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浪漫主义诗风与漫游的关系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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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李白浪漫主义诗风与漫游的关系课件

论李白浪漫主义诗风与漫游的关系

【内容摘要】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天才诗人,他的诗歌境界广远,形象巨大,风格飘逸,极具浪漫主义精神,他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和他生活的时代、自身的思想、性格以及生活经历,特别是漫游分不开的,游历生活明显地促使了他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

【关键词】李白;浪漫主义;游历;儒家、道家、隐士、游侠思想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生于碎叶城(当时属安西都护府),后迁居四川。青年时代开始游历。天宝初年,进入长安,贺知章一见,称其为谪仙人,荐于唐玄宗,封为待诏翰林。后受同僚排挤,离开京城漫游江湖间。“安史之乱”时被永王李璘聘为幕僚。璘起兵,事败,白坐流放夜郎(在今贵州省)。中途遇赦,至当涂依李阳冰,未几卒。终年62岁,是唐代著名诗人,终其一生共留诗篇900余首,有《李太白集》。李白是我国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誉为“诗仙”。其诗豪迈瑰丽,诗里有超越现实的幻想,也有对当时民生疾苦的反映和对政治黑暗的抨击。他的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有机的统一和体现,而游历生活则是促使他浪漫主义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李白思想、性格形成的背景

李白豪放不羁,从小接受的就不是严格正统的儒家教育,又有习剑任侠、学道求仙的经历,所以他的思想极其驳杂矛盾:“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李白的儒家思想,经自身变形走样,已带有他鲜明的个性色彩。他对自己才能的自负自信,对不世之功的渴求及及他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游说干谒方式,都留有纵横家的印记。

李白的浪漫情怀是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分不开的。据《新唐书》记载其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皓)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实际上同宗。幼年时期,李白和他的父亲李客迁居到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

李白少时家境富裕,好任侠,且喜纵横,而他所生活的绵州地区自汉末以来一直是道教活跃的地方。因此,李白从少年时就经常去戴天山寻找道观的道士谈论道家经文。中年时期他还专程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紫极宫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 成为道士。这为他后来思想上的道家的无为奠定了基础。

另外,李白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正是唐王朝国力最为繁荣富强的时期,国家的富强,山河的壮阔更激发了他强烈自豪感,开阔了李白的胸怀,使他的作品具有超越他人的磅礴气势,是他诗歌浪漫风格和意境开阔的基础。

二、李白的生活历程与漫游 ㈠前期的游历

青年时代的李白爱好辞赋,剑术和豪饮,博览道家、诸子百家奇书,喜好纵横术,使他养成了思想上的狂放不羁,傲岸不群的游侠精神,这注定他一生不愿走科举正途,而要走隐士兼侠士而成名士的独

特之路。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24岁的李白自觉学有小成,于是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李白的游历第一站是六朝故都金陵,此地江山雄性, 虎踞龙盘, 六朝宫阙历历在目。这既引起了李白许多感慨,也引起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强烈自豪感(此时的大唐帝国正是鼎盛的开元盛世),他认为这六朝故都已呈一片衰颓之气,远不及今天的大唐盛世,天下一片太平景象。这是李白诗歌当中强烈的浪漫主义情感产生的物质基础也是感情根源。

在此期间李白身上的侠客情怀得到激发,怀抱满腔的报国志写下了著名的乐府诗《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閤下,白首太玄经。

诗人的游侠思想在这首乐府诗中得到的深刻的体现。尤其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两句深刻体现了李白功成身退的侠客和隐士思想。

金陵的帝王霸气虽已消亡,但金陵儿女的热情接待却给李白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李白告别金陵时,吴姬压酒, 金陵子弟殷勤相送,频频举杯劝饮,惜别之情如东流的江水, 流过了人们的心头, 使人难以忘却。李白的善饮和洒脱也让世人留下了深刻记忆,此时他的作品主

要有:

《登金陵凤凰台 》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金陵酒肆留别》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李白离开金陵后沿江前往扬州,扬州当时是一个国际性商业大都市。李白从没有看到过如此热闹的城市,在这里他充分领略了大唐盛世的繁荣强盛,这更激发了他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然而此时的李白仍然没有找到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在淮南病倒了。卧病他乡, 思绪很多,既感慨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渺茫, 又深深地思念家乡,唯一能给他带来点安慰的, 便是远地友人的书信。

病愈后李白又来到了姑苏。这里是当年吴王夫差与美女西施日夜酣歌醉舞的地方。李白怀古有感, 写了一首咏史诗《乌栖曲》。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

这首诗后来得到了贺知章的赞赏, 称其可以泣鬼神矣。李白由越西归, 回到了荆门。在荆门李白一待就是三个月,虽然思乡心切但是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任然没有实现。所以李白就继续游历。

首先他来到了洞庭湖,在江夏结识了僧行融。又从僧行融那里了

解到孟浩然的为人,于是便去襄阳拜见孟浩然, 由此写下了著名的五律诗

《赠孟浩然》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诗的风格自然飘逸,描绘了孟浩然风流儒雅的形象,同时也抒发了李白与他思想感情上的共鸣。

不久,李白到了安陆, 在小寿山中的道观住了下来。隐居于此并非长久之计,他仍然想寻找机会, 以求仕进。隐居时李白开始以干谒游说的方式结交官吏, 提高自己的声誉。很快他的文才得到了武后时宰相许圉师的赏识, 便将其招为女婿。李白与夫人许氏在离许家较近的白兆山的桃花岩下过了一段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李白的建功立业的意志并没因此而消磨,他以安州妻家为根据地, 又几次出游, 结识了一些官吏和贵公子。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 李白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忠,终于使他有机会接近统治阶级的上层。

第二年即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唐玄宗在长安郊外狩猎,李白正好游历到长安,他向唐玄宗进上《大猎赋》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赏识。

他的《大猎赋》希图以大道匡君, 示物周博, 而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 幅员辽阔, 境况与前代大不相同, 夸耀本朝远胜汉朝,并在结尾处宣讲道教的玄埋, 以契合玄宗当时崇尚道教的兴趣。

李白这次在长安还结识了贺知章.李白有次去紫极宫,在那里遇见了贺知章,他早就拜读过贺老的诗, 这次相遇立刻上前拜见, 并呈上袖中的诗本.贺知章颇为欣赏《蜀道难》和《乌栖曲》,兴奋地解下衣带上的金龟叫人出去换酒与李白共饮,李白瑰丽的诗歌和潇洒出尘的风采令贺知章惊异万分竟说:“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到了人间?”于是李白就此获得了“谪仙人”的称号。

李白原以为能借助贺知章的引荐就此得到重用,然而这次相遇并没有使他建功立业的理想得到落实,仍然没有机会出仕。他的心情有些失望并有点愤懑。往王公大人门前干谒求告, 也极不得意后来于是只有发出《行路难》的感慨。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诗人“停杯投箸”、“ 拔剑四顾”,诗人停止了倒酒,扔掉了筷子,拔出了长剑,四处不停地环顾。这些反常的行为贴切地写出了诗人在京城受挫后苦闷抑郁的内心状况。但我们的诗人,向来豪迈,他习惯用积极的眼光,坚定的信念,宏伟的抱负,去寻找他希望的所在。他坚信终有一天,他的横溢的才华定能得到尽情地舒展“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以姜尚的典故激励自己,也体现了李白豪迈的情怀,其浪漫主义风格初见端倪。

终于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贺知章和玉真公主的交口称赞,唐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 对其十分仰慕, 便召李白进宫。玄宗与李白畅谈,问到一些当世事务, 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得到玄宗的赏识,令李白供奉翰林, 职务是草拟文告,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从, 利用他敏捷的才思赋诗纪实。虽是赏识却沦为皇室宴请郊游饮酒作乐的工具,同时因受皇帝赏识也受到同僚的嫉妒和排挤。诗人希望得到任用为国一展抱负的理想并没实现。

㈡后期的游历

不久,诗人就离开了京都,继续他的游历生活。因而遭到朝廷的冷遇和打击。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愤世嫉俗,“一声好入名山游”足迹遍及蜀中、黄河、江淮、浙江流域的名山大川,到处寻访名山胜水,以“此行不为魲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的激情,和“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的气概,揭露黑暗,鞭挞时弊,写下了奇彩纷呈的山水诗作,李白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的夏天,到达东都洛阳遇到同样怀才不遇的杜甫,两人以平等的身份, 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并约好下次再会面于梁宋,一同访道求仙。

这年秋天两人如约来到梁宋,在这里李杜二人遇到了诗人高适, 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但三人都胸怀大志,志同道合,畅游甚欢, 评文论诗,谈论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在这年的秋冬之交,三人分道扬镳,李白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紫极宫请道士高天师授

道簏,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 成为道士。后来李白又到德州安陵县, 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篆的盖寮, 为他造了真寰。求仙访道, 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

再后,李白又到吴越漫游了几年, 漂泊不定.这时国家混乱, 情况一年比一年差。在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心情引导下, 他决计去幽燕(今北京一带)以探虚实。到了幽燕之后, 李白亲眼看到安禄山秣马厉兵, 形势己经很是危急自己却无能为力.安史之乱前两三年, 李白漫游于宣城、南陵、当涂、秋浦一带, 仍然衣食依人, 经常赋诗投赠地方官,求得帮助。此时面对国家危难李白写下了《秋浦歌》十七首,以抒发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其浪漫主义风格完全形成。

《秋浦歌》其十五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策发, 李白避居庐山。此时诗人始终存在着退隐与济世两种矛盾的思想,适逢永王李璘东巡,李白应邀入幕。后来,唐肃宗借口永王谋反,杀了永王,李白受牵连李白被流放夜郎,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行至巫山, 朝廷因关中遭旱, 宣布大赦, 规定死者从流, 流以下完全赦免终于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朝发自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

《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上元二年, 己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 他的生活相当窘迫, 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上元三年(公元762年), 李白病重, 在病塌上把手稿交李阳冰,赋 《临终歌》而与世长辞, 终年六十二岁。

《临路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三、李白的浪漫风格成因小结

终李白一生,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个出生于富贵家庭的天才诗人青年时代是满怀豪情壮志,既羡慕古代游侠、刺客们的侠义之举,想像自己也能像那些古代侠客一样功成身退,又能感受到当时国家的繁荣富强,所以他的诗歌首先抛开了生活上为生计的烦恼羁绊,而能将“济天下”这一理想体现出来;其次李白少年时代受生活地域崇尚道教的思想影响,使他对一切功名利禄看的很淡然对道家的清净无为思想理解深刻;再次李白生活的青壮年期间目睹的都是大唐盛世的繁荣富强,所以他才会有比别人更广阔的胸怀和气度,其诗风才能做到浪漫飘逸;最后,作为一个文人,李白骨子里的那种对陶渊明等的隐逸思想的推崇使他又具有隐士的品格。

综上所述,李白青年时代生活环境的浓郁的道家风俗,家庭教养和他豪饮任侠对古代侠客的功成身退的风范的倾慕以及效仿造就了李白不同于传统的人生轨迹,而游历生活则是他浪漫主义风格形成的

主要原因。李白以其天才的艺术创造力,丰富了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发展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和技巧,开拓了诗歌艺术的新境界,他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对后世的影响巨大。

【参考文献】 [1]王琦集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57年第一版。[2]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第一版。

[3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月北京第3版。

[4]袁行霈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5]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6]王许林.论李白山水诗的内在意蕴[J],中国李白研究,1990,(下).[7]龚自珍.最录李白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8]张家骐.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简论李白山水诗 齐鲁学刊,1992年 第05期.

第二篇:古代文学——浅析屈原与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及其继承关系

浪漫主义诗歌的巅峰之范

——浅析屈原与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及其继承关系

浪漫主义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各个方面,主要有小说、诗歌、戏剧等,其中在诗歌中取得较多的发展。屈原而降,才人代出,曹植、阮籍、鲍照、李白、李贺、苏轼、陆游等诗词作家,各以其不同的题材和风格为古代诗歌增添了浪漫主义的光彩。其中屈原和李白则位于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群山中的主峰之巅。本文主要从屈原和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及李白对屈原浪漫主义诗风的继承发展两大方面来谈谈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史中的这两座巅峰。

一 屈原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成为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的源头。

屈原的骚体诗,是浪漫主义的典范作品。对理想的热烈而执着的追求、爱憎情感火山爆发式的自我倾诉、献身祖国的赤胆忠心,都在奔放的辞句、宏大的结构中被容纳。《离骚》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浪漫主义抒情诗,诗中无论是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还是一些事物特征的描绘,诗人都大量采用夸张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神话传说的充分运用,展开了多彩的幻想的翅膀,更加强了《离骚》的浪漫主义气韵。比、兴手法的运用,在《离骚》中是非常多见的,如他以香草比喻诗人品质的高洁,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以驾车马比喻治理国家等。诗人大胆地驰骋想象,糅合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现象与自身遭遇,创造了一个个前无古人的神奇瑰丽的幻想世界。屈原的作品具有卓越的独特个性。这种浪漫主义特色的形成,同楚国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楚国巫风盛行,朝廷和民间祭祀都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娱诸神”。这种带有原始宗教气氛的乐歌,自然是产生浪漫主义杰作的温床。例如《九歌》,其前身就是沅湘一带民间的祭神歌曲。从《诗经》的现实主义到屈原的浪漫主义,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屈原的骚体诗,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诗经》的比兴较为单纯,而《楚辞》的比兴具有象征的特质,往往成为一个形象的系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比兴就是范例。楚地本是泽乡山国,其间颇有叠波旷宇、崇山秀岭,这些江山的光怪之气足以摇荡心灵、催发丽辞伟句。骚体诗冲破《诗经》四言诗的固定格式,句式加长而灵活,篇章放大而严密,词采绚丽而贴切,是《诗经》之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

屈原在艺术上的最伟大的成就和影响,不仅是他继《诗经》以后,以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而且为我国文学开辟了另一影响深远的传统,从而影响了另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

二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

李白自觉地继承了屈原以来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加上他的天才和勤奋,创造出独特的李白风格。接下来笔者将通过具体诗例的分析阐述李白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浪漫主义风格。

1、生动的比喻和奇特的夸张

李白反映生活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他常常采用奇特大胆的夸张和生动的比喻,把诗写得气势奔放,感情浓烈而又迷离惝恍。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其十五)中的第一句“白发三千丈”作了奇妙的夸张,一个人七尺身躯,而有三千丈的头发,这本是不可能的。这里诗人实际是以高度夸张的笔调抒写自己无限苦闷的愁怀。在李白的眼中,长江,是“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黄河,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并不高峻的天姥山,却是“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梦游天姥吟留别》);未必真有那么险峻的蜀道,竟是“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这些大胆奇特的夸张,使他的诗句气势磅礴,惊天动地,非同寻常,令人读来荡气回肠,却又全不见其锤炼之迹。李白实不愧称之为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2、丰富的想象

李白诗歌的另一重要成就是他的丰富和惊人的想象力。他的诗可以说是纵放自如,想落天外,上天入地,真幻参杂。奇特的夸张,瑰丽的色彩,神话故事,轶闻传说,熔铸于他的诗篇当中。然而他的诗句又不假雕饰,飘逸豪放、雄奇洒脱。先看《蜀道难》:“„„噫吁呼,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这首诗是李白积极浪漫主义的杰作,也是最能体现他诗歌雄奇奔放风格的名篇。作者将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与神话传说紧密结合,再现了蜀道峥嵘、强悍、崎岖等奇丽惊险和不可凌越的磅礴气势,也给诗增添了神秘奇幻的色彩,读来令人心潮激荡、赞叹不已。另外,李白诗歌的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如《:梁甫吟》、《古风》“西上莲花山”分别通过幻想方式来表现自己在长安受到谗毁和安史叛军对中原地区的蹂躏《;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则借助于神话传说,构造出色彩缤纷、惊心动魄的境界。他的诗中,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往往是融在一起,实在是让人感到惊奇。

3、壮美的意象

众所周知,李白的诗可谓是意象万千,人们熟知的有“月”“、酒”、“雪”等意象,然而能突出表现他浪漫主义风格的除了这些觉的意象以外,还有许多更加壮美的意象“,与诗作的气魄宏大和想象力丰富相关联,李白诗中有很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这些壮美的意象不仅有着振撼人心的气魄,也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为他的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增光添彩,同时也成为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李白对屈原浪漫主义诗风的继承。

屈原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而李白也是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诗人。李白是继屈原之后中国古代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杰出代表,他曾有意识地学习屈原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

李白的诗篇,也是大量罗智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等入诗,构成一幅幅雄奇壮丽的图画。他的《梁甫吟》: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用攀龙游天,叩关不开,表现自己的冷遇,表现自己上天下地的求索精神,明显地呈现出学习《离骚》的痕迹。屈原的作品中有“康回倾地,夷界弹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的“诱怪之谈”,李白的诗中也有“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游泰山》)的奇想;屈原可以“托云龙,说迁怪,丰隆求亦妃,鹤鸟媒绒女”,李白也能“欲上青天揽明月”(《宜州谢眺楼别校书叔云》)。同时李白的《行路难》、《将进酒》等诗篇都以夸张的手法展现出浪漫主义精神和奇特的意境,这与屈原的作品有着相似之处。李白被认为是屈原之后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家,他的人生经历、思想意识、作品风格与屈原都有极其相似的地方,他认同屈原。对屈原的创作成就,李白给予很高的评价:“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而他的创作也明显受到了屈原的影响。

总的来说,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继承了屈原优秀的浪漫主义传统。包括对现实的反抗,对理想的追求;塑造抒情主人公形象,表达了强烈的思想感情;丰富奇特的想象力,超越现实的意境;独特的语言风格„„在此基础上,李白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不断创造,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这些成就,使他的诗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

第三篇:闻一多与郭沫若浪漫主义诗风比较(定稿)

闻一多与郭沫若浪漫主义诗风比较

闻一多与郭沫若是中国文学界不可忽略的两位文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巨大,他们的浪漫主义诗风有各自的不同,但同时又有相似之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闻一多原名家骅,湖北人,前期新月派的重要代表和新格律诗理论的奠基者。她的新诗创作主要集中在1920~1927年间,大部分收入诗集《红烛》和《死水》。1931年发表长诗《奇迹》后,便基本搁下了诗笔。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号尚武,沫若是她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是用的笔名,后以此为号。四川乐山人,从小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广泛涉猎。

闻一多处于抗战时期,曾在清华大学读了9年的书,后又去了美国留学,所接受的思想大部分都是来自外国,在留学期间,怀着对祖国的浓烈思念,写下了《太阳吟》、《秋菊》、《孤雁》等,更是写出了著名的《七子之歌》,留美的他在饱受思念之苦的同时,也慢慢生出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和悲愤,这是他诗风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郭沫若也去了日本留学数十年,在留学初期,深受王阳明思想影响,并接触到老庄哲学,孔子哲学,和印度哲学,感受到了清新恬淡的风味。后又喜欢德国诗人海涅、歌德等,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作,“对于泛神论思想感受着莫大的牵引”他还喜欢过康德尼采,并接受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以及当时颇流行的新浪漫派和德国新起的表现主义影响。这些对郭沫若的早期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闻一多的诗歌有对爱情和青春的咏唱,对大自然的赞美,袒露他早期做一个“艺术的忠臣”的心曲。后期的闻一多却是从诗境步入尘境最后被反动势力的暗杀谱就了一首壮烈的歌。他的《红烛》《死水》很能体现他的诗风,红烛时期他推崇丁尼生,追求唯美的色彩颇浓,重幻想与联想,显示出济慈的影响。而他的死水,以宁静的调子处理激动的情感,虽然首首诗中都有动荡的激情和浪漫的感伤,体现的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对于20年代新诗情感泛滥之弊,尽了药石的作用。他诗的理论核心内容是讲究“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了这些主张,红烛多为自由体,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也有唯美主义的印痕;死水则诗风明显变化,转向格律体,颇具新古典主义倾向,而现实主义精神也有增强。郭沫若就文艺思想而言,以浪漫主义为主,同时吸收了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主要特征是足尊崇自我,偏重主观,认为艺术史自我的表现,是艺术家一种内在冲动不得不发的表现,强调创作的天才、灵感和激情等等。他的《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杰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它的成功在于五四时代精神和诗人创作的高度融合统一,它最强烈而集中的体现了诗人呼唤新世界诞生的民主理想,充分表达了诗人对自我的崇尚和对自然的礼赞,显示了彻底破坏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夸张、激越的音调、华赡丰美的语言和浓烈瑰丽的色彩,赋予它浓郁的浪漫主义美学特征。女神中随处可见一个“开辟洪荒的大我”的抒情形象,他融着诗人的主观意志与美学理想,以突出的姿态和鲜明的色彩渗透在奇特优美的诗意诗境中,主要以直抒胸臆的姿态出现,在形式方面实践了诗人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资助的艺术主张,这是与他的让感情“自然流露”的诗歌主张相一致的。

闻一多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风形成,存在一些相同之处,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都曾外出留学,接触了较多的外国文学,接受了很多外国思想,又亲历了帝国主义对祖国的压迫与残害。可以说,他们的经历对他们的诗风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各种诗风的形成有很多影响因素,如时代背景,所处阶级,接触到的文学,接受到的思想,各自的经历等等。他们的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也受了这些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思想和所接触到的东西都不同,造成了同是浪漫主义诗风但又存在很大的不同和一些相同的原因。

第四篇:论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表现

论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的表现

——《唐诗三百首》选读论文

概述

李白诗歌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大胆地运用高度夸张的比喻,对眼前所见进行艺术的描绘,使形象具有扣人心弦的强大艺术感染力;运用各种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创造出特异惊人的艺术形象,使得许多浪漫主义诗篇具有豪迈的气势、昂扬的情调和非凡的意境,从而产生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关键词

李白 浪漫主义 诗情 比喻 夸张 语言特色

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史上灿烂夺目的篇章,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非常强盛,在艺术创作方面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收以及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唐诗就是盛唐艺术创作的典型代表。李白是盛唐诗坛的代表作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豪放飘逸作为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美学特征,已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在他的诗中,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而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具有如下几个突出表现。

(一)跳跃跌宕、大起大落的诗情

李白的诗歌往往都是在尽情的驰骋豪放不羁、奇情伟志的事件中表现出一种挥洒自如的幅度、极大的诗情诗意的跌宕。这种大起大落、跳跃流动的内在韵律,是富有个性色彩的抒情歌唱。例如其传世名篇《将进酒》,开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血。”以黄河骑行,联想到人生青春易逝难返,是大起大落之笔;“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等场景简直就是目中无人,喧宾夺主,快人快语之情态,极尽狂放洒脱;诗末以“万古愁”作结尾呼应“悲白发”,大开大合,诗人的感情像江涛海浪般奔流澎湃,诗情忽涨忽弛,忽悲忽喜,可谓行云流水。(二)超现实的幻想境界

当现实生活中的食物不足以形容、比喻、象征其思想愿望时,李白往往会借助非现实的神话和种种气力惊人的幻想。而这些浪漫主义诗作中,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让人感到高度的真实性。在读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些诗句时,人们不能不被诗人绵长的忧思和不觉得愁绪所感染。这便是李白诗歌传诵千年的魅力所在。

(三)高度的想象和奇特的夸张

夸张是浪漫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文艺创作中人人都能用到的手法。但,无疑强力的、高度的夸张才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特征。李白的夸张超乎常理,他大胆的运用夸张制造离奇意向,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把自己的形象思维驰骋于悠远的时间和旷邈的空间之中,而无所拘束。这显示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也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韵致的原因所在。而这些变幻莫测、发想无端的想象与喷发式感情表达方式相结合,通过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无端。

(四)明丽疏朗的意象

李白诗歌的意象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为明丽,一为疏朗。前者是就意象的色彩、格调而言;后者是就意象间的组合特点而言。二者又互为因果地统一在李白豪放飘逸的诗风中。李白喜欢明丽的色彩,不喜欢灰暗的色彩,追求一种明朗的格调。即使描写灰冷的景物,如“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梦游天姥吟留别》)也并不给人壅塞窒闷之感,相反却有一种昂扬、明朗的基调流贯其中。正由于追求色彩的明丽,格调的明快,李白诗歌意象间的组合有一种疏朗之气。同样,追求这种疏朗之气,又有助于明丽、明快之风的表达。

(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语言特色

李白诗歌,节奏疾徐变化、奔放洒脱,给人以一种荡气回肠的感受。这得益于他自由豪放的个性,和清水芙蓉般的语言。诗句应情而生,任情真率,似随口而出,毫不经意,却能出神人化,清新自然,这就是李白诗歌语言的清水芙蓉之美,好像根本不收诗歌清规戒律的限制。而这,正是以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为强大后盾。由于他能够从形式主义的诗风和声调格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思想来创作,毫无阻碍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瓯北诗话》评他的诗“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艺圃折中》把他比作为“矫矫焉不受约束”的诗中之龙,淋漓尽致的体现了他自由不羁的创作特征。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春夜洛城闻笛》)诗的语言冲口而出,仿佛是灵感爆发的瞬间,带着内心的感情一齐从胸中流出似的, 造语天然而又神气活现。这种天然浑成,出神人化的语言主要得力于真挚感情的自由抒发。

在李白的诗歌中,既有浩瀚壮观的瑰丽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的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既有“济苍生”、“安社稷”的宏伟理想,又有非凡奇特的浪漫主义色彩。李白的一生是政治上坎坷多折、壮志难酬的一生,但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不朽诗篇,“谪仙人”的风采,汪洋恣肆、舒卷自如、妙机天成的情韵是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饶卓颖,《从《梦游天姥吟留别》谈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南方论坛》2006年第4期

2、石岩,《好奇纵横坚守自我——论李白诗歌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承德职业学院报》,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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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彭树福,《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特质》,《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7年第12期

5、何宏晔,《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文教资料》,2010年第14期

6、王俊洲,《论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中国西部科技》,2010年第9期

第五篇:李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

李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

李白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及价值取向。我们可以从下列几点来比较李白和杜甫:

一、思想:

李白的诗,很多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 杜甫的诗,很多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所以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

二、风格:

李白经常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感情; 杜甫经常用刚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表现对社会实况的深厚同情。李白偏向于浪漫,杜甫偏向于写实。

三、擅长的体裁:

两人都能写各种体裁的诗歌,但李白的七言古诗和绝句写得最好,而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好。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李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

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他说:”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见解。”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作者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

二、对李杜优劣的再讨论

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本世纪上半叶 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所以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还认为:“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 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毛泽东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

三、李杜思想、诗歌艺术之比较

八十年代以前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

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接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奄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八十年代以后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李杜各方面进行比较的成果就越来越多了。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罗宗强的《李杜论略》。该书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李杜二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而且精见迭出。

在罗宗强著作同时或之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李杜比较的专题论文,如金启华的《李杜诗论的比较》、袁行霈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意象》、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萧瑞锋的《李杜异同论》、苏为群的《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吴光兴的《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作者还认为,八、九世纪之交至北宋王安石之前,李杜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壮大奇丽;从王安石开始,李杜不同,李为豪放,杜为沉郁。

李杜创作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裴斐先生在《李白十论》一书中说:“李杜创作的最根本区别,简单讲来,乃在于对待主客观的不同态度,用王国维的话说,李白属于„主观诗人,杜甫属于„客观诗人‟,杜甫擅长客观描写,代表作是叙事诗,他的抒情诗也带有客观色彩;李白擅长自我抒情,绝大部分是抒情诗,他的叙事诗也带有抒情色彩。杜甫诗的社会内容是通过一幅真实的生动的社会生活图画直接呈现的。因而容易被人认识,李白诗歌形象主要是诗人自己,而不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因而他的社会内容不容易被人认识。”我很赞同这些观点,不过需要进一步阐发。

什么是“主观诗人”呢?李杜诗歌创作对待主客观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先引几段古代诗论家的评论。

《唐末诗醇》称赞李白的七古诗:“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破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皮日休《刘枣强碑文》说:“言出于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

吴乔《围炉诗话》:“太白胸怀,有高出六合之气,诗则寄兴为主,非促然诗人之作也。”

元稹《与元九书》:“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 赵翼《瓯北诗话》评李白:“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又说“才气豪迈,全力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饰者争长。”我国古代诗歌注重直觉体味,以上这些论述都是从整体上把握李诗特征的。仔细品味,我觉得他们仍然是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说的。从主观方面,强调李诗的“神”、“气”、“奇”等主体性特征;从客观方面强调杜诗的“风雅比兴”(社会内容)。从主客观关系方面,强调李诗的主观统摄客观的气势和力量,以至达到主客统一,构成物我不分的高超境界。

一、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李杜创作的基本差异

作为“主观诗人”,李白诗歌创作的首要特征就是的他的主体性原则。

很多研究者喜欢用“感情强烈奔放”、“主观色彩浓厚说明李诗的主观性特征。我以为仅仅这样说还是不够的。杜甫也有很多感情强烈、抒情主人公形象鲜明的诗篇。萧涤非先生说:“他固然有大悲、大怒的时候,但也不是没有大喜的时候。为了更好更充分地表达出这些感情,在这种时候,他通常就使用七古这一诗体。比如《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板 》、《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有的写亡国之痛,有的写身世之苦,都是„长歌可以当哭的‟”(《杜甫研究》修订本,第12 页)。李白创作的主体性原则表现在: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和提升主体的作用,以至达到对客体(描写对象)的驾驭、征服的程度。我们举他的《蜀道难》来说明。理解这首诗应该紧紧抓住诗人形象这个主体,仅仅把本诗理解为描写奇丽的山川景象,或者在诗歌的寓意上过多猜测都会影响对本诗精神的把握。我们看到,诗人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用意正在于处处暗示诗人形象的存在。这首诗出现的一系列动词,如“嗟”、“扪”、“抚”、“坐”、“问”、“见”、“听”等都表明诗人置身其中(尽管是在想象中)。诗人面对险峰绝壁,时而惊叹,时而赞赏,毫无惧怕心理。他是用整个身心去拥抱这自然景观的,越是赞叹高山大川奇绝,越是显示诗人形象的高大,显示诗人的气魄和意志。诗人把奇山深山、飞流急湍、古往今来、神话传说全部统摄起来任意驱遣。自然景物已不再是描绘刻划的对象,而是诗人意志和情感的化身和再现,客体(描写对象)已被主体(诗人)消融于自身。正是在这样的主体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读者的情绪也激昂起来,获得极高的美感享受。

李白诗歌的整个特征决定了诗人抒情和描写的一些重要特点。他不是将描绘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而是把它打碎,加以咀嚼,再用感情的线索把它串通起来;他抒情的方式是尽情倾泻、恣意挥洒,不受诗歌结构形式的牢笼。有的研究者认为李白诗歌表现出“跳跃式”的结构式的特点,这仍是一种表面的看法。我们再看《梁甫吟》,诗写李白受挫后的愤懑和对理想的期待。如果说《蜀道难》还有一个奇险山川作为抒情表象的凭借物,那么,这篇《梁甫吟》已经没有完整的客观的事物作为依附体了。它通篇用典,古往今来,上天入地,尽情驰骋,任思想感情的发展,时而奇幻惝恍、深不可测;时而风和日丽,春意盎然;时而险象环生、浊浪翻滚。这一切都在诗人这个主体的包举之内。沈德潜说:“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沈德潜是从诗的结构形式上说的,其实这个“迹”还是有的,这就是诗人思想感情发展的“痕迹”。

李白诗歌的这个特征是和杜甫大异其趣的。探索一下杜诗处理主客观关系,我们发现,诗人在描写方式上是把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作深入细致的刻划;在抒情方式上是把个人情感渗透于描写对象之中,即所谓“寓主观于客观”。赵翼在《殴北诗话》中说他:“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十二分。”试以《丽人行》说明。诗作于天宝十二载春,讽刺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借以反映君王的昏聩和朝廷的腐败。这首诗刻划细致入微、态度严肃认真、叙事有条不紊,甚至对丽人的体态意态和服饰肴馔等细节的描摹都历历可见,明显体现出客观性的特点。诗人正是在这样的一本正经的描述中达到讽刺的目的。正如浦起龙所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我们再看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和李白的《蜀道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出现了诗人的形象。但杜甫的这首诗,尽管感情很强烈,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很鲜明,但在描写上依然层次分明。他从风吹茅屋写起,接着写茅屋“洒江郊 ”、“挂林梢”、“沉塘坳”;从群童的盗草到诗人无可奈何的情状;从夜色的降临到自己一家人雨夜之中的窘状,由此推而广之,最后发出“大庇寒士”的感慨。诗的脉络十分清楚,描述对象也是完整的呈现的,诗人的抒情是通过真实生活画面的描绘体现的,这和李白那种大气包举、咳吐自然、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特征判然有别。

二、征服现实和关注现实——李杜创作精神的差异

程千帆先生说:“他(指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以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气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相成的。”(《唐诗鉴赏辞典序言》)程先生指出了李杜创作精神的主要差异。杜甫直面人生,忧国忧民;李

白也不满现实,他虽然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它。那么,李白是如何征服现实的呢?直接反抗现实社会制度对诗人来说是实际的,他只能采取在精神上征服现实的态度,通过梦境、幻境、倘佯山水甚至醉酒生活,超尘脱俗,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这是李白诗歌特多这方面题材的重要原因。他自称:“常时论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赠

南平太守之遇》)他一生热爱山水,常常达到梦寐以求的境地:“余尝学道穷冥荃,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忆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觉时枕席非碧山,侧身西望阻秦关。”(《鸣皋歌送岑微军》)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对梦境和仙境的描摹都很细致(李白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反而不那么细致)。诗先写天姥山的气势,以为各种瑰丽奇险境界的出现作铺垫,在梦境和仙境中,诗人是自由的和快适的,你看他飘然飞渡镜湖,在湖月的映照中来到剡溪,穿上自己仰慕的诗人谢眺的木屐,在渌水荡漾声和猿啼声中登上青云梯(在李白诗中,猿啼往往和诗人的喜悦心情联系在一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证)。诗人爬到山的半壁时,眼前出现的一轮海日,耳中听到的是天鸡的鸣叫,来到山上,置身幽深的山路,面前是一片烂漫的山花,诗人应接不暇,倚石暂作休憩。忽然,各种神灵异物纷纷出现,打破了仙境的宁静,整个仙界热闹起来,虎、熊、龙都起来了,迎接它们的是个“訇然中开”的洞天福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群仙列队前来,在日月和金台、银台的映照中,光彩夺目,异彩纷呈。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诗人猛然醒来,幻境全然消失,只感到冰凉的枕席的存在,他不禁长叹一声:“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如流水。”梦境仙境不可得,只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去到那山水中寻找适

意的生活了。然而在山水中就能摆脱现实的“牢笼”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诗人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遂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慨的长叹。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的主观意图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

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其实李白的本意应该是,能够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古往今来的一切其它事物(包括功名利禄)又算得了什么?不过象那东逝的流水毫不足惜。诗人越是把梦境仙境描绘得十分惬意,越是显示出现实生活的不惬意。当这种仙境和梦境迅速向下回落时,那巨大的落差产生的强大的精神能量,强烈地感染着和刺激着读者的思想情绪,使读者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中,认真思索其中蕴涵的深刻的社会问题,这正是李白诗歌的力量源泉所在,也是李白的独特之处。这和杜甫诗歌直接呈现社会现实,深入揭示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殊途同归的。

杜甫的创作,目光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无论是叙事纪行的,还是抒发情怀的,大都伤时忧国,缘事而发,有着丰富的社会的政治的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通过一部杜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由胜转衰的历史轨迹、种种表现和历史原因,诚如浦起龙所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寄焉者也。”(《读杜心解》)杜诗有史诗的美称,决不是偶然的。

杜甫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现象作典型概括和深入细致的刻划来完成的,和李白那种超脱现实又反过来征服现实的态度是相反相成的。徐而庵说:“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说唐诗》)说得就是这种差异。我们试读他的《兵车行》,这首诗写边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诗一开始就勾勒出车马喧嚣、行人急走匆匆、亲人哭喊送别的 悲惨场面,接着通过对话揭示出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家破人亡的深哀剧痛。诗人的感情是强烈的,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注是深切的,然而个人抒情却不是放纵的,而是通过场面的描摹流露出来。诗人悲惨哀悯的感情高度浓缩在他所塑造的典型形象之中并且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形象,诗人的情感在形象包蕴中不断回荡撞击,我以为这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原因。

李白创作则表现出主体性特征,诗人驰骋造化,大气包举、壮浪纵恣、感情喷薄而出,表现出豪放不羁的气势,在这种主体性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也曾达到主客统一、物我不分的自由状态,这时诗人的精神解放了,表现出一种“逍遥人外,蝉脱尘埃”的高超境界,这是否可以说是形成李白诗歌豪放飘逸风格的基本原因呢?

三、实现人生自由和实现理想政治——李杜创作追求理想的差异

李白与杜甫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都表现出对理想政治的执着追求。李白一生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相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付

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但是我们看到,在理想政治的实现途径上和理想层次的追求上,李白和杜甫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李白自视很高,他常以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不屑走一般士子所走的科举做官的道路,而是要一跃而为宰相,实现政治理想后又功成不居,“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这种思想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在李白身上的反映。其实,李白在追求政治理想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被李白当作实现自我和实现自由的方式,“入世”肯定自我价值,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出世”摆脱对“自我”的束缚,达到自由适意的人生理想,“入世”和“出世”都统一在对自由追求的大目标下,实现自我和追求自由在他身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李白的独特之处。

李白的这个独特性还不屑在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推崇上。在李白诗歌中经常出现鲁仲连、谢安、诸葛亮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这些人物不但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表现出对自己才能的高度自负,不屈于人而要人屈于己的风采,表现出贪恋功名利禄的高尚品质,这是李白所特别心向往之的。

李白与杜甫对从政失败的态度也是颇有差异的。杜甫入仕的道路非常艰难,他三次科举考试都失败了,转而把目光投向皇帝,因进献《三大礼赋》得到皇帝赏识,才获得一个小官,却始终没有得到展示政治才能的机会。杜甫从政失败后,更加执着追求理想政治,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目光更加深邃锐利,感情更加沉郁悲怆,写下了大量反映现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诗篇,艰难反而玉成了他,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李白从政失败后,转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获得精神的解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游历过程中,诗人不断升华感情、净化心灵,强化自然和仙境的美好,以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求得精神对现实的征服。他的诗篇反映的社会内容虽然没有杜诗多而深刻,但李白诗歌给予人的精神影响却是超越时代,深广久远的。有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李白诗歌的这特点,却用拔高李诗社会内容的方式,以争得李白和杜甫的平起平坐。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就没有超出扬杜抑李的藩篱。“扬杜抑李”论者正是从这方面来立论的。《屠纬真文集》说:“

或谓杜万景皆实,李万景皆虚,乃右实而左虚,遂谓李杜优劣在虚实间。” 赵次公《杜甫草堂记》竟至说:“白之诗在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倒是王琦很有眼光:“一以国为忧,一以自适为乐,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效比而同之,而以为优劣耶。”(《李太白文集跋》)

那么,李白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基础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李白是受到庄子思想深刻影响的诗人。龚自珍说:“庄骚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屈原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积极用世;庄子主张自然无为,追求超脱现实的自由心境,这两者本是一对矛盾,李白却很好地统一于一身。庄子强调以道观物:“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贱。”庄子据此主张,在与“道”合一的境界中,大小夭寿,无所轩轾。他认为要通过“坐忘”才能达到这样的自由境界。这种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也就是他所谓“恶乎待哉”的逍遥。李白的自由思想可谓和庄子思想一脉相承。试读他的《日出入行》: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之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

鲁阳何德,驻景挥戈?

逆道违天,矫枉实多。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表达了李白的唯物主义思想,表现了李白尊重客观规律的观点。我觉得,本诗表现出李白对宇宙之无限与人生之有限的哲学思考。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主张自由是对于具有必然性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态度、心境和境界,也就是对人生现实要有一种宽广旷达的自由胸襟也÷和胸怀,海德格尔甚至认为,这种胸怀要在对死的领悟中才能达到。可以说李白是达到这种境界的诗人:“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在这种状态中,个人和宇宙、人与天合二为一,自身成为宇宙的化身,人不在受任何外在的东西限制,在这种体验中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外在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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