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诗风的变化

第一篇：论杜甫诗风的变化

论杜甫的诗风变化

【摘要】

杜甫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风独特，随着自己的人生经历丰富，在不同的时期，诗的风格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生改变。杜甫的诗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的创作：其一，他的诗歌在早期充满意气丰发，怀着自己的激情和理想；其二，他中期的诗风充满国愁家恨，担心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其三，晚期的诗风慨叹艰难，浑厚凝重，沉郁顿挫。正是由于他的诗歌不同的风格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才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关键词】

杜甫

诗歌

诗风

风格

阶段

一、杜甫早期的诗风

我这里所说的早期，是指杜甫三十五岁前的读书壮游时期，时间跨度从公元712年到处745年。就杜甫个人来说，这是他读书游历、蓄积能量的时期，对诗歌的创作已经作了初步的尝试，有一部分诗作带有明显的＂杜诗＂特色．就诗人生活的现实背景来说，这正是开元盛世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罕见的开放的、气度恢宏的繁盛时代。“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岛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由于杜甫的早期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读书壮游，相对来说，衣食无忧，少年心性，容易轻狂，与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接触的机会也不多。因此，这时期他的部分诗作气象宏阔，语调激昂，充满进取精神，具有盛唐诗的典型特点。如他早期的名作《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此诗正是诗人眼大心雄、踌躇满志之作。意境辽阔，立意高远，体现了盛唐气魄。

二、杜甫中期的诗风

我这里所说的中期，是杜甫四十四至四十八岁。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书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三别》组诗，从最深层次意义上来说，并非只是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也是作者深切热爱祖国的爱国诗篇。因为在这些诗篇是反映歌颂了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组诗中的六首诗歌全在鼓励人民抗战，全在讴歌人民的爱国。每首诗都着力塑造了忍痛牺牲、挺身救国的人民光辉形象，千百年来成为鼓舞人民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爱国主义的典范和楷模。如《垂老别》：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 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乾。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 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 安敢尚盘桓? 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三吏”、“三别”是这一时期杜甫诗歌风格的代表作，诗风充满国愁家恨，担心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充满国仇家恨。

三、杜甫晚期的诗风

杜甫的晚期指的是他四十八岁至五十八岁，在这个时期，杜甫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所以他的诗风也变得更为沉郁顿挫，慨叹艰难，浑厚凝重。杜甫晚年的三首诗歌——《登高》《登岳阳楼》和《旅夜抒怀》很有分量。代表着他晚年的诗风。

这三首诗写景都十分壮阔，气象宏伟，气势雄浑，但都不是一味地写阔大的形象，也有渺小、孤单、柔弱的形象，并且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登高》中，那峻急的秋风，高远的天空，清秀的小洲，洁白的沙滩，滚滚的江水，一起构成了天高地迥的阔大背景，但哀啸的猿猴，盘旋的飞鸟，萧萧的落叶，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旅夜抒怀》中，广阔的原野，奔腾的大江，意境极其壮阔，但微风吹拂的细草，竖着桅杆的孤舟，以及天地间飘荡的沙鸥，无疑是弱小孤独的形象，这二者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登岳阳楼》中，“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写出洞庭湖坼吴楚，吞日月，横无际涯，无比壮阔的气势，但“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写尽自己的孤独渺小，二者又形成了鲜明对比。

杜甫晚年诗歌这种强烈的对比反衬手法，一波三折，欲抑先扬，回环跌宕，荡气回肠，成就了“沉郁顿挫”的鲜明风格。杜甫晚年诗歌的深刻思想和高超艺术，于此可见一斑。【结语】

因为杜甫人身经历复杂多样，给他的诗风也带来了不断的变化，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他的诗歌在早期充满意气丰发，怀着自己的激情和理想；中期充满国愁家恨，担心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晚期的诗风慨叹艰难，浑厚凝重。正是由于它不同的诗风，所以成就了他“诗圣”的地位。【参考资料】

1、冯志《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02

2、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 1960

3、熊柏畦 《杜甫绝句注释》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11

4、朱东润《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5、欧阳修《新唐史》中华书局 2012-05

6、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2011-08

7、刘昫 《旧唐史》 中华书局 1975-05

8、唐生根《唐生根草书三吏三别》安徽美术出版社 1990-01

9、莫砺锋； 黄天骥。《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三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10、冯志《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2-11

第二篇：李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

李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

李白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及价值取向。我们可以从下列几点来比较李白和杜甫：

一、思想：

李白的诗，很多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 杜甫的诗，很多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所以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

二、风格：

李白经常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感情； 杜甫经常用刚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表现对社会实况的深厚同情。李白偏向于浪漫，杜甫偏向于写实。

三、擅长的体裁：

两人都能写各种体裁的诗歌，但李白的七言古诗和绝句写得最好，而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好。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李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

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他说：”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见解。”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作者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

二、对李杜优劣的再讨论

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本世纪上半叶 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所以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还认为：“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 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毛泽东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

三、李杜思想、诗歌艺术之比较

八十年代以前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

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接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奄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八十年代以后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李杜各方面进行比较的成果就越来越多了。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罗宗强的《李杜论略》。该书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李杜二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而且精见迭出。

在罗宗强著作同时或之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李杜比较的专题论文，如金启华的《李杜诗论的比较》、袁行霈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意象》、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萧瑞锋的《李杜异同论》、苏为群的《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吴光兴的《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作者还认为，八、九世纪之交至北宋王安石之前，李杜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壮大奇丽；从王安石开始，李杜不同，李为豪放，杜为沉郁。

李杜创作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裴斐先生在《李白十论》一书中说：“李杜创作的最根本区别，简单讲来，乃在于对待主客观的不同态度，用王国维的话说，李白属于„主观诗人，杜甫属于„客观诗人‟，杜甫擅长客观描写，代表作是叙事诗，他的抒情诗也带有客观色彩；李白擅长自我抒情，绝大部分是抒情诗，他的叙事诗也带有抒情色彩。杜甫诗的社会内容是通过一幅真实的生动的社会生活图画直接呈现的。因而容易被人认识，李白诗歌形象主要是诗人自己，而不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因而他的社会内容不容易被人认识。”我很赞同这些观点，不过需要进一步阐发。

什么是“主观诗人”呢？李杜诗歌创作对待主客观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先引几段古代诗论家的评论。

《唐末诗醇》称赞李白的七古诗：“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破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皮日休《刘枣强碑文》说：“言出于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

吴乔《围炉诗话》：“太白胸怀，有高出六合之气，诗则寄兴为主，非促然诗人之作也。”

元稹《与元九书》：“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 赵翼《瓯北诗话》评李白：“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又说“才气豪迈，全力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饰者争长。”我国古代诗歌注重直觉体味，以上这些论述都是从整体上把握李诗特征的。仔细品味，我觉得他们仍然是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说的。从主观方面，强调李诗的“神”、“气”、“奇”等主体性特征；从客观方面强调杜诗的“风雅比兴”（社会内容）。从主客观关系方面，强调李诗的主观统摄客观的气势和力量，以至达到主客统一，构成物我不分的高超境界。

一、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李杜创作的基本差异

作为“主观诗人”，李白诗歌创作的首要特征就是的他的主体性原则。

很多研究者喜欢用“感情强烈奔放”、“主观色彩浓厚说明李诗的主观性特征。我以为仅仅这样说还是不够的。杜甫也有很多感情强烈、抒情主人公形象鲜明的诗篇。萧涤非先生说：“他固然有大悲、大怒的时候，但也不是没有大喜的时候。为了更好更充分地表达出这些感情，在这种时候，他通常就使用七古这一诗体。比如《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板 》、《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有的写亡国之痛，有的写身世之苦，都是„长歌可以当哭的‟”（《杜甫研究》修订本，第12 页）。李白创作的主体性原则表现在：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和提升主体的作用，以至达到对客体（描写对象）的驾驭、征服的程度。我们举他的《蜀道难》来说明。理解这首诗应该紧紧抓住诗人形象这个主体，仅仅把本诗理解为描写奇丽的山川景象，或者在诗歌的寓意上过多猜测都会影响对本诗精神的把握。我们看到，诗人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用意正在于处处暗示诗人形象的存在。这首诗出现的一系列动词，如“嗟”、“扪”、“抚”、“坐”、“问”、“见”、“听”等都表明诗人置身其中（尽管是在想象中）。诗人面对险峰绝壁，时而惊叹，时而赞赏，毫无惧怕心理。他是用整个身心去拥抱这自然景观的，越是赞叹高山大川奇绝,越是显示诗人形象的高大，显示诗人的气魄和意志。诗人把奇山深山、飞流急湍、古往今来、神话传说全部统摄起来任意驱遣。自然景物已不再是描绘刻划的对象，而是诗人意志和情感的化身和再现，客体（描写对象）已被主体（诗人）消融于自身。正是在这样的主体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读者的情绪也激昂起来，获得极高的美感享受。

李白诗歌的整个特征决定了诗人抒情和描写的一些重要特点。他不是将描绘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而是把它打碎，加以咀嚼，再用感情的线索把它串通起来；他抒情的方式是尽情倾泻、恣意挥洒，不受诗歌结构形式的牢笼。有的研究者认为李白诗歌表现出“跳跃式”的结构式的特点，这仍是一种表面的看法。我们再看《梁甫吟》，诗写李白受挫后的愤懑和对理想的期待。如果说《蜀道难》还有一个奇险山川作为抒情表象的凭借物，那么，这篇《梁甫吟》已经没有完整的客观的事物作为依附体了。它通篇用典，古往今来，上天入地，尽情驰骋，任思想感情的发展，时而奇幻惝恍、深不可测；时而风和日丽，春意盎然；时而险象环生、浊浪翻滚。这一切都在诗人这个主体的包举之内。沈德潜说：“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沈德潜是从诗的结构形式上说的，其实这个“迹”还是有的，这就是诗人思想感情发展的“痕迹”。

李白诗歌的这个特征是和杜甫大异其趣的。探索一下杜诗处理主客观关系，我们发现，诗人在描写方式上是把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作深入细致的刻划；在抒情方式上是把个人情感渗透于描写对象之中，即所谓“寓主观于客观”。赵翼在《殴北诗话》中说他：“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十二分。”试以《丽人行》说明。诗作于天宝十二载春，讽刺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借以反映君王的昏聩和朝廷的腐败。这首诗刻划细致入微、态度严肃认真、叙事有条不紊，甚至对丽人的体态意态和服饰肴馔等细节的描摹都历历可见，明显体现出客观性的特点。诗人正是在这样的一本正经的描述中达到讽刺的目的。正如浦起龙所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我们再看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和李白的《蜀道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出现了诗人的形象。但杜甫的这首诗，尽管感情很强烈，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很鲜明，但在描写上依然层次分明。他从风吹茅屋写起，接着写茅屋“洒江郊 ”、“挂林梢”、“沉塘坳”；从群童的盗草到诗人无可奈何的情状；从夜色的降临到自己一家人雨夜之中的窘状，由此推而广之，最后发出“大庇寒士”的感慨。诗的脉络十分清楚，描述对象也是完整的呈现的，诗人的抒情是通过真实生活画面的描绘体现的，这和李白那种大气包举、咳吐自然、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特征判然有别。

二、征服现实和关注现实——李杜创作精神的差异

程千帆先生说：“他（指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以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气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相成的。”（《唐诗鉴赏辞典序言》）程先生指出了李杜创作精神的主要差异。杜甫直面人生，忧国忧民；李

白也不满现实，他虽然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它。那么，李白是如何征服现实的呢？直接反抗现实社会制度对诗人来说是实际的，他只能采取在精神上征服现实的态度，通过梦境、幻境、倘佯山水甚至醉酒生活，超尘脱俗，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这是李白诗歌特多这方面题材的重要原因。他自称：“常时论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赠

南平太守之遇》）他一生热爱山水，常常达到梦寐以求的境地：“余尝学道穷冥荃，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忆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觉时枕席非碧山，侧身西望阻秦关。”（《鸣皋歌送岑微军》）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对梦境和仙境的描摹都很细致（李白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反而不那么细致）。诗先写天姥山的气势，以为各种瑰丽奇险境界的出现作铺垫，在梦境和仙境中，诗人是自由的和快适的，你看他飘然飞渡镜湖，在湖月的映照中来到剡溪，穿上自己仰慕的诗人谢眺的木屐，在渌水荡漾声和猿啼声中登上青云梯（在李白诗中，猿啼往往和诗人的喜悦心情联系在一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证）。诗人爬到山的半壁时，眼前出现的一轮海日，耳中听到的是天鸡的鸣叫，来到山上，置身幽深的山路，面前是一片烂漫的山花，诗人应接不暇，倚石暂作休憩。忽然，各种神灵异物纷纷出现，打破了仙境的宁静，整个仙界热闹起来，虎、熊、龙都起来了，迎接它们的是个“訇然中开”的洞天福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群仙列队前来，在日月和金台、银台的映照中，光彩夺目，异彩纷呈。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诗人猛然醒来，幻境全然消失，只感到冰凉的枕席的存在，他不禁长叹一声：“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如流水。”梦境仙境不可得，只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去到那山水中寻找适

意的生活了。然而在山水中就能摆脱现实的“牢笼”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诗人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遂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慨的长叹。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的主观意图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

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其实李白的本意应该是，能够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古往今来的一切其它事物（包括功名利禄）又算得了什么？不过象那东逝的流水毫不足惜。诗人越是把梦境仙境描绘得十分惬意，越是显示出现实生活的不惬意。当这种仙境和梦境迅速向下回落时，那巨大的落差产生的强大的精神能量，强烈地感染着和刺激着读者的思想情绪，使读者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中，认真思索其中蕴涵的深刻的社会问题，这正是李白诗歌的力量源泉所在，也是李白的独特之处。这和杜甫诗歌直接呈现社会现实，深入揭示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殊途同归的。

杜甫的创作，目光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无论是叙事纪行的，还是抒发情怀的，大都伤时忧国，缘事而发，有着丰富的社会的政治的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通过一部杜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由胜转衰的历史轨迹、种种表现和历史原因，诚如浦起龙所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寄焉者也。”（《读杜心解》）杜诗有史诗的美称，决不是偶然的。

杜甫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现象作典型概括和深入细致的刻划来完成的，和李白那种超脱现实又反过来征服现实的态度是相反相成的。徐而庵说：“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说唐诗》）说得就是这种差异。我们试读他的《兵车行》，这首诗写边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诗一开始就勾勒出车马喧嚣、行人急走匆匆、亲人哭喊送别的 悲惨场面，接着通过对话揭示出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家破人亡的深哀剧痛。诗人的感情是强烈的，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注是深切的，然而个人抒情却不是放纵的，而是通过场面的描摹流露出来。诗人悲惨哀悯的感情高度浓缩在他所塑造的典型形象之中并且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形象，诗人的情感在形象包蕴中不断回荡撞击，我以为这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原因。

李白创作则表现出主体性特征，诗人驰骋造化，大气包举、壮浪纵恣、感情喷薄而出，表现出豪放不羁的气势，在这种主体性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也曾达到主客统一、物我不分的自由状态，这时诗人的精神解放了,表现出一种“逍遥人外，蝉脱尘埃”的高超境界，这是否可以说是形成李白诗歌豪放飘逸风格的基本原因呢？

三、实现人生自由和实现理想政治——李杜创作追求理想的差异

李白与杜甫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都表现出对理想政治的执着追求。李白一生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相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付

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但是我们看到，在理想政治的实现途径上和理想层次的追求上，李白和杜甫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李白自视很高，他常以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不屑走一般士子所走的科举做官的道路，而是要一跃而为宰相，实现政治理想后又功成不居，“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这种思想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在李白身上的反映。其实，李白在追求政治理想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被李白当作实现自我和实现自由的方式，“入世”肯定自我价值，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出世”摆脱对“自我”的束缚，达到自由适意的人生理想，“入世”和“出世”都统一在对自由追求的大目标下，实现自我和追求自由在他身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李白的独特之处。

李白的这个独特性还不屑在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推崇上。在李白诗歌中经常出现鲁仲连、谢安、诸葛亮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这些人物不但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表现出对自己才能的高度自负，不屈于人而要人屈于己的风采，表现出贪恋功名利禄的高尚品质，这是李白所特别心向往之的。

李白与杜甫对从政失败的态度也是颇有差异的。杜甫入仕的道路非常艰难，他三次科举考试都失败了，转而把目光投向皇帝，因进献《三大礼赋》得到皇帝赏识，才获得一个小官，却始终没有得到展示政治才能的机会。杜甫从政失败后，更加执着追求理想政治，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目光更加深邃锐利，感情更加沉郁悲怆，写下了大量反映现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诗篇，艰难反而玉成了他，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李白从政失败后，转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获得精神的解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游历过程中,诗人不断升华感情、净化心灵，强化自然和仙境的美好，以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求得精神对现实的征服。他的诗篇反映的社会内容虽然没有杜诗多而深刻，但李白诗歌给予人的精神影响却是超越时代，深广久远的。有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李白诗歌的这特点，却用拔高李诗社会内容的方式，以争得李白和杜甫的平起平坐。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就没有超出扬杜抑李的藩篱。“扬杜抑李”论者正是从这方面来立论的。《屠纬真文集》说：“

或谓杜万景皆实，李万景皆虚，乃右实而左虚，遂谓李杜优劣在虚实间。” 赵次公《杜甫草堂记》竟至说：“白之诗在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倒是王琦很有眼光：“一以国为忧，一以自适为乐，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效比而同之，而以为优劣耶。”（《李太白文集跋》）

那么，李白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基础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李白是受到庄子思想深刻影响的诗人。龚自珍说：“庄骚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屈原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积极用世；庄子主张自然无为，追求超脱现实的自由心境，这两者本是一对矛盾，李白却很好地统一于一身。庄子强调以道观物：“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贱。”庄子据此主张，在与“道”合一的境界中，大小夭寿，无所轩轾。他认为要通过“坐忘”才能达到这样的自由境界。这种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也就是他所谓“恶乎待哉”的逍遥。李白的自由思想可谓和庄子思想一脉相承。试读他的《日出入行》：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之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

鲁阳何德，驻景挥戈？

逆道违天，矫枉实多。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表达了李白的唯物主义思想，表现了李白尊重客观规律的观点。我觉得，本诗表现出李白对宇宙之无限与人生之有限的哲学思考。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主张自由是对于具有必然性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态度、心境和境界，也就是对人生现实要有一种宽广旷达的自由胸襟也÷和胸怀，海德格尔甚至认为，这种胸怀要在对死的领悟中才能达到。可以说李白是达到这种境界的诗人：“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在这种状态中，个人和宇宙、人与天合二为一，自身成为宇宙的化身，人不在受任何外在的东西限制，在这种体验中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外在的东西了。

第三篇：论李杜诗风异同及原因

论李杜诗风异同及原因

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唐代的经济发展导致了文化的繁荣，同时，政治比较开明，各种思想也兼容并存。这些都形成了唐诗发展的基础。加之唐代以科举取仕，诗赋是进士考试的主要内容。文人学子都以此为进身之阶，求取功名而得登入仕途，因而更加促进诗歌的创新和发展，使得唐诗创作盛况空前，异彩纷呈，而成为文学艺术的最高峰。唐代诗人辈出，有重大成就者多逾百人。学习唐诗，就不能不深切关注李白和杜甫这两位伟大诗人，他们是唐代诗坛上突出的两颗灿烂明星。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是自唐代以来一千多年文人和诗人景仰的楷模，学习的榜样。我试图以个人浅陋的理解，对这两位大师的思想倾向和作品风格，作不成熟的探讨。

一． 创作思想

李白写任侠、求仙学道，写祖国的壮丽山河，抒发个人失意的不平，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深刻的、是那些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的诗篇。杜甫也写祖国的壮丽河山，也抒发个人的失意的不平，也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为动人的，则是那些描写贫富悬殊、战乱灾难、生民疾苦的诗篇。那些诗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他之被称为“诗史”，不为无因。

究其深层原因，不得不说道两位的出生时间和成长背景。李白比杜甫长十一岁。但这是很重要的十一年。李白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以前；杜甫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爆发、也即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以后。加上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他们诗歌反映的生活内容是有区别的。李白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祸乱酿成之前暴露和抨击了当时的黑暗政治；而杜甫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则在于祸乱既起之后，反映了国家忧患和人民疾苦。

李白的整个青年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就是历史上所称道的开元盛世。处于经济和文化繁荣的盛唐社会，给了他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建立非凡功业的理想。他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看生活，似乎不世功业，唾手可得。但当他去敲仕途的大门的时候，呈现在他面前的，不仅是盛唐社会的繁荣，而且有它的腐败与黑暗。唐代社会正从它的高峰上衰落下来。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李白要去实现他那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他开始时是希求援引，以一登仕途，但未能如愿；后是应诏进京，供奉翰林，而不久即被排挤出京。前后两次进京，对于朝政的腐败与黑暗，他都看到了。在诗中强烈地反映了他的愤愤不平。

杜甫的青少年时期虽也受到盛唐文化的熏陶，有着建功立业的非凡抱负，但是他的长安十年，正是安史之乱的前夕。与其说他曾经看到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不如说他更多地认识到衰败到来的危机四伏。而且，接着，他便被卷入战火之中，面对满目疮痍，而流徒奔波。由于生活的困顿与乱离的经历，他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并且对他们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杜甫也写了不少暴露黑暗政治的诗，但他写国家灾难和人民疾苦的诗，占有着更大的比重。他写了有名的《三吏》、《三别》，对战乱中人民的悲惨生活，作了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描写人民苦难的同时，他还真诚地在诗中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希望有人能够叩君门以减征赋，能够息兵以休养生息。例如，乾元二年，杜甫从秦州去同谷途中，路过凤凰台，写下了《凤凰台》诗，幻想着以自己的心血去哺养受饥的雏凤，让它长大后自天衔瑞图，降祥瑞于国家，“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当时，杜甫正在饥寒途中，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疾苦，一片心愿，只有借助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 创作风格

有人说，杜诗多泪，李诗溢酒。以雄奇浪漫见称的李白和以精练现实著称的杜甫，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对比。前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梦游天姥吟留别》，吴越古地，山雄水淼，作者踏碧波，寻仙尘。一会儿半壁海日，天鸡啼鸣，一会儿熊咆龙吟；有忽而霓衣风马，虎瑟鸾车。入梦出梦，肆意汪洋，想象夸张似云中神龙，极现遒劲盘曲的整体。那傲岸独立的气质，那不摧眉折腰的宣言，让人读来为之倾倒。再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破屋》，茅飞，秋风掠堂，夜里轻迫，彻夜无眠。面对此情此景，读者也要落泪而泣之，然而杜甫之“圣”就“圣”在以切身的苦难，推及“天下寒士”，愿以“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代价，换取“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让人真正领略到了一个圣人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让人看到了“穷亦兼善天下”的品格。

“仙”也好“圣”也好，都难脱世事的愁苦。李白《将进酒》“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抒愁入黄河之水，忽一句“天生我才必有用”，竟将抒愁转成言志。李白的诗总体感觉痛而不伤。而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尽是对沧桑世事的深沉感谓。老友相逢，既对往日眷恋，又充满无奈的苦笑。

由此观之，李诗妙境在虚处，而杜诗妙境在实处。虚则以气韵见长，浑雅而暗蕴空灵；实则以意境见佳，精干而深析透辟；李诗美在情辞，所以比较丰腴；杜诗美贯平实，所以较为遒劲。

三． 艺术风格

李白的诗歌有一种清雄奔放的美。他的诗表达的感情往往是壮大明朗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则是爆发式的。他不是在那里娓娓动人地叙述或缠绵悱恻地抒情，而是火山爆发、大河奔泻一般，把感情倒出来。他常常是一气直下，大有欲止不能之势。他的诗，想象十分壮丽，而且常常瞬息万变，驰骋于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来去无踪。前人说他“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指的正是这一点。李白的诗，境界往往十分开阔。你看他写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五老峰：“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境界何等壮美！

杜诗的风格特色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首先表现为深沉忧思的感情基调。在这深沉忧思里，蕴含着一份优念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所以显得阔大深远。杜甫表达感情的方法是波浪起伏、反复咏叹、百转千回。往往感情要爆发了，却又折回去，在心中回流，象有一座感情的闸门阻拦住，让感情在受阻之后再缓慢流出，因此那感情的抒发，也就显得更加深沉。他有一首《登岳阳楼》，开首是：“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写登楼所见的一派壮阔景色。接着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可以看出，面对洞庭湖的壮阔景色，他骤然百感交集：对于身世苍凉、老病飘泊的伤怀；对于离散亲朋的眷念；对于国家灾难与人民疾苦的忧虑，全都涌上心头。看来这百感交集的强烈感情就要爆发出来了，但是没有千言万语，只说出了一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强烈的感情没有一一毕陈，闸门只微微启开，汹涌的感情的海只涌流出一股潮水。但这已经够了，虽然只这一句，却已经把心中没有吐露出来的感情份量全都包含进去了。在感情抒发上给人以回流起伏之感。波浪起伏、百转千回、反复咏叹，在《秋兴八首》等诗中表现得更为典型。

无论如何，李白，杜甫，是诗史上独立的磁极，将永远吸引后世爱诗爱美的人们。

第四篇：以《兵车行》为例,分析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

以《兵车行》为例，分析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

沉郁，指情感的深厚、浓郁、忧愤、蕴藉，指其诗以精练的字句表现广阔的意境，进而反映深刻的社会现实和深沉苍凉的感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

顿挫，从字面上看，就是指语意的停顿挫折（间歇、转折），也就是指其诗语言、韵律曲折有力，平仄、叠词等方法的独特运用使其诗音节铿锵，愤激难抑。

《兵车行》全诗按记事记言分为两部分。记事部分描写行人出征、亲人哭送、尘埃遮天盖地、哭声直上云霄的悲惨场面。特别是对家属们奔走拦道，牵衣顿足而哭的情景稍作几分速写，以大笔渲染出漫天黄尘，读之便觉车声，马嘶，人喊，在耳边汇成一片纷乱杂沓的巨响。诗歌通过提炼少量最典型的细节概括统治者多少次征丁造成的百姓妻离子散的悲惨场面，充溢着沉痛忧愤的激情。

记言部分从兵役和赋税两方面写“行人”对不义战争的控诉。其中“点行频”三字是问题的核心，“北防河”、“西营田”、“还戍边”从服役地域之广、任务之繁来说明“点行频”，反映出“行人”对征兵的强烈不满。“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梨，禾生陇亩无东西”的血泪控诉，则揭示了开边战争给后方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字里行间，传达出作者对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战争价值的深深疑虑。

全诗或三字句渲染紧张氛围，或五字句变换节奏，或七字句表达沉重心情，或刻画场景，或叙事，或书愤；多次换韵，或一韵一事，或一个场景。记事部分刻画众多“行人”的情态，为记言部分作铺垫；记言部分描写一个“行人”的控诉，是记事部分的深化。记事写人哭，记言写鬼哭，前后呼应，相互映衬，使全诗形成一个整体，笼罩在一片悲剧气氛之中，体现出杜甫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第五篇：诗风词韵

从我记事开始，就经常听到一些通俗易懂的诗词文章，虽是少不更事不甚了了，但耳熟也能详，什么“春眠不觉晓”、“锄禾日当午”，又什么“离离原上草”还有《水浒》里老百姓的打油诗“赤日炎炎似火烧，王孙公子把扇摇”之类。什么诗风词韵，小时候我的感觉无非也就抒情写意，小文人玩的一种文字游戏而已。

长大一点上了初中，接触了一些课外读物，看了一些小说才知道，诗风词韵含义还大着呢，比如我看《说岳全传》后就知道诗词还可以言志，象岳飞就可以写《满江红》，说他要踏破贺兰山缺，直捣黄龙府，还要抓紧时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哎哟哟不得了，“精忠报国”本已将岳飞的英雄形象牢牢地刻在我的脑海了，再看到这激情澎湃的《满江红》词，更是崇拜了。

高中时期，学了一首诗让我觉得有点晕，总觉得太深奥应该是《诗经》里讲的吧，没怎么去理解就搁置起来，一放就是二十年，最近有所触动，再仔细看看原来的那首诗，原来作者是杜甫，诗名为《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还是晕，那不就一首唐诗嘛，可以前对杜甫的印象就是一个落魄之辈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不都是他说的吗？还有就是，押韵怎么会是仄韵？唐诗好象应该都是平韵的吧？再说这家伙老是不得志，还能写出这么激越的篇章吗？翻翻历史，书本明白无误地告诉我：没错，小子，好好学学吧。

这诗说来也太直白了：人称“岱宗”的泰山最近怎么样啊？不是很清楚，但听说山东那边一直绿着呢。那就去看看呗，哇！真是不得了，那景色是分外神秀妖娆，一边是昏天黑地，一边是春光明媚恍如阴阳分割，对比之下是那么清晰强烈。山间的层云就像我心中激荡的豪情哦，可远远看去，怎么有归鸟来入林了？有机会我一定到最高的地方去，那时候我就会对边上的群峰拍拍肩膀说，小兄弟们要努力哦，有本事向我看齐！佩服佩服，好一副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慷慨情怀！好能吹的杜甫，怪不得我原来会那么晕，呵呵。

那宋词也不光能言志，还可传情的。那小男人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迷倒了多少痴男怨女，就如今年的小沈阳倾倒了不计其数的的善男信女他的粉丝，哈哈。还有就是那南唐的亡国小皇帝李后主，虽然没有秦皇汉武的英明神武，政治失意且无甚作为，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落寞，“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甚事？”的天真同样可以传唱至今。

诗风词韵，萦绕我们的美梦，寄托我们的理想。说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就是成吉思汗，也不过只识弯弓射大雕而已！那可是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哦，以后我们都要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