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院学术年会选题讲课提纲(方龙华)
关于学术讨论会征文选题的几个问题思考
(提纲)
万鄂湘在全国法院第二十二届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开展应用法学研究是人民法院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是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各级法院要继续强化观念,深化对学术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运用时代眼光来观察、发现、分析研究和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增强积累意识、问题意识、世界意识、综合意识、前沿意识和批判意识,提升学术研讨能力。
一、“三拷问”——选题的感受
以学术性、实践性兼重的法院系统一年一度的学术讨论会已连续进行了22届,“复转军人进法院”的我也已步履蹒跚走过了18年,参加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也有13届。
一年一度的学术讨论会,就我而言,其实是一个艰难甚至是痛苦的思想旅程。因为你必须时时在自己直觉的和现实的经验事实之间,在作为普通人的常识和作为法律人的专业知识之间,在问题与非问题之间进行哈姆雷特式的拷问与选择。
有人说,学术年会征文如同比赛是略带功利性的学术研究。作为参赛者,没有获奖的想法,那倒不真实了。兵家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在每年上千篇的参赛论文中胜出,获得专家学者的认同与青睐,选题是最为费脑伤神之事,但也最为重要。此话不假,但我体
会更深的诚如苏力教授所言“学术产品,是思想的结晶,解决问题的方案”。学术研究始于对问题的发现问题和解释。按照胡适先生的解释“人必遇有歧路的环境或疑难问题的时候,才有思想”,而“有些困难是容易得到解决的,那就没有讨论和指定困难的所在的必要”。真正能够引发科学研究活动的往往是那些既无法得到也没有解决之道的“困难”和“问题”。所谓“问题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可否认,问题的发现和解释抑或选题,对我们法官来说需要回避学者常处的视野领域,在纯粹的法学理论视野外,以小见大地发掘案件中、法官中、法院中独特的司法现象,揭示司法困境,透视深度根源以及个体所能掌握的司法资源。
我参加13届学术讨论会()10次获奖,2次落榜(),相当程度也缘于此,但十多年苦与乐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在观察与思考、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过程中,培养了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及不断提升的发现问题的能力。
二、“三要素”——选题的要则
“三新”:择其一或融合之 观点新 材料新 方法新
(举一例:第22届学术讨论会一等奖文章
《司法理性与司法国情:审判权功能之实证探究——以民事司法政策变迁为视角》(作者珠海中院 郭建勇)
要点:
一、审判权功能变迁
(一)当事人主义的兴起:朝现代司法领域迈进
80年代末,民审方式改革拉开了序幕,直至2002年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施行,改革达到鼎盛时期,民事诉讼模式基本完成了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的转型。(最高法院1988年到2002出台了6个关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若干重要举措和文件)
尽管如此,2002年以后,附着民事司法政策向追求案结事了、和谐司法方向的转变,民事诉讼模式又出现了向职权主义的回复。
(二)诉讼调解的“复兴”:向纠纷解决本位回归
(最高法院1982年以来出台了11个诉讼调解若干重要举措和文件)
(本人就先后2篇关于调解的论文参加学术讨论会)
二、审判权的运行实效——以法院的纠纷解决能力为着眼点
(一)方法通过采集20年全国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的调解、撤诉率、一审裁判息诉率、上诉率和申诉率四个指标对两种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综合测试。
(二)数据来源
(三)实证结果(数据列表并逐个指标进行剖析
(四)分析
三、审判权的实践困境——一个多向度的考察
(一)纠纷解决功能的弱化
(二)程序保障功能的不适
(三)规则之治功能的缺失
四、审判权的功能校正:司法理性与司法国情之互动
对审判权的功能偏差进行校正,必须融合司法理性与司法国情,从单纯的强调转向宏观的整合,走一条多元功能和谐并存、融会贯通、良性互动的道路。
(一)让法律在纠纷解决和程序保障中舞起来
(二)让纠纷在规则之治和正当程序的框架内和平
(四)让程序通过纠纷解决和规则之治得到普遍尊重 作者在其结语中精辟地阐释道:
中国的法治应当有中国特色,这是顺理成章的;而司法的完善必须遵循司法规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审判权的功能定位,不考虑司法运作的内在机理,简单地、直线地从一个方向或一个方向上反复推进,并不能带来司法能力和表现的整体提升。
三、“三步曲”——选题的路径
1、浏览————搜集(选题)网上广览 专著研读 带疑破解 初定若干个可供研讨的选题
2、调研————梳理(理题)统计分析 案例研析 人访剖析 梳理出问题与非问题——可否值得去破解
3、破题————拟纲(破题)
四、“三层面”——选题的展开
第二十三届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司法规律与”,其给定了28个选题范围。下面,将其分为三个“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宏观层面
前三个选题范围,即(第1至第3个选题范围)关键词:司法规律 司法特色 司法国情 宏观认识的进路:
美国学者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论及法律发展趋势时深刻指出:新的时代将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不再是主体反对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不再是意识反对存在,而是意识与存在同在;不再是理智反对感情,或者理性反对激情,而是整体的人在思考和感受。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渗入了一切分析形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才能在更高的水准上达到辩证的综合。因此,我们在理解和把握司法权
自身及其所追求有价值过程中所面临的关系时,应当摒弃狭隘的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以一种宽容的多角度的思考方式深化我们对司法规律、司法特色、司法国情及其司法权的认识。
基本问题的把握:什么是司法?
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但是往往基本问题是较不容易搞清楚的。而且,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差错,如果追根溯源,往往源于基本问题上的混淆不清。因此,首先有必要研究什么是司法。
在我们看来,司法具有内在联系的三层含义,那就是作为一种制度的司法,作为一种过程的司法,以及作为一种文化的司法。也就是说,司法这个概念包含了三层含义。它既指一种制度,又指一种过程,还指一种文化。这个三层内涵是密切联系的,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司法概念。我们予以一层一层地分析。
作为一种制度的司法,就是指司法权的制度。在现代国家,一般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司法制度首先涉及司法权与其他几种权力之间的关系。西方国家实行分权制衡的制度。我们国家实行分工制约的制度。这一制度不仅包含司法权与其他权力之间的制约关系,还包含司法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以及司法系统内部在统治内部事务上的分工关系。
作为一种制度的司法还包括有关审判程序和审判方式、有关司法人员等方面的制度。例如,有关法官的选拔、任职、职务保障、退休等制度。
作为一种过程的司法。我们知道,法院是解决纠纷的机构,但社会上其他一些机构也可以解决某种纠纷。法院解决纠纷与其他机构解决纠纷并不完全相同。法院解决纠纷的活动体现 为一种按照法定的程序,运用专门的知识,进行理性判断的过程。司法作为一种过程,不仅包括发生在法庭内部的各种活动和相互关系,而且包括法庭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法院从社会那里接受一定的请求,启动司法程序,并在经过过滤的社会信息的作用下对这种请求加以法律上的处理,最后得出一定的结论。这一结论反作用于社会;不仅如此,司法过程的主要行动都可以反作用于社会。社会与法院透过法律之网进行信息的接收与交换。这一过程是一个在法律制约下的信息和能量的相互交换的过程。
作为一种文化的司法。即指社会成员特别是司法人员在特定时期所秉持的司法态度、信仰和感情。司法文化强烈地影响和塑造着每一个司法职业的从业者,是这一群体区别于本国或地区的其他职业群体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司法职业群体的显著标志。我们看到头戴白色假发的英国法官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主持庭审,看到我国马锡五式的人民法官和颜悦色地与当事人在田间地头攀谈。这种不同便是司法文化的体现。司法文化是一个国家司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稳定的司法文化是这个民族司法成熟的标志。司法文化的形成有赖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有些因素是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的,有些是人们有意识地添加进去的。司法文化是可以建设的。
早在近现代法律改革中,人们比较东西方文化之差异,就已经意识到,在西方人崇尚抽象理性,中国人注重现实经验;西方人强调规范秩序,中国人依赖伦理约束行为;西方人要求由表及里的制度,中国人要求由里至表的自律;西方人往往通过诉讼主张权利,中国人宁愿选择和解处理纠纷等。但无所谓优劣、好坏,保持特色并不意味着落后。质言之,中国传统的司法文化是中国依法治国的根基之一,偏袒或过分否定自己文化根基是件很悲哀的事情。引进、开放、改革对中国司法建设极有意义,但并不应以否定、破坏、淘汰、消灭作为代价。
启示:法院改革应当从国情出发,法院改革所进行的制度创新既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特别是在中国司法制度发展路径上必须正视中国司法传统和现实地区差异的复杂性及其对司法制度运行带来的深刻影响,又不能过分地迁就国情,而应当充分兼顾司法权运行规律对司法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
研读两本书——从中得到的启示:
一篇文章是齐树洁的《民事司法改革:一个比较法的考察》(中外法学—2000/6)。
大家知道,上世纪以来我国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涉及法院内部和外部的司法改革。如果放眼全球的话,在司法领域,至少在民事司法领域,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巴西、希腊、日本、德国、芬兰、芬兰、瑞士以及我国台港地区等——也近乎同步地进行着声势浩大的改革。
从阐释人类学的角度看,法律及司法都是一种与地方性知识相关联的制度存在。因此,引起这场世界范围内的民事改革浪潮的内发性动力是不一样的,各国由此而采取的改革进路也一尽一致。
在西方学者看来,20世纪末多数西方国家进行的民事司法改革源起于所谓的“司法危机”。这种“司法危机”表现为许多国家经历了其民事司法司法制度在运作上困难。
其危机的动因,齐教授将归纳两大类:即机能性司法危机和结构性司法危机。无论是机能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司法危机,其外部表现形式不外乎为诉讼迟延、诉讼成本过高、裁判不公等一系列妨碍当事人行使诉诸司法的权利的诉讼症候群。
机能性司法危机 结构性司法危机
再看看一位法学博士的采访后记:
冲出迷惘(法制日报记者 吴晓锋博士)
2008年去婺源采访司法协助网络工作机制到现在已有10天,这10天里,我的脑子里全是“司法大众化”,以至于连续好几个晚上得依靠安眠药入睡。
我们这一代,正赶上司法改革锐意推进的时期,耳熟能详的是司法职业化、精英化等等,对“司法大众化”比较陌生。前一时间虽然
学者曾就司法的专业化、大众化、专业化、民主化等问题有过一场激烈论战和广泛讨论,但感觉始终有些空洞,空对空的感觉。理论的东西,谁也无法说服谁,听甲说觉得甲是对的,听乙说认为乙也是对的,有的乍一听观点吓死人,其实看下去也不是那回事,双方多是角度和侧重不同。而去了婺源,参加了由中国人民大学的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上饶市中院联合主办的“司法走近民众 民众走进司法——司法协助理论与实务高级研讨会”,走进乡镇,走到田间地头,和司法协助员和村民交流之后,我对争论中空洞的“司法大众化”有了直观、真实的感受。
这个由党委牵头,法院主导,以基层法院业务庭和人民法庭为核心,以150个社区“法官联系点”和211个乡村“巡回办案点”为依托,3890名受聘司法协助员为根须,遍布整个乡村社区的“庭、点、员”三位一体的司法协助网络,让群众相信法律,信任司法,调撤结案和一审服判息诉率占到92.79%。,出现多个无上诉、无上访、无需强制执行的“三无”法庭,“小事参考案例,中事寻求调处,大事才上法院,“成为当地群众的惯性思维,案件量逐年保持平衡,甚至有的地方有所下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过去近10年,司法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然而,我们都看到司法改革不断深入,艰辛的努力,却并没有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各种司法改革成果,群众并不买账,批评、责难之声充斥,涉诉信访数量居高不下,人们不信赖司法,司法不公的现象屡屡出现。
一时间,法律职业群体陷入了集体的反思与迷茫。在反思中,首
先想到的是,这是司法职业化的错吗?于是“司法大众化”这个命题跳了出来。
最高法院应该是较早做出反思的,提出了“三个至上”和将“民意”作为衡量司法判决的重要标准之一等,之后又提出了走群众路线,强调司法大众化。然后学者开始争论司法究竟应该是大众化或民主化,还是精英化或职业化。
这其中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和西南政法大学陈忠林教授的论战最为精彩,并各自分别有代表作:《贺卫方:不走回头路》,《中国法治:应该怎样向前走》。贺卫方表达了他对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些担忧,认为司法独立刚刚起步,却又有走回头路的趋势:一方面追求专业化,另一方面则强调“司法的民主性”、“大众司法”,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对此,陈忠林认为,中国法治必须向前走,司法应当职业化这是应该坚持的,但强调法律不能偏离一个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常识、常理、常情,认为司法体制的职业化必须与民主化相结合,民主化必须优于职业化,必须以民主化来促进职业化,防止我们的法治与人民对立。
但是,舆论一直在放大贺卫方的“走回头路”四个字,而没有注意到贺卫方承认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且赞成司法领域的民主化:第一,法官判决案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第二,必须要强化人民群众对司法过程的监督,法庭必须要让人民去;第三,所有的判决书必须向人民公开,在网络上不允许修改全文发布出来,让人民能够看得到,可以监督法官,不允许搞神秘主义。
读到这里,我感到是殊途同归了。其实,至少我采访的上饶法院的司法协助网络机制这个“司法大众化”,就正是在实现这个目标,就正是要打破司法神秘主义,让民众知晓司法、参与司法、监督司法,而裁判权依然牢牢地掌握在法官手中,法官当然是要严格依照法律判案。上饶中院江涛院长一再强调,司法大众化只是审判活动外围的大众化,司法的大众化与司法的专业化之间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逻辑关系,而是表现为相辅相成,浑然一体。
“大众化”、“人们性”这些字眼停留在字面上是空洞的、虚无的,就正如提出《司法大众化是一个伪命题》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所说,在他看来,大众化本身是完全不可怕的,而是担心我们的“大众”或“人民”在很多情况下是失语的,而且还因为在严格意义上“人民”之类的集体话语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虚构。
所以要讨论这个命题必须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看到具体的某一个举措,某一项制度,某一个人,某一件事,你才会看到它的价值,看到真实的司法大众化。
司法大众化并非是大众司法,并非是全民皆可做法官或一味盲从民意,也并非是代替当事人或包办当事人的行为,而是在坚持司法职业化的基本标准、遵循司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强调坚持群众路线,让民众知晓司法、参与司法、监督司法。司法大众化与司法职业化也并非是矛盾和对立的,而是可以兼容和统一的。
司法大众化也并非是我国司法工作的独创,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推行司法职业化的前提下,有力图为司法的大众化留下一块制度空间,以便把大众理性和民间智慧引入司法,防止职业理性导致的精英专 12
制。如英美国家数百年来所实行的平民法官制度,一些根本没有受过法律教育的普通公民被选拔担任法官,审理那些普通人较为熟悉的能够做出正确判断的案件。这项制度主要存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治安法院,以及美国具有有限管辖权的初审法院。又如一向以精密司法著称的日本,在2001年公布的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中提出的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基本方针,就是通过国民广泛参与司法,提高民众对司法的信赖感,形成诉讼方便,通俗易懂,国民满意的司法制度。
在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公开审判制度,马锡五审判方式,人民监督员制度,诉调对接机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也越发显示生机。可见,司法不是可不可以大众化和民主化的问题,而是在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前提下,在多大意义、因素、程度上大众化和民主化的问题。
越思考,就越迷惘,越去做,就越清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道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集体的反思是可贵的,却不要在反思中迷失。
冲出迷惘!
一本专著是苏力的《送法下乡》。
应该说,全书融贯了苏力对当代中国法治现状主要是司法实践的洞见,也隐含了作者对中国法治未来的期望,以及对西方法治理念是否具有恒定性、普适性的质疑,虽然作者对中国法治未来不作宏大叙事的构想,却隐含了作者对现实法治进程的偏爱以及对未来的信心。
读过苏力文章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苏力总能够在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道理中找出新视角,给人以惊讶、启示,这与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无关,《送法下乡》也是这样的一本书。
同样,解读《送法下乡》,基于上述角度进入研析其对当代司法实践的描述性理论创见以及作者法学思想中存在的诸多矛盾,从中反思我们对司法规律、司法特色、司法国情等的认识。
下面就某一个方面作一批判性解读: 法治,何种法治?——如何成为可能?
从某种程度上说,作者对中国法治现状和未来的洞察超出了大部分法学学者的深度,他在若隐若现的文字中提出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有没有可能实现法治?如果能,是指西方的法治还是中国本土化的法治,可惜作者没有对此做深入阐述。
讨论法治不可能回避正义这个词,本书中曾经20次提到过正义这个词,其中,有三次是因为提到冯象的著作《木腿正义》中包含着正义这个词,其他地方提到这个词不是质疑它是个无用的大词(如p55、364页)就是否定性的嘲讽,再不就是词组里的定语或者偏正结构中的主词(如实质正义)。这当然并不表明作者一定反对正义,而是因为在他接触到的司法现实中,这个词对于中国人几乎是个完全多余的东西,这也就使得象作者这样一个强烈关注现实的学者无法在自己的论文中两眼一抹黑地大谈正义。不过主要的还是因为作者试图将自己的学术进路深扎根于中国特定语境的结果。试想,在基层法院法官们的思维里、获得的知识中、生产的判决中,正义何时被认为是一个核心概念呢?作者在本书中分析的几个案件都说明了当事人要的是感觉而不是经过合法性论证、建立在一系列程序保障基础上的法律意义上的正义,因此中国人要的是如作者所谓的“解决纠纷”,其
核心含义是结束纠纷而不是司法正义,但是作者却将这两者混同了(第323页)。在乡土社会要解决纠纷常常要看双方当事人的性格、财富实力、家里儿子多少以及人缘好差等因素而定,法官如果认同上述格局,还不就是把当事人各方哄开心,或者实在不行加点权威就成了。主办法官的法学修养不够用的话,即便需要依法律判决,也可能因为在传统中浸淫日久,而对判决的结果连自己都不知所以然,又怎能说服当事人呢?判决书说理能力差就是因为上述原因。因此法官变成和稀泥的主持人也就不足为奇。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积极的,甚至认为基层法官法学知识太多是浪费,而事实上基层法官是无用的法学知识太多,有用的法学知识太少,这几乎是个普遍现象。按作者的思路,让基层法院低素质法官继续无原则地迎合那些所谓不可交流的“地方性知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通过提高法官素质(如进行更加专业的法律培训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灌输)改变那些“地方性知识”,或者至少让它变得可交流,正如吉尔兹说的,法律思想对于地方性知识具有建设性作用。
西方的法治所建立的是一套保障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底线规则,是基于人类本身的局限性而摸索出的非最差的制度,如果没有极权主义和专制制度,它甚至可能是最差的制度。近百年来,中国千方百计寻找好制度,最终选择法治是不断试错后的结果。但是,西方的法治是在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长期积累的产物,更加冒险但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们的信仰文明(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文化)的结果,黑格尔、萨维尼认为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孕育法
律文明,韦伯、庞德、伯尔曼也告诉我们是西方的宗教造就了西方的法治,但这些条件在中国都不具备,作者也许基于这样的认识,才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让他绝望的努力而去论证所谓“不可交流的地方性知识”。于是作者不遗余力地质疑西方法治的普适性,他认为正义之类的词汇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没有市场,这判断没错,可是他把这样的思路反移植到美国法的司法实践中就是在不顾事实了(第176—178页),他甚至认为正义在西方法治的语境中都可能是个大而无当的废词,“正义这个词太抽象了,太大了,它可以包括几乎一切,因此它才有了成为数千年人类社会的追求之可能”,随之又说“正义是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生命的概念”(第55页)。
在《送法下乡》中,作者不但延续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里的思路,还扩大了“本土资源”的范围。他强调中国应该从本国的法治实践中寻找出路,这些具有解决纠纷功能的实践是中国法治未来的希望。他并不认为那些写在古老典籍里的东西是资源,他认为真正的资源是那些活生生的传统风习,那些在乡村社区里正在起作用的乡规民约。他的隐含意思可以套用但丁的名言:“中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至于这条路通往哪里是无所谓的——在作者笔下,西方法治不适合中国土壤与其是否普适性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因果关系在所不论!我甚至怀疑如果作者认为中国适合移植西方法治,他还会不会认为西方法治不具有普适性?!
苏力名言:一切都是熟悉的,一切又都是初次相逢;
一切都要理解了,一切又都在重新理解之中。
后三个选题,即(第4至6个选题范围)关键词:法院文化 核心价值 司法伦理
法院文化建设问题研究(宏观立意、中观布局、微观推进——五个模块:)
司法核心价值观研究——公正、廉洁、为民 王峰文章:
司法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性与法律性科学性与实践性(载于3.18;
3.25法院报法治星空栏目)
公正、廉洁、为民的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民司法工作领域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人民司法工作者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体现了人民司法的本质属性。坚持和践行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对于传承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建设健康向上的人民司法文化,确保人民司法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广大司法工作者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司法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性
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把司法领域作为对中国“西化”、“分化”的突破口,宣传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大肆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妄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进而达到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的目的。当前,中
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机遇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了空前的冲击,各种社会思潮也不同程度上对人民司法工作和广大司法工作者产生影响。实践证明,只有理论上的清醒和认同,才能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和成熟。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2010年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王胜俊向人民代表庄严承诺:要树立“公正、廉洁、为民”的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
司法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性
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对人民司法本质属性及其基本规律的理性认识与整体把握形成的基本观念。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至上”工作指导思想、司法为民的主题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追求、能动司法的时代精神、廉洁文明的道德标准,以上五个方面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整体。
“三个至上”工作指导思想是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的主导。
公平正义是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的追求。能动司法是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司法为民是人民司法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
廉洁文明是司法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司法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
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的概括源于对人民司法机关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民司法价值的解读而形成的一种认知模式,代表人民司法的长远利益和未来发展方向。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这种真理性是建立在其价值性基础之上的,它把司法为民作为最根本的主题追求,强调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公平正义,从而把真理性与价值性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构建和谐的司法机关是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目标,其中既体现了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又有现实的价值追求。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性主要体现为民族性,时代性主要表现为全球性。这就要求既要建立在中华民族优秀司法传统之上,又要结合新的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予以创造性地发展。还要注意以被世界各民族公认和接受的价值观,尊重不同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倡导以对话、交流与合作等手段调解民族间的价值冲突,促进人类多元价值体系的共同进步。
司法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性
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最终要通过司法工作来落实、来体现、来实践。要突出理论的实践价值,紧密结合司法工作实际,把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深厚情怀,转化为辨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司法能力,转化为崇尚廉洁、转变作风的自觉行动。
在司法工作中实践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在人民司法队伍建设中实践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
在作风建设中实践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司法伦理建设研究
司法伦理的基础性支持——伦理能够促进人们普遍地对制度产生一种高度认同,司法制度要想获得这种理想的运行状态,同样也离不开司法伦理的基础性支持。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司法公正是靠法官的人格与品行作为基础保障。姚建宗在其《法律与发展研究导论》一文中,深刻地点明“我们生活于一个连续的、扩张的、也许是过分活跃的法律改革现实当中,法律与发展仅仅是这种类似的、在蔓延着的观念的一种特殊应用,它以这种法律改革观同样的假定为基础,要求有同样的信仰飞跃”。在司法改革过程中,我们之所以强调司法伦理和法官的法律信仰以及法官自身利益关注倾向在司法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原因也正在于此。
恩格斯指出,在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司法伦理属于职业范畴,一般来说,职业伦理的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内容方面,职业伦理总是鲜明地表达职业义务和职业责任的个性特征。
其次,在调节范围上,主要约束从事本职业的人员。
再次,在功效上,一方面,职业伦理使社会道德原则和规则“职业化”。另一方面,职业伦理又使个人首先品质“成熟化”。
(二)中观层面(第7至11个选题范围)关键词:三项重点工作
时政意义——社会管理——高端重视——省部级研讨班
胡锦涛在研讨班上强调,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好社会管理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
胡锦涛强调,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三项重点工作,就法院而言,诚如王胜俊院长指出的: 以执法办案为立足点,着力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以能动司法为切入点,着力规范社会活动,预警社会风险 以司法为民为落脚点,着力回应社会关切,解决社会问题 以自身建设为突破点,着力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
引申的问题:值得一读的文章 蒋惠岭——《法院两种功能的重构》
如果把在一家法院里建设两座办公楼:一座为法官及其辅助人员而建,专供开庭、裁判使用;另一座则为另外一批人而建,作为所有案件的“中转枢纽”或第一道消化关口,专供立案调解、法院附设ADR、社会解纷机制使用。这种设想会得到认可吗?
且不说这种设想在一些法院已经变成了现实,单从理论角度来说,这种设想就可以得到法院功能理论的支持,从实践角度来说,也反映了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现状的强烈需求。
法院的基本功能有两种:一是法律功能,二是社会功能。法律功能的主要表现(但并非唯一表现)是法律规则的发现、解释与适用,而社会功能的主要表现(也并非唯一表现)是纠纷的化解和社会关系的恢复。由于进入法院大门的案件或者徘徊在法院大门口的案件有多种多样的出路,因此法院的这两种功能可能同时实现,也可能先后实现;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这两种功能可能会有同等地位,也可能仅侧重于其中的某一种功能。
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现实情况也比较复杂,我们已经不可能用法律这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事物了。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矛盾纠纷已经不再都只是一条直线而可能是曲线、多边形、不规则体,因此或许使用其他的衡量方式更适合于它们。但从法院的角度来看,或许我们可以更加智慧地理解、改造、运用这把法律标尺,使我们自身更适合于面对的矛盾纠纷现实。在新时期,我们对法院的功能以及发挥其功能的方式的认识不可能再是单一的或单向的,各种功能之间也不再是泾渭分
明、互不相容的,一把标尺上可以同时刻有公制单位、英制单位、市制单位。我们并不要求这些标尺混用,但应当学会把他们适用于最合适的人和事。
所谓法院,乃法律之院,是法律与正义的殿堂,自古如此,中外无异,就连法庭的建筑风格也以其庄严、肃穆的特点而表达了“法律”在这一机构中的灵魂地位。这是它的法律规制功能。所有法官赖以为存,以此为荣。如果说法院确实有其他功能的话,那么其他任何功能都只能附属于这种法律功能。对法院工作的评价方面,如果法院最佳实现了自己的法律功能,也就较好地实现了其他功能,就像“实现了法律效果就是最好的社会效果”的说法一样。
从动态角度来看,法院的“看家本事”就是适用法律解决纠纷。其中含义有二:一是没有纠纷就不会有司法,而司法的作用就在于“进入法庭有纠纷,走出法庭无纠纷”。二是法院解决纠纷的武器是法律而不是其他。这也是一种经典的传统认识。但是,现实也抛给我们四个问题:
一是有限的司法资源如何应对源源不断发生的矛盾纠纷? 二是很多未必适合于法律规制的矛盾纠纷一定要挤占有限的司法资源吗?
三是所有矛盾纠纷都用法律标尺度量一定有好效果吗?
四是社会上存在的其他非法律规制性的纠纷解决机制能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我们还是立足于法院自身进行分析。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在价值多元、利益多极、境像多梭、关系多面的社会中,一个公共机构应当发挥的功能已经无法单一存在。法院也是这样。司掌法律为法院之宗,而化解纠纷又是其现实功能。历史地看,法院以其能够依法公平解决纠纷早已成为所有纠纷当事人心目中的一个符号,导致各种纠纷进入法院的可能性比进入其他机制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此,法院便成为了各种纠纷的集散中心。但是,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和司法活动的严肃性,法院的法律规制功能并不见得可以满足各种当事人(或潜在当事人)的不同需求,于是就有了法院的诉讼调解、指导人民调解等,进而又发展了各种附设化解纠纷的机制、诉调对接机制或引导调解等,以满足当事人解决纠纷的需求。
感言:象牙塔中的司法已经随着近代社会的结束而宣布告终,法官应从高高在上的圣坛走向活生生的民间,司法的社会化成为现代司法的显著特征。
(三)微观层面(第12至28个选题范围)亦即需要研究具体的民商事法律制度和法律适用问题
第二篇:讲课提纲
抓好基层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建设
长子县 霍华琴 讲课提纲
一、介绍基层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建设
1、村级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建设
村级社会服务管理中心由支村两委推荐、群众代表选举产生网格长,在支村两委领导下,具体负责本村矛盾排查调处、合同管理、宅基地管理、民事代办、红白事服务等各类社会服务管理工作。
2、乡级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建设
乡镇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下设综治办、便民服务大厅、矛盾纠纷调解室,指导和帮助解决村级社会服务管理中心难以解决的问题。
3、县级是服务管理指导中心建设
整合信访接待、矛盾调处、劳动仲裁等部门职能,建立县级社会服务管理指导中心。
二、介绍专调、联调和职能下沉
1、专职调解员队伍建设
组建专职联调队伍,从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使各类矛盾发现于早,化解于小。
2、联调工作的开展
实现三纵三横无缝隙联调格局。
3、职能下沉
将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职能下沉到乡镇和农村。
三、抓好基层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建设几点建议
1、信息化支撑
2、财力保障
3、科学考核评价
第三篇:党风廉政建设讲课提纲
党风廉政建设专题教育提纲
讲四个问题,一是概述。二是当前反腐倡廉形势及现状。三是我厂党风廉政建设的目标和工作任务。
一、概述(廉政、腐败的含义)
廉政:就是公正廉明的政局、政制、政策、政德的良性结合与辩证统一。廉政:最早出现在《晏子春秋·问下四》: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当今主要指企业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能时不以权谋私,奉公守法、诚信正直,秉公办事,清正廉洁。不贪污枉法。(廉是指南针,廉洁执政,是我们干事、谋事、成事的基本要求,是我们必须始终把握的方向)
腐败: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腐败伴随权力而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也不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产物。腐败是一种全球现象,是社会毒瘤。
二、当前反腐倡廉形势及现状
1、国际透明组织,简称TI,是一个非政府、非盈利、国际性的民间组织。于1993年由德国人彼得·艾根创办,总部设在德国柏林,以推动全球反腐败运动为己任,今天已成为对腐败问题研究得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目前已在120个国家成立了分会。它的研究结果经常被其他权威国际机构反复引用。通过对“透明国际”有关数据的研读不难发现,大小国比大国、人口少的国家比人口多的国家比不容易腐败;正在发生社会转轨(转型)的国家可能滋生严重腐败。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2010年全球腐败指数(每年公布的全球腐败指数以10分为满分,分数越高国家越清廉)在被调查的178个国家中,有2/3的国家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而非洲是腐败最严重的一个洲,相比较而言,全球最清廉的国家及地区都为发达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及地区。中国排名第78,比去年上升1位。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三国并列第一。日本“清廉度”在17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与去年持平。美国7.1分,位列22名,索马里1.1分,为倒数第一。
2、我党关于反腐倡廉的基本理论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党的第十七大指出,“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党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这段文字体现了反腐倡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结合实际工作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归纳,一是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上,3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引领反腐倡廉实践,确立了反腐倡廉工作方针,坚持惩治和预防腐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二是工作内容上,明确了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六项基本工作,从整体上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三是组织保障上,探索和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倡廉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形成全党全社会动手反腐败的局面;
四是制度建设上,不断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努力建设涵盖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惩戒违纪违法行为、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制约、保障党员权利等方面内容的法规制度体系,初步实现了反腐倡廉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上述内容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方针、工作格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及法规制度体系基本框架上构成我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体系。
3、我国目前消极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
一是违纪违法案件仍然易发多发,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二是一些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违纪违法情节严重。三是损害群众利益问题比较突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不廉洁问题仍然存在。(列举案例)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放松政治学习,思想认识出现偏差,经不起各种消极思想的影响 一些违纪违法人员平时不关心政治,不加强学习,不注意思想道德修养,不注重自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没有正确的是非界限,分不清哪些东西是好的,是应该提倡的,哪些东西是坏的,是应该抵制的。导致世界观蜕变,人生观错位,价值观扭曲,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抛诸脑后,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经不起权、钱、色的诱惑,丧失原则,铤而走险。
2、法制观念淡薄,自律意识不强
少数干部没有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思想观念,责任意识淡薄,在实际工作中也就不可能自觉遵照法律规定做到依法办事。一是有些人往往存在“侥幸”心理,明知自己的行为是违纪违法的,但仍自以为行为隐蔽、方法巧妙、手段高明,却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二是还有些人自以为“收点回扣、拿点酬谢、要点好处”是“流行做法”“社会贯例”,“不捞白不捞”,把陋习当成常情,把腐败当成习惯,从被动接受,到乐在其中,最终上瘾不能自拔。
3、检查管理不到位,执行规章制度不严格
单位在日常工作中存在着重业务工作,轻思想建设;重完成任务,轻行政管理;重布置工作,轻监督检查的现象。工作上只满足于一般化的部署和要求,缺少深入地检查和管理,对涉及违纪违法苗头性问题,发现不及时,处理不严肃,措施不得力,从而导致一些干部胆子越来越大,最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另外重制定制度,轻制度执行的现象仍然存在。
4、监督制约机制、体制不健全
在内部监督存在着“上级监督远,本级监督软,下级监督难”的问题,监督效果自然大打折扣。同时专门监督检查的力量相对薄弱,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的力度不够大。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社会上腐败形式手段不断变化翻新、社会生活庸俗化还很有市场、少数干部思想防线不牢固、对广大干部的教育和管理还处于初级阶段、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薄弱等等,都表明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任重而道远。但也要看到当前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发展,工作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同时我们还要有信心,干部主流是好的,改革开放30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综合国力、国际地位提高;处分的党员还是少数,7799万党员,犯错误的占千分之一左右。
三、钛冶炼厂党风廉政建设的主要任务
1、深化廉政文化建设,总结推广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经验,搞一批工商廉政文化精品工程。
2、抓好岗位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智者,以别人的惨痛教训警示自己;愚者,以自己沉重代价唤醒别人。
其次,落实好中央、总局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
重点讲一下贯彻落实廉政准则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问题。今年1月18日,中央正式下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新出台的《廉政准则》替代了1997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下文简称《试行准则》),其意义重大。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与把握逐步成熟,也确立了党员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廉洁从政的基本从政规范。按党内法规学分类,《廉政准则》在党内法规系列中属于准则级,其法规等级很高。这意味着,今后还可能继续出台实施办法等。
此次《廉政准则》加上了“总则”一章。一是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重大意义作了更全面、更系统的阐述。阐明了立法的前提、宗旨、指导原则等,把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作了全面阐述,涉及理想信念、宗旨意识、作用发挥、廉洁奉公、作风建设等方面,充分体现了新形势新任务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新要求。三是对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阐述。总结了近年来开展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工作坚持的方针、原则以及取得的重要经验,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指导思想,更具统领性、指导性、前瞻性和科学性,逻辑关系更为严密。“廉洁从政行为规范”是廉政准则的核心内容。在这一部分规定了8条,即“8个禁止、52个不准”。个人结合学习《廉政准则》谈谈个人对8个禁止的理解:(1)禁止利用职权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简称就是以权谋私,说白了就叫腐败,内核就是以权谋私。这是最古老、最直接、最典型的腐败行为。我们党的信念和宗旨是始终与腐败现象水火不容,坚决对立不可调和,所以要坚决禁止。(2)禁止私自从事盈利性活动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法制与公平。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办企业危害很大,可能富了一部分个人,但是损害整个社会,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准则》里面有六项规定。对于干部离职退休后的从业限制问题,大家要掌握:离职(辞职或者被辞退情况),在离职后三年以内不能在自己原来职务管辖范围内从事盈利性活动,包括民营、外商、中介机构。(3)禁止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的行为
在《准则》里面规定了八个方面的禁止。其中,公款报销或者支付应当由个人负担的费用,处理时还应要求个人自付相关费用。(4)禁止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的问题
这里提出了八项禁止性规定。从党政干部本身来说,八个方面做到了,就不会出现问题。干部人事当中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里讲的“非组织活动”,是指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当中,搞拉票、感情投资等活动。
(5)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取不正当利益 这是防止利益冲突问题。身边工作人员是特指按照规定由组织上配备为领导生活服务的人员,比如秘书、司机等。
(6)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的行为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禁止奢侈浪费的行为。下发关于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的规定,这首先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应对国家财政收支矛盾凸显问题。像汶川地震,今年玉树地震、西南大旱、大范围洪灾等等,都需要国家财政和各方面力量倾力支持。(7)禁止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这里讲了五个方面,工程建设、企业改制、行政许可和资金借贷、经济纠纷、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都不能干预和插手。(8)禁止脱离实际弄虚作假损害党群干群关系方面
主要是对领导干部作风的规定,包括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在工作作风方面要解决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用不正当手段搞学历学位等。另外对从事有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活动都要禁止,实质就是领导干部在个人生活上要正派。前不久,中央下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关于对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两项规定很重要。特别讲一下《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个《规定》的发布施行,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要求的具体措施,是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管理和监督,从制度上保证各级领导干部严格按照党的要求办事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下一阶段,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监察部的部署要求,抓好《廉政准则》和《规定》在工商机关的贯彻落实。
二是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2009年1月13日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重点就是领导干部作风问题,他讲: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党性纯洁则作风端正,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我们党的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的核心是党性。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使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发挥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每个领导干部改造主观世界的终生课题。总书记还讲到,当前领导干部队伍作风总的是好的,在应对重大挑战、完成重大任务的实践中,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经受了考验,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但是一些领导干部作风不正的问题仍然突出,提出各单位要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转变干部作风,强化责任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同时要认真执行中央的关厉行节约的规定,严禁出国境旅游和参加高浪费娱乐活动。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提出要着力解决党员干部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要解决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问题。二是反对铺张浪费问题,出国、用车、接待等。三是完善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中央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因为这是取信于民的关键。古代《论语》颜渊第十二之第七,有一个孔子答学生子贡的故事:“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大意是一天学生子贡向老师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只要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战备,以及人民的信任就可以了。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那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那一项?孔子说,去年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什么都谈不上了。
三是加大查办案件力度。中央领导多次要求,任何时候这一点都不能放松,要重点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的案件,利用行政执法权、行政审批权、队伍管理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的案件,还有违反政治纪律、组织人事纪律、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下步我们将认真抓好案件管理工作,要求各省市工商局纪检组监察处查办案件情况,在向上级纪委报告的同时,要向总局纪检组监察局报告。
四是关于加强监督工作。近年主要做五方面工作,1、推行总局机关各司局级单位主要负责人述职述廉制度,省级工商局主要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汇报制度,条件成熟后可在省以下推广。全面深入推行工商系统基层执法人员向监管服务对象述职述廉制度。
2、坚持党风廉政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干部监督联席会议制度,反腐倡廉教育宣传联席会议制度和大额资金分配使用管理、专项资金管理等重大事项监督制度。
3、对规范工商机关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强化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
4、认真组织落实中组部《关于实行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规定。
5、在工商机关探索建立巡查制度和兼职廉政监督员制度等。
另外行政审批改革和局务公开工作也要继续深入推进。
1、继续搞好有关制度建设,该公开的就公开。
2、行政权利网上公开透明,完善政务公开的载体,能上网的就上网,网上查询、年检、注册、申请等
3、局务公开,也就是内部管理事物决策人事财务等公开,接受监督。
4、调整充实领导小组成员。
六是推行廉政风险点防范管理。前段我们下了很大气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这只是刚刚开始,目前关键是要狠抓落实,要认真查找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并且要扎扎实实在把制定的各项制度落在实处。要监管风险、廉政风险一起抓,互相促进。这项工作还是有一定的紧迫性的,这项工作的提出,从某一方面讲是我们针对前一时期,社会上发生的一系列安全责任事故的情况下,经过认真反思,提出的一项有效应对措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干部。但从现在看,有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些地方形式主义的东西多了些,实实在在的措施少了些,有的地方还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这些都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四、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自觉树立起反腐倡廉的思想道德防线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各位领导的责任意识,提高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意识,真正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抓实。这是一项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工作,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开展的好坏,需要全社会的参与,特别是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努力工作,我们既是组织者、又是执行者。在工作中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我认为中央提出的一系列加强教育,健全法制、强化监督、深化改革等举措,归根到底是要激活每一个干部自身拒腐防变的内在动力。如果自己的思想成熟,能管住自己,这就形成了第一道防线,也是最有效的预防。如果自己管不住,就靠组织管、群众管、制度管,这也算是预防;这两道都防不住,就依法依纪惩处了,后果是谁也不愿看到的。关键还是要看自己,单靠外力是很难管好的,如八小时以外怎么管。一些干部出了问题是很可惜的,不值得啊。所以总结要过好五关,一是权力关,二是没金钱关,三是社交关,四是生活观,陷入了堕落的生活方式;五是诚实关。最后,希望大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要重视学习提高自身修养。要从领导干部做起,带头学习、带头讲党课。温家宝总理讲,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要各形成一个人人都爱学习,人人都愿为我厂的发展出谋划策的好局面。
最后有三句话与大家共勉:积极而努力的工作,认真而持久的学习,平静而建康的生活。谢谢。
第四篇:反腐倡廉讲课提纲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讲授提纲)
中国社会的反腐倡廉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国计民生,它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关乎中国在伟大复兴之路上前进的成败问题,其意义重大。本课主要探讨我党是如何在反腐倡廉的历史实践和理论探索上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建国60年来,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同时,对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党深入探索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规律,形成了有关反腐败的一整套完整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基本战略、工作任务、工作步骤、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积累了反腐败斗争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思想理论体系,构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认真总结党执政60年来反腐倡廉的基本理论与实践,对于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建国后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反腐倡廉的探索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贡献
毛泽东提出的反腐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反腐败一贯坚持的重大政治原则。
第一,确立了党的宗旨和反腐倡廉的根本指导思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概括为党的唯一宗旨。第二,正确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政治层面规定了党必须清正廉洁,才能在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赢得人民的支持,取得革命的胜利。第三,确立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第四,形成了反腐倡廉的优良作风。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
第五,提出了反腐倡廉的重要策略思想——民主与监督。
(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改革开放条件下反腐败斗争表现出的新特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实际出发,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这两个历史性课题,科学地揭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必须反对腐败和怎样反对腐败的问题。初步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理论框架。第一,提出了反腐倡廉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思想。
第二,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第三,坚持“两手抓”、“长期抓”的方针。邓小平强调,要把反腐败贯彻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第四,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第五,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
第六,要以党的领导干部为重点。
此外,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对腐败现象要严厉打击,除恶务尽;要把端正党风和纠正社会各种不正之风结合起来;党要接受监督,加强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等。邓小平的反腐倡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正确指导思想,有力地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三)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探索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特别是中共十五大以来,中共中央在反腐倡廉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第一,在全党深入开展“三讲”教育、“三个代表”学习教育和保持先进性教育,使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得到很大提高;通过不断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增强领导干部拒腐防变意识。
第二,通过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促进党政齐抓共管,推动部门各负其责;同时通过严格党的政治纪律,有针对性地进一步规范了党员干部的从政行为,维护了中央权威和政令统一。
第三,通过严肃查办违纪违法大案要案,突破了一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大案要案,向国内外昭告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并通过注意解决初露苗头的普遍性问题,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行治理,认真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取得了显著成效。第四,从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入手,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
第五,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扩大基层民主,加强群众监督。全国乡镇政权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度,提高了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充分保证了人民群众监督权的依法行使。
第六,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以人为本”,从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热点问题入手,督促各部门纠建并举、综合治理。
(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创新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发生深刻变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持续不懈地推进源头防腐与制度创新工作,提出了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新要求和新构想:
第一,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第二,提出反腐倡廉是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
第三,提出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持反腐倡廉战略方针,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要求,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
第四,提出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推进治本抓源头工作。
第五,提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突出强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指出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强调反腐倡廉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教育、制度和监督这三个关键环节,做到标本兼治。
第六,强调要注意把握和体现改革创新、惩防并举、统筹推进、重在建设的基本要求,坚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加强制度建设、严肃查办大案要案与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廉政建设与勤政建设、加强对干部的监督与发挥干部主观能动性四个方面的关系。第七,强调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第八,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维护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二、中国转型期腐败状况透视
(一)腐败内涵的界定及其表现形式
1、怎样理解腐败
普遍认为: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构成要素有五个:一是腐败行为的主体,通常是公职人员;二是腐败行为的目的和动机是追逐私人利益,三是腐败行为的手段是凭借机构或职务上的便利;四是腐败行为的方式,通常是非规范地运用或滥用公共权力;五是腐败行为的后果,通常是公共利益或公民权利受到伤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
中纪委对腐败的理解,主体是公共人员;行为方式以权谋私;以权谋私的严重程度是否触犯了法律。
我认为:从腐败的属性出发,腐败是政治问题,腐败是违法行为,腐败大于错误 例:1腐败案件在历史上是没有翻案的先例的。2腐败是公权力的敌对力量。3腐败概念泛化有许多弊端,它会歪曲整个社会,降低党和政府的威信,动摇我们治理腐败的信心,但最主要的,这种概念上的模糊和混乱会使反腐倡廉工作失去理论基础,长此下去,必将严重影响反腐败斗争的开展。因此,为防止和纠正腐败概念泛化现象,必须科学界定腐败概念。
2、转型期腐败的表现形式:(1)“一把手”腐败(2)用人腐败(3)行政执法和司法腐败(4)公贿(5)基层政权腐败(6)审批权腐败(7)寻租性腐败(8)垄断性腐败(9)税收流失性腐败(10)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领域的腐败
(二)转型期腐败现象的主要特点及发展态势
1、高级干部腐败居高不下
2、腐败行为已经由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散到了党政领导机关
3、团伙性腐败和群体性特征突出(黑龙江政协主席韩桂芝涉案400多人)
4、涉案金额巨大(60年代2个 几千元现在几千万,陈双海1.6亿)
5、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期货、期权、裸体贪官)
6、经济腐败和生活腐败胶着在一起(吴官正时候江泽民)情色交易
陈林的证言:1993年12月,成立快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其任经理。1994年春节前,其通过贵州饭店理发员郑和英认识了刘方仁。
7、庸官懒政
(三)转型期腐败现象根源解析
1、制度源头。(1)资源配置上的双轨并存为权力寻租提供机会(我国转型期在微观经济领域行政对市场的干预仍比较明显,政府职能部门和掌握实权的政府官员控制着稀缺性生产要素,决定着各类优惠政策,有的甚至拥有比传统体制下更大的资源配置权,驱使一部分市场主体采取非正当手段获取资源和财富,向权力“寻租”,这就为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2)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加剧了权力向市场介入在分配机制不健全以及财政分灶吃饭的情况下,各地区各部门由于所占有的资源不同,一定程度上造成分配机制扭曲和社会分配不公。一些靠财政吃饭的单位经费困难,加之机构膨胀,人员臃肿,其不断增长的支出需求只能依赖于经费自筹,从而产生权力介入市场的现实诱因。而各部门的经费自筹又使不同部门公职人员事实上存在薪外收入的差距,这就使一些人在攀比心理的支配下,千方百计利用权力牟取私利。(3)权力配置的瑕疵(4)权力监督与制约的弱敌(5)干部人事制度实施中的变异(6)权力与责任的非对称性
2、经济源头。(1)满足经济人假设(2)服从经济理性(3)符合利益动机(4)严格的成本计算:预付成本+风险成本+交易成本
3、思想源头。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市场经济的求利原则对公务人员的消极影响(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意识形态的蜕变与信仰危机(韩信佛)
三、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的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在反腐倡廉的实践过程中,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深入探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规律,形成了有关反腐败的一整套完整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基本战略、工作任务、工作步骤、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积累了反腐败斗争的丰富经验。其主要内容有:第一,在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共中央提出新时期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善于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全党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深入研究和解决妨碍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从利益原则、公平原则、透明原则等市场经济规则中,探寻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新思路和新方法,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和制度的改革创新,为发展营造了健康有序的环境,使人民群众日益感受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带来的实惠和利益。
第二,在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方面,坚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始终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方向是否正确,关键在于是否有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否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否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反腐倡廉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实践证明,坚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摆正反腐败斗争的位置,正确处理反腐败斗争与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关系,是保证反腐败斗争保持正确方向和取得显著成效的基本前提。
第三,在反腐败斗争的根本宗旨方面,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维护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这是十六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最重要的经验。群众利益的充分满足,有赖于对公众民意的充分尊重。秉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按照“为民、务实、清廉” 的要求,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与构建“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的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加强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推动公共服务的精细化,保证公共利益的亲民化,把公权监督、行政问责、公众参与、民主评议,努力体现到同人民群众发生联系的各个环节和细节当中。
第四,在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战略方面,把反腐败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着力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十分注意从管权、管钱、管人等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具体体制、制度和薄弱环节入手,通过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教育、制度、监督三者相互依存、有效结合、相互促进,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惩防腐败的综合实践中。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
第五,在反腐倡廉的工作任务方面,坚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加上执法监察、党风廉政教育、源头治腐、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等,构成20世纪90年代以后反腐败斗争和纪检监察工作的基本内容。反腐败的目的是增强党的拒腐防变的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既对极少数腐败分子严厉惩处,使他们在党内无藏身之地;同时,又着眼于教育
和防范,针对新形势下党员干部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制定道德和行为规范,及时教育,防患于未然,在全党逐渐地筑起了拒腐防变的党纪国法防线和思想道德两道防线,对于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具有战略意义。
第六,在反腐倡廉的工作步骤方面,坚持战略上总体规划,战术上分阶段部署,从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具体问题抓起,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有现实的紧迫感。我们党在工作目标上,坚持把长期性任务和阶段性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在工作思路上,坚持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首先遏制住腐败蔓延的势头,进而逐步把腐败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工作方法上,在从宏观上作出战略规划的同时,还注意从群众反映强烈、干扰改革开放、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政策界限比较清楚和经过努力能够取得成果的问题入手,提出明确、具体的阶段性要求和目标,集中力量进行整治,力求抓一项成一项,积小胜为大胜。
第七,在反腐倡廉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纪检监察部门努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政治、思想、作风、纪律上积极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制环境、诚信环境、服务环境,提高为发展第一要务服务的能力;坚持“以人为本”,求真务实,加大专项治理力度,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提高保障群众利益的能力;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善于整合社会资源,借助各方力量,形成反腐倡廉的强大合力,提高组织协调能力。保证领导与群众、上级与下级、纪检监察部门与其他部门同心协力,形成全党抓反腐倡廉工作的局面。
第八,在反腐倡廉的精神支柱方面,坚持不断扩大社会廉政文化的内化力量,巩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共十六大以来,针对党员干部在思想、组织、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进行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遵守贯彻落实党章教育、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教育、八荣八耻教育和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教育;十七大后,又在全党开展了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正确认识和处理奉献精神和利益原则、党的事业和个人价值、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促进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同时,明确公民道德规范和基本行为准则,面向全社会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进家庭、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这些举措,都有效传播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反腐倡廉打下了坚实基础。
建国60年来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对反腐倡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懈探索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反腐倡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深入学习和正确把握这些来之不易的宝贵经验,并在新的起点的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才能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推向深入。
第五篇:中共党史讲课提纲
中共党史讲课提纲
一、开天辟地的起点——党的创立时期
1、五四运动与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
五四运动的意义
(1)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学生起了先锋作用;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指导和推动了运动的发展,起了领导作用;
(2)波及二十多个省,一百多个城市,功绩在于“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
(4)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3、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大党的纲领
(1)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2)党的奋斗目标是用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共产主义;
(3)大会确定党成立以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
(4)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4、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方针的制定
1922年—中共二大
(1)中心任务是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2)大会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仍是半殖半封,党的最高革命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动力,当前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
(3)意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
(1)1923年,中共在广州召开三大,正式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2)合作方针: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帮助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
2、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探索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1)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就使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下坚持下来,并且日益发展;
(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深刻影响,为军队和政权的建立准备了群众条件;
(3)全国革命形势是继续向前发展的,中国红色政权也必然会继续发展;
(4)有相当力量的正是红军存在,是造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条件;
(5)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红色政权存在重要条件。
3、八七会议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结束
4、土地革命的兴起
1931年春,根据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5、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创立开辟
6、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与挫折
7、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与红军长征的胜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圹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注意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注意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汇总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8、瓦窑堡会议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
9、延安整风
1942年,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通过整风,党从思想上清算了“左”的和“右”的错误,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整风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10、七大和抗战的胜利
(1)1945年春,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七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2)指出党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3)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
(4)大会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重要准备。七届二中全会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5)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
(6)会议指出: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7)提出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方针;
(8)规定了革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有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
12、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
线。这三件事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毛泽东
三、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
1、建国初期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1)全国领土基本解放
(2)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3)土地改革运动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大纲》
(4)“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情报
2、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国民经济的恢复
(2)1953年,总路线规定,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有步骤地对农、工、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3、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
四、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
1、八大前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八大的《政治报告》
提出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在经济上,八大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2、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的失误
3、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4、“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
5、“文化大革命”及其教训
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工作重点的转移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命题,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十三大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
十三届四中全会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形成十四大提出中国特色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的确立
十五大与跨世纪的战略部署,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十六大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