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人都吃什么

第一篇：春秋战国时期的人都吃什么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都吃什么？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饮食结构与商周一样，仍然是以谷物为主食，以蔬菜、肉类、水产、果类为副食。

主食 总的来说，商周时期的粮食作物仍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主食，但是比重有所变化，如商周时期文献中经常提到黍稷，到春秋战国时期则更多的是“粟菽”并重。如：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管子·重令》)

“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聚粟菽，是以粟菽多而民足乎食。”(《墨子·尚贤中》)

“贤人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章句上》)

粟是小米，自春秋战国以后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在汉代还成为口粮的代称，如《盐铁论·散不足》：“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

菽就是大豆，在粮食中的地位也比过去提高，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石磨的发明，改变了大豆的食用方式。过去是直接将大豆煮成豆饭吃，而大豆又是很难煮烂的，食用就很不方便。有了石磨，就可将大豆磨成粉和豆浆，食用起来就很方便。同时，大豆又是一种耐瘠保收的作物，青黄不接之时可以救急充饥，此外，大豆的根部有丰富的根瘤菌，可以肥田，有利于下茬作物的生长，所以大豆的种植就日益广泛。

同样的道理，过去食用麦子也是采用粒食方法，直接煮成麦饭食用，不易消化。用石磨将麦子磨成面粉，粒食就改为粉食，可以蒸煮成各种各样的面食，既可口又易于消化，极受民众的欢迎。小麦又是一种越冬作物，可以和粟等粮食作物轮作，提高复种指数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也是解决青黄不接之时的重要口粮，于是在汉代就得到政府的重视，大力推广种植。《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上书汉武帝说：“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建议汉武帝令大司农“使关中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其后，轻车都尉、农学家汜胜之又“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1)东汉安帝时也“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其贫者给种饷。”(2)于是，自汉以后小麦就与粟成为黄河流域地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作为南方主粮的水稻，虽然早在商周时期的黄河流域已有种植，但面积不大，在粮食作物中的比重很小，一直到春秋时期还是珍贵的食物，《论语·阳货》说：“食乎稻，衣乎锦，于汝安乎?”可见只有上层贵族才能食用稻米，其种植自然不广。随着秦汉帝国的建立，整个南方都归入版图，稻米在全国粮食中的比重也就加大。同时也促进北方水田的发展，因此记述北方耕作技术的农书《氾胜之书》就辟有专章介绍水稻的种植技术，指出“三月种粳稻，四月种秫稻。”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张堪引潮自河水灌溉，“狐奴(今北京市顺义区)开稻田八千余顷。”(3)由此亦可想见，北方种植水稻的规模已相当可观。

副食 由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畜牧业和园圃业以及水产养殖与捕捞业都很发达，所以这一时期的副食品也非常丰富多样。

肉类食品 春秋战国时期的畜牧业相当发达，农民们“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韩非子·难二》)当时的“六畜”是指马牛羊鸡犬猪，即《苟子·荣辱》所说的：“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牛马主要作为农耕和交通的动力，肉食主要靠猪羊鸡狗等小牲畜。所以《孟子·梁惠王上》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可以食肉也。”当然这肉食也和锦衣稻食一样，是统治者才能终日享受，所以“肉食者”就成为统治阶级的同义词，著名的曹刿论战故事中，就大骂“肉食者鄙!”(《左传·庄公十年》)到了汉代，人们更加重视小家畜的饲养以解决肉食问题。如西汉黄霸为河南颖川太守时，“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汉书·黄霸传》)龚遂为河北渤海太守时，命令农民“家二母彘、五鸡。”(《汉书·龚遂传》)东汉僮仲为山东不其(今即墨)县令、“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齐民要术·序》)尤其是养猪业普遍得到发展，人们已认识到养猪的好处：“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盐铁论·散不足》)此外，在秦汉时期，鸭、鹅与鸡已成为三大家禽。据《西京杂记》记载：“高帝既作新丰衢巷„„放犬羊鸡鸭于通途，亦竟识其家。”各地汉墓中也经常出土陶鸡、陶鸭和陶鹅，也反映了当时家禽饲养的盛况。此外，战国秦汉时期的肉食中还有一突出特点，就是盛行吃狗肉。当时还出现了专门以屠宰狗为职业的屠夫，如战国时期的聂政：“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史记·聂政列传》)荆轲则“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史记-荆轲列传》)西汉开国将领樊哙在年青时候就是“以屠狗为事。”(《汉书·樊哙传》)这么多人以屠狗为职业，可见当时食狗肉之风的兴盛，因此各地汉墓中经常有陶狗出土，也可作为旁证的实物。

当然，肉类食品中除了家养的畜禽之外，还有一部分是狩猎而来的野生动物，种类与商周时期的猎物差不多，限于篇幅，暂且从略。

水产品 鱼、鳖是人们喜爱的副食品之一，孟子的名句“鱼者吾所欲也，熊掌，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孟子·告子章句上》)与熊掌相比，鱼是日常易得之食品。孟子又说：“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既然是“不可胜食”，可见食鱼是平常现象。相传为屈原弟子所作的《大招》中也有“煎鲼月臃雀”诗句。“煎鰿”就是煎煮鲫鱼，是当时楚国宫室饮食中之美味。相对而言，鳖的饲养和捕捞较为不易，故鳖类比鱼类更为珍贵些。如《左传·宣公四年》记载楚国送鼋(大鳖)给郑灵公，宋子公在灵公处看到后对人说：“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鳖被称为“异味”，自然是难得的珍味，又是作为赠送王侯之礼品，可见其珍贵之程度。此外，屈原的《招魂》中也有“胹鳖炮羔”句，“胹鳖”就是炖鳖之意。

秦汉时期，养鱼业更为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水居千石鱼陂„„亦可比千乘之家。”张守节“正义”曰：“言陂泽养鱼，一岁收得千石鱼卖也。”可见养鱼规模之大和收入之可观。不但民间普遍养鱼，连汉代政府也在皇宫园池中养鱼，供祭祀之外，还拿到市场上出售，如《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作昆明池，“于上游戏养鱼。鱼给诸陵庙祭祀，馀付长安市卖之。”至于南方及沿海地区，水产品更为丰富，如“楚越之地，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齐山带海„„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史记·货殖列传》)当时的水产品种类很多，《急就篇》中提到的有鲤、鲋、蟹、鱓、鲐、虾等。《说文解字》记载的鱼类名称更多达95个。看来，鲤鱼是当时食用最普遍的鱼类，因为《急就篇》和《释名》都将鲤鱼列在首位。因此枚乘《七发》中叙述“天下之至美(味)”时，鱼类中只提到“鲜鲤之鲙。”与战国时期一样，秦汉也视龟鳖之类为珍味。王粲《七释》中开列的美食中就有“鼋羹”(4)。王褒《僮约》提到的两道待客佳肴便是“脍鱼炰鳖”。桓麟《七说》中则赞美：“河鼋之美，齐以兰梅，芬芳甘旨，未咽先滋。”(5)简直是要让人垂涎三尺了。

蔬菜 由于园圃业的发达，蔬菜种植已经出现了商品性的生产，《史记·货殖列传》就指出：“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可见其收入之大。种植姜韭而能发财，当然是人们的需要量大，刺激菜农们大量生产。其种植的对象是以社会的需要为转移的。正如汉末曹植《籍田赋》所说的：“夫凡人之为园，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荠，好苦者植乎荼。„„好辛者植乎蓼。”(6)因此秦汉时期的蔬菜种类比先秦时期要多，据《急就篇》中提到的蔬菜就有葵、韭、葱、薤、蓼、苏、姜、芸、蒜、荠、芥、茱萸、芜菁、襄荷、芜荑等，其中很多直到今天还是常用蔬菜。《汜胜之书》中还辟有专门章节叙述瓜、瓠、芋的种植方法。《四民月令》中还提到豍、胡豆、(花)椒等，可见这几种也是汉代日常食用的蔬菜。此外，散见于其他文献中还有芹、菘、藕、笋、芦菔、苋菜等等。各地的春秋战国、秦汉墓葬中也常有蔬菜遗存出土。如湖北省当阳县金家山和河南省信阳县长台关的春秋战国墓中出土过葫芦籽，湖北省江陵县、广西贵县罗泊湾、江苏连云港等地的西汉墓中也出土过葫芦遗存。湖北省江陵县望山战国墓中出土过生姜，江陵县凤凰山西汉墓中出土过干菜，山东省临沂县金雀山西汉墓出土可能是芹菜的菜叶，湖南省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过芥菜籽、冬葵籽、生姜、芋、笋、花椒等，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中也出土过姜、芋、花椒等，山西省平陆县汉墓中出土过白菜籽和可能是葱的种子，江苏省邗江县甘泉西汉墓出土过可能是菠菜和蕹菜籽，新疆民丰发现汉代的萝卜和蔓菁实物，陕西省韩城县姚家坡的东汉墓里发现了薄荷(7)。以蔬菜实物下葬已成为当时的习俗，也说明这些蔬菜都是人们日常的主要蔬菜，才会企图带到另一世界中去继续享用。不过，在众多的蔬菜中又以葵、韭、藿、薤、葱等五种食用最为普遍，故有“五菜”之称(8)。

水果 《诗经》、《礼记》等先秦文献中记载的水果如桃、杏、李、枣、栗、梨、柿、梅、柑、橘、柚、奈、棣、棠„„等，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仍是主要果树，其中尤以桃、李、梅、杏、枣五种水果最受人们重视，在《礼记》中被列为祭祀供品中的“五果”。并且培育出众多的品种。如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提到“上林苑”御花园中的李树就有15个品种：紫李、绿李、朱李、黄李、青绮李、青房李、同心李、车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颜渊李、羌李、燕李、蛮李、猴李等，说明西汉时期在果树栽培技术上卓有成就。除了上述水果外，始见于秦汉文献记载的有葡萄、安石榴、胡桃、卢桔(枇杷)、杨梅、离枝(荔枝)、龙眼、林檎、槟榔、橄榄等，其中前三种是从西域引进中原的。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同，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优良品种，如安邑之枣，燕、秦之栗、真定之梨，岭南之荔枝，蜀、汉、江陵之橘，并且进行大面积种植，发展商品性生产，许多人靠种植果树而致富，《史记·货殖列传》称：“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汉代开始形成餐后进食水果的习惯，“既食日晏，乃进夫雍州之梨。”(9)上层社会还十分讲究水果的食用方式：“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冰。”(曹丕《与吴质书》(10)，即夏季天气炎热，将水果放在冰凉的清泉水中浸泡使之透凉，吃起来自然清凉爽口。“设诸清流，一浮一藏。片以金刀，四剖三离。承之雕盘，幕以纤缔。甘侔蜜房，冷甚冰圭。”(12)即将甜瓜浸在清冷的泉水中让它浮沉，凉透后，再用金属刀子切成片状，装在雕漆果盘中，上面还要盖上轻薄的纱巾以防蚊蝇叮咬。这样的瓜片吃起来自然赛过蜜甜，凉爽如冰。由此亦可想见，水果的食用在汉代饮食文化中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饮料 这一时期的饮料除了开水以外，主要是浆、乳、酒、茶。《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即普通穷人的日常生活也需饮料。这“一瓢饮”主要是饮水，但也包括饮其他饮料。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饮料之一就是浆，《孟子·梁惠王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到西汉也是如此。如《史记·货殖列传》说：“浆千甔„„此亦比千乘之家。”既然有人是靠卖浆而发家致富，可见社会需要量很大，才有人进行专业性经营。《周礼·天官·酒正》郑玄注：“浆，今之哉浆也。”贾公彦疏：“米汁相载，汉时名‘哉浆’。”《说文解字》“酉部”：“酨，酢浆也。”可见是用米汁制成带酸性的饮料。此外还有添加各种原料的浆。如《三国志·魏志·袁术传》注引《吴书》载袁术兵败，正值酷暑，饥渴较困，“欲得蜜浆，又无蜜”，结果羞愤而死。可知是一种加蜂蜜的甜浆。《汉书·郊祀志》记载《郊祀歌》第十二章：“奉尊柘浆析朝酲。”柘浆就是以甘蔗汁为饮料，既然可以“析朝酲”，当是在饮酒之后喝，用来解酒，已成为一种饮食习惯。另外，《礼记·内则》郑玄在注释“醷”时说：“梅浆也。”可见是一种添加酸梅汁之类的酸性饮料。《楚辞·九歌》中还有“尊桂酒兮椒浆”，“援北斗兮酌桂浆也”，则是掺有花椒之类原料的带辣味的浆和添加桂花带有香味的饮料。总之，汉代的饮料是多种多样的。

二．烹饪技术

相对来说，当时的烹饪仍然是重在菜肴的烹制，主食较为简单些，大体上与先秦时期差不多，是以蒸煮为主，即稀饭用煮，干饭用蒸。稀饭根据浓度和材料不同，分为糜、粥、值、羹等。将米加水煮烂了就是糜，《释名·释饮食》：“糜，煮米使糜烂也。”煮得比糜烂而且浓稠就是粥，《释名·释饮食》：“粥，浊于糜，粥粥然也。”比粥更浓稠的是饘，《礼记·檀弓上》：“饘粥之食。”孔颖达注：“厚曰饘，希(稀)曰粥。”羹是用粮食和肉或者蔬菜加调料煮制的稀饭，《说文》“弼部”：“五昧盉羹也。”类似今天掺有菜肴的稀饭。《急就篇》还提到一种“甘豆羹”，颜师古注：“甘豆羹，以洮米泔和小豆而煮之也。一曰以小豆为羹，不以醯酢，其味纯甘，故云甘豆羹也。”可能是利用带有碱性的淘米水容易将小豆煮烂成粥，但不加调料，是北方农民的一种主食。汉代还有一种豆粥，如《后汉书·冯异传》：“新莽末年刘秀在一次战事中，“时天寒冽，众皆饥疲，异上豆粥。明旦，光武谓诸将曰：‘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此豆粥应该是用大豆煮成的粥，也可能是用豆类和谷米熬煮的粥，如《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兴平元年(194年)蝗旱肆虐，“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啖食，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此糜粥可能就是将米与豆放在一起熬煮的稀饭。

干饭则是将粟米、麦粒或稻米放在甑里利用锅中的水蒸气将饭蒸熟。《论衡·量知篇》：“谷之始熟曰粟，舂之于臼，簸其秕糠，蒸之于甑，爨之以火，乃甘可食。”用甑蒸出来的饭粒是分散的，叫做馈。《释名·释饮食》：“馈，分也，众粒各自分也。”特别是用麦粒蒸熟的麦饭，更是如此，而麦粒又是不易蒸烂的，难以下咽，因此是种粗食。《后汉书·逸民列传·井丹》：“阴就故为丹设麦饭葱叶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来相过，何其薄乎?’更置盛馔，乃食。”用麦饭招待客人被认为失礼，可见其不受上层人士的欢迎。与麦饭类似的还有用大豆蒸煮的豆饭，《战国策·韩策一》：“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也是穷苦百姓们的主食。有钱人家吃的是味美可口的粱饭。《汉书·王莽列传下》记载：“莽闻城中饥馑，以问(王)业。业曰：‘皆流民也。’乃市所卖粱饭肉羹，持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粱饭”就是用上等粟米蒸的干饭，与肉羹相配，自然是比与“葱叶”“藿羹”相配的“麦饭”、“豆饭”要好得多，非一般穷人所能吃得上的。

煮熟的饭还可以制成干粮，当时也称作“干饭”，《释名·释饮食》：“干饭，饭而曝干之。”就是将饭在阳光下晒干，以便于保存、携带。《释名·释饮食》提到一种干食：“糇，候也，候人饥者以食之也。”《说文》也说：“糇，干食也。”虽然不知其具体作法，应该也是将饭处理成干粮，以备饥饿时食用。东汉的农书《四民月令》还提到一种用麦子做成的干粮叫做糕：“麦既入，多作糒，以供出入之粮。”

麦子还可以做成各种饼食，食用起来更为方便。由于战国以来石磨的发明和推广，到汉代已经普及，故可将小麦磨成面粉，将稻米磨成米粉，从此，我国粮食的食用就由粒食方式进入到面食阶段。将面粉用水调和揉制蒸熟的食品叫做“饼”，将米粉用水调和揉制蒸熟的食品叫做“饵”。《周礼·天官·笾人》：“羞笾之食，糗饵粉糍。”郑玄注曰：“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为也。”糍是用糯米做的饵，表面上还要沾上一层豆粉，糍就是糍，也就是现在南方还在使用的麻糍一类食品。由于北方是旱作地区，也是小麦的主产区，故盛行饼食。

《释名·释饮食》中就记载了7种饼食：胡饼、蒸饼、汤饼、蝎饼、髓饼、金饼、索饼。胡饼是“以胡麻著上也。”胡麻就是芝麻，即饼上附有芝麻。据《太平御览》卷八六○引《续汉书》：“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可见当时胡饼的盛行。胡饼的制法可从唐代自居易的诗句“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窥知，与今天的烤炉烧饼类似(《齐民要术》中也提到烘烤食品的“胡饼炉”)，不过，汉代制作胡饼的面团可能是不发酵的，发面的技术应该是在汉代以后才成熟的。蒸饼是用蒸笼蒸熟的饼食，类似今天的包子和馒头。汤饼即是放在汤水中煮熟的饼食，晋代束皙的《饼赋》描写道：“充虚解战，汤饼为最。弱似春绵，白若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从“弱似春绵，白若秋练”的形容来看，此汤饼应是面条或面片一类的面食。《四民月令》也提到“五月距立秋，无食煮饼及水引饼。”其煮饼应该和汤饼是相同的。蝎饼可能是《齐民要术·饼法》中的“截饼”，用牛奶、羊奶和面，然后以油煎炸而成，或用鸡蛋、鸭蛋加盐和面，以油煎炸而成的“鸡鸭子饼”。髓饼，按《齐民要术·饼法》“髓饼法”解释是将动物骨髓、蜂蜜与面粉揉和在一起，做成厚四五分、宽六七寸大小的饼，“便著胡饼炉中，令熟，勿令反复。”类似今天的甜烧饼。金饼和索饼则是根据色彩和形状来命名的饼食。总之，由于面食种类的丰富，使得北方民间主食品种形式多样而又有变化，甚至还导致北方的菜肴不如南方那样讲究。

与主食相对而言，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莱肴烹饪已进入精细化阶段。在《论语·乡党》中，孔子就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主张。孟子所谓“鱼者吾所欲也，熊掌，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孟子·告子章句上》)亦反映当时上层社会追求美味菜肴的高级享受。孔子自己还对饮食提出许多要求，如在“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后，提出一连串的“不食”：“食饐而偈，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食”是指饭食，追求精美。“脍”是指牛羊鱼肉等菜肴细切成丝，精心烹调。鱼、肉腐败变质，绝对不吃。菜肴颜色变坏、气味发臭，不要吃。煮得半生不熟不合要求(失饪)的菜肴不吃。不是一日三餐的时候，不吃饭菜。牛羊猪肉等如果切割得不正规，不合要求，也不吃它。当时的鱼类菜肴还是以蒸煮为主，必需要有酱醋芥等调料沾着吃，如果没有这些调料当然没味道，故也不吃。肉类菜肴虽然很多很好吃，但不易消化，所以不要多吃，以免伤身体。当时的酒度数不高，故没有限量，但以不醉为度。自己家酿造的酒和制作的肉脯质量可靠，市面上购买的酒和脯品质靠不住，所以也不要买来吃。此外，还要有生姜等来去腥解毒助消化，故不要从桌上撤走。同时，饮食时不要贪食，吃得过饱。这些要求都是符合饮食卫生的原则，也反映了当时的饮食文化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由此亦可想象当时的餐桌上的菜肴一定是十分丰富多采、美昧可口。现在让我们引用两首楚辞来了解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菜谱。

空前发达的农业生产为各诸侯国争雄称霸提供了坚挺的后援，也为后来秦汉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秦汉时期人们的饮食提供了丰富的食品资源，促进饮食文化向精致化的更高层次发展。这种发展首先是反映在上层贵族生活奢侈化，也只有他们才有条件讲究饮食的精美和奢华。《墨子·辞过》就指出：

“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冬则冻冰，夏则饰饐。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不乱，不可得也。”

统治阶级的生活奢靡，固然是对社会物质财富的一种耗费，增加人民大众的负担，但在客观上也导致了当时烹饪技艺水平的提高，促进了饮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主食：夏商西周时期主要的粮食作物有黍（黄米）、稷（谷子）、稻、来（小麦）、牟（大麦）、菽（大豆）、麻（大麻）等。春秋战国时期，菽和稷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

鱼肉：“六畜”是指马牛羊鸡犬猪。而肉食除了这些，还有鹅，鸭，鱼，鳖之类的。古代水产比较丰富，《急就篇》中提到的有鲤、鲋、蟹、鱓、鲐、虾等。《说文解字》记载的鱼类名称更多达95个。看来，鲤鱼是当时食用最普遍的鱼类，因为《急就篇》和《释名》都将鲤鱼列在首位。因此枚乘《七发》中叙述“天下之至美(味)”时，鱼类中只提到“鲜鲤之鲙。”。当然这肉食也和锦衣稻食一样，是统治者才能终日享受，所以“肉食者”就成为统治阶级的同义词。

蔬菜：《急就篇》中提到的蔬菜就有葵、韭、葱、薤、蓼、苏、姜、芸、蒜、荠、芥、茱萸、芜菁、襄荷、芜荑等，《四民月令》中还提到豍、胡豆、(花)椒等，可见这几种也是汉代日常食用的蔬菜。此外，散见于其他文献中还有芹、菘、藕、笋、芦菔、苋菜等等。各地的春秋战国、秦汉墓葬中也常有蔬菜遗存出土。如湖北省当阳县金家山和河南省信阳县长台关的春秋战国墓中出土过葫芦籽，湖北省江陵县、广西贵县罗泊湾、江苏连云港等地的西汉墓中也出土过葫芦遗存。湖北省江陵县望山战国墓中出土过生姜，江陵县凤凰山西汉墓中出土过干菜，山东省临沂县金雀山西汉墓出土可能是芹菜的菜叶，湖南省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过芥菜籽、冬葵籽、生姜、芋、笋、花椒等，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中也出土过姜、芋、花椒等，山西省平陆县汉墓中出土过白菜籽和可能是葱的种子，江苏省邗江县甘泉西汉墓出土过可能是菠菜和蕹菜籽，新疆民丰发现汉代的萝卜和蔓菁实物，陕西省韩城县姚家坡的东汉墓里发现了薄荷。以蔬菜实物下葬已成为当时的习俗，也说明这些蔬菜都是人们日常的主要蔬菜，才会企图带到另一世界中去继续享用。不过，在众多的蔬菜中又以葵、韭、藿、薤、葱等五种食用最为普遍，故有“五菜”之称。

水果：《诗经》、《礼记》等先秦文献中记载的水果如桃、杏、李、枣、栗、梨、柿、梅、柑、橘、柚、奈、棣、棠„„等，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仍是主要果树，其中尤以桃、李、梅、杏、枣五种水果最受人们重视，在《礼记》中被列为祭祀供品中的“五果”。

南粳北粟是确定的，至少原始社会末期就有。

麦子和面粉也有，但是产量极低，是作为王公贵族的糕点存在的。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第一场战争，事前郑庄公向周王挑衅，就是忽然出兵割了周王洛阳城外的刚熟的麦子。

另外那个死在厕所里的倒霉国君，就是被预言“吃不到今年的新麦”

应该有鸡,鱼和牛羊肉,那时没有味精,酱油和醋,粗盐也少,那会是什么味? 没有土豆和地瓜吧,没什么蔬菜,蔬菜好像都是后来外国传进来的

没有炒菜的做法,只有炖菜和蒸菜,会有腌制的菜肴

那时有磨的话,应该就有面,可能是粗面吧,不过如果是孔明发明馒头的话,那时也许就有饼和面条类的东西 那时的磨主要是给采集来的坚果脱壳的！并不是磨盘，而是简单的用石槌碾压

那时候的孔明发明的馒头。原料我估计是面粉的可能很小。现在小麦生长区是暖温带的北方。南方并不适合生长小麦。诸葛亮祭祀地点在云贵地区，那里自然条件湿热，一千多年前气温应该还高一些。我觉得是米粉做的比较靠谱。

战国这时候的麦子一定不是小麦！可能是比较原始的荞麦和大麦《青稞》。所以口感也不是太好，最主要的是它不可以包饺子！哈哈

第二篇：春秋战国时期的成语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的成语故事：

退避三舍：春秋时期，晋国内乱，晋献公的儿子重耳逃到楚国。楚成王收留并款待他，他许诺如晋楚发生战争晋军将退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后来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回晋国执政。晋国支持宋国与楚国发生矛盾，两军在城濮相遇，重耳退避三舍，诱敌深入而大胜。

一鸣惊人：相传楚庄王（另一说为齐威王）临政三年终日作乐，不理朝政。一臣下对庄王说：“听说国中有一只大鸟，三年不飞，三年不鸣，是怎么回事？”庄王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然后整顿朝政，富国强兵，短短数年形成大治局面。

卧薪尝胆：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打败并俘虏了越王勾践。勾践给夫差喂了三年的马，受尽折磨，回国后立志报仇复国，请范蠡帮助训练军队，任用有贤能的人，自己亲自参加劳动并坚持睡在柴草上，每次饭前均要尝一个苦胆，后来终于灭掉吴国。

老马识途：春秋时期，齐桓公应燕国请求，带兵打败了山戎国的侵犯；山戎国国王密卢逃到孤竹国请求救兵，管仲跟随齐桓公打败了孤竹国的援兵。在回国途中，因假向导引入迷谷，使齐军受困。管仲建议用一匹老马带路而化险为夷。

负荆请罪：战国时，赵国有两位重臣廉颇与蔺相如，因蔺相如多次立功，赵王封他为相国，廉颇不服气，认为自己的武功盖过他的嘴。蔺相如为了国家，对廉颇多次避让，廉颇得知他的良苦用心后惭愧不已，便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家门请罪，从此两人和好，成为同生共死的交情。

纸上谈兵：战国时，战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饱读兵书，能健谈用兵之道，连父亲也难不倒他，自认为是天下无敌。赵奢认为他是纸上谈兵不知交通。后来赵奢死了，赵括顶替廉颇带兵，蔺相如等人极力反对，赵王坚持，赵括在长平之战中损兵40万。

三令五申：孙武流寓于吴，吴王想试试孙武的军事才能，就将180名年轻宫女交给孙武操练。孙武将宫女分作两队，让吴王的宠姬当队长。孙武向宫女们交代了口令之后击鼓传令，宫女们一阵哄笑，队伍乱成一片。孙武再一次下达命令，宫女们只觉得好玩，根本不听命令。孙武说号令既然已经明白又不听令，这是头领之罪，下令将两名队长处死。吴王急忙叫人传令不能斩杀王妃，孙武仍然杀了两个王妃。然后，孙武重新操练宫女，这回没人敢不听号令了。

围魏救赵：战国时，魏军围困赵国京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赵。田忌原想直接引兵去救赵国的邯郸，孙膑主张引兵去围攻魏国的京城大梁，魏必回兵自救，这样，不但能解除赵国的围困，还能使魏军疲劳不堪。田忌采纳了孙膑的策略，引兵直奔大梁。魏军闻讯急忙撤回围攻邯郸的部队，星夜回军援救大梁。走到桂陵，齐军以逸待劳迎击魏军。魏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胡服骑射：战国时，赵国国君武灵王决心变革图强。武灵王见胡人（少数民族）身着窄袖短褂便服，骑着战马，边跑边射箭，行动迅疾，十分灵活，便决定向胡人学习，改革士兵服装，发展骑兵。不到一年功夫，赵国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经过南征北战，赵国成了当时有数的强国之一。

窃符救赵：战国时，秦国派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魏国求救，魏国派兵前去救赵。秦国听说魏国派兵救赵一事，派人去魏国威胁魏王，魏王屈服于秦国，下令让前去救赵的魏兵按兵不动。赵王向魏国公子信陵君写信求救。信陵君曾为魏王的宠妃如姬报了杀父之仇，信陵君请求如姬从魏王那里盗出了兵符，从而夺取了兵权，率领几万精兵，奔赴邯郸，打败了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第三篇：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

法制史：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

（公元前770年----前221年）

一、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53年）的法律制度

（一）、春秋时期的社会变迁： 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始称春秋时期。

“国与国之相攻，家与家之相篡，人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墨子《兼爱中》)“子弑父者有之,臣弑君者有之”.(《孟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①政治上，周天子大一统的宗法统治已经动摇。权力下移，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礼乐征伐自大夫出”。②经济上，铁器应用，牛耕推广。井田制破坏，私田出现。突出特点:1.王纲解纽，“礼崩乐坏”；2.大国争霸，各领风骚。

春秋时期涌现了很多新事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秦楚晋)；官僚制度取代世卿世禄(上承君命,下理庶政.仕官而不领土,任职食傣)。而在法制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郑晋等国掀起的成文法运动。

（二）、春秋时期的颂成文法活动：

夏商西周三代，中国法律尚处于习惯法时期。此时期的一些法律虽经整理编纂，并有文字记录，已成为系统化的法律，但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文法。真正的成文法要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得以问世。

1、郑国“铸刑书”。郑国的执政子产是春秋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他有一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之”。郑国是一个小国，用论语的话说就是“千乘之国摄于大国之间”，处境十分艰难。子产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从容周旋于秦晋大国之间。外御强敌，内修政事，把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他治理郑国一年，手段比较强硬，郑国人恨他，编了一首歌谣：“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以后，受到民众的拥戴。郑国人又编了一首歌谣唱道：“子产而死，谁其嗣之”。他死后，被孔子称作“古之遗直”；后人尊之为“春秋第一人”。

在礼和刑的关系上，子产主张礼刑并用，宽猛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子产临死时，对他的继承人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则多死焉。故宽难。”这是一种很清醒的认识。子产的这一主张在儒法两家那里得到了回应：儒家继其宽，法家继其猛。

子产又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他主张保留乡校，增强政治的透明度，允许郑国人批评时政，局部开放了言论自由。在法制领域，他开了公布成文法的先河。

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书”，就是将法律条文铸刻在鼎上，公之于众。使法律由秘密状态走向公开，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子产铸刑书的内容已不可考。有人推测，它应当是适应春秋末期社会转型的现实，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内容。大致是鼓励开垦荒地，新恳地为开恳者私有财产，不准他人任意侵占。国家的军赋按丘、按亩向土地私有者征收等。

2、邓析制“竹刑”。邓析是郑国大夫。他是名家的先驱，也算是中国律师的鼻祖。《吕氏春秋。离谓》篇上记载了他的一个故事，大意是，洧水发，淹死一个富人。其尸首被人捞走，富人家属要赎尸，但对方索价太高，富人家属于是找邓析拿主意。邓析说：不用急，他不把尸首卖给又你卖给谁呢？过了几天，捞得尸首的人等急了，也找到邓析拿主意，邓析回答：不要急，他不找你买，还找谁呢。

此篇又谓：“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日欢哗。子产患之。于是投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依此，邓析是为子产所杀，支持这种说法的文献尚有《荀子·宥坐》、《说苑·指武》、《列子·力命》。

邓析私自编制了法律规范，刻在竹简上。故称“竹刑”。这为他引来了杀人之祸，因为法律体现的是国家意志，私人制作是违法的。《左传》定公九年记载：

“郑驷颛（郑国执政）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杜预注：邓析“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邓析并未接受君命，其制作竹刑属个人行为，名不正且违法，故为驷颛所杀。不过，驷颛虽然杀了邓析，却不因人废言，依旧用其竹刑。这意味着竹刑经过国家认可，有了法律效力了。

3、晋国“铸刑鼎”。时间在公元前513年，铸鼎颁布的是赵鞅和荀寅，著刑书的是范宣子。皆为晋国大夫。

将晋国法典铸在铁鼎上，史称“铸刑鼎”。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三家公晋以后，韩有《刑符》，赵有《国律》，魏有《魏宪》，都是成文法，沿续的是“铸刑鼎”。的晋国传统。郑国和晋国公布成文法是前无古人的，是对现存法律制度的挑战，因而受到保守人士的非议和批评。晋国的叔向、鲁国的孔子分别对郑晋两国公布成文法进行了批评。

（三）关于公布成文法的争议。

我们推测，郑晋两国颁布成文法，其各自在国内遇到的阻力一定不小。因为它触犯了作为法律“守藏人”的贵族阶级的既得利益。这方面文献缺乏，只能存疑。现有文献披露的是来自国际的批评。代表人物是晋国的叔向和鲁国的孔丘。叔向写信写子产，对郑国铸刑书公布成文法提出批评：

“昔先王议事以制（制度，先王之制，即礼），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这是抬出先王，诉诸祖宗之法，来压子产改弦更张，取消刑书。

“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民众知道有了法律依据就不用害怕上面了），并有争心（民众会起争夺之心），以征于书（从刑书上寻找法律依据），而侥幸以成之（却希图侥幸来成就他们的不良行为）。”

“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民众一旦发生纠纷和争端，就要抛弃礼仪规范，援引刑书作为依据。一丝一毫的小利都不会放过）。

这两段话都是讲铸刑书的危害。“不忌于上”，“并有争心”，“将弃礼而征于书”，手里有了法律依据，也就有了抗争的本钱。会起争端，导致社会的无序状态。

晋国铸刑鼎则受到孔子的批评：“晋其亡乎，失其度矣！”（晋国大概要亡国了吧，丧失了它既成的制度，即先王之制）。

（五）、公布成文法的意义：

梅因在《古代法》里讲到：东西法律都曾有一段秘密时期。有关法律知识和判断争讼的原理为少数特权阶层所独占。这少数特权者就成为法的守藏人和管理者。这个论述具有相当大的概括性，中国古代也不例外。西周时代的“临事制刑，不预为法”，叔向所谓“议事以制，不为刑辟”。都暗示了刑法的不公开性。但这里有个问题：这个不公开的刑法是临时制定的呢，还是已有预定的法典只是不公开、处于秘密状态？注《汉书》的师古认为：“非不预设，但弗宣露使人知之”。这可以称作“法条预设论”；另一个注者李奇则认为：“先议其犯事，议定然后乃断其罪，不为成之刑，著于鼎也。”李奇的看法和叔向是相同的，可以称作“法条临时论”。哪一种说法正确呢。我倾向于师古的意见。理由很简单。无论是商之汤刑，还是周之九刑，都是预设之刑，而不是随机应变、临时制作。

那么，为什么预设的法律不公开，要使其处于秘密状态呢？答曰：“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法律处在秘密状态就会让一般人不可知，无从知。只知其有，不知其详，什么是法所禁止的，什么是法所允许的，一概不知，故深不可测；因为那个法深不可测，界限朦胧，只有处处加着小心，为防动辄得咎，必须来去侧身。行走天地之间，无处不感到法的威摄力，这就是威不可测。

现在再说公布成文法的意义：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一个是当时段意义；一个是长时段意义。

“当时段意义”着眼于当下。我引荀子的话来说明：“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不可以为富也，皆知夫贼害之不可以为寿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为安也。（中略）皆知夫为奸则虽隐窜逃亡之由（犹）不足以免也”（《荀子·君子》）“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进退有律，莫得贵贱孰私王”（《成相》）简单的说，就是可以让天下人知法、明法、守法，充分发挥法律禁奸止暴的功能。

长时段意义着眼于中国法制史的过程，① 对传统法律观念、法律制度、社会秩序的一种否定。法律不是少数人的私产，而是全社会公开的调节器。②开创了成文法的先例，引发起春秋战国时期轰轰烈烈的成文法运动，客观上为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③标志着法律观念和法律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二、战国时期（前453----前221）的法律制度。

（一）、社会政治特点。

1、列国争锋。

刘向《战国策·序》说:“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列国之间的这种争夺和征战是极为残酷的，充满血腥和野蛮。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这种征战是以无数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的，充满了野蛮、残酷和血腥。

由于战场胜负决定国家存亡，因此战国时代是一个武力横行天下的时代。战国初期，见诸史书的尚有20多个国家，经过大国兼并，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逐鹿中原的格局。此时的周天子连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也不是了。较之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战争次数频繁，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此据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著《中国社会史》一书）；规模扩大、春秋时期投入兵力最多不过几万人，战国时期则动辄几十万。攻防手段和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孙子兵法、吴子兵法。战争的目的不再是列国之间争夺霸主，而是以兼地略土为直接目的，以王天下为长远目标。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日知录》卷13《周末风俗》）

2、变法更制。

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目的，魏、楚、赵、韩、秦等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更制。崇尚法制、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担当了变法的主要角色。率先进行变法的是魏国，法家的先驱人物李悝以“魏文侯师”、“魏文侯相”的身份主持，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和法律等众多领域。

在楚国，有吴起变法。他变法的要点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使私不害公”，着眼点是吏制改革（政治制度），矛头指向“巨室”。孟子有言：“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吴起反其道而行之，因此，阻力很大。吴起的变法前后沿续十年，成效颇为显著。楚国原本落后，经过变法迅速强盛起来。“南攻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并一度战败魏国，“马饮于大河”。但吴起的变法遇到保守势力的强烈抵抗。变法中途夭折，他本人也被乱箭射死，并五马分尸。

列国变法中规模最大、程度最烈，成效最显著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下详）。总起来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内容大体相同。即摧毁旧的贵族势力，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耕战并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

3、百家争鸣。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说：“诸子十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锋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持说，取合诸侯。”这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

班固论列的十家包括：儒家,墨家,名家,道家,法家,农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

具体到中国法制史，对中国古代法制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建构贡献较大的有两家，即儒家和法家。

（二）儒家的主要法律观点。《周礼.天官.冢宰》: “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下略)郑玄注: “师，有德行以教民者；儒，有六艺以教民者”。《汉书》： “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概括之，儒家的共同特点是：据于德，游于艺，法先王，宗仲尼。

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

1、孔子（前552----前479）的法律思想：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孔子的主要法律思想：以德治国，“为国以礼”；在中国法制史上，孔子是第一个主张德政、礼治的。他深信：“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孔子认为，为政最重要的是德。那么什么是德？古人解释，“德者得也”，指良好行为的成果，与我们现在理解的道德一词，意义大致相近，综合起来考查，孔子的所谓“德”是以仁为本质的，而仁的核心是“爱人”。所以，孔子特别要求统治者要修身正己，爱惜民力。用道德的感化力来感化民众。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这个意思。

问题：究竟什么是德，统治者怎样才算有德？理论上可以讲“有德者必有位，”然而倘若其无德又占据其位，试问子将何以处之？

孔子又讲克己复礼，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都是强调礼的规范意义。礼既治身，又治心，其大规模扩张的结果，是吞并了法，挤占了法的位置。

德主刑辅，重德轻刑。孔子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意味着孔子并不排斥“听讼”这种随着公共权力产生，而必须由国家承担的政治责任，只是他更加强调听讼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无讼的社会理想。听讼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我们看到，孔子是从稳定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解决社会矛盾和裁断两造争讼的。

在孔子的价值天平上，德礼与政刑的地位不同的。孔子说：“道之以政（苛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归服）”（《为政》）我们要注意的是，孔子以德礼并列而与政刑（萧公权说：孔子所谓政刑，即一切典章法令之所包，文武方策之所举，周礼之所载，以制度为体而以治人治事为用之官能也。（《中国政治思想史》）对举。可以明显看出，孔子是把德礼（德）看作治国为政的第一义，而把政刑（力）置于第二义的位置上。孔子反对用严刑苛政来治理国家，主张用德礼对民众进行教化。在他看来，德礼和政刑都能使民众服从，达到统治目的。但服从政刑是因为惧怕；归顺德礼是因为心服。政刑只能让民免却无耻；德礼却能让民有耻且格。对比德礼的优长显示出政刑的局限。因此，孔子崇尚德礼，排斥政刑。表现出重德轻刑的倾向。这一价值定位成为汉代及以后的中国法制史占主流地位的思想。亲亲为大，亲亲相隐。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注：偷盗）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做父亲的偷别人家的羊，这有悖于做人之理和为父之道，是“父不父”。这等于给做儿子的出了一道伦理难题。当儿子的怎么办？大义灭亲、告发父亲？这是不孝。根据礼的要求，儿子应当“隐”。想办法消脏灭迹，瞒天过海，悄悄的摆平它。儿子这种做法本身就包含着“直”，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直在其中矣。”它与法的精神相悖，却合乎孝道，自然也合乎礼的要求。这意味着当法制与伦理产生矛盾时，那就要牺牲法制来成全伦理。在这里，人治高于法治，亲情大于王法。孔子的这一法律思想，至汉代就具体化为“亲亲匿相首”的法律原则。

先教后诛，刑罚适中。

2、孟子（约前371---289）的法律思想。

孟子早年经历与孔子有点相似，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他一生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周游于列国公卿之间，“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他自视甚高，声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虽然政治主张得不到诸侯采纳，平治天下的理想得不到实现，却不肯调整或改变自己的思想主旨。他把放弃原则，追随世俗称之为“妾妇之道”。对自己的才智和学说表现出一种高度的自信和过人的乐观。

“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尽心上》）（1）反对“杀人以政”，强调“教以人伦”。

孟子提倡仁政，反对暴政。所谓“杀人以政”就是以虐政杀人。孔子曾感叹“苛政猛于虎”，孟子亦对虐政讨伐不遗余力。他指责统治者以虐政杀人无异于“率兽以食人”。他重视人的生命价值，对统治者提出很高的要求：“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教以人伦”的“伦”字。费孝通解释：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释名”于沦字下也说“伦也，水文相汰有伦理也。”潘光旦说凡是有“仑”作公分母的意义都相通，“共同表示的是条理，类别，秩序的一番意思。”(见潘光旦‘说伦字)《社会研究》第十九期)引自《乡土社会》）人伦就是为人之道，做人的道理、道德。“教以人伦”就是厉行仁政，重视德教，用人伦之道教化民众。它不是诉诸法律的强制力量，而是依靠道德的感化作用。

（2）主张“薄其税敛”，强调“制民之产”。

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对曰：“政在使民富且寿。”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薄赋敛则民富，无事（“事”指争端、麻烦）则远罪，远罪则民寿。”（《说苑·政理》）薄税敛而使民富，是孔子德治的重要内容。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主张“薄其税敛”、强调“制民之产”，这是孟子仁政思想，在经济政策和法规上的具体体现。税敛太重，民不堪负，就会怨声载道，甚至铤而走险。这会威胁到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薄其税敛是一种消极的方法，还有一种积极的方法，就是“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恒产就是稳定的财产田产。具体说，就是每家农户要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为什么要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这道理很简单，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有了田产和宅院，就可以相对安居乐业。无此就意味着他是一个无产者，穷极无聊，“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那就要另谋生路，所谓偷盗、抢劫、革命、造反，都从这里起念。用孟子的话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安分守己之心）。苟无恒产，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民也”。

为防止此种情况发生，就要通过治民之产，达到富民的目的。使之“仰（上）足以事父母，俯（下）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认为，如果民众致富了，“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尽心上》）。犯罪事端也会大量减少。

应当说，孟子以上的法律思想是相当有价值的。它已经涉及到道德、法律与经济的关系，把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看作防止犯罪的首要条件。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3）主张以民为贵，声言“暴君放伐”。

君与民之关系：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到了孟子这里有了一个重大的发展。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说，这在思想史上，不但是振聋发聩的，更是史无前例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的地位最贵；作为国家象征的土神、谷神次之；而君主的地位更次之。这个位序排列把“民”的地位空前的提升了，而君主只能屈居第三，什么贵为天子、富有四海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对于不可一世的君主来说，这是很难接受也无法忍受的。我们要知道，在秦汉以后的专制条件下，一个知识分子敢说出这样的话，那要有包身之胆。果然，大明皇帝朱元璋氏读到孟子这句话，大为光火，《明史·钱唐传》：“帝（明太祖）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 宜言，宜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朱元璋读《孟子》，怪其出语不逊，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也”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五：“使此老在时，宁能免也”。

主张民为贵，在逻辑上必然强调民心向背的重要。孟子是把民心向背和天下的得失，法律的公平与否联系在一起来认识的（下详）。

君与臣之关系：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维护君君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维护君主的权威，既是礼的核心内容，也是法的重要职能。特别是如何处理君臣关系，是法律避不开绕不过的问题。

孔子主张君君臣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既否定君不君，也反对臣不臣。考查孔子的言行，翻检孔子修订的春秋可知，孔子主要是把关注点放在反对臣不臣上。至于君不君的行为，孔子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还要曲意回护。孟子则不然，他似乎更强调君臣之间的人格平等。而把关注点放在反对君不君上，较之孔子的立场有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

孔子对君主的态度是：“勿欺也，而犯之”（《宪问》）主张在对君主保持忠诚的前提下，直面君过，犯颜直谏。孟子的态度要峻烈得多：“说大人则蔑之”。游说他的时候，先不把他放在眼里，在气势上把他压倒。这不是狂妄。因为在孟子看来，他是代表“道”的，而大人也好，君主也罢，都是代表“势”的。以“道”对“势”，自然有一种道德的优越性。实际操作起来，大概需要很过硬的心理素质。对君主的态度是：“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下》）。他的这句话是讲给齐宣王的，据孟子说，齐宣王听了“勃然变乎色”。

孟子特别注意君臣之间要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在君面前保持一种独立的人格，反对臣属一方单方面、无条件对君主尽义务。“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简言之，就是你好我也好，你不好也别想让我对你好。这是对传统的君臣关系的颠覆。具有思想革命的意义。

当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杰，武王伐纣”算不算“弑君”时，他宣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实际上承认了汤武革命的正当性，主张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这种思想也带有暴力革命的异端色调。革命不是绣花，是要流血死人的，孟子谓之“逆取”；革命成功，就要实行仁政，注重道德教化，孟子谓之“顺守”。马上打天下和马下治天下的全部要义就体现在这“逆取顺守”四个字上。

（4）德主刑辅，慎用刑罚。孟子有一句名言，叫做：“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离娄上》）在主张仁政、重视教化的前提下，也不排斥刑法的强制作用。在它看来，“上无道揆（度也、约束）”、“下无法守”是要出乱子的。因此，孟子主张“善”与“法”要互相配合，不能偏废。这与孔子的有关法律思想有所不同。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死刑剥夺人的生命，所以孟子特别注意死刑的适用问题，他的慎刑也主要表现在对死刑的民本主义态度上：“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梁惠王下》）这说法理想色彩很浓，在操作上也很困难，但它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有合理的因素。孟子反对滥用刑罚，对杀戮无辜尤其深恶痛绝。他是先秦时代提倡“罪人不孥”、反对“诛连”最有力的思想家。“泽梁无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

3、荀子的法律思想。

荀子（公元前298年—前238年），名况，也称孙卿。战国郇（今山西临猗县）人，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的最大代表，也是先秦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李泽厚先生说他：“上承孔孟，下接易庸，旁收诸子，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史由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中国思想史论》上册，110页）。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荀子在先秦儒家中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政治主张与孟子有同也有不同，尊王道，举贤能，与孟子同；兼称霸道，法后王，则与孟子异。孟子重义，重内化自觉（内圣）；荀子崇礼，重外在约束（外王）。荀子虽然也说：“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但不承认汤武取天下，因为天下归之；不承认桀纣有天下，因为天下去之；所以说，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正论》）。他把主要关注人事和心性修养的儒家学说扩展到各个领域，他主张“隆礼”与“重法”结合，在礼面前有限平等，建立新的等级制度，完成国家统一。荀子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韩非、李斯，都是法家著名代表人物。

（1）隆礼尊君，君主至上。“《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论》），“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论》）孔子之礼尚有祭祀和规范两意。荀子之礼，原始的祭祀之意已荡然无存，规范之意则空前突出。这一学理上的变化，不仅大大提升了“礼”的地位，而且为礼兼容法预留了空间。

“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致士》）。后世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至此已呼之欲出。

（2）礼法并用，教刑相辅。荀子在隆礼的同时，也重视法制的作用：“法者，治之端也”（《君道》），把法律看作是治理国家的首出措施。礼与法皆为治国所需，缺一不可。他认为，“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在治国方略上，荀子提出“治之经，礼与刑”，这就一改儒家先辈德主刑辅、先德后刑的位序排列和价值判断，变而为礼刑并用，教刑相辅：“起礼义以化之，重刑罚以禁之”。

（3）引礼入法，礼体法用。荀子重视法理学的研究和以法治国的作用。它提出“法义”和“法数”等概念。所谓法义即是立法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法数即是指法律的运用技巧。在荀子看来，法数必须以法义为归依，因为“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君道》）“法义”是什么？就是礼。“非礼，是无法也”（《修身》）。礼为法之体、之纲，法为礼之用、之目。明体达用，纲举目张。这标志着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大转变。荀子以礼作为立法和执法精神原则的主张可以说是董仲舒春秋决狱的直接思想来源。

（4），严惩元恶，罪罚相当。“元恶不待教而诛”。这就把刑罚惩一儆百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同时，荀子也主张罪刑相当，有适当的尺度和公平的精神：“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

如果说儒家是以德治国，其法律思想带有浓重的伦理格调，那么法家则是以法治国，其法律思想则带有强烈的暴力色彩。

（三）、法家的主要法律观点。

1、法家主要特点。

何谓法家？刘邵《人物志·业流篇》说：“建法立制，富国强人（兵），是谓法家”。近人章太炎则说：“著书定律为法家”。这个学派发源于春秋时代的成文法运动，活跃于战国时代变法更制的政治舞台。

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这样评价法家：“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按地域分，法家分为晋法家和齐法家。司马谈的这段评价主要是以晋法家为参照的。

其特点：四海为家，六亲不认；以法治国，一断于法；重刑轻罪，严而少恩；尊主卑臣，严守职分。①在治国的策略上，以法治国。国家应制定法律成为全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应依照所制定的法律来处理各种事务（缘法而治），以法律作为统一的取舍标准（事断于法）②在法律适用上，刑无等级（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③在法律的内容上，轻罪重判，重刑主义④法布于众。

吴起：卫国（今山东定陶）人，娶齐国妻子，做鲁国将领，到楚国主持变法；商鞅卫国人，到秦国主持变法；韩非为韩国人，李斯为楚国人，都到了秦国。吴起之舔疮励士和杀妻取将。

韩昭侯在宫中饮酒致醉，就在宫里睡着了，宫中替国君管理冠冕的“典冠”在旁，担心他着凉，给他盖上了一件衣服。韩昭侯醒来见有人主动给他盖上衣服，很高兴，问身旁的侍卫是谁给他盖的衣服？侍卫说是典冠。韩昭侯下令以越职罪处罚“典冠”，以失职罪处罚“典衣”。

管仲说：“君主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者，君主之所独操也。”

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其先驱人物是春秋时期的管仲，鼻祖是战国初期的李悝、吴起、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战国中期的商鞅（法）、慎到（术）、申不害（势），战国末期的韩非、李斯等。

2、韩非的法律思想。

韩非（前288---前233），出身韩国贵族，荀况的学生。“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本归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本来要效力于他的祖国，在韩国有一番作为，但“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心灰意冷，发愤著书。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赢政读了非常佩服，曾感叹：“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公元前234年，他出使到秦国，受到同窗李斯的嫉妒和陷害，系狱经年，被迫自杀。

韩非人性论的预设是“性恶”。“人人皆挟自为心”，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这是天性、本性。这种恶的个人本性是要发作的。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财富的消耗，“人民众而财货寡”的矛盾愈益突出。于是，人与人之间逐利争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你争我争，大家都争，这就要危及秩序，引起混乱。必须加以约束。如果说儒家对这种无序状态是诉诸道德的约束，那么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是借助法律的威慑。

从性恶论的预设出发，韩非用一种异常犀利、冷峻和清醒的眼光来洞察人世间的一切，他近乎残酷地撕去了儒家仁爱的温情面纱，而代之以冷冰冰的利害关系的计较。社会的一切信仰、道德、关系，人的一切思想、观念、直至情感本身，其崇高、庄严、神圣性都被韩非横扫一空，最终还原为一种赤裸裸的利害计算。

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营私。（《韩非子·孤愤》）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六反》）

卫人有夫妻祷者，妻祝曰：使我无故得五匹为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韩非子·六微》

故舆人成舆则欲人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

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者，尽巧而正畦陌畴畤，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以得贵也（《韩非子·五蠹》）

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分也。

君和臣之间各有一套自己的拳经，各自的想法、利益相悖、不得已而妥协；父母对子女之间并无恩义可言，只有利害计算、得失考虑；夫妻之间也无亲情可言，双方同床异梦，各打各的小算盘；至于买卖双方，雇主之间，也是一种利益交换。即使是做官的，也不能高估他们的觉悟。他们不过是为政以利，冲着做官的巨大油水而来，归根结底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什么为政以德，忧以天下，乐以天下不过是面冠冕堂皇的金字招牌。如此，儒家的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孝悌为本、仁者爱人都被韩非借助经验的事实轻轻化解了。他的举例有点极端，但也确令人耳目一新，有一种难以遮当的说服力。韩非的主要法律观点：

（1）仁义不足以治天下。韩非的社会发展观是：“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知谋，当今争于气力”。这就是说，在上古竞于道德时，大家都崇尚道德，自然可以用仁义治天下；现在时代不同了，它的特点是“人人皆挟自为心”争于气力，仁义那一套已经过时了，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用韩非的话说，就是“德厚不足以止乱”，只有威势方可以禁暴。因而，他主张“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他的老师荀子曾讲“起礼义以化之，重刑罚以禁之”。韩非砍去了上联，只剩下一个下联，连老师的账也不买了。（2）以法为本，法术势综合为治。“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3）法不阿贵。在刑罚适用上必须贵贱平等。针对儒家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他提出：“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为什么刑过不避大夫呢，这是因为“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

（4）重刑轻罪。“董阏于为赵上地守。行石邑山中，见深涧峭如墙，深百仞。因问其旁乡左右曰：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婴儿盲聋狂悖之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牛马犬彘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董阏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韩非子《内储说上》）这可以说是重刑主义的经验论证；性恶论是其人性预设；定分止争是其现实考量；以刑去刑是其目的（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

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六反》）

（5）尊君卑臣。“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共患也。”“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四）、《法经》的内容及历史地位。

1、李悝其人

李悝，亦名李克，战国初期魏人，生卒年在公元前455年至385年之间。生平不详，只知其为魏文侯师，又为魏文侯相，颇有治绩。第一、首创“平籴法”（见《汉书·食货志》），即运用政府财力和调节能力，丰年由国家平价收购粮食，用来备荒；荒年由国家平价粜出，借以平衡丰年和荒年的粮价，防止商人囤积居奇，维护农民利益。第二、“尽地力之教”，即整划土地，开垦扩种，挖掘土地潜力，提高粮食产量。

李悝认为，刑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奸邪淫佚，而“奸邪之心，饥寒而起；淫佚者，久饥之妄也”，在这个意义上，刑罚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富国裕民。

李悝反对世卿世禄制度，认为“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足以“乱乡曲之教”。他的“为国之道”是“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说苑·政理》）他要剥夺那些世家子的俸禄，用来招徕“四方之士”。在中国法制史上，李悝最大的贡献是编撰了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

2、《法经》及其影响

《法经》一书早已失传。《汉书·艺文志》儒家列有“李克七篇”，法家列“李子三十二篇”，推想《法经》应在其中。现在所见《法经》的记载最早见于唐朝人所撰的《晋书》和《唐律疏议》。《晋书》刑法志曰：“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唐律疏议》也有类似记载。

此后论及《法经》都引证上述片断。直到明朝，董说著《七国考》，其中引用西汉桓谭所著《新论》一书，才更多的披露《法经》的一些内容。但桓谭《新论》在南宋末年就已失传，董说又从何处得知呢?现已无从考证。故学界多疑董说造假。

尚有两事学界未及，特此指出，以作旁证。其

一、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儒已指出，明朝人喜欢伪造古书，清儒慨叹：“明人造古书而古书亡”，流风所及，连它的第一流学者杨慎都颇乐此道，留恋忘返，董说受时风影响，偶尔染指，亦未可知；其

二、董说是个小说家，著有《西游补》。其凭空结撰的想象力也非常了得。所有这些，都加重了对董说的嫌疑。

据董说的意见，《法经》的体例可分三部分：正律、杂律、减律。

盗、贼“窃货曰盗，害良曰贼”、囚、捕四篇为“正律”。董说引《新论》曰：“正律略曰：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这其实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隐私权相当。不过，我们今天讲的隐私权，是一个舶来概念。它是在1890年，由美国学者路易丝·布兰戴斯和埃·威斯汀在《哈佛法学评论》上提出的。拾遗者刖（“拾遗”即指拾得他人遗失的财物，这大体上相当于现代刑法中所说的侵占他人遗失物犯罪）曰，为盗心焉”窥、拾非盗而有盗之心，这是“意识犯罪”。重点惩治的是盗、贼重犯。

杂篇为“杂律”、董说略曰：“夫有一妻二妾，其刑馘（guó，割左耳）；夫有二妻则诛；妻有二夫则宫，曰淫禁。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曰狡禁。越城，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曰城禁。博戏罚金三币，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曰嬉禁。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曰徒禁。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曰金禁。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惩治各种各样的刑事犯罪，动辄诛、族，沿续的是商殷以来的重刑传统。

具篇为“减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单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规定的是一些定罪量刑原则。六篇之中，首列《盗法》、《贼法》，至于《囚法》、《捕法》不过是捉盗捕贼的有关程序。这说明《盗法》、《贼法》是法经的核心。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盗法》、《贼法》会成为法经的核心？或者说为什么《法经》会把“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作为指导思想？

战国时代的两极分化严重：一方面，“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后汉书·仲长统传》）。而农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汉书·食货志》）；另一方面，一般民众“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xù）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或则“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上》）。这样一种情况，生活在春秋末叶的墨子已经敏锐地观察到，并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něi），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墨子·非乐》）。生活在战国中期的孟子则说的更形象：“庖有梁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下层反抗激烈：“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广泽林薮扑击遏夺”社会治安环境糟糕。（《吕氏春秋·安死》）；“王公则病不足于上，庶人则冻馁羸瘠于下，于是焉桀纣群居，而盗贼击夺以危上矣”（《荀子·正论》）。跖有“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庄子·盗跖》）。严刑峻法威慑：战国是一个乱世，不必搬用“刑乱国用重典的古训”，只需依照习惯就行了。“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古代用于加在囚犯颈部的一种木制刑具）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庄子·在宥》）。庄子又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之说，同样是盗窃，性质无乎不同，但后果却形成巨大的反差。而从另一个方面看，所谓“窃钩者诛”也正是战国时代重刑主义的真实写照。

“宋（康）王谓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对曰：“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则群臣畏矣。”居无何，宋君杀唐鞅”。《吕氏春秋·淫辞》

《法经》以重刑轻罪为基本特征，充分体现了法家的法律思想，迎合了当时急切以武力实现统一的君主的要求。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它既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也是列国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它构建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其体例、内容为后世以刑法为核心的成文法典的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它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五）、商鞅变法与秦国法制的发展：。《史记·商君列传》：“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不甚得志。

商鞅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认为其对治国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佚无战。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敌不至必贫。”（《商君书》）

“乃遂西入秦，事孝公，为相，“秦封于商，故号商君”（据张守节正义）。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与五十金”。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徙木立信”）。

1、商鞅变法的内容。

商鞅变法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9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其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是列国变法中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的一次变法。

政治方面的改革。此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主要内容包括：（1）制定二十级爵位。这意味着旧的世卿世禄制被废除，旧贵族原有的家世、身份等不再起作用。根据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分二十级爵，自二十级至一级分别为：彻侯、关内侯、大庶长、驷车庶长、大上造、少上造、右更、中更、左更、右庶长、左庶长、五大夫、公乘、公大夫、官大夫、大夫、不更、簪□、上造、公士。各级爵位均规定占有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同时，还制定了“奖励军功，严惩私斗”的法律规定。奖励军功的规定是：将卒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则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宗室贵族无军功者，不得授爵位；有功劳者，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者，虽家富不得铺张。严惩私斗的规定是：为私斗的，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2）实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以县为地方政区单位。分全国为四十一县，县设令以主县政，设丞以副县令，设尉以掌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度。（3）实行什伍制度。秦之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至此时，均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居民登记于户籍，分五家为一伍，两伍为什，同于后代的保甲制度。为了加强治安管理，规定什伍之内各家可以互相纠察，“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重刑轻罪，不赦不宥，鼓励告奸，实行连坐。

经济方面的变革。此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秦国是战国时代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律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变革土地所有制的国家。主要内容包括：（1）废井田，开阡陌。在全国范围废除井田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废除“田里不粥（鬻）”的原则，准许民间买卖田地。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领国土地等，但后来都陆续转为私有。（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凡“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免除徭役）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汉书·食货志》）凡努力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徭役；凡从事末业（工商）及因懒惰而贫穷的，全家没入官府，罚为官奴婢。（3）统一度量衡。统一斗、桶、权、衡、丈、尺，并颁行标准度量衡器，严格执行，不得违犯。现在传世的有所谓“商鞅量”，其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知此量为“升”。由这件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而重大的事。

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推行小家庭政策，以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等。颁布《分户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凡一户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别籍异财）

王安石曾赋诗称赞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变法为秦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为秦最终扫灭六国，实现全国统一准备了条件。

2、商鞅“改法为律”的意义。“商鞅传授，改法为律”。何以要改法为律呢？“律”本指钟鼓声调和音律，而音律既要求和谐，也要求精确严密，不容有丝毫差错。《易经。师卦》、《左传·宣公十二年》皆有“师出以律”之句，杜预注：“律，法。”《左传·哀公十六年》“尼父，无自律”杜预注：“律，法也。言丧尼父，无以自为法。”因此，强调“明法”、主张信赏必罚的法家，一方面为了与传统的礼、刑相区别，一方面也希望法律能像音律一样精确严密而为人们所信奉，于是便以“律”名“法”。此其一；其

二、此大概还与秦耕战立国，全民皆兵、军政合一、军民合一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秦居戎狄之邦，习游牧、善征讨、薄礼义，尚军法。“律”本来就是指的军令军法，现在扩展它的对象和外延，不但用它约束军队，也用它来约束民众，规范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个律已不仅限于军令军法的意义，它包含广了，范围大了，就成为一代法典的统称。改法为律有何意义？首先，“改法为律”不仅是名称的改变，重要的是法律观念和法律实施的发展变化。“法”字本义表示法的公平性，平之如水，落实到狱讼上就是不偏袒。但对不同身份、等级的人是否同样公平则不一定了。而“律”字，按《说文》：“律．均布也”，段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尔雅》释诂篇：“律，常也，法也”。《易》有“师出以律”之说。可见起于军旅之“律”，更强调法的普遍适用性，不论什么人都要一律按法办事，不允许有超乎律之上，之外者，这正是法家“壹刑”思想的体现。其次，改法为律以后，律已不再是单纯的刑制，它按照同心圆的轨迹，以刑法为核心空前地扩大了调整范围。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经济活动都可以用律来加以规范，做到所谓“事事皆有法式”。从此以后，律这一名称为中国历代王朝（宋元除外）沿用不绝。

第四篇：春秋战国时期成语典故2008

春秋战国时期成语典故2008-09-09 21:43退避三舍：春秋时期，晋国内乱，晋献公的儿子重耳逃到楚国。楚成王收留并款待他，他许诺如晋楚发生战争晋军将退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后来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回晋国执政。晋国支持宋国与楚国发生矛盾，两军在城濮相遇，重耳退避三舍，诱敌深入而大胜。

一鸣惊人：相传楚庄王（另一说为齐威王）临政三年终日作乐，不理朝政。一臣下对庄王说：“听说国中有一只大鸟，三年不飞，三年不鸣，是怎么回事？”庄王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然后整顿朝政，富国强兵，短短数年形成大治局面。

卧薪尝胆：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打败并俘虏了越王勾践。勾践给夫差喂了三年的马，受尽折磨，回国后立志报仇复国，请范蠡帮助训练军队，任用有贤能的人，自己亲自参加劳动并坚持睡在柴草上，每次饭前均要尝一个苦胆，后来终于灭掉吴国。

老马识途：春秋时期，齐桓公应燕国请求，带兵打败了山戎国的侵犯；山戎国国王密卢逃到孤竹国请求救兵，管仲跟随齐桓公打败了孤竹国的援兵。在回国途中，因假向导引入迷谷，使齐军受困。管仲建议用一匹老马带路而化险为夷。

负荆请罪：战国时，赵国有两位重臣廉颇与蔺相如，因蔺相如多次立功，赵王封他为相国，廉颇不服气，认为自己的武功盖过他的嘴。蔺相如为了国家，对廉颇多次避让，廉颇得知他的良苦用心后惭愧不已，便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家门请罪，从此两人和好，成为同生共死的交情。

纸上谈兵：战国时，战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饱读兵书，能健谈用兵之道，连父亲也难不倒他，自认为是天下无敌。赵奢认为他是纸上谈兵不知交通。后来赵奢死了，赵括顶替廉颇带兵，蔺相如等人极力反对，赵王坚持，赵括在长平之战中损兵40万。

三令五申：孙武流寓于吴，吴王想试试孙武的军事才能，就将180名年轻宫女交给孙武操练。孙武将宫女分作两队，让吴王的宠姬当队长。孙武向宫女们交代了口令之后击鼓传令，宫女们一阵哄笑，队伍乱成一片。孙武再一次下达命令，宫女们只觉得好玩，根本不听命令。孙武说号令既然已经明白又不听令，这是头领之罪，下令将两名队长处死。吴王急忙叫人传令不能斩杀王妃，孙武仍然杀了两个王妃。然后，孙武重新操练宫女，这回没人敢不听号令了。

围魏救赵：战国时，魏军围困赵国京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赵。田忌原想直接引兵去救赵国的邯郸，孙膑主张引兵去围攻魏国的京城大梁，魏必回兵自救，这样，不但能解除赵国的围困，还能使魏军疲劳不堪。田忌采纳了孙膑的策略，引兵直奔大梁。魏军闻讯急忙撤回围攻邯郸的部队，星夜回军援救大梁。走到桂陵，齐军以逸待劳迎击魏军。魏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胡服骑射：战国时，赵国国君武灵王决心变革图强。武灵王见胡人（少数民族）身着窄袖短褂便服，骑着战马，边跑边射箭，行动迅疾，十分灵活，便决定向胡人学习，改革士兵服装，发展骑兵。不到一年功夫，赵国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经过南征北战，赵国成了当时有数的强国之一。

窃符救赵：战国时，秦国派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魏国求救，魏国派兵前去救赵。秦国听说魏国派兵救赵一事，派人去魏国威胁魏王，魏王屈服于秦国，下令让前去救赵的魏兵按兵不动。赵王向魏国公子信陵君写信求救。信陵君曾为魏王的宠妃如姬报了杀父之仇，信陵君请求如姬从魏王那里盗出了兵符，从而夺取了兵权，率领几万精兵，奔赴邯郸，打败了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 义不帝秦 』

出于《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 表示坚持正义，宁死不屈。『 顶天立地 』

出于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 形容光明正大，气概豪迈。『 脱颖而出 』

出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比喻有才能的人得到机会就能表现自己。『 歃血为盟 』

出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比喻订立盟约时，嘴边涂上牲口的血，表示 诚意。

『 因人成事 』

出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意为依靠别人的力量办成事。『 碌碌无能 』

出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形容没有能力，无所作为。『 前功尽弃 』

出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表示以前的功夫完全白费。『 难至节见 』

出于《藏书·名臣传·肥义》 比喻人们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贞。『 拔帜易帜 』

出于《史记·淮阳候列传》 比喻取而代之。

『 两鼠斗穴 』

出于《史记·淮阳候列传》 比喻两军相遇于险要而狭窄的地方，没有与会 侧击的余地。『 贫贱之交 』

出于《藏书·虞卿平原君》 指患难之交，生死与共的朋友。『 刎颈之交 』

出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形容友谊极其深厚。『 知人不易 』

出于《藏书·直节名臣·虞卿平原君》 指了解人不容易。『 两虎相斗 』

出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比喻两雄像争。

『 不遗余力 』

出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意为用尽全力。『 吞炭漆身 』

出于《战国策·赵策》 表示下决心报仇泄恨。

『 排难解纷 』

出于《战国策·赵策三》 指调停双方争执。

『 因势利导 』

出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指顺着事情的发展趋势加以引导。

『 攻难易守 』

出于《藏书·九国兵争》 指古代军事家在双方条件相差不太远的情况下得出 的结论。

『 四分五裂 』

出于《战国策·魏策一》 形容分散，不统一，不团结。

『 怒发冲冠 』

出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形容气愤到了极点。『 安如磐石 』

出于《荀子·富国》 形容稳固。

『 金枝玉叶 』

出于《元曲选·纪君祥〈赵氏孤儿〉二》 旧指皇族。帝王之家的子孙。『 犹豫不决 』

出于《战国策·赵策三》 指拿不定主意。『 弹丸之地 』

出于《战国策·赵策三》 形容地方很狭小。

『 舍本逐末：

出于《战国策·齐策》 比喻做事不抓主要问题，只顾细微末节。『 胶柱鼓琴 』

出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形容对事物处理不当，失去应有的作用。『 管窥锥指 』

出于《庄子·秋水》 比喻见识狭窄或片面。

『 嫁祸于赵 』

出于《史记·赵世家》 指祸害转移到别人身上。

『 市道之交 』

出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比喻有些人重利忘义，交朋友与市场买卖交 易一样。

『 不翼而飞 』

出于《战国策·秦策》

比喻言语或消息流传得极快。『 伤弓之鸟 』

出于《战国策·楚策四 》

比喻受过惊吓变的过分胆小怕事。『 以卵击石 』

出于《荀子·议兵》等 比喻不自量力，自取灭亡。『 矿日持久 』

出于《战国策·赵策》 意为空废时日，长久拖延。

『 利令智昏 』

出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利欲使人头脑发昏，丧失理智。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出于《史记·赵世家》 比喻人才或事物的贵重，在于起 作用而不在于数量。

『 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

出于《荀子·劝学篇》 比喻学生胜过老师，后人胜过前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出于《史记·淮阴侯列传》 聪明人多次考虑问题，也难免会 有失误的时候。

『 不可同日而语 』

出于《史记·苏秦列传》 形容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三寸不烂之舌 』

出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形容能言善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出于《荀子·王制》 古时用以告诫君主要居安思危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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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媵贱女

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昔日秦穆公嫁女儿怀赢给晋公子，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嫁妆，光穿着有华丽衣裳的婄嫁女妾就有７０人之多。新嫁到晋国时，晋国人看到陪嫁的女子都那么漂亮，于是都想找个陪嫁的女妾抢回家去，却认为秦国的国主还不如女妾漂亮，而轻贱秦国的国主。

这是则故事是韩非借齐国传墨子学说的田鸠之口回答楚王所提出的问题时讲的一则故事。所举的“秦伯嫁女”一例与“买椟还珠”一起说明一种办事的道理，即切勿怀文忘用，甚至以文害用。后世常以此比喻办事情舍本逐末，本末倒置。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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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虹贯日

出自《战国策之魏策四》：

聂政是战国时韩国轵人，因为杀人避仇，逃到齐国，以屠宰为生。韩卿严遂与韩相韩傀有隙，想要报仇，听说聂政侠义勇为，便送黄金百镒做为聂政母亲的寿礼，并说明欲请聂政刺杀仇人之意。聂政以母亲尚在需要人奉养为由没有答应。后来聂政的母亲死后，聂政独行仗剑刺杀韩傀，碰上了白虹贯日的现象，刺中了韩哀侯，他自己也自杀身死。

白虹贯日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就是现在所说的日晕。古人迷信，常把此做为是危害君王的天象异兆，也附会为精诚上感天道。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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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万昌大

出自《左传 闵公元年》：

春秋时，晋献公灭掉魏，把魏地赐给大臣毕万。管占卜的大夫卜偃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魏同巍，故云），现在把魏地赏给毕万，是天意要启发他的后代，使其昌大。”后来，毕万的后代果然建立了战国时的魏国。

其实这些都是古人附会之说。后世就常以“毕万昌大”的典故指人后辈发扬，繁盛昌大。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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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抱冰握火

出自《吴越春秋 勾践归国外传》：

越王勾践为了灭吴复国，常常以艰苦的生活条件来磨砺自己的意志。他寒冬抱冰，炎夏握火，卧薪尝胆，夜以继日，内修军政，外结诸侯，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转弱为强，灭亡了吴国。

后人以“抱冰握火”比喻刻苦自厉，也用指生活艰辛。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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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抱柱信

出自《庄子 盗跖》

屋生与自己心爱的女子相约于河桥之下，女子一直到河水涨潮时都没有来，而尾生则宁愿抱梁柱而死都不愿失约。尾生忠于爱情，信守约誓，但头脑僵化，不知变故，故抱柱而死。

后以此为坚守信约的典故，特别多用于男女间的爱情信誓方面。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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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表里山河

出自《左传 僖公二十八年》：

春秋时，晋楚决战之前，晋文公的谋臣，他也是晋文公的舅舅子犯劝文公参加决战，他认为即使仗打败了，凭太行山和黄河之险，也可固守无虞。原话为：“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指晋国外黄河而内太行山，地理形势使国防极为稳固），必无害也。”

后世常用“表里山河”说明地理国防之固。

而元张养浩在《潼关怀古》中：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者，意踟蹰。中的“山河表里”即用此事，一方面说明潼关形势的险要；另一方面反衬诗人一路所见秦汉宫阙的破败，百姓处于战乱之际的无边苦难。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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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拜下风

出自《左传 僖公十五年》：

在秦晋韩原之战中，晋军大败，晋惠公被秦兵所俘获，晋大夫头发蓬乱下垂的拔帐随行。秦穆公劝说道，：“二三子何其担忧也！寡人准备请晋君去我秦国，岂敢太过分呢（这是表面上安慰晋国大夫等人的放话）？”晋大夫于是三拜稽首道：“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风。”

实际上晋大夫这番话，是与秦穆公约誓，希望他说了话要算数。“下风”的意思就是你的诺言不仅天地共鉴，我们在下这些做臣子的也都听见了，希望你不要食言。

“拜下风”原是谦恭卑怯的举止，后逐渐又演化成“甘拜下风”的成语，用为甘居下列的自谦词。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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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背城借一

出自《左传 成公二年》：

公元前五八九年，晋、鲁、卫三国的联军击败齐军后，齐顷公派大臣宾媚人（即国佐，曾主持齐国之政）带上贿赂去见晋军主帅却克，当晋方提出屈辱齐国的苛刻条件（必以萧同叔子就是齐侯之母为人质，并且将齐国境内田间的垄亩变成东西走向，这样道路、水渠都将成为东西方向，以便晋军的行动）时，宾媚人本着维护齐国尊严，坚决地加以拒绝，并准备决一死战（原话中为背城借一）。鲁、卫两军主将，都劝告却克与齐停战求和，晋终于放弃了继续进攻的主张，签订了盟约，齐国得以转危为安。

后来以“背城借一”表示誓与敌人决一死战。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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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班荆道故

出自《左传 襄公二十六年》：

春秋时，楚国伍子胥的祖父伍举与蔡水师子朝（文公之子，公子朝）的儿子公孙归生是好朋友。伍举娶与王子牟（即申公），王子牟因犯罪逃亡后，楚人皆言：“王子牟逃亡实为伍举护送之。”于是伍举也因受牵连而逃奔到郑国，然后准备到晋国去。恰在这时，公孙归生也将要去晋国，二人在郑国郊国相遇。他们“班荆（扯草铺地）相与食（坐在上面，一面吃东西），而言复故（一面攀谈返回楚国的事情）。

后以“班荆道故”指朋友在途中邂逅相逢共话旧情。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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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苌弘化碧

出自《庄子 外物》

苌弘是春秋时周敬王的大臣刘文公所属的大夫。刘氏与晋范氏世代通婚姻，在晋卿内讧中（所指为公元前４９０年即周敬王三十年，赵氏击败范氏和中行氏），苌弘曾帮助过范氏，晋卿赵鞅为此声讨他，晋君怪怨周敬王，周敬王便把苌弘杀死。苌弘死于蜀（今四川），蜀人感之，以柜盛放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玉，及精诚之至也。

当然化碧之说为后人的演义。后来常以“苌弘化碧”来比喻忠贞之人含冤而死；或指为国献身，忠烈精神长存。

像明末著名将领袁崇焕就有死后，鲜血化碧一说。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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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刺股

出自《战国策 秦策一》：

苏秦游说秦王，上书上次，秦王没有采纳他的主张，他回到家中，父母妻嫂都不理睬好。他伤感之余，刻苦自励，夜以继日的努力攻读。夜里读书至困欲睡时，就用锥子刺扎大腿，以便清醒起来，继续学习。这种勤苦自强的精神，历来被人称颂，成为旧时劝学的典型事例。

后世常以“刺股”用为勤苦读书、奋发自强的典故。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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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操刀伤锦

出自《左传 襄公三十一年》：

春秋时，郑国大夫子皮想让自己的一个小臣尹何，担任私有领地的邑大夫的官职。因为郑子产是他晚年举荐而执政的，可能认为提拔尹何，子产不会反对。郑子产主张“学而后入政”，这样才不致把事情办坏，才是用人稳妥的办法；如果“以政学者”，那就是拿“政”去开玩笑，这是对“政”的不负责任，这将给“政”造成危害。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子产以“未能操刀而使割“，”美锦不使人学制“作比，阐明不可本末倒置。

以今天的眼光看，学而后作虽无可厚非，但干中求学，干也是学，也是不能偏的。

后人“操刀”“伤锦”合二为一，用来比喻才薄力单，难以预胜任。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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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楚幕有乌

出自〈左传 庄公二十八年〉：

楚伐郑，郑国得到其他诸侯国家的援救，迫使楚军连夜撤退。楚军为了防止郑军及诸侯国援军的援救，军队于夜间悄悄撤走，却留下了空空的营幕作为掩护。军幕空虚，所以乌鸦才栖止在上面，郑国人由此判断出楚军营内的虚实，才停止了向桐丘奔逃。

后来用这个典故，常指败退或军事力量的空虚。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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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丁公凿井

出自《吕氏春秋 察传》：

春秋战国时宋国一个姓丁的人因为家中无井，所以就在自家院中打了一口井，他觉得这样一来，洗涤和取水就不需要专用一个人了，说是等于得到了一个人的帮助。有人听到这话后就把它传讹了，说丁家打井得到了一个人。

后来就以此比喻以讹传讹，或主观主义凭空解释，把事情搞得颠倒悖谬。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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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大义灭亲

这个故事就比较有名了，在〈东周列国志〉上也有记载，不过我要讲的则是出自〈左传 隐公四年〉：

春秋时，卫国石蜡之子石厚，与公子州吁共谋杀君篡位。石厚为了安定国内人心，去求计于自己的父亲。石蜡因之而设计，借陈桓公的帮助，乘他们到陈国之机，逮捕了州吁和石厚。卫国派人到濮杀死了州吁，石蜡派家臣到陈杀死了石厚。《左传》因此称赞道：“君子曰：‘石蜡，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同与，就是一同处死的意思）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大义灭亲”原指为君臣大义而灭父子私情，后用以泛指炎维护正义而不徇私情。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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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东施效颦

出自《庄子 天运》：

说越国有一个绝色美女名叫西施。她长得非常漂亮，无论怎样打扮，一举一动都是美丽动人的。西施有个心口疼的毛病，犯病的时候，总是用手按着胸口，皱紧眉头。有一天，她在村中的道路上行走，突然，胸口疼痛起来，疼得紧皱眉头，便不知不觉地用手按着胸口处，咧着嘴似笑非笑的。正巧，迎面走来一位叫东施的丑姑娘。东施看见西施皱着眉头，用手接着胸口在笑，觉得样子十分好看。于是，就照样模仿起来。东施本来没有胸口疼的毛病，却也用手按住胸口咧嘴笑，把眉头也照样紧皱起来，自以为这样就美丽了。村民们看到她一反常态的样子，莫名其妙的多看了她两眼，丑姑娘东施却以为人家喜欢上她了，于是她更加紧皱眉头咧开大嘴强笑，这一下，把别人都给吓跑了。

后以“东施效颦”来比喻“丑拙”盲目机械地效仿“美巧”，结果适得其反，闹出笑柄。

李白就有：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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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呆若木鸡

《庄子 达生》：

战国时，斗鸡是贵族们寻欢作乐的一项活动，齐王便是当时的一位斗鸡迷。为了能在斗鸡场上取胜，齐王特地请专家纪渻 子帮他训鸡。齐王求胜心切，没过几天，便派人来催问，纪渻子说：“鸡没训好，它一见对手，就跃跃欲试，沉不住气。”过了几天，齐王又派人来问，纪渻子说：“还不到火候，看样子鸡虽不乱动了，但还不够沉稳。”又过了几天，纪渻子终于对来人说：“请你告诉齐王，我花工夫把鸡训好了。”待到斗鸡时，对手的鸡又叫又跳，而纪渻子训好的鸡却像只木鸡，一点反应也没有，别的鸡看到它那副呆样竟然都被吓跑了。因此，齐王用这只鸡和别人斗，自然场场获胜。

庄子用这个故事，愿意是指为了说明有些事情不必亶承天生自然之理，经过人为的训练，也能积习成性，达到改造“物”的目的。

但是传到了后世，却用“呆若木鸡”来形容人因恐惧或惊讶而发愣的神态，则全用为贬义。

想想也真是好笑啊，这句成语的出处与现在的解释居然如此不着边啊。呵呵，古人也很有意思。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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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盗憎主人

出自《左传·成公十五年》：

春秋时，晋伯宗（晋大夫孙伯纠之子）为人正直，在朝常直言不讳，妻子常劝他说：“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好直言，必及于难。”后来伯宗果然因为结怨过多而被杀。

“盗憎主人”是说盗贼憎恨被他盗窃、抢劫的主人，后来就比喻坏人怨恨正直的人，无道恨有道，恶恨善，丑恨美，坏人恨好人。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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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得鱼忘筌

出自〈庄子 外物〉：

庄子说：“筌（就是一种捕鱼的竹器）所以能捕到鱼，是因为得鱼而忘筌；蹄（捕兔的哭具）都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指语言，言词）所以在意（要表达的意思、事理），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人言哉（就是说深悟其道、专心致意却并不侈于言辞的人，其实难得，故庄子希望能找到这样的人和他交谈）！’”

庄子在这里以“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为比喻，并不从消极的意义上使用，承上启下，目的在于比照说明“得意忘言”的道理。

后世用“得鱼忘筌”却改变了原本的本意，一般都是有在消极的意义上，比喻办事情一旦达到了目的，便把赖以达到目的的手段忘掉或抛弃。

可见这也是一个后世用意与出处不相符的成语。也不知是怎么传的。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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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断织（孟母继织）

出自汉韩婴〈韩诗外传〉及〈列女传〉：

孟子是战国时期墨家代表人物，姓孟名轲，由于赏识渊博，道德高尚，被后世誉为“亚圣”。孟子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高的地位，与他幼年所受的教育有关。孟子年幼时，他的母亲非常注重对他的教育。有一次，孟子由于贪玩而没有上学，他母亲知道后，非常生气，当即拿起剪刀，割断正在织布的织线。孟子孝敬母亲，看到母亲如此生气，既害怕又难过。孟母看到儿子有悔改之意，就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废弃学业像我剪断布线，一个人要专心读书，才会有知识，如果现在不用功读书，将来就一事无成。”从此以后，孟子发奋苦读，终于成为大学者。

后来就用“断织”为勉励努力求学，不可中道荒废的典故。此外人们也用断织来表示贤妇劝学。

唐代骆宾王的《上衮州张司启》里有这个典故：“加以承断织之慈训，得锐志于书林。”

另外一个有关断织的故事就是乐羊子妻劝其夫进学的故事，和孟母劝告孟子的形式大致相同。而且目的也都达到了。

第五篇：春秋战国时期水利工程

春秋战国时期水利工程（图片）

芍陂芍陂是古代淮河流域较早兴建的一座大型蓄水灌溉工程，位于今安徽寿县安丰城南，又叫安丰塘，是公元前6世纪末楚国令尹孙叔敖领导修筑的。水库巧妙地利用了当地东、南、西三面较高，北面低洼的地势状况，利用天然湖泊在四周筑堤，引■水经白芍亭东积而成湖。《水经注？肥水注》说陂堤长二、三百里，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说明可能已有闸门设施。东汉时可灌田万顷。由于芍陂及附近其他陂塘的兴建，水稻种植得到很大发展，使这一带富庶起来。

（2）引漳十二渠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变法图强，大力发展农业。魏国要地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四十里邺镇）位于太行山东部冲积平原上。漳水从此地流过，雨季时河水宣泄不畅，常泛滥成灾。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7年在位）时李悝等推行变法，在公元前422年任西门豹为邺令。西门豹沉重打击了当地劣绅和女巫勾结玩弄的借水灾向百姓勒索钱财、残杀少女的 河伯娶妇 迷信活动，领导百姓在漳河上修建了12道低滚水坝，开凿了12条大渠，引水灌溉漳河右岸土地。《水经注？浊漳水注》载： 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以水闸调节水量，变水害为水利。经过大约100年，魏襄王时任史起为邺令，又大兴引漳灌邺工程，将大片盐碱地变成水稻田，使魏国河内地区更加富庶。

（3）都江堰都江堰在四川灌县，是举世闻名的古老而宏伟的灌溉工程。堰古称 湔堋、湔堰、都安大堰 等，宋代才有人始称 都江堰，取名于成都江（即 都江），指过成都的府河及锦江。

都江堰是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时蜀郡守李冰领导人民修筑的。渠首堰工在今灌县旁的岷江上，渠道遍布成都平原各县。从1949年以前的工程布局可看出，它是由分水工程（分水鱼嘴）、开凿工程（宝瓶口）、闸坝工程（人字堤、百丈堤、内外金刚堤和飞沙堰）三部分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在灌县西北岷江江心洲筑成的分水鱼嘴，把岷江分为内外二江，西面的外江为岷江正流，沿江筑有堤坊；东面的内江是引水于渠，由宝瓶口控制引水流量的大小，流入成都平原上密布的农田灌渠。百丈堤起到导流和护岸的作用。

宝瓶口可能是在早于李冰二、三百年的蜀相开明所修工程的基础上，劈开玉垒山建成的渠首工程。①宝瓶口左岸是玉垒山，右岸为离堆。现宽20米，高40米，长80米，可使足够的内江水量由此流入灌渠体系。

闸坝工程包括调节内江水量的溢洪道 飞沙堰 和一整套闸坝设施。飞沙堰长约180米，堰身的高度可使汛期入内江的洪水和大量沙石由堰顶泄入外江，即所谓 低作堰 ；人字堤护岸兼溢流，可以补飞沙堰溢洪之不足。

工程规划相当完善，分水鱼嘴、宝瓶口和飞沙堰三项主要工程联合运用，互相配合，一般可保证大水时二江分流比例为内四外六，洪水不致冲入内江成灾；枯水时二江分流比例为内六外四，足敷灌溉之用。

鱼嘴和堤防的修筑都是就地取材，用当地盛产的竹子编成巨大的竹笼，装填卵石，沉积堆迭而成，施工简便，节省费用，工效显宏。

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在分水鱼嘴附近曾立三石人于岷江、外江、内江水中，起着水尺的作用，以量水位的高低，从而测定内江的进水流量，及时进行调节，使 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1974年和1975年，在外江曾先后掘得石人二枚。另载李冰作石犀5枚，其二深埋于内江，以作为都江堰岁修 深淘滩 的控制高程，使河床有一定的深度和过水断面，以保证河床可以安全通过较大的洪水流量。

①

姚汉源对此说有疑，见姚著《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7年版第 47 页注

（一）。

都江堰的规划、设计和施工，都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创造性。都江堰的建成，使成都平原大约300万亩良田得到灌溉。《水经？江水注》称： 蜀人旱则借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活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4）郑国渠郑国渠是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在关中引泾水兴修的大型灌溉工程，是由原籍韩国的一位名叫郑国的水工设计领导为秦国开凿的。渠首在仲山西麓瓠口（今陕西泾阳县西北50里的谷口），引泾水东流注入洛水，全长300多里，用了十多年时间才完工，工程十分壮观。

郑国渠的设计体现了较高的水流水文学知识。谷口是泾水进入渭北平原的一个峡口，东面是广阔的平原，地形西北略高，东南稍低。渠首选在这里，使整个水利工程自然形成一个全部自流灌溉系统。引水口选在谷口泾河凹岸稍偏下游处，正是河流流速最大的地方，增大了渠道的进水量，并使水中大量富有肥效的细泥也进入渠道以进行 粪灌（淤灌）。引水口处上层由凸岸流向凹岸的水流和下层由凹岸流向凸岸的水流形成的横向环流，既在上层增大了引水口的进水量，又在下层使较重的粗沙冲向凸岸，避免了粗沙入渠堵塞渠道。

据《史记？河渠书》称，郑国渠的修建，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泾水泥沙含量大，引用灌溉，其淤泥可作为肥料。秦亩1亩等于今0。288市亩，四万余顷秦亩合今115万市亩。渭北平原远古为通海湖泊，土带卤性，引渠水淤灌压碱可成为良田。1钟为秦六斛四斗，即640秦升，合今2。2石，即200多斤。这使 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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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河渠书》。

2。运河工程春秋战国时期开凿了很多运河。魏在黄河以南的荥阳（今河南郑州西北），楚在汉水和云梦诸湖泊，吴在江淮太湖，齐在山东淄、济等地，都开有运河以通水运。其中最著名的是邗沟一荷水和鸿沟。

（1）邗沟-荷水邗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记载的大运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首先要创造交通运输条件，便在邗地（今江苏扬州东南）筑城，南接长江，向北利用各湖泊河道疏通开凿，在今淮安东北入淮水。后来屡经改道整修，一直是沟通江淮的主要运河。

开邗沟后3年，吴又继续向北开凿，在 商鲁之间 开了一条运河，名荷水，使沂水（泗水支流）、古济水相连通。于是吴兵船只便可从长江出发，由邗沟北上经泗水，再由荷水通济水至黄河。

（2）鸿沟-战国中期，魏占据了今河南省东北大部。为称霸中原，魏惠王（公元前370-前319年在位）九年（公元前362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为加强与宋（今河南商丘）、郑（今河南新郑）、陈（今河南淮阳）、蔡（今安徽凤台）等地的联系，于次年开凿鸿沟。从河南荥阳[xíng] 泽引黄河水入圃田泽（今中牟县西），再向东开至大梁城北。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40年）再由大梁城北继续东开，并向南转。

鸿沟向东一支后称■（古作■）渠，下游至彭城（今徐州）入泗，由春秋郑地通曹、宋等地；■水之南为睢水，自浚仪县由鸿沟分出，东流入泗，经宋、楚地；鸿沟南支西汉时名狼汤渠，南至陈县以南入颖水，魏惠王时陈属楚。

当时鸿沟运渠最为重要，地处中原，四通八达，沿运道有许多城市。大梁、荥阳等地，秦汉时为东西方向粮食水运输送的要地。

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包含了测量、选线、规划、施工等一系列技术问题。《管子？度地》对水利工程技术经验作了概括。文称： 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漂石；而下向高，即流而不行。它还对水流受阻产生的水文现象和水力现象作了观察描述，为运用水流规律治理水害提供了理论根据。关于渠首工程位置的选择，文中提出了 高其上，领瓴之 的原则，就是要抬高上游水位，以便让水顺利流入于渠。它还具体说明： 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即在3里长距离内，渠底若能降落四十九寸，相当于1／1000的坡度，即可保证渠水畅流无阻。这是非常宝贵的修渠经验。

3。堤防工程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为了防治洪水，在黄河边修建了不少堤防工程，这些工程还兼作御敌防犯或进攻邻国之用。

在堤防修筑的实践中，人们逐渐积累了不少经验知识。《韩非子？喻老》说：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指出了动物穿穴造成渗漏和大堤溃决的危害。

《考工记？匠人》和《管子？度地》还记载了堤防设计、施工、保护的技术问题。如关于堤防横断面的形状，《度地》篇指出要 大其下，小其上，这种形状既可保证不致产生滑坡，也符合水的侧压上小下大的规律。《匠人》篇更具体说： 凡为防，广与崇方，其■参分去一，大防外■。郑玄注曰： 崇，高也。方，犹等也。■者，薄其上。就是说堤防的顶宽为底宽的三分之二； 大防外■ 可使大防受力后具有更高的稳定性，这与现代 重力坝 的原理是相符的。

关于堤防施工的时间，文中指出宜在 春三月，天地干燥，……山川涸落，……故事已，新事未起 之时进行。《管子》还提出，大堤上要 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4。城市和宫室的规划设计《考工记》中对城市和宫室规划设计的准则作了初步的总结。在《考工记？匠人》中记述天子都城的制度是：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现已挖掘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遗址，如晋国侯马、古晋城、燕国下都、赵国邯郸的规划方式，基本相同，都采取方形城郭、正角交叉街道的方式。

《礼记》中记述周代的 五门（皋门、应门、路门、库门、雉门）和 三朝（大朝、外朝、内寝）的制度，在后世的宫殿、寺庙和住宅的规划中，都有很大的影响。

《考工记》和《礼记》中还有关于城市与宫殿建筑的记述。如关于粮仓和城的围墙，《考工记》指出： ■■仓城，逆墙六分.■（qūn）为圆形谷仓，■（liáo）为古代一种小屋。这里说在建筑仓、城时，围墙的截面应呈底宽于顶的形状，其高与外■的比例应为6∶1，以保证墙体能够抵抗住谷粒等储存物的侧压力。

1978年在河北平山县战国时代的中山国中山王■墓出土了一块金银错兆域图 铜版，是一幅为建筑中山王和王后陵墓群而作的总体规划设计平面图。兆域图 长94厘米，宽48厘米，大约是按1／500的比例绘制的。

墓主人中山王■的埋葬时间在公元前310年左右。图版的中心部分东西方向排置三个各 方二百尺 的大 堂，中间为 王堂，西为 王后堂，东为 哀后堂.东端和西端各有一个 方百五十尺 的小 堂.大堂之间相隔百尺，小堂距大堂八十尺。丘足（即墓坡的坡足）与大堂之间的 丘平者五十尺，其坡五十尺.丘足之外的长方形 内宫垣 将各 堂 围起。内宫垣北外侧东西排置四个各 方百尺 的 宫，宫门南开朝向内宫的墓 堂.宫外的长方形中宫垣 将整个墓群围起。兆域图 是迄今所见我国最早的一幅建筑组群的设计规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