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银互动”工作问题与建议

第一篇：“税银互动”工作问题与建议

“银税互动”工作困难及建议

XXXX：

一、“银税互动”工作困难问题

1、统计口径不一致，税务部门统计企业纳税额时按所属期和入库期两种口径统计，银行机构的报表反映的是按入库期统计，有时可能造成不一致。

2、地税局每季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能否共享国税网的，因为资产和负债的有些项目和我们银行实际不是很相符，国税网的报表项目更接近银行报表。

3、信息共享程度不高。为进一步创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让依法纳税、有良好信誉的小微企业及个体经营户享受诚信的成果，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生产性资金紧缺难题，我行即将推出“丰收˙惠民税银贷”贷款产品，向辖内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较强创新、盈利能力，产品有市场，发展前景较好，依法诚信纳税的小微企业发放的生产性流动资金的贷款。目前困难是尚未与国税部门签订协议，小微企业依法纳税情况清单没有。

二、相关建议

1、为使我行能尽快推出“丰收˙惠民税银贷”贷款产品，建议能尽快与国税部门签订合作协议，国税部门能向我行推荐信誉良好、资金实力雄厚、偿还能力有保证的企业清单。

2、税务部门加强对我行税收知识、政策等业务培训，指导我行加强税务筹划。

3、我行是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小银行，建议给予我行与其他国有银行差别性的税收优惠政策。

XXXXX

第二篇：“银税互动”战略合作协议签署

“银税互动”战略合作协议签署

2015-10-28 天津国税

10月28日，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天津市地方税务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银税互动”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天津市国家税务局隆重举行。

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程安亭，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顾小波，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党组成员、总审计师张健，天津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地方税务局）局长姚来英，天津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地方税务局）副局长高秋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局长、党委书记向世文，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副局长、党委委员邓琦，天津市国税局、天津市地方税务局、天津银监局部分机关处室和基层单位主要负责人近50人出席了大会。

程安亭、姚来英、向世文分别代表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天津市地方税务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在协议上签字。

长期以来，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始终致力于全面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为小微企业提供优质纳税服务，积极与其他政府部门携手合作，共同培植小微企业健康成长的沃土，促进了天津经济建设和民生发展。特别是今年以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倾力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国家税务总局全面推广“银税互动”守信激励措施的背景下，天津市国税局在做好本市纳税信用评价和纳税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基础上，积极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银税互动”战略合作，通过将税务机关掌握的企业纳税信用信息与银行授信有机结合，实现纳税信用体系和银行信用体系的有效对接，使小微企业的“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资本”，帮助守信小微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推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据统计，从今年7月份开展合作以来，共有74户企业通过“银税互动”获得银行贷款支持，贷款总金额达1.1亿元。

阅读 173811 举报

第三篇：包商银行出席银税互动启动会

包商银行出席银税互动启动会

2015年11月9日，内蒙古银税互动平台上线暨银税合作签约仪式圆满结束，本次活动由内蒙古国税局、内蒙古地税局、内蒙古银监局合力推动。包商银行副董事长、行长王慧萍，行长助理陈立宇及总行有关部门和呼和浩特分行负责人出席了此次活动。包商银行作为平台上线后首笔业务放款银行，在现场进行了第一笔业务的解说与演示。

包商银行在2014年就为诚信纳税客户量身定制了“税金贷”授信产品，该产品是以纳税人的纳税信用情况作为主要授信依据的纯信产品，采用准信贷工厂操作模式，客户经理使用移动PAD进行营销和调查，授信资料通过系统直接提交给审批人员，一人审查，一人审批即可放款，流程简便快捷。

银税互动服务平台作为银企税合作载体，通过信息化手段共享区域内小微企业纳税信用信息，为纳税信用和金融信用的互认搭起了桥梁，是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又一创新，有助于税务部门与银行业金融机构构建银企税互助、共享、共赢机制，是包商银行又一线上批量获客的重大举措，标志着包商银行以“以税定信、以信换贷”为核心与精髓的“税金贷”业务正式落地。

第四篇：关于信托税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及《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信托公司开始向信托本源业务回归，逐步迈向规范发展的新轨道。在五年多的时间里，重新登记的信托公司在资金信托、财产信托等业务领域积极拓展，信托财产的规模和收益水平不断提高。而目前在我国尚没有与之相配套的税收制度，信托业的外部法律环境还不完善，从而使信托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因此，本文对我国信托税制的修改与完善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我国信托课税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税制没有对信托课税问题做出明确规定，目前我国税务当局只能用现行的一般性税收政策对丰富多彩的信托活动进行税务监管，并未考虑信托本身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及其表达方式、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和新颖性，因此信托课税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1、重复征税。重复征税是当前信托课税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其根源在于现行的税制没有考虑信托业务所有权的二元化问题。一是委托人将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进行投资时，伴随着产权的转移，则要交纳一定的营业税、印花税、契税等；而当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要把资产还给委托人的时候，同样发生了产权转移，还是要交纳营业税、印花税、契税等。这就造成了对同一税源的二次征税。二是信托存续期间信托收益产生的税负与受益人、受托人收到信托利益后产生的税负相重复。这会大大提高信托公司的经营成本，直接后果是压缩了投资者的收益空间。

2、税负不公。证券投资基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典型的资金信托。当前我国对证券投资基金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不仅免征募集基金的营业税，而且还对个人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差价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而同时由于信托税制的缺位，实际上就造成了证券投资基金税负低于其他信托经营活动的税负不公问题。从公平税负的角度来看，既然属于信托活动，给予证券投资基金的税收优惠待遇也应同样给予资金信托等其他信托业务。

3、纳税义务人及税目税率不明确。从营业税角度看，目前税法对委托业务明确规定受托人（即金融机构）为代扣代缴义务人，而对信托业务对未做任何规定；从个人所得税来看，新个人所得税法明确了以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为代扣代缴义务人，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将属于征税范围的所得分为11个税目，没有明确规定信托收益这一类所得属于哪一种具体征收范围。虽然信托收益的性质与基金分红最为接近，但种类繁多的信托业务又无法直接套用《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目前，绝大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对信托收益并未给予明确规定，极个别信托公司对信托收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但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指个人拥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而信托收益是信托公司以自身名义运用信托财产对外拥有的债权、股权，并非个人拥有的债权、股权，个人拥有的只是对信托财产的收益权。

4、信托纳税主体与信托法冲突。目前，信托公司在税务机关只能有唯一的税务登记证号，从纳税主体来看，如果以受托人（既信托公司）为纳税义务人，则受托人只能以信托公司自有的唯一纳税登记号进行纳税申报，税款也要先转入信托公司的自有资金银行账户，造成信托资金和自有资金的混用，与信托公司的相关管理规定严重冲突。

综上，由于上述税收的种种问题，我国目前信托业存在税负过重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信托行业的发展。只有建立与税收相配套的税收制度，才能避免纳税人的不合理税负，扩大投资者的收益空间，降低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成本，在制度上有效保障我国信托业健康持续发展。

二、完善我国信托税制的意见

在信托税收的问题上，虽然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国际税收惯例承认信托导管原理在信托税收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信托导管原理所蕴涵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信托税制的基本原则，应反映信托税收的基本规律，并对全部信托税收活动进行抽象和概括，为此提出如下建议原则：

1、税收法定的原则。税收法定是指一切税收以及与其有关的活动都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人们不负有纳税义务，任何机关和个人也都无权向其征税。

2、实际受益人负担原则。这是建立我国信托税制的基础。目前，我国业界对信托收益征收所得税主要有五种方案：一是对受益人课税，对信托本身不课税；二是对受益人免税，对信托本身课税；三是对受益人和信托本身同时课税，但对信托本身已课征的税收，在对受益人课税时予以抵减；四是对受益人和信托本身同时课税，但降低税率；五是开征利得税。从根本上说，前四种方案在不同程度上考虑了信托活动本身的性质，体现了信托导管原理的基本内容。但具体说来，第二种方案有悖于收益课税原理，从未采用过；第三、四种方案将信托本身视为纳税主体，并且都出现在英美等国家

第五篇：涉税犯罪案件移送的问题与建议

文章标题：涉税犯罪案件移送的问题与建议

我国现行的涉税犯罪移送制度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七十一和七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中的诸条款加以确立。其中，税收征管法第七十七条更明确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一条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税务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依法、准确、及时移送涉税犯罪案件，成为税收执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现行税收征管法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我国的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但这些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缺陷，有待进一步加以完善。

一、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现存问题

1、偷税门槛过低，打击面较大。根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涉税犯罪案件主要包括涉嫌偷税、涉嫌抗税、涉嫌逃避追缴欠税、涉嫌骗取抵扣税款等案件，其中又以涉嫌偷税的发案率为最高。但目前偷税的起刑点过低，因此造成打击面过大。以广州为例，由于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偷税金额动辄上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也屡见不鲜，以偷税比例达到10且1万元以上的标准进行移送，税务稽查部门和公安经侦部门都会不堪重负，从而直接影响到办案效率和质量。

2、逃避追缴欠税定性模糊，操作困难。目前有关规定中对于如何认定纳税人为了逃避欠缴的税款，而实施转移或隐匿财产的行为以及如何掌握“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税款”这个标准等问题都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而直接影响涉税案件的移送。例如，广州市某稽查局查处某公司少缴税款数万元，在向该公司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后，该公司没有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当该稽查局准备对其采取查封机械设备等强制措施时，该公司却将其名下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用以抵债，且双方签订了财产转让合同，对于这种行为税务机关很难认定。

3、取证要求存在差异，有待明确。例如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在特殊情形下有权核定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如果纳税人的行为又符合偷税罪的构成要件，税务机关应当进行移送。但这种税务部门通过核定方式定性的偷税案件，移送时大部分在证据方面都受到质疑。又如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办法，但对于公安、检察机关而言，在涉税刑事程序中则很难认可抽样取证的方式。因此，必须及时解决涉税犯罪案件证据标准的认定问题，否则就会造成对涉税犯罪行为难以及时准确定罪的后果。

二、完善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建议

1、完善相关立法，便于实际操作。建议有关机关及时制定税收征管法和刑法“危害税收征管罪”的司法解释或出台相关工作指引。如，(1)针对偷税罪的构成要件，应提高起刑点，从而保证有关部门能够集中精力打击重大涉税案件；(2)鉴于新的偷税手段的不断出现，建议更加全面地列举偷税罪的客观表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第5种偷税手段“缴纳税款后，以假报出口或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税收征管法却没有认定这一手段为偷税手段之一；(3)针对逃避追缴欠税罪中“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在执法实践中难以具体把握，建议将该法条修改为“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

2、健全有关制度，提高办案效率。税务部门应建立健全以下有关制度：(1)制定涉税案件专项检查办法。明确检查范围、选案标准、检查方法、工作要求等，以规范具体工作行为；(2)制定案源分析制度。税务部门应将掌握的资料信息认真加以分析研究，确定所查对象，制订切实可行的检查方案，提高选案的准确率；(3)制定信息传递交流制度。税务部门与司法机关应加强日常联系交流，凡需要告之的事项，要及时告之，并逐步利用计算机网络建立健全信息交换渠道，实现相互之间的稽查信息资源共享，不断提高查处涉税案件的现代化水平，从而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3、加强相互协作，提高打击力度。建议实现税警联合办案或公安部门提前介入，最大限度的保证国家税款及时、足额的入库。按照现行的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的规定，涉税案件达到移送标准的，必须在整个税收稽查环节完成，直至税款入库后才可移送公安部门处理。但在实际案件查处过程中，由于税务机关无法对涉案嫌疑人采取人身强制措施，若单纯依靠税务机关追缴税款难度颇大，更有甚者嫌疑人在接到处理、处罚决定前就已逃逸，致使国家税款无从追缴。因此建议上级税务机关对相关规程进行修改。同时，应建立税、警、检、法联席会议制度，共同防范涉税犯罪的发生。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法律法规、取证要求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及时沟通工作情况、分析涉税犯罪的新动向和重大案情，研究确定整

顿和打击重点对象，联合行动，协同作战，提高打击力度。

《涉税犯罪案件移送的问题与建议》来源于xiexiebang.com，欢迎阅读涉税犯罪案件移送的问题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