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陶斯亮

第一篇：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陶斯亮

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

陶斯亮

2015年第2期 炎黄春秋杂志

1987年，我的医生生涯正如日中天，当了20年医生的我眼看要修成正果，突然间一切全变了，一直栽培我的院长在手术台上突发脑血管意外，我的航船失去了动力。不甘心混日子的我决心放弃心爱的专业，转业到中央统战部一局当了一名处级调研员。

这是一片崭新的天地。到部里后，经常见到一些名字如雷贯耳的人物：费孝通、雷洁琼、钱伟长、程思远、周培源、梁漱溟、周谷城、贾亦斌、谢冰心、吴祖光、萧军、王光英、吴阶平等等。开会议论的全是国家大事：听党外人士对教育法、新闻法、经济改革、知识分子政策、港台问题的讨论；参与过胡适故居是否应该修复、周作人汉奸案能否平反这类重大问题的报告起草；甚至有幸去中南海听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

从1987年到1989年，我在统战部虽然只有两年，却一头扎进了我们党联系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回想起来，还真是全心全意（却又是徒劳无功）地做了一些事。其中，我身处几个重大历史关头，目睹了各方各面、党内党外、上上下下的政治表现，经常萦绕于心。将这些做一番梳理和反思，想必有其特殊的价值。

组建六局（党外知识分子局）

1987年3月初进中央统战部一局时，真有找不到北的感觉，幸而党外知识分子处的处长熊运藻将我要了去。热情而又经验丰富的老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信任。从此，我与党外知识分子结缘，有的至今仍是私人朋友。

上世纪80年代，被文革中止活动的8个民主党派还来不及有什么像样的发展，总人数不过30万左右，而党外知识分子有2000多万。不仅人数庞大，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处于某种政治觉醒和要求独立思考的状态。在遭遇多次整肃后，他们灰头土脸、意志消沉，但是粉碎“四人帮”、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接连几个大动作，重燃了他们的希望之火，多年被压抑的愿望和政治要求，同党内高层改革派的主张出乎意料地契合。到了80年代中后期，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医卫界、社会科学界，以知识专长服务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且逐步形成了具有独立政治需求的群体。他们当中，涌现了成批的代表性人物，活跃程度远远超过了8个民主党派。这种态势，给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提出了全新的任务，统战部仅仅在一局（民主党派局）设置一个党外知识分子处，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工作需要了。

1988年10月12日，中央统战部六局又称党外知识分子局正式挂牌成立。熊运藻和我均任副局长，局长暂时空缺。

虽然刚成立的六局不大，但引起了海外的关注，台湾《中国时报》用的标题是《统战部新机构，增设第六局专事怀柔被冷落的读书人》。

从1987年春到1989年5月实际停止工作，我仅做了两年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而我在副局长岗位上才不过半年时间。扪心自问，可以用两个“一腔热血”来概括我这两年的工作：一腔热血地为党的统战事业卖力；一腔热血地为知识分子服务。至于孰轻孰重，还真没去多想，因为我不认为二者有矛盾。但实际上这里有个“屁股和脑袋”的问题，这是我以后被醍醐灌顶后所悟到的。

我相信“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个新时期的统战方针，更牢牢记住了阎明复部长的一句话：“统战部的工作就是团结服务，修桥补路。”

我还记住了吴阶平的一句话：“像周总理那样去做知识分子工作，这就是标准。”吴医生是周总理的主治医生，后来当了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知识分子独特的诉求与发声

上世纪80年代末已是“众声嚣嚣”，知识分子总体上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方针，虽然也有种种不满，但是对国家还是充满希望。正如一位知识分子说的：“我们这一代人有牢骚，对政府有意见，但乃是屈子之骚，焦大之骂，是为了楚国和贾府啊！”

当时最突出的是知识分子待遇问题，所谓“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那个时候最流行的调侃。对这一现象，我曾有过这样一段概述：“我国有知识分子2500多万，其中科技专业人员只有868万（均为当时数字），占全国总人数的0.78%，而全国却有文盲2亿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本应很宝贵。然而事实不然，一组数据表明，劳动密集型行业职工平均工资高出知识密集型行业职工平均工资49元。从增长率看，工人工资平均增长率是15.5%，而工程技术人员工资平均增长率仅为11.5%。这种倒挂现象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知识分子平均工资是工人工资的5～6倍，这符合规律。连赵紫阳同志也认识到体脑倒挂问题，并说此问题不解决长期吃亏的是我们。”后来邓小平对老布什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看来改革的一大失误是没有重视教育和知识分子待遇低下。”承认这一现实是需要大智慧的。

在我们举办的座谈会上，知识界最强烈的呼声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有位院士说：只希望在书店看到一本“我要求不高，好书，能够立即掏钱买下来。”我在北大见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等学界泰斗，对他们简陋的着装好生惊讶。北大老同学向新生这样介绍：“在校园里你看谁穿的最破谁就是顶级教授。”

1988年，在1214期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刊发了一篇文章《但为教师求一屋》，描述了北京37中教师刘××住房的悲惨景象：夫妇二人均是师院毕业的中学教师，在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低矮霉臭的小屋里居住了17年，儿子身高1.7米，但床只有1.4米，睡觉只得长期弓成虾米状。阎明复部长看后很动情，立即批示“请知识分子处商市委统战部，先解决刘老师的住房困难，解决一户，安定一大片”。（写这个批示时，党外知识分子局尚未成立，所以批到一局的知识分子处）后来我们找北京市给解决了。

当时别说是普通教师，就是知名人士生活条件也都很差。如著明音乐教授沈湘，三代人挤在两间小屋里，连钢琴都放不下。作家梁晓声一家三口住在北影筒子楼一间小屋里，除床外只能放一张矮饭桌，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就是趴在矮饭桌上写出来的。而更凄惨的还是1982年从香港回京定居的知名老编辑经明士，他终身未娶、孑然一身，又被亲戚抛弃，住在一座破败的高层建筑里，大门对着垃圾桶，又脏又臭，非人所居。大名鼎鼎的红学家周汝昌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家里破破烂烂，让人看了唏嘘不已。

知识分子第二个不满是教育问题。当时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直到2012年教育经费在GDP中比例才首次超过4%这一国际最低标准），百岁老人雷洁琼曾怒斥1987年教育经费被挪用。国家对教育的不重视，造成大批儿童辍学，上大学更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正是对当时进大学的写照。由于教师收入低，队伍不稳定，人才大量流失，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令人感动的是，有识之士忧虑民族兴亡甚于自身的贫困，北京三中的聂老师含泪说：但最让我“尽管我们是知识分子里的乞丐，痛心的还不是待遇问题，而是教师素质下降，这关系到民族的命运。”时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在《中国青年报》上也痛切直言：不重视教育的人将成为千古罪人!一石激起千层浪，北大学生高呼：“丁校长好样的！”我们支持你！轰动一“丁校长，”时的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和《国殇》，振聋发聩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教育的状况。

腐败也是知识分子热议的话题。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从党、政、军到社会的全面彻底的腐败，而主要是“双轨制”催生出的“官倒”现象。官倒本质上是“权倒”，他们倒卖土地、项目、批文、矿产……几乎无所不“倒”，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

1987年我去部里时，正值“反自由化”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内心造成了一个沉闷的低气压状态。1986年底的**只是暂时平息，1987年元月开除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党籍，这股浪头最终导致了胡耀邦被迫辞职。这一系列政治事件都让知识分子感到阵阵寒意。他们的情绪在我面前袒露无遗。

在六局我只是个过客，但这两年联系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经历，却让我全过程地观察了海上热带小气旋是怎样发展成12级台风的。

截然不同的两位副部长

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胡耀邦总书记下台，激起了社会上，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的逐步高涨的不满情绪，同时，一些不切实际的、过激的言论如潮水般汹涌而来。无疑，统战部被推到了风口浪尖。1989年4月的一天，阎明复部长召见一局的郑洪溪、孙楠两位局长，研究室的任涛主任，还有六局的我，研究应对当时复杂形势的对策。阎部长先传达了中央常委胡启立与加籍华人、清华大学教授彭培根的谈话，彭提出中央领导层应与方励之对话。阎说我们对不同政见者应该有个清晰的指导方针，让我们几个局室搞一个方案出来。他让我们打消顾虑，大胆去想，有问题他负责。这个活儿具体派给了一局的王彦君和六局的沈冲。次日就拿出了初稿，标题是《对处理党外知识分子朋友中的不同政见者的几点建议》，我认为写得不错，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做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方法。

但主管副部长看后很不满意，尤其对“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以往知识分子政策失误”一句批得很重，认为我们太右，坚持让推倒重来。这位主管副部长是老统战，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他坚持认为当前仍应遵从党的一贯方针，即“依靠左派打击右派团结中间派”，因此对右翼的自由知识分子有本能的反感。有次开座谈会，我请了文革史专家高皋参会，这位主管副部长质问我为什么邀请高皋这样的人来统战部？我急了，说：“知识分子反感被称为统战对象，每次开都要我们三请四请的，现在他们肯来，是由于觉得在统战部可以说些真话，他们的意见有渠道反映上去。”后来主管副部长在一次会上说：“陶斯亮对统战理论的理解，猛听上去有点道理，实际上是违背党的一贯方针政策的。”

几天后，常务副部长李定叫我去他办公室，对我们按主管副部长意图修改的关于“敏感人物”的做法第二稿很不满意，说我们还是旧观念，本质上把这些人当“臭老九”，视为圈外人，而我们统战工作就是要把圈外人拉到圈里来。他又认为我们太“左”。

两位副部长的意见相去甚远，让我很为难，但心里还是认可李定的。李定是统战理论家，有修养有水平，很受阎部长倚重。1989年，他主动承担了部里干部行动的一切责任，是第一个被免职的部级干部。这是后话。

李定对我们的批评我们是服气的，后来我写了一篇《敏感人物之我见》交差了事。该文核心要点是：1.提出对“不同政见者”的定义，要慎用这顶帽子。2.对方励之这样的不同政见者在处理原则上以法律为度。3.对绝大多数党外知识分子以爱国为界。4.对旗帜性人物要重点做工作，要下大功夫。

“京丰宾馆会议”觅精英

本文作者（右）与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一起

六局是由一局的党外知识分子处演变而来，所以一成立就已经有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朋友队伍，有些是国宝级的大知识分子，如梁漱溟、程思远、吴祖光、萧军、沈湘等。还有一批是在各自专业出类拔萃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如许嘉璐、梁从诫、刘西拉、王立平、韩美林、梁晓声、傅敏、郑也夫、何新、刘世定、章立凡、林毅夫、黄方毅、陈兆纲等。我们还与一些“异见人士”或“敏感人物”有所接触，如方励之、金观涛、温元凯、许良英等。

除了邀请这些朋友开会议政，在内部刊物上反映他们的诉求，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外，逢年过节我们还要备些薄礼登门慰问。印象最深的是梁漱溟贴在门上的一张小字条，上面用毛笔工工整整写着一行字：“各位访客，因本人年事已高，请将谈话时间限制在两小时。”我看了直乐，九旬老人接待访者如此宽松，还要张贴告示，足见老人是多么较真的一个人。就因他这种倔强的、对是非曲直死磕到底的性格，使他吃尽苦头，也赢得了人们的崇敬。

当时，我们局的朋友的特点是大（大学者）、老（老知识分子）、名（知名人士），感到缺乏年轻的新鲜血液。很巧，时机很快就来了。

1989年2月，由全国青联、青年经济学会及体改所联合举办了一个“十年改革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我当时还是全国青联常委，故受邀参会。李定副部长布置给我一项任务，到会上物色一批有议政能力、社会影响力较大的青年精英，以扩大六局的朋友队伍。

会议在京丰宾馆举行，故而也称京丰宾馆会议。这个旨在总结十年改革开放经验的会议，议题之深、阵容之强，可说是万众瞩目。参会人数超过400人，汇集了从中央到地方，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蜚声中外到初出茅庐的各路精英。还包括了诸如严家其、包遵信、戴晴、温元凯等有争议甚至参加过“31人签名”的一些学者。党内的中青年干部李克强、俞正声、王岐山、李源潮以及刘延东作为会议组织者（也可视为日后冉冉上升的政治精英）也悉数到会。赵紫阳派他的秘书李湘鲁，儿子赵二军也“潜伏”于会，认真旁听。可见这个会是多么的风光，它本可以与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相媲美，然而后来在各界准备隆重纪念莫干山会议30周年之时，京丰宾馆会议仿佛被人遗忘了，上网查，只有一篇纪念它25周年的文章，出自新华社记者仲大军之手。

会后我向部里提交了书面报告，对会议有赞赏也有批评。首先，我肯定了整个会议民主空气浓厚，畅所欲言，与人大、政协“两会”的沉闷气氛形成鲜明对比。整个会议的热点是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讨论议题有好几个，但与会者都拥到政体改革这一组，致使经济改革、文化建设，甚至连通货膨胀等热门话题都受到冷落。这是会议组织者未料到的情况，这反映了在经改步履维艰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希冀从政体改革中找到出路的心态。而会议的最大缺陷也恰恰在于此，两三百人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上显得单薄，更拿不出方案来，种种看法均难达到共识。相比之下，对新权威主义的辩论要透彻一些。许多有见识的青年精英对这种无理论准备，无队伍架构的状况很焦急。虽然京丰宾馆会议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但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却是啼声初试。

在会上，周其仁有段受到热烈欢迎的讲话：“现在为政治体制改革焦头烂额的人太少了，而轻飘的人又实在太多了，我们许多号称精英的人似乎还不屑于做扎实研究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根本性的弱点，那么人民将来只好与'精英'们告别。”

而我的收获是完成了李定布置的任务。青年经济学会秘书长给我开列了一份推荐名单，他们是周其仁、邓正来、李盛平、孙立平、陈越光、周舵、黎鸣、谢百三。我如获至宝，回部后登记造册，列为六局的新朋友。

很快我们就领教了这些精英的口才、学识和思辨能力。记得周舵第一次来统战部，是何等的少年意气啊！他不屑地对我说：“你们那一代人是迂腐僵化的一代！”噎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可叹的是，也正因为六局的缘故，他们中一些人的命运从此改变，有的甚至遭了大难。而最令我痛心的，他们几乎都被追究与统战部特别是六局的关系。25年了，作为六局当时的负责人，我始终怀着深深的歉疚。今天我要说句公道话，他们来统战部是符合组织程序的，是我们请进来的。他们只是忧国忧民，一腔热血，他们起初的动机只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真实的情况。

25年过去了，社会上出了不少时尚的青年“新星”，可惜他们只是部分人心中的偶像，而不是国之精英，从这点讲，周其仁在京丰宾馆的那段讲话的指向性并未过期。上世纪80年代精英的特点很鲜明，他们清贫但富有理想和使命感，他们了解民情国情，强烈地想改变这个社会，目的很单纯。他们的学风踏实、不浮躁，这些人对国家政策制定和对民众启蒙的作用，至今尚无人能企及。当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上，现在的研究和著述要比那时系统、完整、深刻得多。

向总书记反映情况

文革前在广东，赵紫阳与我父亲陶铸共事15年，他那时年轻潇洒，我管他叫紫阳叔叔。那时他虽是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但工作经验却很丰富，有一套自己的见地。他工作作风扎实，注重调查研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跑。父亲每当谈起他和王任重时，那种欣赏之情毫无掩饰地溢于脸上。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还认为是自己连累了紫阳叔叔，还在为“我虽不曾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而痛心不已。我也当面听过紫阳在广东时期的老同事杜瑞芝说过“赵紫阳绝顶聪明，我们当中没有哪个能超过他”。

虽然父亲与紫阳是工作上的好搭档，但“君子之交淡如水”，作为私人关系，两家鲜有来往。倒是他来北京后，由于我家就住在中南海边上，子女间走动多了才成了朋友，我也时常去海里看望他。但自从到六局后，我再跨进他的门槛就“别有用心”了。

1987年夏，我进部里刚3个月，就去探望了他。当时我刚于6月份参加了由企业家杂志社、新观察杂志社和世界经济导报社召开的“深化改革座谈会”，会上提出深化改革要从理论突破入手，并第一次碰触了“所有制改革”这一禁区，时任总理的赵紫阳竟也关注了这次会议，并认为深化改革座谈会上所提出的那些观点没有什么问题。

我还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事踏过总书记的门槛。我调到党外知识分子处后不久，便到北京人艺搞调研，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大艺术家于是之、蓝天野、林连昆、顾威……。让我惊讶的是他们比普通人更普通，简直就像胡同里的大爷大叔。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清贫，但他们最强烈的诉求却是解决职称问题，这关系到社会对他们的认可。有一次去看紫阳叔叔，我反映了国宝艺术家们的状况，还开玩笑地说：“人家人艺对你有意见啦!说你老不去看他们的戏，当年周总理、陈老总等中央领导经常去看他们的戏。”“我很喜欢看人艺的戏，赵说：我喜欢话剧。但现在不比五六十年代，看一次戏麻烦事很多，你拿些录像来看看。”

自右至左：理由、陶斯亮和作曲家王立平、杨小凤夫妇

于是我向人艺要了5盒录像带，有《小井胡同》《红白喜事》《左邻右舍》《吉庆有余》《遛早的人们》，后来又送过《狗儿爷涅《小井胡同》，而“狗儿爷”太惨了些。

后来北京市文联书记告诉我，文化部、中央职称办和市职称办均下到人艺了解情况，给出的意见是不受框框约束、实事求是地评，并且人艺的高级职称名额不得低于文化部直属的艺术团体。

党的十三大后不久，我去看他，也不知天高地厚，张口就说：我认为你还是适合“紫阳叔叔，当总理，不适合当总书记。”他饶有兴趣地问我持这样看法的人多不多。我说：“至少我妈妈是这么认为的，她说你擅长经济，懂基层，有实际工作经验，更适合当总理。紫阳轻轻叹口气：”“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婉拒了几次，可是不行啊！”

他还问我群众是否认为我们这个党很腐败了？我说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人这么认为。他又问：“群众究竟希望体制改革改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我没回答清楚，因为那时谁也想象不出彼岸是什么样。他又问我阎明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什么态度。我知道这个问题敏感，于是含糊地说“他很慎重，比较稳”。

1988年下半年，社会上和知识分子当中，流传着针对赵的很多谣言，主要是说赵的孩子搞“官倒”，还说赵的总书记位子也将不保。船到深海却要临阵换船长，我预感到情况不妙。10月的一天，我与我先生理由去看望紫阳叔叔，向他反映了社会上对他的儿子们的流言。他说：“本来我还有点儿信，责令他们不得参与任何与商品沾边的活动，但你今天说起大军，我反而放心了。”大军是赵的5个子女中最老实的，事后了解所谓大军犯事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趁机说起了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紧张、脑体倒挂现象、知识分子政策失误，以及知识分子本身敏感而又脆弱的特征。“当前改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从抓教育入手最为有效。”我说。但他感兴趣的是“这次的'反自由化'很温和，大多数人都没受到伤害，知识分子为什么还会反应这样大”。理由说开除刘宾雁等人的党籍对知识分子冲击很大，他极力为刘宾雁做了辩护。我也说文人往往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病，别太在意他们说什么，否则自寻烦恼。赵说：“你们还要考虑党内及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承受力，不处理这些人，另一方面的人就会认为党太软弱无能。但现在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好的，人们敢于讲话了。”

又聊到经济问题，这是赵最擅长的，他说：资本主义国家到现在也没有摆脱周期性衰退，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摆脱经济过热不断调整这条规律。我国5年一调整，1958年大跃进，1963年调整；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当总理后，1981年调整；1983年很好，但1984年又调整；1987年又面临过热，但感到形势还不错，因此计划内的不做改动，主要压缩计划外的这一块。现在看，计划内的基本控制住了，但计划外的，整个社会的基建规模和消费膨胀。今年年初，想索性把价格放开，现在看，欠妥。调整和价格改革是两回事，可现在撞到一起了。外国人问我是哪一派，我说我不是学者固守自己的学派，我是领导人，就得博采众家之长，今天用这个派，明天取那个派。现在各种物资大战，哄抬物价，国家一统起来就好了。

赵有时也主动通过小儿子五军叫我去中南海，直截了当地问些问题，如中小学教师对增加10%工资有何反映？知识分子对允许自谋出路政策有何反映？我也直率地回答：反映是这些措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让我如实回答严家其究竟有什么言论时，我为严君做了辩护，我说：“我了解严家其，他人非常单纯，书生气，他只是对改革有些担心。他认为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应该是简单的，而现在有些理论搞得太复杂了，连他都看不懂了。”赵听后说，这些人其实也没什么，让外面舆论给弄严重了。至于后来的变化，我掐算不出来两年后的事。

回忆那段经历，我至今都希望当时那些见面确实为最高层了解知识分子的真实情况，从而善待知识分子起了正面的作用。

尾声

2005年1月的一天，我最后一次去看紫阳叔叔。见他明显消瘦，特别是两只手近乎干枯。他挂着氧气，坐着说话似还有底气，头脑也极清楚，只是离不了氧气，也不能站立活动，一站起来血氧饱和度就会从90%掉到80%。

至于家，清贫至极。房廊门窗已是油漆斑驳，室内没一件鲜亮的摆设，仍用着公家配置的家具，早已陈旧不堪。在伸手可及的饮水机龙头上，系一根绳到门把手，那是紫阳叔叔为小狗进出设置的。他的忠实伙伴，小狗“拉肯”已死，现在是一条西施犬在守护他。

梁阿姨在另一间房独坐。她的双眼已失明，什么都不能看，天天孤零零地坐着，消磨着时光。

看到这个破败不堪的家真让人沉重，鼻子发酸。

要告别了，万没想到紫阳叔叔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不如“你批评我对知识分子不够关心，耀邦关心，我都记着哪！”曾经的总书记，位高权重，一生波澜壮阔，在我们都知道已是最后的见面时，却说出这样一句略带孩子气的话，让我特别的震动，这才是人性啊！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人性越是浓烈到极致，而极致就是回归本真。

阎明复是个很有个人风格的统战部部长，这个被我母亲认为是最“天真”的人，对谁都以诚相待，以情感人，即使是严厉地指出民主党派的某些不妥做法时，也都带着真挚的感情色彩，所以深受民主党派和海外朋友的信赖和尊敬。但在统战部内部看法就不一致，有人在对党的统战方针和策略这样的问题上不认同他，甚至反对他。我认为这只是认识上的问题。有几（下转第8页）

（上接第14页）位这样的部领导让我非常敬佩，因为他们为人正派，办事公道。分管干部人事工作的副部长武连元就是这样的人，他曾长期从事核工业工作，有着工科生特有的严谨、理性和务实，他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会尽全力去保护你的政治生命。1991年初的一天，武部长叫我去他办公室，对我说：有些人认为，“部领导开会，你没解决好'谁统谁'的问题，不适合再留在统战部工作，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我回答说：”“谢谢武部长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我选择主动离开。”

就这样，1991年春节后，我一个猛子就扎进了中国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游弋于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群——中国市长，以及中国最弱势群体——贫困残疾人之间。这给了我一个多角度看待中国的立场。《中国慈善家》杂志将我与彭丽媛、王建林、马云、徐永光、马蔚然等10人，评为“2014年中国社会推动者”。实在惭愧至极！我何德何能，竟能与这些光彩熠熠的名字排列在一起？我女儿说：就你没“人家都用真金白银去推动社会，钱！”我想这是对我20多年从事公益事业所付出的心血的认可吧！

离开中央统战部转眼24年了，物是人非，唯一难以割舍的是六局。我的那些好同事们，他们爱护我，保护我，理解我，特别难得的是容忍我。六局，仅是我生命交响乐中的一个小节，却是一段华彩乐章。■

（作者为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贫困聋儿救助行动主席）

第二篇：陶斯亮祭母文字

您所奉献的远远超过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评析：

此乃陶铸儿陶斯亮在祭母花圈上写下的文字，对母亲的无私给予的奉献精神予以真切的讴歌，情真意切，蕴含着钦佩和感激。

第三篇：碑文：陶斯亮祭母文字

碑文：陶斯亮祭母文字

您所奉献的远远超过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评析：

此乃陶铸儿陶斯亮在祭母花圈上写下的文字，对母亲的无私给予的奉献精神予以真切的讴歌，情真意切，蕴含着钦佩和感激。

第四篇：陶斯亮“红二代”引入“资本家”（小编推荐）

陶斯亮“红二代”引入“资本家”

一位年逾七旬的红二代，与一位美国“资本家”、慈善家一道，以专业、尊严为本，亲力亲为推进慈善

2011年7月21日，70岁的陶斯亮包好了四盒茶叶作为礼物，来到美国斯达克听力技术公司（StarkeyCo.）总部。

这是一家制造助听器的企业，由比尔?奥斯汀（William L.Austin）创建于1967年，分支机构遍布全球32个国家，每年有70亿美元的业绩。1973年，奥斯汀创立斯达克听力基金会（Starkey Hearing Foundation，以下简称“斯达克基金会”），救助全球的贫困听障人，足迹已至50多个国家。这其中，没有中国。

陶斯亮心里打鼓，不知此行能否成功与斯达克基金会达成合作。中国有2800万的听障人士，作为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听基会”）理事长，她希望跟奥斯汀见一面，把这个国际慈善机构的模式引入中国。

美国之行，古稀之年的陶斯亮本不情愿。“太累了，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美国又不是什么旅游的好地方。”但这个合作意向是听基会理事万选蓉提出的，理事坚持，理事长“服从”。

到广州领事馆办签证时，陶斯亮甚至希望被拒签，如此便有了不去美国的借口。“不幸”，陶斯亮没能如愿，她顺利得到签证；幸运，她见到了只比她小一岁的奥斯汀。听完介绍，奥斯汀详细询问了一些情况，随后拍板，“明年去中国，先做6000人”。

打开“铁幕”

陶斯亮的美国之行成功了。

她没想到会得到如此令人振奋的结果。“幸亏没被拒签！”走出斯达克的大门，陶斯亮踌躇满志。她同样没能预见，回国后，处处碰壁。

救助6000听障者，需要15000部助听器，按市场价估算，高达7000多万元人民币，按规定，需要缴纳高额关税。国内的法律，没有对慈善性质的进口做优惠甚至免税规定。

“不能让中国的国际信誉破产。”陶斯亮决定，关税由听基会来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事办成。作为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陶斯亮四处奔走，找到残联等机构寻求支持。由于对项目不够了解，对方开始只是被动响应，随着沟通的逐渐深入，这些部门逐渐被陶斯亮打动。最终，听基会以最低标准缴纳了几十万元的税款，这批助听器得以进口。

奥斯汀的私人飞机落地中国那一刻，陶斯亮恍如做梦。

2012年8月，“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正式启动，活动由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及美国斯达克听力基金会共同发起。在西安、成都两地共捐赠定制型助听器12137台，资助贫困听障人士6300余人。此后10年，该项目预计在全国各省、市捐赠定制型助听器10万台。

一到中国，60人的斯达克团队便开始投入工作。作为医生，白发如雪的奥斯汀还要亲手为病患配助听器，只要有病人，就不休息不吃饭；他们采用“跪式服务”，同时为病患儿童准备一些毛绒玩具等小礼品。一位病患经测试被证明单耳听障，只需配一只助听器，但他坚持要配“一对”，奥斯汀说，“我相信病人的感觉”。

美国团队的专业精神，以及在细节上表现出的对人的尊重，让陶斯亮很受触动。对于有私人游艇、私人飞机的富豪奥斯汀还在亲力亲为做慈善，“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慈善家能做到这一点。”陶斯亮说。

在中国学习美国慈善经验的同时，美国也在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首站西安，在陶斯亮的协调安排下，当地为“美国朋友”们准备了国宾待遇的入城式；在成都，“美国朋友”得到了“可以抱抱熊猫”的优待。救助对象来自各个农村，他们安静有序，有警车开道，有食物和水供应，有临时厕所。

因为不了解中国人“出远门见客要穿最好衣服”的习惯，看到一些孩子衣着还比较漂亮，奥斯汀对他们是否来自农村产生疑惑。“有些农村也确实不一样了，从衣服上看不出来，但是家里其实很贫困。”陶斯亮告诉他。

奥斯汀于1980年代曾在中国做工程师，这一次，中国的发展给他带来巨大震撼。他跟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大门是一面铁幕，没想到就这样打开了。”在陶斯亮看来，这不过是世界对中国的误解，“中国的大门早已打开”。

在一条斯达克基金会的募款宣传片中，奥斯汀说：“不了解中国，就不了解世界。”

“二代”站台

陶斯亮1991年加入中国医学基金会，当了10年会长。当时，一些贫困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因缺乏碘摄入，部分人口智力低下，甚至有很多“傻子村”。而这是一个2岁以前服用几滴碘油就能解决掉的问题。1993年1月，医学基金会推出防治碘缺乏病的“智力工程”，一面为贫困地区补碘，普及常识；一面在政协提案呼吁政府重视。

呼吁了很久，不见大的起色，陶斯亮动用私交，找到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刘延东。刘延东带了一批院士、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跟陶斯亮去了广西百色考察。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等到政府立法，强制推行碘盐。

在中国医学基金会工作的10年，陶斯亮同时在中国市长协会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这是一个以“为城市发展服务，为市长工作服务”为宗旨的官方组织，由北京市市长担任会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担任执行会长。1991年，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成立，陶斯亮兼任执行会长，并于2000年发起了“中国女市长‘手拉手’扶贫助学”活动。全国各地女市长等社会各界人士，随陶斯亮先后前往江西省东乡山区捐资助学。“后来义务教育普及，减免学费，这个也就做不下去了。”陶斯亮说。

由于市长协会的工作繁忙，2002年，61岁的陶斯亮辞去中国医学基金会会长一职，当时她想接下来连市长协会的工作也一并辞掉，以便腾出时间写书。

听说陶斯亮辞去了医学基金会的工作，当时的卫生部人事司副司长找到陶斯亮，坚持让她到听基会当理事长。“我是一百个不愿意，但推辞不掉，我这人认真，结果一进去就出不来了。”陶斯亮说。

2009年5月17日，第19个全国助残日，“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在上海正式成立。曾任市长协会执行会长、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参加成立仪式。陶斯亮告诉俞正声，6岁以前植入人工耳蜗或者佩戴助听器，孩子可以回归有声世界，甚至可以成为播音人才，治疗费用不多，每个人大概需要8千到1万元。回去后，俞正声给当时分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写了封信，反应这一情况。

年底，“国家贫困聋儿人工耳蜗/助听器抢救性康复项目”全面展开。项目由中国残联负责组织实施，总投入超过4亿元。

“现在需要我们帮助的儿童已经不多了，政府都包下来了，我们就做一些补充式的，以及一些成年人、老人的听障救助。”陶斯亮说。

陶斯亮还经常拉来一些“元勋后代”，免费帮听基会“站台”。包括毛泽东之女李敏、周恩来的侄女周炳德、陈云之女陈伟力、陈毅之子陈丹淮、彭德怀的侄女彭刚、胡乔木之女胡木英等十几个“红二代”。其中，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如今已87岁高龄，也是参加次数、投入时间最多的一位。

刘少奇诞辰110周年时，美术界和书法界的一些艺术家创作了一批书画作品，作为缅怀。“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启动时，刘爱琴将这178幅艺术作品全数捐献给了听基会。

延续家风

陶斯亮是新中国开国元勋陶铸的女儿，红二代。

1969年冬，林彪下达一号通令，将陶铸押往合肥。43天后，陶铸去世。遗体被一烧了之。死前，亲人不准探望；死后，亲人也未被告知去料理后事。

父亲无声诀别，而他生前的教诲却影响了陶斯亮的一生。

1962年陶斯亮中学毕业，她本想报考中山大学，学中文、新闻或者历史。但陶铸想让女儿“学一门手艺，端个实实在在的饭碗”。在他看来，这个有“骄娇二气”的女儿应该到部队中接受磨练。于是，陶斯亮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1967年，陶斯亮大学毕业，先后在解放军第七医院、26医院和空军总医院当职业医生，长达20年之久。1987年后，陶斯亮在统战部工作4年。

陶铸对女儿管教严厉，大学毕业才允许她谈恋爱，对象不能是干部子弟，后来，她嫁给了一位作家。除了留给她一些钱用作结婚，别无其他，一切必须靠自己。

不只父亲，母亲曾志对陶斯亮的影响也颇深。

1989年，曾志以陶铸的名义向福建福安六中捐款，筹建一座教学楼，那是陶铸曾经战斗过的闽东地区。当地为了纪念陶铸和曾志夫妇，取名为铸志楼。

曾志一生俭朴，甚至连时令蔬菜都很少吃。“一张纸撕成几块用，”陶斯亮说，“她的钱真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去世前，曾志留下遗嘱，交给陶斯亮两个任务。其一，将个人积蓄交给中组部一部分，做老干部基金；其二，另一部分钱捐给家乡的希望小学。同时留下的还有多年来领工资留下的八九十个空信封，以证曾志捐款之清白。

曾志去世后，她在希望工程捐助的一个女孩看到报纸，给陶斯亮来信。从此，陶斯亮延续母亲的善行，一直给女孩提供资助。如今，这个贫困地区走出的学生已改变命运，在北京做白领。

父辈资产，“一点也没留给我，我母亲说‘共产党员不该有遗产’。”陶斯亮说，“跟现在那些贪官有天壤之别。”

73岁的陶斯亮，一方面继承了父辈的遗志，另一方面更具国际视野。在这个“红二代”眼中，在文艺复兴、科技发展、宗教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从卡内基、洛克菲勒到比尔?盖茨、巴菲特，西方“资本家”已不再是马克思笔下的“残酷的剥削者”。在“世界欢声笑语―中国项目”启动仪式上，陶斯亮将奥斯汀定位为“一个伟大的慈善家。”同时，陶斯亮也看到了中国的不足。“很多中国企业家现在还处在‘土豪’阶段，只看到金钱的货币作用，没看到金钱的社会作用，不知道金钱还能推动社会进步发展。”

“现在中国是个国民社会，没进入公民社会。”陶斯亮说，“但这一步肯定要迈过去。”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_白筱 摄影_张旭

第五篇：陶斯学先进事迹材料

陶斯学先进事迹材料

陶斯学，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大竹县十佳教师，达州市学科带头人，四川省骨干教师，四川省中小学优秀班主任。

该同志生于1965年4月，1988年7月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物理系，2001年四川师范大学物理教学论研修班结业。2002年评聘为中学高级教师。该同志长期担任高中物理教学工作、班主任工作、物理备课组组长、物理教研组长和年级组长。1996年、1999年、2002年、2005年、2008年担任大竹县高三物理联合教研组组长。1996年、1999年被学校评为优秀教师。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8年都被学校评为优秀班主任。1989年、1995年、1998年、2001年、2004年、2007年被评为四川省高中物理竟赛优秀辅导教师。2004年被评为四川省中小学优秀班主任。2005年获大竹县高中教育先进个人称号。2006年被评为大竹县优秀人才示范岗、达州市学科带头人和四川省骨干教师。2007年被市教育局、市科协评为优秀科技辅导员，还被中共大竹县委、县政府评为大竹县十佳教师。

一、献身教育，敬业爱生树崇高师德

陶斯学拥护中共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模范履行教师职责和班主任工作职责，与时俱进，扎实工作求真务实，勇于探索，锐意改革，开拓创新，无私奉献，师德高尚，能够充分展现新时期人民教师的光荣形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实施素质教育，热爱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陶斯学参加工作21年，做班主任15年，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无怨无悔。其循循善诱、爱护学生的崇高师德，得到社会广泛赞誉。在培养人才方面成绩突出。陶斯学在班主任工作中始终坚持“以德育人、育人育心、传承文明、启智求真、立志成才”为己任，坚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教育方法，注重以“情”字架起和学生沟通的桥梁，并耐心地严格地对不同个性品质的学生进行教育帮助。从不歧视差生，从不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对学生和颜悦色，春风化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着眼于每个学生全方位的提高。在他所教的学生中，有考上北大、清华大学的：王大政、谢峰、李友春、夏银波、喻海博、刘彦汝；也有高中时学习不佳，但毕业后从商的宋春同学，如今在深圳事业发达，为国家的外贸事业做出了显著成绩。每当这些同学回首中学时代，无不感谢陶老师对他们的教育和培养。

陶斯学在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中，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他爱生如子，善于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对差等生，坚持正面教育，用自己的行为感化学生。高2002级6班学生杨瑞俊，入学学习基础差，生活散漫，对学习缺乏自信心，是典型的“双差生”。陶斯学以高中入学教育为契机，通过家访和对杨瑞俊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终于使杨瑞俊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增强了学习的自信心，经过三年的努力，由一名入学时的“双差生”变成了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考入了重点大学。高2005级5班学生王明健家庭贫寒，学习成绩差，高一下学期就想外出大工，陶斯学多次与他谈心，生活上帮助他，思想上启迪他、带领全班同学为他捐学费。最终他取得高考623分的成绩。教师的教育工作就是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能健康成长、顺利成才。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学校教育不出废品。高2008级10班学生李成沉湎于上网，浮躁好动，不思进取。老师讲课时他不是东张西望，就是睡觉。为了矫正李成的不良

行为，陶斯学潜心研究了中学生上网成瘾问题，发现问题虽然出在学生身上，但根源却在家庭、社会和学校教育。陶斯学经过多次家访，想到了一个根治李成上网成瘾的方法：首先，请家长积极配合，控制其作息时间，并多次将他从网吧找回学校谈心；其次，动员学生干部和李成结成帮扶对子，帮他走出孤独的阴影；第三，在全班开展“网络的利与弊”、“怎样利用网络”、“拒绝不健康网站”等系列讨论活动，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观；第四，让李成参加物理兴趣课外活动小组，转移兴趣。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陶老师不仅使李成戒掉了网瘾，还使李成养成了良好的学习惯。2008年，李成以642分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

二、躬耕教坛，业精于勤促学生全面发展

陶斯学教育教学能力强，班主任工作经验丰富，他对班级管理及教育的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搞好班级管理工作中，提出了坚持“一个标准”，调动“两个积极性”，依靠“三个方面的力量”，发挥“四套班子的作用”的班级管理方法。使学生受到严格的行为规范的约束，又能在宽松自如的氛围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特长。

陶斯学在班级教育工作中,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和行为习惯的教育,保护学生身心健康。教育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志向,培养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按《中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曰常行为规范》教育好学生。教育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成绩,完成学习任务。结合教材实际,根据学校要求,从学生特点和思想实际出发进行教育。讲求思想教育工作的科学性,实效性和长远性。热爱学生,尊重学生,对学生严格要求,耐心帮助,热情关怀，努力做好后进生的转化工作。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项活动,协助学校贯彻执行《体育卫生工作条例》。教育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劳动生活和卫生习惯。建立健全班级常规管理制度,指导班委和团支部工作。培养学生干部,提高学生的自治,自理能力。把班集体建设成为团结向上的集体。每期做好本班学生的思想品德评定和奖惩工作,经常联系科任教师了解班上的教学情况,定时组织科任教师商讨本班的教育教学工作,协调各种活动和课业负担。指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科技,文娱和社会活动,深受学生的欢迎。陶斯学所带的班班风好，学风正，班上的每个学生都得到了好的发展。家长放心，社会满意。

陶斯学对物理学具有系统的,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了物理教学大纲，透彻地理解了教材。熟悉高中物理教学的特点,精通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了教育科研的基本方法,恰当地解决了教学中的疑难问题,撰写了教研经验论文、实验报告。开设专题讲座,指导教育科研成绩优异。承担了指导培养新教师的工作。通过教材分析,讲示范课和听课帮助新教师提高教学能力。利用创新教育理论,多媒体教手段等解决了物理教学中的复杂问题。在教学工作中,按教学大纲要求和教材内容,结合学生实际,精心设计的教案,结构科学合理,目标明确适度,内容具体可行。课堂教学抓住关键,突出重点,分散难点,准确地向学生传授基础知识和运用基础知识的技能和技巧。抓中间,照顾“两头”,有效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运用现代教学手段,进行实验操作,直观处理教学中的疑难问题或偶发性问题。教学方法灵活,教学艺术水平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作业量适度 ,批改作业认真细致,减轻学生负担。课后认真铺导,热情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教学效果优秀。

三、陶铸群英，以生为本铸丰硕业绩

陶斯学所90高2班、3班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其中王大政物理单科考

全省第一名,被破格录取到清华大学。所教93高1班、2班的学生在参加全国高考中取得优秀成绩。担任班主任的93高1班，班风好、学风正，被学校评为先进班集体。从1993到1996年任96高1班、2班、4班的物理教学工作，担任96高年级物理备课组长，1995至1996学任大竹县高三物理联会教研组组长。参加全国高考成绩卓越，平均分，分别为100.02分、100.78分、99.83分。超省平均成绩30多分。从1996年到1999年，担任99高4、5、6班的物理教学工作，任99高的物理备课组长，99高6班班主任。1998至1999学任大竹县高三物理联会教研组组长。所教三个班在每次考试中，物理成绩总是全年级最好。参加全国高考，三个班的物理平均成绩分别为112.03分、113.16分、115.96分，超省平均成绩30分以上，物理单科最高分149分。任班主任的99高6班三年内评高考上线率百分之九十二，600分以上8人，最高分668分。组织全县高三物理教研会三次，并做中心发言人。1999年到2002年，担任02高5班、6班、7班的物理教学工作，02高物理备课组长，02高6班班主任工作。2001至2002学任大竹县高三物理联合教研组长。所教三个班物理在历次考试中，成绩优秀。高考理科综合平均成绩分别为220.68分、220.32分、217.15分。单科最高分为296分，居四川省理综第一。担任班主任的02高6班在2001年被评为四川省优秀班集体。三年内评出校“三好学生”86人次，县“三好学生”10人，市“三好学生”5人，省“三好学生”1人，省优秀学生1人，校优秀学生干部12人次，县优秀学生干部3人，省优秀学生干部1人，省优秀团员1人。参加全国高考，全部上线，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学生上重点本科线。600分以上的学生有10人，最高分686分，获达州市奘元。该班的喻海博考入清华大学，夏银波考入北京大学，周涵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王粒权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蒋芝考入南开大学；陶斯学在2002年至2005年中任05高5、6、7、8班的物理教学工作，兼5班班主任；05年高考四个班理科综合平均263分，所带班主任的5班高考600分以上的占74人，高考班平均636分。陶斯学在2005年至2008年中任08高7、8、9、10班的物理教学工作，兼10班班主任；08年高考四个班理科综合平均257分，所带班主任的10班高考600分以上的占50人，高考班平均596分。陶斯学2007年9月开始任物理教研组长，2008年9月开始任高2011级年级组长，教24、25、26三个班的物理。

陶斯学所组织的每一个级的课外活动小组参加全市、全省、全国物理竞赛,届届都有学生获奖。参加实验操作比赛也受到上级表彰和奖励。不断探索课外活动的规律和特点,撰写课外活动经验总结。90高王大政参加八九年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获三等奖,93高丁字文参加九二年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获省三等奖,96高张毅、罗贞伍、林先国参加九五年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获全国三等奖。99高刘儒斌、何军参加九八年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获全国二等奖。02高夏银波、喻海博、陈守先参加2001年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夏银波获全国二等奖，喻海博、陈守先获全国三等奖。05高杨平川、陈涛伟、周峻、杨旭等参加2004年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获全国三等奖。08高肖长城，汪代娟，王浩宇参加2007年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获全国三等奖，蒋星燃参加2007年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获全国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