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

第一篇：李自成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

李自成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

□ 陈梧桐

谈及明末农民战争，人们感慨李自成推翻明朝腐朽统治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感慨其溃败之迅速。细究起来，李自成败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只用下层知识分子：埋下败亡的祸根

说到李自成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不妨先从他任用的谋士顾问谈起。

李自成生于陕西米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他带领本村一批饥民投奔起义。不过，直到崇祯十三年攻入河南之前，他始终不曾吸收一名儒士，遇到重大问题，只能同身边的起义将领商议解决。

崇祯十三年秋，李自成率少数人马，从被官军围困的商洛山杀出，攻入河南淅川、内乡一带，从五十骑迅速发展至数万人，于翌年正月占领了洛阳重镇。随着起义势力的复兴，牛金星等几个失意知识分子前来投奔，李自成随即任命他们充当谋士顾问。他们对农民军军纪的整顿、人才的招聘和政权的建设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特别是帮助李自成制订“均田免粮”的口号和“五年不征”、“不当差，不纳粮”、“平买平卖”的政策。正如郑廉的《豫变纪略》所指出：“彼其在商洛坐困时，几颠踣不振，死在呼吸间，无复有海阔天空之望。由宁南一线而纵之壑，出于柙矣。及得牛金星而用之，则鱼冲骇浪，雅闪残阳，两凶相济，搏其翼而拚以飞，其势遂不可复禁。”

不过，李自成起用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是些下层的失意文人。如牛金星，天启七年举人，“通天官风角诸书，亦颇讲孙吴兵法”，曾做过塾师。因儿媳之死，与姻翁王士俊反目兴讼，被官绅合谋诬陷，逮进大牢，革去功名。河南人宋献策，连个秀才都不是，但粗通文墨，“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崇祯十四年，经牛金星引荐加入起义队伍后，向李自成献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还有一位流传很广的所谓李自成的“谋主”——河南杞县的李岩，自清代以来就有不少人考证其为“乌有先生”，就算实有其人，也不过是个举人。后来，随着起义势力的不断壮大，李自成还任用了其他谋士，但层次都不高。这些下层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乡野或江湖之间，不仅缺乏带兵打仗、从政治国的经验，而且视野狭隘，不能准确把握全国形势及其走向。他们的出谋划策，也就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与失误，从而埋下日后败亡的祸根。

首先，是“均田免粮”口号和“不当差，不纳粮”、“五年不征”的政策问题。在当时，平均主义口号和政策的发布，毋庸置疑会赢得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从自成者日众”，短短一年时间，李自成的队伍就发展为百万大军。但绝对平均主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赋税是国家机器存在的基础，在农业社会，不征赋、不派役，百万起义大军就没有粮饷，大顺政权的机器就无法运转。没收官府库存和明宗室的大量财物，只能救一时之急，无法解长期之需。农民军虽曾实行屯田，也曾颁布一个征粮的办法，但并没有普遍推行于所有占领区，也没有长期坚持下去。所以，收入不足以支付庞大的支出。因此，攻占西安之后，大顺政权就采取追赃助饷的办法，严刑拷打迫使官绅交出财产，以充军费。在关中的渭南，乡绅南氏曾被责“饷百六十”；在河南，大顺政权的官员“下车即追比助饷。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这种做法，不仅造成社会混乱，人心动荡，更严重的是将明朝的官绅乃至士大夫推向绝路，坚决站到明王朝一边，与大顺政权顽抗到底。攻占北京后，大顺政权不仅没有进行政策调整，反而将追赃助饷推向高潮，“其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此举更使明朝大批官绅士大夫倒向清王朝或南明的弘光朝廷。吴三桂之所以在投降大顺政权后又叛清，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父吴襄在北京城破后被逮捕“索饷二十万”，加上怒闻其爱妾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掠去。

其次，是对当时全国形势及其走向的认识和把握问题。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存在着农民军及其建立的政权（包括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明王朝和清王朝三股势力的角逐。不论是明王朝镇压了农民起义军还是起义军推翻明王朝，获胜的一方最终还得与清王朝展开一场生死搏杀。而此时的李自成眼里，敌人只有明，而没有清，对形势缺乏准确的判断，未能预见到在推翻明王朝之后还将面临着与清王朝的决战。而李自成身边的那些谋士顾问，也缺乏统揽全局的眼光。进京之前，李自成拥有百万大军，却将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河南、山西、畿辅等地，只带了大约8万（一说10万）部队进京。攻占北京后，对畿辅周围战略要地的防守、部署也欠妥当。京东山海关一带未派嫡系大将镇守，却寄希望于招降撤入关内的明辽东总兵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和关门总兵高第。在辽东和关门的明朝官军受降后，李自成又只派几天前刚归顺的明总兵唐通率领原部8000人接管山海关防务，命吴三桂率部进京，根本没有预防清军入关、问鼎中原的准备，终致败亡。

“我剪尔辈如刈草”：大顺政权的士人命运

李自成为什么要用低层次而不是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充当谋士呢？这就触及到李自成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了。

李自成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没有受过教育，没什么文化，并不熟知前朝开国皇帝如刘邦、朱元璋等任用知识分子夺取天下的历史经验。加上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读书人一旦高中，到衙门里做官，就摆起架子，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李自成对此不免心生厌恶。以至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知识分子采取一概拒斥的态度。崇祯十五年甚至还发生劓（削去鼻子）、刖（砍去双足）襄城诸生的事件。这种粗暴的做法，无异于为渊驱鱼，把知识分子都推向敌对营垒。此后，李自成三围开封，开封的士大夫都站到官军一边，同起义军对抗到底。二围开封期间，推官黄澍便在曹门竖起白旗，上书：“汴梁豪杰，愿从吾游者，立此旗下。”开封城里“郡王、乡绅、士民、商贾无不愿入社”，其中的“士民”就包括不少士大夫。

崇祯十五年夏秋，起义军已基本在占领的各个府县设置地方政权，急需大批文化人充当行政官员。当年年底，李自成“始议开科河北（指河南黄河以北地区）”，“

一、二等者，送吏政府选官”。但这时的开科取士带有强迫性质，士子没有拒绝参加科举的自由。崇祯十六年正月，湖北德安府“遍拘诸生”参加考试，就有“宁投水不赴者”；在河南汝宁县，“伪官金有章下令考试茂才授职，规避者，处以极刑”；在陕西，应试者若“不应，则逼而致之”。河南人李模回忆他参加农民军的科举说：“……先期榜示曰：„有不预试者，屠其家。‟不得已皆出。试之日，有激愤为文大骂者，有感伤为文痛哭者，有畏祸勉应故不成章者，自成怒曰：„我剪尔辈如刈草，但我方施仁义，且杀之不武，只杀其骂与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裁去耳鼻，俟一统开科禁锢终身。‟”李模大概属于“故不成章者”，结果“鼻耳皆裁去”。

除了开科取士，李自成虽也依靠牛金星等人陆续招募一些明朝进士，担任中央机构的官职，但也只是让这些归顺的进士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未曾任用他们充当谋士顾问，说明他对高层次的知识分子还是心存疑忌。即使崇祯十七年攻占北京后，李自成也只录用四品以下的明朝降官，“三品以上独用故侍郎侯恂”，那是因为侯恂被崇祯关进了监狱，以为他必定恨透明王朝，可为农民军所用。不仅如此，李自成还规定，所有大顺政权的文官一概受武将即起义农民将领的节制。就是这些被任用的明朝降官中，李自成也从未认真征询过他们对天下大势及治国治军的意见。其实，这三千名降官中，不乏对全国形势有清醒认识并具治国治军才干者，其中有的后来降清，就被清廷擢任六部尚书甚至大学士，为清廷剿灭农民军和南明的抗清武装、确立统治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被政治化、被意识形态化的程度而言，由古到今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隶属或依附于哪个政权或势力，便用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来为哪个政权或势力服务。如果李自成能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站稳脚根之后，像刘邦、朱元璋那样礼贤下士，广泛网罗知识分子，特别是吸纳具有真知灼见，能准确判断全国形势并提出相应对策的高层次知识分子，在制定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时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是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使大顺政权的统治稳定下来，阻遏、击败清王朝的进攻，进而统一全国的。

人们或许会问，如果李自成那样做，岂不要由农民领袖转化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使其建立的农民政权转变为封建政权，从而背离下层百姓要求摆脱压迫剥削的愿望了吗？但我们切莫忘记，农民起义虽然可以给予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却不可能带来高于封建制度的新的社会制度，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要么被地主阶级残酷镇压下去，要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当然，假设不能代替历史。当年农民军、明王朝和清王朝角逐的历史，早已随风飘逝。现今我们重温历史，既应铭记李自成的历史功绩，也不应忘记其知识分子政策失误留下的深刻教训：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任何革命都将走向失败；没有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任何政权都会走向败亡。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理事）

第二篇：李自成失败的原因

荐] 李自成失败鲜为人知的原因

刘继兴发表于 2010年10月20日 01:08 阅读(42253)评论(2)分类： 个人日记相关搜索词： 军事 原因 鲜为人知 李自成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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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后来成为短命大顺皇帝的李自成来，人们头脑里闪现出来的是一个农民英雄形象。其实，在发动起义前，李自成是个下岗驿卒。也就是说，在下岗前，他本是捧“铁饭碗”吃官家饭的“工人”。

李自成（公元1606—1645年），陕西米脂人。童年家贫，曾为地主放过羊，吃尽了生活之苦。明末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21岁的李自成投米脂县银川驿当驿卒。

驿卒的任务是传递公文，护送过往官员和重要宾客，运送重要物资。这是一种苦差事，报酬却很低，一天不过工银三分。明代，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但驿站这个公家设施却成为了官员谋利的工具，常常以此损公肥私。驿卒们本来就很低的工资，也常常被贪官们克扣得分文不剩。

崇祯三年，朝廷为节省开支整顿驿站，裁撤数万驿卒，一年多共省下68万两左右的白银——事后证明，这区区68万两白银恰恰成为明王朝灭亡的代价——由于裁减驿卒，李自成下岗，愤而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幅裂”。关于李自成起义的真实缘由，博主刘继兴遍查史籍，发现康熙《米脂县志》明确记载：“明末李自成，银川驿之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

李自成大旗一展，饥民齐集。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其起义队伍十来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不屈不挠、战斗到底是李自成的鲜明个性。在好几次惨烈的战争中，他都几乎是全军覆没，一次只剩下刘宗敏、李过、高一功等18人，又一次只剩下50多人，换作别人早就玩完了。可李自成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竟一次次咸鱼翻身，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最后拥军百万，占领了北京，宣告了大明的灭亡。后世的研究者们尊他为世界500民族英雄之

一、世界15位革命崛起者之一……

由于没有正确认清形势，没有能很好地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李自成的大顺皇帝昙花一现，功败垂成，以悲剧英雄结束了人生。但他却以其血的教训启迪和教育了后来的执政者和革命者，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工人出身的李自成，始终不忘本色，性格中有艰苦朴素、淡泊财色、宽以待人等许多优点，连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明史》都不得不如此记载他：“不贪财利，不好酒、色，脱粟粗粝，生活简朴，与其下共甘苦。很能礼贤下士，纳人善言。”

李自成最后失败的真正原因一直是个谜。百余年来，专家们对之的解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说败于不得人心的，有说败于骄傲自满的，有说败于腐化堕落的，有说败于红颜祸水的，等等，总之都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这些答案都不能解释一个问题：占领北京时，李自成的军队浩

浩荡荡一百余万，为何进京40天后部队竟然仿佛突然间失去了战斗力――遇清军一触即溃，兵败如山倒,而且从此一蹶不振？

是这支部队的军纪涣散吗？非也。李自成治军有方，义军的组织性很强。是这支庞大的军队的物质力量跟不上吗，非也。李自成大军在北京通过肃贪追赃搞到了七千万两银子，相当于明朝的十年税收，至少可以在几年里实施“迎闯王不纳粮”而更深得民心，他有足够的财力可支撑他庞大的军队。

这就奇怪了，军费奇缺时李自成尚且能屡败屡战组织起百万大军，财大气粗后为何反而失去战斗力？为何撤出北京后再未组织起一次像样的战斗？要知道不屈不挠是李自成的显著特点，在以前的好几次战役中，他都是几乎全军覆没，一次只剩下十八人，一次只剩下50多人，可李自成硬是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竟一次次咸鱼翻身卷土重来，最后拥兵百万打进北京灭了大明。那么，进京后，是什么让李自成的元气丧尽？这个谜底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一直撩拨着笔者的心弦。阅过《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集》中曹树基的有关科学论证一文后，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原来李自成并非败于满清，而是败于当时肆虐横行的鼠疫！

明朝末年流行鼠疫，李自成进京前后，北京周边地区流行鼠疫，有一些文献对此有记载。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致病源为鼠疫杆菌。主要传播于人――跳蚤――鼠之间。其特征是淋巴结肿大，死者肤色发黑。研究表明，鼠疫每次传到一个新地区时，由于当地人和鼠以及跳蚤都没有

抵抗力，其死亡率高、传染性强。死亡率高于50%。有文献说，7世纪欧洲首次鼠疫流行死亡率超过70%。可见，鼠疫是一种极易流行的、死亡率很高的且很难控制的可怕疾病。

李自成军于农历3月进抵北京（公历为四月五月），有关文献记载崇祯16年秋鼠疫已出现在北京一带，只因冬天气温低，鼠疫传播变缓，3月春暖花开，桃红杏白，跳蚤、老鼠开始趋向活跃，大规模的鼠疫自然爆发。由于鼠疫的传染死亡率很高，崇祯的御林军短时间内失去战斗力毫不奇怪。李自成因此未遇大战就占领了北京。李自成大军进京后感染了鼠疫，自然战斗力也大减，当然打不过清兵－－尽管其数量远低于自己。并且败兵因此成了鼠疫传染源―― 文献记载“贼过处皆大疫”。因此李自成虽然此时财雄天下，可以大规模招兵买马，但新兵入伍即染鼠疫失去战斗力，兵力再多也没用，始终无法抵挡满清的虎狼之师。鼠疫蔓延军营，且长时间无法摆脱，李自成的精神遭受毁灭性打击，因此痛失江山并一蹶不振，“无可奈何花落去”。

由于军人是集体生活，所以鼠疫流行对古代军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欧洲14世纪爆发鼠疫，死亡2500万人，其中有许多是军人。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在十分肆虐的鼠疫面前，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

那么，为什么清兵就没患鼠疫呢？欧洲人在研究14世纪欧洲鼠疫时从留下的壁画及文字中发现，在鼠疫大流行中只有骑兵幸免于鼠疫。于是得出结论：鼠疫经跳蚤传播，跳蚤讨厌马味，所以骑兵不被鼠疫传染！

众所周知，八旗铁骑威震四方，清兵主要由骑兵组成，所以是不会传染上鼠疫的。尽管只有十几万军队，但未患鼠疫的清军战斗力自然在深受鼠疫困扰的李自成大军之上（虽然其数量远远大于清军）。

鼠疫是当时中国人不了解的新型烈性传染病，无人了解、无法救治，在这种自然条件下，明朝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不可避免。在汉满的军事博弈中，鼠疫帮了满清的大忙。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就这样土崩瓦解于小小的鼠疫，估计这位雄才大略的起义领袖惨败致死时也留下了“天亡我也”的一声叹息。（刘继兴）

第三篇：李自成读后感

办案之余，重拾那本放在案头的《李自成》，每次都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慨……冥冥中，崇祯似乎就是在昨夜于煤山寿皇亭自缢而死的……两行清泪凝固在他那憔悴而苍白的脸上，也瞬间凝固在我的心中……

初冬已过，寒意阵阵，恰似一股股伤春悲秋的寒流侵袭着我的心灵，思绪似乎又飘回到了那个久远而又激荡的年代。是的，公元1644的三月，感觉更像是万物凋零、清冷萧杀的深秋时节：漫天黄叶纷飞，山间孤鹜悲鸣……我仿佛看到了那天李自成进京时的浩荡神威，更看到了京城内大顺军打砸夺抢、烧杀淫掠的惨象。

李自成成功了，可他却又是失败的，他沉迷于他的帝业，他醉心于他的王朝，他深居不出，他轻信谗言，他的骄兵悍将们更是迷恋于淫逸奢靡、腐化堕落的生活，这一切注定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随着李自成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的悲情谢幕，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李家王朝顷刻间也灰飞烟灭了；他的最忠诚、最有才干的追随者──李信（后名岩），注定是这场跌宕起伏的悲剧中的殉难者。

加速大顺王朝灭亡的另一个催化剂则是驻守辽东的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当时的局面更像是三足鼎立：一边是关外满鞑子的步步进逼；一边是大明王朝的覆亡、李自成大顺军的进京——当此情势，正在吴三桂孤军难支，踌躇再三，欲联李共抗满清，共赴国难之际，（当然，这一方面是其欲保全家小，可谓私情；而另一方面则是其民族心使然，可谓为公，总而言之，乃家国情结缘故，但无论其主观意向如何，对李自成及其大顺军来说，都是一件幸事，一个天赐良机，但可惜的是，李自成他没有珍惜，他忽视了这个致命的环节，他更是小看了盘踞东北的虎狼之师）演绎古今的“红颜”再起“祸水”：一向持重峻厉、不近女色的李自成竟与大顺军先锋大将刘宗敏为争夺吴三桂的宠姬──才貌倾城的陈圆圆而争风吃醋，贻误军国大事。

多尔衮是善于把握时机的，他深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道理，于是在此关键时刻，他一手握大棒，一手持橄榄枝，恩威并用，软硬兼施，对吴三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于是这位精明一世，冲动一时的边陲大将，在所谓的“权衡利弊”之后，率领跟他出生入死、誓死效忠的关宁铁骑，投向了清人的怀抱，此时，时局的天平已开始向清军倾斜了。

可我总认为，纵观全局，最不值的还是要数吴三桂。当时的他，年轻有为，称得上一代英才、人中俊杰，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正是他大显身手、留名青史的时候，但他竟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为了一己之私利、个人之恩怨、儿女之私情，“冲冠一怒为红颜”，背叛了他的大明王朝，背叛了他的父老乡亲。尽管，最后他夺回了他的爱姬；他借助清人的力量击垮了大顺军，他似乎如愿了，但后人同情的是李自成及其义军，鄙弃的却是他吴三桂！

相对于大顺王朝而言，这一切真可谓坐失良机，令人叹惜。他们没能稳住守卫国门的关宁铁骑，反而使其为敌所用，而此时，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业已暴露无遗——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毕竟，小农意识的大顺军的领导层缺乏远大的战略目光，尤其是刘宗敏、李过等一干义军的高级将领，在陷入奢华的贵族式的生活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腐化堕落成性，难以自拔了。此后，尽管李自成发觉山海关及吴三桂的重要，并发兵亲征，但为时已晚，此时的吴三桂早已与多尔衮合谋一处，准备合力扼杀大顺军于山海关。一片石之战，是一个转折点，历史的天平彻底向满洲八旗倾斜了。

更为令人痛惜的是：在败退西安的途中，李自成竟误信丞相牛金星之谗言，一刀错杀对大顺朝忠心耿耿、并为大顺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优秀军事统领李岩。义军中本无多少才华横溢、文武兼备的军政大员，李岩一死，对大顺军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对于李自成而言，可谓断其臂膀矣。

然大明江山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所呈现出来的另一番景象却又是极其悲壮惨烈的，为抵抗大顺军入京而殉国死难者实不在少数，诸如：京营（昌平）总兵官李守荣、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左都御使李邦华、兵部尚书张缙彦、兵科给事中吴麟征、监察御使陈良谟、兵部主事金铉……在此之前，为抵御清兵入侵，前兵部尚书、大学士孙承宗；右参政、全国兵马总督卢象升业已先后血洒高阳、战死巨鹿！真是：“士民欲为朝廷战，殉于宗社事徨徨”！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南宋末年苦撑危局的扶世三大臣：誓死不屈之文天祥、英勇血战之张世杰、负帝蹈海之陆秀夫，此三人尽皆赤胆忠心，其精神光照日月、皇天后土实所共鉴！大明王朝在此危急存亡之秋，竟也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慷慨捐躯之士，足见其民族精神之强盛，真是可歌可泣啊！

我一直在想：明末义军不能阻止清人入关，并在同清人一系列的战役中渐趋败亡，尽管对此我们不能全归责于李自成，但他至少应该能做到坚持严肃军纪、广施仁德；坚持体察民情、礼贤下士；坚持顾全大局、不计私利、明辨是非忠奸、知晓善恶良莠，倘若如此，大顺王朝断不至于兴亡盛衰弹指间……但历史终究不容假设，李自成最终亦没能改写中华历史、扭转浩浩乾坤。历史依然是如此公正、如此刚直，尽管有时似乎显得过于冷峻、甚至近乎残酷……

之后，各地部分义军残部、明军余部、朝野上下忠贞刚烈之士又将抗清斗争持续了数年。

这是一段腥风血雨的历史，这又是一段极其悲壮惨烈的历史，她令后继之士壮怀激烈、热血沸腾，她又令世人为之仰天长叹、扼腕痛惜、泪湿衣襟……

这是一段何等感人至深的英雄血泪史啊！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做人做事，抑或是我们办案执法，都要审时度势、冷静思考、纵观全局、统筹规划，自觉从事实证据、从实际情况出发，即使在享受凯歌高奏、鲜花美酒的时候，也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保持一份平静的心态，否则美好的一切瞬间就会变成镜中花，水中月，如同昙花一现般消失得了无踪迹，而留下的却是深深的遗憾、长长的叹息。

第四篇：明史.李自成传读后感

办案之余，重拾那本放在案头的《李自成》，每次都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慨……冥冥中，崇祯似乎就是在昨夜于煤山寿皇亭自缢而死的……两行清泪凝固在他那憔悴而苍白的脸上，也瞬间凝固在我的心中……

初冬已过，寒意阵阵，恰似一股股伤春悲秋的寒流侵袭着我的心灵，思绪似乎又飘回到了那个久远而又激荡的年代。是的，公元1644的三月，感觉更像是万物凋零、清冷萧杀的深秋时节：漫天黄叶纷飞，山间孤鹜悲鸣……我仿佛看到了那天李自成进京时的浩荡神威，更看到了京城内大顺军打砸夺抢、烧杀淫掠的惨象。

李自成成功了，可他却又是失败的，他沉迷于他的帝业，他醉心于他的王朝，他深居不出，他轻信谗言，他的骄兵悍将们更是迷恋于淫逸奢靡、腐化堕落的生活，这一切注定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随着李自成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的悲情谢幕，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李家王朝顷刻间也灰飞烟灭了；他的最忠诚、最有才干的追随者──李信（后名岩），注定是这场跌宕起伏的悲剧中的殉难者。

加速大顺王朝灭亡的另一个催化剂则是驻守辽东的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当时的局面更像是三足鼎立：一边是关外满鞑子的步步进逼；一边是大明王朝的覆亡、李自成大顺军的进京——当此情势，正在吴三桂孤军难支，踌躇再三，欲联李共抗满清，共赴国难之际，（当然，这一方面是其欲保全家小，可谓私情；而另一方面则是其民族心使然，可谓为公，总而言之，乃家国情结缘故，但无论其主观意向如何，对李自成及其大顺军来说，都是一件幸事，一个天赐良机，但可惜的是，李自成他没有珍惜，他忽视了这个致命的环节，他更是小看了盘踞东北的虎狼之师）演绎古今的“红颜”再起“祸水”：一向持重峻厉、不近女色的李自成竟与大顺军先锋大将刘宗敏为争夺吴三桂的宠姬──才貌倾城的陈圆圆而争风吃醋，贻误军国大事。

多尔衮是善于把握时机的，他深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道理，于是在此关键时刻，他一手握大棒，一手持橄榄枝，恩威并用，软硬兼施，对吴三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于是这位精明一世，冲动一时的边陲大将，在所谓的“权衡利弊”之后，率领跟他出生入死、誓死效忠的关宁铁骑，投向了清人的怀抱，此时，时局的天平已开始向清军倾斜了。

可我总认为，纵观全局，最不值的还是要数吴三桂。当时的他，年轻有为，称得上一代英才、人中俊杰，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正是他大显身手、留名青史的时候，但他竟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为了一己之私利、个人之恩怨、儿女之私情，“冲冠一怒为红颜”，背叛了他的大明王朝，背叛了他的父老乡亲。尽管，最后他夺回了他的爱姬；他借助清人的力量击垮了大顺军，他似乎如愿了，但后人同情的是李自成及其义军，鄙弃的却是他吴三桂！

相对于大顺王朝而言，这一切真可谓坐失良机，令人叹惜。他们没能稳住守卫国门的关宁铁骑，反而使其为敌所用，而此时，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业已暴露无遗——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毕竟，小农意识的大顺军的领导层缺乏远大的战略目光，尤其是刘宗敏、李过等一干义军的高级将领，在陷入奢华的贵族式的生活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腐化堕落成性，难以自拔了。此后，尽管李自成发觉山海关及吴三桂的重要，并发兵亲征，但为时已晚，此时的吴三桂早已与多尔衮合谋一处，准备合力扼杀大顺军于山海关。一片石之战，是一个转折点，历史的天平彻底向满洲八旗倾斜了。

第五篇：读《李自成新传》有感

读《李自成新传》有感

文/莲 子（四川）

李自成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这时的明朝社会已是政治腐败、土地高度集中，各种赋税、徭役极端繁重。天启时，山东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其实已经拉开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天启年间，黄河多次决口、黄淮地区经常泛滥成灾；崇祯时，水、旱、蝗灾年年不断，“大疫”、“大饥”、“人相食”的记载，史不绝书。灾情遍及全国，尤以陕西、山西、河南诸省最为悲惨。

天启二年，徐鸿儒在山东南部领导白莲教起义，自号“中兴福烈帝”,紧接着大名府一带也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响应徐鸿儒；四川这时也有白莲教起义，与山东遥相呼应。北方的起义者切断运河，阻塞官家的交通。崇祯元年秋，陕西大饥荒，王二率众起义，同年高迎祥起义于安塞，自称闯王。

历代农民起义，都假借宗教旗号，唯有明末农民起义，除最初的白莲教起义外，其余都是用直接抗租、抗粮来反对官府镇压和剥削，农民军就是以此手段来扩大队伍的。当时明三边总督杨鹤为“剿者自剿，乱者自乱”而惊忧成病，食不下咽。“无一日不在多凶多惧中”,于是改用诱降办法。然诱降是假，杀灭是真，有号“神一魁”者起义首领上当受骗接受招抚。后被洪承畴命守备贺人龙趁酒后杀戮，一次死310人。血的教训使神一魁觉醒，这年秋，他在宁塞重举义旗。杨鹤的“招抚”把戏破产，明朝政府将他问罪，三边总督由洪承畴接任，洪又派奸细去农民军起义军中瓦解起义军。

李自成自崇祯三年参加起义，他个人的苦难，反映了整个农民阶级的悲惨地位。通过了解他一人，可以了解明末这个动荡的时代。李自成生于米脂。那里气候恶劣，土壤贫瘠，“春当种而冻未消，秋未收而霜已降”,收成极其有限。李自成自六岁开始识字上村塾，长成后身健体壮面如钟馗，性格刚毅不畏强暴。他本名李鸿基，自己改名“自成”,“大丈夫当行遍天下，自成自立”!十六岁时他到延安府拜退伍军官罗军彦为师学武艺。

21岁时，李自成应募为银川驿马夫、驿卒，因马死、公文丢，被上司责令赔偿；同时妻韩氏与人通奸，李自成杀死妻子后被关进监狱，并被打入死牢。某日深夜，他在狱卒的帮助下越狱而逃。崇祯元年，李自成带着侄儿李过，从绥德到甘肃，两人暂到甘肃巡抚梅焕部下当兵。不久李自成升为“总旗”,下管50名兵丁。

这年陕西大饥，高迎祥造反。每当官府听到所谓“盗警”要派兵镇压时，李自成就主动请求担任此差事，实欲借机结识江湖好汉。后逢高迎祥，两人结盟。

1628年秋冬，高迎祥正式起义，后金趁机突破长城，直逼北京。明政府此时顾此失彼处境狼狈，李自成此时已升“把总”（明代武官中最低一级），队伍过兰州时向榆中县索响不成，捆绑知县杀死参将，发动大规模兵变，遂参加农民军。最初投入王左桂部，后因不愿随王招抚愤而离去。最后投高迎祥，称闯将，为“三十六营”首领之一。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活动在汾西。

崇祯六年，高迎祥、李自成由山西入河南，农民军在怀庆地区与官军进行了7场激烈战斗。也许此时天意助农民军，在渑池县一个叫新猪鼻的地方，渡黄河时本无法飞渡，恰此时气温骤降，一夜之间大河封冻冰坚如桥。起义军顺利渡过黄河，从此又重开新局面。十数万农民军，共四十八营，踏冰过河后，节节取得胜利。渑池之战的重要性非同寻常，自此农民军渡过黄河进入中原，便入猛虎下山，在冷兵器时代，得中原者得天下。

车箱峡，是古代通往巴蜀的古道，两面壁立地势险峻，而李自成在后来那著名的“车箱峡遇险”也逃脱了。后高迎祥被捕遇难，李自成继闯王号。

1644年李自成终于进了北京并逼死了崇祯皇帝。回望明亡那段历史，不禁令人掩卷长思。虽然明末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腐败的明王朝，但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在封建时代，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他们或者为原来的政权所扑灭，或建立一个新的封建王朝，不管哪种情况，农民阶级本身还是不能摆脱剥削和贫困。即使李自成的大顺朝或许最后能取得胜利，也还是不能摆脱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支配。

并且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农民起义”,后人实需要在这四个字前面加上引号。王朝更迭的**中，最可能掀起惊涛骇浪的总是那些少数能在百战中成为首领的人，绝不会是目不识相丁的村夫。一般农民无论是进入官军，还是被挟入造反义军，基本上做炮灰，而“农民起义”的成果，则悲哀地、无一例外地被“地主阶级”篡夺，农民们只是成功者改朝换代的奠基石而已。

读完《李自成新传》我有个感觉，这本书的总纲比较“左”.基本上还停留在若干年前某著名老作家写长篇小说的思维上。

时光荏苒，现已是21世纪，并且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近尾声。读史思今，政治文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已透过历史的腥风血雨力透纸背。当权力归属一个家族或一个集团时，公权则成为私器，权力的更迭就走不出王朝更替的循环怪圈。如果再进一步质疑：政治上没有告别丛林法则的国度，有什么资格自诩为文明之邦？整个二十五史也谈不上什么华夏文明史，不过是帝王的家务事，而且是充满了血腥、杀戮的一地鸡毛。

当今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各层各级的腐败。也许这所有的现象都源于体制的桎梏和人性的丑陋、帝王思想的作祟，这一切与现代化的和谐社会多么遥远啊！温故而知新，读史而反思，也许这就是我们看书的最大收获吧。

【作者简介】

莲 子，女，实名：赖成蓉。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成都市作家协会会员。1963年10月15日出生于成都，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1981年高中毕业于成都市十二中，后进四川省客车厂工作，曾当过十年电焊工、六年晒图员、十年企业管理人员。这期间业余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于1995毕业。自学毕业前调厂内技术科工作，从这时开始发表一些小文章，迄今已发表各类散文300余篇。虽笔耕不辍，但成绩不尽如人意，今后更当精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