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管追逐与摊贩抵抗:摊贩管理中的利益冲突与法律调整(上)解析
城管追逐与摊贩抵抗:摊贩管理中的利益冲突与法律调整(上)(1)
关键词: 城管;摊贩;冲突;调整
内容提要: 城管与摊贩在街头追逐与互殴屡见不鲜,并多次诱发群体性事件,其背后原因为何?本文通过对一系列事件和政策的梳理,指出思想意识上的偏见,法律政策的失当,是乱像产生的根本原因,国家必须进行政策和法律调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引子:烤串引发的血案
2006年8月11日,河北来京人员崔英杰在海淀区卖烤肠时被城管截获。在索还三轮车未果后,崔持刀刺向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李志强,致其死亡。
在城管与小贩之间旷日持久的“追逐与抵抗”游戏中——我名其为“都市游击战”——城管与小贩相互加害屡见不鲜。但本次事件却因时间、地点、人物的特殊,使剧情达到高潮。地点:首都北京街头;人物:城管海淀分队副队长;时间,下午四时五十分。城管队长喋血首都街头,本身就属爆炸新闻,而事件后来的演变更值得聚焦和细味。
事件在城管内部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北京5000多名城管中,有3000人参加了李志强遗体告别仪式,市政府面临的压力可以推知。[1]为了告慰英雄并抚慰他的同事,市政府罕见地——许多牺牲的公安干警就没有这种待遇——授予其“烈士”称号。市委书记在李志强遗像前三鞠躬。[2]
“烈士”称号只能授予制度的楷模。杀害制度楷模的人,当然死罪难逃。这不仅合乎情理,也合乎人民司法的传统,但故事却发生了转折。公众发现,崔英杰并非李逵式的凶煞恶魔,他也是遵循制度的楷模。崔求学的小学、中学证明他品质良好,成绩优良;服役的部队证明他获得“优秀士兵”称号,多次在大会上作为典型被点名表扬;崔在京打工期间的同事证明,崔谋生艰辛,但性情温和,乐于助人。[3]崔英杰的清白历史与悲惨现状曝光后,学界、媒体等民间社会遂深度介入。检方对杀人罪犯的指控与公众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同时上演,剧情忽然紧张。明暗之间,各种力量纷纷登场。一位女城管直言:“判他死缓,工作没法做。”[4]而著名军人老作家魏巍发表网文:“连我这个老兵也禁不住心里难过,让我也为这个退伍兵,为这个苦人儿求个情吧!”他还说了一句让决策者心生寒意的话:“退伍兵反应强烈!”对中国社会来说,军心必须稳定。“退伍兵”这个潜在但随时可能登场的群体必须安抚。
各方的紧张气氛,随着崔英杰的“死缓”判决而缓和下来。但城管与小贩之间的都市游击战,仍在继续。本文将演示和说明,这场持续几十年,危害千万人的“都市游击战”,并非不可避免。[5]小摊贩治理中的失误,折射出中国当代行政决策的诸多积弊,必须设法清除。
一、古已有之的小贩
贩夫走卒,古已有之。古已有之的小摊贩,在建国之初,就因为它的“非计划性”,被冠以“资本主义尾巴”,归人国家严厉打击对象。早在1957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就报道,湖北黄冈一农民因贩鱼秧、贩牛,被说服教育后决心割断“资本主义尾巴”。[6]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人们虽然有口难辩,但“追逐与抵抗”其实从那时就已开始。
改革开放后,虽然私人交易合法化,但对城市流动小摊贩,依然沿习严格监管的传统。直至1999年11月,北京市《关于加强对外地来京人员经商和利用违法建设从事经营活动管理的通知》,依然对小摊贩采取严堵政策。它规定外地来京人员申领个体营业执照,必须持有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或者出具的进京经商证明;经营场地的合法证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学历证明;育龄妇女必须持有暂住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核发的《婚育证》„„。凡不具备上述证件、证明材料的,一律不得核发营业执照。
摊贩皆是沿街作业,所占街道本非“经营场地”,无法取得“合法证明”。加上其它苛刻条件,使外地人在京合法摆摊几无可能,而小摊贩的主体正是外地来京人员。
摊贩经济在政策受到排斥的主要理由:(1)影响规范化市场运营,打乱政府城市规划。我们在整治小摊贩行为的背后,不时瞥见规范化市场经营者的影子。[7](2)侵占道路,破坏周边卫生环境。(3)欺骗消费者,出售不安全、不健康食品。小摊贩用“地沟油”炸制食品,用变质原材料生产食品等爆炸性新闻,助长了取缔行为。(4)影响城市外观等。官方语言中,小摊贩是一种落后和不文明现象,是“脏乱差”的源头。安徽合肥为创建文明城市,提出“无摊城市”的口号。河南洛阳为创建文明城市,全面取缔店外经营、占道经营和马路市场。[8]
虽然面临多重打压,但小摊贩却像雨后春笋,茁壮成长。一首无名氏撰写的儿歌,反映了小贩们“痛苦并快乐”的生活:“北京马路边一个小摊贩,每日晒太阳辛苦把钱赚。我一只眼卖东西一只眼看城管,提心吊胆自由自在,我在北京站„„”城管们对在巷道间与他们游击的小摊贩,有时不以为杵。他们形象地自比“苍蝇拍”,并不想拍死多少只苍蝇。只要他们到场,苍蝇们识趣地飞走就满足了。城管与小贩,这两个在观念上“敌对”的群体,呈现出几分相互依赖关系。
小贩久治不愈的根源在于社会客观的需求。据报,北京市“十五”结转10.8万名闲置农村劳动力,第一产业有30万农村劳动力需要向第二、三产业转移。预计“十一五”期间,有40.8万农村劳动力需要向二、三产业转移。首钢等国企改制、事业单位改革等原因导致失业人员78.76万人。新增劳动力登记失业人员57.43万人,期末城镇登记失业率将达到3.5%左右。[9]另据《北京市2003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2003年北京市409.5万流动人口中,摊点经营人员占6.78%。依此数字北京有近30万名游商。[10]另据上海浦东新区2007年初步统计,新区的摊贩8000个,遍布城乡,外来人员占到65%左右,下岗再就业占30%以上。市民对设摊投诉占到投诉的60%,成为投诉热点。[11]
我国大陆从事摊贩职业的人口总数,至今未见官方或学术数据。据台湾的调查,截至2003年8月底,台湾地区摊贩从业人口计443,797人,占总就业人口4.6%。[12]参照这一比例进行粗略测算,大陆摊贩就业人口约为2553万人。
二、城管追逐与小贩抵抗
小贩队伍与时俱进,城管的行政职责与时俱增,城管的对策似乎只能“扩军”。从1997年成立至今,北京市城管从无到有,现有内部机构七个,直属单位三个,事业单位三个,十八个区县各设相应机构和人员,全市共有城管执法人员5000多人。此外,各级城管还聘请了为数众多的城管保安。这些协管员、城管保安,性质上属于行政辅助人中,不占编制,没有处罚主体资格。制度上他们的职责是:从事法律宣传、社区日常管理、巡查,劝阻违法行为,劝阻、向城管执法人员通报信息等工作。[13]如果将城管比作与小贩作战的正规军,则协管和城管保安相当于支前的民兵——有时难免被当作正规军使唤。[14]
虽屡经扩充并动员民间力量,城管仍感到兵力不济。十年间,北京市城管已担负起14项城市管理职责,被授予了308项处罚权,其中任何一项如欲足额完成,足以将城管拖垮。城管人员“朝九晚五”工作时间根本无法实现,有时人均加班时间超出国家规定36小时的4倍。[15]广州市城管副队长因创建卫生城市,连续工作六十多天工作到深夜,猝死在家门口。[16]
城管的任务有多重?以查处黑车为例。北京黑车有7.2万辆,而正规出租车只有6万辆。2007年4月,北京16委办局掀起为其一月的打黑车“狂飙行动”。虽然一些“黑车”落网,但更多的“暂时休整”或“战略转移”到远郊。官方坦陈,整治效果不理想。一位城管形容,黑出租车就像大海里游来游去的鱼,在大街小巷穿行往来,数也数不清。[17]为了总揽城管工作全貌,来看一下北京朝阳区城管大队2006年的工作总结。
1-11月,我们全力以赴,较好的完成了两节两会、两个黄金周、清明节、扫雪铲冰、控制扬尘污染、整治“城中村”、整顿低级次市场、消除暴露垃圾、中央市区领导视察、世青赛、中非论坛等专项整治任务。在开展各项执法工作中,共出动执法人员275910人次,执法车辆59657车次,规范“门前三包”44551家,取缔无照经营、露天烧烤15788起;与建委、环保等部门检查工地19092个次,查处扬尘污染、夜施扰民、道路遗撒14532起;与公安、交通等部门查处各类黑车19688辆;查获小广告窝点2392个、非法小广告650万张;查处非法户外广告1998起,拆除大型户外广告35块,拆除违法建设167万平方米,告知、引导、救助流浪乞讨人员1500余人次,罚款1200余万元。行政复议、诉讼案件160起,无一起败诉。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群众来信来访855件,办结率100%。办理城管热线、市、区各类督办件32641件。上报非法小广告号码4140个,已全部停机,267名违法当事人接受了处罚。[18]
总结排列的工作量未必完全可信,但足以反映城管职责的“海量”。郑州市城管局长坦言,治理小摊贩“难度很大,力不从心”。不足三个月后,郑州就发生城管粗暴执法,引发千余大学生围攻事件。[19]上海浦东新区区长算帐说:“按照现有摊贩数量,每个地方派人固守,要2000人左右,而全区所有执法人员只有900人左右”。[20]
一如北京某城管负责人所言,自城管成立以来:“对小贩的打击从未停止,打击手段也不断变化,并且屡次施以重拳。”城管口中的“打击”,小贩名之为“扫荡”。虽然“扫荡”多年,但小贩们说“可是我们还没被赶走。”[21]
打“时间差”是小贩的基本对策。城管下班小贩上班,两者上演“真人版”的“猫和老鼠”游戏。[22]在日日不断的“猫和老鼠”游戏中,小贩采用人海战、游击战、拉锯战、持久战。而城管无论在人数、持久、灵活性上,都难以长时间占上风,只能依靠“运动战”,陷入“整治一回潮一再整治一再回潮”的怪圈,让英雄气短。在题为“城管遭遇职业暗探游击战”文章中,记者报道了上海杨浦区小贩与城管间的一场都市游击战:
本篇论文由网友投稿,读书人只给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平台,请大家参考,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尽快处理。晚上6点多,记者看到十几个皮肤黝黑的青年男子,在人行道上围成一圈打牌,时不时地朝对面的弄堂张望。一家杂货店员工告诉记者:对面是城管大队,这些人是专盯城管的探子。
晚8点,城管大队执法行动开始了。副队长苦笑着告诉记者:“现在只能和探子斗智斗勇。”执法车辆刚驶上长海路,探子们马上骑车分散开来,进入角色。有些冲到执法车前疾行,有些尾随在后,有人掏出手机通话。不时有等候在路口的男子加入他们的队伍。有人体力不支,马上有人接替。队员们介绍,以前探子只敢偷偷跟在执法车后面,现在人数越来越多,胆子越来越大,几个探子甚至骑在第一辆执法车前面。
为迷惑探子,8辆执法车时分时合,但被摆脱的探子没多久又出现了。“他们是团体行动,多处布点,手机联系,要完全摆脱非常困难。”当天行动的重点是**街,当执法队伍分头绕行到达时,跨门店都已经退回到室内,几个店员正将燃烧的煤饼浇灭„„。
“这里已经得到消息了„„”房队长有些失望,但显然也有心理准备。
晚上近11点,执法人员返回大队,十几个探子还在。他们每天都要盯到凌晨两三点。由于城管不能惩处跟踪行为,探子人多胆大,甚至多次跟踪城管队员回家。据介绍,两年前探子就出现了,大多是摊主本人或家人,人少胆小,影响比较小。而今仅杨浦区的探子就已经发展到数十人,非常“职业化”,几乎都是排档摊主联合雇用。更让城管大队感到被动的是,这些探子经常冒充群众拨打举报电话,欺骗城管人员,把执法队伍引到假地点。假举报严重影响了正常执法。[23]
旷日持久的追逐与抵抗,让小贩们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他们自发组织起来,联合雇佣职业暗探,与职业城管相抗衡。这些职业暗探对城管严防死守,几乎“服务到家”。他们不满足于一味地防御,尝试着主动出击,骚扰对手。冒充群众拨打举报电话,把城管引到假地点,这种疲劳战“严重影响了正常执法”。他们跟踪城管队员回家,对城管队员施加无法言说但又切实存在的人身威胁。他们企业化的工作效率与职业化的敬业精神,让官僚化的城管相形见绌。如果没有其它因素介入,自然竞争的结果,一定是城管而不是小贩落败。
小贩即使落网,抵抗并未结束。“软磨硬缠”是一种有效的抵抗。人性化执法,小贩并不买帐。他们软磨硬缠,认错学习,但总是不认罚,让城管的“胜利”落空或打折。物品可以不要,但装物品的篮子一定要索回,这种不屈不绕让城管无可奈何。[24]“老人、妇女、儿童以及残疾人”被充分利用起来了。由他们软磨、硬缠、耍赖、谩骂,对城管实施“软暴力”。这种“一哭二闹三躺倒”式的抵抗,对执法人员的精神损伤不亚于人身伤害。他们不惜躺车底、堵车头扩大事态,争取“观众”。观众们的斥责,人民群众的“不理解”,让城管的正义感严重受挫,心理上灰溜溜的。这种“软暴力”以及它唤来的社会同情,可以从根本上摧毁城管的战斗意志。海淀区城管大队一名干部说:李志强事件从根本上动摇了不少城管队员的信念,为工作搭上身家性命,死后还受到种种非难,值吗?[25]
对城管有直接杀伤力的还数“硬暴力”。且看部分媒体的报道题目:“摊主滚烫一瓢油泼向城管执法队员”、“无照菜贩手执双刀砍伤两名城管队员”、“成都女摊主暴力妨害执法用尿泼城管”、“城管叫屈:几乎天天挨打”、“摊主为报复城管人员,将赤裸儿童尸体挂在其门上”„„。据上海杨浦区统计,2006年全年共发生暴力抗法案件214起,涉及乱设摊整治的142起,队员受伤人数238人次。2007年至8月为止,暴力抗法案件和队员受伤人数已接近去年全年水平,案件数近180起,队员受伤人数近百人,其中60%以上涉及乱设摊整治。[26]
对国家政局极为不利的是,这些无处不在的“软暴力”和“硬暴力”,会不经意地突然诱发群体性动荡。2007年6月6日晚,河南郑州因城管打落摆摊女生门牙,导致一千多名学生包围城管、焚烧车辆。[27]2007年6月14日晚,由于城管野蛮执法,兰州上百市民围堵执法车近4个小时。[28]集体性对抗已非偶发事件,呈燎原之势。
注释:
[1]参见周逸梅:《三千城管队员送别李志强》,载《京华时报》2006年8月18日。
[2]参见《李志强烈士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载《北京日报》2006年9月2日。王殿学、白杰戈:《志强遗像前刘淇三鞠躬》,载《新京报》2006年8月15日。
[3]参见崔英杰律师的辩护词。载http://hi.baidu.com/xiaoliuxian/blog/itern/07ale331e1067521cebc4aff8.html,访问于2008年7月7日。
[4]《小贩杀城管死缓宣判之后崔英杰决意活下去》,载《华西都市报》2007年4月12日。
[5]损害数千万人,是因为全国小摊贩数量远远不止千万。波及数亿人,是因为这种管制直接损害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例如,北京就吃不到好的早点,部分原因是没有好的小摊贩。
[6]参见江夏、林晰:《富裕中农和社会主义——在湖北黄冈县刘介梅所在农业社所作的调查(摘录)》,载《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8日。
[7]如上海的一次讨论中,一位农贸市场管理者就提出,设摊影响他们菜市场的正常经营,希望取缔。《张学兵区长跟你网上谈:您如何看待马路设摊?》,载http://spaces.xinmin.cn/?uid-20256-action-viewspace-itemid-18976,访问于2008年7月7日。
[8]参见《合肥向“无摊城市”迈进》,载《新安晚报》2006年2月21日;钱吴平:《洛阳倒枣事件揭示城市小贩“堵疏”难题》,载《新京报》2006年9月7日。
[9]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就业和社会保障发展规划》,载http://。访问于2007年12月20日。
[15]参见季明、李舒、陈冀:《李志强事件对城管执法者的影响》,载《瞭望》2007年2月26日。
[16]参见朱小勇:《广州城管副队长连续数日深夜执法过劳死亡》,载《信息时报》2007年9月4日。
[17]参见李松:《北京掀起“狂飙行动”治理黑车遭到专家质疑》,载《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7月14日;《北京罚款治理黑车数量有多少说法不一》,载《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5月15日。
[18]《新作为新挑战,力保环境实现新发展——朝阳城管大队2006年度工作总结》。载http://chengguan.bjchy.gov.cn/information/infomations/2007/05/***714203.html,访问于2007年12月20日。
[19]参见《郑州酝酿马路摆摊合法化效仿上海重庆做法》,载《东方今报》2007年3月15日;《城管打落女生牙,郑州数千大学生骚乱》,载《星岛日报》2007年6月10日。
[20]前引[11]。
[21][10]。
[22]前引[10]。
[23]参见李刚:《城管遭遇职业暗探“游击战”》,载《青年报》2005年8月18日。笔者有所编辑。
[24]参见阳军:《城管与摊贩8年游击战》,载《达州晚报》2007年5月26日。
[25]参见前引[15]。
[26]参见前引[11]。
[27]参见郎清相:《郑州清理摆摊引发冲突经过:城管打落女生牙齿》,载《重庆晨报》2007年6月8日。
[28]参见张鹏翔:《上百愤怒兰州市民围堵城管,百名警察到场相救》,载《兰州晨报》2007年6月17日。
第二篇:城管与摊贩的博弈的案例分析
一、案例背景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而同时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又极不平衡,因而,大量的各类人员涌入城市,并造成城市的扩张,是不可避免的。”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一再提到“淘金梦”在现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带有暴发欲望的“淘金行为”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中国的城管队伍,正是在这种城市化的背景下诞生的,自其产生之日起就肩负维护城市管理秩序和市容环境的职责。流动商贩,一个古老的职业,曾经为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现在却成为城市驱赶的对象。城管队员与流动商贩为了各自的“饭碗”而博弈,现代都市版的“猫鼠游戏”由此上演。一方为了生存需要在城市人流量大的繁华路段、居民社区等公共空间摆设临时摊点做生意,出售一些季节性商品、低层次日常消费品等;另一方为了维护市容市貌和公共交通秩序等公共利益,需要严格道具特定区域内的流动商贩。在城市生活中,这些为了“活路”而流动的小商小贩大多是下岗职工、进城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这种社会身份使其获得了公众的心理同情。城管制度自身存在着一定局限性,而城管队伍本身也鱼龙混杂,使得公众对城管和摊贩褒贬不一。近年来,随着媒体对一系列城管“暴力执法”、摊贩“暴力抗法”事件的曝光后,公众舆论呈现一边倒得同情支持流动商贩、职责谩骂城管执法队员的倾向。城市管理这项工作在公众眼中,似乎就是几个带大圆帽、穿制服的人,整天开着车在大街小巷乱砸乱收乱罚,而不是所谓的依法管理城市各项事务,保障城市正常良性发展,这样就背离了城市管理的初衷,也与建设和谐社会相悖。
二、案例内容
案例一
魏文华事件
湖北天门市城管因填埋垃圾与村民发生冲突,恰巧路过的魏文华见状掏出手机拍摄,竟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50多名城管队员蜂拥而上,围殴五分钟致死魏文华。事件后续延绵至今:先是魏家将灵堂设在市政府祭奠,要求严厉处理凶手。当局迅速控制24名打人者,其中4人刑拘。前日,天门城管局局长被免职,接受进一步调查。事情并未结束,民怨舆论皆已沸腾,取缔城管机构的呼声再度泛起。
城管放纵蛮力乃至行凶,天门不是第一桩,全国大小城市都有其形形色色的不良记录。但城管本次波及的不是游走摊贩,而是无辜的目击者。一位表达义举的公民,蒙受肆无忌惮的杀戮,这正是举国上下心意难平的重点所在。
杀人或被杀的命运并不时刻掌握在城管手中。城管导致的天门血案之前,北京发生过类似事件,但倒下的是城管李志强,摊贩崔英杰刺杀了他,也曾引起纷纭之争。与公检法等强力机构不同,也迥异于通信电力等垄断部门,城管的职责宽泛到无法被定义,面目含糊不清却似乎可以管理一切。
此时此境,纯粹地表达仇恨没有多少意义。对走卒贩夫们而言,城管凶猛,某些时候甚于虎狼,可由城管引发的攻击或反攻都是悲剧,是弥漫在小人物之间的战争。简言之,城管在权力资源的分配体系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是权力谱系中的羸弱者;城管的对象,则大多是社会现实中的弱势群体。两下的交锋或交恶,属于弱者对弱者的狙击或截杀。这不是替城管的暴戾之气辩解,也不是无视于“走鬼”们的艰辛,实为况味复杂的底层事实。
有法可依是一回事,城市公共管理的实情又是一回事。城管被某种命令强力压向街头巷尾,以政府的名义驱逐数也数不清、赶也赶不尽的游商小贩。冲突难免,伤及路人的事例也不独天门一例。城管要弥补本部门贫乏的资源,比如要保证众多临时人员的供养成本;要服从城市主政者的号令,为创卫等工程造势。总而言之,要对街巷深处、拐角小区保持持续、密集的覆盖。而紧随城管日夜压制行动的不是鲜花,而是抵抗。
与城管工作相对应的就是街角游商的生活。城管的存在威胁了这部分人群的谋生,逃避城管或直接对抗城管也就在所难免。对绝大多数游走商贩来说,失掉这份工就等于一无所有,意味着将要跌进最黑暗的境地,因而这是他们最后的依靠,绝对不允许剥夺,为此不惜以命相搏。这些人是城市底层的弱者,也是那点微薄的生存资本最坚决的捍卫者。一旦发生激烈对抗,城管顿生戾气,会不加甄别地逞凶斗狠,意在控制局面的暴力几乎不受节制,魏文华们成了牺牲品,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可能被卷进来。
所谓相煎何急?讨生活的商贩要生存,为工作的城管也要生存,到最后就演变成了弱者倾轧弱者,或弱者抗击弱者的生存游戏。显然,这一近似猫鼠斗法的游戏非常残酷,时常酝酿血光之祸。出路在哪里也多有讨论。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取缔城管的呼声很高。但没有城管的城市会不会更糟?诸如此类的担忧基本上成了决策者的既有思维,取缔派虽能获得众声附和,恐难在政策层面获胜。正如今日本报“时事圆桌”专家所提及,虽则城管的合法性饱受质疑,城管实际上是一个承担着政府改革和转型代价的角色,目前理想的路径是制定一个行政法规,授权地方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地方的立法。对于城管和执法对象间的暴力冲突,目前来讲最好的格局就是,城管给老百姓一条生路,必要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目前的情势是只能等待,这并非全无希望的等待。一些进步已显示,大范围的城管之乱正逐渐向秩序回归,即便回归的速度并不如人愿。上海及珠三角等城市在试行举措,比如设立游走摊贩的专门区域,希望给予商贩交易空间,以降低他们与城管在街头对抗的风险。当然仅有这些不可能解决一揽子问题。改革不仅是“解除城管武装”那么简单,而是要朝着权力解放弱者、城管敬重人性的方向努力。
案例二
李志强事件
年仅23岁的崔英杰是河北省阜平县的农民,从今年5月份开始在海淀区中关村科贸大厦西北角路边无照卖烤肠。8月11日下 午,李志强等城管执法人员到中关村地区执法时,发现科贸电子商城北侧路边有无照经营现象,便立即上前制止,遭遇到崔英杰的阻挠,执法人员依法扣押了他的三 轮车等经营工具。“正当我们准备撤离时,崔英杰手持切烤肠的刀,从人群中冲出,举刀猛刺老李的脖子。”据李志强的同事事后回忆,他们当时都着急送李志强去 医院,虽然派人围堵崔英杰,但还是让他跑了,李志强也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当天晚上6时许因公殉职。据悉,李志强是本市城管执法组织成立8年来首位因公 殉职的执法人员。8月16日,市政府追认李志强为革命烈士。据当时在场的其他小贩介绍,平时沉默少言的崔英杰不太合群,干这行不到3个月,而且与其他小贩 不同的是,他卖烤肠用的是一辆崭新的三轮车。“旧车子收了就收了,损失不会太大。他刚来不懂,一辆新车值四五百元,他舍不得。”小贩这样解释崔英杰的过激 行为。在逃亡了11个小时之后,崔英杰在天津塘沽被警方抓获,他对杀害李志强一事供认不讳。
执法人员被杀绝非偶然事件,从这个事件反映出来的流动小贩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为什么杀人?一些城管人员粗暴对待那些小伤小贬,甚至大打出手,或者在网上发布的好多惨不忍睹的图片贴子。城管虽然是执行公务,但当一个人举债买下的赖以生存的东西被抢夺,他连解决温饱的希望都破灭了?他必然会想尽办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即使是失去理智的极端的触犯法律的!当然杀了人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的确引起大家的关注,就如崔英杰(杀城管的商贩)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说的那段话发人深省:“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律师的话一次次地拷问人们的心灵,也拷问我们的政府,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如何保障老百姓的生存权? 无论是李志强们还是魏文华们,都不能再成为祭品。城管执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在城市管理中,由于作为执法方的政府部门确有权力和责任对城市管理中的违章行为进行管理和处罚,而执法相对人确实有许多是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从事违法行为,所以,两者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执法问题的现状主要是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行为,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下面四方面:
1.1 落后的城管执法观念
当前行政处罚是城市管理部门实现管理目标的主要手段,行政指导是辅助的管理手段,这种方式很难使被管者心服口服,被处罚的群众不但会叫屈喊怨,而且也不会对法律产生敬畏的思想。在“官本位”执法观念的指引下,执法方式简单粗暴。尽管执法部门突破“障碍”,但执法效果并不理想,并引发了很多矛盾甚至冲突。城管执法中暴露的诸多问题实质上反映了社会处于转型期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冲突,传统管理手段与多元化社会中日益复杂管理对象之间的冲突。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政府社会高度合一的管理模式,政府把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看成仅仅是政府的管理。公民主体在城管执法中的参与权被剥夺了,执法部门与执法对象处于直接对立的境地。
1.2 执法人员的素质低下
新形势下对执法队伍的素质要求在提高,而我们的执法队伍构成复杂,其中一部分执法人员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岗位基本素质培训,并且有些执法人员公仆心不强,作风不正派,这都与我们重使用轻教育的城管执法观念有关,为少数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提供了条件。在执法过程中,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既不出示证件也不说明理由便直接进行处罚,执法无程序或程序被简化掉的现象造成双方地位不平等,这也严重损害了城管执法队伍的形象。
1.3 城管执法程序不规范
城管执法人员是代表政府的,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然而在城管执法过程中,尤其是影响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很多情况下并没有遵循法定的程序。在行政处罚案件中存在程序违法,徇私枉法人为剥夺当事人权利的现象时常发生,如没收商品不开罚单,不说明情况,执法方式简单粗暴,甚至动用暴力将执法对象的商品推翻、捣乱等,都严重损害了城管队伍的社会形象。根据有关部门在一个城市通过问卷调查的显示,该市市民对城管卷查工作的满意率只有29.20%;32.43%的人认为某些监察人员滥用职权,不依法办事;22.78%的人认为某些监察人员有贪赃枉法行为;40.15%的人对城管监察部门的总体评价为“一般”;究其原因主要是城管执法中存在滥用职权、执法违法、随意收费、任意罚款、以权谋私等现象。
1.4 相关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
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没有一部关于城管执法的专门法规,现在城管执法的依据仅是《行政处罚法》中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城管执法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明显不足,城管执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它不仅面临着执法相对人的质疑,而且在与其他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处于“弱势地位”。同时,也没有法律对城管执法人员的权利义务、法定职责以及履职范围等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城管执法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市容环境到工商管理,从城市节水到公安交通,几乎无所不包。此外,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被城管执法者任意使用,这就使城管执法方式简单化、粗暴化,增大了城管暴力执法发生的几率。
化解城管暴力执法的相关对策
2.1 转变城管执法理念
城市管理人员应该明白他们的职责就是为社会弱势团体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而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是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决策产物,传统的观念驱使,使得城管执法者一开始就将被执法者放在了对立的位置上,把自己的思维和行为定位在“如何惩治”上,用管制犯罪的观念和手段来管理普通民众,视那些摆摊的小贩们只是管理的对象,这种暴力执法行为不仅解决不了弱势群体生存之艰和权力部门执法之难的困境,长久下去恐怕还会引发更多更大的对抗和冲突。所以,应该将暴力型执法理念向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执法理念转变。
人性化的执法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观念上,但因为执法对象大都是由农村涌入城市的农民和城市里的下岗职工所组成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活动大都是为了维持生计,因此,政府的管理人员更应该做的是优先考虑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适度降低行业管理的门槛,建立一批摊位费便宜或不收摊位费的公益性市场,实行分梯级管理,将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政绩的重要标准来对待。
2.2 完善法律保障机制
由于相关法律规范不明确,存在法律空白地带,处罚设定宽泛,法律规范实效性不强等诸多原因,急需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一部专门的有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使城管执法部门能够得到执法相对人的更大认同。同时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压缩自由裁量权弹性,避免出现随意收费、任意罚款、滥用职权的城管现象,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的质量和水平。
2.3 规范城管执法程序
城管执法,不仅要严格遵循实体性,而且还要严格遵守程序法。程序合法是实体合法的保障,在实体合法的基础上重视程序,才能保证行政执法行为本身的公正、合理,才能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应该按照行政处罚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本部门的实际建立一系列程序性制度,如行政处罚分级管理和备案制度,行政处罚错案追究制度,行政处罚证据及暂扣制度,调查取证制度,听证制度,审查决定制度等,并用有关监督力量保障各项制度规范化运行。
2.4 提高城管执法人员的素质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要适应新形势对城管执法工作的严峻挑战,必须高度重视队伍建设,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素质。首先,要强化用人管理,严把进人关,严格参照工作人员录用标准和程序向社会公开招考执法人员,特别是应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以逐步提高城管执法队伍整体的法律素质;其次,要严格评议考核制度,不仅在执法机关内部要建立完善的考核制度,而且要建立健全社会考核制度,让公民参与对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监督,从而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第三,加强思想教育,通过对城管执法人员进行崇法尚礼的思想道德教育,建立一只知法懂法崇尚文明礼貌的执法队伍,从而提供真正高质量的文明的服务。
三、案例分析
1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内涵及其基础
公共政策的合法与否是一个国家政权或政府能否赢得长久稳定与执政的基础。公共政策获得合法性对一国的政治生活来说至关重要。德国著名的学者马克斯·韦伯首次对合法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探究。在他看来,合法性是人们对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公共政策合法性包括法学意义上的合法化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化。前者是指政策的制定程序、内容以及政策制定的主体应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同时和意味着公共政策上升为法律或者其他获得合法地位的过程。而政策合法化的政治学意义在于建立对领导权威力的承认,它要求政策合法化主体在合法化过程中明确政治责任,做出正确的判断,在符合所代表的公众或组织的利益的前提下,关注目标和行动,而不是以个人角度悖逆大多数人的意志。从男一角度,公共政策合法性又可以包括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实质合法性是指公共政策本身内容是否反映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公益)以及是否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公共政策的形式合法性涵盖公共政策主体的合法性和政策过程的合法性。政策主体合法性是指政策主体应按照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限、权力和权利参与到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职能与功效。公共政策过程的合法性是指政策的形成、决定和实施过程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政策的活动程序耍明确具体、公开透明。合理公正的政策程序是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石,是法治社会公共政策的应有之义,是政策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
2城管制度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不合法性
2.1法学意义上不合法
(1)相关法律的缺失,行政命令滥用。虽然城管的政策实施主体依法定程序设立并且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是明确、具体、充分的。但是我国并没有对城管执法人员的相应法律责任予以具体规定。虽然城管执法有《行政处罚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授权(如2006年实施的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也明确了城管维护市容环境的执法权),但目前并没有一部法律法规专门对城管的执法范嗣予以明确规定,执法范围缺乏稳定性。此时城管不能管理的领域,彼时可能下发一个红头文件就可以扩大其职权范围。
(2)和《物权法》的法律精神相违背。公共政策是固定的,遵循我国制定的基本法,任何和基本法相抵触的公共政策都是违法的,不成立的。《物权法》是以通过规范财产的归属和财产的利用、保证私有财产的安全性为制定初衷。城管暴力执法所没收的物品,大都也是小商贩们的劳动所得,或是正常交易所换来的。他们对这些物品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和使用城管部门强制没收这类小摊小贩们的物品无异于剥夺他们生活的最基本保障,威胁他们的最低安全需要——生存需要。虽然该法不能直接规范工商执法部门的行政行为,但《物权法》的许多内在精神都与城管暴力执法行为相违。
(3)有些城管人员执法犯法。城管打人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当小摊主或三轮车主看到有城管人员出现时,往往是落荒而逃。而在被城管人员当场抓住之后,更是面临着弱势群体的窘况,城管人员只要见到那些违规摆摊之类的人,要么折断秤杆,要么没收东西,有时甚至还暴力打人。现在的城管人员由各种途径进入执法队伍,其身份背景,文化素质良莠不齐。法律观念淡薄,加之城管执法人员被赋予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处罚的任意性,甚至暴力执法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不仅有损国家机关的形象,而月经常会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
2.2政治学意义上的不合法
(1)“以人为本”信念的缺失,侵害了弱势群体生存权力。城管的问题深层次原因是城市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民和部分低收人人员的就业生存问题。这些弱势群体存在就业需求,但是缺乏适宜的岗位和再就业的能力,并且目前我国的保障机制不健全,不能给提供就业机会。为了谋求最基本的生存权力,这些人只能选择进入门槛低的小摊经营或是进入“黑车”行列。他们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但是自己解决了就业问题,减轻了国家的就业压力,同时方便了一些低收入的市民。城管无视小摊贩产生的根本原因,无视其为社会做的贡献,采用强制手段,没收毁坏公民用以谋生的工具,不仅没有保护公众利益,还严重侵害了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力。
(2)缺乏合理公正的政策程序。公开透明、明确具体的政策程序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这项公共政策中,在制定时并没有按照民主的原则让相关利益者参与进来,在出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激化后,也没有相应的机制保证两个群体的对话沟通。虽然决策者可能会听取相关部门意见,但由于没有公开的辩论程序,相关事实和证据无法提交,各方利益无法有序表达,意见无从整合。普通人民无法旁观和参与政策选择,无法发现和纠正错误的政策选择。在城管执行工作的过程中,收缴处罚摊贩工具的依据,收缴后如何处理等问题都没有做到透明,这就给一些城管人员的寻租提供了机会,也增大了公众的不信任。
(3)监督机制不健全。权力不受监督和控制,就会被滥用。第一城管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职能分割不到位、责任不明,而且相应的法规规章相互冲突、缺乏明确性。这样当出现法律责任时,这些执法部往往从部门利益出发,相互推卸责任,拒绝承担法律责任。公民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却找不到责任承担者,无法进行有效监督。第二对城管人员法律责任的规定过于概括,执法过错追究机制不够完善,对公务员的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第三公众和直接利益相关者无正常的途径进行监督。目前城管问题受到重视,不是因为被管理者有什么正式的异议或者意见通过政治途径反映上来,而是因为别无选择的进行了“以暴抗暴”的行为方式后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反映了公众监督的缺失。
(4)公众的抵制和不认同。合法的公共政策是人们对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由于城管许多不法行为多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致使城管的口碑和公众形象恶化。其恶化的公众形象直接损害执政党和一级政府的公众形象,弱化了城管领导集团的政绩,降低了城管部门的利益交涉能力,并使从业人员丧失职业的荣誉感,自上至下陷入迷茫。普通民众对城管心理上的抵制,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直接利益相关者采用暴力行为抵抗,这些都明显的显示出城管这一公共政策不被公众认同,丧失了其威信,也表明了目前这项公共政策的失败。
四、案例总结
寻求城市综合治理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思考
(1)确定以人为本的信念,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利益。这是公共政策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目标。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判别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乃至一个公权力部门是否为民主法治国家的标准。在城市管理与百姓生存的抉择中,应首先考虑老百姓的生存,这既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具体体现,这也是建没和谐社会的要求。
(2)确保城管的法学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首先确立法律法规,明确城管的编制和责任,使其行为有法可依,加强对城管行为的法律规范,坚决禁止暴力执法。制定公正透明的政策程序,使各个政策主体能够参与进来建立其管理机关和被管理者之间顺畅有效的沟通渠道;建立有效的监督体制和行政问责制,以保证城管执法人员公平公正和效率,保护公众的利益。
第三篇:城管与摊贩矛盾关系调研报告
城管与摊贩矛盾关系调研报告
城管与摊贩矛盾关系调研报告
城管队伍与流动摊贩之间的“恩怨”貌似是一对永远无法破解的矛盾体,无论到哪里,都会见到城管不厌其烦地“规劝”无证流动摊贩。在城管执法对流动摊贩开展的城市治理中,由于公众对城管执法工作的偏见和对流动摊贩弱势群体身份的同情,使得城管的执法工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治理不好,会遭到上级部门的斥责,公众也会批评城管部门失职;严格执法,公众会批评城管执法缺乏人性,也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而且随着媒体对城管队伍负面性事件的大量报道,更是让城管队伍尤其是一线的执法队员经常处在矛盾爆发的中心点和风口浪尖上。
一、流动摊贩赢得社会同情分。
流动摊贩是目前城管执法的一个重要的对象,具有非常特殊的身份特性。流动摊贩属于弱势群体,生活水平长期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且多数人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同时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本开设店铺,为了维持生活只得选择成为流动摊贩的一员。在现有的法律体制和城市管理制度下,流动摊贩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不被现有法律承认,所以流动摊贩的生活有时候充满了无奈与艰辛。
在当前的情景与制度下,流动摊贩在物质生活中处于贫苦状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就是基于这样的弱势身份,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同情与理解;同时他们积极谋生的生活态度也得到公众的肯定与赞扬,从而对其摆摊谋生的方式获得一定程度的默许。这为流动摊贩在与城管执法的博弈中,赢得了不少的公众的同情与支持,在这方面流动摊贩先胜一筹。
二、城管队伍建设存在不足
城管执法人员不仅需要具备足够的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同时还必须要具备丰富的社会经验,这样才能保证执法工作的有效进行。在实际执法工作中,因为部分城管执法人员的法律水平不高,文化素质较低,缺乏执法经验和技巧,在执法过程中遇到阻碍时不能冷静对待,甚至采取强硬手段,导致冲突的迅速扩大,损害了城管部门的良好形象。
同时,城管队伍中许多执法人员尤其临时招聘进来人员,没有受过良好执法培训,教育水平不高,法律意识不强。在执法场合的开放性和现场情况的复杂性、多变性,使得许多执法人员尤其是协管人员在执法中难以按照相关程序执法,甚至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执法,这样既难以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也给执法相对人和围观的公众留下了暴力执法的印象。
三、城管执法后盾不强
虽然城管执法有国务院的国发[xxxx]17号文件,其中对城管部门的执法范围做出了规定,也成为了城管综合执法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但是文件中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而是在大的范围作了笼统规定,比如其中的“由城市规划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或者部分行政处罚权”。可见,所规定的行政处罚权有些使的是哪些行政处罚权,这些行政处罚权应该集中到什么程度,如何具体操作,都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这也为城管执法人员过度使用自由裁量权埋下了隐患。
四、城管执法方式单一
面对众多的流动摊贩,面对错综复杂的管理现状,城管执法部门的管理手段主要是巡逻、纠正或接到举报后,城管执法人员前往现场执法,没有其他高层次的执法手段。主要原因是城管执法部门除了行政处罚法以外没有其他的行政管理权,例如:没有人身强制权,在执法过程中只能采取围、追、堵、赶、暂扣物品等方式整治流动摊贩,但是流动摊贩知道城管没有人身强制权,就大胆刻意与城管进行“躲猫猫”游戏,甚至公然违抗或刁难,城管队员必须履行行政执法责任,只好采取与摊贩摩擦对抗等措施,甚至硬头皮面对摊贩的无理取闹或唾骂,因此导致了双方矛盾日益紧张,甚至引发恶性事件。
五、媒体报道具有片面性
媒体作为社会消息的发布者,对消息的真实性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对全体公众来说,亲身经历或者目睹过所谓城管“暴力执法”事件只是少数,但是媒体往往会为引起公众眼球,在夸大事实的披露,热衷于报道城管的负面新闻或者对事件的披露和评论只说其一,不讲其二,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使得事件已经脱离原来面目,真实性更无所考究。况且,很多媒体关于城管的报道都是道听途说。只要有一家报道,就一窝蜂的跟进,瞬间全社会都知晓,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媒体从不会否认自己,打自己嘴巴的。所以,公众对城管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这无形当中干扰了城管的执法工作,也在公众心目中形成了对城管难以扭转的偏见与误解。
总而言之,城市秩序的维持,城市容貌的展现,都与城管的努力工作分不开,只是这种荣光总是在以隐性的面貌出现,很容易被人忽略。虽然对流动摊贩的管理仅是城管部门执法工作的一部分,却广受公众的关注,也深刻地影响着城管部门执法行为。流动摊贩为生存,城管为履行执法职责,两者都合乎情理,如今却势同水火,再加上媒体的介入和暴力事件的曝光,城管便在社会公众的认知中成为负面符号,城管形象遭到严重损毁,在这样的情境下,公众很难记起城管在城市管理中的辛苦与所作成绩,所以,城管的正名之路任重而道远。)
第四篇:关于下沙校区城管与摊贩关系调查分析报告
关于下沙校区城管与摊贩关系调查分析报告
对于我们下沙区大学生而言,对于城管和摊贩这两个角色是再熟悉不过了,各式各样的摊贩分布校园四周,无疑成了大学城的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出于职责,城管要对摊贩进行管制;出于利益,摊贩还是会想方设法的设摊;而他们两者的这种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作为最为关键的第三方即每个在校大学生的切身利益。而其中城管与摊贩在交涉过程难免会出现各种冲突和问题,因此,我们特地开展了一次针对下沙校区城管与摊贩关系的调查,希望在这过程中能找到一些原因并试图找出可行的解决方法。
第一部分
调查方案设计与质量控制 一.调查内容与方式
本次下沙校区城管与摊贩关系调查采用了社会学与统计学的方法,以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就涉及城管与摊贩关系问题的十一个主要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具体如下:
1你选择去摊贩处购买是出于什么原因 2.你觉得城管管理是出于什么目的。3.你觉得城管的行为举止是否得当 4城管的存在是否能够有效地打击摊贩 5对商贩遗留的环境问题是否有监督必要 6是否有必要加强城管的普法教育
7对摊贩的零散销售是否满意
8你认为摊贩的存在对你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9如果现在存在一个自由市场,使摊贩的经营合法化,你觉得好吗? 10如果建立了自由市场,对学校的零售商是否会有生存压力
11.你觉得如果交少量摊位费,以维持市场环境的义务劳动为代价,商贩是否愿意?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0份,有效回收率100%。二.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主要采用统计软件包SPSS10.0,利用频数分析、交叉分析、多重回答、图表操作等手段进行了数据处理和分析。
三.调查结果保证
考虑到科学性和可行性,并结合下沙校区城管与摊贩关系的实际情况,反复多次修改,同时在小组成员会议上就所调查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修改。在问卷发放、填写、回收以及数据输入和处理环节中,也遵循了科学、效率的原则。
第二部分 问卷调查分析报告
1、选择去摊贩处购买的原因 在该项调查中显示有16.6%的人是出于价格原因,零设摊位相较于有固定店铺,没有了租金,也就能向学生提供更为有利的价格;而因为摊贩基本都是将落脚点设在人流较为集中的路口,所以有35.3%的人出于便捷原因;有24.7%的人则是出于口味的原因;在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也可能有试探,好奇等因素,使得有占到4.9%的人去从众;而 13.1%则表示难得吃一次这可能是因为本身对“路边摊”的排斥心理造成的;还有5.3%的人表示是出于其他原因才去摊贩处购买食物。如下图
2、城管对摊贩进行管理的目的
在该项调查中,有22.9%的人认为是责任,认为这是城管的天职;而32.3%的人认为是出于利益,这在其他很多地方也能看到,年终分红,业绩很重要;有11.8%的人则认为主要是看他们的心情;28%的人认为是制度的原因,按照城市街道管理等条例,依法对摊贩的行为进行管制,还有5%的人认为他们是出于其他的原因。如下图
3、城管的行为是否得当
在该项调查中,有42.5%的人认为城管的行为得当,57.5%的人表示城管的行为不得当。如下表。
其中有43个男生和42个女生认为城管的行为得当,而有72个男生和44个女生认为城管行为不得当。如下表
4、城管的存在是否能有效地打击摊贩
在该项调查中,有32.5%的人认为城管的存在可以有效打击摊贩,确实摊贩对城管还是有所忌惮的,从城管的车远远开来,摊贩们四处逃窜就能看出来;但是类似于游击战的方式,使得摊贩依然存在,而且似乎没有消退的迹象,因此有67.5%的人认为城管的存在并不能有效打击摊贩。如下表、下图
其中有44个男生和21个女生认为能有效打击摊贩,还有70个男生和65个女生表示不能。如下表
5、对摊贩遗留的环境问题是否要监督
在该项调查中,有80.5%的人选择了是,表示要对摊贩遗留的环境问题进行监督,毕竟这主要还是我们要生活的环境;而有19.5%的人选择了否,表示不用监督,外界的环境好坏对自己的影响不是很大。如下表、下图
6、是否有必要加强城管的普法教育
在该项调查中,有74%的人表示有必要加强城管的普法教育,他们认为城管像在与摊贩交涉中有些行为做的有些过激,有26%表示不需要对城管加强普法教育。如下表
7、对摊贩的零散销售是否满意
在该项调查中,35.5%的人对摊贩的零散销售占用了大量的道路,产生大量的垃圾,污染了环境,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等表示不满意,57%的人表示一般,而只有7.5%表示满意。如下表、下图
8、摊贩造成的影响
在该项调查中,有32.5%的人表示有好的影响,43.5%的人表示无影响,还有24%的人表示有坏的影响。如下表、下图
9、让摊贩在自由市场中合法经营
在该项调查中,有47%的人认为这种做法好,这样就可以对摊贩的行为起到很好的规范;43.5%的人采取无所谓的态度,9.5%的人表示这种做法不好,失去了原来具有的便捷。如下表、下图
10、建立自由市场后是否会对周围的零售商造成压力
在该项调查中,有67.5%的人认为会对零售商产生压力,自由市场的建立在租金,管理,便捷上比周围的零售商依然有很强的优势;而有32.5%的人则认为不会对零售商产生压力,因为自由市场运行有其时间限制,而周围的零售商有更长的营业时间,并且相较当前的情况,自由市场会给摊贩增加限制条件,像一定的摊位费用,环境清理等,因此如果建立自由市场,是不会对周围的零售商造成压力的。如下表、下图
11、建立了自由市场是否需要交少量摊位费以维持自由市场的环境
在该项调查中,有38.5%的人表示要交摊位费,这样一方面考虑到自由市场的成本问题,再者是对周围的零售商的照顾,使得在价格竞争的时候不至于出现一边倒的现象;而61.5%表示不需要摊位费,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吸引到摊贩们,毕竟要他们放弃当前的有利条件,去到一个相对不够便捷,又被管制,还要缴费的地方,不易被接受。如下表、下图
12、城管的行为是否得当和是否有必要加强城管的普法教育
进行交叉分析后发现:在115个认为城管的行为不得当中有92人表示需要对城管加强普法教育,有23人表示不需要对城管加强普法教育。如下表
第三部分 调查小结
一、人们出于或是便捷或是价格等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摊贩的市场得以存在,并且发展的态势良好。
二、人们认为城管是因为制度,职责或是利益对摊贩的行为进行管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城管在有些时候没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行为,导致一些冲突的发生,或许只是个别的现象,但是让人看来就不是很好了,因此也有人认为对那有一部分的人需要进行普法教育。
三、对于城管的存在是否能有效地打击摊贩的问题上,有32.5%的人认为城管的存在可以有效打击摊贩,而67.5%的人认为城管的存在并不能有效打击摊贩,要想解决好摊贩的问题需要做到“专事专策”,其中一项就是可以建立一个自由市场,使摊贩的经营合法化,规范化。
四、对于建立了自由市场是否需要交少量摊位费以维持自由市场的环境问题中有38.5%的人表示要交摊位费,主要是考虑到自由市场的成本问题,还有就是对周围的零售商的照顾,使得在价格竞争的时候不至于出现一边倒的现象;而61.5%表示不需要摊位费,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吸引到摊贩们,毕竟要他们放弃当前的有利条件,去到一个相对不够便捷,又被管制,还要缴费的地方,不易被接受。
五、调研存在的不足
本次调查虽然经过多次的讨论和完善,还是在一些问题上没做到位: 首先,在选取被调查者方面,采用了简单随机抽样,未进行严格的PPS抽样,这样,样本结构和调查总体结构未能作到完全同构。
其次是通过问卷的发放与填写,进行了统计调研,而未与访谈法、量表法等方法相结合,从而只能得到统计数据,而缺乏被调查者对所讨论问题的更深层认识的反映。
第五篇:关于城市流动摊贩管理问题的调查与提议
提案
关于城市流动摊贩管理问题的调查与提议
——以复旦周边小贩为研究的切入点
08300720032 黄骏腾 09300680193 李鲁宾 09300690026 李龙金 09300690077 陈帅 关于城市流动摊贩管理问题的调查与提议
——以复旦周边小贩为研究的切入点
(一)背景说明
2010年3月26日晚至27日凌晨,云南省昆明市北市区北仓村农贸市场门口发生城管与小贩冲突事件,数百群众聚集,城管和公安部门共10辆汽车被掀翻,其中3辆被点燃,9名城管工作人员受伤,4名警员被砸伤,多名摊贩主被打伤住院,情形十分恶劣。该暴力事件一经曝光,便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关于城市流动摊贩管理问题的讨论也被推上了一个高潮。
摊贩的管理一直以来都是城市管理中的一大难题,流动摊贩该不该管,应该如何去管,城管的权限有多大,有什么具体的法律作为依据,摊贩为何屡禁不止,暴力执法事件为何频频发生,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在城市中“乐此不疲”地和管理人员打着“游击战”的“弱势群体”,这些都已成为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无证流动摊贩的产生根源在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国有企业改制等原因导致的劳动力富余,就业形势严峻的客观现实,是我国社会、经济还不够发达,部分人民生活水平相对低下的集中体现。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方便居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市场相对缺乏为摊贩提供了滋生的温床。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和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他们多数文化程度低、无技术、无资本,为了谋求生存空间或者渴求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做无证流动商 贩便成为其首选的谋利方式。作为这样一群弱势群体,如果我们坚决取缔而又不能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存发展的机会,这个群体将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但是,我们可以任意纵容他们的存在吗?流动摊贩在商业繁华地段、居民区通道、学校门口等处随地设摊,影响道路秩序,经营过后遍地狼藉,影响市容环境,而且他们经营的物品质量问题突出,缺斤短两、以次充好,没有经过检验检疫,存在比较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而一些流动摊贩兜售假冒伪劣的饰品、刀具等物品,不仅态度蛮横,还对过路行人纠缠不清,强买强卖……
基于目前的严峻形势,我们小组做了相应的调查和探讨,提出了我们的一些想法和解决方案,希望能给城市的管理者们提供一定的建议。
(二)调查结果的呈现与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共采样83人,发放问卷100份,收回83份,有效83份。问卷内容如下:
复旦周边摊贩调查问卷
学校周边的摊贩分类大致可以分为食品加工和小商品零售两类: 1.您在复旦周边摊贩处的消费频率?
A 经常
B 偶尔
C从不 对其商品(尤其是食品)安全程度的信任程度
A安全,可放心食用
B不太卫生,偶尔食用
C非常不卫生,不愿意食用
D其他请补充。对其价格的观点。
A 昂贵
B 一般
C低廉
D其他请补充。2.综合考虑,请您对这些商贩对您生活的影响程度评级()A 使生活便捷度大大提高
B使生活变得便捷一些 活没有什么影响
D造成一般不利的影响
E对生活造成非常大的不利 若摊贩对您生活造成了不便您有什么建议? 3.您认为复旦周边摊贩存在的意义?(多选)
A 可以方便的买夜宵以及一些生活用品,生活便利
B 促使本食增添饭菜品种,提高饭菜质量
C 摊贩获得收入来源,解决生存问题
D 补充。您认为摊贩的存在有什么消极影响?(多选)
A 产品质量没有保证,尤其担心食品卫生安全
B 影响市容市貌,引发城管与摊贩冲突
C 影响交通,学生出行麻烦
D 影响学校管理,引发保安与摊贩的冲突
E 补充。对于城管与摊贩时常冲突的现象,您认为主要责任在谁?
A 城管
B 摊贩
C双方
请您为解决双方冲突献计献策。
5.您觉得复旦为学生生活便利着想,是否应该放宽对摊贩的限制,为他们划出一块区域营业呢?请谈谈您的看法。
C对生调查结果呈现如下:
1、A17
B53
C13
A15
B53
C15
D补充:不卫生,但经常食用,方便
A4
B48
C31
D补充
2、A11
B49
C20
D2
E1
建议。
3、A66
B13
C51
D补充:复旦文化的一部分 A64
B31
C23
D13
E补充
4、A22
B15
C46 献策:设立夜市,集中管理;宿舍附近划一块区域经营,并进行卫生监督;城管可以向摊贩收取一定费用,但不要管的太多,并且不能使用暴力,使双方和谐相处成为可能;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摊贩摆摊行为,在实践及地点上统一管理;建复旦小吃街。
5、看法:①可以。方便学生,使摊贩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但前提 是不影响市容,并且统一管理;可以再宿舍周边,但不可进入宿舍区内;保证卫生及价格;不影响交通。
②不可以。卫生质量无法得到保障;学校无此义务,却承担一定风险。
我们还进行了实地调查,并采访了几个关键性人物,结果实录如下:(1)对复旦周边摊贩的调查
问:叔叔,你好。你觉得城管与你们产生冲突的原因是什么? 答:城管要执法,不允许我们随地摆摊。而我们实在是找不到其他工作,为生活所迫,才来摆摊的。问:你觉得城管会不会有过激的行为?
答:以前有,但现在要举办世博会,创建文明城市嘛,故他们的行为比以前好多了。以前,他们一旦发现我们,就会穷追不舍,直到逮住我们,然后没收我们的家当,甚至当面毁坏,行为令人发指。问:你觉得城管应该如何管制才比较文明? 答:最基本的当然就是不没收,不罚款了。问:你觉得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对双方都有利?
答:政府可以规划出一定的地方,在规定的时间(例如中午、周末等)内允许买卖,并且合理的管制。而我们本身也可以整齐规划,靠马路两边摆,尽量不影响市容市貌。而城管必须是要有的,但希望他们执法态度好一点,大家一起和谐相处嘛。只有大家相互体谅,才能构建出和谐社会。
(2)对复旦保安的调查 问:保安叔叔,你好。你觉得摊贩的存在对你们的正常工作造成了哪些影响?
答:他们的存在当然给我们加重了工作的负担。我们一方面要保证在校学生的安全,另一方面还要阻止摊贩的进入。
问:如果摊贩为了躲避城管的检查而躲进校内,你们是如何处理的? 答:学校规定摊贩禁止入内,而且禁止他们在黄线范围内摆摊,我们也只能阻止他们进入了。
问:你觉得如果专门规划出一块地方供他们摆摊合理吗?
答:我个人认为不尽合理。因为其他人租房做生意要交一定的房租,他们若是不交那显然不合理。
调查结果的分析:从此调查问卷中,很明显可以看出偶尔去复旦周边摊贩消费的同学占绝大部分比例,并认为其价格一般,且食品不太卫生。绝大多数同学认为这些商贩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摊贩的存在不仅方便了他们买夜宵,也给摊贩提供了生活收入来源。但是也有大家普遍担心的几个方面,最突出的便是产品的质量得不到保证,且此行为影响市容市貌,给学生的出行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绝大多数同学认为城管与摊贩发生冲突责任在双方,认为通过协调他们可以和谐相处,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
(三)解决方案
根据调查和讨论,我们的提议如下:
一、摊贩管理。
1、“正规军”取代流动摊贩,设立专门的摊贩营业场所,规范经营。据报道,针对乱设摊这一大顽症,上海浦东昌里路和浙江温州五马街两处独辟蹊径,改变了传统的“与摊贩为敌”的管理模式,而是采取了规范措施,以一支“正规军”取代流动摊贩。昌里路设置了32个有棚的正规摊位,月租100元到300元不等,专供有困难的当地居民经营,还引入企业共同管理;五马街由企业为摊贩提供不锈钢餐车、健康证和培训服务等。这两项措施使得摊贩经营规范化,摊贩再也不必担惊受怕,被执法的城管“围追堵截”,可以安心做生意;政府也便于管理,防止城管暴力执法或摊贩暴力抗法等现象的发生,真正维护了城市形象,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
2、加强对食品摊贩的卫生管理,加强摊贩卫生知识教育。新加坡对小贩的卫生管理,这不仅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并且塑造了新加坡整洁卫生的城市形象,赢得了“花园城市”的美名。新加坡公共卫生条例规定。所有小贩必须注射伤寒预防针;凡45岁以上的小贩必须照X光,检验是否有结核病;所有小贩必须上食品卫生课程等。此外,新加坡每年还会对食物摊位进行一次分级评估。即划分出A(优)、B(良)、C(中)、D(差)四个等级。其评估标准包括。对地板、墙壁及器具的清洁;对食物的保存是否恰当;小贩在操作过程中是不是按照规定使用了手套、口罩,个人卫生是否达标等。新加坡环境局下设的小贩署会抽查小贩摊位的卫生状况,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就会马上采取措施,并把发现的问题通过“掌上电子记事簿”输入小贩管理署的 信息库中,现场扣分。
3、对摊贩实行扣分制度,规范对摊贩的管理。这种制度类似于对驾驶员的管理制度,也是以12个月为单位,12分为惩罚标准,凡在12个月内累积被罚12分或以上者,其执照将被暂时吊销两个星期;如果连续三次超过12分,其执照就将被撤销。
此外,非常明确的规定。犯规行为共分为三类,售卖不洁、污染、不宜食用的食物,将污水倒入明沟等被看作是严重犯规;储藏食物的方法不对,在准备食物时抽烟、吐痰等属普通犯规;没有把营业执照展示在明显地方等则被记为轻微犯规。
二、城管执法
1、检查监督介入,助城管执法去暴力化。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以决定由一个行政机关(城管)来行使各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据此,城市管理监察集中行使着原属于环保、绿化、工商、交通等部门在城市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范围包括13 大类300 余项。可以理解,城管所涉的职权繁杂,很难界定其职权范围,难免会出现监督真空的现象,由此助长了部分城管人员的飞扬跋扈、粗暴的执法方式。因此,监督检查的介入能够防止城管暴力执法现象,也助于其约束执法行为,改进执法方式。
2、为随意执法套上“笼头”。受传统执法理念“重实体、轻程序”的影响,城管执法人员的程序观念淡薄,认为只要实体合法便达到目的了,导致日常管理中常常是无视法定执法程序,遇到问题便去拆、去 撕、去收,“上前便罚、罚完便走”。这种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时常导致人们的误解和诟病,部分老百姓甚至认为城管执法人员在收取“外快”。为此,必须为随意执法套上“笼头”,使执法程序化,城管人员要谨遵程序执法。西安市为城管执法制定了标准的执法程序流程。从立案、调查取证、做出处理意见、送达、执行到结案等环节,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操作流程,甚至对证据的先行登记保存和查封扣压等细节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实践证明,行得通。
3、人性化执法,提高城管执法人员的素质。事实证明,城管传统的“掀、砸、打、没收”等方式,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更多、更严重的问题。城市管理陷入越管越乱的困境。因此,一味地“堵”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应当“堵”、“疏”相结合,采取适度宽松的管理,同时也可让公众包括小商小贩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是双方能够换位思考,理解对方的处境与难处,才能有效地解决执法者与执法对象的对立局面。