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范文

第一篇：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范文

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

【内容提要】 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曲折性和复杂性、始终以完善党章和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基本特征。我们得出的基本经验是，实现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必须坚持科学建党的基本原则，坚持把制度建设同其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应不断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努力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牢牢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制度建设 科学化 民主集中制

一、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历史回顾

重视制度建设、善于从制度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根据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不同的历史任务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主张，逐步实现了由革命党的制度建设向执政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转变，不断提高了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初步探索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积极探索自身的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围绕着其所处社会环境以及革命的主题不断探求政党建设的内在规律，努力实现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

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武装自身，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以制定和修订党章为中心，积极探索党的制度建设。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了关于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等各方面的规章制度。1925年，中共四大着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会议通过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决议案》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对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也有明确的、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随后，1927年“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进一步提出了集体领导制度，“中央应该实行强毅地集体的领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1](P88)。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和肯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党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1](P144)应当说，从建党初期到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初步建立了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先后三次修订党章，使各种规章制度不断趋于规范，有力地推动着党的制度建设的发展。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党领导军队的原则。1927年，毛泽东领导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1928年11月，毛泽东总结党领导革命的经验，强调红军中的党代表制度。他指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2](P64)1929年12月，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更加明确了这一点。毛泽东指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3](P88)古田会议在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还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这对于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探索具有积极意义。应当指出，这一时期由于党的连续三次“左”的错误，使党的制度建设探索也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挫折和困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抗战的历史任务，以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为中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制度建设，实现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结构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一系列决议，强调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系统地规定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及各级党委、党部的工作任务、职责范围和纪律。这对于抗战时期巩固和发展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伴随各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开始加强整顿党的组织，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以保障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1945年中共七大党章明确规定：“党内民主的集中制，照党章规定，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内的秩序，是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来建立的。”[4](P358-359)这一时期，为加强组织纪律性，实现党自身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巩固和完善党的领导，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又颁布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使党的制度建设更加规范化、科学化。1948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5](P1264)同年9月，为加强各级党委统一领导，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规定，然后分别执行”。[5](P1340-1341)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论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强调各级党委必须正确认识有效的工作方法。这一时期，党的民主集中制更加完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工作制度、党的纪律都有了进一步的具体规定，这说明党的建设已经初步形成制度框架，朝着制度建设科学化的趋势发展。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执政党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由一个革命党向一个长期执政党的转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和继承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的经验和传统，对执政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首先，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原则。毛泽东认为，民主集中制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统一，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1957年2月，他提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这种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6](P209)1957年7月，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实现民主集中制的目标。他指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7](P543)

其次，明确提出建立党代表常任制。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6](P54)毛泽东的意见，很快被吸收到党章修改稿里。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贯彻了这一思想，他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8](P233)

最后，初步建立党内监督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曾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9](P328)章程就是制度，这对于党及其监督工作来说，同样如此。毛泽东还要求建立和健全党的各级监察机关，加强党内监督。中共八大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明确了党内监督的重要性。中共八大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8](P215)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执政党制度建设科学化的深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阐述了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基本内容，不断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

首先，邓小平在深刻反思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我们过去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0](P333)他还明确提出，健全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制度建设的根本任务。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10](P175)他还强调：“各级党委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哪些问题应当由个人负责。”[10](P341)邓小平还特别注重修改和完善党章，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他认为，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就是要加强党章建设，因为党章是党内根本大法，在党内法规体系中处于“宪法”地位。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干部制度等作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彻底纠正了九大、十大党章中的错误，消除了“左”的影响。

其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的党的建设理论，提出了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之中的重要思想，并赋予党的制度建设新的丰富内涵。江泽民从理论高度总结对党的制度建设的认识，认为党的制度建设应包括强化党章约束、健全党的制度体系、完善民主集中制、深化干部制度建设改革等理论内容，这就使它和党的组织建设区别开来，并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制度建设独立地位的取得，为进一步拓宽党的制度建设领域创造了前提。江泽民主张必须建立科学的干部选任制度和管理机制。一是要对干部实行分类管理；改变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管人与管事相脱节的现状，实现各负其责、责权统一；扩大干部公开选拔的比例。二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改进干部管理方法。三是努力构建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择优选拔、优胜劣汰、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江泽民还主张进一步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内监督要有效，监督水平要提高，有赖于党内监督制度的加强。”[11](P207)江泽民多次强调：“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越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越要有严格的党内监督。”[11](P205)

再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和不断推进党的制度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党的制度建设，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伟大命题。2004年，中共中央正式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它坚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发展党内民主的原则，对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做出了更明确、更细致、更全面的规定。随后，中共中央又集中颁布了《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法规，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原则、程序做了具体、全面的规定，使领导干部选拔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2006年，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文件，进一步健全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回避、交流制度。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规定，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对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009年，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巡视工作条例》)。它的颁布实施，对于完善巡视制度，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伟大时代命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制度建设认识上升到新的历史高度。2010年，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总之，这些规章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为新时期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了制度依托和保障。

二、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

纵观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探索经过了曲折而又复杂的历程，从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发展历程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根据时代特征、党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历史任务，对于党的制度建设提出不同的要求和准则，使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体现出阶段性的特征。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根据革命的环境和任务，着重加强革命党的制度建设，使党的制度建设适应民主革命的要求，始终围绕着如何建设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来进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角色的变化，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主题，及时转变制度建党思路，开始主张把党的制度建设围绕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来进行。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和时代特征，科学判断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更加明确制度建设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伟大命题。纵观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发展历程，无论在革命还是在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一个重要任务，始终积极探索党的制度建设的内在规律，始终把实现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作为自身的目标追求。因此，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又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实现了探索革命党制度建设向执政党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历史转变。

第二，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发展历程具有曲折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发展历程表明，实现制度建设的科学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成立的，从一开始它就注意强调自身的组织纪律性。然而，在复杂的革命环境中，急迫的革命任务使尚处于幼年的共产党还没有把党的制度建设提到一个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况且，在复杂多变的革命战争形势下，制度规范的条条框框并不容易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严格遵守。因此，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制度建设尚存有不少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虽然开始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但是由于革命的思维惯性继续存在，随之而来的“左”的错误以及“十年文革”，使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遭受到了重大挫折和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果断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结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认为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内容之一，这为新时期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始终伴随着同各种错误思想斗争的曲折复杂的历程。

第三，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发展历程还体现出始终以完善党章和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基本特征。党章是我们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活动原则，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关键。因此，实现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必须根据实践发展不断完善党章和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非常注重党章和民主集中制建设。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建设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把制定、修改党章以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建设革命政党的核心制度，保证了党实现强有力的革命领导。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强调党章建设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把修改党章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这期间也曾因为“左”的错误，使党章和民主集中制建设遭受挫折。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历史特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重新修订党章，并且主张从制度体系上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要求严格贯彻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

三、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基本经验总结

回顾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发展历程，总结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基本经验，加深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制度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实现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应当坚持科学建党的基本原则。科学性是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在制度建设中的具体体现。科学是反映事物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用在党的制度建设上，是指党的制度建设符合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特别是符合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自身建设的客观规律。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就是党的制度建设，包括制度的制定、执行和修改，要遵循制度建设的科学理念，要符合一般制度建设的规律，以便使制度更趋完备和民主，从而使党的组织运转达到最大成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0](P333)。“好”与“坏”虽然是价值判断，但很大程度上是指制度的科学性问题。制度建设要善于从具体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到以人为本，真正尊重广大党员干部的意志要求和首创精神，总结自身的成功经验，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措施，尤其要注意把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做法上升为体制机制，把那些通过查处和解剖案例得出的规律性认识运用于法规制度，保证制定的各项法规制度行得通、做得到、有成效。实践证明，科学性是制度建设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基本保障。

第二，实现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要着眼于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把制度建设同其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之贯穿于党的建设的整个过程之中。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复杂的伟大工程。党的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方面的建设互为依存、密不可分。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为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科学、规范、有序的体制机制保障。党的其他各方面建设都需要规范有序的进行，需要得到长期稳定的保障，因而离不开党的制度建设，离不开实现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这就需要把党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从整体上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党的制度建设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仅仅加强制度建设本身，并不能有效地实现制度建设科学化，而应当把制度建设同其他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融入各项建设之中，使党的其他方面建设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进而不断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向科学化发展。

第三，深刻总结和运用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努力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品格。民主革命时期，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先是历经了右的错误，又连续经历了三次“左”的错误，使党的制度建设和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错误中不断总结经验，认识到坚持真理的重要性，及时调整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使民主革命走向正确发展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建设社会主义是全新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出现了一系列“左”的失误，致使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制度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历史经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确立实现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伟大历史命题。上述历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善于顺应时代发展，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总结经验、不断学习的优秀政治品格。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还要求掌握科学理论和学习历史经验，这就需要不断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学习型政党建设是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路径。实践证明，只有一个善于学习科学理论，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政党，才能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真正实现自身制度建设的科学化。

第四，牢牢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必须始终牢牢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和核心。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才能充分认识到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积极探索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实现路径，也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党的制度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只有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把握时代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结合新形势、新问题，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阶段，勇于突破旧思想、旧体制，不断推动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与时俱进，才能有效地实现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创新发展。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创新是党的制度建设的活力之源，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党的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8]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第二篇：回顾党的光辉历史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所感

吴秀华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这90年中，它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历程，不断地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如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值得托付的导航人。回想在那个时代，做一名共产党员不是为了索取，而是随时准备牺牲。血雨腥风之中倒下了无数的真正英雄，铸造了当今和平的生活。在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以时代为己任，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要把实现自身的人生追求同党的事业、国家的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积极践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胸怀祖国，扎实工作，与时俱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出我们的全部才智。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彻底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还是在气象万千的和平建设时期，共产党人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把党的生命融入人民的血液之中，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领导人民不屈不挠英勇斗争，鲜红的党旗始终在中华大地上高高飘扬。

２００８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年初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依稀在目，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又突然发生，加上国际经济疲软、粮食和石油价格高涨、拉萨“３·１４”暴力打砸抢烧事件及随之而来的奥运火炬境外传递**，全力以赴筹备北京奥运会的中国，面临着严峻考验。空前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无私无畏的优秀品质和不畏艰险的坚强意志。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自然灾害，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果断决策，各级党委迅速行动组织救灾，基层党组织团结广大党员干部把生的希望让给群众，把危险和困难留给自己。一个党组织就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高扬的旗帜，用行动感召群众，凝聚力量，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灾救灾伟力，夺取了抗御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全面胜利和抗震救灾斗争的重大阶段性胜利，展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党中央总揽世界风云，沉着指挥应对，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化解各种不利因素，排除一切干扰，始终把精力集中在办好“自己的事情”上，一手抓抗灾救灾，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坚决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关键时刻冲得上、打得赢，成为人民群众战胜困难的主心骨、建设美好生活的“领头雁”。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每遇艰险都表现出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和愈战愈强的生命力，让世人刮目相看。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气势磅礴的解放战争，日新月异的新中国建设，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催人奋进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

在我眼中，共产党的力量是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人民的支柱，而现在美好的中国都是由共产党来创造的，共产党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如今美好的中国，让我们生活在如今繁荣而又充满生机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中国人民的快乐是你们创造的，我们的痛苦由你们来承担，你们在我们眼中就永远是“铁人”，永远没有生病的时候，永远没有劳累的时候，永远都是精神焕发。在我眼中，共产党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母亲”，我们爱您，党在我心中，在中国每个公民的心中，顿时在我耳边响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第三篇：回顾党的历史（最终版）

回顾党的历史

通过学习使我更加明白我们党建设的不宜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代表”的要求，是根据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经验、现实需要提出来的，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我们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来看看我们党的发展历程：

1917年，十月革命的曙光照亮了世界。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当中，逐步传播开来。

1919年5月4日，北京“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划破长空，震撼中国大地，中国历史又翻开了新在一页。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金斯基等来华，先后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酝酿成立共产党。之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于1921年7月下旬，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制订了我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了党支的奋斗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达到共产主义”。大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由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年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便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同时，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革命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迅速地掀起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但是，在这次大革命的过程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犯了“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结果，当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先后叛变的时候，我们党不能组织有效的反击，导致了第大革命的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国民党建立了新军阀的反动统治，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实行极其残酷的镇压。仅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就屠杀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3.7万多人。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杀绝，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9月，毛泽东同湖南省委领导了湖南、江西边界的秋收起义。随后，湘鄂赣粤各地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先后爆发。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党在全国各地领导武装起义100多次，开始进入创建红军和发动土地革命的新时期。

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内的“左”倾错误，几乎使城市中有组织的革命力量损失殆尽。党中央在城市站不住脚，1933年，被迫撤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在1934年10月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党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王明冒险主义造成的这次严重失败，使全国红军由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由30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同志多次重申党的二大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规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思想，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并着重总结了建军党以来，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经验教训，制订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以及同顽固派斗争的方针，建立了国民党在内的包括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将我党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政权。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执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致使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人民军队的主力，由抗战开始的3万多人，发展到120多万人，共产党员由抗战开始的4万多人，发展到121万人，使我们党真正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依赖美国的援助，拒绝我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实践的发展，充实和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面对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其反革命的两手。在武装斗争总题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内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仅仅经过3年多的英勇奋战，就消灭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我们党发展为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胜利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虽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中国各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而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统一和团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结果。对此，中华民族的每一代儿女都应加倍珍视它、爱护它，必要时甚至用生命来捍卫它。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然而经济生活却极度空乏。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一穷二白的基础下，肩负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重任。1956年工农业的伟大改造的完成，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扭转了中国经济衰败的态势；“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显示了新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防

力量；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总结历史，高瞻远瞩，做出将党的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决策，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全面进入社会主义的建设阶段。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大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用“一国两制”政策顺利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洗刷百年耻辱，领导中国人民在经济、农业、工业、教育、科技、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都取得重要成果。在现代化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党的最终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我们党清醒的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在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所以我们党以发展做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以兴国为已任，以富民为目标，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按照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党吸纳各种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按照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我们党吸纳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按照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我们党在工作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使党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信赖。

中国共产党也是在领导中国人民的发展道路上，不断的解放、发展和完善自我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开展，让我更加深切感受到，我们党是一个成熟的、先进的、充满活力的政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唯有靠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名大学生来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一种光荣的使命感，在理念上、作风上和行动上都受到党组织的直接教育与培养。在政治上我坚信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更加自觉、紧密地把自己的成长、事业、人生与党的要求、使命和奋斗目标联系在一起。我会用我学的知识来为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党 史 学习心 得

系别：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班级：0932信 息 管 理学号：200920910238姓名：王金生

第四篇：中国汇率制度历史回顾

人民币汇率制度历史回顾

内容提要：文章简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过程：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从基本稳定到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钉住汇率制”；

二、经济转轨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双重汇率时期；

三、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则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 汇率制度 沿革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客观考察与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沿革，探索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及其目标，对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也经历了一个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转变为在外汇留成和外汇上缴体制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转变为建立在结售汇制上的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模式。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以各阶段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各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为线索，以改革开放、汇率并轨为分界点，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统一平衡，国内价格长期保持稳定水平。与之相适应，当时人民币汇率是官方制定的固定汇率，只是作为编制计划和经济核算的标准，保持了稳定的方针，只在外国货币贬值或升值时作相应调整，人民币汇率与对外贸易联系并不密切。

1．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底)：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和起伏回升阶段。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但因建国之初全国通货膨胀形势严重，各地区物价水平不一致，因此各地人民币在中央统一政策和管理下，以天津口岸汇价为标准，根据当地情况公布各自外汇牌价。1950年7月8日，随着经济秩序的逐步恢复和全国财经统一制度的建立，人民币实行全国统一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公布。(1)从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会议前，人民币汇率调整频繁，并大幅度调低。当时根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在“统制对外贸易”的原则下，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扶植出口，积累外汇资金，购买主要进口物资，确定人民币汇率的方针是“奖出限入，照顾侨汇”。奖出即奖励出口，保证75—80％的大宗出口物资私商获得5—15％的利润；限入即限制奢侈消费品进口，并照顾华侨汇款的实际购买力。由于国内物价猛涨而国外物价稳定甚至下跌，汇率大幅度波动，1949年3月人民币汇率为600旧人民币／美元，至1950年3月调至42 000旧人民币／美元，期间汇率调整达52次之多。

(2)从1950年到1952年，人民币汇率逐渐调高，起伏回升。1950年3月全国财政经济会议后，国内金融、物价日趋稳定，而国际市场物价上涨，为保障外汇资金安全，加速进口物资，汇率政策由“奖出限入”变为“进出口兼顾”。从1950年3月至l951年5月共调高15次，从42 000旧人民币／美元调至22 380旧人民币／美元，升幅46．7％。

总之，这一时期，国家用汇需求很大，但由于外国的经济封锁，外汇资源紧缺，进出口渠道不畅，侨汇汇率阻塞。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国家建立外汇集中管理制度，人民币汇率主要作用为调整对外贸易，照顾侨汇收入，制定的主要依据是物价。

2．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至l972年底(1953—1972)：人民币汇率处于基本稳定阶段。

自1953年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国内金融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世界经济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基本能发挥作用，维持纸币流通下的固定汇率制度。鉴于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对外贸易由外贸部所属的外贸专业公司按照国家规定的计划统一经营，外贸系统采取了进出统算，以进贴出的办法。1964年起还采取了对一部分进口商品加成的办法，即外贸为用货部门的进口商品作价，按进口成本加价103％，以进口盈利弥补出口亏损，不需要再用汇率来调节进出口贸易。在这种条件下，人民币汇率主要用于非贸易外汇兑换的结算上，按国内外消费物价对比，汇率已适当照顾侨汇和其他非贸易外收入，也无调整必要。为了维护人民币的稳定，有利于内部核算和编制计划，人民币汇率坚持稳定的方针，在原定汇价的基础上，参照各国政府公布的汇率制定，只有在外国货币发生升值或贬值时，才作相应的调整。l955年3月，新币代替旧币，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币汇率在近16年时间里基本保持为2．4618人民币／美元的水平(如图1)。

3．从西方货币实行浮动汇率至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价时期(1973—1978)：人民币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钉住汇率制”，汇率调整频繁。

1968年我国在国际结算中试行人民币汇价结算，人民币汇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对外商品的价格、外汇收支和外商的盈亏。同时，由于国际货币体系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体制岌岌可危，1971年8月，美国停止各国中央银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1973年3月，西方货币纷纷实行浮动汇率，汇率波动日益频繁。在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背景下，为了避免西方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推行人民币对外计价结算，保持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相对稳定，促进对外经贸的正常开展，我国采用钉住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选用与我国外贸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组成“货币篮子”，再根据“篮”中货币浮动情况及我国政策进行调整，货币篮子的种类及其权重多少由国家统一掌握，并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加以变动，其中，美元、日元、英镑、西德马克、瑞士法郎等在货币篮子中始终占重要地位。由于选用货币和权重的变动，该时期人民币汇率变动频繁，仅197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调整了61次之多。人民币汇率基本上稳定在各国之间汇率的中间偏上水平。1971年12月、l973年美元两次贬值，以后美元汇率又持续

下浮，在1972年人民币汇率偏离2．46人民币／美元后，人民币快速升值，并于l979年达到1．49人民币／美元的水平，汇率高估现象不断趋向严重。这种“钉住汇率制”的汇率安排，操作简便易行，在很大程度上抵御或减少了国际汇率波动对本国货币的影响，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企业的成本核算、利润预测及减少汇兑风险。但该种方式却因篮子货币的币种选择和权数确定客观依据不足，而使汇率水平的合理制定失去可靠保证；同时国际市场价格和国内市场价格严重背离，汇率作为经济杠杆的作用逐渐消失，蜕化为外贸会计核算的标准，贸易和非贸易价格与世界市场拉大，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间矛盾加剧，从而影响整个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由政府按照一定的原则制定，成为计划经济的调节工具。但高度的计划性决定了市场力量对汇率几乎不起到任何作用，汇率水平无法真正反映外汇相对短缺的情况。为合理确定人民币汇率水平，发挥汇率在国民经济中的杠杆作用，并逐步使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我国改革开放后便对人民币制度进行了改革，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二、经济转轨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中的经济转轨时期1979年起，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其中下放外汇经营仅，实行分散经营，使得由于汇率高估所造成的出口亏损成为一个迫切解决的问题。由此拉开了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序幕。

1．人民币内部结算价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时期(1981—1984)。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民币汇率出现严重高估，长期以来的贸易与非贸易单一汇率制度已无法适应进出口贸易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对扩大出口不利。表1为1975—1979年间我国平均出口换汇成本与人民币官方汇率。如1979年我国出口1美元的商品，全国平均换汇成本为2．41元，而出口企业按银行牌价只能得到1．555 0元人民币，因此每出口1美元，企业要亏损0．855 5元，从而造成出口越多亏损越大，而经营进口反而赚钱的不合理现象。

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改革外贸体制，包括打破外贸垄断经营、建立外贸企业自我运行机制、改革进出口和外汇管理体制、消除价格和汇率扭曲等。为促进出口，平衡外汇收支，我国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即对外贸易单位和出口生产企业把收入的外汇卖给国家，国家按一定比例拨给他们相应的外汇留成。而且，自1981年1月1日起，试行人民币对美元的贸易内部结算价，规定贸易内部结算价按照1978年全国平均换汇成本2．53人民币／美元加上10％的出口利润计算出来的，计算出来2．8人民币／美元。1981—1982年由于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变动不大，贸易内部结算价没有变动(如图2)。同时公布牌价，仍采用“钉住汇率制”的计价原则。这样人民币汇率在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了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官方牌价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贸易内部结算价限于进出口贸易外汇的结算，而官方汇率主要适用于旅游、运输、保险等劳务项目和经常转移项目下的侨汇等外汇结算。

贸易内部结算价的采用，解决了外贸部门出口换汇成本过高以至于出口亏损的问题，加上当时国内物价较为平稳，而美元汇率因采取扩大财攻赤字、紧缩通货等政策处于升值状态，西方国家经济走向复苏，我国的贸易收支明显好转，外汇储备明显增加。1984年外汇储备年末累计余额170．42亿特别提款权，为历史上和20世纪80年代最高水平。但实行内部结算价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它影响了非贸易部门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使外贸亏损增大，在对外经济中陷入被动，造成了外汇管理的混乱，更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因此实行内部结算价注定成为一个过渡时期的应急措施。

2．取消内部结算价，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时期(1985—1993)。从1985年1月1日起，我国取消内部结算价，官方汇率应用于贸易结算和非贸易外汇兑换。为了消除汇率高估，使人民币汇率同物价的变化相适应，起到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1985年至1990年根据国内物价的变化，我国多次大幅度调整官方汇率。1985年1月1日至10月1日由2．80人民币／美元逐步调整到3．20人民币／美元，下调12．5％。l986年7月5日调至3．70人民币／美元，下调21．6％。1990年11月17日调至5．22人民币／美元，下调9．6％。这几年人民币汇率的下调主要是依据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上升的变化，汇率的下调滞后于国内物价的上涨。

为鼓励出口，在人民币汇率下调的同时，1985年国家又一次提高外汇留成比例，采取按出口商品收汇金额比例留成的办法。1985年12月我国改变由中国银行多年举办外汇调剂业务的模式，在深圳成立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调剂市场汇率日益成为补偿出口亏损、促进出口增长的重要手段。

1988年我国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外贸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并对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行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91年外贸由补贴机制转向自负盈亏机制，取消财政补贴。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人民币汇率成为调节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手段。人民币官方汇率虽然经过1981年到1990年汇率制度的改革，几次大幅度的下调，逐步得到改善，但由于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币汇率的下调，汇率依然偏高。同时，鉴于前几次一次性大幅度下调人民币汇率对国民经济和物价影响较大，企业难以承受，因此从1991年4月9日起，官方汇率的调整改为小步缓慢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官方汇率，难以解决外贸核算问题。所以从1988年3月起各地普遍设立外汇调剂中心，增加留成外汇比例，扩大外汇调剂量，放开调剂市场汇率，利用市场利率，解决出口亏损，鼓励进口，限制非必需品进口，实行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制”。官方汇率从l990年11月的5．22人民币／美元小步调整至1993年底的5．70人民币／美元，下调9．6％。调剂市场汇率按照市场供求状况浮动，波动较大。1988年至1993年由于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进口需求猛增，外汇求大于供，市场汇率不断下跌，由5．70／美元贬值为l993年2月的8．20人民币／美元。为了限制汇率投机性上涨，一度实行限价，造成外汇流向场外交易。1993年5月取消限价，市场汇率骤升至11．20人民币／美元。1993年7月以后，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中国人民银行对市场进行干预下，到1993年底市场汇率回落到8．72人民币／美元。

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计划汇率向市场汇率过渡的形式，双轨制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不过，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的并存，造成了人民币两种对外价格和核算标准，不利于外汇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l994年初，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国务院推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综合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在外汇体制改革方面，总体目标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1994年1月1日实行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并轨，人民币官方汇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币／美元下浮至1994年1月1目的8．70人民币／美元。实行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汇率的形成是以市场供求状况为基础，改变了以行政决定或调节汇率的做法，发挥市场机制对汇率的调节作用。并轨后取消了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外汇的银行结售汇制，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对经常性项目设立台帐制，取消国内企业的外汇调剂业务，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并以银行间外汇市场所形成的汇率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人民币汇率的基础。此后人民币汇率结束了长达16年的贬值过程，开始稳中趋升。12年来人民币汇率运行基本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划分也从“管理浮动制”转为“钉住单一货币的固定钉住制”。

1996年7月起外商投资企业开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1998年12月1日起，关闭外汇调剂中心，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全部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此外，对境内居民个人因私用汇大幅度提高供汇标准，扩大供汇范围，超限额货超范围用汇，经外汇管理局审核其真实性后由外汇制定银行供汇。至此，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尚存的其他经常项目汇兑限制基本消除。我国1996年12月1日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所有正当的、有实际交易需求的经常项目用汇都可以对外支付，这是实现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重要一步。

在资本帐户方面，我国虽然刚引入了QE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等一些准入制度，但是总体而言管制仍十分严格，与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还有相当差距。如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现代宏观调控体系的健全，资本市场的成熟，利率、汇率作用的改善等条件，都有待逐步创造。

并轨后的人民币汇率在运行机制上，在对外贸易、外商投资以及对外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上都受到严峻考验。特别是1997年7月，由泰铢贬值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货币纷纷贬值，东亚各国家日本、韩国货币也不断下跌，而人民币汇率却在国内通货紧缩和外汇储备充足的前提下保持了货币稳定的态势，由银行间统一外汇市场形成，并接受国家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这对亚洲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极为重要。

第五篇：论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历史回顾与分析

【 论文 关键词】:财政； 分税制； 支付制度

【论文摘要】: 研究我国转移支付制度要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和分税制财政体制背景下，结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以往实行的若干转移支付办法，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完善，从而制定出一套完整 科学、规范透明并适合国情特点的制度体制。文章在对新 中国 成立以来，不同财政体制下的转移支付制度进行 历史 考察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过渡时期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的问题。

一、建国后前三十年转移支付变更轨迹

1950—1979年的三十年间，我国财政体制曾经多次调整，但总的格局是以中央集权为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从转移支付的情况看，是一个逐渐摸索和改进的演变过程。总的财力调剂由中央统一进行，凡收大于支的地方上解收入，凡支大于收的地方由中央补助，始终是一种形式单一的补助模式。

二、改革以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调整背景与内容

1980年以来的转移支付制度，经过十几年的摸索，逐步形成了以地方分权为主体制的做法。然而缺点也很明显，突出表现为转移支付方式复杂、制度不规范、政策缺乏透明度、主观因素影响过多、各类补助和上解相互交叉、混合运转，由于补助项目过多过散，使本来就规模较小、缺乏调控力度的转移支付形成不了合力，宏观调控的政策意图不明显，使用效率相当低，不能很好地体现效率为主，兼顾公平的原则，容易造成地区间苦乐不均，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均衡 发展。

三、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确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1994—1995年，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可以分为特殊性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前者主要包括专项拨款补助、专项结算补助和解决临时问题补助等方式；后者主要包括体制补助（或上解）、体制结算补助（或上解）和税收返还等方式。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确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了保护各地的既得利益，分税制仍然保留了原包干体制中央对地方的补助和地方向中央的上缴部分，中央对地方实行税收返还，在确定体制补助和税收返还的数量时，仍然采用“基数法”。只要地方政府存在收支差异，就给补助，既不考虑各地区收入能力与支出需要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也缺少比较合理的客观标准，形成了一种“收益地区长期收益，吃亏地区长期吃亏”的内在运行机制，对长期形成的地区之间财力不均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依然保持了原有财力分布的格局。因此，这时的转移支付在实现合理再分配、调节资源配置、缩小地区公共服务差距方面，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的实施情况

1.向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靠近

按照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建立分税制后应当相应建立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便调节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和横向不平衡。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以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为目标，在合理划分政府事权和财权的基础上，选择客观因素建立数学模型，确定地方的“标准收入能力”和“标准支出需求”，据此确定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一般均衡拨款，同时，辅之以实现特点政策为目标的专项拨款。分税制建立之初，各级政府的事权尚未做到明确划分，中央财政可用于转移支付的资金也十分有限，制约了转移支付的规模和范围。政府的预算尚不统一，为准确 计算 公共服务领域的收支造成一定障碍。而且废弃“基数法”、引入“因素法”必然要调整各地的既得利益，难度很大。同时，还面临统计数据不完整、测算方法不完备之类的技术性问题，无法保障一般均衡拨款的公正性和准确性。基于上述情况，在分税制确立后的一定时期内只宜采取过渡性办法，中央财政根据财力状况，选择一些客观性及政策性因素，采用相对规范的办法，逐步向规范化转移支付制度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