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静就不会幸福

第一篇：不平静就不会幸福

白岩松：不平静，就不会幸福

幸福在哪里（代序）

一

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这其中，是一种怎样的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

手串有助于平静吗？我们的内心，与这看似仅仅是装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人群中，又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谈论过它？

沉默之中，埋藏着我们怎样的困惑？

这是一个传统的复归，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因祈福而产生的下意识行为？还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

二

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到达时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经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讲》。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

话题也就从这儿开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并持续到整个聊天的结束。

“您信佛吗？”我问。

“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

接下来，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

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

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早一天。

看似平淡的回答，隐藏着一种智慧、勇气和相信。当然，“早一天”的说法也很留余地。

和季老相对而谈的这一天，离一年的结束，没几个小时了，冬日的阳光照在季老的脸上，也温暖着屋内的其他人。

那一天，季老快乐而平静。我与周围的人同样如此。

三

又一天，翻阅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话，突然让我心动。

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

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是啊，从小求学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决让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吗？没有学历、知识、工作、钱、房子、车这些物的东西，怎敢三十而立呢？而之后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友为人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你又怎能不认真并辛苦地面对？

但是随着人生脚步的前行，走着走着，便依稀看见生命终点的那一条线，什么都可以改变，生命是条单行道的局面无法改变。于是，不安、焦虑、怀疑、悲观……接踵而来，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还是那一个老问题——我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去？去哪儿呢？

时代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却也更急迫。我们都需要答案。

四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对这三个问题的挑战？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标很物化，小康、温饱、翻两番，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个个体，也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来身上。

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实现，但中国人也逐渐发现，幸福并没有伴随着物质如约而来，整个人群中，充满着抱怨之声，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穷的抱怨，富的也 抱怨，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不顾小民感受；富人 不安，怕财富有一天就不算数了；穷人也不安，自己与孩子的境遇会改变吗？就在这抱怨、焦虑和不安之中，幸福，终于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个时候，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了出来，其实，这是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力图让人们更靠近幸福的举动。不过，就在为此而努力的同时，一个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

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度里，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我们人群中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都信人民币吗？

我们的痛苦与焦虑，社会上的乱像与功利，是不是都与此有关？

而我们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幸福，成了眼下最大问题的同时，也成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

可是，幸福在哪里？

五

幸福在哪里暂且不说，痛苦却是随时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社会的底线正不断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伤人的农药；仅仅因为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夺走与自己无关人的性命；为了钱，可以随时欺骗，只要于己有利，别人，便只是一个可供踩踏的梯子。理想，是一个被嘲笑的词汇。

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随处可见。

没有办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便无所畏惧，便不会约束自己，就会忘记千百年来先人的古训，就会为了利益，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

有人说，我们要守住底线。但早就没了底线，或者说底线被随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谈何守住底线？可守的底线在哪里？

一天下午，我和身后的车辆正常地行驶在车道上，突然间，一辆豪华车逆行而来，鸣笛要我们让路，可是正常行驶的我们无路可躲，于是，感觉被怠慢的那个车 主，在车过我们身边时，摇下车窗痛骂一番。那一瞬间，我惊呆了：为这辆逆行而来的车和这个充满愤怒的人。车主是一位年轻女子，面容姣好，像是有钱也受过良 好教育，然而，这一瞬间，愤怒让她的面容有些扭曲。

被指责的同时，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愤怒，倒是有一种巨大的悲凉从心中升起。因为我和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她。我们都无处闪躲。

六

如果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

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决应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得不错，难怪有时候百姓说：“我不怕你贪，就怕你不干事！”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怕也是如此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谁，不在挣扎？

对，错，如何评价？好，坏，怎样评估？

岸，在哪里？

七

有人说，十三亿中国人当中，有一亿多人把各种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选择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还有一亿多人，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再然后，就没了。也就是说，近十一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

这需要我们担心吗？

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也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在这方面，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有求时，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成了，去还愿，仅此而已。

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和宋词之中，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于是，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所以，在中国，谈到信仰，与宗教有关，更与宗教无关。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但可能，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被摧毁得荡然无存，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再没有信仰的孩子。这个时候，改革拉开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放肆地奔腾。

于是，那些我们听说和没听说过的各种怪异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我们每一个人，是制造者，却也同时，是这种痛苦的承受者。

幸福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呢？

八

钱和权，就越来越像是一种信仰，说白了，它们与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联。

曾经有一位评委，看着台上选手用力地表演时，发出了一声感慨：为什么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真诚和纯真，而只是宝马和别墅？

其实，这不是哪一个选手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人群中，有多少个眼神不是如此，夜深人静时，我们还敢不敢在镜子中，看一看自己的眼睛？

权力，依然是一个问题。

个人崇拜减少了，可对权力的崇拜，却似乎变本加厉。

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上下级之间充满了太多要运用智慧和心智的相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导面前，下属变得唯唯诺诺，绝对没有主见？一把手的权力变得更大，顺应领导的话语也变得更多，为了正确的事情可以和领导拍桌子的场景却越来越少。

其实，是下属们真的敬畏权力吗？

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可能并非如此。或许是下属们早已变得更加聪明和功利，如果这样的顺从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或起码可以避免坏处，为何不这样做？

但问题是，谁给了下属这样的暗示？

九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现今时代的青春却拥有肉眼可见的艰难。时代让正青春的人们必须成功，而成功等同于房子、车子与职场上的游刃有余。可这样的成功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难，像新的三座大山，压得青春年华喘不过气来，甚至连爱情都成了难题。

青春应当浪漫一些，不那么功利与现实，可现今的年轻人却不敢也不能。房价不断上涨，甚至让人产生错觉：“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总理急了，这房价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脚步。房价已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许短期内房价会表态性地降一些，然而往前看，你会对房价真正下跌抱乐观态度吗？更何况房价动不动就三万四万一平米，它降不降还跟普通人有关系吗？所以，热了《蜗居》。

而《暗算》的另类流行，又暴露着职场中的生存不易，论资排辈经过短暂退却，重又占据上风，青春，在办公室里只能斗智斗勇不敢张扬，不大的年龄却老张老李的模样。

至于蚁族们，在高涨的房价和越来越难实现的理想面前，或许都在重听老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或许逃离北上广，回到还算安静的老家才是出路？

浪漫固然可爱，然而面对女友轻蔑一笑之后的转身离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还能有怎样的说服力？

如果一个时代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

十

改革三十余年，我们进步了太多，这一切，都有数据可以证明。

而新闻进步了多少？又用怎样的数据证明着？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数据证明的东西，但是，依然有太多的标准，比如，是否有真正优秀的人才还愿意把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安放；再比如，不管经历日复一日怎样的痛苦，仍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会的进步中，感受到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假如并非如此呢？

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闻人，永远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领导的眼里，反而是麻烦的制造者，并且这样的人，时常因理想和责任而招致自己与别人的不安全，那么理想与责任可以坚持多久呢？

而如果理想主义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之下，变成现实主义者；

如果现实主义者都变成功利主义者，而功利主义者又变成投机分子……

希望会否变成绝望？理想是否成为空想？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然而，它依然如同噩梦一样，虽然虚构，却会让醒着的人们，惊魂未定。

新闻事业的前行，同样需要信仰。

十一

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我们又都有自己的问题。

在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约我写了一篇新千年寄语，当时，我选择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

反思，不难理解。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不及更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

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浮尘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轻装上阵。

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

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

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

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

十二

古人聪明，把很多的提醒早变成文字，放在那儿等你，甚至怕你不看，就更简单地把提醒放在汉字本身，拆开“盲”这个字，就是“目”和“亡”，是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见，这样一想，拆开“忙”这个字，莫非是心死了？可是，眼下的中国人都忙，为利，为名。所以，我已不太敢说“忙”，因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义？

然而大家还是都忙，都不知为何显得格外着急，于是，都在抢。在街上，红绿灯前，时常见到红灯时太多的人抢着穿过去，可到了对面，又停下来，等同伴，原来他也没什么急事，就是一定要抢，这已成为我们太多人的一种习惯。

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人似乎已失去了耐性，别说让生活慢下来，能完整看完一本书的人还剩多少？过去人们有空写信、写日记，后来变成短信、博客，到现在已是微博，144个字内要完成表达，沟通与交流都变得一短再短。甚至144个字都嫌长，很多人只看标题，就有了“标题党”。那么，下一步呢？

对此，一位老人说得好：人生的终点都一样，谁都躲不开，慢，都觉得快，可中国人怎么显得那么着急地往终点跑？

十三

在墨西哥，有一个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的寓言。

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

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然而，谁又打算停下来等一等呢？

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附：柴静写给白岩松 1 十年前，陈虻找我的时候，原话是说，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一个女搭档。我当时还没想换工作，陈虻说你来我们年会玩玩吧，也见见大家。那年年会是白岩松主持的，象他书里写的，“以恶搞和折磨领导”为主题，我跟台长分一组，白问“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 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最后好象钱包也被抢掉了，一撒，天空中都是现金。我当时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意思。晚上有同事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 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搞得跟面试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因为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一晚上他就问了我两个问题，问“你喜欢谁的音乐？” 我好象说的是平克弗洛依德。他问“华人的呢？” “罗大佑” 就这两个，他没再问什么问题，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2 我刚到连线，没有任何新闻经验，日子不好过。现在想起来，他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对我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他心里估计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当时我不理解他，后来明白他是怕我柔弱，怕我不能在这个腥烈的战场上生存。有一阵子我连结尾评论都不会写了，怎么写都通不过，领导等着审，我瞪着眼坐在桌前，他进来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串场词。我惭愧又感动，一直留着那张纸。他一直不安慰我，只有一次深夜，看我还坐在办公室剪片子，进来对我说了一句，“人们号称最幸福的岁月其实往往是最痛苦的，只不过回忆起来非常美好”后来我去了调查，跟他见面很少，几年中评论部分分合合，不过很多离开的人钥匙串上，都是挂着新闻评论部的小方铜牌，磨得精光铮亮。2008年会是我主持的，那个年会只剩下一个简单流程了，轮到岩松上台发言，他就说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我们忠诚的是新闻，不是任何领导” 底下坐的都是领导，悄然无声。这几年，他做时评，天天在新闻的风口浪尖上。有人说，说这些干嘛，就算没有风险，有什么意义。他在书里写到他的节目《新闻1十1》，“多简单的名字，1十1=2，谁都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仅仅是有利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1十1=3.” 所以他说的捍卫常识，其实是要用千斤之力来扭住的。他在书里说到喜欢曾国藩，没细说，我大概理解一点，因为想要有所建设的人，多半是象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哪方都不讨好，保守派觉得你冒进，激进派觉得你迂腐。唯有苦苦支撑。我没听他沮丧抱怨过，我遇到事的时候，他也不安慰，就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岩松妈妈七十多岁了，我有次见她，老人家看我一会儿，说，老看你节目，别让你妈担心。然后说，“我天天看电视，也替岩松揪着心。” 这话我听了心里挺难受，所以有时候也想劝劝他。他就一句话，“有人在前头，你们也好走些”他这本新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上面写“柴静：这一站，幸福”。我翻开扉页，上面印着仓央嘉措的诗“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身为同事，看这书时最触动我的，是他满腔没有说出的话。他曾经以年青人的狂狷，写过《渴望年老》，今天他四十二岁，鬓角灰白，人生的重负真实地压在肩上。我们不多交谈，只每年秋天，新鲜的内蒙羊肉来了，他就叫上八九个老男人，在他家聚一次。有次喝了点儿酒，看台湾民歌三十年的演唱会。他喜欢胡德夫，一架钢琴，唱《匆匆》，“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 他喃喃自语“我恨不能给他跪下”。我回头看到他泪光闪闪。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以他的资历，他本可以选择更容易的方向，但他没有后退，也没有拐弯，只是往前走去。

第二篇：平静,幸福

平静，幸福

幸福，和爱情一样，是人生永恒的哲学命题，相较于爱情，幸福往往被演绎成含辛茹苦、费尽周折方才追寻到的理想境界，就像小时候我们看童话书里写到“王子和公主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到后来我们也会信誓旦旦地对某个人说“我一定会给你幸福”。幸福，是我们对人生最大的期许，可是，幸福是什么？我们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究竟是幸福还是欲望？我浅薄的阅历无法领悟幸福的全部内涵，但是，有一点我却深信不疑，那就是——不平静，不幸福。

平静，首先是一种淡泊素雅的心境。淡泊不是视金钱如粪土，视功名如草芥，不是远离车马喧嚣、卸甲田园，不是碌碌无为、不思进取。淡泊是一种高尚的境界，是一种广阔的胸怀，是在朝则忧民，在野则善身的士大夫情怀。真正的淡泊不是与志向高远水火不容，恰恰相反，淡泊方才得以明志。1700多年前，诸葛亮便在《诫子书》中说过这样的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不能算作清贫，但也绝对攀不上富裕。在和身边的朋友、同学以及管辖的企业的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失落的心理失衡感。可是，作为一名税官，我们的职业是神圣而伟大的，手握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为国聚财、为民收税。有了税收，国家才有财力实施义务教育、免费医疗、架接公共交通、完善基础设施；通过税收的转移支付，政府才能有效地抑制日趋拉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缓解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发展矛盾，最终实现社会公平；正是因为我们奔走于城市乡村，深入工厂企业，挖掘税源，堵塞漏洞，严格税收执法，那些面黄肌瘦的孩子才可以享受到国家提供的免费午餐，那些因为天灾失去房屋和家人的受难者才可以在政府的帮助下重建家园，还有那些住进保障性住房里的困难群体，那些被政府收容的老弱病残，那些重返学校的失学儿童„„其实，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们有关，“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要想到我们神圣庄严的职业目的，我的心里就会被一种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满足和自豪感所充溢，相对于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片刻快感而言，这种内心的澄明淡泊才是幸福源源不竭的动力源泉。

平静是不邀宠、不媚世，卓然于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孟子曰：“吾养吾浩然正气。”古往今来，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所以堂堂而生，磊磊而立，凭的就是这种正气。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君子之立世，贫不坠青云之志，饥不受嗟来之食，渴不饮盗泉之水，热不息恶木之阴。“薄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犹茂”。胸有浩然正气，内可以养廉，外可以御敌，哪怕“乱花渐欲迷人眼”，只要正气在胸，就能脚跟正，脊梁直，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内不愧于心。

身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在工作生涯中，难免会遇到 “糖衣炮弹”，各种各样的“礼遇”也可能时常接踵而至。但是，无论是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还是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其思想境界，道德修养，都不应该是利欲熏心，蝇营狗苟，痴迷于声色犬马的物质享受。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公务员应当行得正，坐得端，糖衣炮弹打不跨自己的信仰，灯红酒绿勾不走自己的原则。只有心中保有浩然正气，我们才能无愧于国家的重托，无愧于人民的希望，无愧于组织的信任，无愧于头上那枚神圣的金色税徽。保有内心的平静，不蔓不枝、亭亭净植，是我们对自己的幸福负责，更是对我们的父母、妻子、丈夫、儿女的幸福负责，淡极始知花更艳，他们从不期望腰缠万贯、地位显赫，他们需要的只是我们平安快乐，一家人相知相守共享天伦，幸福生活莫过于此。

曾经，战火纷飞的年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今，岁月静好，书桌安然，只是这个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年代，内心的平静却难以寻觅。因为难能可贵，所以弥足珍惜，守住内心的平静，有所敬畏，有所执着，有理想、有良知，抵挡不良诱惑，守住道德底线，做一个淡泊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无愧天地良知的人、一个内心平静清明的人，幸福就很简单。

第三篇：关于不作死就不会死演讲稿

关于不作死就不会死演讲稿

No zuo and you will never die演讲稿

“No zuo and you will never die”顾名思义就是“你如果不作的话你就永远不会死”,这是一句很经典的话同样它也是很适用于微电影主人公的一句话，从这部微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主人公在大赛失利之后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万丈深渊，万念俱灰，直到他找到了一种逃避的方法——成为一个盲人钢琴调音师，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他觉得他通过这个身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例如：更高的小费、更棒的待遇、更好的态度等等，他甚至以这个身份为荣，自以为是的捉弄服务生以及老太太。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他最终因为这个身份令自己陷入了危机之中。

说到底，这部微电影告诉我们，生活不能因失去信仰就寄望于伪装，而自作聪明其实是另一种自寻短见。就像这个主人公，他完全有能力一拳打倒老太但他却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接着自作，“聪明”的寄希望于自己的伪装无懈可击，还做得极其到位，在装的时候还不时地鼓励自己“你完全可以获得奥斯卡奖了”.他在伪装之中、在自作聪明之中已经忘记了他自己是谁。

其实不光是微电影的主人公，还有许多人都是这样，例如：三国时期的蒋干，装作自己是来看自己的老同学周瑜，觉得自己能瞒过周瑜获取情报，结果呢？被周瑜玩弄的把假书信带回去给了曹操，曹操看到了假书信把最熟水性的蔡瑁、张允给杀了，帮周瑜除去了心头大患，而他自己还在一边自以为是，曹操在反应过来之后气的牙根发痒，估计心里想“好你个蒋干，无间道玩的不错~”.这就是自作聪明，结果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的脚。然后我们所熟知的阿Q,他在生活中是弱者但他总喜欢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比如“我不是打不过他，只是我懒得去打他”然而并没有看到他打得过谁、“你别惹我，我一般不生气，我生起气来不是人”然而却从未看他生过气，“你骂我，我就不还嘴，等你口水说完了，渴死你”然而他却从来是被骂，别人并没有被渴死。他没有真的壮大自己，而是选择一种自作聪明的方式来逃避生活，最终还是落得个被枪毙的下场；《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何尝又不是个自作聪明的人，平时像个老大一样指指点点，风光无限，结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再来看看我们亲爱的中国国足，一年逛两次，预选赛出局，每次都有借口，草皮太软啊、草皮太硬啊、草皮不软不硬啊、对手太强踢不过、对手太弱轻敌了、对手不强不弱导致想赢怕输的心理占了上风啊，等等等等。每次都能自作聪明，强行甩锅哦，但是到头来还不是自己实力不济拿不出好成绩，导致球迷对国足丧失了最起码的信任，开始还会骂两句，到后来哦，连骂都懒得骂了。“哦，国足又有比赛了。”“输了吧。”“输了。”“习惯了。习惯了。”,这就是逃避现实的自作聪明而引发的不良后果；很抱歉我又在这黑了国足，人家为了找到合适的借口也是很努力的了。相反我们来看看中国男篮，知耻而后勇，在上届亚锦赛丢掉冠军后，深刻反思，今年卷土重来重夺冠军，重返亚洲之巅，让所有球迷重新承认了男篮。这就是区别。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是北宋大词人苏东坡所作的《洗儿诗》。他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太过于聪明，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是愚钝一些为好。

人生在世，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不要去自作聪明，到头来终究自取灭亡，还是那句话“no zuo and you will never die”——“不作死就不会死”.谢谢。

[关于不作死就不会死演讲稿]

第四篇：朱自清为什么“不平静”

朱自清为什么“不平静”

钱理群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独处”时的“独语”——与其说在观赏景物，不如说在逼视自己的灵魂深处；与其说写下的是他看到、感觉到的一切，不如说他在构造一个他心中渴望的，“超出了平常的自己”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与现实对立的陌生的艺术世界。在现实中，人被命定扮演某个角色，做“一定要”做的事，说“一定要”说的话；而在这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不做；这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因此，在《荷塘月色》里，显然有两个世界：朱自清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与自我心灵升华的超越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朱自清的一个“梦”：在文章开头写到妻子“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结尾回到家里，“妻已睡熟好久”；行文中又不断以“笼着轻纱的梦”、“小睡”、“酣眠”、“渴睡人的眼”作比，整个“荷塘月色”的画面似有烟雾弥漫，渺茫、隐约而朦胧，这都是在刻意营造一个“梦”的氛围与意境。正是这“现实”世界与“梦”的世界的对立、纠缠，显示着作家灵魂挣扎的凄苦。两个世界中，梦的世界在文章里是直接呈现的；现实世界只是“偶而露峥嵘”。而我们的阅读、欣赏，却恰恰应抓住这偶尔的显露（暗示），并从这里切入——因此，中学语文教材的“预习提示”，强调“阅读时，要重点抓住‘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等语句的深刻含义”，以此作为“理解文章的主旨”的钥匙；应该说，这是抓住了“牛鼻”（要害）的。

但“预习提示”中引用朱自清《一封信》里的陈述，将朱自清的“不平静”仅仅归之于“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黑暗”现实，却是不全面的。近年学术界在考察这一时期朱自清的心路历程时，于《一封信》之外，又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写于1928年2月（写作《荷塘月色》七个月以后）的《那里走》一文。也许将《一封信》与《那里走》合起来，就可以较全面地把握这一时期朱自清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与内心反应。

朱自清前述对“属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的向往本身，即已说明了他在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历史位置。而像他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27年国（民党）、共（产党）分裂后两大政治力量尖锐对立的形势下，就不能不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之中——《一封信》与《那里走》所表露的正是这选择的困惑。正像教材“预习提示”里所引述的，他“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他被“南方这一年的变动”，即国、共分裂，蒋介石对共产党人与革命青年的血腥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觉得所发生的这一切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以上引文均引自《一封信》）。但朱自清（以及与他同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如另外一些激进知识分子那样，因此而走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以暴易暴”的武装斗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道路。——面对这样一条道路，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正像他在《那里走》里所说、他和他的朋友明确地意识到，发现与重视“个人价值”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社会政治革命中，“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与“理智的权威”，而“党便是这种理智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照党的方式而生活，想出自心裁，是不行的”。由此而产生了朱自清所说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一方面，他看到这是一种时代的、历史发展趋向，“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的历程”，不仅势所必至，而且势不可挡；另一方面，他却要固守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即本文所说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不做不想做的事，不说不想说的话的“自由”），不愿“革自己的命”，即改变（改造）自己，因而产生了被毁灭的恐惧：“那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这样，朱自清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心怀疑惧，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里走”的“惶惶然”中——朱自清的“不平静”实源于此。作为无可选择中的选择，朱自清们“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就是说，他们试图“躲到学术研究中”，既是“避难”，又在与“政治”保持距离中维护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荷塘月色”（宁静的大自然）的“梦”也正是朱自清们的精神避难所。

但对于五四启蒙精神所哺育的这一代人，完全脱离（超然于）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朱自清自己在《荷塘月色》中所说，“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尽管他们现在不无被动地选择了“冷静”、“独处”的学者生涯，但他们仍不能摆脱处于时代中心的、“热闹”的“群居”生活的蛊惑。在《一封信》里一开头他就表达了对于“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的生活的不安：“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战栗起来；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这种“战栗”既包含了对放弃了社会“责任”的负罪感，又来自过于狭窄的个人天地将导致生命的枯竭的危机感。既神往于个人的自由世界，又为此感到不安与自谴，这内在矛盾构成了朱自清内心“不平静”的另一个侧面；在《荷塘月色》里就外化为“荷塘月色”与“江南采莲图”两幅图画，在“冷”与“热”、“静”与“动”的强烈对比、相互颠覆中，写尽了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与冲突（在这个意义上，中学语文课本将朱自清描写充满“人生味”、生命活力的南方景色的《绿》与《荷塘月色》编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它们象征着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两种人生境界，确实耐人寻味）。

不过我们在注意到朱自清这类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时，还必须看到，这是一批与中国士大夫中庸主义传统有着深刻联系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内心矛盾及其外在表现形态都不可能如鲁迅的“大爱”与“大憎”那样激烈与极端，同样具有“平和”的特点：《荷塘月色》里的景色，总是“淡淡的”，“恰是到了好处”的：“香”是“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清香”，“色”“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山”也是“远山”，而且“只有些大意”，如朱自清自己所说，写的不是“酣眠”，而是“别有风味”的“小睡”。这里所显示的有节制的含蓄的美，不仅与朱自清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庸主义”的世界观、人生哲学、思维与情感方式相适应，而且也与“哀而不伤”的传统美学风格有着内在的和谐。

（选自《名作重读》，钱理群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第五篇：不认输就不会输励志文章

(小故事大道理 不管面临多大的困境，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坚持的是什么，并且，需要一种为了目标不认输的斗志，那么一切困难豆浆被你粉碎地一干二净。)

巴尔扎克是世界闻名的大文豪，可是在他考大学的时候，却还是个拿不定主意的孩子。他的父亲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律师，因此，他按照父亲的意见直接报考了某大学的法律系。

短暂的思念大学生活让巴尔扎克不断地成长起来，他的思想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发生了改变。毕业的时候，他并没有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而直接向自己感兴趣的文学界进军。他的这一决定完全激怒了对他寄予厚望的父亲，父亲认为文学创作等同于不务正业，并威胁他，如果他坚持放弃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那么他生活的一切费用将由他自己承担。

面对“断粮“的窘境，巴尔咋可并不在意，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一心扑在文学创作上。也许上天是在考验这个不停常备教会的孩子，他在踏足文学界的前提撞得头破血流。不断被退稿的状态使得它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生活变得拮据甚至开始负债。再他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他只能用白开水的时候摆着几个写着”培根“”火腿“等的空盘子陪伴自己，再幻想中狼吞虎咽。

最低潮的时候终于过去了，几年后，巴尔扎克迎来了自己文学创作历程的春天。如果你想知道是什么让他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那么清看看他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刻在自己手杖上的字：我不会输，我要将一切障碍粉碎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