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与监狱

第一篇：学校与监狱

多一所学校，少一所监狱

——学校法制教育之我见

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第三中学

张彪

教育是一个复杂而又开放的社会系统。“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针已正式写进现行宪法，法制教育作为实现这一治国方略的重要途径而被吸纳到学校教育系统当中，成为学校教育内容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法制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

法制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是由学校法制教育的功能决定的。我们认为，学校法制教育对建立法治国家、造就法治人才和培养守法公民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学校法制教育是弘扬法治精神，彻底摒弃“人治”思想的基本途径。法治精神是指尊崇法律、维护法律的勇气和毅力。“假定人人都有这种勇气和毅力，经过相当时间，便可形成一种风气。风行既久，便会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一日不形成，法治之实现便一日靠不住，真正的法治是把这种习惯作为条件的”。法治精神是推动法治化进程的源动力,是一种可以沉积的民族文化。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却没有民主法治的文化遗产，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演绎下来的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人治轻法治的封建残余，如果再不强化法制教育，法治精神就无从谈起，法治国家就难以实现。学校教育的系统性、有组织性、规模性和科学性等显著特点，使学校法制教育在培养受教育者的法治精神中具有特殊的作用。通过学校法制教育，向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具有法治精神的社会成员，就能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治环境，逐步消除封建人治思想，为最终实现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学校法制教育为国家造就合格的法律操作者和守法公民。法治国家是法律主治而不是权力主治的国家，是法律操作者主导而不是行政官僚主导的国家。西方社会几百年的法治实践经验和中国二十多年的法治建设历程表明，法治需要执法公仆，需要护法忠臣，需要弘法良才，“必须造就一大批合格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而所有这些法律人才的摇篮就在学校，根本途径就是学校的法制教育（包括法律教育）。同时，开展法制教育，使社会成员在学法、懂法的基础上，运用法律武器，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尊严，这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基础性工程。尽管自1986年开始的三次全国性的普法宣传和正在进行的“四五”普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最富有实效的途径仍然是学校的法制教育，无论从“英才教育”意义上，还是从“普及教育”意义上，唯有学校法制教育才能持久而有效地担当起培养“法治英才”与“法治公民”这一历史使命。

再次，学校法制教育是教育青少年学生知法、守法，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最有效途径。青少年犯罪是我国当前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数量上看，青少年作案成员占全部刑事犯罪作案成员的比例逐年增长，在九十年代一个时期以来曾经高达73%。他们以“财”、“色”、“霸”为作案目的，以暴力型、故意型、团伙型为主要方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同时，犯罪趋于低龄化，在校学生犯罪占青少年犯罪人数的比例大有增长之势，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初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所举的几个实例，更让我们对在校学生的法律素质充满忧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社会变革的原因固然有之，但更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国学校多年来忽视甚至放弃法制教育的结果。“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指出了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指明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也就是加强教育，尤其是学校法制教育。因此，只有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利用学校优势，根据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的放矢地施加法制影响，使青少年学生知法懂法，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从而有效地扼制青少年犯罪。这也是学校对建设法治国家和维护社会稳定应尽的法律责任。

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法治社会中,是否具备法律素质,有无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是衡量个体社会化程度的一项基本标准。随着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个体受教育年限的逐渐增长，学校已成为个体社会化必经环节。法制教育应当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点，强化学校法制教育，提高学校法制教育实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现状与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它直接影响了中国法治化进程。

1.把法制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除大学有专门的

法律教材外,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制教育内容不仅少得可怜,而且全部散见于德育类教材中,作为学校德育内容的一个相对次要的组成部分，不系统、不全面、无规律，缺乏内在连续性。孰不知，“道德人”与“法律人”尽管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有道德的人会因为不懂法而触犯法律，而不道德的人却会因为了解法律而不敢犯法。邓小平同志在讲到“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人才时，也是把有道德和有纪律（合理理解就是有法纪）并提的，而且特别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丝毫没有把纪律纳入道德范畴之意。同时，德育概念本身也没有包括法制教育，学校德育广义理解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品德教育，狭义理解仅指品德教育。政治教育主要指政治立场、观点、态度以及政治鉴别力等方面的教育，思想教育仅指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而品德教育旨在培养教育者良好的道德品质。德育的三大组成部分本身并不涵盖法制教育内容。另外，比较美国、德国与瑞士等国的学校教育，尽管也强调道德或宗教教育，但法制教育却是这些国家学校教育的传统，它与道德或宗教教育无论从教材编写、专业设置还是教师配备上都有区别。可见，把学校法制教育内容变相为德育内容，这种做法从理论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同样，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德育实践本身就在以分数和升学率为杠杆、以智育为中心的教育体制面前毫无地位可言，再把法制教育纳入德育范畴，无疑于彻底否定了法制教育的重要地位。

2．把法律素质排除在素质教育内容之外。法律素质是指个体通过法制环境影响和法制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并按照法律要求自觉地规范自己行为的内在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如前所述，在法律已经遍布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法律素质已成为个体社会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素质教育理论研究中，法律素质的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即没有明确提出“法律素质”概念，也没有对法律素质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培养受教育者法律素质的途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当前的学校素质教育也没有突破传统学校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认识上只承认“法律意识”或“法制观念”的存在，在实践中忽视甚至放弃对学生的法律素质培养。熟不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政治理想。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为政治服务的，当今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同样要为实现政治理想服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强大推进器，这种作用的集中表现就是培养法律职业群体和包括法律素质在内的综合素

质人才。如果素质教育理论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无视法律素质的存在，不重视法律素质的研究，学校教育实践仍然沿用原来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加强法律素质教育，就必然影响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

3．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教学。法制教育是指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形式，使学生知法、守法并学会用法，培养和提高法律素质，形成良好的守法用法和护法习惯，自觉树立法律权威。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实践，绝大多数仅仅停留在“知法”这一层次上，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法律情感的陶冶和法律行为习惯的培养。当然，法律知识教学是法制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两者有着重要区别，法律知识教学不能代替法制教育，知法者并不一定是守法者，知法是前提和手段，守法、用法和护法才是法制教育的目的和归宿。现在知法犯法青少年大有人在，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是模仿犯罪，不少青少年模仿影视小说中罪犯的犯罪方法和手段实施犯罪；二是反侦查，比如作案时带手套，伪造证件，破坏现场等等。所以，把传统学校德育中的法律知识教学转变为法律素质养成已是学校教育的当务之急。

三、学校法制教育构建

法制教育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重大功用与学校教育忽视法制教育、不重视法律素质培养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教育是为社会主义化建设服务的，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理所当然地要为民主法制建设服务，培养大批的民主法治人才和守法护法公民。学校教育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改革那些与民主法制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教学体制，把法制教育摆在应有的地位并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认为，当前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法律素质必须着手以下几方面的构建。

（一）完善素质教育理论

九十年代初期，国家以法律性文件的形式大力倡导“改革人才教育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在全国形成了“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高潮。从实质意义上讲，素质教育应该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教育”的进一步诠释和具体化，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全面培养和发展所有学生的各种素质，而“全面发展教育”是它的基本实现途径。传统学校教育中的德育、智育和体育是素质教育的几个重要途径，但决不是全部途径，80年代教育改革增加了美育和劳动教育，九十年代又大力推行心理教育。素质教育的途径随着社会

进步以及科技文化和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完善，九十年代末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又为学校素质教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那就是法律素质教育，这是社会、教育和人的发展的共同要求和必然选择。加强法律素质方面的理论研究，明确法律素质在个体综合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法律素质的基本内含、层次和养成规律，对完善素质教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科学的法制教育课程体系

法制教育在学校教育中之所以没有地位，得不到应有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没有法制教育课程，没有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教材，使法制教育成了可有可无的“软任务”。比如，许多学校仅仅是每一学期或学年请校外的“法制辅导员”举办一至二次法制讲座。其实，法制教育与其它学科教育一样，具有自身的认知规律和结构体系，没有相应的课程就难有法制教育实效。因此，教育决策部门应当及时修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建立法制教育课程体系，让法制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学科纳入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当中，使法制教育在学年编制、课时分配、学周安排和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加以明确，把“软任务”变成“硬任务”。这不仅是法制教育地位使然，也是课程化的一个客观要求。同时，要加快法制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在法学院校开设一定比重的教育学科，在师范院校增加一定比重的法律课程，从而使法律专业人员能够有机会进入教师队伍，使师资队伍具有相应的法律素质，最终使学校法制教育具有可靠的智力资源保证。

（三）探索法制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提高法制教育实效 法制教育与学校德育一样，不能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和概念的掌握，而应把重心放在素质的提高上，养成较强的法制观念和良好的守法用法行为习惯。为此，在认真完成正规法制教育课程教学任务的基础上，还需要努力探寻其他富有实效的途径和方法。我们通过对多所中小学校法制教育的调查和思考，认为法制教育活动应该可以是丰富多彩和富有成效的，除了正规课程教学外，还可以包括：1.利用学校部分教师和校外司法专业人员的法律智力资源，开展“周末法制教育系列讲座”，制定计划并严格执行；2.帮助学生建立法律协会，进行有关法制方面的学习讨论和实践；3.组织青少年学生旁听各类案件的审理，切身感受违法与制裁、犯罪与刑罚的必然联系；4.在法官和检察官的协助指导下开展模拟法庭活动，通过实践提高素质；等等。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丰富了校园生活，减少了违法违纪行为，对建设良好校风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实行依法治校，民主管理，努力建设良好的法制教育校园环境

依法治校既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一种生动体现，同时也是学校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实行依法治校，健全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章办事，就能在校园内形成讲求民主、积极参与学校管理、自觉维护校规校纪的良好氛围，这是一种强大的隐性课程，它能使置身于其中的全体学生，在潜移默化当中，不知不觉地养成认真学法、自觉守法、善于用法、勇于护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使法制教育事半功倍，最终实学校法制教育培养目标。

总之，学校法制教育所具有的弘扬法治精神、培养法治人才以及预防与减少违法犯罪等特有功能，奠定了它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当前学校法制教育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难有实效。学校教育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就必须从学校教育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高度重视法制教育，包括完善素质教育理论，强化法律素质；建立科学的学校法制教育课程体系；努力探索学校法制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营造良好的法制教育校园环境。

第二篇：监狱与感恩

监狱与感恩

爷爷是一名警察，在西安监狱工作；我小时侯，爷爷经常带我去他的办公室；时间一长，各个办公室都有我的小脚丫，但，惟独监区没有。我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或监区的铁网或岗楼，能看见身穿统一囚服的犯人在集合或开会或劳作，但，周围有很多身背冲锋枪的武警和腰扎手枪的警察，在警戒。那时我问爷爷：“爷爷，他们为什么被关押在这里？”爷爷说：“因为，他们犯了罪，危害了人民！”我问：“他们为什么要犯罪？”爷爷说：“因为，他们不听家长的话！”我问：“他们晚上能回家吗？”爷爷说：“当然不能！他们白天晚上都不能回家，要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直到刑满为止！”从小我就知道：监狱是威严的地方，是关押坏人的地方；要听家长的话，不做危害人民的事！

从小我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爷奶精心地养育着我，细心地教导着我；现在，爷爷早已离休，爷奶都年愈古稀了。上小学低年级时，我还能每个星期五晚上和星期

六、星期天在爷奶家，陪陪他们，逗逗他们；随着年级的升高，学习加重，每个星期只有一天在爷奶家；步入初二后，学习实在是太忙、太累、太紧，有时，两个星期才能回爷奶家。每次我回爷奶家，还未上到二楼，就听见爷爷、奶奶在四楼的家门口召唤我；每次我离开爷奶家，爷爷、奶奶总是在四楼的阳台上挥手送我。召似海，送似山（写到这里，我已泪流满面！）！爷爷、奶奶不行呀，孙女必须要走呀，孙女要学习，惟有孙女学好本领，才能报恩于您们！每次我路过西安监狱回爷奶家时，总是想起爷爷敲打我的话：“我们不可能成为像扬利伟那样的中华民族的英雄，但，我们决不能成为人民的罪人！”

监狱，使我明白了做人；爷奶，使我明白了感恩！

第三篇：33研究室与监狱

监狱与研究室——陈独秀追求人生的双重场所

陈独秀（1879—1942）是一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影响而又十分特殊的领袖人物，一方面，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乃至随后的革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由于他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退让的右倾政策，以及组织托派组织，并成为托派领袖，在1929年被中共中央被开除出党。

一．乱世之中求真理，探索之路获赞誉

对于陈独秀而言，其个性刚烈、执著，待人坦诚爽直，但脾气暴躁，素行不检，这种性格决定了陈独秀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民族解放之路，也决定了他个人最终的命运。

陈独秀早期曾与章士钊等上海主编《国民日报》，章士钊曾经是这样评价陈独秀的，说他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他，“不峻之阪弗上”，越是艰难越向前。正因为这样的个性，陈独秀在离开章士钊之后，于1904年3月份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并组织秘密反清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但在接下来的1906年至1911年9月的5年时间里，陈独秀很少出现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活动中。1914年11月10日，《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发表署名“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独秀”的名字开始见诸于刊物。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认为民权高于一切，民权的价值重于国家。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众多知识青年所仰慕，但为顽固旧势力所忌恨，其言论被视为异端。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篇短文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散发反帝爱国传单时被捕入狱，一时成为社会焦点，诸多进步人士为营救他而奔走呐喊。

1919年6月19日，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当局被迫释放陈独秀。出狱后，陈独秀很快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陈独秀不是最早的，但在思想界中其影响却是最大的，他带动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众多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毛泽东称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不久，“南陈”和“北李”相约创建中国共产党，他被选为首任总书记并连任五届。

二．性格决定命运，成“托派”毁个人声誉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但是，到大革命后期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对陈独秀的批评日益激烈，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咎于他。陈独秀满腹怨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中共中央分歧甚大。1929年9月，陈独秀组建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反对派”。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斥陈独秀为“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但仍称他为同志。陈独秀拒绝接受批评。10月27日，王明以“慕石”的笔名在红旗发表论陈独秀一文，称陈独秀是“无产阶级的叛徒”、“自始至终是个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并宣布他为“反革命”。1931年，蔡和森在论陈独秀主义中也称陈独秀为“可耻的投降者，顽固的叛徒”。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再次引起社会关注。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社会知名人士以及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国际人士呼吁释放陈独秀。中共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多次予以报道，但当时依然称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反共”先锋。国民党方面并未因陈独秀已被共产党开除而宽恕他，对社会舆论也置若罔闻。在法庭上，陈

独秀受审时的自辩书逻辑严密，慷慨激昂，成为某些学校的教材。在监狱中的5年时间里，陈独秀开始静下心来作些学术研究，用自身行动来证明了他之前的“研究室与监狱”宣言，并写下金粉泪组诗56首，以嬉笑怒骂的形式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揭露国民政府腐败罪行。

1937年8月，陈独秀获释。出狱后，国民党要人曾多次拉拢他，但他不为所动。中共也派代表与他会谈，希望他承认以往的错误。不久，陈独秀去武汉，发表了一些抗日主张。11月20日，延安的解放周刊发表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一文，一方面承认其观点与中国托派的主张已大有区别，希望他“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另一方面仍批判他“思想却是资产阶级的俘虏”。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回国不久的王明坚决反对与陈独秀进行谈判，并给陈独秀安上了“杀人犯”、“汉奸”、“领取日本津贴”等罪名。有人提出这不是事实，王明声色俱厉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很快，在解放周刊、群众周刊以及刚创刊不久的新华日报上出现了一些把陈独秀说成是汉奸的文章。最典型的是史学界经常提到的康生于1938年1月28日在解放上发表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部分国民党上层人士和无党派进步人士首先站出来为陈辩诬，一时又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陈独秀极为恼怒，奋力反击。后来经周恩来多次做工作才使此事不了了之。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历史对于陈独秀的评价始终各说一词，但毋庸置疑的是，陈独秀对近代中国的革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奋笔疾呼影响了当时的一批人，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同志等革命家。

（叶根发编写）

第四篇：监狱与警务运行机制创新

监狱与警务运行机制创新

2010年以来,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以构建场所警戒机制为切入点,积极探索提升监管场所安全效能的有效路径。通过实行“7×24”警务运行模式、建立“指挥中心、监区、现场”三级警戒框架、整合人力和物力资源等一系列措施,着力创新警务运行机制,切实消除安全隐患,将上海监狱场所规范化建设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7×24”模式保安全

“7×24”警务运行模式是指:所有监狱实现每周7天警力的全覆盖和1天24小时的全天候有效控制。为使警力每周每天都能均衡分布,他们采取了“错时轮休”等符合实战需要的作息方式,充实双休日、节假日警力,确保监管场所警力的科学、有效分布。实现了警务运作模式由静态向动态、由机关化向实战化的转变,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现有警力效能,实现警力的科学配置。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郑善和介绍说:“要加强监狱场所警戒机制,就必须以场所稳定为目标,建成一个反应敏捷、指挥专业、通讯畅通、装备精良的全天候、动态的场所警戒运行机制。”

提篮桥监狱在执行“7×24”模式时,将值班分为了日班和晚班,白天重点巡查服刑人员劳动现场和服刑人员留监场所,夜间则着重对服刑人员学习和生活现场加强巡查。提篮桥监狱加强民警下班、双休日和节假日的值班警力,确保了监狱全天候的安全。记者在该监狱行政部门保安值班室看到,墙上贴有详尽的《值班安排表》,不仅各个日期的值班时段标明清楚,而且具体落实到个人。提篮桥监狱监狱长刘金宝表示:“这样的值班安排更为合理,而且使值班人员的责任更加清晰,保证了‘7×24’模式的有效运行。”

指挥中心促串联

“叮铃铃——”上海市南汇监狱的指挥中心电话响起。监区一号门门卫打来电话请示是否放行车辆。坐镇指挥中心的指挥员徐平当即通过大屏幕仔细检查车辆情况,检查车辆无误后发布了放行命令。只见一号门徐徐打开,车辆才得以离开。整个过程流畅、规范、有条不紊。

按照“南汇监狱装卸车辆出监狱流程”,在任何出监狱车辆开动以前,民警必须首先清点装卸车服刑人员人账。民警确认无误后,带车民警才能向指挥中心请示出监狱。在此之后,车辆还必须经受两道门的检查,最后通过了指挥中心的放行指令才能够离开。重重把关确保了监狱安全,而整个过程其实已经牵涉了指挥中心、监区、现场三级平台。

指挥中心通过“定位”,将各个部门涉及警戒职能的工作进行了高效、集约的串联,建立起健全的工作机制,以便于快速反应、统一指挥。南汇监狱监狱长戴卫东表示:“指挥中心是监狱场所警戒的管理中枢,具有先期指挥、狱情监控、协调警务、警戒信息处理等职能。指挥中心的集成平台大大加强了我们监狱管理的效率。”

资源整合应危情

不久前,上海市周浦监狱进行了一场应急处置实战演习:是日上午10时整,监狱突发狱内断电事件。仅仅两分钟后,总务科在确认情况便立刻向上级报告,监狱长、总指挥许仁有当即指示启动监狱应急预案。一时间,防暴队加强了监区巡查；武警中队执行突发停电事件处置方案；警卫大队控制住监狱大门的人员、车辆进出；后保处迅速联系供电公司并安排专人接引；各监区则及时将罪犯收监、提前准备了照明物资、安排好用餐和用水。

周浦监狱副监狱长卜少华表示,演习中各部门之所以能够反应迅速、应对如流,完全要归功于场所警戒机制对监狱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充分整合。

根据上海监狱系统现代警务机制建设的要求,各监狱必须建立警卫队,且警卫队中40岁以下的中青年民警所占比例不得低于30%,这确保了警卫队有充分的技能训练和较强的应急处突能力。另一方面,“平战结合”的训练方针和每支防暴队人数不少于40人的规定则保证了监狱在“战时”拉得出一支打得响的处突防暴队伍。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

第五篇：监狱企业运行与管理模式探讨

监狱企业运行与管理模式探讨

——浅谈监狱体制改革背景下企业的部分问题与对策

2003年，司法部提出了以“监企分开”为中心的监狱体制改革思路，目前已经在全国开展试点工作并稳步推进。但是，监狱企业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多个因素，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功。在体制改革中，监狱企业运行与管理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只有不断的总结改革过程中的这些变化，才能够为监狱企业的改革发展提供更多的有效的参考。

当然，监狱企业运行与管理模式具有其复杂多样的属性，涉及方方面面。基于此，本文主要通过对监狱企业发展的部分现状，监狱企业存在的部分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关对策。

1．我国监狱企业的发展现状

监狱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监狱惩罚和改造职能不断强化，监狱经费财政实行全额保障体制，监企分开的管理体制已初步建立。但是在监狱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监狱企业规范运行与监狱执法规范运行的改革目标无法同步推进。监狱生产的载体是监狱企业，监狱的宗旨是监管和改造罪犯、维护社会稳定，既然是企业，就具备企业的基本属性，而企业的唯一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市场经济又要求企业必须全身心的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去，这便使监狱管理和监狱企业管理活动产生矛盾，使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在发展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使监狱企业得不到长足的发展，部分监狱企业出现长期亏损的现象。

在实际工作中，监企之间围绕罪犯劳动改造工作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监狱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已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加快监狱企业改革步伐已成为深化监狱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2．监狱企业存在的部分问题

2．1．必须清醒认识到监企分开不彻底对企业发展的严重制约

在监狱体制改革之前，监狱生产实行“统购统销”，经费供给主要采取“以收抵支”的模式，监狱体制的矛盾并不突出。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监狱企业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其自身的矛盾和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人们期望的改造与生产相互促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目标难以实现，甚至相互制约。在监狱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监企合一”到“监企分开”是一项基本的要求，但是监狱管理的长期模式不是一早一夕可以改变的。监企分开不彻底的现象比较突出，在实际运行中其主要表现在：

一是监狱职能错位现象明显，企业管理无法独立开展相关工作。虽然监狱和企业都有相应的管理职能分工，也成立了相关的科室。比如企业下属有公司人力资源科、财务科等，但是他们的工作往往和监狱相关科室不能分开甚至有重叠部分。监狱企业管理人员是监狱人民警察，但是民警的考核管理通常是由监狱组织人事部门负责，而不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这只是一个现象，但是其折射出来的却是监狱企业在实际管理过程中的尴尬。监狱企业无法完全运用现代企业管理的模式，势必影响企业竞争力。

二是监企分开不彻底中的收支分开不彻底。虽然国家财政已经全额保障了监狱运行经费，但是很多监狱任然把企业收入和监狱其他运行经费挂钩。造成监狱经费没有稳定的保障，使监狱生产背离了监管改造的属性；监狱企业要向监狱支付民警部分福利性补贴、罪犯劳动补偿费及其它经费，甚至是体制改革中遗留的涉及工人管理的费用。监狱要向监狱企业支付民警工资、办公经费和其他经费。监企之间长期保持直接的结算关系，而收支划分目前在部分项目上尚无明晰的界限，一些本应由监狱承担的开支由企业来承担，一些本应由企业承担的开支由监狱来负担，部分经费项目开支相互交叉，使相互的责权利关系不统一，必然降低资金使用效率，相互之间利益机制不平衡。监企之间的收支相互交叉使监狱和监狱企业财务管理难以规范。

三是由于监企分开不彻底导致监狱职能多元化，监狱企业经营者必须在背负繁重的监管改造任务，保证监狱安全稳定的巨大压力下从事经营，监狱企业的种种特殊性使得它难以完全按市场规律办事，生产要素难以实现优化组合，无法像真正的企业那样去组织管理、去应对市场风险和挑战、引进高水平的技术管理人才，更无法形成产权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这样也就牵扯了太多的人员和精力，造成监狱人民警察角色的矛盾。2．2．监狱企业产品结构不合理，企业管理水平还有待提高

监狱企业大多 “小而全”，同一个监狱企业甚至是同一个生产监区，可能从事几个行业、几十种产品的生产。在生产销售过程中，管理方式落后，无法适应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不能形成批量生产，很难形成名优品牌，在市场竞争中难以占据一席之地。监狱企业大多是管理水平低下。企业专业技术型人才缺乏，管理专业性不够，监狱企业的成本管理、资金管理、生产管理水平较低，造成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资金回笼困难，资产流失严重，产品质量不高等现象产生。

2．3．陈旧设备多，技术含量低

在监狱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剩下的监狱企业设备大多数比较陈旧落后，由于企业长期处于低效运行状态，无力投资更新设备，扩大再生产比较困难，陈旧设备一方面工效低、产值低，使产品的成本大幅度提高，在与同类产品的价格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以我狱印刷项目为例，现有设备已使用多年，机器已经属于落后淘汰产品，甚至无法找到可配型零部件。在实际生产中，产品效率无法得到提高和保障，生产相同产品要比同类型企业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市场竞争力差。

另一方面，监狱企业多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低，特别是现在比较热门的劳务加工行业，都是低利润率，甚至微利，而且劳动强度大，监狱企业有产值无利润的现象并不鲜见。劳务加工合作方选择与监狱企业合作的根本原因是看中了监狱的廉价劳动力，对加工项目重视度不够，当然在设备投入方面不愿过多花费，不愿意对设备进行更新换代。比如在服装来料加工项目中，合作方为了降低成本，更愿意使用落后的传统缝纫机而不是电脑型缝纫机。在项目引进的过程中，监狱民警对项目特征在专业方面了解不够，导致难以在合同中约定对方对技术设备上的硬性投入。只有加强民警专业化引进和培训学习，做到对合作项目有清楚的了解，才能够主动的控制合作方进场标准，从而提高劳动效率。

3.对策——在监狱体制改革中不断推进监狱企业变革

3．1．加快推进监企彻底分开运行，明确监企责任分工

罪犯劳动改造过程是统一于监狱企业的生产管理过程之中的，二者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必须实行统一管理，同时生产与经营不能分属两个彼此独立的主体分开管理而破坏企业组织结构的完整性。从职能分工上讲，监狱企业必须成为劳动改造罪犯的主体，监狱与监狱企业的责任界线在对罪犯的管理分工上而不在生产管理上。监狱企业要在对应的监区罪犯生产场所建立负责生产管理的项目部组织机构，关键岗位和技术辅导岗位的工人属企业的生产管理人员，在监狱企业民警的直接监督和授权管理下，对罪犯进行直接的生产指导。但是监狱企业民警的管理最好是纳入监狱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这种管理模式的前提最好是监狱自己独立的企业产品经营项目，而不是劳务加工项目。

3．2．建立罪犯劳动项目准入制度，严格监狱企业劳动项目管理

生产劳动项目一经确定就决定了组织罪犯劳动改造的方式、内容、环境条件、对罪犯在心理、行为习惯、思想和劳动技能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决定了监狱企业所需的投资、监狱生产的规模以及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状况，因此对生产劳动项目的选择关系到监狱对罪犯劳动改造的实施和改造质量问题，是保证监狱执行刑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环节，必须实行严格的政策限制和准入制度。监狱企业为罪犯劳动改造提供的生产劳动项目在投产建设和开工生产之前，必须严格按照准入程序层层进行审批才能实施。监狱企业应提出新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在生产劳动项目的符合政策性、安全和健康保障性、规模和投资适度性、技术对罪犯改造的适用性、项目对使用对象的适宜性、劳动改造在物质和时间上的保障性、生产产品的适销性、经济效益的稳定性等八个方面进行论证。监狱企业要根据生产管理过程中罪犯劳动改造产生的效果和监狱对劳动改造项目所反馈的信息，适时调整项目运行方式。

省监狱管理局集团公司管理着全省监狱企业，是各监狱企业的母公司。可以在集团公司成立相应的项目评选部门，对拟进入全省监狱企业的合作项目进行统一的筛选、分类，建立全省监狱企业合作方信息平台。这样可以减轻监狱企业对合作项目的引进风险，也有利于全省监狱企业经营项目的合理布局。当然，在实际项目引进过程中，各监狱企业有自己的特点，这也是后期十分重要的参考条件。

3．3．加强监狱企业类别化管理

监狱作为惩罚和改造罪犯的场所，有别于社会其他环境。监狱企业虽然具备企业的基本属性，但是其特殊性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按照监狱关押罪犯的情况，监狱类型可以有很多种划分，比如长刑犯监狱和短刑犯监狱。长刑犯监狱关押罪犯普遍刑期较长，大多实际服刑时间都在10年以上15年左右；而短刑犯监狱关押的罪犯则时间相对较短。罪犯服刑时间的不同必然影响监狱企业劳动生产的安排，一些技术含量较高，需要劳动者经验较强的项目就更适合有充足时间的长刑犯监狱；一些技术含量不高，劳动强度大，密集型生产的项目，比如劳务加工项目就更适合短刑犯监狱。我狱作为监狱体制改革的实践者，经历了退出高危优势项目的过程。目前经营项目较为复杂，但主要集中在印刷和劳务加工两大类。作为长刑犯监狱，技术含量和劳动经验相对要求较高的印刷项目运行就有十分明显的优势。罪犯在劳动中，因为刑期较长，愿意在技术学习技术提高的过程中主动投入。技术含量较高的岗位其对应的相关技能培训也为罪犯刑满释放的回归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目前，监狱体制改革已经全面推行，全额保障的监狱经费财政保障体制和监企分开的管理体制已初步建立，监狱企业运行与管理模式也在不断的变革。但经过这几年来的改革探索，监狱体制改革目标并未完全实现，监企分开不够彻底，监狱企业的现实发展与改革的目标要求存在严重的矛盾冲突，监狱企业规范运行与监狱执法规范运行的改革目标无法同步推进，监企之间围绕罪犯劳动改造工作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监狱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已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加快监狱企业改革步伐已成为深化监狱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