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冷战后中国新安全观论析（五篇模版）

第一篇：01冷战后中国新安全观论析

冷战后中国新安全观论析

摘 要：冷战后安全环境的变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安全形势呈现多样化的局面，为了有效应对这种多样化的安全挑战，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新安全观吸收了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世界各种新安全观研究成果的精华，对国家安全的内涵有了全新的认识，特别是在安全实现的前提、特征、目标及其有效途径上进行了创新性的阐释，从而使中国的新安全观具有了独特鲜明的理论意涵和非凡特质。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对于维护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持久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间新型关系的确立以及致力于加快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国新安全观、相互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

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新安全观是对冷战思维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观关于安全问题狭隘理解的重大突破，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研究结合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创新的重要体现。它在否定传统安全观思维模式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了世界新安全观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合了中国在国家安全上的传统追求，在保持与世界大国新安全观研究的同一性基础上，对实现安全的重要保障、有效途径、最终目标等方面做了创新性的诠释和阐发，从而使中国的新安全观具有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非凡特质和独特鲜明的理论意涵。

一、相互安全：安全政策实施的必要前提

相互安全从根本上说就是相关国家为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思维模式不应受到现实主义“安全困境”的束缚，是在双边或多边基础上相互确保安全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苏关系由对抗趋向缓和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两国政治学者把相互安全共同视为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这与中国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政府认为，相互安全是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实现的基础和必要前提，相互安全的获得不是建立在彼此结盟基础上的。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国家间彼此安全利益的获得与维持是一种“非零和”的博弈模式。采取一方安全利益的实现以牺牲他方安全利益为代价的传统模式，不仅给他国安全带来严重危害，自身的安全最终也无法真正保障。中国政府强调，相互安全的关键是实现双边安全，尤其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双边安全更是相互安全关注的重点。要通过对话增加彼此信任以确保相互安全，即使国家间发生冲突，也坚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要通过和平方式加强经常性的沟通与交流，相互协调关系，找到双方的利益交汇点，实现安全利益上的合作。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睦邻、富邻、安邻”政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势头，从而使周边国家萌发的“中国威胁论”逐渐被“中国机遇论”所代替，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创造了积极有利的安全环境。另外，相互安全的实现不能离开相对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这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协作，尤其要转变固有的安全思维定势。维护国际安全必须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应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确立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各国和平发展的安全机制，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所谓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基础上。充分表明了中国为营造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而中国新安全观也正是对这种国际多边安全和整体安全环境追求的反映。

二、综合安全：安全内涵的重要特征

在内涵上，中国新安全观是在继承亚欧国家综合安全思想基础上而形成和完善的一种综 合安全观。综合安全把作为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和经济、文化、信息、环境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安全的行为主体由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扩展到更大的层面。综合安全的内涵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容纳了非传统安全的内容，是对国际政治关于“高阶政治”和“低阶政治”简单分野的重大突破。因此，它可以被视为国际安全理念的一种创新思维方式。综合安全的战略思想现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应用，其思想蕴涵的动态性和包容性使这种安全理念和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或者说使很多安全理论都能在综合安全中找到踪迹。因此，这也可以被视为综合安全的生命力价值之所在。

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是在吸收日本、西方和东盟国家综合安全观思想及其实践认识的积极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传统追求和安全实践而对综合安全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新安全观极大地规避了日本和东盟国家综合安全理念的种种不足，把综合安全思想的内涵进一步扩展，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安全领域，是国际安全理论研究革新的重要成果，符合国际安全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新安全观除了继续重视传统的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之外，还特别强调应把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社会安全等多领域安全融入到新安全观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推动下，国际安全形势及其各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发生了转折性的深刻变化。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除了传统的安全威胁外，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在不断上升。因此，必须运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多元化解决的途径和手段，综合应对人类日益增长的各种威胁，才能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更好地促进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安全。

三、共同安全：安全追求的最终目标

中国的新安全观不仅要维护中国自身的安全，也要对他国的正当安全保持适度关切，其实质就是促进人类的共同安全。1985年联合国发表《安全概念》的研究报告对共同安全的概念做了如下理解：在相互依存的时代，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共有的安全关系，任何国家自身利益的获得不应以损害他国利益为前提。因此，共同安全倡导裁军、削减核弹头以增加国家间的互信，建立更稳定的国际秩序，使人类的生活质量在增加国家以及国际的资源再分配中得到根本的改善。应当说，共同安全的提出对于转变传统的冷战思维产生了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美苏关系的缓和、军控谈判等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都是在这一安全理念的推动下展开的。虽然共同安全思想最初是为了摆脱冷战的困扰而提出的一种解决途径，但它符合国家和整个人类长远发展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冷战终结后仍然受到世界的追捧。

中国的新安全观把追求共同安全作为最终目标，要求各国也应追求共同安全，从而实现个人、非国家行为体、国家和国际社会共享的安全局面。中国新安全观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扩展和日益加深，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尤其是跨国性特征日渐突出，一国的安全利益的获得与维持与这个国家所在的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形势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各国的安全有其独立性的一面，但不具排他性，要受到世界安全系统的制约。国家间的“零和”安全诉求既危及他国安全和国际社会系统安全，也危及国家自身的安全，追求这种安全模式将使自身失去安全。因此，“零和”安全诉求不能给国家自身和地区带来持久的安全环境。集体安全机制是一种传统的多边安全机制，实质上就是“所有人反对一个人”，即大家共同反对威胁集体安全的国家。这一安全机制深受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的支持。一战后建立的国联就是通过发展军事联盟及增加军备来维护国际安全，最终由于缺乏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而被迫解散。二战结束后建立的联合国作为一种全球性 安全机制发展至今，其生命力在于通过世界各国的合作来保障国际安全。但是在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发展态势，南北差距继续加大，非传统安全等问题困扰着人类。因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安全机制，以应对当今世界的安全现实。

共同安全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它把“普遍和全面的裁军”视为最终目标，这与一个主权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安全而发展防务力量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共同安全容易成为一个口号，很难成为一个内容明确的政治纲领。在冷战终结后，各国主要从安全的实现途径上探索，即把探索合作安全作为实现国家共同安全总目标的主要路径，由此，“合作安全”成为了实现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的又一重要安全模式。

四、合作安全：安全实现的有效途径

中国合作安全的构想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及其逐步加深而构建的一种新的安全理念。“合作安全”是由加拿大前外长克拉克于1990年提出的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安全理念，即在合作中实现安全。他认为，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的新情况使各国在互信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以取代均势抗衡的冷战格局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为了发挥合作安全模式的安全效应，克拉克首先发起了“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对话”的倡议。在倡议中，他建议中国、美国、苏联、日本、韩国、加拿大和朝鲜七个环太平洋国家进行史无前例的安全对话，对国家间存在的问题进行对话与磋商，从而实现北太平洋安全共同体，加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促进地区安全和世界安全。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地区安全，澳大利亚前外长埃文斯也适时提出了召开“亚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重要倡议。他指出，合作安全可以概括为“用磋商而非对抗，用友好而非威慑，用透明而非秘密，用预防而非纠正，用相互依存而非单边主义”。从此，合作安全理念逐渐成为了被亚太地区乃至被整个世界公认的具有主导性的国家安全合作与对话的安全模式。

中国新安全观就是以合作促安全的一种合作安全观，关注的基点是亚太地区的安全获得与维持，具有较浓的亚太色彩。但中国的合作安全思想又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哲学精髓，即以“和”制“合”，实现和谐相济、合而有序、协调平衡。因此，中国的合作安全理念还具有较强的自身特色。

总之，冷战终结后，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的新安全观在吸收相互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国际社会流行的各种新安全观中的精华基础上，兼收并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起来。虽然这几个安全概念对安全的理解各有侧重，但它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的定义，具有多元性的内涵。同时，一国在安全感上的认知和需求甚至可能要比一些具体的安全措施重要。其次，在国家安全面临种种新的威胁下，依靠实力优势、军事联盟或增加军备等手段已不是国家和地区获得持久和平与稳定的主要路径。再次，国家安全只有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安全的获得与维持才能长远持久，安全共赢才能最终实现。最后，国家安全应与区域安全、国际安全实现良性互动，通过各方采取共荣共存原则和全面参与、开放合作等途径探求种种安全挑战的解决之道，安全威胁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可以说，对以上几个安全概念思想精髓的合理运用并进行的创新阐释正是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意涵之所在。中国新安全观是与时俱进的国际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对于维护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持久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间新型关系的确立以及致力于加快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第二篇：论治本安全观

论新形式下治本安全观的转变与落实

根基稳健，方可长成参天大树；源流充沛；方可聚成壮阔海流；纲领先进；方可汇成磅礴力量。曾几何时，我国的监狱建设以无犯人脱逃，无犯罪事件，无重大疫情和安全事故为工作重点，满足于表面的安全，仅定位于罚执行机关的单一角色。然而，随着司法部提出了“治本安全观”的新理念、新要求，我们的监狱工作都将要彻底的转变工作的指导思想，必须切实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为社会输出合格产品。

这是历史的契机，是新时代下将监狱工作彻底升级强化的重大机遇；这是回顾与改革，是基于对过去工作的总结、反思而提出的吐故纳新之举；这是奋进与追求，是全体监狱事业人在为中国梦的实现而不断探索、不懈追求的目标。

丰富内涵是开始，转变理念是关键——

治本安全观的提出，并非否定过去以安全保障为根本的工作方式，而是将底线安全视为“起跑线”，着力填补过去在改造与更生领域的不足，打开解决核心矛盾的潘多拉魔盒。首当其冲，全体监狱工作者必先统一思想，深刻理解治本安全观的题中之义，广泛开展关于新理念的讨论与学习；解放思想，强化理论框架的构建，丰富理论的内涵。与此同时，必须加快工作理念的转变，从队伍建设着手，逐步舍弃“限制监管+强制劳动”等简单粗暴的执行方式，特别是要摒弃“重生产效益而轻教育改造”的模式，要用监管与劳动的减法，换取心理与三观矫治的加法，以教促改，调动服刑人员悔改向善的积极性。

可以预见，治本安全观的理论将会在日后实践工作中逐步完善，并融入更多的真知灼见，以卓越的成效形成完备的体系，终将深入人心。

硬件设施是保障，制度创新是根本——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这就揭示物质基础的重要性。理念再好，制度再先进，没有硬件的保障，也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监狱场所的规范化、科学化建设，是治本安全指导理念得以践行的重要根基。

规范场所建设，提升设施保障水平，并不是指筑高围墙和强化电网，而是不断满足教学、德育、感化和培训工作的硬件需求，为服刑人员的学习、矫治提供合乎要求的场所。诸如：增设“文化道德长廊”、功能化阅读场所、实用技能培训平台和信息化管理等等硬件建设，能够有效保障教育工作的开展，事半功倍。

体系运转与发挥作用，必须依靠于合理而高效的制度。制度的设计应以树立服刑人员正确的三观为主导，以传统道德来洗涤心灵，以法律为外在约束，攻心治本，筑牢心理围墙。从集体教育向个别教育转变，从“开大会”向“上小课”转变，针对不同特征的罪犯制定科学合理的教育矫治方案，提升教育实效，切实转变思想认识，提升法律意识，使其从心理上服从管理，一心向善。

夯实人防基础，约束干警的制度应与时俱进。干警的规范执法工作流程、明确的职责划分、督察与考评体系完善等方面，应浓墨重彩的体现于新制度。

法治教育促守法，融入社会造“成品”——

检验狱内改造成效的最重要标准，在于犯人能否成为合格的产品、再度融入社会，成为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创造社会价值。

首先，监狱干警要公正执法，在工种安排、处遇兑现、计分考核、行政奖励、减刑假释等方面要严格执行规定，创造公平环境，能让罪犯耳濡目染，受到法制化管理的熏陶。更为重要的是，要确立法制教育在整个改造过程中的核心地位，量化法制教育的工作任务，以课程宣教、考试或者场景模拟等创新方式来灌输法律知识，塑造法制的灵魂。然而，现行的监狱普法教育大多依靠管教员实施，基本是流于宣读条文的形式，忽视了罪犯的文化差异，难以满足差异化、精细化管理的需要。因此，监狱急需建立一支水平过硬的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队伍，将社会和民间力量引入改造工作中，为我所用。

提高狱内的文化教育水平，对罪犯因材施教实行就业技能培训，是使其重新融入社会的前置条件。与此同时，监狱可与劳动部门、社会企业共同搭建就业对接平台，帮扶就业；联手教育部门，促进后续的知识技能深造；委托社区小区，进行跟踪服务，提供必要的生活与心理辅导。

加强民警队伍建设是实现监狱安全稳定的保障。

监狱民警是监狱工作的主导者、组织者、实施者。民警队伍建设抓不好，监狱安全稳定和各项工作都没有保障。加强民警队伍建设，不妨尝试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开展人本管理。

1.合理设计职位。合理设计职位一方面需要管理层对监狱机关的每一个职位的工作量、难度和技术水平进行综合测算，再根据测算的结果对不同职位配备相应的警力。解决当前存在的一人多岗，多人一岗，部分岗位没有人愿意担任，民警之间工作量极不平衡的现状。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每个职位要有用武之地和一定的发展空间。一个人的工作若其职位发展空间太小，不足以向他的能力挑战，其结果不是不愿干，便是很快变成“老油条”。我们常常也会感叹：“想不到满怀壮志的年轻人会一个个地消沉下去”。其实，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可能不是青年民警个人的问题，而是职位发展空间太小所致。这就需要管理层在设计职位时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在设计职位时只对工作的结果和追求的目标进行确定，对工作过程和细节无需诸多限制，充分调动每位民警的积极因素，发挥其创造力，才能提高达到目的的时效。

2.用人重其能力和大节，而不求全责备。从事某项工作的人，必须要有某些特定的才能。所以某一职位的合适人选，不一定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通才，而只要精通某一门武艺的普通人才。所以在考虑用人时，只要这个人能胜任某些工作并会有突出表现，那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他，如果再将职位与其志趣街接起来，更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其个人的发展，尽管他有其他短处。但在监狱工作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少数干部因有一些与职位无关的缺点而得不到任用。这就要求决策者要认识到人本管理的核心是“人”，即使是能力非常强的人也应安置在适合其能力发展的岗位上。

3.责任追究中体现人本思想。监狱工作本身就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所有民警在工作中都不希望出现事故，但由于现阶段经济、技术等客观因素的制约，罪犯脱逃、伤人等监管安全事故很难完全避免。社会上很多行业都不可避免会发生安全事故，但在责任追究中，领导层应有人本观念。首先要分清事故的性质，对那些可以作为而不作为、因工作的失职、渎职或玩忽职守造成的事故，责任人要严肃追究。而对于那些不能作为或难以作为的事故处理应实事求是，分清责任人的主观故意和客观原因。经常听到监狱民警说：“自己在家睡觉都能睡出处分来。”民警在这样的压力下工作，只能小心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故，根本没有精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因此在追究责任中应体现人本思想。

4.用足激励手段，完善激励机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除了金钱和基本的需要之外，还有许多精神层面上的激励措施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和摸索。如《非金钱激励员工的108种手段》中提到的榜样激励、目标激励、授权激励、尊重激励、沟通激励、信任激励、宽容激励、赞美激励、情感激励、竞争激励、文化激励、惩戒激励中的108种激励手段，感觉很好，很受益，这为我们积极探索民警队伍建设的新途径，不断完善民警队伍建设的激励机制提供了思路。

5.实施权责对等的原则。权责对等是指管理者使组织成员所承担工作的责任和权利基本相等。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只有做到了权责对等，才能真正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激励人们工作的热情。监狱民警作为一种高危职业，承担着监管改造和组织生产两大任务，承担着监管安全事故的巨大风险，这就需要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利。现有的法律，对监狱人民警察规定更多的职权或者工作要求，其中没有一项体现人本精神。实施权责对等，应将民警的物质保障权、工作知情权、工作建议权、劳动保护权等最基本的人本权利纳入其中，并且只有将这些权利真正落到实处，才能使监狱民警真正负起责任，才能产生较高的工作效率。

（四）做好罪犯改造工作，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是实现监狱安全稳定的根本。

建立监管安全长效机制、促使罪犯平稳顺利完成漫长的蜕变过程，我们需要树立循环论的理念，即要树立“运用一切手段促进罪犯进入良性循环的改造轨道，运用一切手段切断罪犯进入恶性循环的环节，从而实现监管安全长效稳定”的理念。

1.正确运用罪犯改造良性循环论理念。人的行为与心理是遵循知——情——意——行的运动变化规律的。只有形成认知，才能对具体事物产生感情，而后产生行动的意图、目的，最后作用于自己身体转化为具体行动去贯彻实现自己的认识。运用罪犯改造良性循环论理念，首要需要明确罪犯改造良性循环的具体环节。即：认罪服法——服从管教——积极求改——获得可预期的奖励分——受到监狱行政奖励——受到法院刑事奖励——积极求改……对这一良性循环思路，不仅我们民警要确立稳定地认知，更需要罪犯自己确立这种认知，并形成其稳定的改造认知、改造意志。

2.强化罪犯对改造良性循环的认知。知是这个运动变化过程的最初一步，形成知有两条途径,即：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罪犯个性与监狱环境的碰撞、磨合形成直接经验，民警的明确教育形成罪犯的间接经验。很显然，后一种途径比前一种途径要有益的多。要让罪犯形成改造良性循环的稳定认知结构，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必须要民警带着明确意识、明确目的向罪犯灌输循环论理念。我们可以时时讲、事事讲，大会讲、小会传，要结合监狱的各种制度，结合对罪犯的奖惩，让罪犯明白道理、体会这种理念。只有通过言传身教，日常点点滴滴的教育灌输，才能达到让罪犯形成改造良性循环认知，自觉的践行良性循环，自觉的避开恶性循环。

3.积极营造罪犯改造良性循环的外部环境。罪犯改造的良性循环，需要一个良性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监狱这种特殊的监管环境下，外部因素的强制灌输作用、外部环境的潜移默化作用相对于其它环境更为突出。营造良性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是努力营造公正、严格的执法环境。在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中体现公正、严格，更能让罪犯直接感受到刑罚、法律的公正、严格。在这样的执法环境下，罪犯才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奖惩的结果，才能自觉地进入法律规定的服刑改造的良性循环中。另一方面是努力营造体现人文关怀的管理环境。进一步发挥文化对罪犯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稳定的作用，促进罪犯群体良性主流文化的形成。在公正、严格执法中体现人文主义，给罪犯更多的人文关怀，对于罪犯平稳、顺利度过漫长的服刑生活具有其独特的作用，也是改造罪犯的应有手段。

4.堵住罪犯进入改造恶性循环的入口。罪犯对待挫折的态度决定罪犯面临挫折时所选择的行为，从而决定罪犯是否进入或远离改造恶性循环。因此，在罪犯遇到挫折时，如何将强制措施的威慑作用与教育引导的疏导作用捏合起来，形成合力，引导和强制罪犯正确对待挫折，走出恶性循环的入口，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是我们必须科学处理的问题。堵住罪犯进入改造恶性循环的入口，首先要保持制度的威慑力，保持高压的态势，只有以国家暴力为后盾，才能使制度威慑作为一种新的元素强有力的进入罪犯的心理结构，为罪犯心理结构的重建提供可能；其次，根据不同罪犯的不同情况，分析其犯罪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对症下药，逐步的改变罪犯的心理结构，促其形成稳定的罪犯改造心理，逐步进入改造良性循环的轨道。

治本安全观的提出，标志着监狱工作全面进入2.0时代，既要坚守安全，更要着眼于创新改革，将工作高度从“求稳”提升到“求精”。我们要把握要求，提高思想政治站位，抢抓发展机遇，主动迎接司法体制改革的挑战；要围绕治本安全新布局，把新理念作为监狱改造工作发展的不竭动力。

第三篇：冷战后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冷战后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摘要：冷战后，世界全球化速度加快，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国际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依然是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台湾问题尚不明朗；南海问题亟待解决；美国依靠世界霸主的地位依然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造就了新的国际格局；支撑中国经济30多年快速增长的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大国与新兴经济体经济权重此消彼长„„对于中国而言，这些新变化、新格局意味着新的挑战，同时也蕴含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

关键词：和平、发展、合作、勇于面对

正文：

一、当今世界发展形势

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政治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我们首先要分析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在充分把握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前提下再分析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好地发展我们的国家。

政治形式，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霸权主义仍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金融危机剧烈动荡后的缓慢复苏之中，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新的深刻复杂变化，但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因为这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发生改变和逆转。

1、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使我们更加容易改善我国 的国际形象和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现代化规律和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1世纪头8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台阶，2008年GDP达到 4.4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今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增长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

2、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话语权将加强。美在伊战后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受损，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受到冲击。俄罗斯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欧盟一体化进程放慢，日本经济发展面临新困难印度、巴西等发展中新兴大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增大。然而此次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是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相结合。在强有力的国有经济支持下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使得中国具有较强的规避危机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左右，使决策倾向富人；即便是照顾弱势群体、穷人的政策，也会被不断侵蚀。

2、国内民族分裂势力的挑战。如今台独、疆独、藏独行情不断看涨往往得益于西方坚挺，挑拨离间若干族群与汉人之间关系，鼓动策划分离势力对抗中央主权管辖这一努力自然从未停止过。普通西方人士对台湾，尤其是新疆、西藏的背景了解极为有限，但多少年来西方政府几乎不约而同地通过各种方式对主流社会持续宣传。

3、中国周边国际环境不稳定因素增多。首先，朝鲜半岛风云突变，对东北亚安全形势影响甚大，也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最大的变数。其次，海上安全问题愈益凸现，东海和南海争端同时爆发，中国的海上领土和海洋权益面临重大挑战。今年以来，围绕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争端以及海上划界问题，中日之间以及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产生了严重纷争。第三，中印关系虽已正常化，但并未建立相互信任，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始终是不确定因素，加之印巴纷争尚未根本消除，中国西南边陲不可掉以轻心。

4、中国在核心科技方面应当加强。中国各个产业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惊人的相似，产品的核心技术和核心部件基本都依靠进口。随着科技全球化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科技创新成为发展中国家寻求突破和跨越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发达国家普遍改变了长期对科技发展的不干预政策，

参考文献：1、2、3、张术环等：《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辽阳：《冷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家利益》

周美娟，申文杰：《论冷战后中国对欧盟开展文化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4、王润萍：《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

第四篇：树立新安全观

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

新安全观主要是相对于带有冷战思维的传统安全观而言。自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中国在两大治治集团对抗的国际环境下形成了以解决政治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具体的时期又有各自的特点，其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实行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以巩固新政权的安全战略；第二阶段，实行反对美苏两个敌人以推进世界革命的安全战略；第三阶段，实行联美反苏以捍卫国家安全利益的安全战略。中国在冷战时期的安全观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和国家主权的角度考虑，认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国际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把国家安全战略同国际安全战略相联系，视维护国家主权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而且主要是通过结盟、准结盟或军事斗争方式来实现国家安全。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1997年3月，中国在同菲律宾共同主办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了适合冷战后亚太地区各国维护安全的“新安全观”。1999年3月26日在瑞士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乎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

中国新安全观的主要内容包括：

1．国家安全的内涵发生了新变化。

第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安全问题出现了综合化的现象。中国在此情况下，摒弃狭隘的“单纯军事安全观”，逐渐树立了“综合安全观”。这种综合安全观认为，国际安全问题除了以主权概念为核心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之外，还有经济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一系列新的安全问题。其中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是综合安全的基础和持久安全的根本保证。不过，中国认为，军事安全并未退居次要地位，仍是综合安全的有力保障和最后手段。

第二，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关系日益紧密。国际安全包括亚太地区安全和世界安全，构成了我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国内安全构成国家安全的核心，内部稳定是中国前进和发展的根本保证。

2．国际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取决于国家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不是实力差距。

第一，中国认为：“一个国家对于世界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其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也就是说对安全威胁的主要根源并不是国家间军事实力的差距，而是一国是否有称霸、扩张、侵略以及干涉他国内政的动机。一国如果有了军事扩张的动机，即使军事力量有限，也能对国际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如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美国之所以认为一些军事小国对其安全构成威胁，并不是因为军事实力不如这些国家，而是因为美国与这些国家政治关系紧张，故此担心后者以有限的军事力量对美国进行打击。

第二，对于日益彰显的多极化趋势，新安全观一方面认为，多极化过程中实力对比的变化并不对世界安全构成威胁，构成威胁的因素是对多极化趋势采取的政策。在多极化过程中，有两种政策会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一是试图以武力争夺霸权的政策；二是以军事力量压制其他力量崛起以维护霸权地位的政策。

另一方面，新安全观也十分关注世界格局多极化加速发展给国际安全形势带来的双重影响。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这对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以及争取我国安全环境都是十分有利的，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导致新的动荡、冲突甚至战争。和平因素在世界中的主导作用，这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直接面临的现实军事威胁减弱，但潜在的威胁和周边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

3．国际安全的基础是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信任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实力优势、军事同盟和一致的政

治制度。

第一，新安全观认为共同利益是维护地区安全的首要条件，而不是一国或一个集团的实力优势。一个国家或集团即使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如果与他国没有共同安全利益，其安全仍无保障。而且安全利益的矛盾还会直接影响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如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相反，一国无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与其他国家有广泛的安全利益，则有利于自身和地区安全，瑞士就是这样的国家。

第二，新安全观认为，相互信任是实现地区安全的政治条件，而军事同盟未必有利于地区安全与稳定。当一个地区内的国家之间有足够的相互信任时，军事力量的作用就会大大降低，反之加强和扩大军事集团无益于地区安全。

第三，新安全观认为，经济发展是安全的基础，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地区安全的必然条件。

4．倡导安全合作，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

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东亚地区仍存在边界和海洋权益的争端，台湾的分离主义愈演愈烈。因此，防止军事冲突和军事对抗依然是地区安全合作的重要目标。

第一，“合作安全”是冷战结束后各国都在探索的一种新的国际安全关系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平谈判取代冲突，以互谅互让取代争夺。合作安全并不是靠牺牲本国的安全利益来委曲求全，也不是把本国的安全利益凌驾于别国之上，更不是为维护本国安全利益不惜损害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它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互相尊重、相互信任，通过经济交往、政治谈判、军事对话等和平方式求得共同安全。

第二，中国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合作安全的具体原则：首先，不针对第三方，这样既可以避免因与一方进行安全合作而加深与第三方的相互猜疑，而且还有助于摆脱安全困境；其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安全合作，尤其强调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再次，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议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正确途径；最后，安全合作中还要强调平等协商的原则。中国认为，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都有享受安全平等的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安全，整个世界也就不可能安宁。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裁减军备、促进各国发展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等方面，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但这绝不意味着大国就可以主宰世界，拥有垄断国际事务的特权。

第三，在以上原则的基础之上，中国政府主张加强地区和世界各国间的安全合作，通过不针对第三方的双边及多边合作，积极推动各国、地区和全球的合作安全。

在多边合作领域中，中国积极参加了联合国、东盟以及APEC等各种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机制，成为国际舞台上维护和促进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一员。在双边合作上，中国与对方就安全问题展开对话和交流，为促进中国及有关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作出了贡献。中国与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国建立了安全磋商机制，同亚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多个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军事交流关系。中国还采取单方面立法等方式，主动履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促进国际安全。

摘自李宝俊：《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载《中国外交》，2001（7）。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冷战后世界格局中，由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的安全观念也应随之发生转变。新安全观的特点包括：（1）安全的普遍性和相对性。国际安全问题涉及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国家安全的内涵固然是主权国家所必须和必然优先考虑和保障的对象，但其外延又不仅仅限于一国内部，而是与周边地区甚至国际社会有种种关联。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应将自身的安全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依靠单边的实力谋取所谓“绝对安全优势”。（2）安全的互利、互惠性。冷战时对立集团的安全关系无疑具有对抗性，但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的国际安全关系可以是非对抗性的，因为和平与稳定必然有利于经济的繁荣。随着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也就具有很大的交融性。既然和平是国际区域成员所共同拥有的财富，安全保障问题就应该是可以通过合作而得以维护的。（3）安全的广泛性和综合性。国际安全具有相互依存性、相互渗透性与相互关联性，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整个世界也就不可能安宁。安全问题不仅局限在军事领域，而且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4）安全保障可以通过一定的机制和制度建设实现。如相互信任措施，而不仅仅依靠实力的对比。“维护安全”不应成为

强国控制弱国的工具，更不应成为少数国家优化军备、谋求单方面安全优势以至破坏国际安全平衡的手段。

总之，按照江泽民主席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概括，新安全观的核心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通过合作实现“普遍安全”应该成为国际社会所考虑和接受的建议。按新安全观建立的新型合作机制可称为“共同安全机制”，该机制可包括以下特点：（1）合作型的普遍安全机制是建立在国际社会成员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各主权国家为基本的行为主体。在本体制中，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以维护，在此基础上促进国际社会成员中在安全问题上的良性互动。（2）该安全机制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就是：必须充分发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行事。（3）该安全机制不是简单的和孤立性的战略安全关系，而是与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方面的安全问题紧密相联的。互利合作、共同繁荣，将为维护和平提供经济保障。（4）该安全机制强调相互信任措施，即建立在乎等基础上的相互信任。各国必须明确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责任和义务，即保证其参与者“分担责任、共享权益”。（5）该安全机制是非联盟性的、非排他性的、非对抗性的，而是合作的和开放性的。合作伙伴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但这种双边或多边合作关系，甚至“战略伙伴关系”，是不针对特定的敌对一方或敌对的第三国的。

当然，尽管通过合作达到“普遍安全”是维持国际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但该种模式的实施决非易事。如：（1）从人们的概念上讲，通过合作实现普遍安全并不能完全排除现存的不信任感和“冷战思维”的残余，也不能保障避免未来的争执和怀疑，并有可能导致“囚徒困境”或“共同回避”等现象。（2）从机制上看，通过合作达到普遍安全的途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较为松散的机制在应付突发事件时可能难以确保效率。因此，国际社会的安全制衡还是必不可少的。（3）在合作的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强势一方要求合作各方在防务等问题上的高度“透明度”。这种貌似公允的做法实际上包含着深层意义上的不公平。因为，对强者而言，展示实力的“透明度”越充分，对弱势一方的威慑程度就越高。而弱者在防务问题上的不透明，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反威慑的成分和寻求有限的战略平衡的效果。但无论如何，强调对话总是优于对抗，提倡合作总是强于冲突。建立在乎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无疑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有鉴于此，国际社会确有必要共同努力探索增加“信任措施”和维护国际普遍安全的途径。

只有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使世界持久和平与国际普遍安全得以保障。

摘自苏格：《世界新格局与国际安全》，载《国际问题研究》，2002（6）。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决定了中国既不能走“封闭内敛”的老路，更不能选择“霸权主导”战略；既不能做全面挑战者，更不能做“搭车”附庸者。我们只能选择可以将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兼顾起来的对外安全战略，只有这种战略，才最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最有利于中国的崛起和民族的复兴。这种战略可称为“自主合作”型安全战略。它是摈弃冷战思维、摆脱历史上“霸权更替”轨迹的新型对外安全战略。

“自主合作型”安全战略的基本内涵有四：一是奉行这一安全战略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安全原则，不能做任何国家的附庸。二是在全球化时代，独立自主决不意味着固步自封、自我封闭，这一原则同样要与时俱进，其内涵应有所变化，外延要有所扩大，实现的途径和手段需更加丰富多彩。总之，不坚持独立自主就不能维护国家安全，而固守传统的独立自主也不能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在融人国际体系中坚持独立自主，在坚持独立自主中融入国际体系。三是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这种新安全观，在安全主体上，坚持主权安全；在安全内容上，维护综合安全；在实现途径上，努力推动合作安全。四是以合作促和平，以斗争促合作。

实现自主合作，必须把握好一大平衡，处理好两大关系，正视三大难题。所谓“一大平衡”，即指把握好独立自主参与国际合作的平衡度。

所谓“两大关系”，是指处理好国际规则与国内体制的关系，融入国际制度与改造国际制度的关系。

所谓“三大难题”，一是指中国总体上的弱势地位造成的在国际合作中的相对不利处境；二是指地区安全机制中近年来出现的共同对付中国的倾向；三是指国际规则中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甚至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

实现自主合作，既要在全球范围内注重全球性的经济、安全制度，也要在地区范围内积极推动公正、合理、平衡的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而21世纪初，中国实行自主合作战略的关键在周边及亚太地区。因为这一地区是中国的安全屏障，对外经济交往的重要对象和外资引进的主要来源，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出发地和战略依托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几次重大的内外政策调整都对改善我国安全环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虽然政策调整的侧重点不尽一致，内容也各不相同，但就对外政策来看，在树立中国“和平、合作、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一次比一次明确、进步，外交实践中的多边性质一次比一次突出，参与国际体系的力度也一次比一次加大。而与此同时，中国并未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总之，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取决于自身国力的增长（当然这是最根本的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对外安全战略的选择、参与和改造国际体系的能力，以及自主合作的实现程度和效益。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尚未完全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大国来说，参与国际体系确实面临许多难题，尤其是参与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更是如此。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的平衡尺度也不易把握，但所有的困难都只能通过参与来解决，而不能通过回避甚至逃避来应付，其间也必然会经历一个痛苦的历程。但中国的强国之路只能由此开始，必须跨越这一门槛，这是大势所趋，国家根本利益之所向。

摘自孟祥青：《论中国的国际角色转换与对外安全战略的基本定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7）。

第五篇：再论科学安全观

再论科学安全观

【摘要】以科学发展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国际、国家社会发展为背景，综合各个领域提出的安全观，将安全观归纳为:宿命安全观、知命安全观、系统安全观和大安全观4种基本模式;提出以安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认定为主体的安全价值观是安全观确立的基础，而构成安全观的人生价值观及人命价值观等是人生观乃至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人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笔者试图以安全科学的基本理论统一人们对安全观的认识，旨在进一步充实完善安全学的学术内容。

0 前言

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把握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多边化、国际恐怖主义相关的国际、国内安全问题;科学地研究包括与自然灾害，大范围突发传染病(如“SARS“)等突发事件相关的公共安全问题;正确理智地对待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相矛盾的环境安全问题;进一步深人地研究科技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以人为本的生产安全与工程安全问题等，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如何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安全观，也是从认识上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安全观，即对安全的作用、地位、价值等总的看法。不同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安全观是不同的。同时，不同的人群，由于其所从事的职业，所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其安全观也是不一样的。从安全科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安全观是一直伴随着人们的世界观的发展而发展，世界观的改变而改变，可以说，安全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内容非常广泛的大课题，所以安全观也是一个覆盖众多领域，多学科交叉的大概念。为了能更好地、全面地统一对安全观的认识，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各个领域提出的安全观，找出安全观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安全观的共性问题。正像人们可以用安全科学的基本理论统一人们对生活领域，生产领域乃至生存领域的安全问题的认识一样，用科学的安全理论统一人们对安全观概念的认识应当是可行的。

安全观的演变

目前，关于什么是符合时代特点的新安全观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伊拉克战争、美国”9·11”事件、“ SARS”、炭疽杆菌、禽流感、基因工程与生化武器、核材料的安全使用与储存、巨型水坝、主要水源的防毒防污染、有关国计民生的物资(例如粮食、石油等)的储备和供应、亚洲金融危机式的金融风险、吸毒贩毒以及艾滋病的传播、世界人口增长问题等都成为关注安全、研讨安全观的时代背景。人们对所谓的安全观可谓多彩纷云，例如:国际社会、国家安全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理念—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新资源安全观;信息时代的新威胁观与安全观;安全生产观;经济安全观;安全工程观— 工程安全和社会和谐;文化安全观;粮食安全观;人口安全观;新能源安全观;药品安全观;甚至还有以以色列为代表的绝对安全观以及美国的

歇斯底里安全观等偏执安全观。

1.1 早期的安全宿命观[1]

安全宿命观的产生由来已久，所谓安全宿命观简单地说就是“听天由命”。该安全观的产生在远古时期是很自然的，因为那时生产力低下，科技水平尚处在初始阶段，人们面对天灾人祸无能为力，表现出人们的一种无奈、无知和软弱，因而只能听天由命。

从历史过程来看，相对于大自然，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无论到何时，人要顺应自然，才能是安全的。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平安意境”。可以认为，安全宿命观的产生与时代特点有关，但安全宿命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安全宿命观并不只具有消极的一面，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追求的是天人的和谐统一，强调的是人要适应自然，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改造自然。当然“宿命论”所强调的命运的决定支配作用或服从命运的主张并不能代表宿命“安全观”的主流，因为人们早就发现所谓命好的人也并非是事事都安全的人。

1.2 安全经验论与安全知命论

安全知命观，其中的“命”说的是天命。反映了人们开始依据经验，把握安全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总结积累事故的经验教训，从而得出与某事相关联的“命运”的好坏和安全活动的局部预知。

在我国早在公元前的战国或秦汉时期，就出现了朴素的辩证的儒家作品《周易》。《周易》通过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刚柔相推，变化其

中矣”等富有朴素的辩证论的安全活动预知观点。

到了欧洲工业革命时代，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又总结了农业、工业、工程技术和管理的相关安全经验，掌握了保护自身安全的技术，防护方法和措施，人们也就成了安全生产活动的有知者。

与安全宿命观一样，安全知命观既具有时代特点，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因为经验在不断总结，不断升华。经验始终是指导安全工作的宝贵财富，人们常说的吸取事故教训以指导安全工作就是安全知命观的具体体现。

1.3 系统论与安全系统观

系统论的理论与系统方法的提出和应用，大大推动了安全系统论的发展[5]，实践证明，系统论是处理复杂系统工程问题的好方法。

一方面因为任何事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重演，另一方面，某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故

也可能发生，所以凭经验预知事故并不能完全避免事故。

正当人们面对极端复杂因素的安全问题而一筹莫展的时候，系统论的提出及其在高端武器系统中的成功应用，给安全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解决了安全工作者凭经验不能完全解决的事故预测问题，并从而树立了事故是可以预知的— 科学的事故预测观。

系统安全观对安全的认识的要点，首先是认为事故的发生和发展是有规律的，是有先兆的，因而用科学的方法是可以预知的。该认识和观点，它已经摆脱了宿命观和知命观以命(天命)为主导的对天灾人祸因果关系的原始认识。

系统安全观是科学的，它对事故的预测是按照事故的特点和规律提出预测模型和解析结果。因为事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所以目前事故预测给出的大多是事故发生的概率大小。

1.4 大安全观

所谓大安全观是指针对人类生活、生产、生存的各个领域，关注安全的综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合作性等特点，对安全的内涵、目标和解决安全问题的手段所得出的对安全问题总的认识。

目前,有关大安全观的提法可以归纳为如下4个方面:

首先提出大安全观这一概念的是把人文、科技、环境，或是把人类生活、生产、生存领域的安全问题归纳起来而提出的大安全观。

第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家多边化、国际组织多样化而使国家国际安全注人了新的内涵而提出的大安全观[1]。

第三是提出了不仅只关注21世纪议程中的环保主题及自然灾害问题，而应充分关注安全、减灾为一体的大安全观，即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集安全、减灾、环保为一体的安全观[2-3]。

第四是提出了“公共安全”大安全观[4]。因为“公共安全问题”涉及到社会一切领域，是社会公众及各行各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传统的技术性安全问题社会化倾向日趋明显，越来越多地演化为社会问题，使得现代安全问题纷繁复杂。小到社会中的犯罪问题，大到民族性冲突、宗教冲突、文化性冲突、地区性冲突，甚至国家冲突，而冲突手段也由理性向非理性转变，如“9·11”及其以后的暴力冲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升级、毒品泛滥、" SARS”及禽流感传播这些都已经打破了传统国家观念，使安全问题的平台提升到国际层面。

从以上几种大安全观的提出可以认为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安全科学

发展的重要阶段。因为大安全观的提出不只是内涵的扩充或范围的外延，更重要的是安全科学平台的提升和对安全问题达成的最广泛的共识和认定[4]。

安全价值观

安全价值观是人们对安全是否有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认识和评定。一切事物本身的价值的有无及大小，决定了它的存在地位和必要性。显然，安全价值观是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安全观确定的基础。所以，笔者在讨论安全观的时候，有必要对安全价值作一下简要的讨论。

安全是有价值的。其主要体现在安全的社会价值和安全的经济价值。虽然，安全价值不能直接套用价值工程中价值的定义和算法，因为安全的某些价值(如社会价值)不能只用钱来量化，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安全价值的客观存在。

2.1 安全的社会价值

安全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安全的社会效应。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条件，一个优美、安全的生活环境，一种安全可靠的工作，一次安全愉快的旅行，一个和平、和谐、安定的世界……总之，在一个安全的社会中，人们的心情、感觉是不一样的，人们就能够真正做到健康、舒适、长寿、事业有成，安全的社会效应是无法用金钱来度量的。

安全的社会价值归纳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1)安全的战略意义，大多数的安全工作或工作方针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不是一时一地的临时措施。同时多数安全方针、政策都具有长效机制，不安全状态的改变需要一定周期，安全局面的形成又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从国家、政治方面考虑，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安全方针政策举措关系国家大局。

2)安全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保障，安全生产、安全性合格的产品才能保障企业的生存、发展、壮大，保障产品有市场和竞争力。现在市场上的许多产品，食品、药品、家电、汽车等生活用品，工农业生产用的设备、化工材料、武器、能源等都存在安全性的要求，没有安全保障的产品就不会有市场，所以安全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社会效应是很明显的。

3)安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素，或者说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是安全。强调安全仍然是大安全概念，只有人人都感到生存、生活、生产安全，个人的安全有保障，他人的安全有保障，社会才能安定和谐。一个安全和谐的氛围下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昌盛繁荣进步的社会。

4)安全既是人类有生以来的本性需求，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素质之一。安全本性是指人对安全的要求，它是人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一个安全的社会、安全的单位、安全的工作岗位必然会培育安心敬业奉献的人才。同时，所说的安全既是针对个人的，又是针对群体的。个人做事既要考虑自己的安全，也要考虑不能危及他人的安全，属

于安全论理，道德标准问题，所以对个体来讲，把他人的安危放在更重的位置是其高素质的表现。

2.2 安全的经济价值

由于安全系统具有灰色系统的特点，所以安全经济价值也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滞后性和反直观性。所谓，既有确定性又具有不确定性，是说有确定性的安全投人，必有一定的安全价值的回报，不确定性是说安全投人的效益具有不可预知、滞后性、远期性或难以量化计算;反直观性是说安全投人所生产的间接经济效果，是不确定性的延伸。

据联合国有关资料统计显示，世界各国平均每年的事故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5%，而预防事故和应急救援措施的投人约占3.5%，合计为GNP的6%。如果没有预防事故与应急救援措施的投人，事故发生率及事故损失将会增高许多，到底损失多大，目前尚无可信的统计数据。

从理论上讲，安全价值可以参照一般价值工程的计算方法来表述:

安全价值(Vs)=安全功能(Fs)/安全投人(Cs)

上式表明 :安全价值工程是一种运用价值工程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某技术管理措施进行安全功能分析，力图用最低安全寿命周期投资。实现必要的安全功能，从而提高安全技术经济，即安全价值的方法。

安全价值工程，是以安全功能的优化分析为重点，同时要尽量降低安全寿命周期投资，以充分、可靠地实现必要的安全功能为目标[8]。

随着我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安全产业的兴起也是安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专门从事安全技术、安全经济研究的院所，以及专门从事安全产品生产的企业规模还将继续扩大，必将促进安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保安公司、保安队伍的增加也也是安全的投入，自然也是安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

世界观、人生观与安全观

世界观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的根本观点。世界观也好，人生观也好，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这是经典的世界观、人生观概念。

当前，考 虑“人生观”与现实生活之间内在的联系，对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的思考使人生观的概念注人了新的内涵。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把对人生观的思考更现实地表述为“生涯”或“生计”，或进一步引申为个人一生的道路与发展路径的思考。这其中价值观的澄清和确认，以及寻求社会需求与个人需要的最佳结合点或为人们所

关注的焦点。

人生的目的依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但所有人的最低的，也是最基本的目的是生存。而且理想的或追求的生存状况就是人身心的安全、舒适、健康。人不管经历怎样的人生道路或发展路径，其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命安全。如果没有了生命，其任何的理想、目标都是一句空话。因此，从生命的角度讲，安全观是人生观的最基本的目标。

3.1 安全是人生价值观的保障

安全是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人生价值可分为人生的社会价值和人生的自我价值。

人生的社会价值，是指一个人一生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对他人、集体、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所以人生的社会价值的实质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9]。

人生的自我价值是个人一生通过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对自己的生命、生活的积极作用。

任何个人应该既有人生的社会价值，又有人生的自我价值，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人生自我价值的人其价值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人生价值也是一个“关系”范畴，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价值，不是指对他自身来说有什么意义，而主要是指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有多大，孤立的个人是无所谓价值的。

安全作为个体生存的首要问题，也是作为社会安全、团结、稳定的中心问题。否则不管是什么个体，还是作为社会都将会人心惶惶，动荡不安。所以安全是人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取向，也是实现人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保障。上升到观念，即安全观是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

3.2 生命价值是安全观的核心

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肉体与精神的有机统一体，所以生命(人命)也应该包括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两个方面的含义。

人的生命价值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命存在的价值，是指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是有价值，人的生命存在价值也是最基本的人格价值;

第二，生命延续的价值。从社会角度讲是人类的繁衍发展，从个人角度看是寿命的延长对于个人创造和发展的意义。

第三，超越生命的价值即是牺牲的价值，因为牺牲不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否定，而是生命价值的升华、确证和增值。

长期以来，人们把自身的生命看成是一种天命，看成是大自然的一种必然，其实不然，生命价值的大小在于人自身，生命价值问题的研究对于人们清楚地认识自己，完全发挥生命的价值有重要的意义。

人的生命价值包括:人的身体、能力的储备、生命的延续[10]，体力、智力的再生和发展等生命的自我价值。但这不是生命价值的全部内涵，人的生命价值更在于人是理性的，是具有创造能力的，即人的生命具有潜在的创造性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能力的发挥是人的生命的主要的社会价值。

综上所述，生命的价值是人们对人的一生为自己和社会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一种肯定;而安全最主要内涵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保障人的生命健康，顺利的延续，从而实现人的生命价值。

所以说，安全即命。因此，安全是围绕着生命价值而运动的，即生命价值是安全的核心，上升到观念范畴，也可以说，生命价值观是安全观的核心。

人生观、安全观、安全价值观的相互关联归纳如下图所示。

结论

1)安全观理论是指导确定安全观的理论基础，又是安全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依据科学发展观，可以把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安全观归纳为宿命安全观、知命安全观、系统安全观和大安全观，这些安全观具有延续性和动态性特点。

3)安全的社会价值观和经济价值观是安全观建立的基础，是认识安全观的客观的依据。

4)大安全观是当今安全观发展的最高层面。大安全观的确立，标志着安全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5)安全观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保障，生命价值是安全观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