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神话中的知青明星朱克家

第一篇：中国政治神话中的知青明星朱克家

中国政治神话中的知青明星朱克家

朱克家近照

他是上山下乡年月的知青明星，他的人生创造了两项中国政坛的神话：9个小时完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程序，入党仅仅四个月作为十大代表进京参会，当选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坐在了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并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23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1974年6月他参加了共青团中央十大的筹备组工作，并且当选为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他参加了四届人大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他叫朱克家，当年如雷贯耳的名字，如今已经过了花甲之年朱老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976年“青年节”参加云南省知青代表大会的上海知青代表，朱克家（中左4）

朱克家给学生上课

当年朱克家在劳动

在田间与农民交流

传达党的十大精神 1969年4月，只有17岁的朱克家从上海的海南中学毕业，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勐仓公社勐掌生产队插队落户。登上去云南的火车时，朱克家的母亲在月台上哭得当场昏倒。经过十来天的辛苦颠簸，才到达目的地。这里是傣族聚居区，生活条件艰苦，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他立志在边疆锻炼，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此，他找到生产队的指导员，要求住最差的屋子，干最重的活。指导员开玩笑地说；“你还是个看到青蛙打架都稀奇的小娃娃！”他深感自己年幼无知，决心向老乡们学习。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学会说傣族语，很快成为耕地、插秧、挑担的行家里手。还学会了木工活。勐掌寨旁有一座高山，山腰有一个爱伲族寨子，即莫登生产队。生产队长下山办事都要经过勐掌，与朱克家成为朋友。他告诉克家，他们的寨子曾经办过一所小学，但是先后请来的几位老师吃不了那里的苦，都陆续走了，五六十名适龄儿童只好辍学。他希望克家到莫登寨去教书。克家明明知道莫登寨的生活和气候条件比勐掌寨恶劣多了，但是，他坚信“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需要人，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够锻炼人的意志”。于是他主动向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要求，转到莫登寨。

1970年12月，他上山了。这里抬头见山，出门爬坡，他在爱伲族寨子担任小学教师。但他看到用汉文编写的课本学生听不懂时，他决心攻克语言关，逐步掌握了爱伲族语，便利了与这些娃娃沟通。爱伲族妇女白天劳动，晚上舂米到半夜，他看在眼里，和几个爱伲族青年设法用手扶拖拉机带动碾米机，减轻了她们的负担。为了让电灯早日照亮山寨，他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收集安装小型水力发电机的资料，学习电工操作技术，回到莫登寨积极投入小水电站的建设。他还学会修理农具，为爱伲族老乡裁剪衣服，理发，成为一个多面手。爱伲族老乡称他是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轻人。他将先进的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传播到这个处于蛮荒之地的山寨。

1969年初同他一起到西双版纳插队的上海知青一共有9500余人，分散在几个县，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生活条件艰苦，云南当地政府优先将他们分批招工，就地安排工作。到1972年10月仅剩下3000人左右。这时，勐仓公社根据朱克家在爱伲族山寨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云南师大上大学，但是他放弃了。今天朱克家坦然地说，当时他放弃上大学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他走了，莫登寨的学校就没有老师了，因为当时没有教师愿意上这个生活艰苦的寨子里来，七八十个爱伲族孩子只能失学。他望着爱伲族老乡和孩子们渴望的眼睛，被他们感动了，决定留下来。朱克家说；“我的事迹决不是人为地编出来的，有些事是被拔高了，但是，要说我是假典型我也不承认，我的表现是莫登寨的爱伲族老乡说出来的，因为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的表现他们最清楚。但是，那个时候的对先进人物宣传的口径是高大全，为了宣传的需要，我的一些事情被拔高了。”1972年，上海市革委会赴云南知青慰问团来西双版纳看望慰问知青，在勐腊，了解到朱克家的突出事迹，发现了这颗好苗子，便写成《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轻人》文章刊登在《文汇报》内参上。当时，姚文元看到这份内参，立即批示“这个知识青年可请他写一篇文章”，上海市革委会立刻派出三个人带着姚文元的批示来勐腊采访朱克家。他们在莫登寨住了三天，召开座谈会，爱伲族老乡如实介绍了朱克家的事迹。接着以朱克家署名的文章《我深深地爱上边疆的一草一木》及《农村也是大学》、《贫下中农的好儿女》等通讯先后在《红旗》杂志等报刊发表，连《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介绍他的文章《边疆练红心，山寨办学堂》。于是，朱克家立刻成为全国知晓的知青先进典型。

1973年4月中共正在筹备十大，当姚文元获悉朱克家还不是中共党员，当即表示；“这样的人不入党，要什么人才可以入党？”，4月27日，上海市委打电话给云南有关部门，要当地党组织马上吸收他入党。电话传到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当时朱克家正在昆明参加云南省第五届团代会，当选为团省委的常委，无法赶回勐腊。公社党委书记只好宣布；“代表公社党委批准他入党，日期就从4月27日算起，手续等他回来再补。”，因为，朱克家在一个月前，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就这样，从上海打电话起，到他被批准入党，前后共11个电话，总共只有9个小时。这就是坊间流传的朱克家“突击入党”。后来他自己说，他在参加省团代会后，回到寨子里才补办入党手续，包括填写入党申请书，履行其他一些手续。

1973年8月，刚刚入党才4个月的朱克家作为十大代表到达北京，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他的名字被列入中共十大主席团名单，并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23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1974年6月他参加了共青团中央十大的筹备组工作，并且当选为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他参加了四届人大，并且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75年9月，朱克家和其他12位知青的先进典型去大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和柴春泽起草了一封代表知青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表示要“横下一条心，拼命干革命”，争取在两三年里把自己所在社队建设成为大寨式的先进单位。会议以后，根据云南省委的安排，他代职回到莫登寨，下基层锻炼。

只有23岁的朱克家，幼稚无知，根本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他和张铁生、柴春泽等知青典型被作为“新生事物的代表”，身不由己地卷入当时的政治斗争的漩涡，特别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朱克家参加了王洪文控制的中央工农读书班，1976年2月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的“打招呼”会议，云南只有4个人参加，使他深陷当时党内路线斗争的泥潭。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当时，朱克家还在勐登寨参加劳动，对外边已经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一点也不知道，以后云南省委派车将他接回昆明，这时，他才看到在昆明的大街上已经贴出揭批他的大字报，他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1977年元月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他一个人被单独隔离在一座党校，每天写交代材料，有时被押到一些省直单位批斗。他说这是他一生最黑暗最痛苦时期。不知道明天在那里？当时他有一点是心知肚明的；就是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的错误。一直到1978年11月才宣布结束对他的审查，考虑到他犯错误的历史背景，最终对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但是，安排他的工作遇到麻烦，没有单位敢要他。这时，曲靖沾益的恩洪煤矿矿长要下他，还说；“一个年轻人犯了错误，应该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省里指定朱克家必须下井挖煤，于是他就来到这个滇北的煤矿下井挖煤，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觉得在井下干活比起在莫登寨的艰苦要轻多了。而且这里的干部群众并没有歧视他，使他保持着人的尊严，职工中有不少也是当年和他一起来云南的上海知青，他们仍然视他为战友，同学。朱克家在井下干活的时间不长，1979年2月下井，10月份就被抽调上井了。还是那个把他要来的老矿长帮的忙，他让朱克家写一个申请，就说高度近视不适合在井下干活。安排他去选煤厂工作。1986年，又调他去厂工会负责电视转播台，因为他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无线电技术，所以非常喜欢这工作。1995年，上海知青陈国学担任煤矿的党委书记，努力开发第三产业，他非常信任朱克家，任命他去担任煤矿在曲靖开的宾馆经理。他在这里一直干到2005年退休。

在恩洪煤矿，许多职工关心朱克家的婚姻问题，这时，一个姓杜的女孩子走进他的视线，她是煤矿子弟学校的英语教师，毕业于煤矿技校，是出身在云南的河北籍人，其父是一个老地质工作者。红线是小杜托人牵的。她主动约他见面。那天，朱克家穿着印着“上海清凉油”的广告衫，前去赴约。姑娘笑了；“久闻大名，但我总觉得对不上号，你这样豁达，我真没有想到”，朱克家告诉她，自己是背着沉重“包袱”的人，和自己交朋友将会影响她的前途，请她慎重考虑。

小杜说；“过去的事，我们不去管它，我主要看重你的人品，对今后你会怎么样我不考虑，当一辈子工人也可以，只要我们俩合得来就行。人家能够在矿山一辈子，我们也能够在这里过一辈子”。姑娘热情似火，非他莫嫁，他被打动了。

但是小杜饱经风霜的父母有些不放心，他们问女儿；“他可靠吗？

女儿说；“他会成为称职的丈夫”

小杜的父亲很不放心，专程到矿山去问；“朱克家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矿上的回答很简单；“政治待遇跟工人一样”

女儿的执着，终于打动了父母。有情人终成眷属，1983年朱克家与小杜在上海的朱家举行简朴的婚礼。那年他33岁。小杜26岁。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星星，她一直在上海的祖母身边长大，现在在北欧一家物流公司的上海分公司工作。

朱克家特别兴奋地向我们介绍；1998年他带领他工作宾馆的十几位员工专程去勐腊莫登寨第二故乡的动人情景；这是他1977年离开那里后，第一次回来。爱伲族老乡们听说朱克家要回来，提前几天就做好了接待的准备。那天，全寨子的父老乡亲在寨子口迎候他们。老乡们拥抱朱克家，令他热泪盈眶。寨子里宰了两头猪，20几只鸡，盛情款待朱克家和他的员工们。特别令他高兴的是，他当年在寨子里教过的70多个爱伲族娃娃，现在已经有55个担任了中小学教师，成为爱伲族教师队伍的生力军。听说当年的朱老师回来了，他们从各地赶来与他相聚。朱克家与他的员工们在莫登寨待留整整两天，才与老乡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他为自己青年时代在这里流下的汗水获得爱伲族人们的认可，感到无限的欣慰。这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不懈的追求！

30多年来，朱克家一直生活在曲靖，有时回上海，主要是去看看母亲和女儿。他对大上海并没有太多的留恋，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大半辈子的年华都献给了云南这块美丽的土地，他没有一点后悔！30多年来，朱克家一直保持低调，与外界保持有限的接触，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人们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的缘故。我们非常欣赏他这种平和的心态，这是一种旷达乐观的胸襟。我向他提问；“这么多年来，你是否有一种失落感，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知青历史？”

朱克家（中）与云南知青合影

他坦然地回答；“我一点也不后悔，历史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关键是我们要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在农村锻炼几年，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和毅力。我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至少我不怕吃苦。我现在快60岁了，但是可以连续工作几天不睡觉。在农村那几年条件很艰苦，但是我都挺过来了。所以知青生活的历史，我觉得是一种财富。”

现在的朱克家生活依旧非常充实，每天花不少时间读书，上网，了解世界和社会，保持着一种健康的心态。他在曲靖和昆明有许多朋友，虽然退休多年，他还在继续做几项煤化工商务咨询。他有时也参加曲靖和昆明的知青联谊活动，每天过得挺充实的！

第二篇：创造两项中国政治神话的知青明星朱克家近况(组图)

创造两项中国政治神话的知青明星朱克家近况（组图）

1969年4月，只有17岁的朱克家从上海的海南中学毕业，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勐仓公社勐掌生产队插队落户。登上去云南的火车时，朱克家的母亲在月台上哭得当场昏倒。经过十来天的辛苦颠簸，才到达目的地。这里是傣族聚居区，生活条件艰苦，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他立志在边疆锻炼，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此，他找到生产队的指导员，要求住最差的屋子，干最重的活。指导员开玩笑地说；“你还是个看到青蛙打架都稀奇的小娃娃！”他深感自己年幼无知，决心向老乡们学习。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学会说傣族语，很快成为耕地、插秧、挑担的行家里手。还学会了木工活。勐掌寨旁有一座高山，山腰有一个爱伲族寨子，即莫登生产队。生产队长下山办事都要经过勐掌，与朱克家成为朋友。他告诉克家，他们的寨子曾经办过一所小学，但是先后请来的几位老师吃不了那里的苦，都陆续走了，五六十名适龄儿童只好辍学。他希望克家到莫登寨去教书。克家明明知道莫登寨的生活和气候条件比勐掌寨恶劣多了，但是，他坚信“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需要人，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够锻炼人的意志”。于是他主动向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要求，转到莫登寨。

1970年12月，他上山了。这里抬头见山，出门爬坡，他在爱伲族寨子担任小学教师。但他看到用汉文编写的课本学生听不懂时，他决心攻克语言关，逐步掌握了爱伲族语，便利了与这些娃娃沟通。爱伲族妇女白天劳动，晚上舂米到半夜，他看在眼里，和几个爱伲族青年设法用手扶拖拉机带动碾米机，减轻了她们的负担。为了让电灯早日照亮山寨，他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收集安装小型水力发电机的资料，学习电工操作技术，回到莫登寨积极投入小水电站的建设。他还学会修理农具，为爱伲族老乡裁剪衣服，理发，成为一个多面手。爱伲族老乡称他是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轻人。他将先进的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传播到这个处于蛮荒之地的山寨。

1969年初同他一起到西双版纳插队的上海知青一共有9500余人，分散在几个县，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生活条件艰苦，云南当地政府优先将他们分批招工，就地安排工作。到1972年10月仅剩下3000人左右。这时，勐仓公社根据朱克家在爱伲族山寨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云南师大上大学，但是他放弃了。今天朱克家坦然地说，当时他放弃上大学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他走了，莫登寨的学校就没有老师了，因为当时没有教师愿意上这个生活艰苦的寨子里来，七八十个爱伲族孩子只能失学。他望着爱伲族老乡和孩子们渴望的眼睛，被他们感动了，决定留下来。朱克家说；“我的事迹决不是人为地编出来的，有些事是被拔高了，但是，要说我是假典型我也不承认，我的表现是莫登寨的爱伲族老乡说出来的，因为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的表现他们最清楚。但是，那个时候的对先进人物宣传的口径是高大全，为了宣传的需要，我的一些事情被拔高了。”1972年，上海市革委会赴云南知青慰问团来西双版纳看望慰问知青，在勐腊，了解到朱克家的突出事迹，发现了这颗好苗子，便写成《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轻人》文章刊登在《文汇报》内参上。当时，姚文元看到这份内参，立即批示“这个知识青年可请他写一篇文章”，上海市革委会立刻派出三个人带着姚文元的批示来勐腊采访朱克家。他们在莫登寨住了三天，召开座谈会，爱伲族老乡如实介绍了朱克家的事迹。接着以朱克家署名的文章《我深深地爱上边疆的一草一木》及《农村也是大学》、《贫下中农的好儿女》等通讯先后在《红旗》杂志等报刊发表，连《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介绍他的文章《边疆练红心，山寨办学堂》。于是，朱克家立刻成为全国知晓的知青先进典型。

1973年4月中共正在筹备十大，当姚文元获悉朱克家还不是中共党员，当即表示；“这样的人不入党，要什么人才可以入党？”，4月27日，上海市委打电话给云南有关部门，要当地党组织马上吸收他入党。电话传到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当时朱克家正在昆明参加云南省第五届团代会，当选为团省委的常委，无法赶回勐腊。公社党委书记只好宣布；“代表公社党委批准他入党，日期就从4月27日算起，手续等他回来再补。”，因为，朱克家在一个月前，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就这样，从上海打电话起，到他被批准入党，前后共11个电话，总共只有9个小时。这就是坊间流传的朱克家“突击入党”。后来他自己说，他在参加省团代会后，回到寨子里才补办入党手续，包括填写入党申请书，履行其他一些手续。

1973年8月，刚刚入党才4个月的朱克家作为十大代表到达北京，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他的名字被列入中共十大主席团名单，并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23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1974年6月他参加了共青团中央十大的筹备组工作，并且当选为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他参加了四届人大，并且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75年9月，朱克家和其他12位知青的先进典型去大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和柴春泽起草了一封代表知青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表示要“横下一条心，拼命干革命”，争取在两三年里把自己所在社队建设成为大寨式的先进单位。会议以后，根据云南省委的安排，他代职回到莫登寨，下基层锻炼。

只有23岁的朱克家，幼稚无知，根本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他和张铁生、柴春泽等知青典型被作为“新生事物的代表”，身不由己地卷入当时的政治斗争的漩涡，特别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朱克家参加了王洪文控制的中央工农读书班，1976年2月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的“打招呼”会议，云南只有4个人参加，使他深陷当时党内路线斗争的泥潭。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当时，朱克家还在勐登寨参加劳动，对外边已经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一点也不知道，以后云南省委派车将他接回昆明，这时，他才看到在昆明的大街上已经贴出揭批他的大字报，他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1977年元月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他一个人被单独隔离在一座党校，每天写交代材料，有时被押到一些省直单位批斗。他说这是他一生最黑暗最痛苦时期。不知道明天在那里？当时他有一点是心知肚明的；就是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的错误。一直到1978年11月才宣布结束对他的审查，考虑到他犯错误的历史背景，最终对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但是，安排他的工作遇到麻烦，没有单位敢要他。这时，曲靖沾益的恩洪煤矿矿长要下他，还说；“一个年轻人犯了错误，应该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省里指定朱克家必须下井挖煤，于是他就来到这个滇北的煤矿下井挖煤，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觉得在井下干活比起在莫登寨的艰苦要轻多了。而且这里的干部群众并没有歧视他，使他保持着人的尊严，职工中有不少也是当年和他一起来云南的上海知青，他们仍然视他为战友，同学。朱克家在井下干活的时间不长，1979年2月下井，10月份就被抽调上井了。还是那个把他要来的老矿长帮的忙，他让朱克家写一个申请，就说高度近视不适合在井下干活。安排他去选煤厂工作。1986年，又调他去厂工会负责电视转播台，因为他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无线电技术，所以非常喜欢这工作。1995年，上海知青陈国学担任煤矿的党委书记，努力开发第三产业，他非常信任朱克家，任命他去担任煤矿在曲靖开的宾馆经理。他在这里一直干到2005年退休。

在恩洪煤矿，许多职工关心朱克家的婚姻问题，这时，一个姓杜的女孩子走进他的视线，她是煤矿子弟学校的英语教师，毕业于煤矿技校，是出身在云南的河北籍人，其父是一个老地质工作者。红线是小杜托人牵的。她主动约他见面。那天，朱克家穿着印着“上海清凉油”的广告衫，前去赴约。姑娘笑了；“久闻大名，但我总觉得对不上号，你这样豁达，我真没有想到”，朱克家告诉她，自己是背着沉重“包袱”的人，和自己交朋友将会影响她的前途，请她慎重考虑。

小杜说；“过去的事，我们不去管它，我主要看重你的人品，对今后你会怎么样我不考虑，当一辈子工人也可以，只要我们俩合得来就行。人家能够在矿山一辈子，我们也能够在这里过一辈子”。姑娘热情似火，非他莫嫁，他被打动了。

但是小杜饱经风霜的父母有些不放心，他们问女儿；“他可靠吗？

女儿说；“他会成为称职的丈夫”

小杜的父亲很不放心，专程到矿山去问；“朱克家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矿上的回答很简单；“政治待遇跟工人一样”

女儿的执着，终于打动了父母。有情人终成眷属，1983年朱克家与小杜在上海的朱家举行简朴的婚礼。那年他33岁。小杜26岁。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星星，她一直在上海的祖母身边长大，现在在北欧一家物流公司的上海分公司工作。

朱克家特别兴奋地向我们介绍；1998年他带领他工作宾馆的十几位员工专程去勐腊莫登寨第二故乡的动人情景；这是他1977年离开那里后，第一次回来。爱伲族老乡们听说朱克家要回来，提前几天就做好了接待的准备。那天，全寨子的父老乡亲在寨子口迎候他们。老乡们拥抱朱克家，令他热泪盈眶。寨子里宰了两头猪，20几只鸡，盛情款待朱克家和他的员工们。特别令他高兴的是，他当年在寨子里教过的70多个爱伲族娃娃，现在已经有55个担任了中小学教师，成为爱伲族教师队伍的生力军。听说当年的朱老师回来了，他们从各地赶来与他相聚。朱克家与他的员工们在莫登寨待留整整两天，才与老乡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他为自己青年时代在这里流下的汗水获得爱伲族人们的认可，感到无限的欣慰。这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不懈的追求！

30多年来，朱克家一直生活在曲靖，有时回上海，主要是去看看母亲和女儿。他对大上海并没有太多的留恋，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大半辈子的年华都献给了云南这块美丽的土地，他没有一点后悔！30多年来，朱克家一直保持低调，与外界保持有限的接触，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人们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的缘故。我们非常欣赏他这种平和的心态，这是一种旷达乐观的胸襟。我向他提问；“这么多年来，你是否有一种失落感，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知青历史？”

1969年4月，只有17岁的朱克家从上海的海南中学毕业，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勐仓公社勐掌生产队插队落户。登上去云南的火车时，朱克家的母亲在月台上哭得当场昏倒。经过十来天的辛苦颠簸，才到达目的地。这里是傣族聚居区，生活条件艰苦，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他立志在边疆锻炼，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此，他找到生产队的指导员，要求住最差的屋子，干最重的活。指导员开玩笑地说；“你还是个看到青蛙打架都稀奇的小娃娃！”他深感自己年幼无知，决心向老乡们学习。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学会说傣族语，很快成为耕地、插秧、挑担的行家里手。还学会了木工活。勐掌寨旁有一座高山，山腰有一个爱伲族寨子，即莫登生产队。生产队长下山办事都要经过勐掌，与朱克家成为朋友。他告诉克家，他们的寨子曾经办过一所小学，但是先后请来的几位老师吃不了那里的苦，都陆续走了，五六十名适龄儿童只好辍学。他希望克家到莫登寨去教书。克家明明知道莫登寨的生活和气候条件比勐掌寨恶劣多了，但是，他坚信“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需要人，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够锻炼人的意志”。于是他主动向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要求，转到莫登寨。

1970年12月，他上山了。这里抬头见山，出门爬坡，他在爱伲族寨子担任小学教师。但他看到用汉文编写的课本学生听不懂时，他决心攻克语言关，逐步掌握了爱伲族语，便利了与这些娃娃沟通。爱伲族妇女白天劳动，晚上舂米到半夜，他看在眼里，和几个爱伲族青年设法用手扶拖拉机带动碾米机，减轻了她们的负担。为了让电灯早日照亮山寨，他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收集安装小型水力发电机的资料，学习电工操作技术，回到莫登寨积极投入小水电站的建设。他还学会修理农具，为爱伲族老乡裁剪衣服，理发，成为一个多面手。爱伲族老乡称他是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轻人。他将先进的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传播到这个处于蛮荒之地的山寨。

1969年初同他一起到西双版纳插队的上海知青一共有9500余人，分散在几个县，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生活条件艰苦，云南当地政府优先将他们分批招工，就地安排工作。到1972年10月仅剩下3000人左右。这时，勐仓公社根据朱克家在爱伲族山寨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云南师大上大学，但是他放弃了。今天朱克家坦然地说，当时他放弃上大学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他走了，莫登寨的学校就没有老师了，因为当时没有教师愿意上这个生活艰苦的寨子里来，七八十个爱伲族孩子只能失学。他望着爱伲族老乡和孩子们渴望的眼睛，被他们感动了，决定留下来。朱克家说；“我的事迹决不是人为地编出来的，有些事是被拔高了，但是，要说我是假典型我也不承认，我的表现是莫登寨的爱伲族老乡说出来的，因为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的表现他们最清楚。但是，那个时候的对先进人物宣传的口径是高大全，为了宣传的需要，我的一些事情被拔高了。”1972年，上海市革委会赴云南知青慰问团来西双版纳看望慰问知青，在勐腊，了解到朱克家的突出事迹，发现了这颗好苗子，便写成《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轻人》文章刊登在《文汇报》内参上。当时，姚文元看到这份内参，立即批示“这个知识青年可请他写一篇文章”，上海市革委会立刻派出三个人带着姚文元的批示来勐腊采访朱克家。他们在莫登寨住了三天，召开座谈会，爱伲族老乡如实介绍了朱克家的事迹。接着以朱克家署名的文章《我深深地爱上边疆的一草一木》及《农村也是大学》、《贫下中农的好儿女》等通讯先后在《红旗》杂志等报刊发表，连《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介绍他的文章《边疆练红心，山寨办学堂》。于是，朱克家立刻成为全国知晓的知青先进典型。

1973年4月中共正在筹备十大，当姚文元获悉朱克家还不是中共党员，当即表示；“这样的人不入党，要什么人才可以入党？”，4月27日，上海市委打电话给云南有关部门，要当地党组织马上吸收他入党。电话传到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当时朱克家正在昆明参加云南省第五届团代会，当选为团省委的常委，无法赶回勐腊。公社党委书记只好宣布；“代表公社党委批准他入党，日期就从4月27日算起，手续等他回来再补。”，因为，朱克家在一个月前，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就这样，从上海打电话起，到他被批准入党，前后共11个电话，总共只有9个小时。这就是坊间流传的朱克家“突击入党”。后来他自己说，他在参加省团代会后，回到寨子里才补办入党手续，包括填写入党申请书，履行其他一些手续。

1973年8月，刚刚入党才4个月的朱克家作为十大代表到达北京，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他的名字被列入中共十大主席团名单，并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23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1974年6月他参加了共青团中央十大的筹备组工作，并且当选为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他参加了四届人大，并且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75年9月，朱克家和其他12位知青的先进典型去大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和柴春泽起草了一封代表知青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表示要“横下一条心，拼命干革命”，争取在两三年里把自己所在社队建设成为大寨式的先进单位。会议以后，根据云南省委的安排，他代职回到莫登寨，下基层锻炼。

只有23岁的朱克家，幼稚无知，根本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他和张铁生、柴春泽等知青典型被作为“新生事物的代表”，身不由己地卷入当时的政治斗争的漩涡，特别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朱克家参加了王洪文控制的中央工农读书班，1976年2月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的“打招呼”会议，云南只有4个人参加，使他深陷当时党内路线斗争的泥潭。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当时，朱克家还在勐登寨参加劳动，对外边已经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一点也不知道，以后云南省委派车将他接回昆明，这时，他才看到在昆明的大街上已经贴出揭批他的大字报，他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1977年元月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他一个人被单独隔离在一座党校，每天写交代材料，有时被押到一些省直单位批斗。他说这是他一生最黑暗最痛苦时期。不知道明天在那里？当时他有一点是心知肚明的；就是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的错误。一直到1978年11月才宣布结束对他的审查，考虑到他犯错误的历史背景，最终对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但是，安排他的工作遇到麻烦，没有单位敢要他。这时，曲靖沾益的恩洪煤矿矿长要下他，还说；“一个年轻人犯了错误，应该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省里指定朱克家必须下井挖煤，于是他就来到这个滇北的煤矿下井挖煤，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觉得在井下干活比起在莫登寨的艰苦要轻多了。而且这里的干部群众并没有歧视他，使他保持着人的尊严，职工中有不少也是当年和他一起来云南的上海知青，他们仍然视他为战友，同学。朱克家在井下干活的时间不长，1979年2月下井，10月份就被抽调上井了。还是那个把他要来的老矿长帮的忙，他让朱克家写一个申请，就说高度近视不适合在井下干活。安排他去选煤厂工作。1986年，又调他去厂工会负责电视转播台，因为他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无线电技术，所以非常喜欢这工作。1995年，上海知青陈国学担任煤矿的党委书记，努力开发第三产业，他非常信任朱克家，任命他去担任煤矿在曲靖开的宾馆经理。他在这里一直干到2005年退休。

在恩洪煤矿，许多职工关心朱克家的婚姻问题，这时，一个姓杜的女孩子走进他的视线，她是煤矿子弟学校的英语教师，毕业于煤矿技校，是出身在云南的河北籍人，其父是一个老地质工作者。红线是小杜托人牵的。她主动约他见面。那天，朱克家穿着印着“上海清凉油”的广告衫，前去赴约。姑娘笑了；“久闻大名，但我总觉得对不上号，你这样豁达，我真没有想到”，朱克家告诉她，自己是背着沉重“包袱”的人，和自己交朋友将会影响她的前途，请她慎重考虑。

小杜说；“过去的事，我们不去管它，我主要看重你的人品，对今后你会怎么样我不考虑，当一辈子工人也可以，只要我们俩合得来就行。人家能够在矿山一辈子，我们也能够在这里过一辈子”。姑娘热情似火，非他莫嫁，他被打动了。

但是小杜饱经风霜的父母有些不放心，他们问女儿；“他可靠吗？

女儿说；“他会成为称职的丈夫”

小杜的父亲很不放心，专程到矿山去问；“朱克家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矿上的回答很简单；“政治待遇跟工人一样”

女儿的执着，终于打动了父母。有情人终成眷属，1983年朱克家与小杜在上海的朱家举行简朴的婚礼。那年他33岁。小杜26岁。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星星，她一直在上海的祖母身边长大，现在在北欧一家物流公司的上海分公司工作。

朱克家特别兴奋地向我们介绍；1998年他带领他工作宾馆的十几位员工专程去勐腊莫登寨第二故乡的动人情景；这是他1977年离开那里后，第一次回来。爱伲族老乡们听说朱克家要回来，提前几天就做好了接待的准备。那天，全寨子的父老乡亲在寨子口迎候他们。老乡们拥抱朱克家，令他热泪盈眶。寨子里宰了两头猪，20几只鸡，盛情款待朱克家和他的员工们。特别令他高兴的是，他当年在寨子里教过的70多个爱伲族娃娃，现在已经有55个担任了中小学教师，成为爱伲族教师队伍的生力军。听说当年的朱老师回来了，他们从各地赶来与他相聚。朱克家与他的员工们在莫登寨待留整整两天，才与老乡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他为自己青年时代在这里流下的汗水获得爱伲族人们的认可，感到无限的欣慰。这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不懈的追求！

30多年来，朱克家一直生活在曲靖，有时回上海，主要是去看看母亲和女儿。他对大上海并没有太多的留恋，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大半辈子的年华都献给了云南这块美丽的土地，他没有一点后悔！30多年来，朱克家一直保持低调，与外界保持有限的接触，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人们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的缘故。我们非常欣赏他这种平和的心态，这是一种旷达乐观的胸襟。我向他提问；“这么多年来，你是否有一种失落感，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知青历史？”

第三篇：中国神话中的民族精神

神话中的中国精神

0引言

翻开中国上古神话，一个圣贤的世界扑面而来。尽管神话没有十分完整的情节，神话人物也没有系统的神系家谱，但它们却有着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当我们把神话与民族联系起来的时候，会不由得感叹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那些看似荒诞而离奇的故事背后其实是这个民族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的表现。

1尚德精神

在西方神话尤其是希腊神话中，对神的褒贬标准多以智慧、力量为准则，而中国上古神话对神的褒贬则多以道德为准绳。这种思维方式深深地注入中国的文化心理之中。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神话的这种尚德精神影响着人们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与现实人物的期望，决定着社会对人们进行教育的内容与目的，甚至也影响着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明的走向。正是这种尚德精神，使中国文化中处处体现出了对“德”的要求。在我们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中，将“修身”摆在第一位也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文化的选择，甚至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我们民族的思维和习惯中，依然处处可以找到它的影子。

“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平凡人的情欲”，这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主要大神们神格的重要特征。在中国的很多经史典籍中，中国上古的主要大神们，诸如伏羲、女娲、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等，都是崇高和圣洁的。他们不苟言笑，从不戏谑人类，更不会嫉妒和残害人类。在个人的私生活上，他们从来都是十分规矩和检点的，十分注重小节、注重品行和德操的修养，并且尊贤重能。几乎每一位神王都没有“红杏出墙”或“乱播爱情种子”的现象。在他们的身上，只有神圣的光环、纯洁的品性和高尚的情操。当人类向他们看过去的时候，只会仰面向上，顶礼膜拜，而不会有丝毫的不恭不敬。

相反，在古希腊神话中，我们所看到的大大小小的天神都是世俗的，是满身人间烟火味的形象：众神之王宙斯狂放不羁，拈花惹草，在神界与人间留下了一大串风流债，更严重的是他任意行事，不讲原则，充满嫉妒和个人爱好；主神如此，他们手下的众神也都有着极为相似的品性。可见，在希腊神话中，神与人除了力量上的差别外，在情感上却是相同的。当神们脱掉神的外衣之后，个个就都成了世俗的凡人。

2牺牲精神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创世始祖是盘古。《山海经》里记载：“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后乃有三皇。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盘古牺牲了自己而化为世界万物，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也一直被人们传诵着。女娲补天的故事和盘古开天的故事一样，都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lǎn）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后来的始祖神继承了创世神的这一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燧人氏发明火历经千辛万苦种种磨难；炎帝为发明农业种植和草药而尝尽百草，几经生死。不仅创世神和始祖神如此，在对我国远古神话英雄的故事传说及对英雄的讴歌中，同样也反映出一种崇尚奉献与牺牲的精神。

中国上古诸神所普遍体现的献身精神，是世界其他民族的神话英雄所不具备的。在希腊神话中，其开辟神话充满了血腥，希腊神话中宙斯的神界秩序是在代代天神们的血肉之躯上建立起来的，更严重的是这种杀戮还都是骨肉之戕。不独希腊神话如此，巴比伦神话和北欧神话同样也都带有浓浓的血腥味。巴比伦神话中创世的过程被理解为混沌与秩序的战斗过程，最后秩序战胜了混沌，且以混沌族神怪们的尸体创造了万物和人类。北欧神话则说，天神奥定杀死了强有力的冰巨人，以他的尸体创造了世界上的万物。

虽说盘古和女娲都是神话人物，但古人创造他们的灵感多是源于现实生活，说明古人对勇敢智慧，甘于牺牲自我而成全大我的人的崇敬和爱戴。当下，不论是那些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人民公仆，还是不顾一切跳水救溺水者的武警战士，还是在地震中用身体保护学生的老师，都让我们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3责任意识

他们均以天下苍生为重，平治天下、造福人类是他们的根本职责。其中大禹就是一个典范。大禹大公无私，为天下苍生的幸福鞠躬尽瘁。其他如炎帝、黄帝、尧、舜等也莫不如此。同时，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上古大神们并不以天下为己有，而是举贤授能，并且素有“禅让”的美德。所以，尧年老后便把帝位传给了舜，而舜同样也将帝位传给了大禹。

4创造精神

《系辞下》记载伏羲功业：“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平阳府志》记载：“上古仓颉为黄帝古史，生而四目有德，见灵龟负图，书丹甲青文，遂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圆曲之变，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文字既成，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今城南有仓颉故里碑。” 《古史考》云：“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近水则食鱼鳖蚌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使（是）有圣人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悦，号曰燧人。” 宋代郑樵的《通志》讲：神农尝百药之时，“„„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其所得三百六十物„„后世承传为书，谓之《神农本草》。” 无论是伏羲还是仓颉，遂人，神农，都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很多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每一个创造都让人们的生活向美好又迈进一步。而古人都明白创造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敬仰那些充满创造力的神人，追求创造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民族，古代的四大发明一直都让我们引以为豪。这些神话传说，也是创造的成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进步离不开创造力。可是今日之中国却仿佛把五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创造精神给遗忘了，是制造大国也是山寨大国。也许我们都应该看一下这些神话，去了解我们的祖先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如何创造。

5抗争精神

西方的神话里，火是上帝赐予的；希腊神话里，火是普罗米修斯偷来的；而在中国的神话里，火是钻木取火坚韧不拔摩擦出来的！面对末日洪水，西方在诺亚方舟里躲避，但我们神话里，我们的祖先大禹治水，战胜了洪水，是斗争，与灾难作斗争！中国神话故事中我们可以找到神话里表现的文化核心，就只有两个字：抗争！假如有一座山挡在你的门前，你是选择搬家还是挖隧道？显而易见，搬家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在中国的故事里，他们却把山搬开了，愚公移山精神！这样的精神内核，西方的神话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的神话是听从神的安排。每个国家都有太阳神的传说，在部落时代，太阳神有着绝对的权威，纵览所有太阳神的神话你会发现，只有中国人的神话里有敢于挑战太阳神的故事。有一个人因为太阳太热，就去追太阳，想要把太阳摘下来（夸父追日）。中国的神话里，人们把他当做英雄来传颂，因为他敢于和看起来难以战胜的力量作斗争。每个民族的神话都有自己的烙印，只有中华民族的神话里有这么多战天斗地的抗争故事。在中国神话里也体现出精卫填海般顽强精神的还有夸父，刑天等。他们悲壮的命运里歌颂着不畏艰难不畏险阻，顽强拼搏至死不渝的精神。我们从小听到大，并口口相传给下一代的这些神话故事，体现的绝不仅是故事情节本身。每个文明在初期都是有神论，但唯独我们的文明不畏惧神，所以我们的祖先从不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神的眷顾。中华民族能延续至今能发展至今也是离不开这种顽强精神的。新中国的成立也离不开当初与侵略者做顽强斗争的人民。6总之

中国神话是一笔古老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因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独特的文学魅力而流传久远。它反映了古代人民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也逐渐凝聚出敢于斗争，勇于牺牲，自强不息，舍己为人，敢于创造的大无畏民族精神。

第四篇：裴敏欣：中国的精英政治神话（本站推荐）

2012年05月16日10:32

作者：财经网 裴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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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

政治丑闻有时能起到涤荡政府的宝贵作用。这些事件能毁掉那些人品可疑的政客的政治生涯。

当前的中国政府中充斥着机灵的官僚，而他们之所以能占据这些位置，就是通过撒谎，腐败，送礼以及捏造事实。

而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系统性欺骗行为，就是许多中国官员都利用假冒或者循不正常途径取得的学历文凭来粉饰自己的简历。由于教育成就被认为是一项加分条件，因此官员们都争相获取更高学位以便在未来的权力斗争中占得先机。

其中大部分官员最终都通过业余学习或者党校拿到了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在这场政治军备竞赛中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在拥有250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是一个包含中共首脑和地方省市大员的精英团体）中，有60人声称自己拥有博士学位。

没错，只有其中10人是在成为官员前获得博士学位的。其他人则是通过在繁重的政府本职工作之余参加业余学习获得的学位（大部分都是经济，管理，法律和工业工程类）。其中一位仅仅用了21个月就拿到了学位，这简直是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成就，因为在大多数国家的博士项目中，不算学位论文，单就课程来说就得花费两年。如果那么多的中国高级官员都能公然捞取可疑的文凭且无需承担任何后果，可想而知其他形式的腐败该有多么广泛。

另一个用来判断一名中国官员所具备的“长处”的评估手段就是此人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客观的尺度。但在现实中，GDP增长就跟官员的学历一样可供捏造。

夸大本地经济增长数字的做法是如此流行，以致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往往会高于国家总体增长数字这在数学上显然是行不通的。而即便他们没有对数字做手脚，地方官员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钻系统的空子。

由于在升迁之前只会在当地执政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各城市市长平均不超过3年），中国官员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必须在短时间内展现出自己取得经济成效的能力。对此一个屡试不爽的手段就是利用金融杠杆，一般通过出售土地或者以土地作为抵押品来从“乐善好施”的国有银行处搞到大笔贷款，以此资助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

这些官员因此获得了升职，因为他们实现了迅速的GDP增长。但因此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成本都非常高昂。各地方政府都背负着堆积如山的债务和无效投资，银行里坏账不断增加，而农民们则失去了土地。

更糟糕的是，随着中国官僚系统中向上爬的斗争逐渐升级，连假冒文凭和GDP增长记录都不足以让他们更进一步。而一个官员的升迁前景则日渐取决于他所拥有的关系。

根据对地方官员的调查，送礼（而不是积累优点）已经成为官员委任过程中的最关键因素。对那么没有关系的人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贿赂来获得委任或者是升迁。在中国俗语中这种做法被称为“买官”。而官方媒体中则充斥着这类腐败丑闻。（翻译：邹痴成；略有删节）

裴敏欣是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

第五篇：试论中国神话中的反抗精神

试论中国神话中的反抗精神

神话是原始先民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神话的内容丰富而复杂，而且在很早以前人民对他们的接触的还不了解，于是就幻想出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创作，由此神话就产生了。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确反映了远古人民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原始认识和理解，以及远古人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理想和愿望。

神话可以说浓缩着原始人类求索的历程，神话通过反映人类童年的梦境般的心理状态，折射了许多他们的理解不了的现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获得了永恒，它不仅是对当时远古人类恐惧与迷惘的写照，也是对希望的象征，固此在原始神话中深深地刻下了人类的好奇心与反抗意志的印记。在中国神话中这种反抗意志更具有动感，宇宙生成人格化、意志化的场景，对立力量的冲突是中国神话的重要主题。

对立的力量并不总是有形的，它时而体现为创世创业之神与无形困难作斗争，时而体现为某种误解及曲折。但更多情况下这种反抗精神演变为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这些过程使宇宙生成的轮廓明显，人类的坚强意志更为坚定，发明创造的想法更为坚决，所以，对中国神话中某一精神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发扬原始人类心灵的秘密，佐证历史的研究，从审美价值的角度看，不少神话能给人一种原始、古朴的美感，使人受到精神上的震撼。中国神话散见于《山海经》、《楚辞》、《庄子》、《淮南子》等书中，这些神话中，很多都是原始的神话，具有巨大的价值，研究中国神话有助我们探索审美认知的形成与发展的民族精神。本文从中国神话的反抗精神的根源及分析这个反抗精神入手，谈谈自己对中国神话中反抗精神的认识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及意义。

一、中国神话中反抗精神产生的根源

中国的神话内容丰富而复杂，现在的学者把中国的神话分为多个类别，但不管哪一类神话我们都可以找出反抗意志的体现。是什么造就了中国神话中的这一现象呢？我国不少优秀的神话，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都是形象而深刻的表现了这一根源产生的必然。

（一）、以自然现象创造神话

神话的产生最初是由于梦幻的启示，初民在梦中可能梦见打猎捕鱼，也可能梦见战斗嬉戏，醒来时却发现自己仍在原处未动，于是他们猜想在实在的、可看见的人的肉体之外，还有一个虚空的，看不见的精神存在，这种灵魂观念扩大而大之，以至自然界的 风雨雷电，日月远行都带上萌芽状态的色彩，如：《夸父逐日》。中国原始的先民，还认为在自然现象之后存在某种神秘的指挥者，他们不但拥有超自然的伟大力量，而且还能主宰着一切，如：《鲧禹治水》。

（二）、以劳动生活中的现象创造神话

原始人的生活是以渔猎为主的，他们的衣食很多来源于动物。也许是对于动物的感激，也许是出于对凶禽猛兽的畏惧，一种以动物和几种动物特征综合在一起形成某种物象，这一物象就为先民们崇拜的物象，如：中国上古神话中的龙、凤等。

在一直作为中华民族的氏族来源，这一崇拜则意味着中国最原始氏族的建立，虽然龙是一种自然物，但它却又表明万物有灵，体现了时代物我不分的交感式思维特点。除了这一种以外，对物崇拜还有一些来自生活，如：中国先民还远不了解生育之谜，误以为女祖是感应了某种生植之物感物而生，如：《生民》神话中，周人始神祖产生的源由。

神一经产生，神话的产生便水到渠成，中国原始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和自然神的不断人格化，（龙就出现了）。原始人在自己心目中就将一切自然现象、形象化、人格化，依据自己生活中的原形创造出了许多神的故事。这诸多用未解释各种神的故事和异人异物的故事，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慢慢流传下来。

在创造这些神话时，虽然是一种幻想，人们也是不自觉地按人的样子来创造神。如：在描述禹时说他身长九尺有余，鼻子像老虎，眼睛像河流等，并且他有着非常的婚配“三十未娶，行至涂山”娶了涂山之女为妻，在凿山开道时能够变成熊，而且从他们身上的精神上也集中了人类最美的品德，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热爱劳动、忘我献身。

（三）、以道德理想为准绳创造神话

中国的神话在一定程度上能折射出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意志，而中国神话的形成，得力于礼仪的、伦理道德的聚合力。这种精神意志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当周人取代殷人之后，他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战争是否正义，周人新的统治秩序是否合理的根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周统治者对原来的宗族进行改革，将血统继承让位于道德继承，固而在中国神话中，确切地说是经史官文化浸染过的中国神话中，提倡的是三皇五帝式救苦救难，律己甚严的高尚的神。作为以文化向心力为纽带的庞大稳定政治实体的统治者，以礼仪、道德和仁义来治理国家，团结人民。所以中国神话体现的是一种道德规范与伦理符号，致使其民族精神有明显伦理倾向，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 精神的基本要素，是对社会政治等世俗生活方面的道德理想的尊崇。

正是这种思想，使中国文化中处处体现了对道德的要求。中国神话中的神大都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凡人情欲的特征，如：伏羲、女娲、尧、舜等，都崇高圣洁，他们不苟言笑，从不戏谑人类，更不会嫉妒和残害人类。在个人的私生活上，他们也从来都是十分规矩和检点，注重小节，注重品德和道德操守的修养；并且尊贤重能，在他们的身上，只有神圣的光环，纯洁的品性和高尚的情操。当人类向他们看过去的时候，只会仰面向上，顶礼膜拜，而不会有丝毫的不恭不敬。而关于中国的创世神话，对神的献身精神也进行了赞颂，这种献身精神表现为牺牲肉体来完成开天辟地。所以，中国神话中的盘古在完成了天地开辟任务之后，将双目化为日月，将四肢与头化成五岳，将血脉化成了泥土，将筋骨化成金石，而他身体上的寄生物则变成了人类。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中国神话中的神，既是被人们所礼拜的神就应该尽到保民为民的职责，特别是诸子百家有意识改造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将人类理想的英雄美德都加在他们身上，这种现象所造成的结果，使得中国神话中留存的野性消失的干干净净，有的只是道貌岸然，冠冕堂皇，其中以尧为典范。为了天下苍生可谓是心力交瘁。天下为己有，且能益贤授能，并且素有禅让的美德，这种境界如此之高之美，以至于后人甚至搞不清这究竟是史实是神话了。

除此以外，这种用美德理想来创造神话中也有一种理想状态，通过塑造的一个个偶像神话形象使人们对有道德的人的崇拜，从而形成有利于统治集团的社会价值和规范，以这种价值观和规范来统治人民和规范人民的生活。

中国为大河文明，文化单

一、稳定，且以耕作农业生产作为获得物质资料的主要方式，使得中国神话重乡土、重民族、偏于稳定与和谐而较为封闭。

二、中国神话反抗精神的具体体现

中国神话的内容纷杂，它所反映的神话内涵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原始人心中的神、神能及神迹是自己显示出来的神秘东西，但神话却不这样神秘，它依赖人的语言，是一种叙事的艺术，而一旦形成语言，就不再是不可理解，不再超越人性之外。我们看到的原始神话，叙述越简单，而故事越曲折，越富于人世色彩，离野性就越远，如《周易》中有一段描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寥寥八字的神话本身，虽语焉末神却透露了这样一些古老的信息：在远古有两个强大的“龙”族，发生过残酷的战争，至于细节，由于受作者及记录者的省略、删削，终受制于其他目的的记载，终而导致神话系列零落混 淆，这在中国古籍神话中屡见不鲜，但在这些简缺的神话中我们还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中国远古时代人民的反抗及反抗精神意志的体现，以下就从四个大的方面加以论述：

（一）、与自然界的斗争中所体现的反抗精神

在原始社会中，当人们与可怕的自然界发生冲突，而且自豪地抵抗这些力量的时候，在人身上就产生了崇高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是出自人们支配自然、征服自然的愿望，我国不少优秀的神话，如：《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都形象而深刻地表现了这种观念。

在《精卫填海》中据一般考证他近于原始的母系社会产生的神话，在《淮南子》记载，女娃是一个女性形象，她是一位溺海而死的少女，灵魂化为了小鸟，矢志不挠，与自然进行顽强的抗争。一个少女，一只小鸟，在汪洋的大海面前，力量对比何等悬殊。她的斗争精神令人感叹不已。这则神话，反映了当时人民以求实的态度，清醒地估计了自然与人试图对抗的实际能力。但他们却猛志长在，绝不气馁，坚持着战胜自然的理想，因此才显得中国神话更美更动人。她是一个寓言式的人物，以积极的反抗精神，把对于改造自然的理想与对现实的要求寄寓在这一少女形象中。

应该指正的是,我国神话中,一些与自然进行斗争的英雄人物,往往是悲剧性结局,这个悲剧反映了历史的必然,在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的力量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因而这种悲剧性结局在所难免。精卫、夸父与鲧的悲剧就具有这种性质，我们从他们的悲剧中可以明确地看到我国神话中所展示的审美理想的深刻历史内涵与积极反抗精神。

（二）、洪水神话的反抗精神（大禹治水 女娲补天）

中国上古洪水神话的内容丰富而复杂，它所反映的神话内涵是异常丰富的。在与洪水斗争中，反映的是反抗精神在人与自然的斗争，洪水神话是个世界性的神话母题，经过好几代学者的努力，这类神话被大量发现，它以丰富神奇的面貌终于比较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

中国神话中关于洪水的神话在文献中比较零散，各个洪水故事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古籍中有两次洪水，鲧禹治水是治共工之水，而女娲补天则是独立的，并且早于鲧禹治水，面对洪水，原始先民是如何做的呢？是消极的躲避和逃避吗？不是的，治水，只有治水才能使生命财产得到安全保障。那么，它所表现的精神内涵就是反抗的具体表现了。

首先我们说说《女娲补天》在《淮南子》中记载，发生洪水以后，女娲想到的是 补天以止治水，后来治水成功，当洪水来临，女娲看见她的孩子们受到灾祸，痛心极了，只得不辞辛苦担负起补天治水的重任。而这则中国神话又是如何通过女娲的治水来体现当时人民的反抗意识及精神呢？她先炼“五色石”补天，后用“芦灰”止水。女娲治水神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炼五色石显示出这时的初民已经学会磨制和利用石器，这样的石器在当时可以说是初民最先进的劳动工具，人们可以用它来获取生存资料，甚至用它来做武器等等。“积芦灰”表明原始先民已认识到芦草可以阻挡洪水，这些都体现了原始先民运用智慧与大自然做斗争。

其次，我们说：《鲧禹治水》从原文中可以看见，“帝”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有神力、权力，别人如果要做什么事情必须经过他的允许。鲧为了阻止洪水的泛滥拯救人类，竟“不待帝命”，窃取息壤，以生命为代价止水救民。这也表明他具有反抗精神，偷取息壤是他向“帝”的权威的挑战，他倾心爱民，为了一心所系的民众，他战胜自我，终于做出了牺牲自己的决定。黄帝的孙子鲧一生竭尽全力，带领人民铺泥堵水、筑堤防洪，但却由于偷取息壤而以失败告终；后来其子禹继承了鲧治水的子业，实际上禹是鲧的化身和新生，当然他身上也应该有鲧反抗精神的延续。

他比他的父亲更聪明些，吸取了父亲的教训，没有用偷取息壤填土的方法而是用疏导的办法治水。这些神话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初步的科学知识，最终禹把洪水制服了，治水过程中人民群众和各方的天神都来帮助禹，这体现了中国人民团结友爱及一致的反抗。禹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神话中美化和夸大的人物，他的身上实际集中了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及品德。

中国治水神话所体现的我们民族精神中的反抗精神影响深远。直到现代社会，这种精神仍有所体现。

（三）、为人类造福神话中的反抗精神。（后羿）

在中国神话中征服自然的神，同时又是反抗神，在对自然的斗争中与社会斗争中体现了反抗精神的人民性，在中国神话中记载的，关于后羿射日的神话中，后羿的性格以及后羿与天帝尧的关系都是矛盾的，这都是因阶级关系的变化而烙印出的。《山海经》做了修改，这是因统治者为了以神的名义去肯定与巩固其统治，不把后羿射日、射杀凶蛇猛兽的传说生硬地与“臵尧为天子”拉在一起，于是我们就有两个后羿，一个是反抗神夷羿另一个是护法神后羿。

夷羿是一位具有人民性的，融合了人民支配自然反抗人间暴力造福人类的神。夷 羿毕竟射了九日，犯了天条。所以，他的名义被用于巩固阶级基础之后，他立即被打杀了，抹黑了，身即灭亡。

与此同时，人们支配自然造福人类的斗争中表现出了更大的强健如大禹这一形象，禹是神化了的人间英雄，在《列子》中的愚公，一个移山的愚公，在其反抗精神中是与禹一致的反抗者的形象，除此以后后来的《嫦娥奔月》更是如此。

在远古，人对暴力，不管是源于自然的还是源自社会生活的，一方面是恐怖，另一方面是征服它的渴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神话中，几乎所有被赞美的神都是对人类有所作为的，人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获得的功利，不能离开劳动与创造。例如：舜是耕植、打渔、烧陶的始神，后羿则是神弓与神箭的创造者，有巢氏发明穴居，燧人氏发明用火等，每样发明无不是在反抗斗争中出现。他们的出现宣布了人对自然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神话中，凝聚了当时人们的大量的劳动，认知与实际经验，神话本身就是一座劳动的丰碑。

（四）部落之战中体现的反抗精神。（蚩尤、共工和刑天）

如果说初民神话中的审美理想，所讴歌的美、勇敢与崇高的反抗是寄寓在支配自然的渴望中，那么到了奴隶社会前后期，这些富于人民性的神话则增加了一个新内容：对人间暴力的反抗而它的英雄式人物的美与崇高也就蕴含在这反抗斗争中。

共工是这其中的典型，而且他突出表现了他反抗人间暴力的侧面。共工在一些神话里，名声都是相当坏，其罪名有造成洪水以害天下，作乱、自贤、霸而不王、虞而湛乐等等，不一而足，结果被杀、被灭、被流。

那么，共工究竟是个英雄，还是凶神？在中国神话中，共工是一个美的形象，还是一个丑的形象？共工的美，就在于敢于反抗天帝的暴力，当时奴隶制已形成，奴隶主愈有力量和权威，神就往天上升的愈高。而民众中间就出现了一种反抗神的意愿，这种反抗神的意愿体现在，共工身上就是反对最高统治者，共工对于天帝的反抗是刚毅勇猛而且不屈的，在共工身上，人们寄寓了反抗奴隶主统治的理想，他们要努力破坏那个奴隶主占有制制度，这里就闪现了被统治者对待社会的审美理想的火花。共工不是不死，是一个反抗神，然而在奴隶主那里共工却成了千古罪人，成了凶神，给他安的罪名也带有阶级的烙印。

黄帝与蚩尤的战争神话，本来产生于原始社会，流传到阶级社会却演变成了反抗 神的英雄神话，使人们理想的反抗精神体现在了这（蚩尤）身上，据《山海经》记载：在文中关于黄帝与蚩尤所受到的褒贬几乎是平分秋色的，对于他们各自的帮手，也无特殊的扬抑，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蚩尤就逐渐演变为反抗神。

原始神话中，歌颂的蚩尤是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一个英雄形象，如：在描绘其与轩辕斗，写出了他的英勇，与蚩尤作乱与延及平民，说明了他的群立基础，而关于他死后的种种传说，更清楚地表明了人民对他的怀念，蚩尤最终化为了神，一个反抗神，是有人民性的形象，反动作乱的正统之人，却将蚩尤打扮成怪物加给他种种罪行，他成了贪婪的化身。

除此以外，另一个反抗神的体现者就是刑天了，在《海外经》中记载：他是一个掸了脑袋也要斗争史无前例的英雄人物，这一形象是激励人心的。

三、中国神话的意义及影响

中国神话对远古英雄和帝王献身精神及反抗精神的讴歌与礼赞，以及对神话人物保民为民的职责要求，这其中一部分是先天神话的内在物质，另一部分则是出于后天的改造。几千年来，这种反抗意识精神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现实人物的期望，它预示了日后几千年民族文化的基本发展方向，虽然中国神话中也存在着极少数的消极因素，但我们还是应该学习众神的不辞辛劳，勇于反抗等精神的积极方面，特别是这种还影响着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明的走向。

人，人性或民族精神是创造人类神话或当代文化等人类文化的主体，这些主体一直并未消失或者变质，而是继续影响着人类的发展。中国神话及神话的复兴，有激励民族的特性。在当今世界文化大汇集时代，我们不仅要挖掘研究我们的自己的文化，更要把眼光延及到全世界，不仅学习借鉴外来文化，还要挖根朔源，全面了解每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走向，以趋利避害，完善自己，发展自己！

综上所述：

翻开中国神话，一个圣贤的世界扑面而来，尽管中国神话没有十分完整的情节，却带有十分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他以其独特的形式表现了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这种反抗精神与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我们的民族精神融为一体。而这种民族的精神几乎遍布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每一个角落，以神话这种形式，为后世的文学奠定了基础，如：《聊斋志》《封神演义》《红楼梦》等，也为现今的广播电影电视提供了素材。如今 在我们的网络世界中充斥的神话文学样本，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远古神话中的反抗精神的体现，但在情节说理上就不如远古神话的精妙，也不如远古神话中的文风那样姿肆了。

除此以外，现在的文学自觉不自觉的运用这类具有反抗精神的原型来加入现今的一些精神，将其呈现在我们面前。诸多神话，如：《宝莲灯》，中国神话给文学家们的改造必将在新时期赋予了它新的使命，使现今的文学更具有那种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参考文献：

1、《山海经》

2、《淮南子》

3、《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4、《墨子》

5、《吕氏春秋》

6、《路史、后记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