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国强--中国需要新粮食安全观

第一篇：程国强--中国需要新粮食安全观

程国强中国需要新粮食安全观

2015年06月03日 14:45 来源于 财新网

今后中国农业需要的是全球战略，必须掌握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主动权和农业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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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强 | 文

在农业资源环境严重超载、透支的背景下，去年中国粮食仍然实现了“11连增”。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全国粮食总产量达6.07亿吨，同比增0.9%，第二次站上6亿吨的台阶。如果不考虑其他外部效应，这个数字提供的仅仅是一种心理安慰。因为，无论是财政代价还是生态代价，它已经超出了我们对粮食安全的定义。

连年增产≠粮食安全

中国长期以来粮食赖以增产稳产的政策手段已经难以为继。在2014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农业持续发展面临两个“天花板”、两道“紧箍咒”。即，目前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已高于进口价格，继续提价遇到“天花板”。农业补贴中有的属于“黄箱”政策范畴，受到世贸组织规则限制，部分补贴继续增加也遇到“天花板”。且农业生产成本还处在上升通道，“地板”在抬升，包括人工、农机作业、土地流转等费用上涨很快，种子、化肥、农药等价格也不便宜。除了两个“天花板”外，生态环境严重受损、承载能力越来越接近极限，资源开发利用强度过大、弦绷得越来越紧，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这两道“紧箍咒”也严重束缚农业长远发展。

早在2004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首次出现逆差时，我们就判断，农产品贸易逆差将是中国农业的一个常态。依据是生态环境压力到了极限，土地资源自给率只有80%。

一方面，粮食“11连增”是以化肥、农药等投入增加、农业开发强度濒临极限、生态环境牺牲为代价的。中国每亩耕地化肥施用量是发达国家的3倍左右，化肥单季利用率仅为30%左右，低于发达国家20个百分点以上。农药利用率仅为33%左右，低于发达国家20—30个百分点，全国约有1.4亿亩耕地受农药污染，土壤自净能力受到严重影响。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国中重度污染耕地已达到5000万亩左右，耕地污染超标率为19.4%，超标面积达3.5亿亩。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耕地资源减少趋势也不可回避。截至2010年底，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减少至1.38亩，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中国的农业资源约束也到了极限。这样的情况下，利用国外资源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战略选择。2013年底，中央重新界定了国家粮食安全的内涵与边界，确立了新的粮食安全观，从过去保全部转向保重点，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并第一次把适度进口作为粮食安全战略的内涵之一，要求更加积极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资源，有效调剂和补充国内粮食供给。特别是，要求在保障当期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供给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这意味着，中国的新粮食安全观，是确保资源安全前提下的粮食安全，而粮食连年增产并不代表粮食的真正安全。

主粮库存消费比过高，托市收购难以为继

相比于粮食生产数量问题，现在更应该关注的是结构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2012年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时，我们就提出来，要减少对农业资源的开发强度。事实上，当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在5亿吨台阶后，就应该考虑在结构上做文章，在提质增效上下工夫。但国内粮食支持政策，在实施中呈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难以适应国内供需结构变化的新形势，调整比较滞后。如现行的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托市收购政策，在粮食“库满为患”时，仍然没有考虑提质增效，继续鼓励增产。

按照FA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经验，粮食当年库存达到次年消费量的17%、18%，就可以满足粮食安全要求。而目前中国三大主粮库存消费比达到50%，如此高的库存消费比在世界也属罕见。问题是，为什么粮食库存高企的同时，进口却在大幅增加？除了国内外巨大价差外，品种调剂是进口的基本原因。

结构不合理源自什么呢？调研表明，与2004年开始陆续实施的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政策直接相关。而且政策成本越来越高，政府、下游企业、消费者等都付出了较高的成本，社会福利损失巨大，矛盾越来越突出。显然，这种托市收购政策已经难以为继。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减少价格支持政策对市场的扭曲影响，切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形成农产品生产的消费导向。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2014年，中央决定在大豆、棉花两个品种试点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按照政策设计，政府事先确定农产品的目标价格，农民按照市场价格随行就市销售给任意收购主体，政府不再挂牌收购，目标价格仅具有价格信号作用。当该农产品实际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政府按照两者之间的差价补贴农产品生产者，保证其基本收益；若该农产品实际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则不需启动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虽然第一年试点过程中，出现了价格下滑、操作困难以及道德风险等问题，但是市场活了，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初步理顺了。

有人对目标价格补贴有不同意见，认为中国核定补贴的种植面积不容易，目标价格补贴到户成本太高，操作太困难。但从我近两年的调研看，它具有可操作性。一些地方已经积累一些操作经验。如良种补贴，许多地方已经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实施效果不错。因此，对目标价格补贴的种植面积，可以采取农民申报、村组丈量、乡镇核实、县市抽查的方式，并配套建立奖惩机制，确保种植面积真实可靠。从财政负担来看，如果用目标价格补贴制度替代现有托市收购措施，财政支出将有所降低，还会提高政策实施效率，在总体上增加社会福利。

下一步当务之急要考虑在承包地确权登记的基础上，推动建立全国农户基础信息系统，动态跟踪监测农户人口、劳动力、承包地、宅基地、机械设备，以及劳动力就业、收入、土地流转、种植品种与面积等情况。

亟待建立新的农业补贴体系

在中国农业成本还在不断上升，农民种地不挣钱，国内农产品价格比国外高的情况下，农业补贴之路该怎么走？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得到“完全市场化”，即使像美国这样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对农业也采取了错综复杂的补贴政策体系。因此，我们考虑，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坚持市场定价原则，建立以直接补贴为主体、价格支持为补充、综合服务支持为支撑，指向明确、重点突出、合理高效、操作简便的新型补贴体系。可考虑给地方更大的改革空间，鼓励地方政府探索实施对农产品市场干预扭曲作用小，指向性、精准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新型补贴措施。

中国农业需要全球战略和制度创新

今后中国农业需要的是全球战略，必须掌握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主动权和农业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核心涵义在于，其一，加速推进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农业资源，引领中国乃至全球农业发展；其二，创造互利共赢的国际农业发展环境，积极参与全球农业治理，大力加强区域农业合作，推进实施新型农业国际合作战略，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其三，重塑有利于国内农业发展的国际农业规则，维护全球市场稳定。比如，2001年中国为了加入WTO，做了一些承诺。现在我们发现，WTO的规则超出我们的水平，所以必须积极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现在国内对国际市场有两种担忧，一种是担忧国外低价农产品冲击国内市场；另一种是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传导到国内，影响国内宏观经济。因此通过制定规则来控制市场波动风险就显得尤为必要。为避免“中国买什么什么涨”的局面，中国需要明确进口需求、给国际市场稳定预期。

为此，建议通过权威信息机构，定期发布农产品供需平衡表，使农产品需求可预期。信息越公开透明，就越没有市场炒作的空间。中国农业的全球战略应该包括：持续稳定、可预见的直接贸易、农产品进口多元化、境外农业投资、新型农业国际合作、创建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等五个大方面。建立全球供应网络，进口粮食还有何风险可言！

与此同时，在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前提下，如何真正实现农业经营方式的突破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难题。中国农业发展迫切需要一个制度方向。

现行农地经营权流转集中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小农经济复制模式，即在小农基础上的农地流转集中——实际难以实现规模经济。从已有的实践看，农业合作社也难以成为一种替代农户经营的经营形式，而公司+农户模式则始终未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双赢”，因此也不能成为一种发展方向。

四川崇州“农业共营制”试验，或许是值得关注的制度方向。他们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形成共同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他们的做法是，首先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解决规模化、组织化问题；其次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种田能手担任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土地的生产经营管理，解决谁来种粮的问题；再其次，引导建立适应规模化种植的专业化服务体系，打造“一站式”农业服务超市平台，解决怎么种粮的问题，提高技术水平与生产效率。我们把这种“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经理人+服务超市”三位一体的农业经营模式，称为“农业共营制”。我认为，崇州所探索和实践的“农业共营制”，有可能是破解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也昭示着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

作者程国强，农业经济学博士，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原载《中国财经报》

第二篇：树立新安全观

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

新安全观主要是相对于带有冷战思维的传统安全观而言。自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中国在两大治治集团对抗的国际环境下形成了以解决政治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具体的时期又有各自的特点，其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实行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以巩固新政权的安全战略；第二阶段，实行反对美苏两个敌人以推进世界革命的安全战略；第三阶段，实行联美反苏以捍卫国家安全利益的安全战略。中国在冷战时期的安全观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和国家主权的角度考虑，认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国际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把国家安全战略同国际安全战略相联系，视维护国家主权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而且主要是通过结盟、准结盟或军事斗争方式来实现国家安全。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1997年3月，中国在同菲律宾共同主办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了适合冷战后亚太地区各国维护安全的“新安全观”。1999年3月26日在瑞士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乎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

中国新安全观的主要内容包括：

1．国家安全的内涵发生了新变化。

第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安全问题出现了综合化的现象。中国在此情况下，摒弃狭隘的“单纯军事安全观”，逐渐树立了“综合安全观”。这种综合安全观认为，国际安全问题除了以主权概念为核心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之外，还有经济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一系列新的安全问题。其中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是综合安全的基础和持久安全的根本保证。不过，中国认为，军事安全并未退居次要地位，仍是综合安全的有力保障和最后手段。

第二，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关系日益紧密。国际安全包括亚太地区安全和世界安全，构成了我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国内安全构成国家安全的核心，内部稳定是中国前进和发展的根本保证。

2．国际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取决于国家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不是实力差距。

第一，中国认为：“一个国家对于世界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其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也就是说对安全威胁的主要根源并不是国家间军事实力的差距，而是一国是否有称霸、扩张、侵略以及干涉他国内政的动机。一国如果有了军事扩张的动机，即使军事力量有限，也能对国际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如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美国之所以认为一些军事小国对其安全构成威胁，并不是因为军事实力不如这些国家，而是因为美国与这些国家政治关系紧张，故此担心后者以有限的军事力量对美国进行打击。

第二，对于日益彰显的多极化趋势，新安全观一方面认为，多极化过程中实力对比的变化并不对世界安全构成威胁，构成威胁的因素是对多极化趋势采取的政策。在多极化过程中，有两种政策会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一是试图以武力争夺霸权的政策；二是以军事力量压制其他力量崛起以维护霸权地位的政策。

另一方面，新安全观也十分关注世界格局多极化加速发展给国际安全形势带来的双重影响。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这对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以及争取我国安全环境都是十分有利的，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导致新的动荡、冲突甚至战争。和平因素在世界中的主导作用，这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直接面临的现实军事威胁减弱，但潜在的威胁和周边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

3．国际安全的基础是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信任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实力优势、军事同盟和一致的政

治制度。

第一，新安全观认为共同利益是维护地区安全的首要条件，而不是一国或一个集团的实力优势。一个国家或集团即使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如果与他国没有共同安全利益，其安全仍无保障。而且安全利益的矛盾还会直接影响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如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相反，一国无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与其他国家有广泛的安全利益，则有利于自身和地区安全，瑞士就是这样的国家。

第二，新安全观认为，相互信任是实现地区安全的政治条件，而军事同盟未必有利于地区安全与稳定。当一个地区内的国家之间有足够的相互信任时，军事力量的作用就会大大降低，反之加强和扩大军事集团无益于地区安全。

第三，新安全观认为，经济发展是安全的基础，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地区安全的必然条件。

4．倡导安全合作，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

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东亚地区仍存在边界和海洋权益的争端，台湾的分离主义愈演愈烈。因此，防止军事冲突和军事对抗依然是地区安全合作的重要目标。

第一，“合作安全”是冷战结束后各国都在探索的一种新的国际安全关系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平谈判取代冲突，以互谅互让取代争夺。合作安全并不是靠牺牲本国的安全利益来委曲求全，也不是把本国的安全利益凌驾于别国之上，更不是为维护本国安全利益不惜损害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它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互相尊重、相互信任，通过经济交往、政治谈判、军事对话等和平方式求得共同安全。

第二，中国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合作安全的具体原则：首先，不针对第三方，这样既可以避免因与一方进行安全合作而加深与第三方的相互猜疑，而且还有助于摆脱安全困境；其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安全合作，尤其强调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再次，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议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正确途径；最后，安全合作中还要强调平等协商的原则。中国认为，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都有享受安全平等的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安全，整个世界也就不可能安宁。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裁减军备、促进各国发展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等方面，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但这绝不意味着大国就可以主宰世界，拥有垄断国际事务的特权。

第三，在以上原则的基础之上，中国政府主张加强地区和世界各国间的安全合作，通过不针对第三方的双边及多边合作，积极推动各国、地区和全球的合作安全。

在多边合作领域中，中国积极参加了联合国、东盟以及APEC等各种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机制，成为国际舞台上维护和促进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一员。在双边合作上，中国与对方就安全问题展开对话和交流，为促进中国及有关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作出了贡献。中国与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国建立了安全磋商机制，同亚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多个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军事交流关系。中国还采取单方面立法等方式，主动履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促进国际安全。

摘自李宝俊：《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载《中国外交》，2001（7）。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冷战后世界格局中，由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的安全观念也应随之发生转变。新安全观的特点包括：（1）安全的普遍性和相对性。国际安全问题涉及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国家安全的内涵固然是主权国家所必须和必然优先考虑和保障的对象，但其外延又不仅仅限于一国内部，而是与周边地区甚至国际社会有种种关联。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应将自身的安全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依靠单边的实力谋取所谓“绝对安全优势”。（2）安全的互利、互惠性。冷战时对立集团的安全关系无疑具有对抗性，但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的国际安全关系可以是非对抗性的，因为和平与稳定必然有利于经济的繁荣。随着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也就具有很大的交融性。既然和平是国际区域成员所共同拥有的财富，安全保障问题就应该是可以通过合作而得以维护的。（3）安全的广泛性和综合性。国际安全具有相互依存性、相互渗透性与相互关联性，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整个世界也就不可能安宁。安全问题不仅局限在军事领域，而且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4）安全保障可以通过一定的机制和制度建设实现。如相互信任措施，而不仅仅依靠实力的对比。“维护安全”不应成为

强国控制弱国的工具，更不应成为少数国家优化军备、谋求单方面安全优势以至破坏国际安全平衡的手段。

总之，按照江泽民主席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概括，新安全观的核心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通过合作实现“普遍安全”应该成为国际社会所考虑和接受的建议。按新安全观建立的新型合作机制可称为“共同安全机制”，该机制可包括以下特点：（1）合作型的普遍安全机制是建立在国际社会成员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各主权国家为基本的行为主体。在本体制中，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以维护，在此基础上促进国际社会成员中在安全问题上的良性互动。（2）该安全机制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就是：必须充分发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行事。（3）该安全机制不是简单的和孤立性的战略安全关系，而是与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方面的安全问题紧密相联的。互利合作、共同繁荣，将为维护和平提供经济保障。（4）该安全机制强调相互信任措施，即建立在乎等基础上的相互信任。各国必须明确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责任和义务，即保证其参与者“分担责任、共享权益”。（5）该安全机制是非联盟性的、非排他性的、非对抗性的，而是合作的和开放性的。合作伙伴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但这种双边或多边合作关系，甚至“战略伙伴关系”，是不针对特定的敌对一方或敌对的第三国的。

当然，尽管通过合作达到“普遍安全”是维持国际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但该种模式的实施决非易事。如：（1）从人们的概念上讲，通过合作实现普遍安全并不能完全排除现存的不信任感和“冷战思维”的残余，也不能保障避免未来的争执和怀疑，并有可能导致“囚徒困境”或“共同回避”等现象。（2）从机制上看，通过合作达到普遍安全的途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较为松散的机制在应付突发事件时可能难以确保效率。因此，国际社会的安全制衡还是必不可少的。（3）在合作的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强势一方要求合作各方在防务等问题上的高度“透明度”。这种貌似公允的做法实际上包含着深层意义上的不公平。因为，对强者而言，展示实力的“透明度”越充分，对弱势一方的威慑程度就越高。而弱者在防务问题上的不透明，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反威慑的成分和寻求有限的战略平衡的效果。但无论如何，强调对话总是优于对抗，提倡合作总是强于冲突。建立在乎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无疑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有鉴于此，国际社会确有必要共同努力探索增加“信任措施”和维护国际普遍安全的途径。

只有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使世界持久和平与国际普遍安全得以保障。

摘自苏格：《世界新格局与国际安全》，载《国际问题研究》，2002（6）。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决定了中国既不能走“封闭内敛”的老路，更不能选择“霸权主导”战略；既不能做全面挑战者，更不能做“搭车”附庸者。我们只能选择可以将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兼顾起来的对外安全战略，只有这种战略，才最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最有利于中国的崛起和民族的复兴。这种战略可称为“自主合作”型安全战略。它是摈弃冷战思维、摆脱历史上“霸权更替”轨迹的新型对外安全战略。

“自主合作型”安全战略的基本内涵有四：一是奉行这一安全战略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安全原则，不能做任何国家的附庸。二是在全球化时代，独立自主决不意味着固步自封、自我封闭，这一原则同样要与时俱进，其内涵应有所变化，外延要有所扩大，实现的途径和手段需更加丰富多彩。总之，不坚持独立自主就不能维护国家安全，而固守传统的独立自主也不能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在融人国际体系中坚持独立自主，在坚持独立自主中融入国际体系。三是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这种新安全观，在安全主体上，坚持主权安全；在安全内容上，维护综合安全；在实现途径上，努力推动合作安全。四是以合作促和平，以斗争促合作。

实现自主合作，必须把握好一大平衡，处理好两大关系，正视三大难题。所谓“一大平衡”，即指把握好独立自主参与国际合作的平衡度。

所谓“两大关系”，是指处理好国际规则与国内体制的关系，融入国际制度与改造国际制度的关系。

所谓“三大难题”，一是指中国总体上的弱势地位造成的在国际合作中的相对不利处境；二是指地区安全机制中近年来出现的共同对付中国的倾向；三是指国际规则中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甚至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

实现自主合作，既要在全球范围内注重全球性的经济、安全制度，也要在地区范围内积极推动公正、合理、平衡的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而21世纪初，中国实行自主合作战略的关键在周边及亚太地区。因为这一地区是中国的安全屏障，对外经济交往的重要对象和外资引进的主要来源，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出发地和战略依托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几次重大的内外政策调整都对改善我国安全环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虽然政策调整的侧重点不尽一致，内容也各不相同，但就对外政策来看，在树立中国“和平、合作、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一次比一次明确、进步，外交实践中的多边性质一次比一次突出，参与国际体系的力度也一次比一次加大。而与此同时，中国并未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总之，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取决于自身国力的增长（当然这是最根本的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对外安全战略的选择、参与和改造国际体系的能力，以及自主合作的实现程度和效益。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尚未完全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大国来说，参与国际体系确实面临许多难题，尤其是参与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更是如此。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的平衡尺度也不易把握，但所有的困难都只能通过参与来解决，而不能通过回避甚至逃避来应付，其间也必然会经历一个痛苦的历程。但中国的强国之路只能由此开始，必须跨越这一门槛，这是大势所趋，国家根本利益之所向。

摘自孟祥青：《论中国的国际角色转换与对外安全战略的基本定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7）。

第三篇：中国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意味着什么

中国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意味着什么？

继一个月前首提“总体国家安全观”后，在昨天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又首次提出“亚洲新安全观”。21日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讲话，强调中国将同各方一道，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其中，“综合”是指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通盘考虑亚洲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对“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加大打击力度。“可持续”则是指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要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根基。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习主席还特别强调指出，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中国社科院欧亚所所长李永全认为，近年亚洲安全不断面临新挑战，除了领土海洋权益划分，在非传统安全如金融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重大灾害等领域的挑战也十分突出。习主席就此提出“综合安全”，说明中国希望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这次讲话也是习主席首度提出对恐怖主义“零容忍”。有媒体统计，最近两个月习主席已在国内外多个场合提及“反恐”，至今已多达15次，但“零容忍”还是第一次出现。

第四篇：地缘政治演变与中国新安全观

地 缘 政 治 演 变 与 中 国 新 安 全 观

——以上海合作组织新机制为视角 杨鲁慧

摘 要：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的

永恒的主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战后中苏及中亚地缘政治的变化曾对中国安全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根据这一复杂多变的 局势，中国政府以上海合作组织新机制为载体，积极倡导和实践新的安全观，以互利合 作寻求共同安全的地缘政治战略。

关键词：地缘政治；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

中图分类号：D5；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3-0054-08 作者简介：杨鲁慧，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山东 济南 250100）

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利益紧密相联，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与中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自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亚地缘政治的发展演变对中国的周边安全曾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重大威 胁及重要影响。五年多来，上海合作组织正在逐步演变成为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地区跨区域的安 全和经济合作组织。在这一区域性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演化中，中国正逐步探索并形成了一种 摆脱冷战思维、超越传统安全理念的新型安全观。这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外交实 践，开创了地区新型安全合作模式。走过 5 年历程的上海合作组织，2006 年在上海举行的首脑会 议上，胡锦涛致词提出：“全面加强合作，努力把本地区建设成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 区。”普京也认为：上合组织在解决世界上一个庞大地区的稳定问题方面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欧亚地缘政治的合理性、国家安全的现实性、合作组织的必然性这三个价值取向 就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一、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

在国际政治领域，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的

①地缘 永恒的主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国际政治的最高层次问题是战争与和平。”政治更深刻、更重大的意义是直接关系到本国和本民族的战争与和平、危机与安全问题。关于地 缘政治的内涵与界定可以说是众所纷纭。世界著名的英国地缘政治思想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和美

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就曾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关于地缘政治学的含义，尼古拉 斯·斯皮克曼在《和平地理学》中概括为三种：一是将其作为一种关于国家的侵略和扩张本性的

收稿日期：2006-10-13 ① 阎学通：《国际政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序”第 1 页。

学说；二是将其政治地理学或行政地理学等同起来；三是将其理解为根据地理因素来筹划一个国 家的对外政策。“从地理的观点上来考虑一国的安全问题，使由此得出的结论可为负责制订外交 政策的政治家们直接和即时采用。”①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据地理因素来谋划一个国家的对外政 策是当今地缘政治的主体。地缘政治是关于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政治相互关系如何发生影 响的分析研究，地缘因素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的制定中具有重要作用，并被视为影 响乃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基本因素。“任何地方的政治问题，都将以对自然特征考察的结果而 定。”②地缘政治是从地理和空间的视角对政治和国际政治进行的研究，观察和判断大国或小国 力量对比的空间配置如何发生调整与变化，体现了国际政治活动及活动赖以发生的地理环境间的 人--境因果特殊关系。地缘政治之所以产生这种因果关联，既是地理环境决定论所导致，同时 又伴随着对决定论的反思与批判。在“以民族国家体系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为依据的现代性国际政 治理论范式的霸权时代，扎根于地理空间的民族国家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民族国家通过其占有地 理空间的特性消解了原来笼罩在国家身上的神学的、伦理的、血缘的光环，而代之以领土国家本 身的合法性。这成为现代世界政治最基础的空间组织形式”③。“事物的现存秩序总是源于地理 条件的性质。”④地缘政治学成为国家把握观察国际政治态势和制定对外战略的一种综合的地缘 分析方法，每个国家在制定和实践对外政策和国家大战略时，都必须根据周边地理政治环境作出 正确的分析判断。因此，地理因素和地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行为体进行思考与实践的参照坐标。

在地缘政治演变的思维定势中，选择地缘政治盟友或是确立敌对关系的目的，是利益集团为 了最大程度地维护地缘政治力量的均势，保障地缘政治格局的稳定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并 且始终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乃至国家安全利益为根本准绳，并以此为标准来区分敌友关系。对 国家安全有利或有促进作用，就是地缘政治上的朋友；对国家安全不利或构成威胁，就是地缘政 治上的敌人。这里不变的是安全利益，可变的是敌友关系⑤。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地缘因素不 可避免地影响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而且地缘政治思想总是蕴涵于国际关系的考量筹划中，地缘 政治的重点必然伴随着地缘经济环境和周边国家关系的演变而不断地调整变化。不变的是地理自 然环境，可变的是周边政治环境；敌人或朋友关系的界定，一切都在不断调整变动之中，而决定 这一变化的关键是每个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利益。地缘政治演变是长期形成的，以政治经济关系与 政治文化变迁为基础。在每个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有其相对不变的地缘政治的重点，确定这一 重点源于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那些可能对本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的国家，往往就成为这一时期 地缘政治防范的重点。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下，随着各国经济贸易依赖 程度日趋强化，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愈来愈重要，地缘经济发展密切程度也成为地缘政治 格局调整变化的主要依据。“对地缘政治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对地缘政治的现象进行高度的概

⑥ 括，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以此来指导地缘政治的实践。”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关系密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缘政治的规律性。

第一，国家安全是地缘政治研究的重点，地缘政治研究的主体对象是国家关系和国家利益及 对外战略问题。地缘战略在国家的地缘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地缘战略涵盖地缘外交战略和 地缘安全战略，二者相互交叉重叠并相互作用影响，是地缘政治战略的不同表现形式。为此，地 缘政治是确定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有效方法，而且是理解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有益工

① [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13 页。

②④ [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5 页。③ 孙相东：《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上的不同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5 年版，序第 3 页。⑤ 楼耀亮：《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1 页。

⑥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 页。

具。地缘政治对国家间关系的研究为其制定对外战略服务，对外战略的制定以确保地缘政治格局 的均衡有序和国家安全稳定为目标。第二，地缘政治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安全和利益及发展紧密相联。从古至今，许多 战争都缘于对地缘政治利益的争夺，都是为了自身国家安全利益造成战争连绵不断。在世界近现 代史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兴盛衰亡都是与地缘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许多大王朝的兴 亡也是如此。从西周向东周的演变，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三国时代魏吴蜀的鼎立到元 朝的兴灭，明朝的衰落与清朝的兴盛等等，无一不是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的特点紧密相联的。因此，每个国家的政治决策者都不能无视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否则将可能导致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 大损失。

第三，地缘政治格局存在明显的边际效应。无论何种地缘政治都是把国家与周边国家及地区 联系起来考虑国家战略问题。一国的地理位置、边境接壤，战略疆域以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政 治关系对国家的安全利益有着直接的战略意义和重要影响。周边关系友好不仅能使国家利益倍 增，而且能够产生相对的安全感；否则这种周边邻国造成的伤害同样会倍增，安全系数也由此降 低。

二、中亚地缘政治变迁与中国国家安全

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和政治经济中心，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内部形成新的“地缘 政治动荡带”。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连接点和战略结合部，是国际战略格局中重要的地缘政治枢纽，也是赢得欧亚地缘政治大棋局的关键所在。中亚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地位使其有极大的传播辐射 力，历来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和中心角逐的焦点。20 世纪初期，英国的麦金德认为：中亚地区是 “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欧亚大陆的心脏”，“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 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①。20 世纪末，美国将欧亚地区视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因素，“对 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 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②。美国的地缘政治理论一般总是以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美国的战略 思想家们提出的各种地缘战略构想，也是为美国建立和保持世界霸权提供战略思维框架，其目标 是重新配置美国的全球战略资源。由此可见，冷战后，“中亚”这个多年沉寂的地区也因为正处 于这条通往欧亚大动脉的枢纽地位，而再次唤起世界大国的关注。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讲，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心所在。安全注重的主体对象是 主权国家，关注的问题主要侧重在维护领土完整、坚持政治独立以及抵制外来敌对势力的攻击入 侵。“安全不仅是国家最终生存的欲望，而且是国家生存在重要利益和价值观不受威胁的环境中

③这种传统安全观念一直延续到冷战时期。的欲望。”居中国周边的中亚地缘政治线的特点是，这

些国家几乎都曾经是苏联的成员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对其他国家仍 然有很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为此俄罗斯是这一地缘政治中的中心国家。自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来，中国的周边环境特别是与中亚接壤的地缘政治环境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相当一个时 期里，周边环境是险恶严峻的。当年的苏联超级大国曾对我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也因历史和边 界问题同中国发生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冷战结束后才出现了战略性的转变。正如俄罗斯外交部 第一亚洲司司长所言：“对于俄罗斯来说，现在的中国（而更主要的是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是

永远的朋友或是盟友，或是 21 世纪巨大的‘新挑战和威胁’？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应当看清俄

① [英]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13 页。

② [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 页。③ [美]佛农·戴科（Vernon Van Dyke）：《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纽约1957年版，第35 页。

中关系是如何发展的，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努力解决。”①

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大致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历史性演变，每一次演变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 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阶段，友好的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一时期中国北部边陲十分安全，主要受益于建国初期 我们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核心是对苏联“一边倒”战略，加之中苏两国间的同盟关系。这一切不仅是基于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而且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为抵制美国的 侵略和威胁，打破他们推行的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的远东政策，中国和苏联必须结为同盟，互相支 持。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拓展国 际发展空间，为保障两国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新生的国家政权和保卫国家安全营造了 一个安全大后方。

第二阶段，严峻险恶的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60 年代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中国政府推行“两 条线”对外战略，不仅反美，而且反苏，在对外交往上以意识形态划线，使我国北部面临严峻的 安全威胁，苏联逐渐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主要因素。一方面，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界部署大量军 事力量，陈兵百万，并不断挑起边界武装争端，在北部地缘区域对中国构成重大军事压力；另一 方面，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愈益重视其亚洲战略布局，不断强化它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成 立新的军区，加强了太平洋舰队的力量，组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支持或扶植中国周边国家 的反华势力。它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在西部边境威胁中国安全利益，体现了在战略上包围和遏 制中国的政策。中国为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也把许多精力放在发展国防建设上，影响了国内经 济的发展。

第三阶段，有所好转的 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 80 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 政府及时调整对外战略，其根本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中苏两大邻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是不正常的，对双方不利，而且重要的是，中国联合美国对抗苏 联的“一条线”战略，不能保障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此，缓和改善中苏关系，实现关 系正常化，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北部的安全威胁是大势所趋。如果以 1982 年为开端，中苏关系的 正常化曾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那么戈尔巴乔夫 1989 年访华并发表《中苏联合公报》，标志着 中苏关系重新实现了正常化。这一切，不仅解决了苏联对中国安全构成的直接现实威胁，而且为 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政治环境②。

第四阶段，创建区域性多边合作机制的20世纪 90年代。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时期的结束，导致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欧亚大陆战略格局的变动和地缘政治战略的变迁，势必牵动大国 利益和大国关系的新一轮调整。国际政治格局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预示着世界和平与发展直面更 深层次的矛盾。一方面，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意义更为突出；另一方面，由解决中国与前苏联冷 战时期的军事对峙到防范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安全合作，表明新地缘政治理论超越 旧地缘政治战略，全球一体化超越冷战思维，对冷战时期形成的安全模式和安全理念构成冲击，非传统安全合作空间扩大。“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两国是近邻，相互接触和往来的发展是自然趋 势。如今可以肯定地说，俄中关系处在有史以来最好的水平上，发展速度快并涵盖所有领域，甚 至包括最敏感领域。”③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通过协调不仅营造了周边和平与安全环境，而且 造就了欧亚大陆一个崭新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并由此而载入国际关系史册。

值得思考的问题关键是，如何理解上述战后出现的一系列地缘政治战略的演变。

①③ [俄] 康斯坦丁·弗努科夫：《俄中永远是兄弟？》，俄罗斯《国际生活》2006 年 2 月号。② 参见周桂银《冷战时期中国周边环境的特征与启示》，《新华文摘》2003 年第 4 期。

第一，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历史演变表明，国际力量的崛起与相互平衡是一个动态 过程。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间相互关系的变迁过程，而且也是地区各国内部变化的一种反映 与表现。在这种内部变化过程中，首先是制度变化起着关键的作用①。特别是冷战后，中国和俄 罗斯以及中亚前计划经济国家的国内制度都面临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并形成了当地特殊条 件与一般原则间的一种融合与互动关系。

第二，国际政治格局和周边大国对华政策是影响中国地缘政治安全环境的外部因素，中国的 对外战略和综合国力则是内部要素，这些内外因素始终影响着中国地缘安全的变化与发展。相比 之下，制定正确而合理的对外政策就显得更为突出重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了与邻为伴、与邻为善、与邻为友和安邻、富邻的总体地缘外交战略，对周边安全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 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而且极大地改善了周边的安全环境，为我国的经济建 设提供了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

第三，在中亚地区各国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中，不能忽视的一个现实是，美国因素是中亚地缘 政治中最不稳定和最不确定因素。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或是独联体国家，都与欧亚大陆之外的 世界，特别是与美国有着广泛而根基深厚的联系纽带。本来这些国家与美国远隔重洋，没有直接 的地缘关系，但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联 盟把中亚地区作为它的战略目标，实现其军事存在的事态不断发展。欧亚大陆各国之间的合作应 为它们各自的海外合作创造更多的机会与空间，两者之间应是一种平行开放、良性互动的关系。

三、上海合作组织与新安全观

政治与安全是国际关系中相伴相随的“孪生子”。安全是一国政治的前提基础，没有安全保 障的国家政治是脆弱的，稳定融洽的周边政治关系是发展经济文化和全面关系的基础条件。1996 年形成的“上海五国”机制，以及 2001 年在欧亚大陆上出现的新的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上 海合作组织”，无论是指导理念，还是运作机制都体现了以新安全观为指导，不断通过相互信任、平等协商、互利合作，建立一种新型国家关系和新型地区安全模式的过程。“上海合作组织是一 个独特的组织，它是目前地缘政治条件下第一个具有一体化性质的欧亚国际组织”②。上海合作 组织各国的面积约占欧亚大陆的 3/5，拥有 15 亿人口，地缘政治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正如普京 所言：如今“上合组织因素”是欧亚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是有影响力的地区性组织③。积极推 动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是冷战后全球与欧亚地缘政治环境双 重震荡引发地区格局调整的产物，是国际关系格局新旧交替时期解决地区各国安全稳定的需要，奠定了成功解决中亚各国共同面临各种复杂问题的策略基础。

冷战的结束使人们普遍意识到世界战争的威胁已大大缓解，而人类又面临新的安全态势和安 全挑战。随着各种国际政治变量的活跃与失控，新的安全问题愈来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充当主 角，最为突出的则是日显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安全内涵的拓展从军事和政治安全延深到 社会、经济、金融、资源、环境、文化和科技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人的安全则是这些不同 层次安全的交汇点。因此，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对各国和平、稳定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当代西方安全问题研究的专家巴瑞·布赞认为，要将安全研究领域逐步扩展，“采用一种更加多

④。样的研究议程，在其中经济、社会和环境安全事务扮演着与军事和政治安全相提并论的角色”

① 冯绍雷：《新世纪以来的地缘政治变迁与中国的外交选择》，《社会科学》2005 年第 2 期。

② 《以友谊来对抗美国并非易事》，俄罗斯《晨报》2005 年 10 月 27 日。③ 俄罗斯《独立报》2006 年 6 月 15 日报道。④ [美]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 页。

世纪 70 年代，日本政府首先提出“综合安全”的概念，并提出两个附属性的安全概念：“合作 安全”与“共同安全”。如果说，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国家安全研究的标志性理论成果，那 么建构主义安全观和“批判性安全研究”则是对前者传统安全观的质疑与挑战，后者把安全重点 从主权国家意义上的研究转移到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意义上的研究。可见，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 识已经超越国家层次和军事层面，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全球范畴。

与传统安全相比，“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体现出的特点可概括为：国际性； 突发性；互换性”①。这就提出了国际政治中安全理论的新问题。一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 发生载体往往不限于一个国家范畴，而带有跨越国界、关系到众多国家的性质，通常是非国家行 为体。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版图频繁变更，更加激活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跨越国家范 围传播、诱发和结合的特性。例如，恐怖主义作为当今世界普遍的国际政治现象，已对各国和各 地区的安全与秩序构成威胁。二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普遍存在于各国社会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各个 层面中，它的形成发展大多经历一个长期积累的潜在过程，其可能产生的能量和破坏性危害很难 给予确定，而防范或预测非传统安全要素威胁国际社会主体的条件又极为艰难复杂。从这个意义 上讲，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爆发在表象上具有难以预知的突发性。例如：2002 年 10 月，车臣非法 武装在莫斯科轴承厂剧院劫持人质，2003 年 5 月，在车臣制造的又一起恶性爆炸等重大伤亡事 件，都突出地反映了这种突发性特性。三是，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渗透，彼此影响，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定；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本身产生的影响作用时常可发生 相互的转换。传统安全中发生的战争和武装冲突事件，往往又激活引发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迅 速膨胀，导致冲破临界点的事例屡屡发生，给人类带来复杂而多元的严峻威胁。

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中，人们逐步意识到，传统安全因素之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力正 在增强，亟待运用综合安全理论认识和解决国际政治的热点问题。冷战以来，长期在国际关系领 域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军事对峙关系逐渐让位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形成对国 际安全威胁程度明显上升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尤其是 20 世纪末，中亚及周边地区面临的主要威 胁来自于“三股势力”的危害。这一严峻的现实，不仅强烈撞击着传统的安全观念和安全理论，也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安全意识。在国际政治主体对这一趋势普遍认可的前提下，各 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超越传统安全思维定势，有的放矢地探索新型安全观。

1991 年苏联解体后，中国与苏联的法定继承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都在积极努力寻求利益 共同点，这就是它们各自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在共同利益驱动下，中国、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首先将消除军事领域的威胁作为第一目标。经过一致 的努力和协作，五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署了《上海协定》和《莫斯科协定》。按照传统的国 家安全观念来看，阻碍各国进行经济建设的最大的安全威胁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发生在欧亚 地区的一系列恶性事件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看法。1999 年，中亚地区几乎成为恐怖、暴力、流血 冲突的高发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联合发难更是甚嚣尘上，开始在 欧亚地区演绎出一起起触目惊心的恶性案件。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同样也经历了冷战后出自民族 与宗教因素的破坏活动猖獗的局面。在新疆发生的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活动，对中国的边疆安全 和领土完整构成了严重威胁。

“三股势力”对中亚国家的政治稳定、人身安全和社会秩序带来了灾难。1992 年-1997 年，塔吉克内战导致 6 万人丧生，80 万人沦为难民，国民经济损失高达 100 亿美元。“乌伊运”在费

尔干纳制造的恐怖暴力事件，仅对吉尔吉斯斯坦一国就造成 5000 多难民流离失所。“三股势力”

① 阎学通、金德湘主编：《东亚：和平与安全》，时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5-77 页。

还猖狂从事毒品贩卖、武器走私、非法移民等跨国犯罪活动，严重扰乱地区社会秩序①。这些在 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出现的严峻态势，对中亚各国的安全及整个地区的稳定构成前所未有的严重威 胁。由于欧亚地区跨国民族和跨国宗教复杂的地缘政治文化条件，使得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 裂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具有浓厚的国际化色彩。一国发生的骚乱与破坏性事件，往往会殃及到 邻国。针对“三股势力”的地区化和国际化特征，最有效的防范途径是通过地区各国之间的互信 合作和密切配合。因此，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开展了遏制“三股势力”的多层次、全方位 的安全合作，建立了新型区域化多边组织，而这种合作与新型安全观的积极探索相伴而随。

2001 年 6 月 15 日，六国元首相聚上海，正式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和《打击恐 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规定了有关合作的具体方式和程序，为联合打击“三 股势力”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标志着上海合作进程在新型安全观的指导下，已进入法制化阶 段。为应对新的挑战，2002 年 6 月，上海合作组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国家元首会议上，签 署了第一部组织章程性的法律文件：《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向国际性地区合 作组织的机制化目标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次会议还签署了《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正式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合作机制。2003 年5 月，上海合作组织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三次国家 元首会议，会后发表了《莫斯科宣言》，决定在北京设立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在吉尔吉斯斯坦 首都建立反恐怖执行委员会，本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和签署的一系列文件，使上海合作组织进入了 完善机制化建设和巩固发展的阶段。2004 年 6 月，以塔什干峰会为分水岭，上海合作组织机制 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常设机构的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正式启动，主 要任务是防范和打击本地区“三股势力”的犯罪活动，在务实合作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2005 年 7 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那举行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会上安全问题备受关注，“政治 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成为关注的焦点”②。会议正式接纳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为观察员。上海合 作组织的扩员将为观察员同成员国之间增进合作的新平台，为中印俄三个地区大国在组织框架内 开展对话及在各领域的安全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可能。可见，“促进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国际关系健康发展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同样蕴涵着巨大潜能”③，体现了该组织的开放性和不针 对性。2005 年 8 月，中俄举行了代号为“和平使命-2005”的联合军事演习，推动了中俄军事合 作交流向纵深发展。“中俄两国努力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一支有效的地区性力量，其背景是两 国关系日趋加强，他们日前史无前例地开始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就是这种合作关系的具体体 现。”④因此，上海合作组织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它可以成为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 协调利益平台。上海合作组织促进新安全观的有益实践不断发展和全面深化，是当代国际关系史 上具有非凡意义的外交实践，开创了地区新型合作模式。其中，中国发挥了突出的推动和促进作 用，中国政府在积极倡导和实践新的安全观。

冷战以来，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复杂多元的深刻变化，中国政府积极努力探索一种摆脱冷战 思维、超越传统安全观的新型安全观。上海合作组织以开拓创新的精神逐渐推出与时俱进的新安 全观，新安全观的思想不仅成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内涵，而且在维护世界和平

⑤。与稳定方面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新安全观的核心是发展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与“新

安全观”是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的重要概念和实现路径。中国的新地

① 余建华：《上海合作组织与新安全观》，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国际政治》2005 年第 7 期。

② 《以友谊来对抗美国并非易事》，俄罗斯《晨报》2005 年 10 月 27 日。③ 陈玉荣：《上海合作组织再扩成员》，《瞭望》2005 年第 28 期，第 52 页。④ [美] 《上海合作组织势力正在扩大》，《华盛顿时报》2005 年 8 月 20 日。

⑤ 参见李敬臣《对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专访》，《半月谈》2005 年第 15 期。

缘政治战略是以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为根本前提，以周边国家的共同安全为基础条件。中国政府采 取新的战略思维，在多边合作机制中引入“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观”，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共识。从与本地区经济环境稳定相关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出发，逐步扩大和深化到政治安全领域，对应 各种传统安全的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建立危急预警-处理机制①。

上海合作组织的精髓是“上海精神”，由中国政府提出并得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一致认 可，它由“三个新”所构成：新型安全观、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区域合作组织。“上海精神”所 确立的新安全观可概括为:第一，新安全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主要内容。安全应当是 各国的普遍安全和全面安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安全的涵义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即通过国 际合作来解决安全威胁，通过经济发展来巩固安全秩序。在传统观念中，缔结军事同盟，加强军 备竞赛是保障安全最可靠的手段。其结果只能造成国与国之间不信任和相互猜疑乃至动荡不稳 定。第二，维护了各国成员的安全利益。联手打击“三股势力”的嚣张气焰，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了中亚局势和亚洲的安全，切断毒品通道、实行情报共享，消除地区热点问题。这些“不仅 有利于维护中国同俄、哈、吉、塔四国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宁，促进五国睦邻友好、平等 信任、互利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提供了一

②。种不同于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 ”第三，和平解决了一度兵戎相见的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使

边界地区从“战场”变为“商场”，从壁垒森严的军事“隔离带”变为和平交往的“磁场”③。这 是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新途径的一种创举。

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和实践新安全观，是当代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历史尤其是冷战后战争与和平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包含了中国处理与邻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它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反映了 时代的深刻变革。上海合作组织多年来取得卓有成效的成果即是有力的佐证。21 世纪初的世界 政治经济格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因素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兴盛，大 国利益与大国关系错综复杂。为此，中国必须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坚持 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充实和完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这是中国在和平发展强国之路上的必然选择！

（责任编辑:李 申）

Geo-Political Evolvement and China’s New Security Conce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echanism of SCO

Yang Luhui Abstract: The study on national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politics is not only an eternal theme for nations a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ctors, but also an important field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evolvement of geo-political struc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After the World war Ⅱ, the geo-political change of Sino-Russia and Central Asia took great effect on China’s security interest.According to this complex situation, Chinese government takes SCO’s new mechanism as a carrier, initiating and carrying out new security concept, seeking common security through cooperation in the way of mutual benefits.Key words: Geo-politics;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New Security Concept

① 参阅黄仁伟《论中国崛起的国内外环境制约》（下），《社会科学》2003 年第 2 期。② 江泽民主席在“上海五国”元首第二次会晤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7 年 4 月 25 日。

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时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 页。

第五篇：浅析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

浅析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

——对其中涉华“国际安全”的探讨

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有哪些？中国政府在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明确界定了中国核心利益的范围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4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建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观念，并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并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①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②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③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④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⑤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下面，作者就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涉华“国际安全”的具体内涵，谈一谈自己的理解。并根据当前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环境变化的现状，试尝浅析中国国际安全的一些具体内容：

一、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核心利益。这不但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更是新世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本范畴的主要内容应包括：（1）目前围绕中国钓鱼岛主权和中日海洋油气开发争纷为中心的中国在东海主权问题;（2）以南沙群岛被周边国家非法实际占据岛礁为标志的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3）以反“台独”为基本方向的台湾问题;（4）打击西北边疆地区个别少数民族宗教极端势力分裂国家行径为主战场的“疆独”问题;（5）反对以宗教领袖和和平主义者面貌在国际舞台上粉墨登场，来自原前藏地区的**喇嘛推行“大藏区自治”为名由，实质上的“藏独”问题。此外，尚存在于中国某些边疆地区，目前尚非十分突出的其他隐性民族分离趋势的隐患。

二、中国的国际地区利益。这首先要求今天的中国人具备全球视野，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重新看待今天的世界，也重新审视我们自己在21世纪的国际诉求。中国的国际地区利益应主要包括：（1）以朝核和钓鱼岛主权两个热点为战略枢纽，中国在东北亚的地区利益；（2）以南中国海，主要是南沙群岛的岛礁主权为突出显影，伴随华人华裔的所在国的社会文化权益的保护和恢复，中国在东南亚的地区利益；（3）位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西南部，以瓜达尔港为起点的中巴油气管道及铁路项目和位于缅甸联邦西部，以实兑港为起点的中缅油气管道及铁路项目，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第二大洋某些重要地理战略节点作为“重大关注”，中国在印度洋的地区利益；（4）在原苏联中亚五个“斯坦”范围内，以油气能源为核心，通过建设“新欧亚丝绸之路”作为基础载体，中国在中亚的地区利益。此外，还应包括，以不可再生资源开发为基本内容，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地区利益；在以玻利瓦尔社会主义为旗帜的拉美和加勒比海一系列国家的战略预置与能源开发，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地区利益；以铁矿、铜矿石、原油等大宗商品资源开发为主，中国在澳洲大陆及南美的地区利益。还有，伊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巴以冲突为核心难分难解的中东问题……

其实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更深沉的问题却是，未来中国的发展，将在什么样的国际环境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框架下展开？这对全球每一个大国的领袖来说，都是至关重大而又难以未卜先知的决定性的问题。作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关注：

（1）建立可靠的盟国关系和以华为中心的多边国际组织。为保障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调整同周边国家、同地区大国、同全球性其他结构性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建立有效的国防战略缓冲区和友好并有真实效果的国际支持支撑力量。

（2）保障中国在国际贸易和重要战略资源，包括原油、铁矿石、铜矿石等“大宗商品”物流正常输送的国际海上运输线的安全。

（3）提高中国在现行国际金融组织，尤其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集团（WBG）中的投票权比重，籍此逐步参予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增强中国在参预和影响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游戏规则”的引导、制定、组织、诠释等方面的地位。

（4）增大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海牙国际法庭（ICJ）、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等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宣示东方的价值理念，促进世界对中国的深入了解，改变中国和中国人在世人心目中的传统印象，确立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新形象，通过多边合作，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主动促进中国在国际事务的各个领域发挥更为重大的积极影响。

（5）改进中国在联合国（UN）现体制框架内的作用形式。使联合国的改革向着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必然方向发展，更加积极地参予全球性、地区性国际事务，传播中国理念，阐释人们对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疑惑，在构建国际政治关系新框架的进程中，切实引导全球关系健康发展的正确方向，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有效的作用。

这样，通过全球基本关系框架、国际性地区利益和中国周边国家安全三个层次，建立起中国国家安全中的“国际安全”的基本战略结构。这只是作者的一点初步的肤浅认识，对于其中的许多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