文化知识教育的农民，她的工作不仅是宣传普及计划生育知识，更多的则是为已经怀孕的妇女流产、引产甚至为男子结扎。一个医生瞬间成了夺人生命的侩子手，更有甚者，她夺去的是没有任何罪过的孩子的生命。即便是知道这项政策的科学性以及推行的必要性，但是当我看到作品中描写到的那些活生生、血淋淋的画面时还是心生不忍，这不忍源自于对矛盾的理解：我理解农民们对于传宗接代的虔诚、对于多子多福的坚信；同时，我也理解计划生育政策政策的势在必行和重要意义。痛苦由此而来，我想，蝌蚪的姑姑同我一样，也对两方的立场十分理解，但是她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能选择坚信一方的立场。

姑姑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她接生了九千八八十八个婴孩，但这却掩盖不了她曾今“残杀”过两千多个未产婴孩的“恶行”，我看着姑姑从一个潇洒利落、出水芙蓉般的姑娘一步步的变成了一个粗野泼辣、出口成脏的老妇，心下真是觉得万分悲凉，这个女人，为了推行政策而奉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她身不由己，她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对的，可是晚景却是如此的凄凉。

我深深的记得，这部文章快要结尾的时候，蝌蚪来到姑姑家里拜访，看到的姑姑已然不是当初那个雷厉风行、一不做二不休的传奇人物，她只是一个心怀愧疚、神志不清的老者，她一辈子没有孕育自己的孩子，只是对着一房子的泥娃娃表达着自己内心深处的难过和愧疚，那时我才明白，原来不管姑姑嘴上说的多坚定，对自己的信仰多忠诚，她终究是难以逃脱内心深处对于生命的愧疚，虽然这罪孽不是因她而起，却是由她执行，不管怎样解释，也是难辞其咎，更何况姑姑本就是那样一个心高气傲、从来不屑解释的女人。

读罢全书，我真是感觉到万分沉重，“计划生育”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包含了多少辛酸、多少血泪！我出生在二十世纪九十时代，那个时候已经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硝烟四起的时期，我对于这个政策的推行自然没有真切的感受，而当莫言的笔触深及到农村、深及到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第一线时，我当真感受到了这项政策推行起来面对的困难，以及至今为止都无法自圆其说的政策矛盾。正是因为有这些矛盾在，所以我感到痛苦，而在矛盾之下，人们总会想方设法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是乎代孕、二奶等相继出现，人们为了能够多生一个孩子，简直是想破了脑袋，想来也算是这个政策的悲哀，把人们逼到了这个份儿上。

袁腮开的那个“牛蛙公司”丧尽天良、有悖人伦但是却依旧供不应求，使得袁腮借机发财，成为了大家眼里的成功人士。可见，虽说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了几十年，但是人们从内心深处来说，对这个政策还是有抵触的。更讽刺的是，当年坚定的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姑姑和小狮子，竟然也暗中接受了让陈眉为蝌蚪代孕生子的交易。这不仅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也是对于陈眉这个命运坎坷的女人的重大打击，这个片段出现在文章的最后，我觉得蕴含着一种不好的暗示，暗示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治标不治本，甚至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不仅是执行层面的，更有人伦层面的，这也体现了莫言对于中国生育问题的深刻思索。

读完了《蛙》，我思考了很多问题：不知道当年马寅初在提出计划生育政策是时面对了多大的压力，众所周知，作为一项政策，不仅要考虑到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更要考虑到价层面，计划生育政策从理性的角度分析，肯定是有执行的必要性和科学性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它要管束的是人的生育问题，作为一个生命体，生育的权利就像是生存发展一样由自然赋予，它神圣且不可侵犯，所以即便计划生育政策再具有科学性，也由于它违背自然的性质而遭到了极大的政策反弹，直到今天，争议依旧未曾停歇。

看完了整部书，我发觉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接受者，每一个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都是伤痕累累、满腹委屈，因为说到底，每个人都是自然人，都有爱护生命、尊重生命的天性，不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想没有人愿意去做这样一件与本性相悖的事。只是，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让所有的发展都变得微小缓慢、让所有的问题都变得笨重巨大，这样的现实让政策执行者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先解决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但是由此所带来的祸患和埋下的恶果，却不是时间足以抹平的，这也正是莫言所担忧的，也是我看到文章最后，之所以感到沉

重的原因。

文学作品只能让我们看到问题，至于如何去解决问题，还需诸君继续努力。不过我似乎可以预见，只要“计划”与“生育”二字相连，就很难得到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因为没有人高于自然，自然就没有人有资格约束这上天赋予的神圣权利。

第二部分：如何在控制人口和尊重生育权利之间取得平衡

既然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在控制人口和尊重生育权利之间取得平衡，那么我们也就隐晦的接受了一个事实：这个生育权利还不是完全自由的，是需要受到限制的。所以，事实上，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本质，就是这个对于生育权的约束限度到底是什么，我们现阶段实行的计划生育是否还应该像以往推行的一样：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晚婚晚育、优生优育，还是应该随着我国人口状况的变化而进行一些调整。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的争论也是非常激烈，有的学者如程恩富，力挺将一胎化进行到底，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随着我国现今出现的人口新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等问题，我们应该在第一批独生子女已达到试婚年龄的背景下，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适当的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当然这个说法也只是一种提议，具体的执行方式和适用标准还没有一个完整科学的论断，不过我几乎可以断定，如要改动，将又是一个大工程。实际上控制人口与尊重生育权二者就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估量与价值估量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政策科学中曾讲到，最合理的政策是经济、政治、价值三者之间是共向的；而最具争议的政策，则是经济、政治、价值三者之间是不共向的，计划生育政策当属后者。

我认为，计划生育作为政府颁布的一项政策，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现今我们面对的最大人口问题是：人口基数依旧很大、社会已经未富先老。所以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光是以控制人口为单一政策目标，我们还必须顾及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因为从事实层面来讲，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止“人口基数大”这一个了。我们需要正视的是，虽然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进入了现代型，但是我们靠的是机械性政策强制，而并非人们自发形成的政策拥护，所以一旦全面解禁计划生育政策，政府将面临非常大的风险，甚至难以保存前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实行所取得的成果。既然全面解禁是不可能的、完全的沿袭以前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则需要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来较为妥善的解决这一问题。本人不才，也想不出什么系统万全的科学解决方案，只是觉得以下几个具体措施，可以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辅助手段，也许可以对政策执行起到一定的有利作用。

首先，对于第一批已经到达了试婚年龄的独生子女，政府应该给予政策上的适当放宽，实施的合理性如下：其一，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那么他们所需赡养的老人最少也是四个，而如果他们的孩子也是独生子，那么所担负的赡养老人负担将是非常沉重的，所以放宽政策是有必要的。其二，对于第一批独生子女来说，他们普遍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对于生育的理解也不再是老一辈的“多子多福”，就算是放宽了政策，也不会造成人口的激增。其三，由于教育成本的不断上升，养育孩子的客观现实压力也限制了夫妻双方的生育。因而，政府放宽对于

第一批已经到达了试婚年龄的独生子女的政策限制，是有实行的必要性和科学性的。其次，应当继续加强文化教育，深化老百姓对于生育问题的理解。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不需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呢？虽然客观上是因为大部分的发达国家人口压力都比较小，但是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于生育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多子多福”“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观念在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市场，换言之，他们自己的观念就已经约束了自己的生育行为，政府当然也就没必要在扮黑脸了。所以，我们要想在控制人口与尊重生育权二者谋求平衡，就需要人们正确的理解自己拥有的生育权，没有限制的权利是可怕的，生育权也是如此，并且那些占据着老一辈思想观念的生育观已经完全不适合当下的社会了：“多子多福”？怕是养活不起，要倾家荡产罢！所以只有从观念层面，使得人们认可限制生育权这项措施，才能从根本上减少人民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间产生的摩擦。政府决策，最关键的两条评价标准就是科学性和民主性，计划生育政策的科学性毋庸置疑，但是由于产生之初的强制压迫，导致其并没有得到民主性的良好出台背景，这也是至今为止人们对于该项政策依然是争议不断的原因。

不过，眼下的政策环境相较于几十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起码不会再出现那么多像蝌蚪的姑姑那样的牺牲品，想到这里，我便觉得看到了希望和曙光。

第四篇：淮南子名言名句

淮南子名言名句

淮南子名言名句

1、行同趋同，千里相从；行不合趋不同，对门不通。

2、心哀而歌不乐，心乐而哭不哀。

3、不自强而成功者，天下未之有也。

4、福莫大于无祸，利莫美于不丧。

5、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甚雾之朝，可以细书而不可以远望寻常之外。

6、逐鹿者不顾兔。

7、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

8、福由己发，祸由己生。

9、置猿槛中，则与豚同，非不巧捷也，无所肆其能也。

10、白玉不雕，美珠不文。

11、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

12、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

13、省事之本，在于节欲。

14、或誊人而适足以败之，或毁人而乃反以成之。

15、两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16、仁义者，治之本也。

17、日不知夜，月不知昼，日月为明而弗能兼也。

18、美之所在，虽污辱，世不能贱；恶之所在，虽高隆，世不能贵。

19、见雨则裘不用，升堂则蓑不御。

20、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

21、待西施、毛嫱而为配，则终身不家矣。

22、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凿井。

23、疾雷不及掩耳。

24、多欲亏义，多忧害智。

25、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26、宽而栗，严而温。

27、圣人不贵尺之壁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

28、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

29、善游着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

30、骅骝良马，一日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

31、日月欲明，浮云盖之；河水欲清，沙石涔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32、末不可以强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轻上重，其覆必易。

33、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

34、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35、正身直行，众邪自息。

36、不以贵为安，不以贱为危。

37、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

38、目妄视则淫，耳妄听则惑，口妄言则乱。

39、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圆而行欲方。

40、天下之物莫凶于鸠毒，然而良医囊而藏之，有所用也。

第五篇：《淮南子》与儒道两家人性论

《淮南子》与儒道两家人性论

刘爱敏 《 光明日报 》（2014年04月08日16 版）

先秦诸子经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至秦汉时期逐渐趋于融合。《淮南子》是先秦子学到两汉经学转折点上的巨著，上承诸子，下启经学，在各种问题上试图兼容诸子百家之长，综合而成“帝王南面之术”。其人性论是对诸子百家的继承，而主要是儒、道两家，两家人性论既有冲突，也有交融。《淮南子》试图站在道家立场上，对两家人性论进行贯通与融合。在人性本质上，儒家以善恶论人性：孟子主“性善论”，荀子主“性恶论”。道家倡人性本真说，《老子》第二十一章论道之“真”：“道之为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道之真落实到人心就是人性之真，第五十五章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推崇赤子是因为赤子的性真。《庄子》更是提出“真人”这一道家的理想人格。《淮南子》既有道家的人性本真说，又有儒家的“民性善”论。如《淮南子》多次提及“抱素反真”（《齐俗训》）、“全性保真”（《泛论训》）、“块然保真”（《主术训》），并对“真人”作解释“所谓真人者也，性合于道也”（《精神训》），这是对老庄人性论的继承。但《本经训》又说：“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泰族训》亦曰：“人之性有仁义之资。”与孟子性善说相近。《淮南子》在借用儒家“性善”概念的同时，却作了道家的解释：“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也。所谓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泛论训》）把静而无为、循性保真称为“善”，把躁而多欲、越城逾险等大盗乱臣行为称为“不善”。儒家的形式下填充的是道家的内容，显示了《淮南子》以道融儒的痕迹。同时，《淮南子》又持“人性不等”和“人性可塑”论。如《修务训》说善如尧、舜、文王者不须教，恶如丹朱、商均者不可教，中人之性必须经过教化，才能在智慧和道德上趋于完善。此说与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基本相同，是对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说”、周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说”等先秦人性论的调和。

在如何养性上，《淮南子》也体现了儒道兼容的特点：

一、《淮南子》认为养性的前提是“知道”。《天文训》认为，道是天地、万物与人的本源，人是由“道”经“气”这一环节化生而成的。因为人性归根到底来自道性，所以只有了解了道性，才有利于从根本上养性。

二、《淮南子》认识到养生与养性之间的关系。《淮南子》继承了道家的养生观念，重视人的生命保养，认为人性是存在于人生命本身的，人的生命包含形、神、气三要素，正确处理好形、神、气三者之间的关系，养好生命，才能谈得上主动养性。

三、既提倡原心反性，又注重后天教化。孟子、庄子主张在“心”上做功夫，荀子则主张向外界学习。《淮南子》在综合老、庄、孟、荀等诸子的基础上，既重视内求式的“原心反性”“慎独”，也没有否定社会环境对人性的正面影响。在主张持守先天本真之性的同时，更寻求后天教化对人性的完善。

四、既重体道抱德，又重礼乐法度对人性的规范作用。礼乐法度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创立的社会规范，它们与人性的关系如何，《淮南子》有前后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礼乐法度不但无助于人保持自然纯朴的本性，而且是人性失真成伪的祸因，是对人性的钳制和戕害。如《本经训》曰：“立仁义，修礼乐，则德迁而为伪矣。”另一种观点认为礼乐法度的产生本于人的自然之性，又使人性得到完善和规范化。如《泰族训》说：“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淮南子》虽然承认了礼乐法度存在的合理性，但并非站在了儒法立场上去了，它承认礼法制度的前提是以道为本，即《俶真训》所说：“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

《淮南子》存在着儒、道两家的人性论，各观点之间存在着矛盾，但作者试图在全书中把它们融合统一为一体，儒、道人性论贯通的途径是什么呢？寻找儒、道融合的途径，就是探寻它们之间相通一致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基础。儒道两家相通的观念表现在：

第一，儒道两家在人性的来源问题上都讲天人相通。道家讲宇宙的生成，认为道生天地、万物与人，天人最终相通于道，归属于道。儒家则讲宇宙的构成，认为宇宙由天、地、人、阴阳、五行十元素构成，天、人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相通、感应。儒道两家都讲天人合一。

儒家讲天人合一，常常借天的权威和至高无上性来言说人事，借以更好地来倡导人事、增强人事的感召力；道家讲天人合一，则要求彻底舍弃人事来与天地合一。儒家讲人的自然性必须符合和渗透人的社会性，只有这样人才能成其为人；道家讲人的自然性必须舍弃其社会性，使其自然性不受污染，并扩而与宇宙一体才能是真正的人。如果说儒家讲的是“自然的人化”，那么道家讲的便是“人的自然化”。二者既统一又对立互补。

第二，儒家和道家在人性的落实问题上都重视心的作用。孟子和庄子都认为心是性的载体，《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庄子》论心斋、坐忘和游心。儒道两家都认为养性由心开始，由养心到养性，再到知天或知道，理路是一致的。心，不仅是道德之端，也是精神之所。所以，《淮南子》从《精神训》追求道家体道抱德的精神自由，到《缪称训》强调儒家的道德修养，心这一媒介起了系连作用，心把儒家的道德与道家的精神挽合在一起。需要说明的是，心既是儒、道的结合部，也是二者的分离处，儒家由诚意、正心极于治国平天下，道德的无限性不是向上伸向天命，而是向外扩展于客观世界中，显示了儒家正视现实的理性精神；而道家的游心、坐忘指向的是形而上的道，而非客观现实，说明了道家学说的玄虚性。

第三，道家的性“真”与儒家的性“善”相通于“诚”，“诚”的含义既包含了“真”，又包含了“善”，“诚”这一概念体现了儒、道人性论的融合。“诚”是由孔子的“忠信”思想发展而来。《中庸》后半部是以诚为中心展开的，是儒家言诚之始。“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朱熹解释为“真实无妄”，诚有天道之诚，有人道之诚，人道之诚来自天道之诚。天地为物不贰可曰诚，普通人不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因此必须择善而固执，然后才可以诚身。《孟子·尽心上》中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反身而诚”“强恕而行”是为了“求仁”，由此可以说明孟子所说的诚，是以仁为内容，指仁心的全部呈现。这也与《荀子》关于“诚”的论述一致，《荀子·不

苟》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仁、义是荀子“诚”的内容。《大学》讲“诚意”，指对心的修养功夫，目的是力图通过“诚”的修身功夫来张扬人的本质力量，以达到人格上的完善与浩然，最终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抱负。可以看出，儒家的“诚”，是仁义之心的真实无妄的呈现，是“善”中包含着“真”。道家的人性论则是“真”中包含着“善”。老子追求人性的本真自然，又曾把具备仁慈之善心看作他的三宝之首，第六十七章曰：“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庄子·渔父》篇说过“真者，精诚之至也”，借用儒家的“诚”来解释“真”。天生物不贰，道家从中看到了“真”，儒家则从中看到了“善”，真善并存于天性，所以也并存于人性。《淮南子》中则把精、诚二字合用，如《泰族训》“精诚感于内，形气动于天”，可以看出是对儒、道人性论的兼综融合，既强调“真”又强调“善”。而《淮南子》之所以能兼容，就在于儒道两家在人性论上的相通性，相通性即体现在“诚”这一概念上。

第四，在如何养性上，儒道两家都重视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否定或排斥物欲功利，反对纵欲任情。儒家重义轻利，强调人应当为道义而活着，《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突显的是人的道德价值。为了去恶从善，孟子主张“寡欲”，《尽心下》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并不认为所有的欲都是恶，所以主张“寡”，而不是“绝”，这是与宗教不同的地方。荀子以欲为性，认为人性恶，所以主张“节欲”，《正名》篇曰：“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道家义利俱轻，主张摆脱物欲功利的纠缠和道义的束缚，追求一种“忘其肝胆，遗其耳目”的绝对自由，“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强调是心灵的解放和精神的快乐。庄子认为情、欲是失性害生的祸源，为了保持本真自然之性，以老子、庄子为首的道家根本不曾有任何任情纵欲的思想。儒、道一为道德，一为精神，虽然立足点不同，但却异曲同工，共同培育出中华文化鄙薄功名利禄的思想境界。《淮南子》以中乐外的养性论就是这种精神的反映。人或沉溺于物欲情欲的无止境追求，或奔命于世俗声名地位的获取，都可以说是“内不得中，禀授于外而以自饰也”（《原道训》）。

虽然耳听妙乐，目视美艳，口品甘甜，终日行乐，夜以继日，有无数人为此而心生羡慕，但当曲终人散，解车休马，内心却感到一片空虚，“怅然若有所亡也”，这是以外乐内的典型写照。所以《淮南子》要求“遗物而反己”，从外物中超脱出来，返回到自己的本性之中。“夫性，亦人之斗极也”（《齐俗训》），人性就像北斗星，会时时校正人生前行的方向。正是由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使《淮南子》中儒道两家在人性论上融合较深。但是，儒道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并非处处可以调和，因而融合中又有冲突，冲突中又有互补，而儒、道的互补又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儒、道并存的基本格局。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