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
中国早期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治国学适宜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以及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要点：
一、顺道
“道”在汉语中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主要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主要是指客观经济规律。这里用的是最后一种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经济规律。比如，《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等等。
二、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三、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作为事业成功的三大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下属，“管人不严，以德报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
四、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也要守信。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管子》特别强调要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也就是说，治理国家，必须言而有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就是治国大忌。治国如此，治生亦然。我国从来就是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
五、对策
“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句中国名言说明在我国古代治国、治军、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彼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治国必须有预见性，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
六、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治体系，包括天土法治、财税法治、人才法治、军事法治等等。韩非认为法治优于人治。他还主张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得守法。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演变
一、“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传承下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关于人的行为规律。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1］。在管理中，要重视研究人的规律，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去满足人的欲望，办事情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况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2］的观点，强调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如果放弃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关于奖励和惩罚问题。认为要用赏赐去鼓励人们不怕牺牲，为国立功的精神和行为，用刑罚使干坏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约束。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3］。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体行为，他认为群体性是人类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离开群体。总之,我国古代十分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责任。
二、“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4]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质是“人为、为人”。个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在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为”与“为人”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对任何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有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家庭、行业、国家一切方面的管理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越是注重自身行为的素质，其“为人”即管理的效果就越好。我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管理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为起点，最终达到“安人”的目标。其实，“安人”的终极目标还是实现自己搞好管理之目的。
三、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普遍贯穿着经权观，“经”指“变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的稳定的原则，“权”指“应变的权宜”，即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这种经权观要求“执经达权”，即根据普遍的管理原则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来选择和确定合适的管理策略和方法，最后达到管理目标;同时要求“通权达变”，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势而随时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德治礼治的恒久之道正是由于不断的变通才得以持久，得以实现的。
四、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的军事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战略管理思想，这已成为今天军事乃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宝藏。在《孙子兵法》中，孙子着重指出了战略谋划的重要性。他强调事前必须周密分析条件，充分考虑“道”、“天”、“地”、“将”、“法”这“五事”，做到“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5］。在“五事”的基础上，还要探求和对比敌我双方的强弱优劣，称为“七计”。这里所说的“道”，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管理目标，“天”和“地”相当于时机和环境，“将”指有能力的管理者，“法”则相当于制度、纪律、组织。“法”即是经营学中的经营管理能力。
五、“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管理思想
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整体和谐观为基础的。也就是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促使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与外部环境以及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之间达到最佳和谐，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灵魂是和谐观。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稳定为目标，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合一”和“情理合一”。和谐观使管理不仅表现为一种科学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种人们所创造的理想境界。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一个组织中的成员都能自发地按照规范和要求办事，自觉地发挥自己的力量，维护组织的宗旨和荣誉，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其他
管理，虽是近现代才在中国长期使用的术语，但相关思想，则早在人之初就已出现。中国古代学术以人文为主，管理是其主要内容。管者，古乐器名，泛指细长圆形中空之物，衍义枢要、管制、包容、包管；理者，治玉也，衍义治理、治疗、温习、义理、道理、法则、名分等。管与理结成管理一词，其义精深明确。管以理，以理管。从先秦至清末，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如何管理社会、协调人际关系上尽心尽力，形成丰富的管理思想。但这是集权官僚制的管理，其经济基础和对象，主要是小农经济。
任何管理思想都不是先验的，而是有着一定历史传统的维系。我们祖先的管理思想综合体现了“顺道、重人、求和、法治、守信、预测”，对提高现代人们的管理决策水平有着重大意义
《易经》“易”为中国学术思想的根本。《易经》分好多支脉，其中“周易”影响最大，此外还有“归藏易”、“连山易”等等。近代有学者考证，儒家思想来自周易，道家思想来自归藏易，墨家思想来自连山易，而阴阳家、纵横家、法家、名家、兵家等思想，无不渊源于“易”。《易经》堪称中国管理智慧的源头，其原理贯穿天、地、人三才之道，凝聚着中国文化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和人生规律探索的经验成果。《易经》原 理影响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易道管理的核心就是把对世界的认知和自身的价值，在实践操作的基础上密切结合起来，这种决策管理模式包含着许多具体的 经营策略，涉及了预测、计划、决策、组织、沟通、变通、控制、用人原则等诸多现代管理学中所关注的问题。
儒家思想单从管理的角度进行概括就是“修己安人、举贤任能”。修己安人与中庸思想 孔子认为领导人的思想道德素养是实现有效管理的关键。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伦理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孔子认为，管理者得到被管理者的信任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被管理者的信心的高低，对于管理工作的成败，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史记》中商鞅“立木为 信”的故事就是这种以信立业思想的最好佐证。孔子这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思想，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对企业进行人本主义的伦理管理，其特点是企业管理工 作以做好人的工作为核心，通过伦理规范和道德教化，培养人们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实现企业和谐有序发展的目标。孔子提倡在管理时对民众“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意即既要施惠于民，又不过度耗费；既要役使百姓，又不使产生抱怨；既有欲求，又不贪心；既庄重又不傲慢；既威严又不凶猛。刚柔相济、恩威并用，这就是“中庸”思想在管理中的体现。举贤才与任而能信 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选拔正直的、有真才实学的人居于高位，则民众就会悦服，反之，则民众就不会悦服。这反映了孔子的 任人惟贤的人才管理思想。“任而能信”是孔子人才管理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对于考查合格已被任用的人，应在工作上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这是用好人才、发挥其才干的重 要条件。孟子则以“选贤与能”与“任而能信”为推行仁政的组织保证，他认为，国君选用贤能的人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如果身边的人说贤能，不能相信；大夫们 说贤能，也不能相信；全国的人都说贤能，并且考查之后发现他真的贤能，才可任用。身边的人说不行，不要听信；大夫们说不行，也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不 行，并且考查之后发现他真的不行，才可罢免。这样才能选用贤人，做好国君。
《孙子兵法》中的管理科学思想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一部闪烁着灿烂智慧光辉的军事科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闪耀着璀璨理性光芒的管理科学全书，其中蕴含着丰厚的决策、组织、修养思想，至今给人以深刻启迪。
一 决策得于知、谋、变
“知”是决策的基础。《孙子兵法·谋攻》提出：“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已，每战必殆。”《军争》中也有“不知诸候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有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的论述，强调知的范围要广，既要了解自然环境也要了解社会环境，既要知已又要知彼；知的程度要高，必须全面、准确、深入、快捷地收集信息，为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保障；知的途径要多，既要观察又要对比。
“谋”是决策的核心。孙子曰：“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谋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上兵伐谋”。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占有了全面而精确的信息资料，知已且知彼，在此基础上认真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谋划”工作，确定最接近“完美”的方案，这是整个决策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预则立不预则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变”是决策的灵魂。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战争的瞬息万变决定了战略战术的变通性，只有做到了“因利而制权”，应机而动，顺势而变，才能为作战提供科学的指导；同样，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瞬息万变决定了决策的变通性，只有顺应时势，随机应变，才能保证主观决策与客观环境的适应。因此，要善于根据矛盾的发展变化对原有决策进行调整，使决策之“矢”始终瞄准环境之“的” 二 管理贵在德威并重
《孙子·行军篇》中说：“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对部属，用“文”统一思想，有“武”统一行动，文武兼施，德威并重，既要借制度约束、纪律监督，直至惩处、强制等“武”的手段进行刚性管理，也要依靠感召、启发、诱导和激励、奖惩等“文”的方法进行柔性管理。
制定明确的规章。“法者，典制、官道、主用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明确的规章制度，一方面使得将士明确自己的位置和责任，增强自我约束力；另一方面使得“法治”有法可依，可以避免领导工作“人治”的随意性，实现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
严格按制度办事。要做到令行禁止，必须对士卒“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既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思想，又要以强制的军纪、军规约束言行。孙子反对“乱而不治”，认为只有部队编制有序，管理严密，才能“治众如治寡”；旌旗鲜明，号令严肃，才能一呼百应，“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产生强有力的战斗力。
功必赏、过必罚。孙子所说：“取敌之利者，货之”，说的是有功必赏；“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说的是赏罚要把握时机；“赏其先得者”，“赏其厚于间”，既要赏“冒尖”人物激励战功，又要厚待身处危境的间谍以安其心，说的是赏罚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典型；“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说的是不论功行赏是危险的；“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说的是赏罚要有度，赏罚过滥则功效大大降低。要慎用赏罚，力求发挥最大效力。汉楚相争，项羽的兵力是刘邦的四倍，然因“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奖，拔城而不得其封”，终令程平、韩信等离他而去，择良木而栖之，择贤主而事之，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概，最终也难免演了一幕“别姬”的悲剧。教训是很深刻的。三 谋略重在择人任势
孙子在《势篇》中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求胜之道，贵在把握和创造有利形势，从全局态势出发，选择最适于担当此任的人才。
求之于势。求势的根本是“取势”，在充分把握势态的发展变化中，以势酿势，实现克敌制胜的战略目的；而要“取势”必先“识势”，既要对形势的发展变化有超前的认识，又要对自己的取势实力有清醒认识。只有“识之于势”，才可能因其势而利导之，化胜势为胜算，化胜算为胜绩。
择人而任。有了“识势”的眼光和“取势”的头脑，没有能够担当重任的人，还不免要落入“失势”的境地。诸葛亮对街亭战略地位的卓识和在抢占天时地利的先声方面都胜过司马懿，只因在最关键处错用了一个马谡，造成了几乎难以挽回的不利局势。可见，择人而任，对人才因势而用、量力而用、大胆委任、放手使用，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四 权威来自公上爱下
权威是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的保证。孙子认为，管理者要树立权威，必须对上抱以公心，对下投之以爱心。
以公心对上。孙子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道必胜，主曰必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处理对上关系应该顾大局、弃私利，站在公正无私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按客观规律办事。
以爱心对下。“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领导者爱惜体恤部属，部属就会“士为知已者死”，将生死置之度外，心甘情愿地赴汤蹈火，“擒龙跟你下大海，打虎随你上高山”。“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管理者切忌鲁莽行事，轻易陷部下于困境之中。
以公心对上，以爱心对下，便可这到齐心协力的境界。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论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产生的背景上看具有二重性
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方式和方法上看具有刚柔性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现在思维的方式方法上也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
1、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
在管理工作中，决策是一个管理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首要问题。那么，管理者应该如何决策才能确保决策不失误，我国的古代先贤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么事情都要先谋而后动，只有谋划的充分、合理、科学，才能在执行起来游刃有余，才能做到“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做事情才能成功而不失败。所谓“日之能烛远，势高也；使日在水中，则不能烛十步”，意思是讲作为领导者，应该具备高瞻远瞩的特质，绝对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或者鼠目寸光，治看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长远利益。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策别十八》中说：“为国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以谋域”是说做事应该有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长远规划与短期计划之别，根据形势情况的变化按照既定目标或相时而动，有助于管理成功。可见，预测和决策关系全局成败，中国人向来强调谋划和规划，强调战略和战术的综合运用，主张谋而后动。所以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2、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虽然有一些人主张重义轻利，但是却是也有一批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哲学家提倡讲义与利并举，主张义利双兼，这种充满着浓重的讲利重义的管理思想，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宋代苏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义利利义相为用”，主张义利互为共用，二者不能偏废。春秋时的管子更是认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结：“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然而，管子并未走向极端。他还认为“自利”与“利人”并不完全矛盾的，而且“自利”之德与“利人”之德同时也是统一调和的。
”陈寿在《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进一步讲这种义利观念和富民利民联系起来，指出“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似民茅，义以民行。”他讲的是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家的强大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国威靠的是人民的气势，福利乃是由人民所树立，道德靠人民的实践来兴盛，义的实现靠人民的共同行动。这句话，可谓深刻的概括了中国义利两全的管理真谛，在普通民众之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3、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
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意思就是说管理者务必要做到赏罚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众。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对此诸葛亮论述的更加具体，他说“赏罚之致，谓赏善罚罪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对良善功将有所激励发扬，对奸恶无功有所咸惧，以确保管理组织的正常科学运转。
4、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特别重视德能兼备的标准，我国远古时代的“禅让制度”就是在考察德行修养的基础上实行的推举贤能的管理制度。管子认为，国家选贤任能，要举拔有德者给予爵位，举拔有才者就任为官。把德行置于功劳之上，主张国家用人要德才兼备，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选贤还应做到“不以年伤”，即选用人才不应受年龄的限制，从而否定了资历主义。管子强调考核官员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德望与其地位是否相称；二是功绩与其俸禄是否相称；三是能力与其官职是否相称。孔子治国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实行“礼治”或“德治”，认为把德礼施之于民，是治理国家的理想方案。在具体方法上，他提出要重教化，要“富而后教”。在教与刑上的运用上主张宽猛相济，树立君主权威。商鞅则反对儒家的“仁义”说教思想。他主张：“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弱民》）这样，才能达到“以刑去刑”，（《画策》），认为非以“法治”无以治国平天下。
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人群组成。什么样的组织才有战斗力？才能充分发挥组织中每个人的内在潜能，一直是管理者在努力思考的问题。《周易·系辞下》中有一句名言：“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嵇康在《卜疑》中说“交不为利，仕不谋禄”。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中，孙子说“上下同欲者，胜”，这些都突出强调了人和同心的重要性，作为管理者只有让部属充分认识到统一的的、崇高的共同目标，使整个组织成员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才能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以此去争取伟大的胜利。
6、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
在组织理论方面，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散见于古代先贤片言之语论述中的管理思想，仍然为我们现在从事各种管理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名言警句。其中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就是这种组织理论的雏形。《韩非子·扬权》中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在这里，韩非子第一次将决策层和执行层、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能进行了明确的划分。管子在《管子·明法》中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李世民说：“理国守法，事须划一”，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也有一句名言：“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这些论述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上下级之间权利与责任的不同，并且都明确指出统一决策指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7、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是儒家须臾不可分离的管理之道。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程熙对中庸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在《中庸章句》的开首将其注之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并引用尧授舜的“允执厥中”和舜授禹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中庸的精髓含意进行深刻阐发。教育和引导人们在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应该走极端，要避免过与不及的出现。应从两端入手，抓住问题的“终始本末、上下精细、无所不尽”，再“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中庸之道”，通俗地说，就是正确掌握事物发展的“度”，以实现管理的和谐发展。
8、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
我国古代先人在总结与自然和部族国家斗争的成功和失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朴素的辨证思想，这在《易经》《老子》《孙子兵法》中都得到了集中、充分的体现。中国这种充满了哲学四辨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整体观和转化观两个方面。与西方人的思维不同，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也常常习惯于从整体到个体或者从个体角度审视和对待整体，主张整体和个体的有效统一比如表现在中国画上，中国画以“写意”为主，重视对整体的把握，并不重视对细节真实的分析，就是书法也讲究一气呵成，一气贯通。表现在集体组织中，特别注重“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这种管理思想虽然有时容易压抑个体能动性的发挥，但是却特别容易形成拼搏、奉献、团结的战斗群体，有利于发挥团体的整体优势。
至于在转化观方面，其中“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和“盛极必衰”等，就是其所蕴涵的辨证的管理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早已认识到了万物相互联系、阴阳互相消长之间哲学管理理论。例如：《老子》中“以顺待逆，以逸待劳，以卑待骄，以静待躁”的后发制人思想，“欲先取之，必先与之”的取与之法，“不战而胜，是为上策”的战略思想，“避实而击虚”“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应变之策，“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选材识贤的人事原则等，都是这种因应变化转化的精彩论述，即便现在依然左右着我们的思想行动，给我们以管理的启迪。
9、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提倡“爱人贵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已经“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人文意识”。管子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认为，务本之道在于经营民心，争取百姓。达人民之所愿，予百姓之所需。尽量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要求齐桓公竭诚听取民众的意见，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而管理国家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治国就是治人”。孟子从“民为立国之本”思想出发，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得，地利不如人和”。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其失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反之，“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并进而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下”。荀子则指出：“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执，待之而后安。”。
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不仅体现在对民力的利用上，更难能可贵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和孙子还提出了“唯民是保”的“保民”观点：“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子兵法》）在孙子的民本思想中他提出既要保民，又要利主，把对民众负责与对君主负责统一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
第二篇：论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 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 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修文德以来之”，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天下大悦而将归己。”《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 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上下和同”，“和睦协辑”，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唐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 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 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第三篇：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思想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和谐、道家提倡无为而治、法家提倡以法治国、兵家注重战略，这些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有重大意义。
儒家思想
儒家也称儒学，由孔子创立，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管理思想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和谐，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精华理念，可以做为提升企业管理人品质修养的文化内核。代表人物如被誉为一代儒商的香港企业家李嘉诚，便是以儒家思想管理企业取得了令世人嘱目的成功。
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道德经》）中作了详细的阐述。道家所主张的“道”，是指天地万物的本质及其自然循环的规律。自然界万物处于经常的运动变化之中，道即是其基本法则。道家提倡自然无为，提倡与人和谐相处。道家思想的精华理念，可以做为企业管理者成功管理团队、打造高素质高效率团队的法宝。其最具价值的管理理念有无为而治、道法自然和以柔克刚。
法家思想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最早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概念，但由于其思想本质是为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服务，其大部分思想被普遍认为已经落伍、过时。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该学术思想中合理的科学内涵，其中仍有许多精华值得现代企业管理人士借鉴。如它的法治思想，要求企业必须以法制作为管理的基础，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必须要健全，企业管理者要重视法制在企业生存、发展中的作用，规范企业法制化建设，做到管理有“法”；“法不阿贵”的思想要求管理者必须秉公执法，不偏不私，即便是最高层管理者也不能享有“法”外特权；“赏誉同轨”的思想要求管理者在运用赏罚、毁誉两种激励机制时要做到目标一致，措施得当，在物质鼓励的同时结合适当的精神鼓励。
兵家思想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是孙子（孙武）及其《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虽是讲的领兵作战，但它却被各个国家的企业家广泛运用在商战之中，原因就是它富含着极其丰富的企业管理和销售的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儒家思想讲的是管理之“道”，兵家思想讲的则是管理之“术”。首先，孙子兵法开篇言“五事”，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主张天地人三才合一，知天知地，还要知人知才，才能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其次，孙子兵法提出“为将之五德”即“智信仁勇严”，此乃企业管理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特质。智者人附，信者人归，仁者爱人，勇者服人，严者明人，当企业管理者拥有这些素养后，才能充分调动企业发展的潜力，实现“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再次，孙子兵法的“奇正相生，出奇制胜”思想，更是企业追求创新，提升自身竞争力的一项重要谋略。企业要想得以长久发展，不能因循守旧，必须要有大胆创新的意识。
总结
中国渊远流长的数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没有文化底蕴的管理一定是不成功的管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管理思想更值得现代企业的管理者研究并探究其现代意义，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华传统精华文化的根基之上寻求各种文化的交融点，做到中西合壁，科学发展，并以理论结合实际，尽快探索建立起现代企业的“中国管理模式”，让中国传统文化再焕生机，让中华民族企业傲然崛起。
第四篇：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诸子百家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
——诸子百家
通过对诸子百家一个学期的学习，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在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种思想争辉夺目，各流派智慧的奇葩大放异彩。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流派的思想交相辉映，共同营造出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站在管理的角度，我们亦可以欣赏到传统思想所绽放的灼灼光华。
诸子百家在中国思想史上流传千古，众多的思想大家胸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构建出了不同的治国方略，在几千年之前便站到了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的高峰。诸子百家之中，对华夏文明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儒、道、法三大家。此外，墨家，释家、兵家等亦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从管理思想的角度出发，我将对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的核心思想进行简要的探讨。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人性化的管理
（一）儒家管理思想核心
儒家思想亦称孔孟之道，以圣人孔子和有亚圣之称的孟子为代表。以＂仁义＂为核心思想，主张＂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儒家的＂仁义＂思想是中国管理史上人性管理的发源地，儒家在中国管理史上首创了人性化管理。儒家的人性化管理思想可以简要概括为通过“礼治”、“德治”和 “人治”构建和谐社会。
在管理方式上，儒家主张＂以和为贵＂，通过“礼”与“德”两种手段，实现人性化管理。儒家“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数千年来一直被奉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儒家以“亲亲”、“尊尊”为立法原则，在各正其位的基础上主张“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在社会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华夏历史上长期被国家统治者奉为正统。
《论语》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之用，和为贵。治国以礼，而礼之功用和礼之运用，是以和为贵”。由此也可见，儒家治国和管理思想的核心在于“以和为贵”，其管理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都在一个“和”字。这也恰恰印证了我们当今疾呼人性化管理的初衷所在——在天时地利之外求得人和。
（二）儒家人性化管理思想体系
儒家以治国为平台，形成了完整的人性化管理思想体系。
1、“仁”是管理思想的核心
“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指爱人，他集中反映了孔子本人的哲学观点。从“有教无类”到“德治”，从“亲亲”推及到博爱，莫不体现了孔子博施济众的仁爱思想。儒家以“仁”为管理思想的核心，站在较高的管理层次上突出了管理对人的关爱，强调了人本理念。
2、“五伦”是管理规范
儒家将五伦思想作为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依据天尊地卑、阳主阴从的理念明确了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朋友之间、与外人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准则，从而形成相对较为完整的处理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管理规范，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伦理。从此处也可以看出，西方管理学重视制度，强调硬性化的管理，而儒家比较重视伦理，善于运用软约束。
3、“五常”是行为准则
儒家提出“五常”之道作为君子的行为标准。从儒家的观点出发，管理过程中人的行为应当符合“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谨守“忠恕”之理。在开展管理工作或者与人沟通时，爱人当为尊重他人，是彼此交往的基本前提，有仁心讲义气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有礼有节是取得良好交往效果的催化剂，忠信是人际关系不断稳固发展的基本保障，恕道是化解人际交互危机的重要法宝。
4、理解与信任是协作之道 孔子以“恕”道为核心。向我们阐述了如何确立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协作关系。在孔子看来，遵从“恕”道，一方面体谅尊重他人，站在对方的立场，将心比心；另一方面当有容人之雅量，能合理宽恕他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5、各正其位是管理的基本前提
儒家将正名郑伟、明晰权责作为管理的基本条件。孔子在如何治理好国家的根本问题上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在儒家看来，治理好一个国家，首要条件是君臣各正其位、各尽其道。
事在人为，儒家思想抓住了“人”这个根本的因素，在管理体系构建方面没有将具体事务的操作规程作为研究重点，而将事务的执行主体“人”作为管理的重点研究对象。
二、道家的管理艺术——无为而治
（一）道家管理思想核心
道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在于循道、无为。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主张“道法自然，清静无为”，视“道”字为宇宙万物的根本，倡导由“无为”——循道、效法自然而至“无不为”的境界。在道家思想体系中，最大的“仁”莫过于“无为”。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在老子看来，政令繁多并不是好的管理，最好的统治者不会无端干扰民生，而是让人们自由生息。
（二）道家的管理艺术
1、无为而至无不为
道家管理思想传承了太极的思想理念，“无为”实际上具有两层含义：第一，“无为”当有为，唯有有为，方能至无为之境界；第二，“无为”当无为，人应该效法自然，不可逆天行道，不可多为。这与孔子的天命论—“尽人事以听天命”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而，道家的“无为’并非毫无作为。依循道家管理思想的理念，“无为”本意在于不要超越自然规律的人为因素。老子在《道德经》中向我们阐述了治国的几种不同的境界：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很显然，在老子看来，最高的治国境界就是“无为而治”。老子并非主张万事不做，而是告诫我们应当遵循自然规律。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同时，老子也以物极必反的道理向我们阐述了不可多为的思想主张——“弓满则折，月盈则亏”。
2、柔弱胜刚强
道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特色在于以柔克刚、以弱胜强。道家对为人处事的阐述与打太极颇为相似。与“无为”思想一样，老子贵“柔”处“弱”的思想实际上也具有两层含义：第一，人应当守“柔”巨“弱”；第二，守“柔”“巨“弱”的前提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不断充实、发展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坚“、“强”是“柔”、“弱”的基本前提，守“柔”巨“弱”的思想为管理者开创了一个“无忧”的，能得以长久成长的生存发展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管理者往往具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
3、深藏的管理品质
道家“无为”、“贵柔”的管理艺术，隐含了“深藏”的品质。
“无为”不等于无能，管理者之所以能纳器于身、深藏不露，原因在于此时无为胜有为。不争不等于不力，管理者之所以韬光养晦、与世无争，因为他已经有足够的实力来掌控整个局面，而不需要为名利而头破血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唯有真正的有为者才能做到真正的无为，而只有真正有实力的人才有可能很好的贵柔处事。从太极的思想来看，有为是无为的基本前提，实力是守“柔”巨“弱”的根本保证，而“深藏”则是有为化无为的手段，也是恃“坚”、“强”而处“柔”、“弱”的法宝。
（三）道家的管理规律——物极必反，祸福相依
阴阳相存，物极必反是《易经》太极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道家传承了《易经》阴阳相长相消、相互转化的思想理念，提炼出祸福相依、物极必反的思想。
道家融合了《易经》的智慧，将物极必反、祸福相依的道理管窜于思想体系。借用“阴阳共存、相互转化”的思想理念，以“物极必反、祸福相依”的形式阐述了生活当中事物的基本发展规律。对管理者而言，“物极必反”对工作中“度”的衡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祸福相依”对全面看待、分析问题提出了较高的标准。
历史上，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循道思想对统治阶级治理天下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管理效能也得到了历史的验证。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践行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之道，使刚刚从秦朝苛政之中解脱的民众得以休养生息，从而造就了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
三、墨家的管理思想——兼相爱，交相利
（一）墨家的核心思想
墨家的核心思想可以简要概括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用、节葬。兼爱指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完全的博爱，推己及人；非攻反对战争；尚贤，不分贵贱，唯才是举；尚同，上下一心，兴利除弊；天志，掌握自然规律；明鬼，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杨善除恶，借鬼神以警示后人；非命主张通过努力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非乐力求摆脱等级格局下的礼乐束缚；节用在于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葬主张丧葬从简，不把社会财富和精力浪费在死人身上。
（二）墨家的管理思想体系
1、墨家的“组织愿景”
墨家的“组织愿景”表现在“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家以此为教育目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尤中艰苦实践，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
2、墨家的行政管理思想
墨家的行政管理思想突出特点表现为集权控制。所有的墨者都接受巨子领导。墨家纪律严明，巨子拥有很高的权力，可依墨家之法处置犯了过错的墨徒。按照墨家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墨家的集权控制基于“尚同”的行政管理思想。“尚同”作为墨家核心管理思想之一，要求墨徒绝对服从巨子的领导，不但在行动上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而且要求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在思想上不许有任何怀疑。墨家要求每一级都应该符合“尚同”的要求万民“尚同乎乡长”，乡长“尚同乎国君”，国君则“尚同乎天子”，天子则“总天下之义尚同于天”。
“尚贤”是墨家人事管理的核心。墨子认为，选贤任能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所在，“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在人才任用方面，墨家提出依据人才德、人才结构的不同，”以德就列，以官服事”，量才使用，按照个人的品德素养高低和能力大小加以委任。“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从人才任用的角度建立了刺激人才成长的激励机制。
墨家思想在中国民间社会底层广为流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不逊于儒家，道家。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机会都可以看到墨家思想的影迹，如勤劳简朴、艰苦奋斗、相互关心等，甚至对于鬼神的态度都跟墨家如出一辙。
四、法家的管理思想——性恶论
（一）法家管理思想核心
法家是制度化管理的典型代表，法家在先秦诸子中以重视纪律、主张“法治”而闻名。在国家管理过程中，法家通过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以严明的法纪调节社会秩序，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法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以法治国。
（二）法家管理思想体系
1、性恶论
“人性恶”是法家人性论的基本观点。法家列举了大量的史实和案例，从人性自私、追名逐利、趋利远害等方面阐明了其性恶论的人性观点。比如在《韩非子》中有说道：“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
2、法家的管理理念
在国家管理上，法家特别重视控制，主张法治。法家认为，要使国家治理取得成就，就应当遵守几个重要的基本理念。第一，德治误国——法治为本。法家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在法家看来，德治需要君主事事身为表率，不具有可操作性；慈不掌兵，仁义道德容易削弱君主的意志，更为不利的是德治照顾到了民众却往往损害了国家的利益；第二，智不足取——实力为据。作为实践者，法家鄙视空谈者，强调事实。在法家眼里，智谋重要，单并不足以决定成败，唯有实力，才是说话的唯一依据。第三，改革。针砭时弊，锐意改革是法家区别于儒家，道家，墨家的重要特点之一。法家不法古循今，锐意改革，认为一切法制，制度都必须顺应历史发展而变化，不能因循守旧，更不可复古倒退。法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可以简要概括为：法治，耕战，集权。在法家看来，法治是治国之本，耕战时强国之路，集权式安国之策。
悠久的历史造就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先人的智慧给我们留下了优秀的传统思想。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追随着新时代的气息已经步入二十一世纪，回首先人的足迹，我们仍可以看到传统思想所散发出来的智慧之光。
第五篇：中国传统养生思想概要
中国传统养生思想概要
中国传统养生思想的根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养生文化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母体而衍生发展成的，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全面地学习与研究传统养生文化。
中国文化是指产生于历史、积淀于人们的普通心理中，并根植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潜质文化。中国文化是多元复合体的综合型文化，其基本精神之一的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万物与吾一体”的整体和谐，它具有重自然技艺的倾向和整体直观的直觉思维，缺乏严密的分析思维传统和形象逻辑系统。正是构建在这种中**体文化之上，中国传统养生学才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养生思想体系。
一、气一元论思想
在中国古典文化里，“气”是一个特定的哲学范畴。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在宇宙自然和一切生命体之间，充斥着一种至精至微、无所不在、运动变化的物质实体——“气”。这种“气”构成了宇宙的本体及规律，“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一切现象都是“气”变化的结果。“气”既决定和支配着天地万物与人类生命的存在，又将人的生命存在同宇宙自然、天地万物的存在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具有同一内在结构和变化规律的、彼此之间互相储存而息息相关、须臾不可分离的系统。
从这种原始唯物的观点出发，古人认为，人的生命运动的本质也在于‘‘气’’的变化。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就是说，人的生、长、老、死都是气的变化的结果，人体内的“气”变化过程决定了人的生命运动。
人是地球上最高级、最复杂的生命体，其内部的“气”变化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参与人体生命运动的“气”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中医学里就有先天气、后天气、元气、宗气、营气、卫气、经络之气、脏腑之气、真气等名称，它们都是参与和决定人的生命整体中不同层次上的“气”变化过程的基本物质。养生学所讲的“气”，指的就是这些与人体生命运动密切相关的无形的基本物质。
这种元气一元论深刻地影响和决定了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基本形态和特征，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元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体，也是构成人的生命的基本物质，因此，养生的中心就是如何养护人体内部的元气。
以道家为主体的古代养生家认为，元气是生命之根、生命之源，人的形体精神都由这一根本要素所决定和支配。元气损耗，则生命枯萎；元气充盈，则生命旺健。因此，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与方法，养生总是以养气、补气为宗旨。《内经》也认为先天元气于父母，是父母之精所化。它根于肾脏，藏于丹田，经由三焦而达全身，推动着各组织器官的功能活动，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和本源，决定着人的强弱寿天。“气乃神之祖，精乃气之子。气者，精神之根蒂也，大矣哉!”
第二，中国传统哲学和养生学认为，决定人体寿天强弱的不仅是先天精气或后天水谷营卫之气的盛衰多寡，而且还有元气在人体内存在的状态。元气的根本属性是运动变化的，其变化形式有动、静、聚、散、升、降、开、阖等。元气既为生命之根本，它的运动规律也就是人的生命规律，而这些运动规律又是由元气的阴阳变化决定的。元气的运行如动、散、升、开为阳，静、聚、降、阖则为阴。中国传统养生就是依据和把握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所认识与积累下来的阴阳规律，也就是用元气活动的规律来养生、健身。
在传统养生学中，各家各派都是依据元气学说来设计和发展自己的养生术。在养生实践中，导引、行气、服食、房中等各种手段与方法无不依据元气运行的规律来进行锻炼，以达到养生的效果。由于气贵充盈流动，所以传统养生术的调摄行气大致有以下几点： 顺时以益气。先秦以来，天地阴阳之气随四时五行变化，自然大宇宙影响人体小宇宙的观点已成为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人们在考虑如何使元气充盈流动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因此，要达到益气的效果必须顺应四季变化，即顺时以益气。
谨食以助气。先天元气靠后天摄入的水谷营卫之气来补充，因此，饮食对于元气补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则生气，不调则损气。
导引以行气。气贵充盈流动，滞郁就会引起疾病，所以，呼吸吐纳和导引以促进元气流动与新陈代谢，就一直受到养生家的重视，推崇备至。人们认为，通过导引吐纳可以调理气息，畅通气机，促进阴阳平衡流动，不但可以强身健体，而且还可以防病治病，起到延年益寿的功效。
二、天人合一与整体把握思想
“天人合一”整体观是中国传统养生思想的基本观点之一，是人类在一定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总的认识或看法。中国古人认为，人处在天地之间，生活于自然环境之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自然具有相适应的关系，共同受阴阳五行法则的制约，并遵循同样的运动变化规律。因此，体现在传统养生学中的这种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关系就被称为“天人合一”整体观。
以“天人合一”为特色的人天观对传统养生文化影响极深，中国古代养生家将人体养生活动置于一个大的系统环境中去考虑和认识，按照自然法则和规律来养护生命、炼养形神。这种影响在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得尤为显著。
一是认为人体内部环境系统与外部客观自然环境系统是统一的，有共同变化规律，因而人的养生活动应该注重“提挈天地，把握阴阳”“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就是要求根据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气候环境的变化采取不同的养生方式，即春养生，夏养长，秋养收，冬养藏。
道家有很多气功方法都很讲究时间性，或按一月的晦朔弦望练功，或按一日的生气(子时至巳时)、死气(午时至亥时)的差别来练功；而服食养生和房中养生更讲究季节性。
二是认为人的身体器官结构与宇宙结构相应，并通过阴阳五行八卦等符号，将天人结构巧妙地组合在同一个结构体系中。天地是一个大宇宙，人体是一个小宇宙，两者是息息相连的统一整体，人体构造与宇宙结构相应共同组成天人结构的体系。古代养生家根据天人大小宇宙的理论，从宏观的外在宇宙规律来指导人体养生实践，并在具体的养生活动中，以人体内在变化来体验融人天地自然中的个体心理境界，从而达到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天人同构的观念使中国养生文化同古代哲学的自然天道观紧密相联，它对传统养生术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三、重人贵生与积极主动思想
中国古代贵人重生思想的含义是天地万物中人为贵，而人则以生为贵。这里的“生”是指人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早在先秦期的道家，曾鲜明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庄子不仅提出了“尊生”的主张，而且还宣扬“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生，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天下莫贵于生”(《淮南子·泛论训》)的观点。这种贵生观直接有力地推动了养生文化的发展。
贵生观是中国古代长寿养生思想中最基本的认识范畴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观念很早就已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中国文化意识的一个内在成分。这种为道家所力倡的贵生观与儒家学说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内在价值结构，贵生观给中国养生文化的繁衍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气候，它使中国文化趋向于在理性规范下追求养生健身的价值。
《尚书·洪范》将“寿”视为人生幸福之首，《诗经》“报以介福，万寿无疆”，这些都表现出寿天问题在那个时代人类意识中的地位和分量。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理性思考，包括影响寿夭的自然因素以及人类行为的作用，等等。
《内经》曾从人体自然生长规律出发探讨人的盛衰寿天机制，在《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分别探讨了男女的生长衰老规律。《内经》不仅为中国养生文化奠定了一个基于客观认识基础之上而又充满积极精神的寿天观，而且还体现出先秦文化那种特有的理性思索和探求精神。中国古代的寿天观注意到了自然界各种客观因素对寿天的影响。
关于人的行为对寿天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人的后天行为这一认识，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养生思想中最有价值的观点之一，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认识之一。这种建立在贵人重生基础之上的认识，更重要的意义体现在“我命在我，不在天”这一划时代的养生观念之中，它充分反映出中国传统养生学积极主动的思想。这个养生观念最早见于汉末魏晋间的道教典籍《龟甲文》《抱朴子》《仙经》《西升经》等，后来为养生家们广泛传播和引用，是中国传养生思想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这种积极的人天观强烈反对汉代以来儒家天人感应和谶纬学说以及佛教传人后带来的浓厚宿命论思想与悲观人生态度，主张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对待生命与自然规律的关系。虽然这种观点带有一定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在中国养生思想发展中却起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奠定了中国养生文化的基本哲学根据和认识基础。
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曾表达过这种人天观和养生思想：“后天之弱者当之慎，慎则人能胜天矣。但使表里无亏，则邪疾何由而犯，而两天之权，不在我乎?”毫无疑问，这种认识是十分科学和可贵的，它是“我命在我，不在天”这一养生态度和人生观的精彩注脚。而儒家的董仲舒也得出了“寿有短长，养有得失”的看法，认为人的行为可以改变人的寿数。
因此，重视生命、积极进取、反宿命论等态度和观点为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内倾思维与反观自心思想
中国传统的身心炼养长寿术实质上是一种内向型文化，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倾性思维趋向的特点。这种养生模式主要建立在高度自我的、自足的、自律的基础和原则之上，意在通过一系列特殊的操作技术和手段来实现个体自我的内在生命和潜能的开发及完善。反观自心与思维趋向，反映出古代中国人注重向内反照自心，于沉思之中体察真谛，于静默之中了悟人生，以体验内心世界的精微与广大，来感知外在世界的本质，推求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尽心知性以知天”“万物皆备于我”等，都是在反观内心的体验中获得仁心与天道相融相通、至善至大的经验和精神的享受，其独特的体验开掘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以及精神在世界中的地位，并在一整套修行术的实践中体验到精神的乐趣和物质的丑恶。由此推崇隐逸的生活方式，古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正反映出古代中国人所追求的这种生命意境。
中国传统养生术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调道德的自我约束和心理修炼，其实质也反映出内倾性的思维趋向特点。对比中国传统导引术与现代西方体操，前者是内向的、自我的，内向的个人身心体验与实践之中，体验一种神奇的、超意识的快感，心理上要至虚至静，凝神于中，反观于心，着眼于发展内脏器官的生理功能，提高内在生命力。它使人在内心深处感觉到自己是自然和社会的一个有机细胞，潜心于理解和感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个体关系。
这种内向文化特征首先在称谓和术语上即有普遍的显现，在中国传统的武术、导引、气功、禅法等领域中，如内功、内劲、内气、内息、内观、内视、内炼、内养、内修、内药、内丹、内动、内家拳等等，俯拾皆是。另外，还有许多与“内”字相关相通的词语，如反观、存思、存神、守内、守
一、还精、归根、止观、禅观、返本还元、意注丹田等等。
这种反观自心、注重内在体验、强调发展人的内脏器官的功能，即由“内壮”而达“外壮”的独特养生方式构成了中国传统养生学的独特思维特点。
五、动静适宜与形神统一思想(一)动静适宜的观点
在中国哲学和养生思想史上，动与静是一对十分突出的矛盾，是物质的两种不同的运动形式，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还说：“静即含动，动不舍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说明动与静是不可分割的，生命体存在着“动与静”的变化，如阴气主静，是人体的营养根源；阳气主动，是人体的运动动力。形属阴之静，代表物质结构；气属阳之动，反映生理功能，人的生理变化等皆可用动静来概括。
“心神宜静，形体宜动”，是动静兼修的体现。养心调神，以静为主；形体养护，以动为主。动静适宜，才能“形与神俱”，达到养生的目的。《道德经·第十六章》提出：“致虚极，守静笃”，要求以“致虚、守静”的功夫，达到心境的空明宁静状态。“静则神藏，躁则神亡”“欲延生者，心神适恬静而无躁扰”，就是说，人能养神，神守则身强。反之，神不藏而躁动不安，则伤神而致病。当然，心神宜静的“静”不是绝对静止，而是“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
形体宜动，华佗作五禽戏是“动”，可以用于治病疗疾的具体实践中，五禽戏“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在传统养生中被用于运动形体以养生长寿的方法主要有小劳、导引、按摩和舞蹈几类。“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由于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可以促进精气流通，使气血畅达，增强生命力，所以古代养生家主张通过各种身体活动，如导引、习武等来达到“一身动则一身强”的目的。总之，心神极欲静，形体极欲动，只有动静有常，才能心身健康。
在中国养生史上有主静和主动的不同养生学派。老庄学派强调静以养生，重在养神；以《吕氏春秋》等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动以养生，重在养形。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对古代养生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实质上，在中国传统养生学中，无论是主动还是主静都不是绝对的，而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适宜，才能有利于健康。
气功锻炼中的动静有内外之分。内静为精神内守，外静为形体安静；内动为气息运动，外动为肢体运动。练静功时，要静中有动、外静内动；练动功时，要动中有静、外动内静。静功锻炼之后，可配合形体活动，如八段锦、五禽戏等以期求得动静适宜。(二)形神统一思想
人的肉体生命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和养生学的重要命题。早期的养生学，唐代以前多为形神问题，主张“形神共养”。唐宋以后多称为性命问题，主张“性命双修”的炼养观。所谓“形神共养”，即不仅要注重形体的养护，而且还要注意精神的调摄，使得形体康健、精神健旺，身体和精神都能均衡发展。“形神共养”是在“形神统一”观的指导下产生的，它是建立在对人体客观性和价值意义的肯定之上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关论述形神的问题，很多是从养生角度去论述的，先秦时期庄子在养生问题上主张“养神而养性”，提出了“形为神舍”“神守形”“物将自壮”“形乃长生”等神形观。较之庄子，荀子更明确地提出了“形具而神生”的命题，主张在“礼”的指导下的“治气养心之术”。《黄帝内经》从养生医学的角度出发，得出了唯物主义形神观——“人始生，先成精”，即形体的本源是精的化生，各种生命组织器官构成的形体，是生命存在的重要基础。神依赖于形，形又以神为生命的标志。
先秦时期所奠定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形神观，对中国养生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后世的养生家们基本上是遵循这样一种神形观来发展自己的养生思想。所谓“性命双修”，就是在养生实践中，重视精神与形体的同步炼养和发展，并相互促进。“性”一般指人的心性、神、意识，“命”则指人的生命、形体等。宋金时期的内丹家王重阳曾指出：“命无性不灵，性无命不立。”从性命之学出发，古代养生家还提出“修身以立命”“存心以养性”的主张，并发展成为修性和修命的方法。在内功的修炼中，性功和命功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本一而用则二”的关系，心理修炼和生理修炼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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