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村教育与农业技术的普及

第一篇：浅析农村教育与农业技术的普及

浅析农村教育与农业技术的普及

 2012-08-17 13:53:27

来源：《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年第2期

摘要：农民受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关系到农民个人和乡村社会的发展。目前我国农民受教育层次总体上偏低，教育支出水平也不高，这样的人力资本只能维持现状。分析了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现状、推广体系的建立以及农业技术普及的难点，认为先进农业技术的普及推广投资巨大，以家户为单位的小农耕作难以胜任。土地耕作规模扩大、获得金融支撑等需要适时进行农地制度变革。

关键词：农村教育，农业技术，农地制度

农民所接受的教育和掌握的技术程度是他们人力资本的主要构成。尽管较多农民认为种庄稼不需要什么教育和技术，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式，个人受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活动效率，而且也关系到乡村居民的个人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发展问题。农民的教育程度与教育支出

目前农民的受教育层次总体上偏低，全国平均每百个农村劳动力中，52.7%是初中程度，高中程度仅为11.7%，大专及以上是2.1%。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比例也在减少，不到6%，而1990年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比例为20.7%。农民受教育水平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受教育机会的供给，而是受教育者的主观意愿(陆益龙，2009)。受教育机会相对短缺，教育成本相对昂贵，以及农民对学校教育的认识不足，致使较多的人并不积极地选择尽量多地教育。一般家庭在子女读完初中，也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结束，有的甚至还没有结束时，就让孩子出去打工挣钱。对较多农民来说，生产和生活并未对他们提出接受更多教育的要求，初中文化似乎足以满足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接受更高的文化教育所要支出的成本和预期的收益，在乡村似乎较高，并不符合理性选择。接受职业教育或掌握一项技术，在乡村生活似乎对其生产和生活并无显著影响，更多的农民只看眼前利益，还不能用长期发展的眼光去对待教育和技术培训。即便外出打工，也是趋向于随遇性和短期性获得所需的技术，即根据临时需要去弥补职业技能和技术的欠缺，而很少会接收系统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

从目前农户教育支出水平看，不到50%的农户每年的支出额在300元以下，约70%的农户每年的教育支出额在1000元以下，且教育支出在农户的消费支出中约占10%左右。一些农户家有上高中或大学的孩子，教育支出就会是非常大的负担。接受较高教育的农村子女很少再从事农业劳动。农民认为现有的教育和技术等人力资本在满足生产和生活现状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样的人力资本也只能维持现状，难于打破温饱陷阱的低水平均衡，更难应对时代变迁和发展的要求，这对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现代化非常不利。

目前的教育和技术培训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对农民来说是一种奢侈消费品，获得的成本太高，他们难以承受，而且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内容多数并不符合农民的现实需要，致使我国农村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有效需求低下。同时，还存在供给有限。虽然政府鼓励基础教育、升迁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共同发展，但投入的资金却难以得到合理和有效的利用。此外，政府或专业组织提供农业技术的培训与扶持还比较欠缺，许多农民想获得新的农业技术也是循门无路，自己去学又缺乏足够的存量资本，往往就安于现状。

提高农民收入需要更多的农民转为非农生产，也需要增大高收益的生产比例和范围，这些都需要教育和技术的支持，否则有限的教育和技术会制约农民的发展范围。如果义务教育后，乡村居民能免费或低费用接受职业教育或培训，如农业技术教育，会有利于农民的人力资本提高，将有助于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农业技术推广与推广体系

优选育苗、发展经济作物、养殖经济动物、现代化农机具的应用等无不需要相应的农业技术，高收益的生产需要高附加值的教育和技术投入。在当前农民教育程度偏低、教育支出欠缺的情况下，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显然离不开农业技术的普及与推广。

以农机化推广来说，使用农机具也需要相应的技术，除了农机具补贴外，技术推广工作也要配套进行，否则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十一五”期间我国农机化得到快速发展，包括技术推广在内的各项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县以上农机化技术推广机构2554个，乡镇独立设置或按区域设置的推广机构6462个，占乡镇机构总数的21.5%。但是当前农机化技术推广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和薄弱环节：一些地方的基层推广机构设施简陋，在全国9000多个乡级农机推广(独立站和区域站)机构中，52.1%的机构没有电话，85.9%的机构没有培训教室，95.9%的机构没有基本检测仪器设备，80.3%的机构没有示范样机。由于投入严重不足，农机化技术推广工作经费匮乏的问题比较突出，据农业部农机化司的调查统计，县以下推广机构中财政全额拨款的仅占76.3%；在财政全额拨款的这些机构中，财政仅保证人员经费的机构占52.7%，超过一半的基层农机化推广机构没有推广工作经费的支持。可以推想，如果农机化推广技术不到位，即便农民买了农机具，使用和维修也相当困难。

日本在农业可耕面积非常有限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比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较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农业科学研究、农业技术普及的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体系。县及县以下按其农作物的生态区域有针对性地建立各种类型的农业技术普及中心，这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日本高质量的农业科研与高效率的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高达80%左右，我国逐渐意识到农业技术普及与推广对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十七届三中全会时，党中央提出要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改革，尽快形成一个以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科研院所、教学单位、涉农企业、中介机构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新型农技推广体系。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普及，还必须开展农民技术培训，不断提高农民接受农业技术的能力。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通过职业技术学校、夜校、专家现场讲座、媒体传播或示范村、示范户等方式方法，为农村培养出越来越多的科技明白人、科技致富带头人。先进农业技术普及的难点分析

3.1 需要规模经营，不适用小规模生产模式

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技术，除了新品种研发外，就是报刊杂志上经常提到的“精细农业”。“精细农业”以地理信息系统(GIS)、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及决策支持系统为基础，准确地对“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进行指导。但是，美国“精细农业”技术系统建立在规模经营基础上，适用“精细农业”技术实践的最小面积约为85.6hm2。而且，如果没有播种、喷灌、施肥、收割环节的机械化、自动化系统，“精细农业”就难以有效实施。在我国人均耕地资源极其有限的背景下，各地政府农业部门也尝试搞过一些“精细农业”。利用气象、地温等数据指导农业生产的“电脑农业”曾被传媒吹捧过，但在实际运行中，政府农业部门不过花了些钱购置了一些电脑设备，最终都流于形式，与农民没有什么关系。在农村，目前效率较高，成效较显著的，还是粮食良种的推广。良种科技之所以得以普及，是因为它不打乱农民现有的小规模生产模式，不需要农民提供他们不具备的其它配套生产条件。

3.2 投资巨大，以家户为单位的农耕方式难以承受

精细农业在大型国营农场也处于试行阶段，如黑龙江垦区的七星农场以水稻为产业支柱，在农业生产中建立了“单位计量、要素管控”为核心的技术管理体系。农场引进了3G 通讯物联网技术，将GPS 卫星定位系统、GIS 地理信息系统、RS 卫星遥感系统集成新技术用于农田联合复式作业，提升现代化大农业水平。农场建立和完善了以研发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站为核心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农业科技贡献率达67%。该农场建于2004年的国家级现代农业高科技园区，累计投资4600万元，是集现代农业展示、科技创新研发、成果转化示范、技术推广带动、农业人才培训、旅游休闲观光“六位一体”的新型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基地。这样巨大的投资，是以家户为单位的农耕方式所不能接受的。

3.3 交换能力低，缺乏金融支撑

先进农业技术普及较难，除了规模经营和投资巨大的制约，还与农民缺乏金融支撑有关。农民通常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引入不了超出自己直接现金交换能力范围的科技项目。通过金融支撑本可以得以缓解，但是农村非现金资源产权的模糊化和农民的分散化造成的交易费用过高，制约了农村金融的发展，使农民缺少扩大技术引进的金融支撑。秘鲁经济学家赫郎多德索托认为，第三世界贫困问题的根源之一，是法律保障下的农村资源资本化进程过慢，农民拥有的土地、房屋、森林等实物资本不能通过“纸化”(指可交易的产权凭证)进入产权交换系统，影响了农民的交换能力。现金收入过低，直接制约了农民的交换能力，而农民又没有其它的可供交换的现金以外的清晰的产权。农村的森林、矿产、水源、土地的产权不清晰(从法律上看主要是国有或集体所有，但在实际利用中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农民或农民集体难以利用这些资源进行交换。我们的产权分配对农民是高度不公的，这主要表现在农村地上地下的资源(森林和矿产等)的产权界定上。有学者认为，将这些资源产权归于以村为单位的农民集体，清晰界定，规范交易和保护交易，才有可能提高农民的对外交换能力，也才有可能提高农民的科技吸收能力。且不去探讨这一论断的真理性，但至少学界认可土地流转的制度化、规范化有益于土地的规模经营，相应的产权界定可使农民通过质押等方式获得金融支持。可以说，通过农地制度的变革将有助于提高农民的对外交换能力。结语

我国的农民教育程度偏低、教育支出欠缺，对教育与技术培训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些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也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我国目前拥有现代化高科技的农业技术，但是这样的农业技术普及尚很欠缺，需要尽快建立并完善新型农技推广体系。先进农业技术的普及推广投资巨大，以家户为单位的小农耕作难以胜任。农业技术的普及与推广需要政府或专业组织的大力扶持，更需要农民打破旧有观念，不仅认识到教育和技术的重要性，还要与生产生活密切联系，主动汲取先进的农业技术。土地的耕种规模扩大显然是一个基础要件，获得金融支撑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些都需要适时进行农地制度的变革。

参考文献：

[1]陆益龙，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1-14.[2]农业部：“十二五”将建成相对完善的农机化技术推广体系[OL].新华网，2011-09-01.httpnews.xinhuanet.com.[3]如何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OL].新华网，2008-12-14.httpnews.xinhuanet.com.[4]杨鹏，中国农村科技进步的制约因素[J].战略与管理，2001(6)：21-27.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高职高专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村镇建设的瓶颈分析”(NO：12515111)。

作者简介：徐东云(1973—)，女，黑龙江省大庆人，经济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大庆职业学院工商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经济学、城乡发展。

（作者：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 大庆职业学院 徐东云 大庆职业学院 陈桂英 蒋晓旭）

第二篇：农业技术

优质鲜食甘薯配套栽培技术

南方城市的农村一般都以种植水稻和红薯为主。为了提高产量，提供了栽培的技术。

甘薯营养丰富，养分平衡，营养价值不低于米、面，经保鲜贮藏可做到周年供应，近年来，随着对甘薯保健功能的研究和开发，国内外市场对优质鲜食甘薯需求不断增加，因此选用优质鲜食甘薯品种结合配套栽培技术生产优质鲜食甘薯成为农民增收的又一途径。

鲜食甘薯不仅要求外观好看，大小整齐，薯形较短，两端较钝，无条沟，芽眼浅，皮色鲜艳光滑，薯肉黄至红色或紫色，烤煮后，口感香、甜、糯、软，纤维少，适宜山东及周边地区种植的优质鲜食甘薯品种有：鲁薯8号、北京553号、冀薯4号、济薯16号、济薯5号、济薯18号等。

一、苗床育苗

苗床育苗是甘薯生产的重要环节，育苗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酿热物温床育苗，火炕育苗，电热温床育苗，冷床覆膜育苗。生产上应根据各地自然条件、耕地制度、育苗条件和育苗技术水平合理选用。

下面主要介绍酿热物温床育苗：

建床：选择背风向阳，地势高燥，靠近水源的地方建床。床长应根据地形和薯苗需求量确定，宽度一般为1-1.5米，床坑深43厘米，底床呈两边深，中间略高的弧形，东西床向南边比北边略深一些，底部填大约25厘米深的湿酿热物，上覆8-10厘米厚的干净床土，酿热物床有两种，一种是斜坡式，全于接受阳光，北墙高于，采用南北

种薯选择：最好选择经过脱毒的种薯。排除前剔除有病害、虫斑，裂缝，破损的薯块，选留颜色鲜明，大小整齐，健全无病的种薯。

适时排种：排探时间应根据当地气温条件和适宜栽苗期合理安排，一般当日平均气温稳定在10度以上时开始苗床排种，济南地区以3月中旬至4月初为宜。排种时分清种薯头尾，头部及皮色鲜艳的背面朝上，大小种薯分开排，种薯大式出苗稀的品种密排，种薯小或出苗多的品种可适当稀排，大薯出芽较慢，应排在苗床中部，小薯排在床温较低的四周，要求薯块顶部朝向一致，长薯斜排，短薯直排。保证上端整齐，以确保出苗齐，出苗匀，在种薯大小适宜的情况下，（排种密度：一般大田生产用苗床每平方米排种25公斤左右，高产田用苗床每平方米排种18公斤左右），排种过密，薯苗密集，苗子细弱，排种过稀，受光条件好，苗子粗壮，但对苗床的利用不经济，种薯排好后用50%多菌灵或50%托布津800倍液均匀喷洒在种薯上，上覆一层厚约3.3厘米的细土，然后浇透水，沿苗床用竹条扎一拱形架，上覆塑料薄膜，四周压土封严。加盖草帘，保温保湿。

苗床管理：要使种薯出苗早、足、壮，必须采用前期高温催芽，高温防病，中期平温长苗，后期低温炼苗的管理方法，抓好保温、保湿、通风等措施，以保证薯苗正常生长，出苗前主要是提温和保温，苗床温度应保持在25-35度，进行前期高温催芽，待太阳出来后揭去草帘晒床，以增加地温，下午4点前盖草帘保温，出苗前一般不浇水，如果床土过干，可在晴天中午适当浇水，以利出苗。

一种盘状制品

制作方法：

考核要点

一要细腻、光滑、软硬合适

二要层次鲜明、色泽均匀

三要馅料柔软、挞皮酥脆

层酥蛋挞的原料：

皮料：高筋粉 300克

中筋粉900克

清水800克

精盐10克

片状酥油1000克

改良剂10克

馅料：鸡蛋液250克

绵糖 185克

牛奶 300克

淀粉 10克

将牛奶倒入盆中进行加热，加入绵糖继续加热搅拌，煮开，将鸡蛋液倒入容器中用蛋抽搅散，倒入煮开的牛奶中搅拌均匀，再用筛子过滤，备用，将中筋粉倒入搅拌机内，加入高筋兴，改良剂、精盐，搅拌均匀，加入清水，继续搅拌，将面团搅至面筋扩展，关闭搅拌机，取出面团，将面团分成两份，在案台上撒上干面粉，将面团用手压平，再用走锤擀面长形面片，包入片状酥油，在压面机表面撒上干面粉。对面团进行擀压，压至0.5厘米厚，进行去边折叠，继续擀压，最后压至0.3厘米厚，去边，表面喷洒少许清水，再将面片卷成直径5厘米左右的圆柱形，用手将边压平，卷实。用保鲜膜包上，放入冷藏柜中，1小时左右即可，揭去保鲜膜，用裁纸刀切成1.5厘米厚的小圆柱，在案台上撒些干面粉，将小圆柱擀成面片，将面片放入蛋挞膜中，由上向下压实，将其余的面片做完，放入烤盘中，将挞汁倒入挞膜中，七分满即可，打开烤箱，把蛋拓挞放入烤箱中，烘烤温度设置为上火230摄氏度，下火195摄氏度，烘烤13分钟左右即可。打开烤箱，取出烤好的蛋挞，将蛋挞去膜，放入竹筐中，这样，层酥蛋挞就制作好了。

第三篇：河源农村教育发展改革目标2010年基本普及高中

河源农村教育发展改革目标2010年基本普及高中

2004-04-05 11:39:26河源日报

南方网讯 全市农村教育工作会议昨日（4日）召开。河源市长黄煜祯在会上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河源市要全面巩固提高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农村高中阶段教育和幼儿教育。到2007年，全市要高水平、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2010年基本普及高中教育，农村幼儿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要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

会议透露，改革开放以来，河源市农村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整体上还十分薄弱，主要表现在：对农村基础教育战略地位的认识没有完全到位；农村教育投入机制不够完善，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农村“普九”工作基础薄弱，质量水平偏低；农村教育发展不平衡，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缓慢，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严重滞后，2003年全市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45.27％，无法满足农村《孩子》网络版继续上学的要求；农村幼儿入园率仅为34.69％，农村地区学前3年教育差距很大；信息技术教育和英语教育落后；农村教师队伍的结构和素质不能适应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的要求。这些问题使农村教育为当地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能力受到局限，影响了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村的脱贫奔康。

黄煜祯在会上指出，要从促进河源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要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加大投入，全力推进我市农村教育发展和改革；要以营造良好的教育发展环境为己任，切实加强对农村教育工作的领导。黄煜祯提出，到2007年，全市要高水平、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10年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基本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村各项教育事业协调发展，形成完善的农村教育综合体系，为我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基础。黄煜祯强调，全市要按照贯彻落实“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工作、财政投入等4个方面对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基础教育的工作实绩进行考核，并将督导评估的结果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河源副市长吴有必在会上传达了全省农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了河源市今年的农村教育工作，并就如何贯彻全省农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决定的意见》，加快河源市农村教育工作发展提出要

虽然，国家的农村教育硕士计划（即志愿到农村教书的毕业生，前三年在学校教书，第四年到高校脱产学习，第五年边教书边学习，五年过后有一个硕士学位，到时来去自如）以及部属师范院校学生免学费（条件是毕业后到西部服务三年）看似很诱人，实质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变相的卖身契！虽然，我不否认有一些来自农村或者城市底层的大学生迫于无奈接受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敢肯定，他们绝对不会甘心留在农村专心任教，他们总是会打着自己的算盘，要么五年期一过，拿了硕士学位再来一个鲤鱼跳龙门去了城市；要么三年期一过，一样委身城市学校。就如我所说的，从一个毕业生到一位稍有经验的教师，最起码要三年，而且还要专心致至地去学习。假如是三心二意，我不知道对农村教育而言是喜还是悲，是祸还是福。实质上，农村的孩子们就像是实验品一样，让一个对教师岗位一无所知的人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然后又被一抛而弃！或许，这就是生在农村的悲哀，而且这种悲哀还不是想要就要的，还是充满了国家和社会的恩赐！

第四篇：农村教育

政府

杨燕在“大众文艺学术版2011年12期《浅谈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现状与改善对策》”中提到政府要加强各级教育机构的领导与管理：各级领导特别是一校之长应该加强自身的业务学习，强化先进的教学理念，既要是先进理念的倡导者，也要是教育的行家里手、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新课程改革中，校级领导需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勇敢地当一个教育实践的领头羊，既是素质教育的参与者也是素质教育的体验者。

李雪明在素质教育论坛下半月 2010年第10期《浅谈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现状》中提到.加大音乐教育投入,增加音乐设施：国家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投资的力度,对地方财政不足的部分进行补贴,改善办学条件,使我国的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得到充分发展。尤其要加大对音乐方面的教辅资料的投入,这样可以让老师了解更多的最新音乐消息,也丰富了学生的视野。

自身杨燕在“大众文艺学术版2011年12期《浅谈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现状与改善对策》”中提到认真贯彻新课标，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转变学生的传统观念：注重音乐教学活动是过程与结果并重的。在课堂上，我们教师要采用开放式教学。

推进教学方法科学化、教材内容多元化：（1）把流行歌曲元素运用到课堂（2）开设丰富多彩的音乐欣赏课（3）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学校李雪明在素质教育论坛下半月 2010年第10期《浅谈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现状》中提到一方面.更新教育观念,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建立正确的教师评估机制,彻底消除“正课”与“副课”的偏见,把音乐摆到与其他学科同等重要的地位,让农村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正常有序地开展起来,让音乐课成为中小学教学内容的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首先要有效合理地利用现有师资,要充分发挥现有师资的长处,为他们的能力发挥创造良好的环境;其次,面对农村音乐教师素质低下的情况,学校应该加大对兼职教师的专业培训力度,充分发挥业务能力较强的教师的带动作用。

第五篇：农村教育

农村教育“撤点并校”十年是否该叫停？

http://.cn2012年05月31日 09:56华商网-华商报微博

农村教育问题，因2011年频发的校车悲剧而凸显，校车事故的背后，是农村学生上学的路越来越远。而“上学难、上学贵、上学远”的现象背后，则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俗称“撤点并校”。5月18日，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举行“农村教育办学布局调整研讨会”就这十年进行反思：这项政策给农村到底带来了什么？

“你能让你的孩子在山里走3个小时去上学吗？”杨贵平坐在发言席上，面对一排排的教育界专家说，怒不可遏。

20多年来，这位早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在美国生活了40年的老太太，足迹遍布了中国云南、贵州、内蒙、河北、宁夏等10多个贫困农村的学校，见证了乡村教育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衰败。

不久前，她在云南一个贫困县遇到了一群孩子，这是一群让这位老人心碎的群体：“她们背着干粮走3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夜晚留宿在学校，可山区学校只有男老师陪寝，带的都是女孩子，这些学生的安全到底有没有保障？”

杨贵平的眼眶有些红了，她瞪大了眼睛，拍着桌子说：“十年了，撤点并校政策给农村带去的伤害已经够多了，是不是到了该停一停的时候？

村庄没了学校

走向消亡是迟早的事

上个世纪80年代起，杨贵平就对中国农村的孩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关注的是30年后甚至更长时间里，这群孩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她曾从孩子们浓郁的乡土情结中看到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从小就与泥土为伴，帮助父母干农活，和弟妹一起上山砍柴、喂牛、养猪，在烧柴火的锅里做饭，在属于自己生长环境和传统的地方长大，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地度过童年。

但是，在课堂上孩子们却学到的是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老师们总是教导这些孩子，农村是多么的贫穷，一切是多么的落后，有出息的孩子应该去城里，没出息的才会在家种地。”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家长(微博)们希望孩子长大后，离开农村，永远不在田间劳作。从上学开始，家庭的一切重心都在孩子的教育身上，为了孩子，他们可以背井离乡，放弃一切。山西黄河边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让杨贵平感触颇深，村子里原来有100多户人家，有一所小学。7年前，学校被撤并了，孩子们需要到离家十几公里外的中心小学去上学，短短两年间，就有30多户家庭搬走了，土地也开始荒废起来，留下的都是最贫穷最没有能力的家庭。

而一所农村小学不仅是几间校舍和几位普通话不好的教师那样简单，它曾一度是村庄的中心，它的希望和灵魂，“一个村庄没有了学校，没有了孩子，就没有了灵魂和生机，走向消亡只是迟早的事。”杨贵平忧虑地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1997年-2006年，村庄数量的减幅达到了13.85%，村庄学校的减幅却为45.33%。而更大规模的减幅来自2001年国家实行“教育布局”调整之后。

对于家长而言，与其走几十公里的山路让孩子去中心小学，还不如直接带孩子去教育资源更优越的城市。

让杨贵平更痛心的是，10年寒窗之后，农村孩子能考上本科的不足10%，但这些孩子的生长经验已经被“城市化”了，他们很难再回到农村。

“这些孩子，这些父母，和那些走向衰落的村庄，他们的未来在哪里？”杨贵平问。5800万留守孩子

你能想象他们的人格状态吗？

“家庭有能力的孩子都去城里上了学，留下的是最贫穷的家庭和他们的孩子。”这是北京西部阳光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从事农村支教这十年来的最大感触。

根据中国妇联统计，我国目前有留守儿童5800万人，占到了全国儿童数量的28%。另一项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2011年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城镇人口达69079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

而在农村留守的这部分孩子的辍学率十分惊人。

梁晓燕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前不久，一位清华大学(微博)的教授找到她，问她：“你知道中国农村教育的真实情况吗？”

原来，这位教授在四川某县考察时发现，有个村庄的辍学率很高，校长说：“确实是有1/3的孩子辍学。”教授不信，他和同行的老师们询问了4个村庄后，结果证实有70%的孩子辍学。

“撤点并校后，在这个村庄10公里的地方，有一所小学，但是不属于这个村子的行政区划。孩子们必须去20公里外的一所小学上学，这是这些孩子辍学的主要原因。”梁晓燕说。华中师范大学(微博)教育学院教授雷万鹏的实地考察也让这个话题沉重起来。近期，他去山西石楼县进行调研，在一个小规模的农村学校，一个班只有3个小孩在这里读书。他询问了三个孩子的家庭背景：有一个是因为父亲出车祸，母亲外出打工没法带，老人带孩子；另外两个仍然在教学点上学的孩子，都是因为家里贫穷。

“如果你把教学点拆掉，这三个孩子一定会辍学。”雷万鹏说，“撤点并校的十年，我们忽略了这部分孩子，没有家长愿意孩子辍学，只是他们无力负担。”

更重要的是不可预见的社会心理代价，和失去安全感自信心的一代人。敏感、冲动、恐惧、孤独、沟通焦虑、学习焦虑，这些都是留守儿童、寄宿学生常见的心理障碍。2008年4月，REAP(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调查发现，在10所陕西寄宿学校的2000多名1至5年级学生中，9.3%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2.7%较为严重。

梁晓燕说，“当我们社会发展以城乡二元作为代价时，付出代价的就是这样一代人了。你能想象未来这一代人的人格状态吗？”梁晓燕说，“有时候，想想未来就后怕。”大规模撤并

一场昂贵的成本转嫁

在大多数的“撤点并校”中，节约资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决策层看来，放弃小规模的学校正是为教育资金和师生资源相对集中，从而解决城乡教育不平等问题。

陕西师范大学(微博)教育学博士范铭在走访陕西安康、渭南十三个县的乡村学校后发现，所谓的节约资金根本就是一个幻想：“孩子到更远的学校上学，有寄宿还好，如果没有，老人带着孩子在县城租房子，费用全部转到农民身上。”

校车一度被许多专家以为是解决走读学生上学的最关键工具，然而受限于山路、学生资源的不集中等问题，一所乡镇中心小学根本不具备校车的条件，以及承担该项费用的能力。2011年11月16日，甘肃正阳县幼儿园发生校车事故，致21死43伤；11月17日，甘肃庆阳再发生校车事故，21人遇难。一系列的校车安全事故让直管领导如履薄冰，很多人不再赞成校车模式。

那么，寄宿孩子的生活又怎么样？北京大学(微博)附属中学前任校长康健对农村寄宿制的研究发现：“包括睡觉、吃饭、安全、营养、医疗、亲情，哪个学校研究过孩子生病了怎么办？女孩青春期怎么办？教育局说我们根本没有配置！”

康健认为，10年急速行政化的“撤点并校”后，农村教育机构并没有做好准备。

东北师范大学(微博)农村教育研究所学者刘善槐为记者展示了一组画面：在农村的寄宿制学校里，上下两排的床板上平行放着十几位孩子的被褥，被单已经发黑，除此之外，简陋的宿舍再也没有落脚之处。

“没有卫生间，学生们一到晚上根本不敢喝水；宿舍气味很大，进去了能把人熏晕，这样的寄宿学校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刘善槐问，“撤点并校的布局调整，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接受教育？”

最严重的还是家长经济负担的加重。他对乡村800余名住宿生进行了调查，一年的伙食费、交通费超过4000元的有21位，占2.48%；2000元到 元的82位，占9.69%；1000元到2000元的有289位，占34.1%； 元以下的有454位，占53.66%。住宿生平均年花费为1157.38元。

刘善槐的结论是：学校撤并并不是简单地节约了经济成本，而是把部分政府的成本转嫁为农民的经济成本、学生的时间成本和安全风险。

北京理工大学(微博)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微博)认为，各地积极撤点并校不外乎两种动机。一是顺应学生人数减少而撤并；二是人为地加剧撤并，其动机往往是非教育的。

“这一政策之所以获得强有力的行政推动，学校撤并规模越来越大，一个主要原因是学校撤并可明显减少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另一方面，它正在演化为一项新的‘政绩’运动。在地方政府‘城市化率’的攀比中，撤点并校成为拉动县镇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有力工具。”杨东平说。

荒芜的校舍

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这场长达十年的撤点并校结构调整**中，快速的撤并，凸显了教育改革的缺乏战略性和无序。

西北师范大学的教育博士白亮在对甘肃省某县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大量的无序撤并，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截至2009年初，该县闲置的学校十一所，包括峡口小学、下焦湾小学、上河小学、中河小学等，这些小学的希望工程投资为25万元至70万元不等，总资金接近320万元。

不仅是这些希望小学被废弃，其他撤并村小学里偌大的校园里也只有学前班，大量教室闲置。

即使是这样，2008年9月在甘肃酒泉召开的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决策者还提出新一轮教育布局调整要以撤点并校为基础，以创办寄宿制中小学为突破，坚持“高中、初中阶段学校向县城集中，小学向中心乡镇集中，学前教育向中心村集中，新增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的规模办学思路。

据此，该县教育局又制定了《县学校布局调整规划》，提出2011年当地中小学校将从103所减少至28所，也就是2年内撤并75所学校。这些撤并的学校中不少是2004、2005年新建的学校，甚至有2008、2009年刚刚竣工的学校。

“一面是农村学生的辍学，一面是对学校资源的疯狂合并，谁又为此曾向公众和善款的捐赠者解释过呢？”

就这样，一些学校被废弃，另一方面，却为了让资源集中的学校有条件接纳更多的学生，增加投资扩大原有的校舍，大兴土木。

范铭博士调查显示，2009年延安市计划新建5所、改扩建3所，包括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投资约 亿元，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另在宜川、延长、子长、安塞、志丹、吴起、洛川等县城区新建8所学校，扩建13所学校，总建筑面积近50万平方米，投资约10亿元。而另外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初，延安全市公办中小学由2000年的4803所整合为1445所，累计撤并3358所，撤并率达到69.9%，全市布局调整累计投入资金达10.8亿元。“这种把资源集中当做资源优化的做法，国外已经有很多学者做过研究，并提出质疑。20世纪90年代，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在大规模地进行学校合并前，政府宣称学校合并将会为纳税人节约数百万美金，但是学校合并后民众却发现，州政府在学校合并上的花费超过十亿美元。”范铭说。

反思十年

过度撤并之风必须刹车

然而，多年坚持“计划生育”和“城镇化”加快的大背景下，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党国英教授认为，农村布局调整是“大势所趋”，调整后的布局情况肯定比调整前合理了，教育资源的相对集中也带来教学质量的上升，但现在的问题是，“一刀切”的模式布局调整过快。

在近期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主办的“撤点并校”研讨会上，不少专家支持这一观点。杨东平直陈“撤点并校”的弊端：将学校从农村“连根拔起”，对农村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教育自身。家长进城陪读，不仅影响生产、老人赡养，而且导致离婚率上升和家庭破裂。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处长高学贵在近期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的一项会议上坦言：“如果因为我们撤并学校导致学生辍学，这与我们的方针政策是背道而驰的！”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汪明也承认：“中国农村教育的办学重心现在看来，我觉得应该是适当的下移，而不能简单化把小学向乡镇集中，初中向县城集中，甚至在有些地方，高中在县城也不办了，要向大城市集中。”

“中国缺少一本《教育法》，它应为撤校和建校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就像美国老的教育法规定的那样，有50户人家建一个小学，有150户人家建一个中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撤点并校建一个你想要多大就多大的学校，这是我们10年来应该反思的问题”，康健说。雷万鹏教授批评：“为什么一个小学的规模必须300名学生？240名学生，一个班40个孩子，6个年级为什么就不行？缺乏法律约束的撤点并校政策，带有太大的随意性。”记者发现，早在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就曾指出，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然而，落实政策的重点却放在了“撤点并校”，忽略了“方便学生就近入学”这一前提。

“过度撤并农村学校之风必须降温和刹车！”杨东平说，“国家主管部门的意见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但更重要的，是需要破解农村教育的危局，探索新形势下农村教育的科学发展之路！”（记者：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