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金岭：典型报道方法论

第一篇：孙金岭：典型报道方法论

2009年度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新闻业务培训班讲义

做好典型报道的方法论

中央电视台评论部制片人孙金岭

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上午大庆主任跟大家做了一番交流，大庆主任是中央电视台我所在的新闻中心，号称皇家摄影队的队长，所以他报道的东西都是老百姓极其关注的，和中央领导极其密切，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些东西。作为我来自评论部的一员同仁，跟他的思路可能不太一样，在这个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叫上得去，下得来。上得去是能上新闻联播，就是大庆新闻联播。下得来是要从焦点访谈往下，就属于我这。本来按照我所策划，讲讲舆论监督更适合于大家，但是很不幸的是，今天的焦点访谈也开始休养生息，马放南山。很多兄弟姐妹在抓紧时间为人妻为人父的同时，不得不开始做正面报道，成为了我们一个要面对的工作。我跟我的同事们说，这就是工作，工作意味着工资，工资意味着生命。所以必须转向。所以回头想想，虽然对于焦点访谈栏目的兄弟姐妹的来讲，这个转向很痛苦，但是对众多的新闻同行来讲，正面报道又是我们的题中应有之义。最难的不是舆论监督，荒唐的东西都有一个离奇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故事讲清楚了，观众就会给我们掌声，这个东西也会往正义的方面延伸。但是，正面报道做不好，人们会骂咱们，太难做了。我们面对的工作不仅仅是舆论监督，更多的是正面报道。之前朱镕基时代，新闻调查也好，焦点访谈也好，舆论监督的比例大致在45%，硬性的舆论监督在20%左右，之所以把它涵盖在45%左右，是把一些软监督也糅进来，今天焦点访谈一周有一期已经是烧高香了，另外六期要做什么这是要关心的问题，对于我们每个单位来说很重要。我们不是说舆论监督不重要，我们也不认为正面报道不需要高度重视，而是说面对这样的现实的时候，我们要做好这个工作。所以在新闻评论部，现在叫做新闻专题部。所以大家都向这方面发展，只是遗憾的是，发展到今天，我们没有看到很多优秀的，让老百姓能记住的。而今天的记忆停留在那个时代，是当年的那些精彩的片段。正因为如此，更值得我们去反思、去提高，去找出我们许多的不足，去加以改进。因为只有两条腿走路，这个栏目、这个人才能走得更远，单腿英雄已不适合这个时代，所以今天要把最难的话题抛出来跟大家一起交流，不知道大家是否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如果感兴趣给一些掌声。

这不是要掌声，因为我知道说到这儿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很沉重，我跟大家一样也是新闻工作者之一，感同身受，任何一个栏目在这个时候不是说该不该做正面报道的问题，而需要考虑的是这个栏目的定位是什么，特点是什么，我们的正面报道一直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正面报道如何做，我相信大家在新闻专业里可以开一门课，从年初讲到年末，未必讲得完。所以今天的两个小时也未必能讲好，我只想结合一下我的工作，给大家讲一下我自己摸索的东西。既然要讲，也要装模装样地弄一些材料，光口头讲好像显得没文化。作为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面报道在唱响主旋律，积极引领健康的主流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都是字面的意思，作为党和国家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无论是联播也好，访谈也好，还有我们的省台东南卫视等等，大家都知道它的作用很大。我们会想，正面报道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我把它概括为四大内容：一个就是重大成就宣传。对重大成就宣传不难理解，像邹主任做的海西之路专题片12集，这些都属于重大的成就报道，还有重大典型宣传，这个大家就更加清楚，像任长霞，牛玉儒等等，还有一条就是重心工作宣传，为什么把它单独列出来呢，每一任的领导都在其任上有重心工作，要配合他的重心工作，一定要从正面的角度去报道，它属于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范畴。还有一个叫重点自选题材，尽管在这方面给我们电视人自己运作的空间很好，但是不可否认，我们自己也有义务和能力去做这样的选题，这些选题未必是来自中宣部、来自省委宣传部、来自台长那儿，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采访中发现的，给我们感动的，让我们热泪盈眶的内容。所以这些内容都很宽泛。所谓的典型，很显然三岁孩子都会说，就是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为什么要重点说一下它？因为从建国到今天，中国的新闻宣传一直伴随着典型人物的宣传在前行，我们大家都能记得起焦裕禄，也记得起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也能偶尔记得起今天的任长霞，牛玉儒。在2006年的时候，这一年对中国来讲没有太多的大事，中宣部向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各类宣传人物达17个，但是能记住的微乎其微，我印象中有一个好像叫马国光的。我自己都记不清楚。在一年当中，要记住国家的事啊，要记住重要的领导人，要记住外国的大事，还要记住这17个人，确实挺难为观众的。这就是我们的现实，而且一个典型的树立，一定是一个行业的标杆，一个行业的旗帜，一个领域的模范，一种思想的代表。那17个人不知道代表多少种思想，中国的新闻界对于宣传典型既熟悉又陌生，既老练也幼稚，所以到今天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来反思一下、总结一下，我们就想一想还是从最基本的概念说起。

什么是所谓的典型？我认为这种所谓的典型就表现在思想和行为，忠诚体现党的根本意识，全面反映人民的心愿，真实地展示着时代的风范，正确弘扬着社会的正气，用一句马克思主义朴素的话，就是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对于新闻媒体来讲，进行典型宣传，观众认知的公信力之高低直接决定着宣传效果的大小，至于艺术的创造在其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座的诸位广电系统的同行，也有电台，三个代表宣传的时候，推出福建省的一个典型，叫谷文昌，17年前他带领群众义务在沙滩上植树，造福一方。我们宣传的是三个代表思想，而这位书记已于三个代表提出之前早在16年的时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把他拿出来往三个代表身上靠，他太有才了。当时的记者绞尽脑汁把这位典型做成三个代表的宣传对象，大家想这样的宣传公信力在哪里，16年前他就知道三个代表？难道7600万共产党员三个代表的思想要用一个死去的人来阐释吗？当时我在审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不是记住他是践行三个代表的实践者，而是他是一位离我们远去的植树造林模范。这一点我感触很深，但是公信力不行，艺术就显得苍白无力，所以公信力表现在这么一个方面，现在的情况差强人意，老百姓也不信了，一方面也费力不讨好，既没有达到听众、观众的要求，也没有达到新闻工作者自己的认同，传播者和受众者都不满意，我相信官员就更不满意了。我们记得有一次中宣部推出一个劳模，组织中央的主流媒体打战役，各媒体都选择精兵猛将，集中采访，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一位记者也跟着这支庞大的正规军走了一圈，之后，正义的良知促使这位记者提交了一篇内参，告诉有关部门此君有可能不是典型，有可能是腐败。就在全国准备大肆宣传的时候，挽救了一次媒体的公信力。每次的正面选题报道比舆论监督报道花钱多得多，只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的记者去做舆论监督，自己打车，自己穿上胶鞋去农村，但是做一个正面的选题，天上掉了一个林妹妹，地方政府的接待海了去了，甚至这个正面选题都是正点播出，正时段播出，还有收入。记者去采访回来的时候还给一点土特产。所以可想而知这个成本有多大，那效果肯定是花钱买罪受，所以这两方面是公信力奇差的最主要典型。

正因为如此，我自己感觉典型宣传对公信力是致命的杀手，这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高度重视的东西，怎么去做好呢？课本上讲了很多，我结合我这几年做策划，尤其是做正面选题报道，都把我做得快吐了。我记得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为党的十六大提前进行理论铺垫，这个讲话将是党的十六大的中心思想，所以接到通知，从7月1日，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建党80周年讲话时候，焦点访谈要做24期讲话的节目稿，平均一天一期，所以我那时候在新闻调查做策划，我做得挺得意的，但是这意外的事件就把我调到了焦点访谈了，因为焦点访谈的那班同志都是散兵，做正面的报道很棘手。所以就先选题，再让记者去拍，做到了最后连托都找不着了。所以像这样没有公信力的东西，使焦点访谈每天16%的收视率，直接跌倒了7%、8%。我相信观众对这样的宣传很反感。官员来说，谁不希望自己的精神最广泛得到传达，可那只有7%的收视率，跟平时报道一个贪官20%的收视率，肯定是你不尽心了。所以公信力就成为我们的致命弱点，怎么做好？结合我的痛苦经历，也观摩了很多正面典型的片子，也做过一些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的评选，有三个方面可以跟大家一起沟通。

第一个，做好典型宣传报道首先要摆正发言人和代言人的关系。发言人就是要主动发声的，是抢话语权的一种行为，代言人是辩解的行为，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因为代言总不如发言那么痛苦。但是反过头来讲，典型人物一定是社会的优秀成员，党的优秀分子，典型事件也一定是社会的正面浓缩，也一定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所以典型人物也有两面性，一方面就带有人民群众的普遍观点和社会的普遍特点。这两个方面是构成典型人物的两个方面，我们之所以说代言人和发言人，其实说的是我们的两种责任，是我们新闻媒体的两种特性，发言人和代言人的媒体特性，跟先进人物的社会属性和普遍观点其实是吻合的，但是宣传的效果却很差。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宣传报道中，没有摆正发言人和代言人。这种东西大家自然会想到，我们发言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代言的东西太少。2002年的时候，广电总局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征文比赛，新闻中心就找托来参加，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没想到获得了二等奖，别人获一等奖的文章没反应，我这文章遭到一个老同志的批驳。我说人民性和党性可以统一起来，这老同志不干了，说这思想有点反动，党性一定要高于人民性，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高度集中，最精华的部分，两者不能划等号。台里很重视，让我写个总结，后来我说我也没有划等号，我说的是二者辩证统一啊，但这种思想就是反映了我们凸显了发言人的地位而忽略了代言人的地位。就像党员一样，不能混同于一般的人民群众。同样党性就是党性，但是同志们，最简单的理论基础我们都知道，党性、人民性说白了，就是马克思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特殊性来自于普遍性，普遍性是特殊性的基础，同样，党性来自于人民性，人民是党性的基础，这没有错。所以一个典型人物抓住这两条，就是他的特点，典型人物典型在哪里，一定是不能混同于人民群众，这就是他的典型性。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他一定来自于人民群众。我们之前有一个不正常的倾向，就是所谓的假大空、拔高，都是凸显了它的特殊性，而没有注重它的普遍性，我们做的同时也一直在强化自己的发言，要把这个人物推出去，并没有想到，要推这个人物，要起码实现我自己什么样的人生追求，然后再谈论是否能为这个社会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标杆，什么样的力量。很显然，发言就是要体现典型人物的言行，就不能拔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的人物，我们以前都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后来遭到了同行的批驳之后，后来又走了一种极端，就是代言过度，混同于太普通的人了，反而在思想上的闪光点没有显现出来。每一个同志拿到一个典型人物宣传的时候，我们大家避讳的是不要把他拔高，一定要弄真实，但是出来的更不真实，我特别佩服西方的媒体能把假的做成真的，而咱们却能把真的做成假的。这里面是有玄机的。举个例子，为什么感动中国里面的那些小人物并不很伟大，但是会触动心灵最柔软的部分，为什么？我就认为，对于典型人物来讲，在他身上体现了人民性，同时又体现出他有别于这个时代，同时也绝对是代表着这个时代最精华的部分。我们想想，感动中国到今年已经举办了6年了，6年来我们能记住的人不亚于电视剧中的人物，像为母捐肾田治国，还有像日本的律师为中国慰安妇打官司，那个人我们叫不上名字，但是知道在一衣带水的国度还有一盏良知的灯在那儿亮着。像田治国，母亲在病危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肾捐出来，无论他有多大的错误，人性的光芒永远可以胜过一切。所以我们在给感动中国写词的时候也好，策划的时候也好，我们的记者编导去采访的时候也好，都不是把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去对待，而是作为那一刹那中国人精神的层面来进行刻画。同样，也绝对不能把他做成太普通的人，因为人性在那一刹那在他身上焕发出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光辉。所以大家再看的时候，感动中国的代言和发言做到一定的统一，大家有这样的意识努力在这方面寻找一种平衡，所以这种发言和代言很难，字面的理解很容易，但是一个发言和一个代言，尽管都是动宾词组，但是意义不同，发言绝对是主动式，代言一定是被动式，所以这个时候代言远远难于发言。那怎么能够把握这里面的玄机，我们发现在做一个正面选题报道的时候，有四个的观点，一个就是中央精神，这是跑不掉的，任何一个典型给我们的时候，你必须想到这个，如果想不到这个你失去了方向。第二政府力量，谁交给我们做这个，它的目的是什么，你自己弄不清楚这一点，也等于缘木求鱼。还有一种就是百姓，我们常常忽略了百姓，不知道百姓在这个事件中起什么作用，他们想表达什么，我们常常忽略了这点。还有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就是媒体的力量，记得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只有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了观众，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连传播者都无法受感动，这个节目肯定不好看，但是感动了自己未必就一定会感动观众，这里媒体的立场就显得格外地重要，那么媒体的立场是什么？还是要回到新闻概念原始意义上来说，媒体的责任就是在社会船头眺望的前行者，做不到这点，你就没有能力看到脚下和前方随时出现的暗礁，自然也实现不了导航者的作用，所以媒体的立场很重要。

这四者怎么体现呢？大家都知道王志，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他很有个性，做了很多的报道，做了东方之子的报道，这个报道开始于非典的时候，王志采访王岐山那一期，这一期节目很完美把这四种观点结合起来。非典是我孙金岭这辈子见到的最恐怖，最重大突发事件。那时候的北京刹那间空旷无人，每个人生活在恐怖中，每天睡觉的时候，摸着自己的头颅37.5，啊，我完了。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我还活着。在北京人民医院我们久久不能忘却无数的千纸鹤在树上，这些千纸鹤更多的是磨难的象征。这样一种恐怖正因为有了那一次，所以去年的汶川大地震，我去了我的心态都没有那么恐怖了。大是大非面前，什么人最恐惧、最担心、最害怕，绝对不是官员，一定是生活最底层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处于一种盲目的恐惧感，对自己生命本能的保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志和王岐山的对话就成了一种标志性的东西。当年在北京，由于信息不流通，所谓大道不通，小道必畅。当时老百姓都在传北京有6000个非典病人。天啊，6000个非典病人，那以后还有多少呢？所以老百姓恐惧得一塌糊涂，官方的数字是三千多人，老百姓根本就不信，因为你之前信息不对称。在这期节目大家都有感觉，最精彩的就是王志问的为什么，说实话在中国的官员里像王岐山那样好口才真不多，面不改色心不跳，首先王志问，非典来了我们有没有信心？王岐山熟练的把中央精神倒背如流，王志问我们有什么措施吗？王岐山又把政府的措施倒背如流。这个老百姓也不信，剩下两个问题，百姓和媒体的立场怎么决定。说实在的，王志虽然嘴唇厚，但是脑子的思想也很厚，当时他就让他们栏目组的弟兄，主动跑到大街上，逮人问，你们现在最想要知道什么？不带话筒，因为北京的老百姓一看话筒，冠冕堂皇的话最会说了。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就是六千人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不是要在小汤山建六千个床位吗？如果是真的，那跟官方的三千人的数字是矛盾的，有矛盾老百姓会放大一百倍。但是那个时候王岐山掌握的真实数据真的是三千多，但是老百姓不信，因为之前一直隐瞒了这么多的消息，所以老百姓就是不信了。所以王志通过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在街头问到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手机这么畅通，2003年发短信还没有成风气，但是那时候的段子已经有风气了，通过段子大家了解了恐惧在哪里。在短信中表现了两个问题，一、他们恐惧的是什么？

二、什么时候能彻底找到传染源？在这之前媒体没有办法找到，连政府都避而不谈。大家都很恐惧，什么时候传到我头上啊，这是人的一种本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要让老百姓相信官员说的话是真的，其他的谎言就自然而然会消失，但是怎么让官员摆脱中国传统的官腔，说一句人话，这确实是很难。这里面表现了媒体的力量，在这场生死大搏斗面前，我们的记者都冲到病房不要命去拍，要为这个社会传达坚强的力量，要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所能，这是我们的立场，同时也要准确的、正确的、及时的把信息传达给百姓，让百姓有知情权。很多记者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王志做到了，就是抓住了小汤山的六千个床位，究竟是为已有病人打造的，还是为未来的病人准备的？王志无数次地问究竟传染了多少，回答是三千多。王志就绕过来问，既然是预知的病人，那预判的根据在哪里？王岐山又绕来绕去。但是王志不放弃，当时这个画面掐掉了，他掏出手机说我收到了一条短信，你收到了吗？王岐山动都不动说，你给我念一下。王志就不紧不慢地念了，王志念完了之后说，我面对这个短信的时候，无言以答，不知道你作为北京市的市长，也无动于衷吗？王岐山傻眼了，心里想，这哪里是采访啊，这完全是问责。所以王岐山一下子就上钩了，开始为自己辩白。他说是有微小的差距，但是这六千的病床是所有的专家预测的，顶多就是六千个。由于前面有回合，所以这期节目到这的时候自然水到渠成。那老百姓就松了一口气，准备了六千个人床位的意思就是顶多有六千个人传染，北京一千六百万的人口，顶多只有六千人被传染，那比中大奖还难。这基本上跟我没什么关系。在那样艰难的时候，没有给人彻底的信心，但是也没有消除人的信心。

所以这期节目之后，王志一炮走红，王志也由二流主持人上升到一流主持人。刚才的事例我们感觉到，王志采访王岐山是正面典型报道中比较成功的例子，王志巧妙地把典型二字突出来，把典型先当典型，所以王岐山在那个场合就是个典型，这个典型必然决定了他作为抗击非典的标志性人物典型地树立在那里。其次，再通过我们的采访，展示他人格的魅力，让中国的老百姓看到中国的官员在面对灾难的勇气和铿锵。所以在采访的时候，王志尽可能让王岐山的性格得到凸显，包括王岐山的手势都不剪切。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但是机会一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这次成功之后，我也跟王志交流过，王志在做面对面的时候，也做了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尤其是采访那些贪官。所以很多人找我，想在中央电视台露露脸，能不能上东方之子啊，我说行啊，上面对面吧，他们立马又不吭声了，因为王志会让鬼现出原形。在今天的环境中，媒体的立场成了我们追求的东西，有一期王志采访藏族的女邮递员，柴丹卓玛，送一次信来回七天，其中要翻一次大山，要坐索道，这个社会太需要这样的人，王志接到中宣部的采访，其中有一些画面我就提出尖锐的批评。我说媒体的立场太突出了，其中有一个画面，采访这个女邮递员，我们都知道，她讲的是藏语，要用汉语接受你的采访，一定有一个转换的过程，在转换的过程中信息一定有所变异。其中有一个细节，王志说，通过短片看到你坐跨江的滑杆，很危险啊。对方说：“是的，是的”。也不知道她明白了没有，反正汉语说出来是“是的。”王志问，“要是出了事怎么办？万一人掉下去呢？”因为每个观众看了那期节目都必然会觉得很惊险和震撼。这个女邮递员可能也有准备了，说人出事也不怕，邮包不会出事。王志似乎觉得找到了突破口，人都掉下去了，难道邮包不会掉吗？这个藏族女青年再也不能回答了，更可怕的是这个编导保留了这个女青年憨厚的、尴尬的画面，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兴师动众，我们夸大了自己的立场，其实我们在面对弱势群体的时候我们要以弱势的眼光去看他们，才能找到心灵的平衡。

第二点，我想谈一下做好典型报道要摆正宣传的真实性和倾向性。

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新闻的真实是第一位的，倾向性是主观的东西，必然从属于真实性，至于新闻的真实性和新闻的倾向性，相信在诸多的教科书和专业书里，都已经做过了明确、清晰的论述，在这儿就不重复了。需要强化的是，倾向性跟真实性的关系也好理解，但是我们在这里有认识盲区。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新闻报道都是真实的，是不应该带有倾向性，其实是错的。新闻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新闻视角一定是有阶级性的。自然我们做典型宣传一定会有阶级性，一定会有倾向性，否则它就不会成为我们笔下镜头里的典型人物，这个典型人物一定是倾诉着我们情感，所以倾向性不必避讳，关键是怎么把这个倾向性和真实性联系在一起，这里面有两个概念需要跟大家沟通一下。倾向性是需要标准的，标准是什么？有两个，一个就是作为典型的宣传价值。我们做一个典型，应该首先确立，典型的宣传价值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标准，这种典型的标准价值，其实决定的是这个新闻事实值不值得报道。有时候虽然我们不能决定这个人做不做，更多的事情是一种指令性的工作，那么这时候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它的新闻事实值不值得报道，第二个标准就是典型的宣传政策，所谓的典型的宣传政策，其实决定了典型事例原形，允不允许报道，也就是说前一个事情是要告诉人们干什么，第二个事情需要挖掘这个典型给人们什么样的启发，它的社会价值在哪里，所以决定典型的宣传政策的时候，需要把握哪些东西，需要报道什么，不需要报道什么。感动中国有一期节目，有一个叫陈真的同志，是金训华的战友，义务为金训华守墓20年，他还只是金训华隔壁连队的战友。按宣传的政策来讲，这个人物不是当事人，你让他讲当年金训华的事迹显然是远离于新闻内核的。但是这个人物最终推出了，我们把握了两条，一：典型的宣传价值，这个典型的宣传价值在于在这二十多年来，真的是在为金讯华扫墓，这个事实是值得报道的。同样，第二个标准，典型的宣传政策，这个事例原形允不允许报道？当这个社会充满了尔虞我诈，不讲信誉。每个人都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们一方面骂这个社会虚伪，不讲信誉，我们每个人也不自觉地虚伪和不讲信誉。但是这个人起码在24年来，起码用人性的善良和忠诚来表达自己，这样的政策会有问题吗？所以这位人物出现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是冒着风险，我们可以淡化金训华生活的那一部分，把重点放在，即使是这样一个人都能够坚守，人间的友爱岂不更让人赞叹吗？所以你的倾向性也很明显，同时也不违背事实的真实性。所以这个人物到今天还是有他的价值。起码在那一年，人们为一个在北大荒荒芜的草地上，还有一个人坚守人性的承诺，在那个冬天，这个故事感动了很多人。所以我们看到，任何的倾向性是以真实性为前提，绝对不可逾越真实性为前提，一旦逾越了，对我们的媒体公信力，过犹不及。我们从来不怀疑我们是真正的公正、公开、公平的，但是我们可以带着强烈的倾向性去努力地追求公正、公平、公开。所以倾向性应该是一个媒体的态度，其实这种态度说白了就是媒体的一种责任。在这种责任，在这种典型人物身上，是可以通过典型人物的鲜活的语言来展示，而不必自己赤裸裸的跳出来展示，所以陈真这个人物出来的时候，让他的战友说他的坚守，让他的亲人说他的坚守，让墓地周围的工作人员说他坚守，然后再直抵他的心脏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就达到了一种平衡，这个平衡分成了几个散点来完成，而不是一条线。一定记住，当我们在进行典型宣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实它是有几个不同的新闻点，不同的新闻点是有不同的核心人物的，只要我们所有的采访点都围绕着这个人来进行，从而达到一种逻辑上的树立，才能真正地实现形散而神不散。

倾向性是让很多人反感甚至是厌恶的罪魁祸首，它的关键就是缺乏平视的理念，这种平视指的是目光和态度，而这样的目光和态度其实是内心的反应。对于一个记者来讲，这种平视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平等。它是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内心是否有一种平等的意识，决定了你的职业特点和职业行为是否也在平衡，我们常常把典型人物在没有采访之前就把他当成了典型人物，这不是一种平等，所以讲到平等、平视，我更愿意把他归结为一个团队的平等理念。

我是1997年才从山西一家小报社，从来都没有摸过电视，也不知道如何剪片，就冒然去了新闻调查应聘，当时的总策划是钱刚老师，他当时的理念就是这些电视人已经很优秀了，但是正因为他优秀，常常会用电视画面去构思自己的作品，那时候的新闻调查是美女如云，英雄如虎。凤凰卫视的刘春，还有我台的张继红，包括现在的张洁、塞纳，这些人在中国电视界有点名气的人都云集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感觉这个团队让我很舒服的就是平等，这种平等也让每一个人在做节目的时候平等相待，平等就是让人感觉到一种尊重，尊重才会形成交流。在交流中才能达到心灵的相通，采访到了这个境界，就很自然地水到渠成。我这样的一个人，连电视都没摸过，能在这个团队里走到今天，我觉得就是一种平等。今天我作为制片人，我常常对我的手下、弟兄们讲，我说当我们出现矛盾的时候，甚至拍桌子的时候，希望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很多人说你孙金岭就是书呆子吧，在中央电视台当制片人权还挺大的，开人减工资还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你是让我屈服你吗，我们评论部的人宁可站着死。我说不是，当我们俩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是因为你的压力比我大，我是强势、你是弱势，你要找一个发泄，弟兄帮你说，怕话传到我的耳朵，不帮你说，不够意思。更多这样的时候，都是我主动打过去，因为我都气个半死了，他肯定吓个半死。这个团队一直都是这样要求人，为什么白岩松当新闻时空联线、新闻会客厅、联线三个栏目的制片人，多牛啊。但是现在全过去了，他说我还是做主持人，我做主持人就是自己，如果做制片人谁都是我哥。所以一下子他的兄弟姐妹一下子被提拔了很多，到今天白岩松就很坦然，这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平等，这是源于对自身平等意识的反应，知道我们优势在哪儿，弱势在哪儿。

所以你善待了员工，善待了记者，记者们就会善待采访，善待了采访就有可能出好的优秀作品。这种平视除了思想品德方面，更多的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要求我们真正地把大家当做自己平等的伙伴，有人说当年东方时空创办的时候一句话叫做：真诚面对观众。现在过时了，还是把自己摆得位置太高了，我说那应该怎么说，应该是真诚服务于观众。我说你别拽词了，没错，媒体就是要服务于观众，但是你连面对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服务啊，那不是玩文字游戏吗？到了今天，真诚面对观众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你所说的服务，就是给观众提供天气预报，给观众提供资讯，这不是我们理念上的服务，我们的服务是社会责任。那种服务是雕虫小技，是我们应该做的。建国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就是需要解决平等面对观众的问题，文革时期是很多人留恋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新闻工作者真的是跟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但是那不叫平等，那叫权威。正是那样的权威造成了全国就是两报一刊，那样的平等能叫平等吗？简直是天方夜谭。包括我们做典型的时候，我们对普通的百姓可以屈尊，会降低身段，但是恰恰是在面对典型人物的时候忘了平等，真的就把他当成了高高在上需要去宣传的人。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内心反应。我们要有意识加以克服。所以这种平视在我们做正面宣传报道的时候就显得格外珍贵，任何好看的节目我以为都是平视的结果。平视有的时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什么？因为首先大家做到这个份上，再保持一颗平常心去做典型宣传，太不容易了，大家基本上就带着死了爹娘的感觉领了任务。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我们生活的本质上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不要当成我们的负担，这是我们工资的来源，没有工资就养不起娃，老婆还要改嫁。

我们焦点访谈有一个记者叫孙墨，宣传任长霞的时候，中宣部又一次把中央主流媒体的各路精英召集起来，提前告诉大家要宣传这个典型，大家定好什么时间统一出发，什么时间统一播放，但这一次很特殊，主持会议的是中宣部的副部长李东升，原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的主任、副台长给大家就一张任长霞的简历，这件事我到今天都忘不了，这是唯一一次我看到的不布置任务的采访。李东升说，不给大家提供素材，大家自己下去采访，如果感动不了大家可以不报，大家全傻眼了，所有的人都习惯了给先进事迹材料，这次什么都没有，所以反而激发了记者们天然的斗志，这次的行动皇家摄影队不参合。但是这对焦点访谈来讲，确实像死了爹娘一样，回头一想，这种氛围的形成也对，因为经验之谈的定位是舆论监督，政府喉舌，改革坚兵。当任长霞推出的时候已经是新时代了，所以尽管不高兴，觉得怎么让我去弄这种事，所以就去了。所有的记者就统一采访，统一的地点走了一圈，确实很感动。但是说实在的，任长霞这个人在中国这个社会，当财富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正义比财富更重要，所以任长霞恰恰具有了典型人物报道的特点，一跟黑社会斗，二跟自己的欲望斗，三跟社会所有的正义的力量去扶持这个社会健康地前行。三大点都有，而且更要命的是女人，是女人就有弱点，就有儿女情长，而且容易煽情。所以这一次采访很成功，所有的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访谈的记者、联播的记者都准备打道回府了。周墨那天就突然产生一个想法，说我们接触了这么多人，她的领导、她的同事、她的邻居以及素不相识被她救的痛不欲生的被害者都采访了，是不是还缺一个人啊？她的丈夫。她是一个人吗？她没丈夫吗？她是独身吗？不管有还是没有都应该提啊，这里面肯定有猫腻。这个猫腻里面会不会有最精彩的东西呢？所以这个记者就趁着夜色真的找到了任长霞的丈夫，问了一下，原来两人感情到了离婚的边缘。一般的情况下，不会再问了，但是这个记者没放弃，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下她的照片，那个丈夫已经被记者的平等意识感动了，找到照片是不算难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任长霞那张光彩照人的照片就是周墨从她的丈夫那儿拿来的。所以焦点访谈播任长霞的时候收视率很高，这张照片我们用完了之后再给别的媒体用，所以功夫不负有心人，这种功夫一定要平等，一方面要求我们善待我们每个人，包括典型人物周围的人，我们现在有时候太不平等了，我们常常用犯罪式的问话诱骗人家回答，这种东西是记者骨子里天然的优越感和自私的表现，觉得自己很聪明或者自己完成任务，不管别人的感受。我们常常问，这件事情你觉得崇高吗？这不等于让人说是吗，他敢说不是吗。这种问话带有强烈的倾向性，这个倾向性何谈平等。

前不久我去青岛，青岛很美，那天下雨，我在电视上看了一个新闻，出租车司机在下雨的时候无意经过一个坑，因为水漫过了路面，很多车在经过的时候都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坑，一个外地的打工妹在这树了一个牌子“有水坑”，结果别的车把牌子弄倒了，她去扶牌子的时候被后面的车撞倒了。山东人很热情，看见这样的事情很感动，青岛台也是用即时拍摄的方式跟踪这个过程，跟着一批老大爷去看望这个打工妹，我看他们不像是托，是真实的。所以记者就跟着这些人送花到病房慰问。我们的这些去慰问者都是用一种略为平等的角度来展示，到了采访出租车司机的环节，就发现他成了道义的宣判者，这个记者努力在使自己公平，但是出来的话就不一样了，当时情景的是怎么样的？接下来他又问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疏忽，让某某人感到很伤心。第一时间让这个司机感觉自己不是人，我怎么把这么好的姑娘给撞了。人家也是弱势群体啊，多少人靠着他活着，而且司机们最怕出事，内心打死他一万遍，他也不愿意出事。你怎么可以这样问人家，话语的逼迫到那个份上，并不显示你正义的力量，只是显示了话筒的力量。所以采取这样的方式未必能够提高女打工妹的形象，未必能把媒体传播效果得到最大化的实现。所以我看完了真想给他们打电话，说我对这个节目不敢苟同，后来想想也不错了，这个记者已经是很尽心地掩饰自己的愤怒了。

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最典型的一个例子看这次的汶川大地震，李小萌有一个片子，他采访灾民，所有灾民都往外走，只有一个老汉往里走，我看完之后真是感慨。这确实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平等，首先遇到这个老爷，李小萌她就感觉出来了，首先她就问大爷，你要干嘛？大爷吓了一跳，他还以为是盘查的，赶紧说这个都是政府送的。她说：“我不是要问你干嘛，我是问你为什么要进去？”这样的问话让大爷失去了警惕性，这时候有路过的人跟老大爷打招呼，李小萌又问：“你们认识吗？老大爷说：“都是邻村的。”李小萌说：“你们劝劝大爷吧，不要再进去了”。但是大爷不听，非要进去。还好央视不差机器，给她配了两台机器，一台追着大爷远走的背影，一台拍李小萌哭泣的镜头。所以说“生女当生李小萌，娶妻当娶张泉灵”，像张泉灵这样优秀的记者，说她在赈灾的时候，她说了“躲开、躲开，让我拍”的话，这绝对是谣传。像张泉灵这样的平等同样也会出效果，如果是李小萌是情感上的平等，张泉灵是理智上的平等，尤其在这个时候，让她理智上的平等更加在某种时刻触动人心。当所有的记者乱哄哄地被调到灾区的时候，没有组织、没有任务，所有人都是靠自己的本能去找，尤其是通讯没有，手机都不通，所有人找新闻必然会形成所有人的新闻源都一样，到那一看，全是CCTV。这也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但是这么多人只有张泉灵的报道是最出彩的，她传回来报道说，平时我们听到救护车觉得哪里又出事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听到救护车感到很欣慰，因为又有一个生命得救了。如果没有平时对救护车的关注，在这个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画面产生，这样深奥的想法和生命的礼赞。张泉灵确实很生猛，之前火炬传到珠峰，有多少的记者希望青史留名，这明明是体育部的事情，跟你新闻中心有什么关系，但是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她，这就是聪明、智慧，当所有人都去找关系、表决心的时候。张泉灵一个人跑到北京的郊外去进行高原无氧训练，一选拔的时候就选上了，去的时候大家都气喘吁吁，就她人来疯。所以从珠峰下来的时候，这个团队一百多人都计划去成都修养，没想到意外地汶川大地震发生了，所以大家就说取消了这个计划，说就在拉萨休息，然后回北京。只有张泉灵不是这样，她坚信自己经过这样的锻炼肯定行，所以她就自己要求去，我们两个男同志跟着她走了九个小时，两个男同志扛着机器都快吐了，但是她扛着机器健步如飞地走在部队前面。24里的山路走了九个小时，我们的记者虽然也经过训练，但是没有经过这么强的训练，但是张泉灵这个时候天一亮就爬起来了，精神奕奕，那种感觉就是一种新闻记者的感觉。从另外一个感觉上，李小萌的平等或者是她的慈爱或者是一种源于性格方面的，那张泉灵这种平等是源自于对自己高度自信的平等，有时候只有平等地对待自己，才能平等地对待自己，我们先不提平等的对待别人。有时候我们做节目，我也跟我们同事说，你们拿到一个任务如丧考妣。其实你是把你的任务高估了，把你自己低估了。你应该把这个任务当成吃饭一样，所有在更多的时候，要平等地对待工作，平等地对待自己，所以李小萌就没有张泉灵那么生猛，所以倾向性和真实性的关系需要牢牢地掌握在心。

第三部分是做好典型宣传，更要把握好手段和传播效果的关系 这是老生常谈了。手段就是制作方式，效果就是要达到影响力，提高公信力，所以在这个环节，手段是做节目的方式方法，也是我们谋篇布局的具体细微之处，这个就是骨肉，除了有大骨架之外还要有肉，所以有我们说的一句话有血有肉，这也就是我从一开始所提倡的一种观点，公信力是第一位，艺术是第二，正因为如此，我把手段归到第三重要的方面。这些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我做了一些正面的报道，但是未必能有正面报道的方式方法，因为在这方面教科书已经极其完美、极其公正，大家把它背下来比我讲的还管用。但是我只想结合我自己的角度，从四个方面，一要掌握独家信息资源，说白了就是要做一个有心人，当年焦点访谈每天的观众来信都有五、六麻袋，为此拆信成了焦点访谈很重要的工作，但是正规的记者和编辑是没时间也不屑于干这个，没办法，就雇了七、八个老头、老太太来做这个工作，尽管他们不是做专业的，但是他们凭自己一身的阅历来判断是对是错的选题。所以那时候的焦点访谈的独家信息是没有一个媒体可以比的，他掌握的独家高于任何一个媒体。说到刚才找任长霞照片那段，这是一个平等观念的显示，同时不也是独家信息的掌握吗？这个独家信息的掌握同样也体现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有独家资源，独家资源相信在座的诸位都会做，难的是现在的社会发展，随着网络的进步已经很难有独家资源，这个时候怎么办？要加强策划，策划说得很好听，什么叫策划？就从说文解字说起，策就是策动，划就是谋划，策动谋划。我记得当年在清华大学座谈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在底下听，听完了之后问我，“孙先生看了你的名片上写着焦点访谈策划，我请问，新闻是可以策划的吗？”是啊，新闻是不用策划的，新闻是真实在发声以及我们对新闻真实的报道啊，但是这话是赤裸裸直逼你的要害，我要说新闻不需要策划，但是为什么上面印着策划。我说就相当于新闻没有阶级性一样，新闻是不可以策划的，但新闻活动是可以策划的。我们报道新闻就是一次新闻活动，这样的活动是需要策划的。为什么说汶川大地震这样一场人间惨剧牵动了全国那么多的观众，那几天新闻频道的收视率达到了10%，哀悼日的时候全国都在转播，收视率达到了19%，这么高的收视率，我们撇开央视的同仁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参与报道之外，我们更想说的是，这是一场真正的新闻，所有的策划在最真实的新闻面前都显得那么地苍白、那么没用。因为它太真实了，真实地用十万人鲜血来付出，我们不忍心看到这么大的数字换来这么高的收视率，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炫耀和自豪的心情。我们从良知上不希望有这样的结果出现，但是从实际效果上，如果没事的话收视率就往下掉。那怎么办？策划，他们很多人说汶川大地震体现了央视的策划能力，我说不对，是前方的生命唤起了记者的良知，深入的报道产生了应有的效果，任何的策划在这面前要去表白的话，你不觉得是对这个职业的耻辱吗？这不是我们新闻的最高目标，靠策划出来的新闻绝对不是我们追求。但是现实就这么无奈，不策划就完不成任务，哪一天真的就是如丧考妣了。所以要加强策划，不知道咱们福建电视台和东南卫视有没有条件，我一直认为做专题片有专题的策划，策划应该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好做法。

当年最高峰的时候，央视新闻策划达到了七个，出去拍一期节目，主持人、编导、策划、主机、副机、录音、助编七个人一起出去。这个策划延伸到了访谈，像刚才提到的面对面、新闻会客厅等等，类似于主编，我策划这一期节目，那编导就沦为剪片子的，这样可以更好的和像王志这样的主持人进行一种思想上的沟通，所以这样的方式不一定全做，但是不妨可以在新闻专题类的节目中试一试。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做编导做多了之后，给我们一个选题，我们首先想到是这个画面如何切入，我最后的结尾如何出来，更多的是一种形象思维，这个时候有人帮你做一种理性思维，这就很重要了。要挖掘一些符合今天电视发展的人才，这样的投入还是值得，因为到现在，这次CCTV新闻频道又开始大规模地改版了，就在最近。在这一次改版中，很显然大家有一次跑马圈地，起的作用的是什么，不是制片人，是主要的策划，所以也凸显了策划的另外一个作用。

第二要挖掘独家新闻观点，当你的独家新闻不行的时候，你加强策划是要干什么，你一定要梳理信息，从众多的信息找到自己所用的，无非是两方面对大家现有的信息进行梳理，对大家未知的信息进行挖掘。说了半天最终要靠独家的新闻视角来选题。根据我的体会，第一要吃透各种文件，吃不透文件你就肯定做不好，不要认为各种文件里面要搞好什么什么，那都是虚头八脑的东西。如果要搞好什么什么，就是已经存在这样的问题了，赶紧改正吧。我今天明确告诉大家，要想做好正面报道必须吃透文件，第二要考虑中心，你要揣摩领导人的意识，要围绕这个中心来，所以这个有时候很荒谬，但是很实用，你只要掌握住了就可以，让做正面报道的人比我们还关心中心工作，因为这关系到他的仕途，我们的节目就好做了，这种事说小是我们的范围，说大，大到国家。为什么朱镕基那么欣赏经验之谈，开各种会的时候，先把焦点访谈说二十分钟，说完大家表态，这就是会。到点就收看焦点访谈，看到什么他关心的事情立马就打电话问。说白了焦点访谈有一批吃透中心文件的人，只是他吃透文件之后，把中央领导想做的事提前说出来，或者是恰到好处地点出来，或者是在急需的时候跟上，所以才会很开心，所以焦点访谈才那么牛气，共和国三任总理去一个栏目视察，这在中国的新闻史上是前无古人。而且一个栏目创办十周年，温总理亲自写贺信，李长春去座谈，就是太能吃透中心文件了。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胡锦涛同志十六大之后提出两个务必，务必谦虚谨慎，务必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率领着一批中央领导就奔西柏坡了，在西柏坡发表了重要的论述，其中有一句话，叫群众利益无小事。新华社的原稿从字面上是突出两个务必，在官样的文章里，群众的点就特别不同。把握到这个点之后，焦点访谈要做什么，做群众利益无小事吗，找奸商去赔偿老百姓，这个太小儿科了，所以要吃透中心文件。回头看看胡锦涛同志当政之后前三个月做的最典型的事，第一，之前在北京中央领导人出行的车道都是占两个车道，中央领导人大部分是专机，焦点访谈简直是成了中央焦点，全是领导人会议的报道。所以会后郑英同志就给胡锦涛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从这三个方面加强改进，所以胡锦涛同志做了批复之后，我们就觉得这太对了。现在在北京政治局委员出去都一个车道，也不出动专机了。落实到我们新闻人物要改变的，怎么改，新闻联播首当其冲，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加强党和国家会议宣传的通知，对于什么人能上新闻联播，什么人能上晚间新闻，什么人能上午间新闻都有严格的规定。所以这出台之后大家都很开心，大家都觉得改革的这一天终于来了。所以焦点访谈经过这么多的判断，知道这一届政府是把民生放在第一位。所以就挂牌做了二十多期，叫做：群众利益无小事。焦点访谈聪明就聪明在，以群众利益无小事挂牌播出，所有的凡是有违反群众利益的就把它拎出来，看，这就是违背群众利益的下场。所以这二十多期节目确实很成功，焦点访谈绝对是为这句话唱红起到了标杆性的作用。这句话跟我们以人为本的思想不是完全契合吗？到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时候，我们更应该重视。当然我也很同情大家，阅读文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第三，要符合宣传要求。要把宣传三个代表当做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理论发展的脉络，所以具体的宣传要求在我们做正面报道的时候，各级下达任务的部门会说得比我还细。接下来要讲的是，选取独家的新闻视角，独家新闻视角不等于独家的新闻观点，新闻视角要求我们有不同凡响的开篇结局，有精彩绝伦的中间阐述，也有韵味流长的结尾。做到这一点因人的智力而异，有的人就是聪明，有的人教他一百遍也未必知道，方法都知道，要开门见山，要以情动人，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实在不行就把自己同伴的拿过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说了很多，未必有人会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说新闻视角很重要，我刚去新闻调查的时候，那个制片人什么也不让我干，叫我看带子，我以为是没播过的，结果一看全是播过的。那时候心里很慌，但是现在回想，那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步，第一次让我们静静的、在有生存围歼的前提下，努力地揣摩这些大佬们做片子的角度，这是让我痛苦的一件事情，我把这个痛苦变成了享受，这就需要我们化蛹成蝶，当时很痛苦，凭啥不让我做节目，我就像一个孤狼一样，自己在摸索。我们太把自己当人物了，没有时间停下来看看别人是怎么走的，倘若我们知道这样做的话，我们会走得更好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在十六大专题片，对江泽民13年的丰功伟绩给予40分钟不遗余力的总结，要对他盖棺论定，前两个月去中办审的时候，彻底毙掉了，所以台里将采取紧急的方式，特事特办。由当时的新闻评论部来重启炉灶，但是新闻评论部一时半儿弄起这些人也是很困难，我当时领命之后，用了两周的时间，呕心沥血，快餐式的看了二十多万字，再把失败的片子拿过来，我看了之后觉得做得太好了，为什么失败，我的思路没超过他啊，怎么让我在他的基础上再拔高，我觉得很恐慌。好在我想到了，是不是视角不对。因为一，三个代表必须说。二，外交必须说。

三、经济建设必须说。四，申奥必须说。五，抗洪救灾必须说。40分钟说完这些没有好的视角不行，其中有一段说到经济成就的时候，结尾的时候用了吴敬琏的话，吴敬琏是一个经济学家，以他的角度表扬江泽民根本没有说服力，这个是给特定的人物看的。我们经常说，在国际上不要跟老美斗，我要是作为一个国家主席，那希望谁来表扬我，一、布什。

二、安南。这才是跟我们对等的人啊。我就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出来了一堆，小布什在长城上感慨地说，长城没变，而中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隔27年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再一次登上长城感慨地说，“长城依旧，而中国今非昔比。”如果这句话让赵忠祥那种带有磁性的声音说出来感觉一定很好。所以视角很重要，这种视角其实就是谋篇布局，所以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其他方面就简单得很了，就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一说到三个代表的时候就是很生硬的，就是江泽民的八一讲话，这时候夸人得夸得舒服，不能让他在众多人被夸得抬不起头。所以他的原话我基本都保留，就是加一两句话，前任的同志就是太懂电视了，就是爱管画面好找不好找，我是不管的，找到找不到就是你的事，我开头的设计是，“1992年的春天，一辆没有编号的列车，悄然驶出了北京，一路南下，就是在这次南巡的时候，小平提出了这个论点。时隔九年之后，江泽民同志再一次来到了，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个接完之后，你马上就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前仆后继，一脉相承，这个时候你怎么夸都行了。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做刘罗锅那样的，我们需要的是和谐。

第四个方面要运用独家的电视手段，根本的就是两条，一条就是改变我们说话方式也就是语态，一定要说人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刚才举青岛的例子，绝对要逼人说鬼话，更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的解说词说鬼话，这就不可原谅了，有时候我们懒，就照搬。还有一种很现实的问题，我们不说人话，是一种骨子里的职业惰性，我们习惯了这种四平八稳、字正腔圆。而现在新闻频道每天播出的条数比凤凰卫视多两倍，但是人家的感觉就是凤凰卫视信息比央视丰富，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语态，我们的播音员都是科班出身的，出来都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凤凰卫视的播音员长得也不漂亮，但是他们是“说新闻、播新闻”，到今天新闻频道还改版，要增加新闻条数，这根本是要改变新闻播出的方法。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的新闻是很多的，像海霞、赵普等等，大家会觉得信息很单薄，但是凤凰卫视会炒，由于语态的改变，决定了新闻节目。有一次参加全国广播电视大奖的评选，中央电视台有一条新闻，2006年胡锦涛同志春节到延安慰问人民群众，与老区人民共度新春。陕西台也报了这个消息，差别不大，只是中央电视台的角度更正，陕西台的有点略偏，到了结尾的时候陕西台多了一个尾巴，其中有一个画面两个台都用了，就是胡锦涛去看望老红军，同期声都一样，解说也一样。这是一条标准的时政新闻，在2006年的时候这样就是大事了，一个党的国家主席在春节去慰问老同志，在西方国家没有多少总理在圣诞去慰问的，人家到点就休假。但精彩出在陕西电视台的新闻，同期声之后中央台就走了，陕西台则是，胡书记说，你家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没想到这个老红军拍着总书记的右手说，你家里人也好吗？但是CCTV把这句话给踢走了，这是多好的一句话啊，在那样的一个语境下，老红军能说这样的话，很符合当时的场景。但是CCTV就是不播了，我相信中央的领导看了这个也不会说为什么要播这个，是我们只顾了自己的思维，把我们的语态当成世界唯一的存在，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一次的汶川大地震，一切都是为了灾区，中宣部是以更加开放的管理手段领导中国的新闻界面对自然灾害。所以有的新闻就出来了温总理一指禅：小朋友，不要怕，我是家宝爷爷，十万解放军来救你了，这样的同期声去哪里找啊，这就是最大的亮点。在台湾的一些高层人士连战、宋楚瑜访华的时候，我们的总书记一千多字的讲话稿一字不落背了下来，宋楚瑜在清华大学演讲的时候就觉得书记都可以背下这么长文字稿，结果他也不看稿来演讲，结果把直挂云帆济沧海说成了直挂云帆济海沧。胡锦涛拉百姓说，乡亲们不要怕。老百姓说，感谢你们党中央。记者说看中央离我们老百姓多远啊，但是这种事情不怕，这才显示出我党的胸襟，才显示出我们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他们看了之后肯定很后悔，为什么不把“你们”二字抠掉呢，但是“你们”二字不就是老百姓的真心话吗，不就是一句普普通通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的老百姓的语言吗？我们也常常说感谢你们来帮我，这个时候说“你们”也很正常啊，并不代表我们的距离是遥远的，当然说人话要做人事，做人事也很多，最根本要还原一条，咱们不能代替人家说话，所以这个东西让当事人自己办，是电视最有效的方式，我做过文字记者，文字记者很好，自己带一支笔，带一个录音机就把事办了，回来之后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根据自己的本事大小和才情高低来写。但电视不是，电视是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这一次观众不是骂吗，央视都派女记者去汶川，那男记者都干嘛了，其实所有的男同志都在女人的前面当摄像。这种时候让女同志出去，很多时候是一种悲情，让很多观众会理解，随后网络上披露所有的同志都是男同志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也能理解，但是这种理解并不等于办事就办得好。所以为什么网上很多人骂白岩松，说一开始地震你跑到演播室来一直说，到地震都结束了，你反而到前方去丈量堰塞湖去了，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掌握观众的诉求，当大灾大难的时候这种人就应该上前线，他在现场起的作用应该要比演播室的作用大得多。那时候劝白岩松不要去成了我们的重点工作，现在想想真是不干人事，如果让白岩松去了，那肯定不一样，我自己也很懊恼。人家女记者上去都以一当十了，白岩松去了以后还不以一当二百五啊，我想这样的场面是肯定的。

所以到了后期再也挡不住白岩松了，他去了。这回网民说他摘桃子来了。这就是不按新闻规律办事。其实我们在报道汶川的时候，在塑造那么多典型的时候，也在塑造自己的典型，但是常常忽略了自己。像我们一个同事采访蒋敏，遭到了很多的批评，她的很多亲人都遇难了，记者第一句话问她，你看到这么多活的人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个记者三天三夜只睡了四个小时，就问出了这样不像人话的话，蒋敏一听这话就晕厥过去了，但是我们的后期又把这个画面一动不动地用了下来，所以后期也很重要。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任重道远，诸位我们一起努力吧，谢谢大家！

第二篇：典型报道

留村“老人节”里笑声多

本报记者 张莹 通讯员 贺盈霞

九九重阳节，博爱县孝敬镇留村沐浴着明媚的阳光。

10月26日这一天是留村第十五届“老人节”，留村党支部、村委会、村计协准备对刚刚评选出来的模范老人、优秀儿媳妇进行表彰。

大会还没开始，那些雪染双鬓的老人就陆陆续续来到表彰会场。

来开会的自然还有许多中青年妇女，其中那些即将受到表彰的优秀儿媳妇更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她们或陪着老人低声交谈，或三五成群聚在一块儿谈笑风生。最活跃的还是那些穿行于人群中的孩子，往来追逐、欢叫。

留村党支部书记刘振英给记者介绍，村里有2803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有388位。这次评选出的34位模范老人、34位优秀儿媳妇是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经过充分酝酿、讨论而评定的。模范老人应是勤劳朴实、作风正派、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尽心尽责教育子女的典型；优秀儿媳妇不仅要孝敬老人、勤俭持家，还应当是致富能手、教育子女和执行计划生育的典范。

在开会前，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说：“评优秀儿媳妇，应该！就应让年轻人都看看孝敬老人有多光荣，让那些不孝顺的儿媳妇感到羞愧。”

留村党支部书记刘振英指着会场的大红会标说，举办这样的活动一是可以促进安定团结，家庭安定全村才能安定；二是能促进经济发展，全家一心勤劳致富，全村一齐奔小康，这种凝聚力也会从中而来；三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建设，以农村小和谐促进全国大和谐。

新郑：经济发展反哺民生

□本报记者 王泽远 大河报记者 梁建辉

本报通讯员 刘根松 张温良

“日子好着哩，从小孩儿上学到老人看病养老，政府都操心管着，滋润啊！”说话的是赵长发，新郑市梨河镇梨河村的村民。10月24日，赵长发望着豫井A新郑-D005号机井台，那神情，就像是在看自己的孩子。

赵长发是“水官”，是机井房的井长。他全家5口人，儿子儿媳带着小孙子在城里做生意，老两口靠十亩地吃喝不愁。

“村里修了石子路，安了路灯，吃的是自来水，缺啥村里都能解决。全村人都办了新农合，看病不愁，小孩儿们上学不要钱，俺老两口现在就等着到60岁赶紧办养老保险，以后每月领钱，这和城里人有啥区别？”

赵长发说的养老保险是新郑市实施的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养老统筹。以60岁人员为例，如果一次性缴纳9128.7元，以后每月可领103.7元。梨河村的村民们算过，参加养老统筹比把钱存银行强多了。

赵长发的“滋润日子”，是新郑“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该市逐年加大财政对民生问题的投入，逐步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财政民生联动机制，市财政用于改善民生的资金由2003年的1.66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5.68亿元，解决了一系列民生难题。

新郑市一系列民生举措走在全省前列——

在新郑，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学。该市在全省率先免除职业高中学生学杂费。

该市通过园区和企业带动，为11万富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以培训转移就业，建立市、乡、村三级就业服务网络，今年以来，该市财政拿出专项资金安排1000个城乡公共服务公益性岗位带动1.5万名农民工和城乡富余劳动力实现就业。

该市利用被列为国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市的机遇，使全市参合率达到99.6%，使农村人口病有所医。

新郑市的“夕阳工程”为老有所养改善了条件。近年来先后新建、改扩建14所乡镇敬老院，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率达80％以上。

去年以来，新郑市通过继续新修、改造农村公路，由“村村通”实现了“村村串”，全市公交线路行政村覆盖率达100%，开通了新郑至郑州公交线路；新建沼气池6520个、集雨水窖550座，解决了35个村6.1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先后投资1500多万元对1014眼缺电少泵的老式农用井进行升级配套改造，获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像许多地方一样，新郑市城乡在办丧事上曾经攀比成风。如今，新郑市投入资金954.6万元建成128座村级骨灰堂，解除了农民丧葬问题的后顾之忧。②9

邓州的三个变化

□本报记者 阙爱民

本报通讯员 张书勇

11月6日至7日，记者行走在邓州城乡，听当地干部群众讲起“四议两公开”发生、发展、升级的三变故事，越发感到“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生命力的强大和旺盛。

一变：5年发展叫响全国

邓州市委书记刘朝瑞说，新农村建设活动开始后，农村基层组织传统的工作方法，已很难与现代新型农民日益高涨的民主诉求相适应，许多地方无人管事、无章理事、无钱办事的问题较为突出。

鉴于此，2005年，邓州创造性地探索出了农村议事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2006年底即在南阳市推广。四年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此法从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上，破解了农村党组织在推动改革发展中遇到的新课题，探索出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路子。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四年实践，亦引起了省委、省政府乃至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河南部署要在今年年底实现全覆盖。各大媒体的竞相报道，使全国16个省、自治区300多个地市纷纷派团，前来取经学习，也使这一工作方法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二变：让“程序”更科学更规范

“邓州作为‘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发源地，理应不断创新出更多的好经验与好做法，发挥好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邓州市委书记刘朝瑞在多种场合就如何科学运用“四议两公开”提出见解。

为完善此法，邓州市先后出台了运用“四议两公开”加强村级民主管理的意见、加强和创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等若干文件，引入决策评估、“双述双评”、责任追究等多项制度，使“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推行驶入了更规范、更科学的轨道。

“如果村组按照程序通过了一项决策，但这项决策并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怎么办？”

邓州市委组织部长李中龙说，邓州专门成立了一支由环保卫生、规划设计等方面专业人才组成的决策评估服务队，对村组的决策进行科学论证，避免问题的发生！

三变：乡镇议事也要走“程序”

农村议事问题解决了，可刘朝瑞发现，乡镇一级的传统议事决策程序和工作方法，又与村级议事接不上轨！

为此，邓州市委决定，自今年6月起，“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开始全面向乡镇一级党委、政府拓展延伸。通过“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形成的决议，乡镇党委、政府不得随意更改，如因特殊情况确需更改的，必须再次通过“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程序进行决策。

邓州市委组织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升级”以来，邓州市28个乡镇办共决策乡镇重大事项360多项，其中90%以上付诸落实，且没有发生一起集体、越级上访事件，实现了领导群众双满意。②7

高国林的“养鸡经”

□本报记者

李

铮

本报通讯员 闫兆敏 赵少辉

“没啥好经验，都是在报纸上学的，俺是靠报纸上刊登的养鸡技术和市场信息走上致富路的。”11月5日，在濮阳县郎中乡高寨村有名的养鸡大户高国林向记者谈起他的致富经验。

当过民办教师的高国林爱读书看报，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关于农民养鸡致富的新闻，便萌生了搞蛋鸡饲养的想法。经过多天准备，他投资3000多元在自家庭院内搞起了蛋鸡饲养。由于没有技术和经验，当年，高国林几乎赔得血本无归。尽管资金十分紧缺，但他仍坚持花几百元钱订阅了《河南日报》、《河南科技报》、《濮阳日报》等报纸，购买了《蛋鸡饲养技术》等技术方面的书籍。

由于他能及时从报纸上获取有用的技术和信息，十余年来，除了第一年赔本以外，他养鸡是年年赚钱，如今是当地有名的养鸡大王，年饲养蛋鸡5000多只，纯收入8万元。成了名符其实的“报”发户。

高国林高兴地说：“十年了，我每年都自费订阅报纸。这些报纸对咱农民发家致富作用可大了。有了这些报纸就等于聘请了‘政策顾问’、‘致富参谋’和‘信息专家’。现在正在搞新农村建设，一个新型农民家中怎么少得了几份报纸呢？今年订报又开始了，我还要再订几份报。”

高国林养鸡的经验在周边村民中间传开了，不少人家也开始走上养鸡致富的路子，部分村民常常找高国林借报纸看，有的村民也订阅了报纸。一名姓张的村民说：“高国林成了‘报’发户，对我们启发很大，现在我订起报纸看，原来里边致富的知识真不少。”②13

上海党建:创新解难题,增强执政力

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市委强调通过创新制度创新方式,进一步激发党内的生机与活力（2009-11-10）：新华每日电讯头版新闻 新华社记者慎海雄、杨金志

88年前,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19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接力从这里起步——上海,这座具有光荣传统、肩负重大使命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8万多个党组织和160多万名共产党员,正在党中央和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不断创新,实践着科学发展的真谛。

以改革创新直面挑战

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新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作为特大型城市的上海,进入新时期以来同样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些情况和问题的复杂程度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指出:“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更要靠适应新的形势发展,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创新。”在学习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市委强调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通过创新制度、创新方式,进一步激发党内的生机与活力,切实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切实破解前进中的难题,增强执政能力。

紧密结合重要公共政策、重要社会舆情、重大社会思潮、重大社会事件和党员干部中的正反面典型,深入探讨、努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上海市委为深入贯彻四中全会《决定》作出的重要部署,也是上海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近年来探索党建创新的重点。

一年前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来势汹汹,经济外向度高的上海首当其冲。面对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考验,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冷静应对、克难前行。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市委及时提出了“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民生持续得到改善、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确保世博筹办有序进行”的总体任务目标,并不失时机地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等一系列事关上海长远和全局的大决策、大项目上,连续获得重大突破；“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目标初见成效。

一年后的今日,上海经济已冲出阴霾,呈现持续回升的好势头；特别是市委市政府抓住金融危机之“机”,迅速破解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这篇大文章。正是敢于作为、勇于创新,最困难之年成了上海改革举措最多、转型升级最快、重大决策最密的机遇之年、跨越之年、发展之年。

筹办世博会同样是一场从未有过的“大考”。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历史经验可循,没有现存模式可搬,一切都要靠摸索、靠创造。俞正声强调,世博会是对上海党组织的执政水平、领导能力和党建成效的重大考验和检验,也是对上海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现实考验和检验。筹办至今的日日夜夜证明,上海的广大党组织和党员无愧这一光荣使命。

张雄伟,上海世博园区的一位农民工建设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世博园区中国馆项目部,他既是焊工班长,又是焊接技术指导。张雄伟不仅手把手帮助其他农民工兄弟提高电焊技艺,还参与工地夜校建设,将自己在电焊领域的心得体会刻成教学光盘。目前,世博园区的建设项目部中设有各类党组织40多个,党员265名。“我们每个组织都是一个战斗堡垒,每位党员都是一面鲜红的旗帜!”张雄伟说。

随着人们经济地位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我们党的执政方式、执政理念也在进行相应的变革。上海市委敏锐地看到了一些同志对“矛盾凸显期”估计不足的问题,并及时加大探索创新的步伐。今年,上海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中率先出台“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在重大公共政策和重大工程建设出台之前事先征询群众的意见。这项政策一推出,就获得了基层干部群众的称赞,有的项目由于未能通过评估关而被叫停。

上海还试行和完善了信访代理制、律师评估制、信访终结制等多项制度,都是在化解、排查社会矛盾方面的全新探索。“这些新政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社会风险、防止新增社会矛盾,也有利于规范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推进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不断解决不适应的问题,取得社会进步与和谐,维护群众利益。”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汤啸天说。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我们党对全体党员提出的这一要求,既寄予着殷切的期望,更蕴涵着厚重的忧思。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进一步增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探索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方法,这是上海各级党组织的又一重大课题。近年来,上海各级党委政府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百姓忧乐系心头,群众疾苦放心间,“一线工作法”“凝聚力工程”„„一项项以民为本的创新举措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强调:改善民生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也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进一步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切实抓好市民期盼的民生工程。

在杨浦,区委区政府4年来一直坚持推行以密切党群关系为导向的“一线工作法”,全区千余名干部通过定时定点下基层、现场办公、网上交流、开展结对活动等制度化方式,共与30多万人次的基层群众深入交流,倾听群众利益诉求,解决群众困难,问题解决率达90%以上,大量基层问题都是在一线就地解决的。曾经以老国企包袱重、传统产业工人多而闻名的杨浦区,正在向“知识杨浦”快速转型,老百姓心气顺、信心足。“我们工作上的任何创新,必须要以群众是否满意、百姓是否得实惠为标准。”区委书记陈安杰说。

在静安区,社区里建立了以党组织为“圆心”的“同心家园”共同体。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企业“抱团取暖”成立了“暖冬互助金”。受助的企业主郑某拿到20万元互助金后感动得流下眼泪。区委书记龚德庆说,“同心家园”之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关键就是以党组织带动群众、以关注民生为落脚点。

金融危机对上海就业会带来哪些冲击?从去年三季度开始,上海就研究分析就业形势,关注大学生、农民工、小白领和下岗再就业职工等可能影响最大的四个群体,部署各类就业援助计划,强化就业和失业的动态监测。今年1至8月,全市新增就业岗位46.7万个,比去年同期大幅度增加,四个群体的就业情况与往年相当。

岁寒更知阳春暖。在应对金融危机挑战的同时,上海各级党委政府更加注重民生细节。一年来,上海调高了多种社会保障金的待遇标准,出台了海纳外来人员的“户籍新政”和“社保新政”；从1到8月份,上海的经济适用房开工建设面积达310万平方米,廉租住房累计受益家庭达到5.8万户„„

让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

建设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不断探索党的建设规律。随着世事变迁,即使是过去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也不一定管用、好用、能用。面对改革创新的实践只能以改革创新的方法应对。近年来,上海市民越来越多地从网站、报纸、电视上看到市管干部的拟任公示,看到上海向全国乃至全球公开选聘干部的信息,看到各项重大决策征求民意的告示。

2008年以来,黄浦区已经形成了区委全委会票决政府部门正职和街道党政正职的制度。通过全委会无记名票决,目前全区已经有16位干部走上正处级岗位。区委书记王文涛说:“通过制度创新,我们实现了从小范围酝酿到大范围推荐、从常委会定干部到全委会选干部的转变,达到了在更多人中选人,由更多人选人的目标。”

在嘉定,区委区政府果断决策,打破传统的干部管理体制,出资1亿元向全球招聘“汽车精英”,增强汽车产业的发展后劲。“已经有6名海外高级人才被录用。”区委书记金建忠说:“过去总以为遥不可及,观念一突破,难题也就破了。”

在经济活跃、人员流动、社会多元的大上海,如何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尤其是让基层党建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也是各级党组织考虑的重大问题。为此,市委市政府研究制定了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全新的视角和富有操作性的措施进行了完整规划。与此同时,上海各级党组织在基层党建领域进行了许多探索。青浦区的“党员议事会”、闸北区的“党员责任区”、闵行区的“三联四会”、虹口区的“党员志愿者工作室”、宝山区的“三访服务”、松江区的“党员联络员”、卢湾区的“电子党务平台”、徐汇区的“社区党建课堂”等创新之举,使党组织和党员在群众中的根更深、叶更茂。

今年6月,闵行区发生在建楼房倒覆事件。事发后2小时内,市、区有关部门就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信息,4小时内就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在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市区两级党委政府始终坚持责任政府、法治政府、信息公开、居中协调的原则,积极维护业主权益,严格开展行政问责,引导事件稳妥公正地解决。“不回避热点问题,快速作出正确应对,这既是一个执政党的自信,也是应当具备的素质。”区委书记孙潮说。

在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来自全球的各类顶级人才“扎堆”,各种价值观碰撞,多国文化交会。在这种新情况下开展党建没有什么经验可循。园区的党建工作者在实践中总结出以政治凝聚、服务凝聚和文化凝聚为抓手的工作模式,来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对党员的认同。如今,190多个党组织、5300多名党员已成为建设开发的生力军。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徐麟深有感触地说:“只有把党建开展到最活跃的‘细胞’上去,才能让党的建设适应开发开放要求,以开发开放的实际成效来检验党的建设成效!”

变化是永恒的主题。上海各级党组织深刻认识到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尽管前进的道路依然充满挑战,不适应的问题在某些领域仍比较突出,但知不足方能有所为,勇于创新的上海各级党组织一定能正视不足,切实增强能力建设,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一位乡村教师的28年寂寞坚守

2009年11月10日 07:59:24 来源：重庆晚报

家在主城区，工作在100多公里外的偏远村小，夫妻分居多年，忍受病痛折磨——

他在綦江偏远的村小，妻子在条件良好的主城。多次有机会回城工作，与家人团聚，他拒绝了。

他有肺气肿，肺功能只是正常人的18%，随时有可能离开人世，却从未请过一天假。妻子说：“家里不缺这几个钱，求你别干了。”他拒绝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沉默不语。

28年，寂寞、病痛，用他的话说，已成习惯。

昨天，当清晨第一缕阳光伴着清脆的鸟鸣透过树林，投射到肖大伦寝室的窗台上时，他已站在空荡荡的操场上。

孩子们还没来，操场上就他一个人，准确地说，整个小山头上，就他一个人——即使孩子们来了，也不过多17个人而已。

56岁的肖大伦咳嗽着，咳嗽带来的剧烈震动让他像走了几十级台阶，有些喘不过气来。

天凉了——每年这个时候，他都要怀疑自己是否能撑过冬天。去年，他的肺功能还有正常人的52%，今年，就猛地下降至18%。

操场边的月季花和葱兰，是17年前他到木瓜村小时带领孩子们种的。现在，花还在，昔日辉煌的学校却已变得如此萧条，学生人数由300多人减到现在的17人，其中有8人还是学前班的孩子。昔日近20名老师也早转行，或调到更好的学校——除了肖大伦。

7年，綦江最偏远的木瓜村小，他习惯了一个人的坚守

“我们村又穷又偏，没老师愿意来。要不是肖老师坚守在这里，可能有些孩子要辍学。”

永新镇木瓜村位于綦江县最北端，木瓜村小是綦江最偏远的村小。2002年乡镇建制调整，教委准备撤销木瓜村小，乡亲们不同意：“撤了，孩子们上课要多走20公里。”

木瓜村小保留下来，却只有一、二年级和学前班。从这年起，自愿留下的肖大伦，成了学校唯一的老师。直到两年前，中心校才请了一名当地妇女，协助他带学前班。

“肖老师生病了，闻到油烟味就喘不过气，中午再也无法帮助孩子们热午饭，只好另外找个临时工。”中心校校长朱朝全告诉记者。

学校条件极差，操场上一个木制篮板早已腐朽，上面千疮百孔，砖砌的乒乓台垮掉半边，教室地面坑坑洼洼，窗户上的木楞多数也已被虫蛀烂。没玻璃，一下大雨，雨水就会飘进教室。还好学生不多，肖大伦就将课桌集中摆在教室中间。

今年夏天，学校的水管坏了，喝水要到一公里外的山脚下去挑。每天早上，肖大伦都会发现操场边有两桶清澈的泉水，直到水管修好。后来，他才知道，这是附近70岁的村民李代黎和58岁的明宗印得知他生病不能挑水后，轮流为他挑的。

“我们村又穷又偏，没老师愿意来。要不是肖老师坚守在这里，可能有些孩子要辍学。”木瓜村支部书记明宗一说：“全村百姓都感谢肖老师。”

肖大伦要负责一年级9名孩子所有的课程，历年来，他所教的班级每次考试成绩，在全中心校排名都是数一数二。

28岁的姚玉梅曾是肖大伦的学生：“1993年肖老师接我们班之前几个月，我们几乎每周都要换个老师，因为老师们都不愿意留在这里。”姚玉梅清晰地记得16年前，肖老师第一次走进教室时说的话：“孩子们，肖老师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永远不会。”

14年，他习惯了肺积水、肺气肿的折磨，还想挨到退休

“医生说，他不能再上课了，因为粉笔灰对肺有刺激，还说他一旦感冒，就会„„”

1995年6月，肖大伦病了，起因不过是场小小的感冒。因他教的班快毕业考试了，持续发烧的肖大伦没有及时去医治——去一次县医院，得花至少一天时间。

他就这样拖着，直到半个月后孩子们考试完毕，没想到竟拖成肺积水、肺气肿，从此丧失了劳动能力。

前些年，肖大伦还不觉得严重，可最近10年，他明显感到不行了，别说爬坡，就连在平路上慢慢多走几步也累得气喘吁吁。上课多站一会，就觉得呼吸困难，但他从不肯在讲台边放一个凳子，实在坚持不了，就到窗边做几次深呼吸，再撑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

“我不能坐，坐着讲课，是对孩子们的不尊重。”肖大伦说。

没有一个孩子知道老师生病了。“我们都知道肖老师有这习惯，上一会课，就撑在讲台上停下吸一会气。”6岁的学生王小静说。

一次，肖大伦又撑在讲台上，一个孩子将自己的板凳端上讲台，让老师坐一会。那次，孩子们看见了肖老师的泪水。

肖老师从没因此请过一天假，即使上医院，也是利用节假日。去年暑假，医生检查他肺功能只有正常人的52%，前不久，他病情又加重了，多说点话也会觉得接不上气来，肺功能已降到18%。

医生让他必须每天吃药、随时吸氧，彭小玲给丈夫准备了一个氧气袋，可氧气袋没加压，密封效果不好，充一次只能管一天。

中心校领导也让他休息，肖大伦也觉得是该治病了，可当他回到学校看到那些孩子，他再也无法说服自己离开他们：“班上的孩子除了肖鹏有妈妈在身边，其他全是留守儿童，有的冬天还打着光脚板，我走了，没老师愿意来，他们去哪里读书？”

本月初，新桥医院愿免费给他治疗，肖老师高兴了一阵子，可条件是要随叫随到。肖大伦马上决定不治了：“我的学生比我的病更重要！这病，我已经习惯了，要我离开学生，我不习惯。”

“医生说，他不能再上课了，因为粉笔灰对肺有刺激，还说他一旦感冒，就会引起突发性休克死亡。”14年来，妻子彭小玲什么话都说尽了，丈夫就是不肯丢下孩子安心治疗。

“家里不差你这两三千块钱，求你别干了，身体要紧。”彭小玲是渝中区某建筑公司主管会计，儿子也大学毕业工作了，家境一直比较殷实，但她知道，丈夫这么卖命，为的不是钱，而是有精神支柱——对教育工作的执著，对学生的爱。“我能接受和他28年两地分居，也有精神支柱，就是我对他的爱。”

在生命的倒计时中，肖大伦与时间赛跑着，他说，无论如何，也要挨到60岁退休再说。

28年，他习惯了寂寞，妻子也习惯了他的“不负责任”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我拿了国家的工资，就得尽到自己的义务。”

肖大伦一直住在学校，但在100多公里外的重庆主城区，他有一个温馨的家。但自从结婚后，他一直和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已整整28年。

肖大伦是当地人，1975年起在邻近的垭口村小当老师时，认识了来自重庆主城的知青彭小玲。二人相爱了，1981年，回城后的彭小玲和他组成了家庭。

1982年，彭小玲给丈夫在主城联系了一个好单位，可他拒绝了：“我离不开生我养我的土地。”

1983年，彭小玲当施工员的父亲让女婿跟他学当施工员，肖大伦没听岳父的话：“我喜欢当老师。”

1992年，彭小玲硬生生将丈夫拉进歇台子小学，上了一节公开课，校长很满意，决定接收他。可当天下午填表时，他就瞒着妻子悄悄溜回綦江，彭小玲气得差点晕倒。

“主城条件是好些，工资也高很多，可主城已经有那么多好老师，不缺我一个，山村的孩子更需要我。和他们比起来，城里的孩子已很幸福，我儿子已很幸福。”

1995年，大坪小学也邀肖大伦去，他拒绝了。

……

就这样，傻傻的肖大伦放弃了一次又一次机会，留在綦江，留在木瓜村小。

“除了放假，我一个月才回去一次，没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肖大伦低下头，眼里有了泪水。

儿子上小学时，被围墙砸破头，那时通讯不发达，彭小玲好不容易找人带信给丈夫，可肖大伦依然等到周末才回家。“看到病床上的儿子，他哭了，可转个背，他又走了。”彭小玲气得大骂他没心没肺。可每次骂过之后，她又选择了理解与支持，她早已习惯了丈夫这样的“不负责任”。

木瓜村小建于上世纪70年代，坐落在一个小山头上，最近的农舍，都在山脚。放学后，破败的校舍如同一座阴森的古堡，没一丝生气。

肖大伦的寝室在楼上，穿过没有路灯的走廊，在两排废弃的教室中间。一个电饭锅，是他唯一的做饭做菜工具。

从2002年起，住在学校的老师，就只剩他一个。白天，他是老师，放学后，学校空荡荡的，他是孤独的守夜人。

因没安装闭路，肖大伦也就没有电视，整个学校唯一能发声音的，是一台老式收音机，接收信号不好。放学后，孤独的肖大伦就一直让收音机开着，不敢关掉，尽管里面传出的噪音比主持人的声音还响。

肖大伦记得，1992年刚到木瓜村小时，教室周围根本没树，可现在，窗外茂盛的泡桐树已比两层楼的校舍还高。夏天，常常能看到蛇盘在树枝上打秋千。

夜晚最难熬，肖大伦就尽量将课留到晚上备，找点事做。实在寂寞了，就给妻子打电话，或听着窗外的虫叫，望着窗外的树林发呆。

从教34年来，肖大伦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他们有的完成了大学学业，有的发了财，有的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习惯”了寂寞和病痛的肖大伦依旧在这偏远的村小，孤独地坚守着。

结婚28年，一万多个想家的日夜，肖大伦说不清自己是怎么过来的，他只说：“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我拿了国家的工资，就得尽到自己的义务。”(记者 周立 文

记者 周舸)陈光明 趟过男人河的女杰

2005年05月16日08:28

“我当刑警大队副队长、禁毒总队队长也这么多年了，以前有意躲开所有采访，也推掉了很多荣誉，所以一直都能集中全部精力把工作专心做好。我认为这应当算是一个好经验，如果我早就被树立成一个模范、名人，之后肯定就很难一门心思全用在工作上了。”

她很不情愿把功劳就当负担背在身上，更不会因为荣誉花环的包裹，而让自己异化成一个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套中人”。我能感觉到她眼下的某种内心尴尬，因为她卓尔不群的职业成就，社会荣誉自然而然就来了。可这些不期而遇的光荣降临，却让她多少有点不适应。

我是在五一之前，从一位电视主持人那里得知陈光明的传奇经历的。随即，我一个长途打到陈光明的办公室，电话那边是一位说话干脆利落的女性———

“陈光明在吗？”“她不在！出去学习了！”“你是谁？”“我是搞卫生扫地的！”电话马上挂断„„

我担心远途采访劳而无功，于是求助全国妇联有关领导，总算得到了陈光明的手机号，接着再打电话，我就听出，她就是“搞卫生扫地的”。等我摆出一大堆采访理由，陈光明的口气仍然还是一副要将我“扫地出门”的不情愿：“要不电话里聊几句就算了。大老远跑过来，既麻烦你也麻烦我嘛！因为实在没啥子说的哟！”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我还没动身，已经多少领教了几分陈光明鲜明的个性。

■唯大女人真本色

到达重庆的次日下午，当地公安局专门为新闻媒体组织了一次“陈光明同志事迹采访座谈会”，面对满座的记者，陈光明两目精光腰板笔直，端庄漂亮的五官，直透出一股阳刚帅气。

集体采访过程中，陈光明显然很不习惯跟媒体打交道，甚至还有一点点逆反。在座其他干警，一提及她的破案和业绩，她就会不断插话进来打岔，非把功劳均摊到所有基层干警身上。有位记者不耐烦地说：您现在都是英雄模范了，总要配合一点嘛！

陈光明当时撇一撇搽得鲜红的嘴唇：“啥子‘英雄’嘛？今年市里召开“三八表彰会”，那个女主持人，手一挥就大叫：远学任长霞，近学陈光明！现在就请‘英雄’陈光明上台！啊哟！当时我听得汗毛都立起来了，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电视一播，媒体一曝光，好多老百姓都冲到我办公室来了，好像我一下就成了包青天，再到街上随便走走，还有人指着我说‘陈光明，神探！什么案子都能破’，这也太夸张了吧？”

初见之下，陈光明的个性本色就毕露无遗。她说起话不但很容易兴奋，需要时还会挥动双手以加强语气。她毫不讳言，媒体造势会给她本来正常的生活节奏造成很大压力，所以她恳求各位记者笔下留情，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其词。

采访座谈会的当晚，我就见到了陈光明下班之后的另一副“光辉形象”，她人长得漂亮更在意得体的穿戴打扮，鲜红上衣、绿裤子、皮鞋锃亮，咄咄的眼神和新潮的气派，任你怎么猜，也完全看不出她五十岁的年纪。

“我原来口红也比别人还要抹得红。以前工作之外，还要奇装异服一些。后来被电视、报道弄出点名气，现在不得不收敛了一些。可红衣服、绿裤子还是要穿的。”

听得出，她很不情愿把功劳就当负担背在身上，更不会因为荣誉花环的包裹，而让自己异化成一个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套中人”。我能感觉到她眼下的某种内心尴尬，因为她卓尔不群的职业成就，社会荣誉自然而然就来了。可这些不期而遇的光荣降临，却让她多少有点不适应。她可能更愿意在工作之外，谁也别认出她是谁，那样她就能照常在重庆朝天门服装批发市场上，一百或八十地和摊主讨价还价。所谓的小女人，永远都在忸怩造作回避躲闪。可陈光明的磊落和大气，就在于，她敢于全方位把自己展现给你，本色使然，毫无避讳。

陈光明终于挡不住我远道而来的纠缠，开始接受我的单独采访。但口气依然凌厉而实在：“是市局和省厅领导敢用我，信任我的本事和能力，才把我放在这样一个很多男人都想坐到的岗位上。现在市局里的男队长有好多好多，工作业绩都不比我差，你们记者们都没去宣传，而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就使劲宣传，其实在这背后，还是有一点男女有别的因素在。我当刑警大队副队长、禁毒总队队长也这么多年了，以前有意躲开所有采访，也推掉了很多荣誉，所以一直都能集中全部精力把工作专心做好。我认为这应当算是一个好经验，如果我早就被树立成一个模范、名人，之后肯定就很难一门心思全用在工作上了。”

■趟过男人河的付出

在介绍陈光明的所有资料上，有一点始终都在被反复强调：“作为重庆公安史中的第一位女总队长、重庆公安刑侦战线目前唯一的女总队长、全国省（市）级公安禁毒战线唯一的女总队长，陈光明在男性比例占多的公安一线岗位上是一枝独秀。”从1979年25岁的陈光明正式进入公安这一行，至今整整26个年头。临出差之前，一位以前专跑公安口的记者告诉我：能从基层一步一步干起来，而且还能做出很大成绩的女警察，就没有一个是白给的。

陈光明1979年以返城知青的身份进入公安队伍，之前既没有上过任何公安学校，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警察训练，所以她刚当警察最初就是在秘书科干后勤，先后干过处理文件、结案子、统计工作、财会工作，而且一干就是15年。1986年，陈光明经过艰苦的自学考试，考取了四川公安管理学院，两年学习之后回到公安局，虽然职位提升到了行政科科长，但仍然还是跟刑侦与缉毒破案毫不沾边。

一直到1994年，陈光明被市局提升为刑侦大队副队长，当时连她自己都感觉相当突然。“最初接到任命，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胆怯，因为自己心里也没数，我到底能不能胜任这个位置？”整个公安局里更是一片哗然，说句笑话，那才叫“男人河”爆发了钱塘大潮。当时这个提拔动议是由如今已经离休的前任老局长提出的，因为他从平时的工作当中观察到，陈光明一向思想主动、办事认真、行为果断。可老局长虽有此之想但也心存犹豫，因为当时不但在重庆而且在全国也没有先例。更何况陈光明还是个半路出家的女警察。正巧此时，公安部有一位女局长到重庆调研，所以老局长就派陈光明专门给她作陪同，其实却是托那位女局长暗中考查一下陈光明到底是不是这块料。全程陪同之后，女局长悄悄告诉老局长：我看她行，为人正直、性格泼辣、办法也多。

于今回头再看，老局长后来对陈光明的提拔显然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可当时陈光明面对的却全是来自周围的白眼。说起那段时光，陈光明平静一笑：“比如说我要领导的支队长，还有很多侦查员，在经验上个个都比我要丰富得多，我也明明知道他们心里不服我，因为我在业务上肯定没他们熟嘛；我也明明知道他们会在许多方面不全部依靠我，因为我的经验也不足呀；我也明明知道他们会对我有很多议论，因为我是个女人。可最后一想透了，我都没有更多去理会这些。”

当时被陈光明领导的男性下属们，都不是明着跟陈光明吵架和顶牛，而是以一种完全的不信任根本就不拿她当领导。有事不请示、有案不汇报，干脆就是“不搁盐———淡着你”，那是一堵让陈光明撞不穿也打不透的棉花墙，而且在这冷漠的沉默当中还带着一种明确的暗示：你一个搞后勤的，凭什么管我们办案子。即使陈光明虚心向有的支队长问起某个案件，人家也爱答不理的，再问深了，还会轻飘飘地反问：“我跟你说，你懂嘛？”这种难捱的滋味，起码持续了一年半时间。

我问：“那你又是靠什么力量顶过来的呢？”

陈光明的眉毛马上挑起来了：“首先，既然领导敢于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对得起这份信任。其次，我想到了我的父亲。我刚当警察时家里还有两个弟弟没工作，父亲为了我能接班，是提前三年离开了他工作了一辈子的警察岗位。就这两条，我找不出任何理由让自己在困难和非议面前退缩。”

无能的领导，当他们遇到下级抗上级时，很可能就会采取高压甚至动用淫威去整治别人。而真正有胸怀的领导，则会包容这些并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去慢慢建立起领导的威望。陈光明初来乍到心里有自知之明，所以她就一边干一边学，同时还以自己的正直诚实、谦逊人格，去渐渐凝聚周围的人心。

“后来，我也经历了很多大案，碎尸案、挟持人质案、入室抢劫巨额案，我都到现场亲自参与了。作为领导，对很多案件的侦破和处理，我也起过相当关键的作用。但总体来说，干刑侦的两年半，我还是从后勤转型到刑侦的学习过程。所以到现在也不能说我当时做得有多好，唯有尽我最大努力而已。”

1996年对于陈光明，是她一个事业上的巨大转折。当时山城的平静，不断被一些不和谐事件所打破。抢劫案明显增多，公安机关的调查表明，抢劫者多为吸毒分子。结合当时全国禁毒形势去分析，重庆那时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现状。由于毗邻禁毒前沿“阵地”云南，重庆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毒品消费区，而正在成为一条毒贩的犯罪渠道，一些毒品甚至经由重庆流向北京、天津等地。考虑到这种局面，1997年，重庆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禁毒总队，而陈光明就是组建者之一，并且她还被任命为禁毒总队的总队长。

前边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的位置还没坐稳，新的任命又在“男人河”里卷起不小的波澜。面对争议、非议种种，陈光明这时已没有了当初刚进刑侦队的胆怯，为了能尽快熟悉业务，陈光明晚上学习禁毒法律知识，白天则跟着干警们一起跑案侦第一线，她把周围的人都当成自己的老师，在实践中学习并积累经验。

1997年初，刚刚上任不久的陈光明就率领干警乔装埋伏，在陈家坪车站抓获从四川资中到重庆的几名毒犯。据其中一名毒犯供认，还有大批毒品正从云南运往重庆资中。陈光明屁股还没坐下来，转身就和干警立即开车前往资中，当场截住5名毒犯，查获海洛因3公斤。

从资中人困马乏刚刚赶回重庆，已两天两夜没合眼的陈光明，脑袋还没和枕头沾个边，当夜又有确切线报传来———有一名毒犯携带十几公斤海洛因来到重庆要寻找买毒“下家”，此时正住在市内一家宾馆里。而且据说狡猾之极的毒犯只打算在山城停留一夜，如果找不到买家，第二天早上他就准备逃之夭夭。

得知这个线报，陈光明陡然精神起来，她带领干警立即扑向宾馆，并且在路上用手机和几个支队长迅速商量布控和抓捕方案。

身穿便衣的陈光明和另一名干警刚走进宾馆大堂，就眼看两名嫌疑人正迈进一楼电梯，陈光明当时急中生智作迷糊状，一边跌跌撞撞往前跑，一边喊：“电梯、等一等，等一等„„”就在嫌疑人下意识还在犹豫之时，陈光明他们已经跑进电梯。为了继续迷惑对方，满身疲劳的陈光明一头栽倒在旁边干警的肩膀上，嘴里还含糊不清地说着：“哎哟啊„今遭喝惨了„„”干警马上会意道：“二姐，以后要少喝点嘛。”

“醉眼惺忪”的陈光明，眯缝着眼却始终在瞄着嫌疑人的一举一动，看他按了电梯的6层，那位干警跟着就按了7层。电梯到7层刚闪开门，陈光明随即“醉意”全无，精神得就像豹子一样马上从楼梯往6层冲，随即找到服务员，亮明公安身份，询问刚才那两个男人进了哪个房间。服务员说他们进了602，陈光明马上就让服务员把夹住602的603和604房间都给打开，先让跟来的干警埋伏在两侧房间里，接着她就换上服务员的工作服，竖起两只耳朵在过道里来回溜达着听动静。过了好一阵，602的房间里已没有任何说话声，于是她蹑手蹑脚贴近门前屏住呼吸细听，不一刻，只听里边传来一阵阵撕开包装胶纸的声音，陈光明判定里边已经开始了毒品交易之前的验货，她双手一挥悄然向周围发出暗号，然后亲率所有干警破门而入，不但抓住了毒犯，还当场缴获毒品17公斤。那是重庆市禁毒总队成立以来破获的第一宗万克毒品大案。

8年禁毒，情同抗战。在常人眼中的“男人岗位”上，陈光明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勇气和智慧，为重庆禁毒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她的指挥之下，从1997年至2004年，禁毒总队破获贩毒案件2095起，抓获吸贩毒人员一万多名，缴获毒品海洛因300多公斤，追缴毒资赃款上千万元。

■“陈队”与“二姐”的两种表情

今年刚过50岁的陈光明这样总结自己：“作为一名女性要想在男性岗位上立足，我觉得第一女性要珍惜自己；第二要看得起自己；第三要少说‘我不行’。”

在采访过程中，我有两回在办公时间走进陈光明的办公室，每次她都是腰板笔直地端坐在写字台后边的椅子上，而且两次都是面色严峻，言语扼要———

“有事吗？”

“如果有问题你就快点讲！”

这时的陈光明，又让我感觉到一点“搞卫生扫地的”精神压力甚至是气质震慑。

然而只要换在下班时间再见陈光明，她却又是穿红戴绿笑声朗朗。我刚一开始很难接受像陈光明这种磊落分明的工作与生活状态。之后再向陈光明身边的部下和同事说起她这两种分明的“变脸”，众人却早已经对她那截然不同的两样人生表情习以为常了。

现任禁毒总队综合科科长的许萍，已和陈光明共事十余年，以往不但工作默契而且二人私交也很深。可在我采访之前，许萍却因为一点小小“人情”，就被陈光明毫不留情地“剋”了一顿。陈光明去年4月调任重庆公安局经侦总队长，今年前不久，许萍的一位亲友因为跟一件很小的经济纠纷有点牵连，于是托许萍给陈光明打电话求个人情，许萍深知陈光明对待案件的铁面无私，所以再三向亲友解释：“我们交情是很深，可就是不要沾任何纠纷、案件，陈光明是绝对不会给我面子，而且肯定还会骂我的。”然而架不住亲友再

五、再六地恳求，许萍终于还是按下“免提”打了这个人情电话，结果话绕了很大弯还没说几句，陈光明电话那边早已是警惕有加声色俱厉起来：“你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有人托你讲人情来了？！告诉他们，不行就是不行！”

放下电话，许萍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对当面听到电话的亲友笑说：“听到了吧，我说不能打这电话，你们非要试试，结果是我挨骂你们听着！”

然而同样还是陈光明，换到禁毒总队一支队长冯骏伟嘴上，却又成了另外一番模样：“说实话，以前我们每办完一个案子，心里先想到的不是回家，而是马上赶回总队，去尝一口二姐亲手下厨做的热汤和好菜！”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吃饭没个准点，禁毒大队专门设有夜间小灶，而陈光明就是全队公认的“一号大厨”。以前每次干警夜间出更，之前“陈队”都是运筹帷幄大将风度。而每当干警们完成任务归队之后，她则更乐于成为巧厨“二姐”，立即洗手熬羹煲汤，以最可口朴素的饭菜为战友们接风洗尘。

冯骏伟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2002年那个冬季，有天深夜，他和几个干警经过近一周辗转追捕，终于从外地将两名毒犯捉拿归案，连夜返回总队，一路劳顿又赶上雨雪交加，已经数日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人人肚子里都在闹“空城计”，手脚更冻得发麻。夜很深了，冯骏伟一行人只盼回到总队能马上泡一碗方便面。谁知他们刚一踏进队部，扑鼻而来的却是饭菜的喷香，随后就是“陈二姐”一声脆喊：“快点趁热！大家都来喝一碗海带鸭子汤！”

而让年轻干警们最流口水的，还是“陈二姐”的拿手好菜“回锅肉”还有“尖椒鸡”。禁毒总队副队长陶秋这样总结“陈二姐”的美味佳肴：“她对待做菜和对待工作，有一点态度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绝对追求完美,精益求精。尝尝她做的饭菜，你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能从一个原来并不了解刑侦工作的女干警，而迅速成长为屡破大案的总队长了！”

■无情未必真女杰

在有关陈光明事迹的材料或报道当中，都不会忘记这样特别提到陈光明女儿贝贝（化名）的出生：“十月怀胎，是女性一生万分娇贵的经历，每时每刻都要小心翼翼，爱护有加。而她却腆着肚子，急急而来，匆匆而去，直到临产前一天下午，她才回到家，晚上女儿就出生了。”似乎这也成了陈光明先公后私的光辉一笔。可我只能理解为这是由于特殊工作性质给陈光明造成的一份人生缺憾。中国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所以也让很多人特别是能干的女性，常常在公共事业与私人生活之间无法达到完美的平衡。

毒贩们昼伏夜出，因此禁毒警察也只得过着不分昼夜的生活。作为女儿的贝贝，以前也曾非常抱怨自己的妈妈。小学6年，陈光明几乎跟女儿没有过几次亲密接触，她那时甚至没替贝贝开过一次家长会，对女儿的任课老师也一个都不认识，幸亏贝贝从小学习就非常自觉，成绩一直很好，在这一点上，要强的女儿很像陈光明自己。陈光明跟女儿间的矛盾真正尖锐起来是在贝贝初一之时。贝贝从小学被保送到中学后，班里都是尖子生，加上学习环境的升级变化，贝贝承受的心理压力过大，第一次考试，以往总是前一二名的她，成绩一下掉到全班第28位。成绩单拿回家，陈光明把贝贝狠狠教训了一顿，当时女儿既委屈又难过，终于朝着母亲发作了：“你就知道骂，你自己有时间认真管过我吗？”只这一句硬话，当时就让陈光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这之后，陈光明就想方设法亲近女儿的生活，督促她的学习。有时间干脆就把贝贝带到自己办公室，她上班，女儿就在旁边做作业，然后即使有片刻空闲，陈光明也会抓紧时间给女儿讲解功课或者闲聊家常。然而也恰恰正是这一段在特殊环境当中的亲密接触，才让贝贝真正了解了自己的母亲。有一次完成作业，贝贝闲着没事就在刑警总队的办公楼里来回转悠，无意中却闯进法医检验室，当时里边正在紧张进行的验尸现场可把贝贝吓坏了。直到这时，越来越懂事的贝贝才真正意识到了母亲的工作，到底有多么严峻和不易。贝贝后来这样感叹：“妈妈当时也是刚刚调到刑警总队，各个方面都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和挑战，可她既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兼顾我的成长教育。从那时起，我才开始逐渐理解妈妈，她对我的关心，也许不能像更多母亲那样涓涓细流，但她本人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却对我有导航和指南作用。”

“说心里话，我也想做一个称职的母亲，我也想做一个称职的妻子，但8年的禁毒生涯，我不是加班就是出差，不是出差就是值班，我没和他们度过一个除夕之夜。但是，一个人的能力和能量太有限了，很多事情要想两全其美，在公安战线———这个和平年代需要付出最多的岗位，是很难的。我，选择了事业，必然就会亏欠女儿和家庭，但在内心最深处，我爱我的宝贝女儿，也爱我的家庭。”

为了禁毒，陈光明的生活匆忙得不分白天黑夜，数年之前，她就和丈夫劳燕分飞离了婚。

有人将事业、家庭、亲情三项合成100为满分，让陈光明给自己打个总分。陈光明坦率地回答：“我觉得顶多打80分也就差不多了。如果说我人生当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家庭生活不圆满，除此之外我觉得自己成绩还相当好。事业上，虽然说也经过了很多酸甜苦辣，但总的来说还非常顺利。再一个缺憾就是，我坐在现在的位置上，只是自己得到了一定的荣誉，但无论对兄弟姐妹还是亲戚朋友，我从来没利用官位私下里给他们解决过任何实际利益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虽然做到了正直，可心里总感觉有些对不起他们。”

结语：去年4月，在陈光明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情况之下，又被调离禁毒总队，任命为重庆市公安局经济案件侦查总队的总队长。经侦不同于禁毒，其案件涉及金融、合同、涉税、知识产权、证券等方方面面，这就需要陈光明了解与掌握更为复杂的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陈光明从上任伊始，就发现自己是个外行。最初听取案件汇报时，一些新出现的专业术语，都是她过去从没听说过的，按她自己的说法，简直就听得云里雾里跟坐飞机一样。于是已经到了“知天命”的陈光明，现在又拿出了当初刚进刑警大队和禁毒总队从头做起的劲头，找来大量经济书籍开始认真阅读并仔细做笔记，有空就请实际办案的干警来给她补课。

采访结束时，我问陈光明：“你还有信心把经侦总队的工作做得更好吗？”

陈光明掷地有声回答我六个字：“有志者，事竟成！”(北京青年报： 何东)湖北特色县探秘之蕲春——教授县以读书为乐

（楚天金报文图/本报记者胡诚 通讯员伊育群 余立鹏

提 要

蕲春，我省东部的一个小县，却自古人才辈出：宋代有文学巨擘吴淑；明代有“医圣”李时珍、著名战将康茂才；清代有著名文学家顾景星、陈诗，首创中国海运的陈銮；近代有辛亥革命先驱詹大悲、田桐，国学大师、“章黄学派”创始人黄侃，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等。而自20世纪以来，从蕲春走出的学人更遍布世界各地，教授级人物更多达4000多人，被誉为“教授县”。

一个位于大别山南麓、经济并不发达的小县，何以成为人才输出的宝库？“教授县”的来历又是怎样的？记者专程赴蕲春进行探访。

一个县有31个“教授村”

国学大师受伟人推崇

一条玉带似的河流，自北向南，蜿蜒于大别山的南麓。蕲河，带着山脉绵延的余韵，与奔腾不息的黄金水道长江，共同滋润出山明水秀、人杰地灵之地——蕲春。虽然对地图上那巴掌大的一块——无论冈峦还是河流，早已烂熟于心，但每看到这纸上的山河，已年逾八旬的赵德鼎老先生仍会激动不已。

“这片土地上，自宋代以来，孕育了众多名人巨擘。而更值得现代人骄傲的，还是散布于海内外的众多蕲春籍教授、学者。”退休后仍担任《蕲春县教育志》编辑的赵德鼎老先生，被称为研究“教授县”的权威，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没有间断从事对蕲春籍教授的搜集、整理工作。根据他们的最新统计，从这个人口只有90多万的普通县，走向海内外各地的教授就有1800多人（含副教授、博士），如果加上高级工程师等各类高级人才，蕲春籍教授级人物更多达4000多人。

尤其令人称奇的是，蕲春竟然有31个“教授村”。“所谓‘教授村’，就是一个村里至少有10个以上的教授。”赵德鼎解释。

在赤东镇范铺村，60多岁的村民童德年悠闲地过着农家日子，但他一家就出了两个博士和3名教授。“在我们村里，不怕你没权，也不怕你没钱，就怕家里没有读书人。”说这话的时候，童老汉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据介绍，这个小小的村子，竟走出了80多名教授级人物，仅在美国新泽西和旧金山两地大学当教授的就有11人（其中新泽西大学有8人），现任上海某研究所所长、42岁的博士后童光志“一个人就头顶三个教授衔”。

而青石镇大樟树村，则以“黄氏一门七教授”而远近闻名，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蕲春历史上最声名显赫的重量级人物之一——北京大学国学教授、“章黄学派”创始人黄侃。

大樟树村，因村中有两棵生长了近300年的大樟树而得名。黄侃1886年出生在村中一个书香门第。远祖中有以诗词书法闻名于世的黄庭坚，其父黄云鹄官至清廷二品大员，也是著名的经学家和散文家，是张之洞的密友。据介绍，“黄侃幼承庭训，家学渊源，其研习勤苦，加之天性聪颖，与其师章太炎共创‘章黄学派’，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多有创见，终成一代大师。”可惜黄侃命运不济，不到50岁便英年早逝。但其在国学上的成就却影响深远，毛泽东生前对黄侃非常推崇，他亲笔写给黄侃之子的信件，原件至今还珍藏在国家博物馆内。

黄氏一门里，黄侃之后还有其侄子黄焯，是武汉大学教授，也是训诂学家，他承继了叔父的衣钵；黄侃的长子黄念田，原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后转回湖北任政协委员；次子黄念宁是原华中理工大学物理系教授，著名的原子能专家；此外还有三子黄念勤、长女黄念容和侄孙黄曾旸（黄焯之子）等，都是教授。故有“黄氏一门七教授”的说法。

一条街走出100多位博士生

“博士之家”记录历史传奇

蕲州是蕲春的重镇，距今有1400多年的历史，也是明代医圣李时珍的故里。“博士街”，是该镇一条不足600米、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街，名叫“东长街”。街一半是新，瓷砖小楼林立；一半是旧，青砖黑瓦，间有木楼。别看这条街貌不惊人，但时空倒转几百年，这里却是声名显赫的宝地，当年，尚书府、将军府、御史坊、进士第等在此毗邻，人称“水漫红石头，状元满街游”。上世纪以来，这条街更走出了120多名博士、教授，其中接近一半留洋海外，“博士街”由此得名。

在“博士街”，一个家庭里父子、父女或兄弟双双为博士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李宝珍一家，就被誉为“博士之家”。李宝珍1918年出生在蕲州城内一个世医之家，其先祖父是李时珍12世传人。1938年，高中毕业的李宝珍毅然投考名重一时的中正医学院，发榜时，名列前茅。后又转学华西大学医学院，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某学院的教授。在她的言传身教下，她的几个子女也都学有所成：其长子吴永辉是数学博士；次子吴永新是美国康涅狄格州大学教授；三子吴永烽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女儿吴永寿是美国布朗医科大学博士。此外，李的长媳为美国纽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女婿毕业于美国布朗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在蕲州，除了李宝珍的“博士之家”外，一人头戴三顶博士帽的黄恒学和王家大屋出了近30个博士、教授的故事，也被传为佳话。

黄恒学在我国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时参加高考，并被武汉大学录取。此后，他不断求学深造，先后获得杭州大学心理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学和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王家大屋是“博士街”上有名的古老家族。相传，王氏家族的始祖王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亲随之将，官封明威将军，蕲州卫指挥使。其子孙后代世袭其位，繁衍于东长街，所居之地称王家大屋。王忠将军十一世孙王御龙，由于重视诗书并教子有方，其子孙7人先后为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朝的举人、进士，其中进士5人，也就是闻名遐迩的东长街“一门五进士”。王家好学之风也延续到了现代，据不完全统计，从解放至今，从王家大屋已走出近30位博士、教授。

两百教授媲美两百将军

县电台记者叫响“教授县”

从蕲春县走出的教授遍及海内外，时间的跨度又如此巨大，那么，如此多的教授是如何被统计出来的？“教授县”这个名称又是怎样来的呢？“最初关注蕲春籍‘教授’，其实很偶然。”一直从事“教授”搜集整理工作的赵德鼎老先生回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赵德鼎担任县《教育志》的主编，开始主持编修第一部《蕲春县教育志》。最初的《教育志》篇目非常单一，只设立小学、中学、高中等篇目，完全不能囊括蕲春丰富的人文资源，这显然不能让他感到满意。后来在采访中，他发现本县过去的举人、进士非常多，从北京进士题名碑、《湖北通志》抄得的资料显示，蕲春仅明、清两朝进士、举人就有461人。于是，他在《教育志》中专门设立了《招生·考试》一章，将461名明清进士、举人尽列其中。

随着采访范围的扩大和深入，他和同事又有了新的发现：在现当代，在国内外的蕲春籍教授、高级工程师、博士等也不少，他们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如果记入《教育志》，不仅将极大地丰富《教育志》的内容，对发掘蕲春的人文资源也是一大贡献。于是，他决定在已设定的篇目之外，再专设《教授篇》。

那时没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赵德鼎等人搜集教授资料，采取的是最原始的方法。他们先是一个村一个村挨家挨户地打听谁家在外有教授或博士亲人，然后向这些蕲春籍的教授、博士们一一写信恳求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当时他们共向国内外大学和个人发出联系函2000多封，得到广泛的回应，最后从回收的资料中经过认真筛选，确定副教授以上学者221位。“受当时的条件所限，只搜集到这些。”赵德鼎说。后来随着资讯的日渐发达，为了将“教授县”里的教授查个“水落石出”，从2004年开始，赵德鼎等人便开始着手编写蕲春县第二部《教育志》，重点是统计蕲春籍教授人数。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们的搜集工作卓有成效，到去年为止，进入他们名录的教授级人数已达4000多人。其中，在国内大学100强中，共有蕲春籍正副教授242人，位列10强的大学中有蕲春籍正副教授121人。比如，在北京舞蹈学院，有“东方舞蹈大师”美誉的女教授张均就是蕲春人。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赵德鼎他们搜集到的教授名录还只有200多位时，“教授县”的称谓已经声名远播。那么，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教授县”这个名称？又是谁第一个传播出去的？

1987年11月的一天，当时任蕲春县广播电台记者的韩进林，把一篇题为《蕲春堪称教授县》的稿件投进邮局信箱时，他还不曾料到他灵机一动想到的一个称谓，日后会成为一张宣传蕲春的亮丽名片。“写那篇文章很偶然。”现任《蕲春文化研究》执行主编的韩进林告诉记者。一天，韩进林在一本书上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是写红安“将军县”的。他看后大受启发，一下想起了赵德鼎他们编写的《教育志》：红安200个将军可以叫“将军县”，蕲春有200多个教授为什么不能叫“教授县”呢？于是，他立刻奋笔疾书，写成了那篇《蕲春堪称教授县》，然后，把稿件投给了一家报社。几天后，这篇文章发表了，并相继被《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中国教育报》、台湾《自立晚报》等多家海内外媒体转载，甚至有媒体将红安“将军县”、蕲春“教授县”并称为黄冈的“文、武”两县，意指黄冈“文武安邦定国之人层出不穷”。

从此，“教授县”名闻天下。

教授层出不穷有秘诀

重教观念深入人心

一个人口不过90多万的小县，经济并不发达，为何历史上会诞生那么多的名人巨擘，现代又走出那么多的教授、博士呢？蕲春奇迹产生的背后，有什么特殊的魔力吗？“蕲春历来是‘吴头楚尾，荆扬交会’之区。春秋时期，吴、楚两国官员、文人及商贾便在此相互往来„„”10月30日，赵德鼎老先生指着一幅老旧的地图，向记者解说蕲春人文鼎盛的历史渊源。

从资料上看，蕲春尤其是蕲州，在明清时代的确是山清水秀、物阜民丰。明朝中叶，蕲州便是个“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参差十万人家”的美丽、繁盛之地。清朝中叶后，蕲州更是商贾云集，众多名人、学者纷聚于此，读经诵典，形成深厚的人文气息。据说，明代文学家吴承恩就是在蕲州荆王府做小吏时，遍游蕲州山水寺庙，才获得了创作灵感，在蕲州写出了《西游记》。

在蕲州，现在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以佐证当地的钟灵之气：该镇同济医科大学教授杨仕豪的旧居，上世纪60年代出了四个大学生。由于兄弟姊妹全部离开了蕲州，老房子长时间无人居住，家人便将旧居卖给外地人王贵才。令人惊奇的是，王贵才买得房子后还没来得及翻新，两个儿子也先后考上了重点大学。“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蕲春人传统上对教育的重视。”赵德鼎说。蕲春人历来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从蕲州王家大屋走出的王氏后人、现任蕲春《教育志》编辑的王树蕲告诉记者，王氏家族至今保留下来的祠堂名叫“锄经堂”，已有近700年的历史。祖先起名“锄经”的含义，是“锄则带经，牧则编简”的简称，也就是告诫族人要时刻不忘读书好学，哪怕是在务农放牛之时也要“手不释书”。

类似王氏家族这样的门风，也成为当地人一直效仿的榜样。据蕲州镇党委宣传委员龚智勇介绍，对蕲州人而言，家里有无读书人，是关涉到脸面的大事。一个家庭哪怕经济条件再好，倘若家里不出个把大学生，也会感觉抬不起头来。所以，一般家庭都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念书。对小孩而言，改变家庭困境的希望之一就是发奋读书。

蕲春人文鼎盛的另一方面，也与当地政府重视教育有关。这里，不能不提到蕲春历史上的两任“县长”——清末蕲州知州陈树屏（字介庵，实际是县令职务）和民国时的县长辜仁发。陈介庵曾东渡扶桑，在日本考察新政，对日本举国办教育印象深刻。他到蕲春任职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便创办了蕲州师范学堂、实业学堂、高等小学堂各1所，模范初等小学堂5所，女子小学堂3所，初等小学堂60所。其办学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前所未有。辜仁发同样重视教育，一上任便大办学校，并在蕲春实行早期的“义务教育”。

而解放后，当地政府更加重视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据介绍，蕲春县自恢复高考以来，已向各类高校输送新生5万多人。其中，就有曾被誉为“华尔街神童”的信中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潮涌。在汪的母校蕲春一中，他和王重烈、李敬一等10位蕲春籍名人的大幅照片被挂在校园内，以勉励学生。11月6日，当汪潮涌带着35亿元的投资项目回到蕲春时，他那些风华正茂的学弟学妹们，正看着他的照片，对未来浮想联翩„„

剑气豪情一颗星

——记黄冈市跨世纪优秀青年、蕲春益才高中校长王剑星

韩进林

冬日之夜，是风神的圣诞节。

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寒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古城黄州的一处机关住宅大院，潇洒顽皮的风神，时而抓起王剑星的头发，拍打着他的脸庞，时而撕扯着他的衣领，掀起他的衣角。面对寒风的肆无忌惮，王剑星心无旁骛，心如止水，打算在这里站到天明。为了办理黄冈市蕲春益才高级中学的手续，这个大院来过多少次，他王剑星真的记不清了。

人生之路，总是因为艰难曲折而绚丽多彩。已过不惑之年的王剑星，从迈向社会的第一步起，艰难困苦成了他的营养快餐。弱冠之年，初出茅芦，他就创办了蕲春第一家青少年武术体校。不到而立之年，他又紧扣时代脉博，创办了具有中等专业资质的蕲春特种专业学校，并首开蕲春跨地域联合办学的先河，与武汉长航警校联手，创办了长江航远人民警察学校蕲春分校。

当时代的车轮鸣响了穿越新世纪隧道的汽笛时，王剑星又把发展的目标定格在基础教育上，着手创办黄冈市蕲春益才高级中学。

基础教育与他王剑星原从事的成人教育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国家对基础教育的办学要求十分严格，从学校的面积到校园的环境，从教学仪器到配套设施，从师资力量到后勤服务，从教学大纲到综合管理等等，都有一套近乎苛刻的标准。也就是说，你王剑星要重启新程，必须从头再来。

在原有资产1000万元的基础上，他重新贷款1700万元，重征土地，他重修校舍，重建校园，重购设施，重组师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黄黄高速公路的蕲春出口处，一片占地128亩，建筑面积3.1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校园拔地而起，前来评估的市县专家赞不绝口。

好事不多磨岂算好事，岁月不蹉跎枉为岁月。当王剑星兴冲冲带着专家的评估结果到市里办手续时，一瓢“冷水”当头而下：黄冈市蕲春益才高级中学的招牌前面必须冠上“民办”二字，否则，不予办理手续。

这不是一般的“冷水”，是来自思想观念封闭的冰窖之水。其实，在南方等改革开放的前沿，民办高中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内地，民办高中仍属于谈之色变的禁地。在一些部门少数管理者的眼里，民办高中似乎是洪水猛兽，“民办”二字也似乎特别的剌眼剌耳。好事者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剌眼剌耳的“民办”二字来以儆效尤。

对少数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作法，王剑星心知肚明：解铃还须系铃人。打那天起，王剑星天天迎朝阳，送晚霞，到相关部门“上班”：聊政策，论依据，侃观点，谈看法。他要用他对民办基础教育的真诚和真情来感化人们改变对民办高中的偏见，为了加快“解铃”的步伐，两天后，王剑星又开始了“送走太阳，迎来月亮”的争分夺秒，每天晚上也找到相关领导的家里继续“侃大山”。他需用他对民办基础教育的真诚和真情来感化人们改变对民办高中的偏见。

“这是我的家，你有事明天到办公室谈，我不会开门的！”

连续几个晚上，王剑星的“解铃”加快计划都吃了闭门羹，可他没有气馁，别人不开门，他就站在门外等。也就是这天晚上，也就是在这个大院里，一位领导将他拒之门外。半个小时后，领导以为他必走无疑，可开门一看，王剑星仍站在门外，便有些吃惊：“你还站这干什么？我不是说得很清楚吗？现在不是上班时间，有事明天到办公室谈，我也是人，我需要休息！”

王剑星微微一笑：“实在对不起，打搅领导，真不好意思。我也想休息，可那招牌上的两个字压得我怎么也睡不着。”

“你睡不睡我管不了，可你不能影响我！”

“我站在门外，也没有影响你呀？”

“不行，你站在门外，对我肯定有影响！”

“好，我不在你门口站，到院子里站总可以吧。”

“院子里也不能站！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会产生误会，我也不能一个个去解释！”

就这样，王剑星下到了院子里，他打算在这里站一宿，与古城黄州的风神当一回亲密的战友。他原以为刚才那位领导不准他在院子里站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大约半个小时后，那位领导从窗子里看到王剑星还站在院子里，真的跑下来连推带撵地将他逐出了大院。别说他王剑星曾在全国的武术大赛中拿过大奖，就是凭他一米七八的身躯，一百七八十斤的块头，他王剑星只要较较劲，恐怕是几个人也拉他不赢的。可王剑星的心里对“解铃”始终有一杆秤：不越格，不出轨，不胡来，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因为他坚信，只要不放弃对信念的坚持与追求，不用麻木冷淡热心，不用虚伪欺骗真诚，不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鼠目寸光，别鼠肚鸡肠，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冰冻三尺，终有开冻之日。在王剑星恒心如磐、真诚无限的坚持下，那两个带有时代偏见的“民办”二字终于没有冠之于“黄冈市蕲春益才高级中学”的招牌上。

一所学校的成功与否，教师是脊梁。作为校长，王剑星最揪心的是师资的稳定。师资的不稳定，势必带来学生的动荡，学生的动荡；又势必带来教学质量的下降；教学质量的下降，毫无疑问，那就是学校关门的前兆。民办高中的机制灵活，体制超前，有选择教师的绝对优势。可教师的资源，特别是优秀教师的资源是有限的。与同行的竞争也近乎白热化。奴才好用没有用，人才有用不好用。用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句名言来形容今天民办高中教师现状的尴尬十分贴切。穿梭于民办高中的教师大多数都有自己的两把刷子，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可也大多数属于朝秦暮楚的“飞鸽”牌。

留人必须先留心。要把“飞鸽”牌的教师变成“永久”牌，首要的是要把学校变成让教师放“心”的地方。深思熟虑的王剑星郑重地推出了待遇留人，情感留人，事业留人的师资人才战略工程。

进了益才高中，无论你是将才还是帅才，只要是才，你都可以驰骋自如一展才华；无论你善说还是不善说，只要是真话，你都可以想说便说，一吐为快；无论你是土点子还是洋点子，只要是好点子，你都可以抛出来得奖赏；无论你有大难还是小难，只要是困难你别藏着掖着，说出来就会得到帮助。无论是大会小会，王剑星都不离一句口头禅：只求大家（教师）与我同甘，不求大家与我共苦！

青年教师徐长喜说话办事有些心不在焉，这小小的变化引起了王剑星的关注。一打听，徐要结婚，可他家里贫困，手头拮据，力不从心呀！王剑星把徐长喜找来狠狠“剋”了一顿：“结婚是人生最大的喜事。可喜事不能你一个人偷着乐，也该让我们大家分享分享。你只把你的课带好，其它的你就别管了，到时候与你的新娘子拜堂就行了！”

徐长喜结婚的票子、房子、车子，甚至锣鼓、鲜花、鞭炮都由王剑星一手包办。也就是从徐长喜结婚这件事中受到启发，王剑星的重大事项备忘录中，从此多了一项新内容：教师结婚。2003年至今，益才高中先后有20多对“飞鸽”型教师在王剑星的运作下在校园里喜结良缘，进入益才永久型的人才库。国庆、元旦、春节，益才校园里都有新婚的锣鼓铿锵，新婚的礼炮鸣响。也正是教师们在校园成家立业的喜炮，带来了益才的喜事连连：2005年益才高中首届高考，一本上线率捧回了蕲春普高（县一中除外）第一名的桂冠，考生的总升学率居全县普高第一名。2006年的第二届高考，考生张美青以总分617分的成绩夺得蕲春普高（县一中除外）理科第一名。

人生是一部书，用血汗撰写序言，才能引人入胜；用贡献书写后记，才有回味妙趣。这是王剑星最喜欢的一句人生格言。思想支配行动。他的一步一程正是这人生格言的真实写照。在与记者聊天时，王剑星戏称他的人生自传的序言才刚开头。可事实上，他人生大传的序言与后记在同步撰写。远的不说，益才高中从2002年9月的起步到2006年9月的四年间，仅用于扶贫助学的金额高达240万元，受到他王剑星爱心援助的贫困学子有据可查的就有200人。

学生高传超，中考成绩很一般，属于全收费的对象。可小高说，要是收费，他就读不成。王剑星毫不犹豫免掉了小高的学费。一个多月后，高传超的班主任反映，小高没有生活费，可能要退学。王剑星心头一沉，当即决定到高传超家走访。

高传超的家在离校不很远的管窑镇双沟村。走进高家，王剑星的鼻子一阵发酸，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转。厄运和疾病这对孪生的恶魔将高家摧残得几乎一贫如洗：一列东倒西歪的土坯房子里，一张破桌紧埃着一张破床，连房在内的全部资产值不上2000元。脑中风瘫痪一年多的女主人——高传超的母亲躺在床上，形如槁木，奄奄一息。王剑星二话没说，当场掏出了身上的全部现金7000元，高传超的所有学费、生活费从此一概全免。

是朋友都知道王剑星听不得悲惨伤心的故事。在一次聚会中，黄石的一位朋友谈起他阳新县浮屠镇有一个亲戚邻居的孩子，不到3岁，父亲去世，7岁时母亲去世。收养他的叔父家境也十分贫困，供他断断续续读完了初中就很不容易，今年经常缺课的孤儿仍然参加了中考，并考了420分。

考了420分又有什么用？剑星的朋友讲到这里意味深长地冒了一句：“考了620分也没用，谁还能供他读高中上大学？”

王剑星“嚯”的往起一站：“我来供！”

这位幸运的孩子叫方统亮。

2002年9月，方统亮走进了益才高中，成了学校的特殊学生——吃、喝、穿、住、用全部由王剑星“买单”。

方统亮也用勤奋学习来回报王剑星一家的特殊关爱。高一到高二成绩由中下等不断攀升，最后跃入优等生的行列。可进入高三，方统亮的成绩开始下滑，连续两次考试，成绩急剧下降，一次比一次差。

是学习的难度加大，还是学习的方法欠佳？是生理上的智障，还是心理上的智障？带着问号，王剑星与方统亮进行了多次谈话，并经常嘘寒问暖，问长问短。

真诚是打开心扉的唯一钥匙，坦诚是心与心沟通的最佳纽带。2004年11月底的一天，方统亮主动找到王剑星，将他成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来了个竹筒倒黄豆——一干二净：“王校长，我对不起你，我得了相思病，爱上了班里的一位女生，以至上课头是昏的，眼是花的，心是乱的„„”

面对方统亮的坦诚，王剑星微微点头：“你的爱与恋是正常中的异常。所谓正常，青春躁动期的异性相吸，只要是正常的男女都一样。所谓异常，你缺少一种自抑能力，说白了也就是目光短浅，把握不住自己。把握不住自己今天的人，永远不可能拥有灿烂的明天。古人说，人生的道路，紧要处只有几步。小方呀，恭喜你，你在关键的这几步刹住了，那么你的明天肯定是灿烂的„„我向你保证，对你今天的坦诚绝对保密„„”

心病靠心医。放下了包袱的方统亮轻装上阵，学习很快迎头赶上，在2005年的高考中，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财经大学。

也许是命运之神特别嫉妒方统亮遇上了王剑星这样的好校长，也似乎在有意考验王剑星的仁心善举。2006年3月，一封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信摆在了王剑星的案头。方统亮在信中除了简单地汇报了自己的学习外，侧重报告了他新的不幸：双耳脑神经突发严重病变，双耳已基本失去了听力。医生说如果不做手术，不仅两耳失聪，还有可能危及大脑„„

王剑星当即拿起电话，告诉方统亮迅速将病历寄过来。收到病历后，王剑星专程赶到武昌的湖北省人民医院找专家咨询。专家断言：做手术是挽救小方的唯一希望。2006年的暑假，方统亮在王剑星的护送下，走上了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手术台。经过专家6个多小时的紧张手术，方统亮恢复了听力。8月28日，方统亮出院了，王剑星不仅为小方支付了2.34万元的全部治疗费用，还塞给他6000元作为他新学年的生活费用。

9月12日，回到高校的方统亮给王剑星寄来了一封信：尊敬的校长，你好，我一再向你表示我内心对您所充满的无限感激之情，而且我也知道，即便说上一万遍，也不能完全表达我对你的无限敬意和感激，对你的回报，我这一辈子也是还不清的„„

蚕在吐丝的时候，既没有想到丝绸，更没想到以后的丝绸之路。烛在燃烧的时候，既没有奢望人们的赞美，更没有妄想自己能成为后人赞美教师的代名词。在他王剑星的心里，对方统亮包括其他200学子的帮助，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回报。他告诉记者，他对学子们的帮助，只是一种社会责任，一种境界的追求，一种爱的延伸，一种对社会馈赠于他的回归，一种苦涩过后的回味，一种对自己是否成功的鞭策！

近年来，涉及“钓鱼网站”的投诉近8700例

“网络钓鱼”钻的什么空子

本报记者 余建斌 《 人民日报 》（2009年10月26日

版）

一个是“钓鱼网站”：http://www.xiexiebang.com；一个是真正的中国工商银行网站：http://www.xiexiebang.com。二者的差别，仅仅是小写字母i和数字1的不同，但诈骗者就是利用这种障眼法，欺骗用户输入自己的账户密码。

这是当前“网络钓鱼”的典型手段之一。

根据“中国反钓鱼网站联盟”的最新统计，截至今年9月30日，反钓鱼网站联盟累计收到反钓鱼网站投诉近8700例，并对其中认定的7301个涉嫌“网络钓鱼”的网站域名进行了名为“解析”的技术处理，使网民无法通过域名进行访问。

是心理战术？

安全技术人员称：网站技术含量不高，个人要会防范

目前，“钓鱼网站”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种是模仿央视、腾讯等假冒抽奖网站，如多地出现的仿冒“非常6+1”节目中奖信息骗取网民钱财的网络诈骗事件，主要特征是以中奖为诱饵，欺骗网民填写身份信息、银行账户等信息；另一种是模仿淘宝、工行等在线支付网页，骗取网民银行卡信息或支付宝账户。

在安全技术人员眼里，“网络钓鱼”没有太多技术含量，主要是利用人们的心理来实现诈骗。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张杉杉认为，一是人们受中奖或其他物质奖励诱惑而放松戒备；二是人们缺乏对网站真伪性验证的知识和方法。另外，多数受骗用户在网上填报个人信息，特别是财务信息时缺乏防范意识，没有仔细验证网页的真实性。

专家说，“钓鱼网站”其实不难判别，一般假网站只有一个页面，没有任何链接。真的网站，首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还能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验证一个网站的真伪，还可以通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官方网站查询真实域名，也可以通过登录工信部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获得网站的真实信息。

他们同时提醒说，因为“网络钓鱼”都是以大奖诱惑消费者，因此消费者要对网络中奖活动提高防范意识；而在网络支付时也要小心谨慎，通过域名注册信息、第三方权威认证服务等多种手法验证网站真实性，同时，网民一定要重视个人信息的保护，包括个人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卡信息等。

是执法盲点？

国内现有处理机制都难以有效制止

据了解，对“网络钓鱼”的诈骗行为，工信部和公安部都设有专门的监管机构。其他各大部委也都有专门的监管机构负责行业内的网络安全管理。但由于“钓鱼网站”频繁出现，现有的处理机制很难及时有效制止“钓鱼网站”，在“中国反钓鱼网站联盟”成立前，国内还没有建立专门协调此问题的组织。

“中国反钓鱼网站联盟”并非官方机构，它的成员包括了域名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以及银行证券类、电子商务类、网络安全类等企业，目的就是为了发现和治理“钓鱼网站”，主要是针对假冒其成员单位的“钓鱼网站”。该联盟在接到涉及联盟成员的投诉后，权威技术鉴定机构会立即对其进行判定，一经认定，两个小时内暂停其域名解析，终止欺诈行为。从处理的及时性上大大降低了“钓鱼网站”所造成的危害。

不过，专家也指出，联盟的成员单位目前还是有限，对于层出不穷的“钓鱼网站”，国内反钓鱼网站协调机制和反钓鱼网站综合治理体系的建设还需进一步推进。另外，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天寒地冻人心暖

——广东党政军民同舟共济保春运纪实

本报记者 刘泰山 李刚

《人民日报》(2008-02-06 第04版)

1月中旬以来，南方地区出现持续大面积雨雪冰冻天气，电网中断，交通受阻，上百万旅客滞留在车站、机场、高速公路沿线。面对突发灾情，广东各界迅速反应，敢于拼搏，万众一心抗冻灾，众志成城保春运。

出击：全力打通北上大动脉

从1月24日开始，京珠高速韶关段出现路面严重结冰险情，广东北上湖南公路交通一度中断。

灾情发生以后，广州火车站、白云机场、京珠北高速沿线大批旅客滞留。广东省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在京珠高速公路云岩服务区设立前线救灾指挥部，部署抢修和救援疏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广州军区司令员章沁生、政委张阳，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等领导先后赶赴粤北灾区，看望被困司机和旅客，号召全体参与抢险的军民全力以赴，援助受困群众，打通北上大动脉。

奋力清路的人们晚上把路上冰层敲掉，第二天早晨路又冻上。1月29日，京珠高速韶关北段和106国道坪乳段受堵车辆猛增到8000多辆，车龙长达40多公里，近2万人受困。粤北地区不少山村与外界的通道被隔断，普通交通工具无法通行。

风雪中，人民子弟兵出现在被困旅客和居民面前。直升机空投，坦克破冰，野战炊事车上路，立体式抗灾。一条条路被打通了，滞留旅客和被困群众吃上了热饭。

连日来，广东地方除冰组出动人员4.2万人次，公安干警4000人上路，广州军区部队官兵3.7万人上阵，民兵预备役出动46.2万人、车辆6861台次，清除积雪及破冰2974公里，抢修电力和通信线路2070余公里，运送各类物资3295吨，协助运送救灾棉被（衣）近5万件，转移救助被困群众8.5万人。

经过12天鏖战，京珠高速公路粤境北段全面贯通，滞留车辆人员全部疏导完毕。

疏运：不能让旅客挨饿受冻

由于京广大动脉长时间阻滞，广州火车站广场及其周边地区聚集了数十万滞留旅客。

广州市启动了火车站广场“三级应急预案”，封闭火车站广场及周边道路，全力恢复火车站周边正常交通秩序，安置滞留旅客，保障物资供应。

为防止出现踩踏事故，数千武警官兵、解放军战士和公安干警组成人墙，严密防范。

广州火车站周边的越秀区、天河区及相关机关和事业单位，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员被抽调到春运应急现场，充当临时服务人员，并开辟了广交会会馆等13个春运应急场所，在现场为旅客免费提供食物。广州站还在一站台搭建1300多平方米临时候车区，在出租车站等处搭建了1600多平方米候车棚，方便旅客候车。

广州地区春运指挥部已做好预案：如果滞留火车站旅客进一步增加，将以火车站广场为中心，将旅客向周边地区扩散，地铁站及火车站周边的酒店、学校也将辟为滞留旅客候车休息区。

广州市民自发地将方便面、饼干和各种干粮，以及毛衣、毛毯、棉被等拿到火车站和各应急场所。为了让外来务工人员及时准确获悉春运信息，几家以粤语为主的电视台增加了普通话新闻播报节目，广东几大报业集团每天免费送报到火车站。广州市还动员了5000名青年志愿者深入旅客当中，维持秩序、引导旅客进站。

２月５日１２时，广州火车站和广州东站所有列车恢复按图运行。截至５日１２时，广铁集团春运发送广东地区旅客３５０万人，因雪灾影响持票滞留的旅客基本运送完成。

挽留：留下过年也是一种幸福

2月2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号召全省包括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在内的9300万人民留在广东过年，同时号召全社会让每一个不能返乡者感受到广东人民的热情和爱心；企业要安排好滞留人员的生产生活；相关地区的社区和街镇要积极疏导和安置好滞留人员；新闻媒体要及时发布准确信息。

广东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干部、职工，深入工厂和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地，慰问广大外来务工人员。

广州市宣布，春节期间开放市内157家公园和一批博物馆、文化场所和全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留下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春节期间免费游览；深圳义工发动“能否请回不了家的劳务工吃顿团年饭”活动，受到广大深圳市民的欢迎；东莞要求企业确保外地员工的住宿、饮食等生活条件；佛山组织近200项文化艺术活动和500多场公益流动电影，热情挽留外来务工者留下过年„„

全省各地企业踊跃投入挽留员工在企业过年的工作，作出“不回家等同春节加班”、“过节补贴”、“节后有薪假期”等承诺。企业员工备感温暖，纷纷表示愿意留在广东过年。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统计，全省约1185万外来务工者愿留在广东，度过一个特别的、热闹的、隆重的春节。

用我们的千辛万苦，换来百姓的“万家灯火”

——贵阳市党员干部带头“抗凝冻、保民生”纪实

新华社记者 周之江 白瑞雪

《人民日报》(2008-02-08 第02版)

在历史罕见的凝冻天气侵袭之下，贵阳，这个中国南方冰雪灾害最重省份之一的贵州省会城市，展开了一场“抗凝冻、保民生”的艰巨战斗。２０余天凝冻围城，一度出现主城区大范围断电，贵阳群众却人心不乱，社会秩序井然。

把保住民生当作头等大事，抗灾救灾预案启动在前，党员干部带头深入“抗凝冻、保民生”一线，是贵阳能保持民心稳定的关键。

死命令：千方百计保民生

１月３０日８时许，贵阳街头全无往日喧哗。因东变电站输电线路受损严重出现断线，数小时内，部分主城区停止电力供应。

这一天，贵阳平静依旧。没有恐慌，流言不兴，缘于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缘于贵阳市力保民生的工作扎实到位。

吃过早餐，退休警察陈程强来到醒狮路口，１．２元一斤的白菜买了两兜，他安心回了家：“为啥子停电，广播里讲得清清楚楚，供电部门已经在抢修了，肯定能恢复正常。”

物价不涨，市场上品种齐备，是贵阳市民情绪稳定的一大重要原因。面对凝冻，贵阳市早有准备，市委书记李军甚至下达死命令，要求“在凝冻天气持续时，各级各部门更应该关注民生，各部门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全力以赴，千方百计确保市场供应和物价平稳”。

死命令背后，是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从１月２９日８时起，２１个政府组织的平价蔬菜直销点准时开张，每日投放近５万公斤蔬菜，以增加供应、平抑价格。

冲在一线的，是贵阳市蔬菜公司党员干部。５８岁的唐汉涛是其中一位，在零下４摄氏度的户外直销点，他和７０余名同事一站就是１２个小时，“回家后，手脚冻得发木，只要老百姓叫好，没有一分钱补助也觉得值”。

１月３０日７时，天色未亮，新华路工商所副所长李猛值完夜班，抹了一把脸便匆匆出门：“新路口菜场马上开张，白班没到，我得先去转一趟。”

“米袋子”“菜篮子”，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神经。贵阳市一系列举措及时出台：取消鲜活农产品的工商行政收费，给生猪屠宰提供补助，实行每日三报的物价监管制，紧急从外地调菜，严厉打击哄抬物价者。

贵阳市物价局副局长吴学伟说：“民以食为天，老百姓极为敏感，物价平、货源足，民心才能稳。”

党员干部的身影，在基层随处可见

在贵阳市，不讲任何条件投入一线的党员干部不计其数。他们的身影在基层随处可见，他们是“抗凝冻、保民生”的战斗先锋。

电网瘫痪，贵阳供电局组建“党员抢修突击队”，爬山攀塔，与恶劣天气展开拉锯战；交通受阻，贵阳市交警支队８００余名党员干部全部走上街头，用手势疏导堵塞车辆；群众有难，各区、市、县基层党组织与来自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党员骨干一起，踏冰履雪，送来物资更送来温暖„„

群众利益至高无上，成为贵阳市党员干部的共识。

３９名农村临产高危孕妇，分散居住在花溪区１２个乡镇。花溪区党委、政府心急如焚，“生命绿色通道”行动因此启动。系上防滑铁链的急救车开始出动，遇到坡高路陡的边远村寨，医护人员步行进村，一步一滑将待产妇女抬下山来。

１月３０日，花溪区孟关乡上板村二组村民班大庆陪在妻子身旁，一边看着出生３天的女儿，一边感慨不已：“没有想到，党委、政府会考虑得这么周全。我的妻子今年３６岁，属于高危孕妇，全家人正在发愁之时，他们伸出了援手。”

在已停电５天、停水６天的贵阳市小河区金竹办事处，记者待了不到半个小时，区公安局、民政局、老龄办、残联的干部来了个遍。凝冻灾害出现以来，小河区各级党组织包片、包村甚至包人，将全区３４３０名特困人群全部纳入对口扶助范畴，确保不让一个老百姓挨饿受冻。

家住贵阳电线厂的７５岁孤老魏桂英，就真切感受到政府“管”起来的温暖：“区里三天两头送东西来，大米、菜油、棉被、大衣、水„„一样不缺。我相信，党和政府能带领我们渡过难关。”

这些看似平凡的所见所闻，只是贵阳市众多党员干部的一个缩影。

“老百姓信任党委、政府，面对难关，党员干部更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巩固老百姓的这种信任。”小河区常务副区长马宁宇说。

急群众之所急，细心、细心、再细心

凝冻天气为西南地区所特有，它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来势汹汹，而是冻雨覆冰的逐日积累。

１月中旬，凝冻灾害初现端倪之际，贵阳市委、市政府未雨绸缪、高度警惕；１月２１日，贵阳市召开专题会议，布置启动自然灾害紧急预案，要求民政、交通、通信等部门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制度，保证全市工作、生产、生活秩序正常运转；１月２６日，贵阳市成立“抗凝冻、保民生”指挥部，下设１２个工作组，全面开展各项救灾工作。

凝冻灾害发生后，水、电、气能否正常供给，是“抗凝冻、保民生”的一大急务。对此，贵阳市提出：必须急群众之所急，细心、细心、再细心。

１月２８日晚１０时５５分，贵州水晶有机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附近一处名叫寒坡岭的山头上，电力线路铁塔在连日覆冰积压下突然坍塌。一旦电力中断，煤气生产无法进行，也就意味着，贵阳市大部分区域将面临“断气”。

此时，５台已提前预热好的自备发电装置立即启动，不到1个小时，煤气生产便恢复正常。

就在当天下午，贵阳市副市长翟彦在检查中刚刚发现，这个厂仅一台２万千瓦自备发电装置处于“待命”状态，如果出现停电意外，显然不堪重负。他当即下令，必须紧急预热另４台自备发电装置，并责成贵阳燃气公司连夜制订应急方案。

“如果稍有疏漏，后果难以预料。”谈及此事，翟彦感受很深。

１月２９日，贵阳市委组织部明文下达通知指出，能否做好抗灾救灾工作，是对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有无党性、有无能力、有无良知的检验。

贵阳广播电台台长吴槟，１０来天坚守直播间“督战”，晚上就睡在办公室里。他说：“我们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万一电力供应中断，就把直播间搬到东山顶的信号塔下。通过广播，不间断地将党委、政府的声音传达到老百姓耳中。只要共产党的干部在，群众就有主心骨。”

“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勇于承担责任、提高工作效率，真正把这次抗灾救灾工作作为执政能力和应急能力的考验，作为党员干部的素质、作风特别是对群众态度的考验。春节将至，让老百姓欢欢喜喜过年，需要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和党员干部的付出，但用我们的辛苦换来老百姓的‘万家灯火’，是十分值得的。”市委书记李军说。

（新华社贵阳２月４日电）

广州市政府网上晒“账本”

■114个政府部门预算全部免费下载 ■一天点击量超过此前一个月 本报记者 罗艾桦 《 人民日报 》（2009年10月26日

版）

【破冰之举】

200亿元，部门预算网上公开

广东省广州市财政局这些天不经意间做了件破冰之举——从市委办公厅到食品安全检验所，把全市114个职能部门的预算一股脑儿贴到了政府网站上，供社会各界尽情浏览、免费下载。

这是国内第一次在网络上将政府“账本”完全“晒”在阳光下。

据悉，此次网上公开，涉及财政资金超过200亿元。这200多亿怎样花？花在哪些地方？花得是否合理？是吃饭型财政、建设型财政，还是公共服务型财政？都可从中一探究竟。

记者首先登陆“http://www.xiexiebang.com”，接着点击“政务公开”一栏中的“数据统计”，很快就看到《2009年广州市本级部门预算》，打开后即为114个部门的索引列表；再打开预算文件，发现每个部门的预算内容十分详细，包括“部门基本情况”、“预算收支基本情况”、“项目支出基本情况”、“收支预算总表”，及详细的“收入预算总表”和“支出预算总表”。

在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预算中，“项目支出基本情况”分为“经常性专项支出277010.89万元”、“一次性专项支出10581.71万元”，一旁还用文字标注了各项支出的大致内容，诸如“市高级技校1084.1万元：模具精密加工配套设备，新建课室多媒体及监控设备，更新教学电脑130台”之类。另外，在“支出预算总表”中，按单位、类别列出了每个单位的支出去向，比如“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本级”中，列明了总支出为43252.79万元，其中行政运行1317.95万元、社会保险补贴19475.5万元、岗位补贴4320万元、特定就业政策支出8725万元共20余项。

当然，也有一些内容是点到为止，如广州市委办公厅的“支出预算总表”，预算总额达到9548.83万元，却只简单罗列了行政运行、专项服务、专项业务、事业运行等项；公众十分关注的“三公”消费（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在预算支出中踪影全无。

公开不到10天，“广州财政网”访问量就高达14万多人次，而此前，该站一个月的总访问量才3万人次。23日中午，蜂拥而至的访问者甚至挤爆了该网站，导致网站一度“瘫痪”。

【公开背后】

8天，高效回应公众呼吁

引发这次广州政府“账本”网上“晒”的，是一个名为“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团队。两年来，他们共向33个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部门提交了申请。团队创始人表示，对于社会来说，公开预算信息远比了解和研究预算内容本身更重要，而推动政府预算网上公开，在他们看来，之前几乎不敢想。

10月9日，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成员之一，来自深圳的27岁的李德涛，通过“广州财政网”向广州市财政局提出了在线申请，要求公开广州市2009年本级部门预算。

8天后，10月16日下午两点，李德涛接到一个电话，广州市财政局一位姓庄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客气地说，由于广州市2009年本级部门预算涉及114个部门，内容庞大，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很不方便，决定将全部内容公开放到广州财政网上，请他直接上网查询；随后又发来手机短信，说明具体的查询方式。

电话中，工作人员还读了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的批示：“凡属于政务公开的资料，均请提供给来函人。另外我希望今后这类政务公开资料，能够直接从我局网站上查到。要改变那种不愿让外界了解我们工作的传统观念，我们是公仆，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除了规定各级保密的材料外，当尽量让我们的工作透明化。”

几乎与此同时，同样的申请，上海市财政局的回复是“不予公开”，说要求获取的信息属于“国家秘密”；深圳福田区财政局的回复亦是“恕不能公开”。而李德涛们此前提交给另外30个单位的公开预算申请也都遭到了拒绝。

接到广州市财政局电话后，李德涛马上按图索骥打开网页，花了近4个小时，用了2.08G的硬盘空间，下载完所有部门预算的文件。

【公开之后】

如何监督“看得见的政府”

“政府部门预算公开的意义，不仅在于让老百姓知道政府在未来一年或更长时间内打算做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分别花了多少钱、是不是应该花这么多钱、这些钱花了之后有没有效果，更重要的是，还能消除误解，打破传言，让老百姓认识到政府是一个‘看得见的政府’，是一个对公民负责的法治政府、廉洁政府、责任政府。”长期关注预算改革的广州市第十二、十三届人大财经委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黄荣新说。

此次网上“晒”账本之前，广州市人大已根据宪法、预算法、监督法，在人大会议期间不断增加部门预算的公开数量，从开始只有5个部门到目前所有部门全公开，但同时这仅是在人大代表中的公开。而这次全部１１４个政府部门预算上网公开，则是向全社会的公开，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进步，标志着政府部门预算开始全面迈向现代公共预算。

广州市委党校党建专家梁宏认为，此次广州预算公开，进一步拓宽了政务公开渠道，真真正正实现群众知情、群众参与、群众监督、服务群众，将有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制度的执行力。同时，公开之后怎么办，期待下文。

广州市人大财经委主任高殿瀛就此进一步表示，努力提高财政预算的公开透明度，与打造“阳光财政”的目标是一致的。前不久，新修订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特地把市本级预算超收收入安排使用情况、市本级财政决算、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情况等事项新增为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今后，市人大财经委还将与市财政、审计、监察部门一起，共同研究制定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责任追究制度、审计公告制度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通报制度，做好监督管理。

【当事者说】

这只是普通的日常工作

此次公布2009年部门预算，是对群众依法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所作的回应，也是财政部门一项普通的日常工作。

财政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办事，纳税人当然有权知道和了解这些钱怎么花、花多少。去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对政府部门信息公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里面其实还是个解放思想的问题，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都是可以公开的。

在我看来，网上公开财政预算，能让政府各部门在要钱用钱方面更谨慎和规范。公开的意义在于给公众监督提供条件。社会大众的眼睛在盯着，如果有人对某一部门的预算提出质疑，那就由这个部门去负责、去解释。

广州市财政局局长

张杰明

公开，有助于更好履责

公开财政预算，对财政管理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都是一种挑战。

当前，检验财政支出预算很重要的一点是看对民生事业的投入，广州“富民优先，民生为重”的政策若没有财政预算的相应安排，只能成为漂亮的空话。以前靠财政和审计部门及主管领导监督，显然还不够，把它放在公众监督的阳光下，必定会促使部门更好地履行责任权能，把预算资金用好。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崔仁泉

软文博客 美国喊打

2009年10月23日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12月1日起，美国网友在博客上评论产品时，必须表明是否收受了厂商的金钱或产品馈赠，否则将承担高额罚款

“我买这款产品怎样？”“去网上搜一下相关博客再决定吧！”这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对话。可是你也许没有意识到，网上有关某种产品或服务的博客可能并不是想像的么“纯粹”——在某篇情真意切的推荐帖子背后，也许就是一桩交易——一篇有影响力的200字博文可以换回笔记本、礼品券、全家游，甚至数万元的报酬。

目前，在一向注重广告业监管的美国，软文博客的网络营销方式将面临更严格监管。

有偿博文须标明

没有星光灿烂的代言人，没有口若悬河的推销员，博主就像人们身边的朋友、邻居，现身说法地分享着他的购物经验或者使用某件商品的乐趣，浏览博客的人则根据博客上某一商品的口碑来决定是否购买该商品。事实上，软文博客正是抓住了消费者对博主“顾客”身份认同而产生的信任感。

斯蒂芬妮·普雷科特就是某个专向为人父母的读者提供资讯的博客网站作者，今年5月，针对某婴幼儿用品品牌一款儿童背带，她写了测评文章。博客中，她对这款产品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它已经成了我的第一选择，我会长期穿着它照顾孩子并料理家务。”但在文中，斯蒂芬妮没有提及这一事实：撰文之前，该企业刚刚为她免费提供了一款产品。

今年12月1日以后，斯蒂芬妮如果再写类似的文章，就必须表明是否是有偿博文。否则，她有可能因此承担最高1.1万美元的罚款——10月5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宣布表决通过修订《广告推荐与见证的使用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并于 12月1日起生效。

新版《指南》规定，网友在博客评论产品时，必须表明是否收受了厂商的金钱或产品馈赠，若是收受酬劳而撰写产品评论文章，就被视同为产品宣传。若消费者因博客的不当产品评论而蒙受损失，博主或厂商则须承担赔偿责任。这项新政策同时适用于Twitter、Facebook、Yelp等其他新兴媒体广告。

靠自律还是靠严打

通过在博文上发表广告，纽约家庭主妇丽贝卡·恩皮每月可以获得800美元收入。目前，新指南的出台令她颇为担心：即使在博文中“无意”提到的感冒药，也可能会让她受到调查。

相对于政府担心博客成为“公民广告主”，众多博主则更愿意自称是“公民记者”，他们认为，对于具有自律性的普通人，他们需要的不是新指南，而是尊重。而早在今年5月传出修订指南的消息后，美国广告公司协会、美国互动广告局及其他四家行业组织就聘请了法律公司对FTC施压，要求其改变这一政策。而媒体博客协会总裁罗伯特·考克斯也表示：“靠自律要好得多，我们制定了大量的博客使用规则，这些规则已经起到指南的作用。”

中国博客广告亦须监管

在美国为软文博客等制定监管新政策时，中国的软文博客还在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进。

率先为新浪创造超千万点击率的徐静蕾，便在其博客中为某网站加链接做人情。继而，中国博客网打出“口碑胜于硬广告”的宣传语，并开通了500个“美女博客”为某香薰品牌提供有偿博客，中国的软文博客早已正式登场。

无论是哪个网的用户，也不论博主是社会名人还是草根明星，“口碑”式的软文博客，都创造了丰厚的利润。艾瑞总裁杨伟庆曾拿徐静蕾的博客打比方：“她说早上抹了一个什么样的口红，很淡雅，随便写一下，她的影迷和支持者就会疯狂抢购。”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达及广告商的渗入，有偿写博的“枪手”也开始出现，而博客中公然发布虚假软文更不是新鲜事情。“软文博客是一种自然出现的网络现象，中国的这类问题也需要解决。”中国标准战略学专家、中国宽带无线IP标准工作组战略顾问张庆松呼吁，“中国的网络秩序亟待建立和维持，而类似FTC的《指南》，可以实现保护中国消费者权益的目标。（《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赵敏、柏烨发自北京、旧金山）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设备生产企业加班加点全力支援抢险

《人民日报》(2008-02-08 第02版)

1月中旬以来，南方雪灾导致部分省区市电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尤其是电网输电设备连续出现塔架倒塌、线路中断等险情。

各地设备生产企业紧急行动，把抗灾救灾作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全力协助受灾地区抢修受损电力设备，帮助恢复电网送电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特变电工产品优先供应灾区

春节前夕，在新疆昌吉特变电工股份公司变压器厂总装车间看到，工人们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生产。车间主任王晓龙介绍：“南方灾区急需变压器，我们尽可能把活儿往前赶，灾区人民也就可以早一点用上电。”

新疆特变电工股份公司是我国电力行业的一家重要企业。近日，南方地区遭受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总公司要求所有分公司都必须把抗灾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所有分公司都必须组织抗灾抢险队，拿出最好的产品和维修队伍，随时服从灾区抗灾抢险的需要。

新疆特变电工股份公司党委书记魏玉贵说：“虽然2008年的产品订单已排满，但是只要灾区需要，我们就义不容辞地先供应灾区。”

潍柴支援灾区300多台发电机组

2月4日，一辆满载25台发电机组的卡车从山东潍坊驶向湖南灾区。从1月起，潍柴集团已累计向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受灾地区供应发电设备300多台。到2月下旬，还将有500多台发电机组运往灾区。

潍柴集团动力成套设备厂厂长张玉奎介绍，从南方地区出现雪灾开始，生产车间就紧急 调整了生产计划，全力以赴赶制适合灾区使用的发电设备。由于事发突然，各类外协件供应缺乏，潍柴派专人到上海、无锡等地上门求购电机，机器一下线马上装车运回。

天威集团加紧生产急需电力产品

雪灾发生后，天威集团公司即向受灾严重的湖南、湖北、广东、贵州等地的电力部门伸出救援之手。在合肥市，积雪达四五十厘米，造成电网运行不断出现险情，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司和天威结构合肥分公司广大干部员工紧急动员，排查险情，全力投入到抗灾救灾工作中。

天威保变公司在全力支持灾区所属企业生产的同时，还加紧生产受灾地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急需的电力产品。在国家电网南昌变250000KVA/500KV产品生产中，公司广大干部员工迎难而上、团结协作，精益求精地做好装配任务，确保产品能够尽早发运灾区。

西电公司节日坚持生产保供电

厂房外天寒地冻，车间内机器轰鸣；一箱箱刚刚出厂的瓷绝缘子、变压器套管和电瓷避雷器等产品，已包装封箱，正待命运往抗冰抢险第一线——这是记者日前来到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所属西安高压电瓷公司看到的一幕。

据介绍，目前西电公司在岗的1.8万名干部职工已紧急动员，全力投入抗冰抢险抓生产的战斗，春节期间不仅有2000名职工坚守在生产第一线，还组织好了百辆运输汽车，选派素质高的司机整装待命，及时把输变电设备运送到抗灾第一线。

截至日前，全国12个销售分公司，已踏雪走访了57个省区和地市的电力公司，掌握了受灾和所需电力设备的情况。公司还发出了保证西电设备在灾区正常运行的通知，要求各企业紧急动员，落实责任，确保履约好6月份前受灾地区的订货合同。

玉柴创造集团生产最快纪录

连日来，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到处一派繁忙。工人们日夜加班生产发电机组，为灾区人民送去光明和温暖。

1月31日晚，桂林市将急需近20台柴油发电机组的电话打到了玉柴。玉柴集团董事长晏平强调，要以最快的速度、不计成本地生产发电机组，确保灾区人民早日用上电。

据介绍，按照正常生产程序，产出16台发电机组约需10天时间。但由于玉柴集团的生产、采购、销售系统联手作战，只用了不到4天的时间，创造了该集团生产发电机组的最快产出纪录。目前，玉柴集团生产出的发电机组已达39台，均为湖南、贵州、江西、广西等灾区急需的产品。玉柴职工还积极为灾区捐款捐物，仅2月4日上午，就达10多万元。

（综合本报记者王慧敏、马跃峰、王方杰、孟西安、庞革平报道）

冰雪中的年初一

本报记者 胡跃平孙海涛

大年初一，贵州开阳县禾丰乡上山的路仍被冰雪覆盖，走进该乡的马头村，老远就见到干部群众正在铲着路面的冰块。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李军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检查电网抢修情况。

开阳县是贵阳市凝冻灾害最严重的地方。从１月１２日起，县城一度停电近２０天，交通与外界完全中断。禾丰乡是开阳海拔最高的乡，全乡水泥电杆倒塌了１００多根。

“昨晚我们终于看到春节联欢晚会了！”在集市上摆年货摊的张友贵老汉说，乡里的干部和供电工人昨天干了一整天，硬是把柴油发电机抬上了山。村民冉贵林今年仓里稻谷充足，“现在的问题是家家都有打米机，一停电，谷子和玉米饲料都打不成了。”

“3天之内通电。行不行？”“没问题。”开阳县委书记宗文的回答让李军心里有了底。

河南电力职工湖南忙抢修 郝宏升 曲昌荣

2月6日，除夕。18时许，湖南郴州街头较前几天晚上明显亮堂起来。市中心的五岭广场上，人越来越多，已经有10多天没有看上电视的市民围聚到这里，准备观看广场大屏幕播放的春节联欢晚会。

广场大屏幕背后，几位穿着印有“河南电力”字样的电力职工守候在发电车旁。为让郴州市民过一个亮堂堂的春节，河南省电力公司1500多名电力职工千里迢迢运来了58台发电车，250多台各类保障车辆纷纷从黄河岸边到湘江河畔集结。

除夕之夜，在郴州城内，有100多名河南电力职工坚守在发电车旁，负责着郴州市党政机关、医院、水厂、公安局等重要部门的供电。在郴州城外，1000多名河南电力职工奋战在抢险第一线。

22时左右，郴州城区越来越多的楼宇出现了久违的电灯光。

心系群众安危（抗震救灾英雄谱）——记四川绵阳市委书记谭力

本报记者 刘裕国 《 人民日报 》（2008年10月8日

02 版）

四川省绵阳市在汶川大地震中遭受重创，全市9个县市区、286个乡镇（街道）、521.7万人受灾，遇难21963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绵阳市委书记谭力带领全市干部群众顽强奋战，夺取了抗震救灾的重大阶段性胜利。

5月12日14时35分，绵阳市委办公楼前广场上，劫后余生的人群惊魂未定，不远处高楼施工塔拦腰折断，刚从六楼办公室跑出的谭力说：“这是一场很大的灾难，所有市级领导、部门领导要服从统一指挥！”

10分钟后，绵阳市委启动了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绵阳市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迅速成立，谭力任指挥长。随即，指挥部迅速作出决策，组织各地、各部门成建制投入抗灾自救，确保工作不乱、指挥有序。

按照统一部署，绵阳市几位主要领导立即奔赴重灾区，就地组建北川、平武等前线指挥部，展开紧张的抗震救灾工作。全市所有大型机械设备被迅速调往重灾区，当晚成功打通通往北川、平武的道路。各级机关干部，长虹、九洲等大型国企职工和民兵组成的应急救援分队，当天下午到达重灾区，全市80％从废墟中被救生还人员是在第一个24小时被救出的。

5月13日凌晨，北川等重灾区的受灾群众开始大量涌入绵阳城区，逃离家园的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党委政府身上。谭力果断作出决定，“立即打开九洲体育馆，打开城区各大医院，无条件安顿救治受灾群众！”由于工作到位，措施得力，在城区安置的受灾群众虽多达10万余人，但秩序井然、保障有力。

唐家山堰塞湖严重威胁下游沿江130多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担任抢险指挥部副指挥长和避险疏散指挥部指挥长的谭力，昼夜与水利专家研究排险避险方案，组织1/3溃坝下游淹没区共21万多群众有序疏散转移，成功实现了“零伤亡”目标。

谭力始终坚定地战斗在第一线。震发当晚18时，在安排部署好指挥部工作后，谭力即赶赴北川、安县查看灾情。此时，沿途余震不断，路上乱石林立，山上滚石横飞，他不顾自身安危，一路摸黑到北川县擂鼓镇看望受灾群众。抗震救灾工作千头万绪、事务浩繁，但最让谭力牵挂的，还是群众的安危和冷暖。面对老百姓焦急的面孔和期盼的眼神，谭力痛在心里、急在心上。无论再忙再累，他都要到临时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解决他们提出的困难问题。3个多月来，谭力不停地穿越在滑坡和泥石流组成的死亡线上，先后100多次到县市区、乡镇、村社指挥、调研，往返行程累计1万多公里。招聘会上“热”与“冷”

来源： 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 2009年02月19日

作者： 曲昌荣

2月15日，河南省工商局、省个体私营经济协会联合在河南省18个地市、65个县市同时召开了返乡农民工就业洽谈会，共有3195家用工企业提供5.1万个工作岗位，7.1万名农民工参加。会场上人头攒动，返乡农民工纷纷感谢工商部门提供这次寻找新岗位的机会。

记者在郑州市分会场采访时发现，不少招聘单位前人头攒动，工作人员应接不暇；但有的企业开出了优厚的就业条件，却鲜有人上前应聘。这种“冷”“热”不均的现象令人深思。

学门技术是硬道理

在一家物流公司的招聘台前，来自中牟县官渡镇的老李挤了半天才要到表格，“好不容易有单位来招装卸工，咱别的本事没有，就只能干点力气活。”55岁的老李原来在郑州一家建筑工地就是推小车的，房地产业不景气，他已经在家赋闲快半年了。

记者发现，尽管只有六七百块钱的工资，但装卸工、保安、环卫工等不需要多少技术的岗位特别抢手。来这些岗位应聘的多数是五六十岁的农民，他们找工作的心情很迫切，但现实却十分无奈，一旦面对三四十岁的“有力竞争者”，他们只能甘拜下风。“后悔没学门技术，同样在建筑工地，会技术的瓦工就比我们这些只能干搬运的小工每月多挣千把块。要是早学技术，也不至于大冬天站在马路边上像大白菜一样等人挑。”老李感慨地说。

与老李心情不一样的是同乡赵福江，他已经转了三个招聘台了，这三家单位都给他许诺“月薪八百，包吃住”，但他说还要挑一挑，“年前我每月拿1500元，现在怎么也得月薪千元以上吧？”让老赵自信的就是他怀里揣着的电工证。

“只要有证，工资最低2000，返乡农民工优先录取。”中铁大桥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前来招聘50多名钳工、桥梁装吊工和起重机司机。在这些招聘企业中，电工、钳工最吃香，工资可达2000元至3000元。可喜的是，确实有一部分求职者具备条件。

观念限制导致冷门

与一些单位“人满为患”相比，招不到人成了各大酒店的头疼事。现场来了5家餐饮企业，大量招聘服务人员，可签约者寥寥。“我们要求也不高，30岁以下的姑娘，长得看得过去就中。”一家新开业的煲汤店老总陈红亲自上阵来挑选服务员，打出的待遇是“月薪最低1000元，管吃管住”。一位从温州一家针织厂返乡的20来岁的姑娘来到台前，拿了份资料转身就走，陈红忙手拿合同跟上：“小姑娘，我看你条件合适，如果愿意，咱当场就签。”姑娘很不好意思：“当酒店服务员？回村不好说出口。我再和爹娘商量一下。”

“我们酒店行业，服务员的素质很关键，除了饭菜质量，靠的就是服务。服务员如果干好了，收入会更高，不仅需要返乡农民工，更希望一些大中专毕业生加入进来。”陈红把身边的一位30岁左右的女士拉过来，“这是我们的一名经理，她原来在广东电子工厂里干活，到我们这里从服务员做起，现在每月已经给她开4000多块钱了。酒店服务也是技术活，在咱们内地，就业观念真要转变了。”

“这种招聘会上的冷热不均很常见。对于一些农民工来说，并不缺岗位，缺的是技术，缺的是正确的就业观念。我们今年一方面要加大对返乡农民工的培训，让他们尽量掌握一技之长；一方面也要进行就业观念教育，希望广大农民工尽快适应社会需求。”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务输出服务处处长吕志华说。

丈夫凿出600级“爱情梯坎”

耗时半年凿山路 病妻告别“植物人” 周 立 《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年10月24日

第 02 版）

别人都以为她很难活下来，就算活下来也比植物人好不了多少。手术后，贫穷的丈夫买不起昂贵的药物，就在山上凿了一条属于他们的“爱情梯坎”，让她进行锻炼治疗。

现在，这个“植物人”活得很健康，就连华西医院的医生看到她也惊讶：“你怎么康复得这么好？”

丈夫的爱让她创造了奇迹

10月13日上午，彭水县城的温度只有13℃，51岁的龚静华和58岁的丈夫庹本志只穿着薄薄的短袖T恤和短裤。

“不冷，就算是下雪天，我们也最多加一件毛衣就够了。”大难不死的龚静华以前根本想不到，自己会在大冬天穿的这么少，而且从不感冒。

他们早上6点就起床了，穿这身短衣短裤去爬山、义务扫路。路，是丈夫专门给她修的，他们称之为“我们的爱情梯坎”。

龚静华住在彭水县城河堡街。2003年起，她就常感头昏头痛。2004年8月，当丈夫庹本志将她送到成都华西医院时，已处于重度昏迷中。“手术成功可能性不大，就算成功，术后也无法预计能活多久，肯定有偏瘫和语言障碍后遗症。”医生说。

医生先后为龚静华做了3次开颅手术，成功地从她脑中取出一个鸡蛋般大的肿瘤，她活过来了。那年春节前，龚静华出院了，就像个植物人。“神志不清，话说不清楚，站都站不稳，更别说走路了。”庹本志回忆。

出院近半年，眼看医生开的药快吃完了，庹本志很着急。妻子没工作，他在县搬运公司上班，工资又少，这次成都之行他们共花了38万元，能借钱的亲友都借遍了，可医生说，妻子至少必须连续吃药4年。

庹本志开始每天带着妻子去滨河路“散步”，像牵一个学走路的小孩子一样，他在前面双手牵着妻子的双手，帮助她一步步艰难地挪动。渐渐地，龚静华不要人扶，自己能在平路上走了。

在荆棘丛中修出一条山路

庹本志坚信，锻炼一定能让停药后的妻子重新站起来。他选择了离家不远的插旗山。他知道，那里有条硬化的小路可直通山顶。第一次，他带着妻子来到山脚，结果被收了2元钱的过路费。“那条路是山上一个农家乐修的，有人上山要收钱。”走了几次，庹本志觉得很不划算，突然冒出个想法：“我为何不能为妻子修条路上山？”

2005年春天，退休后的庹本志买来钢钎和铁铲，每天早上天刚亮，就带着妻子到山脚，从上午干到中午。从原县看守所背后的围墙边开始，他要在荆棘丛中修出一条山路！

龚静华对那段时间的记忆很模糊，只记得丈夫劳动，她就给他递水、擦汗。

庹本志让妻子坐在一旁的石头上，自己用简陋的工具开始凿路。饿了，妻子递上干粮；渴了，妻子递上泉水。碰上岩壁无法绕过，他就先在石头上打洞，然后站上去，又在上方打洞„„

半年后，庹本志凿坏3根钢钎，简陋的山路终于修完，一共600多步梯坎，绕过那个农家乐的“收费站”，成功连接起原来上山的路。庹本志对妻子说：“我没有钱，但我为你修了这些爱情梯坎，你可以天天爬山锻炼。”

这时，龚静华身体也好了很多，庹本志就带着她开始爬山。一开始，妻子不肯，说累。庹本志就拿着妻子最爱吃的水果说：“爬到山顶，我们就能吃水果了。”哄小孩似的将妻子哄上山后，打上两大壶山泉，哼着小曲回家。

一开始，夫妻俩爬上山顶，至少需要6个小时，现在只需两个小时。

每天至少有300人爬山

这条不收费的路修好后，彭水县城爬山的人也多了起来。这也是庹本志最初的愿望：“人多了，我们爬山也热闹、有氛围了，妻子也会乐意爬山了。”

当年秋天，县城所在的汉葭镇决定，由政府出资，将这条庹本志修的山路硬化：“这条路带动了很多人参与全民健身，每天至少有300人爬山，把它硬化了大家都方便。”汉葭镇镇长张学伟说。

插旗山垂直高度300多米，硬化时，庹本志修的很多石梯被改成斜坡路。现在，从山脚到山顶一共有1065级石梯，近一半是庹本志筑出的路基。（据《重庆晚报》报道）

为实现生态恢复、农牧民致富与企业发展“三赢”，赵永亮的东达蒙古王集团投下巨资—— 荒原上崛起扶贫新村

本报记者 顾仲阳 《 人民日报 》（2009年10月25日

06 版）

风干梁变成风水梁

汽车行驶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一带，这里位于毛乌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边缘。车子过了盐店村往北行驶10多里，荒原上出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红顶蓝顶的平房成行成排，特色种养加工、物流运输等产业园区拔地而起。

这是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投资建设的生态移民扶贫新村。新村所在的地方原来叫风干梁，因风多风大缺水，周围荒无人烟而得名。现在，这里改叫风水梁了，因为集团董事长赵永亮把十几里外的哈什拉川水引了过来。

新村目前已有800多户贫困农牧民搬迁入住。冯候为一家现在住的是一套70平方米的砖瓦房，由东达蒙古王集团无偿提供，集团还为冯候为这样的獭兔养殖户免费提供养殖房，“自己只需要花钱购买种兔和兔笼就行了”。新村管委会副主任李占华告诉记者，入住新村的大多数是从附近沙区搬迁过来的农牧民，原先居住分散，广种薄收，“春天满满种了一坡，最后打了一笸箩”，户均年收入不足1万元。

赵永亮介绍说，这个扶贫新村是按照“企业筑巢，政策吸引，自愿入住，产业拉动，服务保障”的理念投资兴建的，目前一期工程已经投资3亿多元，等全部完工后，可以把散居在周围6000平方公里的农牧民全部吸引过来，在二、三产业上增收致富，周边的生态脆弱区可以休养生息，重新绿起来。

产业链上谋致富

移民搬迁扶贫，搬出来，住下来，这只是第一步，关键要有产业支撑，让贫困群众能增收致富。

记者采访发现，在东达蒙古王集团的精心运营下，支撑新村发展的产业基础正逐渐夯实，新村产业园区已经有獭兔肉联厂、羊绒制品加工厂、沙柳造纸厂、包装制品厂等10多家工厂建成运转，成为带动新村发展、增加农牧民收入的强大引擎。

由于气候适宜、饲料充足，獭兔养殖被列为新村移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从德胜太村搬来的韩根栓一家去年出栏了3000只商品兔，纯收入7万多元。韩根栓告诉记者，东达蒙古王集团按每只兔子70元的保护价回收，每只兔养殖户能纯收入二三十元。公司为獭兔养殖户提供统一服务，獭兔就近在产业园区的肉联厂、皮毛加工厂等进行深加工。除了獭兔养殖，韩根栓还在循环农业产业链上做起了文章，把兔粪作原料，养殖户家家户户用上了沼气，沼液用来浇地肥田生产无公害大棚蔬菜，一年下来也能收入1万多元。

兼济天下还需政策力推

东达蒙古王集团为何如此热衷于参与社会扶贫？

“这跟企业家的个人经历、认识等有关系，对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也大有裨益，但经济上的可持续性非常重要”，赵永亮坦言，如果企业参与扶贫只是不断投入、没有回报，就会缺乏长远积极性。记者了解到，风水梁扶贫新村最终建成后，可以实现沙区生态、农牧民生计与企业发展的“三赢”：农牧民入住扶贫新村后，可以为园区企业发展提供劳动力；移民搬迁后，周围沙区成为生态自然恢复区，可腾出150万亩沙地种植沙柳，成为企业造纸原料基地。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在参观完风水梁扶贫新村后召开的全国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座谈会上指出，当前，我国企业参与扶贫开发仍处在起步阶段，像东达蒙古王集团这样深层次参与扶贫开发的企业数量还不多，相关支持政策措施有待完善。在记者看来，企业参与扶贫潜力很大，而要把这种兼济天下的愿望和扶贫的潜力转化为现实，怎样给企业政治上以荣誉、经济上以支持，是相关支持政策措施下一步要重点研究完善的。

湖北鄂州市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各项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村塆变了俏模样

张志峰 汪道谦 《 人民日报 》（2009年10月25日

05 版）

武昌鱼的故乡湖北省鄂州市，近年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弹出了动听的乡村“变”奏曲。

农村安全饮水全覆盖，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全覆盖，农村低保全覆盖，城乡公交全覆盖„„多项全覆盖让老乡们笑逐颜开！

从“路不堪”到“路路宽”

“旧三山，路不堪，一年四季出门难；新三山，路路宽，鱼肥蟹壮人心欢。”一阵稚嫩的童声把我们引进一个小渔村。三山村地处偏僻的湖汊，过去唯一一条外出的机耕路坑坑洼洼，村民上一趟集镇要走大半天。夏季渔民赶到集镇时，早市已散，新鲜鱼虾变了味，行路难成了村民致富的心头痛。

三山村的困境，过去在鄂州农村并不稀罕。为改变困境，鄂州提出“在湖北率先实现村村通水泥公路”。短短几年，全市通村、通自然塆的等级公路延伸了1300公里，与国道等连片成网，密度全省第一。路好走了，村民们把野生菱角、藕带等水生菜加工成泡菜，打入周边城市的超市。每当鱼肥蟹黄时节，许多观光客纷纷前来，登上游船，撒网捕鱼，饱览湖岛渔村风光，品尝鲜美的鱼蟹，把各种水产佳品带回家。全村仅旅游一项每年增收300万元。村主任吴三祥说，全村人均年收入10000多元，比过去翻了几番。

从“箍桶匠”到总经理

干了20多年“箍桶匠”的石海明转行了。过去，沙窝乡牌楼村的石海明经常走村串户，为村民“箍桶”，修补漏水的水桶。石海明说，“去年起，找我箍桶的人一下子没了。”

2008年鄂州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投资3亿元将城区自来水厂管网向周边乡镇延伸，再依托乡镇自来水厂向村塆延伸。全市52万农民全部喝上了与城市同质同价的自来水，过去农村挑水用的水桶“下岗”了，石海明的“箍桶”生意也就没得做了。

“失业”后的石海明转行当起了总经理。他与几位村民合股办起了综合服务社。今年，鄂州利用村级组织办公活动场所的闲置房屋，扶持有经营头脑的村民兴办村务、商务为一体的综合服务社，每个补贴5000至8000元，统一供货、统一价格。全市200多个行政村办起了村级综合服务社，把超市办到农民家门口。许多村民说，有了服务社，买东西方便得多。

从荒滩地到“吨粮田”

“这里以前只能靠肩挑背驮，现在机械可以大显神通。”正在田间干活的村民尹传新喜形于色，“没想到我们的建议这么快就变成了现实。”

在建的鄂州新渡李子湖农业综合改造项目区，原是临近梁子湖的一片滩涂，十年九涝。今年初，当地村民向市里建议改造荒滩。经过论证，鄂州市政府立项投资，对7000多亩滩涂实施综合开发，修灌渠、建泵站、硬化机耕路，将其中的6000亩冷浸田建成高产稳产、耕作方便的“吨粮田”。

近些年，围绕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体系“六个一体化”，鄂州先行试验，将当年新增财力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如今，漫步在鄂州市的村村塆塆，人们不禁会问：这里是城镇还是乡村？鄂州的城乡差别正在变得模糊。

苗族大学生杨昔龙放弃收入可观的工作回到农村老家，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梨香飘满致富路

李元昌 杨 伟 《 人民日报 》（2009年10月25日

05 版）

金秋时节，看着一车车优质黄金梨往外运送，四川省珙县玉和苗族乡凤凰村乡亲们个个乐开了花。6年前，这里是全县最贫困的村，如今，人均6000元的收入让全村走上了幸福的致富路。

珙县山高坡陡，平均海拔1000米，苗家儿女世代以种植红薯、玉米为生，长期为温饱而辛劳耕作。2003年，苗族大学生杨昔龙放弃收入可观的工作跳回“农门”，当上了凤凰村党支部副书记，带领乡亲种黄金梨脱贫致富。杨昔龙用多年积蓄承包山地30亩，2005年，亩产5000斤，总收入50万元。乡亲们惊叹之余纷纷上门学习种植黄金梨的技术。

杨昔龙组织农户建起“黄金梨专业合作社”，在育苗、种植、技术培训、管理、套种蔬菜、梨园养殖山地乌鸡、订单生产销售上实行“七统一”，带动群众走上了规模化生产经营道路。

66岁的苗族老阿妈王文英说，“我家过去除了种粗粮糊口外，没有任何收入；现在，我在专业合作社务工，一年可增加收入5000元，儿子外出打工，每年能挣5000元，日子越过越舒坦。”在凤凰村，像王文英这样通过加入专业合作社种黄金梨，过上富裕生活的村民比比皆是。站在新修的楼房前，村民熊泽文说：“我家6口人，10亩地，以前人均收入不足1200元，住的是石头房。入社种梨后，修了新房，置办了家电，这样的好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一条致富路带富一方乡亲。如今，在1000亩黄金梨示范基地的带动下，全县80%的乡镇都开始种黄金梨，新入社农户达近千户，种植面积扩大到6000亩。

陈昭方的“诱惑”

发布时间： 2009-10-25 15:08

百年学府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同时被抓，震撼了国内教育界。

一个寒门子弟的奋斗史

陈昭方的被抓，让他的湖北京山县很多老乡为他惋惜、感叹，因为，这位官居正厅的武大常务副校长，曾是他们的骄傲——早在1997年，陈昭方就以“京山名人

”的身份，被收录进县志中。

陈的中学同学江厚仁介绍，出生于1950年的陈昭方，是京山县宋河镇陈家庵人，家中兄妹7个，父母皆为贫困农民，靠种地为生。

陈昭方读书成绩优异，1966年初中毕业后，陈和江厚仁一起被推荐到京山县孙桥中学学习。按照二人的成绩，“应该可以上京山县的中学”，但江厚仁“出身不好”，陈昭方“家里可能没什么人”。

“文革”风潮，二人赶上了“停课闹革命”。让他们感到幸运的是，他们毕竟上了几个月高中。在当地，当年能有这样学历的人“算是凤毛麟角”，被人高看一眼。

或许这种缘故，1970年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被抽调去搞“文革”专案调查、清理阶级队伍的陈昭方，成为京山县宋河镇唯一被推荐上大学的幸运儿。

197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襄阳分校政治经济系的陈昭方，被留在武汉大学工作。陈昭方在武汉大学经济系一干20年——10年党支部副书记、10年党总支书记。

陈昭方在武大经管学院颇得同学的称道——毕业于该系的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司长，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陈昭方老师人虽很年轻，但工作却相当有能力，很多重要的育人措施，都是通过他润物无声的细致工作体现在学生们身上„„”

武大经管学院院长陈继勇说，他曾和陈昭方共事多年，觉得陈昭方“干得很不错”，“对自己要求也很严”，“为人也不错，要不然，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人，怎么能不断得到升迁呢？”

副校长的财权和诱惑

陈继勇教授所说的“升迁”，指的是陈昭方1994年从武大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正处级），升为武大的总会计师（副厅级），总会计师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校长管理财务”。在这个位置上，陈昭方又是一干多年。

一般而言，类似武汉大学这样的重点高校，和企业区别明显，但就财务而言，其工作可能更为繁杂。因为，高校的收入来源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走向多元，渐渐摆脱了国家拨款投入的单一模式。

陈昭方曾撰文分析，1993年武汉大学收入来源只有9项，到2000年变为了23项。“各类拨款占整个收入的比重呈现出波动和下降的趋势，而事业收入则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仅2000年一年，从陈昭方这个管财务的副校长手上，通过的费用即达四五亿元之多。

四校合并后，武大规模迅速膨胀。“985工程”一项，便为其增加财力不少——从2001年至2003年，教育部和湖北省政府向武汉大学各投入建设经费4亿元。

在余下的几年中，武大收入一直呈上升态势。仅2008年，武大科研经费即达到6.5亿元，而其总收入则达到了23亿。

如此巨额收入，刨去教职员工工资，其他各项花在什么地方，一般人很难知晓。以广受诟病的基建为例，武汉大学仅此项，每年投入都近亿元。

相对于动辄经手几百上千万的经费，掌管他们的人收入却显得有些“可怜”。

武大经管学院一名教授告诉记者，他是一名正教授、博士生导师，就他而言，全部从学校所得，也就10~15万元之间，还要看自己兼课多少。作为当年院党委书记的陈昭方，就纯粹的学校收入而言，并不比他多多少，“最多一年比我们多一万块钱”。

事实是，10年前，陈昭方在装修自己房子时，他的一群教授邻居们，就发现其装修“很豪华”，而逢年过节，到其家拜访者也络绎不绝，“有很多怕被别人撞见，晚上才过去”。

一个细节是，很多人知道陈昭方有爱好盆景的嗜好，有一阵子，他家多得无法侍弄，以至于枯死的盆景花盆都被他们扔了。武大教工的一位子弟评价说，“他可以不要，但你不能不送。”

祸起何方

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告诉记者，“龙小乐、陈昭方是在1999年至2000年左右，武大兴建校外学生公寓时出现经济问题的。”至于涉案金额，顾海良透露，达“上百万元”。

记者从直接侦办“陈昭方、龙小乐案”的湖北省检察院了解到，二人的案发和一家民营培训教育企业不无关系。

该企业创办人巴某，在90年代创业的过程中，开过餐馆、涂料公司，投资过小企业，事业一直未见大的起色。

2000年，在武汉大学扩招、学生公寓不足的情况下，巴与武汉大学合作，为其建造了能容纳4000多人的弘博公寓，租赁使用。但该企业尚处于襁褓之中，建公寓资金不足。时任武大分管财务的副校长陈昭方出面，以武大名义为其在银行贷款提供了担保，并提前预付了3年学生租金，助其解决了燃眉之急。

无法得知巴某究竟向陈昭方、龙小乐投桃报李了多少，但通过这个公寓，巴获得了第一桶金。巴还在武大经管学院获得了西方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和湖北田野集团联手，承建了武大东湖分校。

10月12日，记者在武大采访，提起陈昭方案，一位干部当着记者的面大骂巴某：巴××这个混蛋！凡是已经和他没有利益关系的，他都会供出来，就是他，牵出了湖北高校的好多人！

倾斜的象牙塔

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任校长助理、后勤产业集团总经理、副校长等职期间，收受12家单位贿赂80余万元；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利用分管学校招生、基建等工作之便，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总额达100多万元；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元„„

一项统计资料显示，落马的大学官员，8成以上是在基建工程招标，抑或采购、后勤等涉钱环节出现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百年学府武汉大学，无法“免俗”:今年四五月份，武大后勤保障部部长江某被拘捕；更早一些时候，武大后勤集团原总经理朱某，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陈昭方和龙小乐被逮捕后，一种高兴和悲伤共存的心情开始在武大校内蔓延，高兴的是，“武大有史以来最大的蛀虫”被清除了;悲伤的是，武大百年清誉，再一次受到重创。也有一些教授认为是制度层面的问题，陈继勇教授这样说：如果一个人出事是偶然，那么10个人都出事呢，应该就是制度方面的问题了吧？

(《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2期 陈磊文)中国年轻一代的权钱膜拜，谁应对此负责？

[郑永年](2009-11-10)在尝到了初步富裕果实之后，中国人马上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概念。中国社会的基础很快就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转移到了利益。官方的很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的增长成为了衡量各级官员的唯一重要的指标。GDP主义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想努力扭转单向面的GDP主义，但成效并不大，可见各级官员的金钱主义概念根深蒂固。（应当指出的是，GDP主义是通过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来满足这一代人的利益的。）

最近有武汉的大学生给很多中国人一个似乎是“惊世骇俗”的道德判断：白毛女应当嫁给黄世仁（地主）；只要有钱，年纪大一些不要紧。于是乎，在中国引出了一场具有道德高度的争论，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互联网。中国道德衰微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了，很多人对此不满，借这个机会出来说些话可以理解。但是，也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参加争论的人的倾向性非常一致，那就是指责年轻一代；他们的结论也同样具有一致性，那就是年轻人没救了。

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从来不检讨自己而只会指责别人尤其是下一代的传统。每当有这样的不符合传统道德价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总会有道貌岸然的出来发表道德高论，似乎他们就是道德的代表和化身。但指责下一代的人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提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对道德的衰败负责？从年轻人成长经历的视角看，要对年轻人道德衰败负责的不是年轻人本身，而是造就道德衰落的老一辈。

任何人的道德价值观不是与生俱来的。道德是社会化的结果，是社会灌输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中间（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盛行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主义的现象也是事实。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年轻人是被“培养”出来的。换句话说，年轻人对“权”和“钱”的崇拜意识是他们生长的环境所给与的。

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并不是新现象，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了。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搞“贫穷社会主义”，人民的生活水准极其低下。当时的人们尽管维持着在今天的人看来一种较高的高德水准，但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道德水准，因为“贫穷”并不符合人性。因此，改革开放后，已经难以承受“贫穷”的一代开始了致富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和当时中国人的普遍“贫穷”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即穷则思变。金钱很快就取代了往日的道德作为人们价值的坐标了，金钱主义毫无困难地盛行起来。道德没有了，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乎，人们有了金钱崇拜。

在尝到了初步富裕果实之后，中国人马上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概念。中国社会的基础很快就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转移到了利益。官方的很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的增长成为了衡量各级官员的唯一重要的指标。GDP主义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想努力扭转单向面的GDP主义，但成效并不大，可见各级官员的金钱主义概念根深蒂固。（应当指出的是，GDP主义是通过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来满足这一代人的利益的。）

官员的腐败更显得道德的解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中国官场的腐败是不需要作任何解说的。可以说，说到中国官场，给人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腐败。从金钱腐败的数量来说可见一斑，已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千、几万到九十年代的数百万发展到今天的数千万甚至数亿。权通过腐败转化成钱和财富。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下一辈不产生权力崇拜的心理实在是非常之难的。更为严重的是，在历史上，中国的政府不仅是负责治理的，而且也承担着教化的功能。今天中国的官场既然这样腐败，其自然成为了道德衰落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也不时有小孩长大了立志“当贪官”的案例吗？

权和钱各自驱使着道德的衰落，而权和钱之间的互相交易功能更是加速着这个进程。对年轻一代来说，无论是“权”也好，“钱”也好，只要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个，或者和其中的一个靠上边，就有了自身的价值。

除了权和钱之外，也同样严重的是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在迫使年轻人的权钱膜拜。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里，道德的主体是个人。要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变成道德人，就要给他们予希望。如果个人可以通过自己正当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希望，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准。但如果个人失去了这个希望，或者说无论通过自己怎样的正当努力也实现不了这个希望，那么道德概念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的年轻人正处于这样一个道德的困境。

例如住房问题。住房是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空间。古人把“居者有其屋”和人的道德联系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人没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道德又能基于什么呢？而中国的房屋政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非常有效地扼杀了年轻人的这个“空间”希望。有关方面始终没有有效的具有长远眼光的房屋政策，任由“权”和“钱”操纵，主宰人们的居住空间。对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在飞涨得毫无止境的房价面前，光靠自己的努力是很难得到一个体面的生存空间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责怪他们对权钱的崇拜，因为权钱是他们得到生存空间的工具。

教育也是一个例子。前段时间，人们发现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有拉平的趋向，甚至也发生农民工的水平较大学生高的情况。这和从前的“脑体倒挂”的情况不同，因为那时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人为的控制。在今天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的产生只能说是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人应当接受尽可能的教育。这应当说一个基本的道德判断。但当接受教育者和不接受教育两者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拉平甚至更低的情况下，道德就必然要被虚无化。而对年轻所接受的教育不是年轻一代本身所能控制的。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的体制，给年轻人予希望。但现在整个社会似乎被各种既得利益所分割，他们把持着各个领域，社会的开放度较之改革之初越来越小。从前是控制扼杀年轻人的希望，现在则是自由扼杀着他们的希望。年轻人很自由，不过就是没有机会。尽管也不时会有年轻人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正当的手段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包括对权和钱的依附和屈从），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希望则是越来越少。

在此情况下，道德从何而来？不能说有关当局对道德不够重视。中国方方面面的话语仍然充满着各种道德说教，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已经毫无价值。道理很简单，他们所读到的道德教条和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两者的差异实在太大。高不可及的道德教条和毫无道德的现实生活反而加深了年轻人对道德的怀疑和价值虚无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说，年轻一代是幸福的，但也是悲哀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物质主义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混乱、毫无道德标准的。不过，感到更加悲哀的应当是老一代，因为是他们和他们造就的社会培养了年轻一代。老一辈否定了自己，更否定了新一辈。

提出价值和道德衰落问题绝对是好事情。但要意识到，出现这些社会现象不仅仅是道德价值的问题，而是有其更深刻的社会环境和制度背景。从更高的层次来说，这个问题关乎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可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道德来自希望，对未来的希望。抱怨、指责和谴责新一代毫无用处，如果要对下一代负责，那么就要为下一代营造一个能够使得他们感觉得到希望的社会和制度环境。而这又是谁的责任呢？

第三篇：关于典型和典型报道

关于典型和典型报道

李良荣

典型报道是中国报纸上最常见的内容之一，关于典型和典型报道也是中国新闻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毫无疑问，典型观念的更新必将更新中国的新闻报道。

一、新闻典型之内涵

新闻报道中的“典型”一词是从文学中引进的。目前，中国新闻界普通可以接受的典型定义是：典型是同类事物或人物中具有代表性的个别事物或人物。这个表述和文学典型的定义相同或基本接近。确实，新闻典型和文学典型有着共同之处：

1.强调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一方面，典型是某一类型的代表，诚如巴尔扎克所说：“典型是类的样本。”另一方面，任何典型都必须是活生生的“这一个”，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个性。

2.强调历史条件、客观环境对典型的制约作用。典型不是孤立抽象的封闭物，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具体的存在，他们必须从一个侧面体现当时的时代精神。

3.强调读者的主体意识对典型的制约作用。无论文学典型还是新闻典型，决不仅仅是作者的创造物，或者是某些人的“钦定”之物，他们还必须得到读者的认可才以成立，或者说，典型必须以读者的认可为最后标准。不管作者们如何呕心沥血，如何大树特树，没有读者的认可，一切人为树立的“典型”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立足的。

但是，由于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在性质、功能上不同，新闻从文学中借用了“典型”这一概念以后，新闻典型和文学典型一开始就分道扬镳了。它们的不同之处是：

1.文学典型是虚构的，而新闻典型必须完全真实。文学也讲真实，但那是艺术的真实，即真实地反映历史环境或现实生活的内在逻辑，并不要求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是真人真事。然而，新闻典型必须真有其人其事，不容许有任何虚构，那怕是微小的细节也须真实。

2.在写作（创造）方法上，文学典型的创作方法是塑造，是把各种各样的人物经过艺术构思拼凑起来。新闻典型的写作是选择，在采访到的大量素材中加以取舍。3.新闻典型往往写人或事的两极，不是优秀事迹就是劣迹。而文学典型却是多侧面、多层次的，以价值标准来衡量，或许是好人，或许是坏人，但更多的却是中间人；或者有缺点的好人，有长处的坏人„„

4.文学典型一般都指人物，但新闻典型除了人物，还有事件、单位、经验等。

即使就人物来说，新闻典型着重于通过其不平凡的行动来显示人物的思想品质。文学典型着重于通过其矛盾冲突来显示人物的性格。

5.新闻典型必须具备时效性，原因很简单，新闻典型蕴含在新闻报道中，必须具备新闻的特点。而文学典型只要求具有时代感。

综上所述，新闻典型具有真实性、代表性、思想性和时效性的特点，或者说是新闻典型的必备要素。

近几年来，新闻界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新闻典型的代表性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什么是新闻典型的代表性？传统的看法是指“两极”――先进代表和落后代表，尤其是先进代表。许多文章甚至很简洁地说：典型就是榜样，树典型就是树榜样或树样板；报道典型就是要求人们学习先进，赶超先进。但近几年来，许多同志指出，典型不仅仅指“两极”，而且还指能够集中地体现出社会某一种普遍矛盾的个别人或事。这里的典型是指从一滴水见太阳：“一滴水”喻一个典型的人或事。“太阳”喻社会上的矛盾。譬如，《经济日报》抓住关广梅这个人物，展开“关广梅现象”的讨论，其目的主要不在于宣传关广梅的先进事迹，让大家向她学习，而在于租赁制这种形式究竟姓“社”（社会主义）还是姓“资”（资本主义）。由此可见，传统的典型观重在宣传――宣传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品质，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后一种典型观重在探讨――探讨社会上出现的新矛盾，研究新事物。在新闻实践中，后一种典型在报纸，尤其全国有影响的大报上，在典型报道中所占的比重在逐渐地增大。从数量上看，两种典型目前不分上下，但从社会影响上看，后一种典型超过了前者。

二、典型报道的曲折历程及其反思

从中国新闻史上看，典型报道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纸的一种独创。在此以前，中国的报界虽然也有类似先进人物的报道，像1898年9月8日《国闻报》上刊登的《谭烈妇传》记述谭嗣同之妻的一生，着重叙述她在丈夫捐躯后，在祭台上痛斥当朝奸臣，气绝而死；1909年10月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民立报》连续刊登黄花岗烈士的英勇业绩。但这样的报道在当时的报纸上毕竟偶而为之，并没有把典型报道当作报纸上的经常性内容。

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中，用江西省兴国县长岗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的先进典型和汀州市的落后典型，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重要性，并发出号召：“我们一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先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要造成几千个长岗乡，几十个兴国县。”这是我党自觉地运用典型来指导工作的第一个范例。

真正把典型报道当作报纸上重要内容，是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的，它给新闻工作带来了新气象。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中央强调要把反映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报道放在报纸最重要的地位。《解放日报》率先改版。在1942年4月30日头版头条刊登《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反映吴满有响应中央号召多开荒、多打粮的先进事迹；1942年9月7日发表长篇通讯《人们在谈论赵占魁》，盛赞赵占魁是“中国艰苦奋斗的产业工人的典型”。这两个典型立时轰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各地掀起学习热潮，演绎成持续七年之久的劳动竞赛运动。从这以后，典型报道成为报纸上经常性内容，也成为党报的一大特色和传统。据统计，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就有600多名。

这一时期的典型报道的主要特征是：

1.典型报道的主要目的是树立供人们学习的榜样，因此典型报道基本上是正面的先进人物、单位或事件。

2.典型报道密切配合党的各项工作，直接为当时的政治路线、工作任务服务。典型是党的指示、方针的活模式。在革命战争年代，可以说每条战线、每个时期、每项工作都有典型。“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典型引路”成为最流行也最有效的工作方法。

3.在记者的笔下，典型人物显得真实可信，写作上朴实无华。

前两个特点，构成了中国报纸上典型报道的一般特点。

解放以后直到“文革”以前，典型报道在报纸上一直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成为衡量报纸办得好坏的主要标准。工业上的孟泰、王崇伦、郝建秀、王进喜、大庆油田，农业上的李顺达、陈永贵、徐建春、邢燕子、大寨大队，解放军的黄继光、邱少云、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家喻户晓，人人传颂。六十年代的雷锋、焦裕禄标志着典型报道的黄金年代。这一大批典型教育了整整一代人，现在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都是在学习先进人物的氛围中，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成长的。这一大批典型代表了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艰苦创业的时代风貌，塑造了青年一代的灵魂。这个主要成绩是不可抹煞的。当然，典型报道也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过许多灾难，像1958年大跃进的“放卫星”典型，成为一种政治高压，逼着农民一夜之间进入“共产主义”，迫使人们不得不说假话。

从建国到“文革”前的17年，报纸上宣传的典型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其总的特征：他们基本上属于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型，属于自我修养的道德完善型。他们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是奋不顾身的；他们在社会冲突中，往往是克制自己，牺牲自己，所谓“狠斗私心杂念”，直到消灭个人的任何欲望，服从既定的社会规范，成为道德上的圣人。这两个特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后，贫穷落后的中国客观上需要有这样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的精神来建设新中国。另一方面，在僵化的经济模式下，在强调政治统帅一切的环境中，社会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埋头苦干，那些想标新立异的开拓，那些真正敢作敢为和行动都被当作异端。同时，在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读者自觉地把自己置于被教育者的地位上，自主意识淡薄，接受他人导向意识浓重。这使得报纸上一切典型在人们心中长驱直入，发挥了一种“魔弹”的威力。

“文革”前17年的典型报道，我们在充分肯定其成绩的前提下，也必须指出它的弊病，主要是：

图解政治――为宣传上的“急功近利”，强调典型配合形势，把典型完全当作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活样板。典型报道不从典型本身实际出发，而从某一政治概念出发来“塑造”先进人物。典型被“政治化”了，除了满嘴豪言壮语外，缺乏个性，缺乏人情味。

公式化――所有先进人物都按“刺激――反应”的模式来塑造。开始是“党的号召――人物行动”，后来是“毛主席的话――人物行动”，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绝对化――所有先进典型都是通身发光的神仙，好就是一切好，过去好，现在好，将来也好，永远正确。

这些弊病从建国以后典型报道一开始就存在，越到后来越严重，到“文革”完全蜕变。“文革”中的许多典型报道，从政治上看，它的特征就是和“四人帮”的政治阴谋紧密相关，尤其像“两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风庆轮”报道，张铁生交白卷报道等等，完全成了整人的“政治棍子”。这并不奇怪。“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切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政治阴谋，典型报道不过是这场政治棋局中的一步棋而已。从新闻角度看，典型报道以定型化、完满化、极端化为特征。以“假、大、空”办法塑造“高、大、全”的典型形象；典型人物完全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典型被主观地赋予整个阶级的全部精神要素，成为整个社会绝对遵从、永远遵从的样板。“大寨红旗”和陈永贵就是这一类典型的集中体现。仅据《山西日报》核查，在1967年到1976年十年间。光是有关大寨、昔阳的报道就发表了760多篇、200多万字。“其数量之多，篇幅之长，地位之显要，版面之突出，文风之可憎，内容之荒唐，影响之恶劣，都堪称‘史无前例’。”①

粉碎“四人帮”以后，新闻界开始拨乱反正，揭露“文革”期间典型报道背后的政治阴谋以及典型报道的弄虚作假，进而从学术上重新探讨典型报道的功能、要求以及典型报道面临的新矛盾。在这个基础上，报纸向全国推出了陈景润、张志新、张海迪、朱伯儒、马胜利以及老山前线英雄等一批富有新时期特征的典型。和过去相比，这批新典型显得有血有肉，有鲜明个性，尤其是他们身上顽强地拼搏抗争、奋勇开拓前进的精神赢得了世人的赞赏。这和过去封闭的自我修养型的典型形成鲜明对比。

但不管新闻工作者怎样努力，传统的典型报道（指先进典型）却推动了昔日的荣耀。一批新典型虽然也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和当年雷锋、焦裕禄的宣传效应不可同日而语。原因何在？开始，人们从典型报道身上去找原因，力求使典型真实可信，增加可读性。近几年来，新闻学术界才把目光转向社会，从社会变动方面来寻找传统典型报道衰落的原因。

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使社会出现非群体意识的倾向，“一种标准、一种模式、一种思维”的局面被打破，价值取向多元、生活方式多元也会随之产生；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独立自主、自由平等意识逐渐增强，偶像崇拜、模仿典型的意识渐趋淡薄。这一切，必然使读者要求从新闻媒介那里获得的信息更有助于其独立思考。一句话，典型本身对人们规范性的榜样作用和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开放型的心理文化要求产生了冲突。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取消典型报道，事实证明，典型报道给人们的启发作用、示范作用、参照作用依然还在社会上发挥积极的影响。问题在于：面对新时期的新读者，传统的典型报道必须研究新问题，大胆进行改革。

三、当前典型报道苦干问题的探索

实事求是，富有时代感，使读者感到被报道的典型可信、可敬、可亲，从而激起学习的自觉性，这是新时期典型报道的总要求（这里主要指先进典型）。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典型报道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一、社会的探索和典型的答案

新闻报道中的典型，往往是我们时代所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先进单位。但这不等于说，凡是先进的都可以作典型来报道。

《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过两位青年工人的先进事迹：一位是石油战线新长征突击手，她长年累月埋头苦干，最脏最累的活抢着去干，生活上艰苦朴素，连一件好衣服也不肯穿；另一名青年工人也是勤勤恳恳地工作，不要资金，不要加工资，结婚前厂里分配给他一间小房也坚决不要。这样的青年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但报上用大量篇幅加以宣传以后，在青年群众中却引不起反响。后经调查了解，许多青年人认为：这样的人不是他们思想中的先进人物，当代青年的思想矛盾在他们身上找不到答案。

与此相反，张海迪却吸引了众多青年。因为张海迪在人生道路上所遇到过的升学、就业、理想、前途等困难和矛盾，正是当代许许多多青年人所面临着的；张海迪不甘心命运的摆布，在逆境中崛起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当代青年。人们说：潘晓提出了当代青年的苦恼，张海迪作出了回答。这就是张海迪这个典型的社会价值。

很清楚，一个先进的人物、单位或事件要作为典型来报道，还必须具备一个物质：社会的探索能够在他们身上找到答案。这就是典型的时代感，就是典型的魅力所在。

二、先进和背景

1984年山西省太原市曾刮起一股“李丽旋风”。此风是从《山西日报》报道李丽开始的。李丽是太原市副食品商店卖肉的营业员。她在肉摊上出一块牌子，上写三点告示：一不短斤缺两，二不开后门，三公开接受顾客监督。报上在《三晋小议》中发了篇小言论，赞扬“李丽挂牌”。谁知，此事一下子传遍全市，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各副食品商店也都挂出了同样的牌子。不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都报道了“李丽挂牌”。

《人民日报》在1987年3月连续报道了长城风雨衣厂厂长张洁世的先进事迹。他的一件感人至深的事是：当风雨衣厂厂长五年，自己竟没有一件风雨衣。

有些人对报上表扬这两件事不以为然，认为这些是一个营业员、一个领导干部应起码做到的，算不上先进。

不错，从职业规范来看，他们两位只够“起码的标准”。但在现实生活中，广大读者却把他们当作先进来学习，并且热情很高。原因很简单：在当前，像李丽这样遵守商业道德的营业员，像张洁世这样廉洁奉公的基层领导干部太少了，而人们盼望有千千万万这样的营业员和领导干部。

人们常说，先进是在比较中显示出来的，问题在于拿什么来比。不能只把成文的职业规范当作一把尺子去估量先进，还应该把他们放在现实社会的背景下去比较。有位艺术大师说过：世界上没有绝对鲜艳或暗淡的颜色，看把它们放在什么背景下。典型报道也同此理。在特定的环境、时间、场合下，有些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事情和人物，却显示出先进性来；有些看上去很了不起的事情，反而显得太普通，甚至于落后。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第四篇：孙金简历

孙 金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35号100083

求职意向

教育背景2011.09至今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获奖情况2001-2004年 “董氏东方”奖学金（奖励全校前1%学生）3次

2001-2003年 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奖励全校前1%学生）2次

2003-2004年 北京大学“三好”学生标兵1次

2004.10 至今 纽哈斯国际教育咨询公司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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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出国留学咨询项目 协助制定营销策略（电视，报纸和网络营销等），销售额成功提升28%系统调查竞争对手，提出应对建议 联络和采访社会知名人士许国庆（哈佛商学院MBA），杜景涛（罗澜交友CEO,芝加哥大学2003届商学院主席），郑云端（宝洁北京市技术有限公司人事资

源高级经理）等

安排职场咨询系列讲座

协调小组成员工作，推动各部门互动

辅导北大附中学生参加“科普英语”竞赛

制定授课计划

每日辅导三小时

在十天内成功教会逾一千单词

约稿，统稿，供稿   2004.09 –2004.10家教     2001.09 –2002.09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刊《缪斯》专栏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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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四级证书 大学英语六级证书 全国计算机二级证书 熟练使用Office软件，打字娴熟。补充资料

第五篇：(新闻媒体)浅析典型报道

浅

析 典 型 报 道

通过典型报道中的事件和人物可以使读者、观众、听众从中了解到党和政府各项政策在人民群众中贯彻和执行的具体，生动的情况，进一步展现人们的时代风貌，具有强大的宣传教育力量。这里必须搞清楚两点：

一、加强典型报道，并不是要减弱综合报道，更不是减少日常大量的动态信息报道，而是要继续提高我们的消息和综合报道的同时去加强典型报道，使两者相互结合，把报道工作做得更好。

二、必须首先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典型报道是对带有普遍意义的突出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深入的报道。

一些媒体过去对典型报道做得不够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在整个报道类型中典型报道所占比例太小；另一个是在我们现有的报道中，或材料选择不典型或者没有写好、拍好，因而真正出色的很少。

从实际工作来看，许多好的典型材料有一些我们没有采写，还有些典型材料我们虽然写了，但是没有按照典型报道的要求写。这些都说明实际工作中不是没有典型材料，而主要是我们没有主动发现，深入发掘。以往我们的典型报道存在以下缺点：

一、缺乏背景，缺乏这一典型的事物和其它事物的联系，说服力不够，使人不出这一人物与事件的典型意义。我们在写典型时往往孤立的去写，不去介绍这个典型在全局中的地位，不去区别这个典型材料之所以有异于寻常和比较突出的地方。因此写出来的报道便感到平淡。一些模范人物除了有模范称号之外，很少从具体事例中说出他比一般人更加突出的特点，难以使观众、读者从中信服他就是一个令人敬佩的模范人物。典型报道正因为是用具体突出的典型事例去代表一般，因此它也就具有说服力，否则就会只看到它一般性。看不到它的特殊性了。

二、平铺直叙、包罗万象，未能抓住最突出的特点加以描写，难以给观众或读者概括鲜明的印象，使读者或观众对这一人物或事物的典型意义不能形成明确的概念。

三、典型报道需要具体生动，但有些报道把具体变为琐碎，有的报道技术性太强。这不仅是写作方法的问题，也是思想认识的问题。报道中纯技术的材料或引证外行读者、观众看不懂，自然谈不上兴趣，如果必须要引进技术性材料，也应当做到通俗易懂。典型报道要求具体生动，但具体生动要有条理，主将分明，否则典型报道就流于零碎片面，杂乱无章。

上面所说的仅是几个比较常见的缺点，在典型报道中还存在一些其它的一些毛病。如写作拍摄方法的公式化，不够生动与一般报道没有区别；一写典型就是“通讯”，而一写就是几千字；内容空洞只是为介绍而介绍，为表扬而表扬，从头到尾提不出问题。这些缺点需要改进。

应该从下述的方面加强与改进典型报道，（一）充分认识典型报道的重要性和它在整个新闻报道工作中应有的地位。典型报道可以具体深入地的反映典型报道当作我们经常的报道任务之一，发掘典型材料要认真地完成。

（二）选择典型报道材料时，在思想上要克服两种偏向：一个是认为典型报道不好写，因此畏难而退；或是对典型材料要求太高，认为这也不典型，那也不典型，因而就无材料可写。另一方面也要纠正那种过低估计典型报道的片面认识，在选择典型材料时不慎重、仔细推敲，认为典型材料用不着像写综合报道那样费力气，对典型报道的要求也不像对综合报道那样高。这两种偏向都要克服。对于什么是典型报道的标准要很好体会。除上面所讲的以外，再特别强调两点：（1）选材要具有整体观点，从整体的观点来衡量；（2）目的应该明确。在采写时，思想上应该明确这篇典型报道重点在反映哪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典型问题。

新媒体安排报道任务时，除了按捺综合报道外，应该重视增加典型报道。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典型报道是树立榜样，因此应该重视。

四、为了搞好典型报道，记者必须更好地了解党委政府的方针政策、工作部署和基层的实际情况，与领导机关保持联系，扩大外勤活动，发现线索，跟踪追访，总之不了解实际情况，就无法发现典型；不了解全盘情况，就无法估计典型的作用和价值。

五、对于典型报道的写作，应该认真负责，把它写好。只有精心写好、深刻钻研，才能写出典型报道的佳作。

从人性化角度捕捉提炼典型细节 细节，是展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形象、真实、可信地表现人物，就是要让细节说话。好的通讯正是对人物的一言一行、矛盾发展的具体环节进行细致地描摹，注重细节的刻画和渲染，才生动地刻画出了人物的个性特点，丰满了人物的神韵，增强了感染力。典型人物报道，要有几个富有个性的细节作支撑，才会使全文活跃。

而以人为本，从人性化的角度去发现、捕捉、提炼最能打动人的典型细节更是当下典型人物报道的最突出的特征。

《警察任长霞》开篇就用一连串细节，抓住读者的眼球：任长霞要报考警校，可她的身高达不到警校的录取标准。她就穿上高跟鞋，再穿上能盖上鞋跟的长筒裤，“量身高时使劲往上拔着，恨不能把头发丝都乍起来„„”几个细节连在一起，让人读来百感交集，心灵颤抖。

从人性化的角度提炼细节，就要求记者在选择细节时，必须注意生活的真实，努力发现那些能够真实反映人物复杂性的典型细节，为塑造立体的人服务。

典型人物似乎应该无私奉献，不计较个人得失，但《基层干部的楷模周国知》这篇通讯，却这样写道：他病倒在床、一一交代几件工作后，向站在床前的民政助理魏光荣开了口：“我担心我老婆的风湿病会瘫得站不起来，两个孩子都还小。真到了我死那一天，请组织上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给她们、给我父亲适当照顾。”还没听完，魏光荣已是双眼泪流，这“照顾”二字，是20年来第一次从周国知嘴里说出来。

有情未必不豪杰。一个人性化的周国知更易让读者产生共鸣。透过人性化视角，让典型人物回归常理、常态、常情，一个丰富、生动、立体、真实的人才能得以呈现，这也是典型宣传成为精神导引的前提。

三思典型人物报道

时间:2010-01-31 14:24:00 作者:;来源:

● 张桂兰

典型报道，是指对一定时期内产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或事件进行的重点报道。其中，最为常见的形式是典型人物报道。人物报道记录着以人为核心的事件，应该说，是受众最为关心也是最感兴趣的。

可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典型人物报道开始走向低迷。有些记者费力费心写出的人物，不但不能感动受众，甚至还会招致受众的怀疑和否定，典型报道在传播中产生了逆向效应。典型人物遭遇质疑、解构，需要我们审视和反思传播和报道中的一些思维惯性。本文就此提出一孔之见。

对典型人物价值的再认识

典型人物的价值，不仅仅是设置标杆起示范作用。的确，典型报道的出现，是为了配合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的政治运动，为社会公众设立“参照坐标”。如党报中最初出现的典型人物——吴满有，就是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出现的。随后所树立的人物，也大多与为了制造出有明确指向的群众运动分不开的，如抗美援朝中出现的“最可爱的人”群体形象、“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铁姑娘”郭凤莲。

典型人物的精神和美德更有着“涵化”人心的功能。当今社会虽然不是“一种标准、一种模式、一种思维”，某些传统和权威遭到解构，但是大众话语系统中对具有普适标准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还是认同的，如朴实善良的品质、不屈不挠的精神、发愤图强的表现和敢于担当的责任感等。具有这样精神品质的典型人物，仍然是人们守护和追求的目标。张海迪的事迹深入人心，是因为她有着不甘心命运的摆布，在逆境中崛起的精神；“一个人，一条路，一匹马”走了20年的马班邮递员王顺友，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恪守自己的职责，为自己赢得职业尊严，同时，也赢得了受众的尊敬。

这些品质和精神在当今社会是非常需要的。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市场化激烈进程中，受众群体的疏离感、孤独感加剧，社会的分层碎片化程度也在加深。受众需要自己认同的人物，寄托情感和价值观。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最高力量就是来自公共精神和普遍的信念。德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说：“任何社会都会感到，它有必要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义，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和人格性”。①

人物报道还能担负记录社会和监测环境作用。在汶川大地震中，《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中的《回家》一文，记载着一对父母带着儿子回家的艰苦历程，这对父母的坚韧和伤痛，引领读者体察到灾难给人类留下了何其深重的伤疤。凤凰台的《冷暖人生》把关注点投向了社会边缘人物，如死囚、从农村到城市闯荡的年轻人和争议性人物等。“小人物大历史”的现身说法，描述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现状的同时，反映着有典型意味的一些社会真实存在的问题和大众的精神状态。

转型期的社会，环境高度复杂化，身处飞速变动中的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命运和呼声，需要通过媒介的信息渠道进行展现。而且，关注作为社会大多数的普通人，对于越来越关注民生的中国，也是很有必要的。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说：“普通人的故事却是广大普通人民群众生活的缩影，其社会意义可能比某个有新闻价值的人物更有价值，他们的故事是生活更深层次的现实，是更贴近真相的社会现实。”③

对典型人物“真实性”的认识

近年来业界非常重视典型人物事迹的“真实性”，例如呼唤从人性、个性角度出发，写出人物的可信性、可亲性。具体到写作中，强调在调查研究获取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选取最突出的、最具说服力的细节材料，展现人物的成长经历和内心世界，表现他们作为普通人不平凡的另一面。但是，通过研读一些遭到质疑的人物报道案例后，笔者发现对新闻真实性的理解和操作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1.“隐性失实”的存在

“显性失实”，是指用虚构、夸大、拼凑、歪曲等方式生产出来的新闻。而“隐性失实”，是用片面的报道、有意的屏蔽等手段造成的。“写出来的典型”，就是“显性失实”的产物，这是新闻界公认的假新闻。而比较隐蔽的“隐性失实”的危害性还没有得到业界足够重视。

在人物报道上，最能体现“隐性失实”的，就是被报道对象的刻板印象。传统的典型人物在媒介上就呈现着过度类化甚至脸谱化的倾向。如先进就是有病不治直至殉职；劳模就是公而忘私，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人无性。

刻板印象的形成，一个重要原因是运用一些新闻宣传方法，故意突出一部分事实，有意识地屏蔽不利于展现人物形象的事件，将典型烘托得完美无缺。经历了道德高峰和低谷的“最有情义男”和“忘恩负义人”吴加芳感悟出：榜样有优点和缺点，“运气差的，缺点都出来了，运气好的，出来的都是优点”。这些是被型塑出来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自然招致受众的怀疑甚至抵触。

2.与真实性相关的细节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典型报道在写作方法上有了很大提高，注意到细节描写能增加人情味，增添生活气息。如1998年对抗洪英雄李向群的报道，提到了他刚到部队时留着“费翔式”的分头，人前翘着二郎腿，见领导先敬烟。这些细节被认为“提高了典型的可信性与生动性，也为反映李向群的成长做了铺垫”。

毋庸置疑，细节的运用“提高了典型的可信性”，是改进报道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遗憾的是，细节的运用还是被停留在作为工具的层面上，却没有从决定稿件成败的高度被对待。典型人物的可信性就存在于真实的细节之中。虚构捏造出来的细节，一旦被受众识别，典型人物的立根之基被动摇，又何谈人物的感染力？

对“典型宣传合力能产生影响力”的看法

为了营造宣传合力，对于重大典型人物，最常见的是采取“集团作战”的方式进行报道。报道许振超、任长霞的事迹时，传统媒介报纸、广播、电视和新兴传媒互联网、手机相互补充，相互配合，以“集团作战”最大程度地共享新闻资源，整合不同媒介的力量，营造极强的声势，使其在短时间内树立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达到峰值。

这样多多益善的做法，也并非尽善尽美。如果正面典型宣传一味追求规模与数量，不讲究“度”，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甚至会产生逆向效应。逆向效应是由受众的逆向心理所引起的，按照传播学的观点，逆向心理是受众心理定势下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指受众对内容相同、形式单调的信息过量传播所持的抵触反抗心理倾向。

而且，“集团作战”大都是主题先行，被采访单位根据主题先准备材料。各类媒体根据自己定位和风格，记者从不同视角，运用多种表现手法，采取多种报道形式，充分挖掘典型的精神风貌。但是，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是对事实的反映，观点来源于事实材料，在相同的材料信息中寻找不同宣传点，很难让记者写出真正独家的故事、个性化的人物。为了把典型人物的精神风貌写透写全，有的媒介竭尽所能地改变角度，结果往往会在报道过程中片面夸大或拔高典型人物。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典型人物报道持续走低，在技术上我们一直没有停止修修补补，但是效果还是很难尽如人意。在受众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如果不能正视思维的惯性是影响其传播效果的藩篱的话，媒介的人物传播与受众的需求可能会越行越远。我们应该尊重新闻传播规律，还原典型人物是“人”这一起点，同时淡化行政力量的介入，或许是典型报道的应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