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体制改革方略

第一篇：中国军事体制改革方略

中国军事体制改革方略

—— 撤销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将三部职能分别转入国防部、总参谋部和各军种总部。

——将二军大等医科院校和大部分医院移交地方(保留各军种总医院兼军医学院)

——撤销解放军外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军事经济学院和各政治学院等文科院校，合并指挥院校和工程技术院校。撤并后，军队各类学校保留三十所(不含军医学院)即可(如陆军设士官学院、军官学院、参谋和指挥学院、后勤学院、工程技术学院、军械装备学院和战略炮兵学院等七所学校)，均为师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主体,由中国陸军、中国海军、中国空军和中国国民警卫队组成，统称中国军队。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机关。在中央军委之下设总参谋部和陸军总部、海军总部、空军总部及国民警卫队总部。总参谋部是军队最高军令机关，负责组织全国武装力量建设和作战指挥;陆军总部、海军总部、空军总部和国民警卫队总部是各军种的最高行政机关，对所属部队行使行政管理权(人事铨叙、基本建设、条令条例的拟制、监督考核部队训练、计划安排物资装备等)。国防部半实体化(属政府序列，实行文官制，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以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秘书长兼任国防部长)，建立相对独立于军队的国防行政体系(涉及国防动员、国防科研、国防工业、国防预算和国防采办等事务)。撤销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将三部职能分别转入国防部、总参谋部和各军种总部。

撤销现有七大军区。将全国划分为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大战区。各战区设军队联合司令部(除司令部机关和直属队外，不设直属单位)，对战区所辖陸、海、空军和国民警卫队部队统—行使作战指挥权(战时视需要设战役集群司令部)。各军种部队之间平时的协同训练和联合后勤保障等事务亦由战区负主要责任。

陸、海、空三军由现役军人、文职人员和预备役人员组成，员额为一百万人，其中陸军为四十九万人、海军为二十一万人、空军为三十万人;国民警卫队员额为一百万人(亦编列少量文职人员)。军队总员额为二百万人。

设军种参谋长一职为各军种首脑;四大战区军队联合司令部司令员分别由各军种将领出任。

坚持和完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实现军官和士官队伍的职业化。

一、关于陸军的编制

(—)、取消军级建制，以师为大单位。将现有十八个集团军缩编为十四个师、空十五军转隶陸军并缩编为—个空降师。即陸军的基本作战部队为十五个师(每个战区配置三∼四个师)，另辖若干独立的防空旅、特种作战旅、战役战术导弹旅和专业"蓝军”旅(部队训练模拟假想敌，配属于陆军各战术合同训练基地)。师下辖三个作战旅和一个航空旅及防空团、侦察营、通信营、工兵营、运输营、卫生大队、装备维修大队等作战保障、技术装备保障、后勤保障部队，其编制序列为师∼旅(团、大队)∼营∼连∼排。排为战术小分队;连为基本战术分队;营为高级战术分队(配属基本后勤保障系统，亦为基本伙食单位);团为战术部队，通常辖两个营和若干作战保障、后勤保障分队;旅为基本战术部队，通常辖六个营和若干作战保障、后勤保障分队，其编制平时相对固定，作战时根据任务需要，在师的编成内作相应调整。全师员额约为—万六千人。

(二)、在军队大联勤体制下，各战区的联勤保障系统列入陸军编制。战区另组建若干列入陸军编制的预备役后勤保障旅，作为后备机动力量，战时为辖区陸、海、空军和国民警卫队部队提供战役后勤支援。

(三)、将第二炮兵并入陸军建制，作为—个相对独立的兵种，设陸军战略炮兵司令部(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掌管射程在一千公里以上的中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千公里以下的中短程导弹编入陸军各独立战役战术导弹旅，由各战区指挥;反舰巡航导弹划归海军)，下辖十六个导弹发射旅(旅辖六个导弹发射营)和若干作战保障、技术装备保障、后勤保障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对敌方重要目标实施核打击(必要时亦可遂行常规火力突击任务)。取消基地建制。该兵种员额约为七万人。陆军第一副参谋长兼任该兵种司令员。

(四)、将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地市军分区和县市(区)人武部全部撤销。在省—级设国防厅、县市(区)设国防局，作为地方党委政府的军事部门和兵役机关，负责国防动员、兵员征集、民兵训练、人民防空和国防设施维护管理等工作，不列入军队编制，其干部均由部队现役军官和士官转任。地方各级国防行政部门战时受所在战区(防区)军队领率机关节制。

陸军部队军官和士官的职务与军衔的设置，陆军参谋长和第一副参谋长为上将、副参谋长为中将、总部高级参谋为少将、参谋为上校，师长为少将(国际惯例)、师参谋长为上校、师参谋为中校和少校，旅长为上校、副旅长兼旅参谋长为中校、旅参谋为少校(军队各级司令机关中的幕僚，中级以上官佐不分军事干部、政工干部、后勤干部，一律称为参谋人员，军衔在少校以上;取消“政治干事”、“后勤助理员”等称谓)，团长(大队长)为中校、副团长为少校(团长、副团长分别兼任下属两个营的营长)，营长为少校(设一名军官和一名士官为营长助理)，师部、旅部和团部副官(军队各级领导机构中首长和参谋人员的助手)为上尉，连长为上尉(设一名士官为连长助理)，排长为中尉，副排长为少尉(排不辖建制班，作战时根据任务需要组合人员和装备形成战斗单元，设排长、副排长和一名军士长三人为排干部;担任营、连长助理职务的士官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参谋军士，所对应的军衔分别为一级军士长和二级军士长，担任排军士长职务的士官军衔为三级军士长)。取消大校军衔和四级军士长军衔(士官以下的士兵军衔设置为二等四级，即兵和下士、中士、上士)。

部队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卫生队、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军医的军衔为中尉～中校(医助为少尉)，护理人员(护士和护士长)实行士官制，所对应的军衔为上士～一级军士长;上级医疗卫生单位(军种总医院、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为文职，不授军衔。

二、关于海军的编制

海军设北方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三大舰队和一个陸战师(由陸军两栖作战部队转隶改编而成)。各舰队下辖舰艇支队、岸基航空兵师和舰载机飞行联队、岸炮旅、防空旅、雷达旅、电子对抗旅、陸战旅(不属于海军陸战师)等作战部队和训练基地、后勤保障基地等战勤保障部队。撤销水警区。取消军级和副军级建制。

海军舰艇部队军官的军衔循国际惯例，航空母舰舰长为上校、驱逐舰舰长为中校、护卫舰舰长为少校，战略导弹核潜艇艇长为上校、核动力攻击潜艇艇长为中校、常规动力攻击潜艇艇长为少校;舰艇支队(或航母战斗群)为师级单位，支队长为少将。

三、关于空军的编制

(—)、空军主要由航空兵部队和航天兵部队组成。撤销军级建制，将专门担负对地攻击任务的强击机部队转隶陸军，编入各师属航空旅。其基本部队为十四个航空兵师(每个战区配置三四∼个师)和若干雷达旅、地空导弹旅。航空兵师为多机种混编，下辖数个飞行联队(旅级)和飞行大队(团级)装备各类固定翼飞机约一百七十架(另拥有一定数量的无人机)。

(二)、航天兵以总装备部所属航天系统与二炮和空军相关部队合并改编而成。作为—个相对独立的兵种，设空军航天兵司令部(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主要担负军事航天和太空防御(反导弹、反卫星)任务。该兵种员额约为五万人。空军第一副参谋长兼任该兵种司令员。空军航空部队军官的军衔，师长为少将、联队长为上校、大队长为中校、中队长为少校、飞行员为中尉~上尉~少校。

四、关于国民警卫队的编制

中国国民警卫队是国家拥有的正规化现役准军事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守护边境、警卫国家重要目标和军事设施、处置突发事件、打击恐怖主义、抢险救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同时作为陸、海、空三军重要的辅助和后备力量，可为陆、海、空军提供各种勤务支援，战时协同陸海空军作战，亦可成建制转入陸海空军。该军种(找不到确切的定义词，姑且称之为军种)是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为基础，整合解放军相关部队改编而成。

(—)、将列入武警序列的公安边防部队(边防检查站和边防派出所除外)与解放军边海防部队(如要塞区、水警区所属部队和沿边沿海省军区所属的边海防部队)合并改编为中国国民警卫队边防部队，员额为二十一万人(另辅以相当数量的半专职化的边防民兵)，设相对独立的边防部队司令部(国民警卫队第一副参谋长兼任该部队司令员)，统—管理全国边海防事务，下辖十一个边防支队，布署在沿边沿海地区(不对应省级行政区划)。撤销内陆省份的武警公安边防总队(全国各地的武警公安边防检查站和武警公安派出所取消兵役制，改称出入境检查站和边境管理派出所，作为地方公安机关的一部分，其人员身份改为公务员编制的职业警察)。

(二)、将武警各省总队，各机动师与解放军担负独立机动作战任务(即不属于十八个集团军的合成师、旅)和大城市及重点军事目标卫戍警备任务(如北京卫戍区，上海广州等城市警备区，香港澳门驻军)的部队合并改编成国民警卫队内卫部队。其地方警备部队按省级行政区划(包括港澳地区)设支队;其机动部队按战区部署，每个战区配置一个支队。内卫部队各省级支队下辖一个航空大队(主要用于搜索救援、兵力和物资投送)、数个警备大队(各大队均为团级建制，辖数个营级中队和连级分队)和一个机动联队(旅级建制，辖若干营级中队和连级分队)，其兵力部署不对应市县行政区划，在全省范围内统—配置。机动部队各支队主要担负跨区域反恐处突任务，装备一定数量的重型武器，其实力大致相当于陆军摩托化步兵师，战时可直接投入机动作战。

(三)、将警卫中央首脑机关的任务由解放军移交给国民警卫队，解放军序列的中央警卫局(总参警卫局)及其所属部队转隶国民警卫队(列入武警序列的公安警卫部队取消兵役制，作为公安机关的一部分，其人员身份改为公务员编制的职业警察)。

(四)、将武警水电、交通部队与解放军海军、空军和二炮所属的工程建筑部队合并改编为国民警卫队工程部队，辖四个支队(原则上每个战区配置一个支队)，其主要任务是国防和军事工程建设(战备公路、桥梁，军港、机场、导弹洞库和发射阵地等)和抢险救灾(列为国家灾害应急救援专业骨干力量)，战时为陆、海、空军提供作战工程保障支援(武警黄金部队集体转业移交国土资源部;列入武警序列的公安消防部队取消兵役制，其主体灭火队伍脱离公安系统，人员身份改为事业编制的专职消防员，其防火监督执法职能移交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武警森林部队取消兵役制，并入地方消防系统)。

(五)、国民警卫队各支队均为师级建制，员额约为一万七千人。其军官和士官的职务与军衔的设置与陆军基本相同。

五关于军队非作战体系的改革

(一)撤销军队各级专业文工团、体工队、出版社、电影制片厂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等文体机构。各军种只设一专业的军乐团(主要承担礼仪任务，实行士官制)和一个半专业化的合唱团即可，基层部队可以组织官兵业余演出队。另外，国家从政策层面上建立地方文艺团体为军队服务的机制。

(二)将干休所、疗养院全部移交地方，部队营区后勤保障实现社会化。军方可通过经济合同的方式向地方购买相关服务。

(三)大力精简机关、学校、医院、研究所、报利杂志社等非作战机构。将后勤部门与装备部门合并，师以下单位不设机关(政治部门和后勤部门从属于司令部，亦不单独设置机关);将二军大等医科院校和大部分医院移交地方(保留各军种总医院兼军医学院)，将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军事科学院、军事博物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及总部和军兵种所属的装备研究院、工程设计院等科技和学术研究机构划归国防行政系统，全员文职化，不列入军队编制(国防大学仍然承担培训军队高级干部的任务);撤销解放军外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军事经济学院和各政治学院等文科院校，合并指挥院校和工程技术院校。撤并后，军队各类学校保留三十所(不含军医学院)即可(如陆军设士官学院、军官学院、参谋和指挥学院、后勤学院、工程技术学院、军械装备学院和战略炮兵学院等七所学校)，均为师级。

(四)、撤销军队派驻地方的各类军事代表机构(军代局、军代处、军代室、后备军官选培办等)，相关职能由国防行政部门承担。总后青藏兵站部、川藏兵站部退出军队序列，归属国防行政系统，分别改称青藏兵站管理局和川藏兵站管理局。

(五)、全面改革军事司法体制。以战区为单位，设置两级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和军事保卫机关，对辖区内发生的相关案件不分军兵种，统一行使侦查权和司法权。战区内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和军事保卫机关(军事保卫局和军事保卫分局)各设三所即可，人员均

(六)、军队文职人员通常配属于医院、学校、报刊社等非作战单位和部队师以上机关，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及其他辅助性工作，原则上由现役军人改任，不直接从地方招收(如特殊需要从地方直接招收，必须先到基层连队服完两年义务兵役)，其着装样式另外设计，明显区别于现役军人(外出执行任务时可着部队作训服)。

(七)、国防行政系统在地方普遍设立军事训练中心，主要用于当地民兵训练。应征入伍的新兵在补入部队之前，必须先在当地的军事训练中心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基础训训练，经考核合格者方能取得军籍，正式服役。

第二篇：中国财税体制改革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2009-10-22 02:09:26)

标签：杂谈财政就是一种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我国这样一个财政分配体系大致的演变轨迹是在建国之前，革命根据地就有我们财政，从适应战时要求供给型的财政，在建国之后一五时期转入生产建设的财政，改革开放以后在八十年代中央书记处提出财政转型的问题，当时提到概念转为经营管理型财政，意图非常积极的，希望财政能够摆脱传统体制下简单给计划部门做出纳的角色，而正面的发挥自己的分配功能，做好统筹协调的管理。在八十年代这样具体的要求在工作里面如何处理好并没有得到比较现实的解决方案，到了九十年代提出了振兴财政，是针对着财政方面积累的大量矛盾和问题，以及财政年年赤字的困难，一直到1998年在整个财政转型的方面，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要建立公共财政框架，这跟市场经济新体制是相配套的财政转型基本导向和大思路。

财政在传统体制下六十年代后稳定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安排。改革开放以后，在推动了农村区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和沿海特区进行政策倾斜的实验同时，自上而下的宏观层面的改革要提到就是实行分灶吃饭，当时国民经济不可能进行停车检修大爆炸式的改革办法，只能从分配角度实行分权，中央向地方放权拉开一个后续一系列改革可能去探索，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空间，分灶吃饭在运行十几年以后，个人形式的包干制不能适应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的要求，替代的思路就是在1994年实行的财税配套改革，走上了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中国税制从改革开放之后，从改革开放前分化改革，到多层次复合税。

中央和省以下分税制有四级，不仅欠发达地区，即使发达地区也很难形成税基的制度安排相对清晰的情况。一般演变成一地一率，讨价还价，复杂易变，五花八门的分层制包干制，越到基层越倾向包干制办法处理体制问题。在1994年以后省以下分税分级不能到位的情况下，县乡两级财政困难越来越引起各方面关注，基层财政的困难是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间，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在理财系统里面特定环节上集中反映。分税制是增强事权财权的呼应性，处理政府企业，中央和地方两大基本关系，但是省一下没有取得分税制的进展，造成基层任何一件事情做不到位都可能一票否决，而财权重心是上移的，中央要提高比重是有它的道理，省和市在地方地方高端也是提高手中财权，自然而然，县乡两级所掌握的财力在整个财力的份额越来越降低的，这样出现了事权和财权不相适应的困难，但是就事论事的说环节财政困难，现在看来没有出路，不可能简单的在转移支付方面增加一些力度，在管理方面提高水平，就可以使县乡财政办法解决，治标的办法前几年一直在采用，但是更重要寻求一个治本之路，研究上提出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要顺应市场经济进一步的完善，在中国把财政层级扁平化，省以下四个层级能不能通过乡财县管，和省管县的改革试验，实行扁平化与实制性分税的前景。从原来没有出路可能转为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这样扁平化实验地方上有很多令人鼓舞的进展，比如乡财县管，这在安徽农村税费改革最早起动的省份，以后根据实际情况，在全省推行乡财县管，这实际的逻辑就不再把乡镇作为财政的实体层级建设，而把乡镇财政看成县管的下级单位。另外省管县，浙江有很多省管县的经验。我们得到的信息，比如湖北于振生同志在那有高度的改革思路，被称为湖北新政，他是在乡财县管，省管县两个层面同时推行，现在湖北除了武汉郊区和恩施自治州特殊，其他都按两个层级来搭建财政体制，探索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

第三篇：中国司法体制改革

中国司法改革的主导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 提高司法机构“公共产品”的出产能力和效益, 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地保护社会主体的正当权利, 创造、完善并维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法律秩序。与此相适应, 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内容在于重新配置并合理界定各种权力关系。由于中国司法改革受诸种条件约束, 因而改革具有复杂性, 必须进行整体设计、“由上而下”全面推行。

世纪末, 司法改革作为一项政治决策在中国共产党文献中正式提出。由此, 司法改 革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又一个热点。

中国现行司法体制下司法机构运作的全部资源, 即人、财、物, 基本来自于司法体制以外。司法自身创造的唯一资源———诉讼费收入在制度上也不能(或不应)由司法机构自由支配。更主要的问题是, 外部资源的供给, 既不充分, 也不稳定。包括司法职位任免在内的外部资源供给的实际状态, 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同级其他权力机构所能够提供的实际条件以及司法机构与同级其他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磋商。司法机构过度依赖外部资源供给, 自洽机制不能形成, 这是当前司法机构抱怨最多的现实。

简略地说, 中国司法改革的主导任务在于:通过制度创新, 消除或减缓司法所面临的现实矛盾, 提高司法机构“公共产品”的产出能力和产出效益, 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地保护社会主体的正当权利, 创造、完善并维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法律秩序。这种表达或认识, 与以制度创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丰富社会主体物质生活为主导任务的经济体制改革颇为契合。

我认为, 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略为:围绕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保护社会成员 正当权利的要求, 合理界定司法机构与其他相关主体的权力范围及相互关系, 逐步形成现代化的、且富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这一内容的关键是重新配置司法以及与司法相关的各主体的权力。作出这种概括的理由是:(1)司法体制的核心是司法机构与其他相关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恰当界定这种权力关系是创设合理的司法体制的关键所在。(2)根据法治国家政治建构的要求, 中国社会中现实权力结构关系整体上面临着进一步的调整。在这种调整中, 司法在政治建构中的定位具有基础性意义;而司法的定位正体现于界定司法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3)中国司法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至少是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都同司法与其他主体权力边界不清, 或权力关系不合理相关。重新合理配置权力是解决中国司法现实矛盾和主要问题的根本出路。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常常把司法描绘成不受政党任何影响的领域。然而事实上, 即便在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中,政党对司法的影响也是深刻的。美国法官的任命通常都带有一定的党派背景。据统计, 从克利夫兰到卡特共17位总统中, 有13 位总统任命本党成员为联邦法官, 本党成员的法官占他们任命的联邦法官总数的90 %以上, 其余4 位所任命的本党成员占任命总数的80 %以上。在依照选举程序而选举法官的情况下, 法官的产生仍然有深刻的党派背景。美国学者曾揭露道:在“ 党派选举” 的州,“ 法官是作为一个政党的成员或候选人而选出的”;在“ 非党派选举” 的州,“ 不管选举过程和政治如何, 法官仍然可以带着一个政党所主张的社会准则来到司法机构”。不仅如此, 控制或制约司法机构往往正是美国两党激烈竞争的目标。参见陈其人等:《美国两党制剖析》, 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 第57 页。

1.司法与执政党的权力关系

司法与执政党关系的总体原则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两者关系的实质是执政党在中国社会不容置疑、不容更易的领导核心地位(这是被普遍认同的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经验)与理想化的法治国家中法律至上地位的相容性、协调性问题。在总的原则上, 司法与执政党的关系是明确的。“依法治国”被确定为执政党的基本方针, 这不仅是执政党对全体人民的社会理想的一种尊重, 而且也是执政党在处置司法关系上所作出的一种政治承诺。但是,在具体运作层面上仍然需要讨论和解决一系列问题:(1)执政党如何在实施其政治领导过程中维护司法的应有权威, 尊重司法自身的运作规律。(2)司法在具体实践中如何通过法律技术手段(尤其是不损伤法律基本原则)贯彻执政党对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 体现执政党对社会过程 的控制与领导的愿望。(3)执政党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对司法实施组织化的、制度化的、常规性的领导。(4)在执政党的总体方针、政策体现于各级党组织、以及党的领导干部所实施的具体行为的情况下, 司法如何既能做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同时又能辨识进而排拒个别党组织、特别是个别党的领导干部对司法行为的不当干预。相关制度设计的重心似应集中于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 建立和巩固向司法机构灌输执政党的方针政策,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司法渗透和影响的常规渠道;另一方面, 为司法机构排拒个别党组织、特别是个别党的领导干部的不当干预, 维护法律基本原则(包括程序上的规则)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2.司法与立法机构(包括各级人大)的权力关系

立法机构(包括各级人大, 下同)是司法机构外部联系最为密切的主体, 相互间权力关系的 内容也最为丰富, 因而在司法改革中, 司法与立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也最值得审视。调整、完善或重构两者之间权力关系所涉及的问题包括:(1)立法权是否由人大独享, 司法机构(特别 是最高审判机构)在一定范围内的立法权应否被承认。这一问题具体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司 法解释与立法及立法解释的各自范围及地位如何界定;二是司法判例可否作为法律渊源之一。(2)中国应否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亦即司法(当然仅指特别司法审判机构)能否获得评价某些立法合宪性的权力。(3)现行司法人员的任免制度是否需要完善。更进一步说, 司法机构自身任免司法人员的权限可否相对扩大;而应由人大任免的, 在方式上(如人大任免同级司法机构人员)是否应作一定改进。(4)如何改善人大对司法机构的监督;人大对个案监督是否正当和必要;如果个案监督正当和必要, 个案监督的范围、方式以及程序应如何设定。

3.司法与政府的权力关系

在现行体制下, 司法与政府的权力关系集中体现在三个不同层面:一是在一定范围内, 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受制于司法评价。二是司法机构的物质资源来自于同级政府;政府的财政状况以及对司法机构的态度决定着同级司法机构物质供给的丰寡。三是司法是政府实现其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或重要手段, 尽管从理论上说政府不能直接支配司法行为。

4.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

中国现行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根据“相互独立、互相制约、互相配合”这一富有理想 化色彩的原则而设定和构造的。不仅如此, 意识形态或主导政治理念还赋予每一司法机构某 种特别的优势;同时, 每一司法机构也在不断张扬和强调这种优势以谋求社会对自身的重视, 特别是谋求在司法机构之间权力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在此境况下, 体现司法机构权力关系的 具体制度, 往往只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理念的一种演绎, 而无论“独立” , 还是“制约” , 抑或“配合” , 尤其是“独立”、“制约”以及“配合”三者之间的协调都未能很好地得到展示。纯粹从司法技术角度看, 现行司法机构权力配置中的突出矛盾集中在检察机关的权力界 定上。具体说, 检察机关集部分侦查以及控诉和法律监督权力为一体, 这一格局事实上已经瓦解了相互独立、相互制约以及相互配合原则所要求的平衡。

5.各司法机构内部的权力关系

司法机构内部权力关系涉及两个基本方面:其一, 各级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其二, 在各司法机构内部, 不同职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由于司法机构内部权力调整的制度性障碍较少, 因而当前司法改革的实际措施主要集中于这一方面。我们注意到, 在司法机构内部权力的调整过程中, 较为明确的取向是权力下放, 亦即上级司法机构将部分权力下放给下级司法机构(包括权力行使的部分范围划给下级);〔11〕在司法机构中, 上一职级将部分权力下放给下一职级。〔12〕这一取向形成的主要理由和原因是:(1)司法行为的层次较多, 会影响司法机构的整体效率;(2)社会各方面对司法行为受到的上级干预过多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3)下放权力有助于明确和落实司法机构的内部责任;(4)法治国家的普遍实践是突出司法机构成员在作出司法行为时的作用。

早在1997 年1 月29 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的讲话中就提到司法腐败的问题, 并作出“ 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 是最大的腐败” 的论断。但真正将司法改革提上日程的, 是江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上的报告。此后, 关于司法腐败、司法改革的话语经常出现在官方文件和各级领导的讲话中。

(1)司法权行使的地方化。从1954 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制定开始, 我国建立了以行政区划为依据, 司法已与行政辖区相重合的法院组织体系。各级法院不仅被冠以“ ……省高级人民法院”、“ ……区中级人民法院”、“ ……县基层人民法院”的头衔, 而且由于法院 的人事任免、经费开支均掌握在地方党政机关手中, 地方法院实际上也受制于地方政府。这已经潜伏了司法权地方化的制度根源, 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由于全国经济一盘棋和地方利益的相对淡化, 司法机构的地方化设置只是“虚假的地方化” , 不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 国家在财政制度上实行分税制后, 在中央与地方利益分化的形势下, 司法机构设置上的地方化变成了真正的地方化, 而中央的集权和统一化成为虚假的②。由此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 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2)上下级法院关系的行政化。

前文已提到,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 上下级法院之间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确定本身即不合理———因为上诉、再审程序已为上级法院的监督提供了合法渠道, 再明文规定这种监督关系, 纯属多余。司法实践中, 这种监督还包括案件请示之类的非程序性监督③ , 就更有违法官独立的要求了。这实际上是把上下级法院的关系等同于不同级别行政机关的关系加以处理了。其根源一方面在于我国缺乏司法独立的传统, 司法部门习惯于用行政化的方式思考和处理问题;另一方面, 也与现行法院组织制度过分强调法院和法官的行政等级不无关系。

(3)法院内部关系的官僚化。

在我国法院的审判活动中, 民主集中制是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法院内部严密的级别划分的依托下, 导致了法院内部在司法决策上的严重官僚化。虽然名义上是民主决策, 但在过分强调级别的氛围下, 不同行政级别的法官———从院长到普通审判员, 其决策权并不是同等份量的。这种官僚化的决策模式对司法活动的弊害极其明显。首先, 集体决策本身即不符合司法活动的性质, 既不必然导致公正, 更是绝对的不效率。其次, 这种模式下, 决策权的分配极不科学。一方面, 法官级别的高低并不能反映其判案水平的高低———事实上, 我国的法院院长经常是从其他部门调来的①;另一方面, 由于工作重心的不同, 行政级别高的法官通常承担较多的行政事务, 因此相对地疏远一般司法活动, 对其所要参与决策的案件也常常知之甚少。但在具体案件中,恰恰是这些在“能力”和“信息”两方面都处于劣势的法官行使着更多的决策权。这种决策模式是反理性的。当然, 这种体制的形成是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的。在建国初期, 尤其是1952 年“司法改革”运动中旧的司法人员被彻底清除后, 新中国的司法制度实际上已很难找到专业法律人才的支持。这时, 以集体决策代替个人独立判案, 尚不失为一种减少错案的途径。另外, 当时的社会关系简单、法律也很粗略, 一般来说, 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一定的社会阅历、处事经验已足以应付审判活动的需要。在这方面, 较高的行政级别恰恰是“比较出色”的标志, 因此, 由较高级别的司法官员“ 领导”司法活动,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可以说, 司法决策中的官僚化是我国大众化法官与法院内部的行政化管理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我们前文所阐明的, 由于其赖以建立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 这种模式本身也必然成为变革的对象。

一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

第四篇：中国军事博物馆考察报告

博物馆考察报告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2011年9月22日，班级组织我们全班同学一起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进行参观。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坐落于北京天安门西面的长安街延长线上，建于1959年，是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正门上方“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匾额是毛泽东主席亲笔书写，主楼前有宽阔的广场，两侧的苍松翠柏四季常青。它的建筑风格极具当时的特征，建筑造型更是突显出了军队特有的气势，是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的交融。它的总体设计上采用的是传统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左右建筑高低错落，组成了一座端庄稳重的建筑群体，再加上加上超宏大的建筑体量，整个建筑气势雄伟，巍峨壮观，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气势。

阳光顺着高大拱顶两侧的大型窗户照射进来，使得整个陈列大厅显得极为明亮，也有一种肃静之感。大厅中间陈列的是一颗弹头直指天空的导弹，而其他的飞机坦克等以它为中心，整齐的排列在四周，这样的陈列不仅能突出导弹的威力，更能衬托出整个陈列大厅的高大宽敞，使人眼前一亮。

连接各楼层的楼梯也与其它地方的楼梯有些不同。军博的楼梯十分宽大、简洁，用并不是反光很强的大理石，而是用一种更朴质、接近于天然石头的大理石铺垫而成，楼梯两侧的扶手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修饰，给人一种如同建筑物外部一样的坚挺、端庄、稳重的气势。

二楼的大厅中心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周围是一些简洁大方精美的花纹，大厅四周的柱子、围墙上也有相似的纹样进行呼应，在大气

中又透着精巧。

二楼展厅中还有许多雕塑都是一些能代表中国历史上重要战争的历史人物雕塑，如秦始皇、孙武、孙中山、毛泽东等等。这些伟人

雕像不但雕刻得栩栩如生，更因为有很大的体量而显得气势威严，给

人以不怒自威的感觉。而在其中展示的武器中也不难看出上面有许多

带有工艺性的传统文饰，颇有种铁血柔情之感。在一楼的展览厅在还有“赵进武军事医学科技英才人物水彩画

展”的展览，在这里我不仅观赏到了许多优秀的水彩画，更了解了许

多我祖国事业奋斗的各方面人才，使我收获良多。

第五篇：中国军事博物馆导游词

军事博物馆简介

在北京天安门西面的长安街延长线上，风光秀美的玉渊潭南畔，矗立着一座金碧辉煌、气势巍峨的高大建筑，这就是闻名海内外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它筹建于1958年，是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设之一。1959年3月12日，经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以下简称军事博物馆）。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馆名，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多次审查展览内容，10月1日开始内部预展，1960年“八一”建军节正式对外开放。

军事博物馆是中国惟一的大型综合性军事历史博物馆，占地面积8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6万多平方米，陈列面积4万多平方米。主楼高94.7米，中央7层，两侧4层。大楼顶端的圆塔，托举着直径6米的镀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军徽，它凌空高耸，金光闪闪。高达4.9米的铜门，是用福建前线参战部队送来的炮弹壳熔铸而成的。正门上方悬挂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金字铜底巨匾。大门两侧竖立着陆海空三军战士和男女民兵两组英姿勃勃的汉白玉石雕。全馆有22个陈列厅、2个陈列广场。陈列厅高大、宽敞、明亮。沿所有展览场地绕行一周，长达12公里，就其规模而言，为国内外少有。伴随着国家改革和建设的脚步，在它的周围，建立起了中华世纪坛、中央电视台和西客站，把它衬托得更加雄伟壮丽。

军事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分为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基本陈列现有土地革命战争馆、抗日战争馆、全国解放战争馆、抗美援朝战争馆、古代战争馆、近代战争馆、兵器馆、礼品馆等。

土地革命战争馆，位于展览大楼东一楼，主要陈列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黑暗统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陈列中突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确立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原则，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开展革命战争和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重要历史内容。

抗日战争馆，位于展览大楼东二楼，主要陈列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并组织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陈列中重点展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全国解放战争馆，位于展览大楼东二楼，主要展示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支援下，经过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等4个阶段的艰苦作战，消灭国民党800万军队，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历史。

抗美援朝战争馆，位于展览大楼东三楼，主要展示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响应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高举和平与正义的旗帜，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一道抗击美国侵略者，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艰苦斗争，终于以劣势装备打败了现代化装备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历史。

古代战争馆，位于展览大楼西三楼，主要展示上自原始社会末期、下迄1840年的中国古代战争历史。陈列内容以战争史为主线，同时融兵器、军制、军事人物、军事思想，以及一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于一体，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历代的主要战役和军事成就。

近代战争馆，位于展览大楼西四楼，主要展示1840－1919年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压迫的武装斗争史，陈列内容中还介绍了近代著名军事人物，近代军事工业和筹建近代海军、清末军制改革等内容。

兵器馆，位于展览大楼北侧和东西兵器广场，主要陈列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和建国后海防、边防、空防斗争中曾经使用和缴获的，以及中国自行研制的部分武器。陈列的兵器分为轻武器、火炮、装甲车辆、导弹、舰艇。飞机等6个部分。

礼品馆，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外交往友谊馆，设在展览大楼四层中厅。该馆主要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对外交往中接受的具有代表性的500余件礼品。这些礼品来自五大洲近百个国家，是从数千件礼品中遴选出来的。这些各具匠心的精美礼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外军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它从不同视角反映了各个国家的民族风情、工艺美术风格和军事文化特点。

军事博物馆在搞好基本陈列的同时，根据党、国家和军队的中心任务，还适时举办一些纪念性的、专题性的临时展览。10年来，先后举办的大型展览有：“利国、利军、利民之举－－全国军地两用人才成果展览”、“毛泽东光辉军事业绩－－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展览”、“雷锋精神谱新歌－－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雷锋题词30周年展览”、“中华民族的胜利－－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展览”、“长征·丰碑永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展览”、“新时期军队建设成就－－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展览”、“新时期英雄战士李向群事迹展览”、“建国50周年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览”。1997年7月和2000年7月，军事博物馆还应邀赴俄罗斯、罗马尼亚分别举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程”展览。

与此同时，军事博物馆还提供场地，抓住“热点”，与地方先后联合举办了“长江三峡工程展览”、“惩治贪污受贿犯罪展览”、“'严打'斗争纪实展览”、“全国海关反走私展览”、“全国禁毒展览”、“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展览”等大型临时展览。

40多年来，军事博物馆共接待国内外观众5000多万人次。近几年，观众逐年增加，2001年观众达到近200万人次。军事博物馆被国家教委、总政治部等六部委命名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中宣部命名为“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被北京市评为青少年教育基地先进单位。军事博物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国防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

军事博物馆在文物收藏、学术研究、陈列展览的实践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承担并完成了国家和全军“八五”、“九五”、“十五”重要科研课题，撰写和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获得了国家和军队优秀科研成果奖；创作和发表了一些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艺术作品。军事博物馆已成为当今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博物馆，并跻身于世界十大军事博物馆的行列。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军事博物馆正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改革创新，与时俱进，进一步调整充实陈列内容，强化现代化展示手段，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出精品，出人才，为建设一流博物馆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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